2017年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决算报表及说明_财务决算_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_北京市政府信息公开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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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名称：2017年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决算报表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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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决算报表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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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会洋 叶敬忠：论小农存在的价值
当前，“去小农化”的思想和政策主张成为农业发展的主流。张玉林用“贱农主义”一词概括当代中国对小农的偏颇态度及价值和政策取向。在“贱农主义”影响下，小农被认为是传统和落后的代表，小农的存在是中国“拖着”进入21世纪的“长长的尾巴”，是造成“中华民族流淌着血液的伤口”的原因，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许多学者认为，要解决“三农”问题，顺利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心环节在于把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政府的政策文件一直强调对规模化现代农业经营者的支持和补贴，忽略了对小农及其价值的强调和重视。补贴政策又推动一些资本企业下乡流转土地，成为地方政府“培育”出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少学者预感到这种政策偏向的后果：一些经营者“醉翁之意不在酒”，进行政策投机攫取国家惠农资源，导致弱势群体的利益受损[5]。资本下乡推动的土地流转剥夺了农民最后的生活保障，使得中国农民走向无地雇工的方向。
对小农阶级的发展走向及其未来命运的讨论始终是小农研究的重要战场。长期的论争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论调，一种是小农消亡论，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认为小农的生产力水平低下，受剥削严重，生活困苦，缺乏经济理性，其必将被资本主义的扩张所消灭，小农迟早会被转型成为有薪工人和资本家农民[8]；另一种是小农稳固论，以19世纪俄国民粹主义为代表，代表人物如恰亚诺夫、沙宁等，认为农业社会并不遵循工业资本主义的规则，小农经济有自己的发展逻辑，它创造了小农阶级的生存和乡村再生产的条件。对小农命运的论争往往出现在资本主义扩张时期。对小农命运的判断更多时候并非基于事实判断，而是基于价值判断，目的是为资本在农业领域的扩张扫清障碍，即张玉林所总结的“大清场”[9]。然而，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言，“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从18世纪60年代的工业革命开始，到20世纪60年代的“绿色革命”，一直到今天，尽管小农的生产和生活不断遭受工业和资本扩张的挤压，小农依旧顽强存在着。甚至在美国、西欧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小农的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开始持续上升。这说明小农在当今社会依然有其存在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价值。在这些价值作用殆尽之前，小农是决不会自动灭亡的。对小农存在的价值进行探讨对于反思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些激进行为策略，探索适合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多元农作系统具有重要意义。
“小农”是指这样的群体或个人的组合：他们拥有自己的土地(以“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的名义而拥有)，生产和生活资料私有，生产生活不完全商品化，劳动产品部分自给部分供给市场；处于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地缘政治村落中；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认同和丰富的地方性知识。小农作为重要的农业生产主体和村落活动的主要角色，其存在的价值同农业价值和村落价值有一定的区别和联系。农业活动的循环性、多样性、互动性、自我创造性[11]等都是以小农为基础生发出的多功能性。村落作为地理意义上实体的存在形态，兼具承载和展示的基本功能。美国环境伦理学者罗尔斯顿认为，在城市、农村与荒野这三种环境中，农村能扮演着帮助我们思考文化与自然的问题的重要角色。农村并非天然可以承担起这样一种角色，是小农在一代代的生活传承中，将文化与自然通过自己的生产和生活深刻地贯连起来，才给予了村落文化与自然载体的功能。可以说，没有小农的存在，农业价值和村落价值便无从谈起。请点击此处输入图片描述请点击此处输入图片描述
一、小农与社会稳定
温铁军认为中国几乎是发展中国家中唯一遭遇了多次危机打击却能够多次软着陆成功的国家，而其之所以软着陆，就在于城市乡村的二元社会。贺雪峰等认为，从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来看，农村为城市经济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为中国人民提供了充足而廉价的粮食、瓜果、蔬菜，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稳定器”和“蓄水池”。这种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之所以可以发挥作用，正是由于小农的存在。小农的生产和生活特点以及乡村长期以来形成的小农特性决定了小农经济是与当前城乡二元结构相适应的经济类型，并对消化社会危机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董正华通过对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的小农制进行研究，发现二者通过“二战”以后的土地改革，均初步建立了以小农所有制为基础的农村社会经济结构，从而带来了社会的稳定，进而为战后经济较长时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小农并非单纯从事农业劳动，兼业农民、半工半耕是当前小农生产的主要特征。兼业农民主要指小农个体在农闲时候进城务工，农忙时候返乡务农；半工半耕则指小农家庭以性别和代际分工[16]为基础，部分家庭成员外出务工，部分在家务农。小农生产的这种特征既是对城乡二元结构适应的结果，又对化解城市危机，发挥乡村作用，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基础保障作用。农业生产具有季节性和周期性的自然特点，决定了小农不用时刻在田间劳动，只用遵守一定的农时进行农事活动。因此，小农的生产安排极富弹性。当农业以外领域如工业、服务业的发展需要劳动力时，农业部门中的部分劳动力会流向其他部门，支持其他部门的发展。而当外部发展环境出现异常变动或周期性危机，如金融危机引发生产部门大萧条时，劳动力又会平稳回流至农业部门，依靠自己的劳动和农业部门的“收纳弹性”化解自己所遭遇的生存危机。这种危机的自我化解显而易见减轻了其他部门的压力和政府的社保、维稳等困难，不仅没有给一时“震荡”的社会雪上加霜，反而为危机的尽快过渡、消解助推了一臂之力。
小农追求市场远距的生活特点使得作为生活必需品的食物在大部分时候是自给自足的。毛泽东曾指出，“农业搞好了，农民能自给，五亿人口就稳定了”。邓小平也提到过，“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可见，小农食物自给的生活特点之于村庄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在风险来临时，食物需求作为最基本的生理需要，处于需求层次的第一阶段，食物需求满足与否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与否。
乡村生活长期以来形成的勤劳、忍耐、精打细算等小农特性对于小农实现食物自给，应对外部社会危机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勤劳是农民理性的最基本要素。对小农来说，自主性的扩大和对资源的自我控制都具有重要意义。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劳动成了关键因素。小农相信“一分耕耘才有一分收获”“人勤地不懒”。因此，“起早贪黑”是值得敬佩和颂扬的勤劳行为，这样的人在村子里是值得信赖和交往的，而“游手好闲”“好吃懒做”“偷奸耍滑”则是为人不齿的懒汉行为。无论是来自自然的“天不遂人愿”，还是社会生活中的艰难和困苦，都需要小农勇敢承受。这份忍耐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担当，一种生存的策略。徐勇分析道，中国农业社会里的农民是一家一户生产的小农，要在不可驾驭的自然环境下获得生存，必须具有高度的韧性，能够忍受一切艰难困苦。小农在面对一般的艰难时会首选忍耐，他们清楚生活中的困苦是无法逃避或转嫁的，因此他们慢慢形成了一种精打细算的习惯，使得日子可以“细水长流”。这种“精打细算”和“细水长流”一方面是对艰难生活的应对策略，是“忍耐”的一种积极表现；另一方面又反过来强化了“忍耐”这种生存智慧，使得小农在风险社会中具有更强的生存韧性。
企图消灭小农，实现农业企业化或公司化经营，不仅对提高小农生活水平或增加小农收入助益不多，而且会适得其反地造成外来大资本对当地人发展机会的掠夺，带来贫困的恶化，进而威胁到社会的稳定。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南美和北非的种植园经济，由外来资本和当地大资本控制的这些种植园并没有给当地人带来多少工作机会，使得当地人因缺乏谋生的手段而陷于贫困。“大庄园不仅没有吸收劳动力，相反排挤了它；四十年来，拉美农村劳工减少了20%以上。”大庄园不仅没有为当地人提供足够的工作机会，而且成为雇工的人得到的工资性报酬甚至不足以购买以往他们在自己的一小块土地上所生产的食物。没有土地和足够的食物成为农民运动爆发的根本原因。巴西是世界上第二大土地分配不均的国家，最富有的1%的人口拥有47%的土地，62%的大庄园没有任何产出，与此同时，480万的农民没有土地。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巴西的农民运动开始兴起。1979年，巴西的无地农民第一次占领土地。1984年，“无地农民运动”(MST，葡萄牙文Movimento dos Trabalhadores Rurais Sem Terra的缩写)作为一个组织正式成立。目前，“无地农民运动”已经成为拉丁美洲地区最大的社会运动。在过去10年，巴西超过1 000人在土地冲突中丧生。无地农民的生存困境成为威胁巴西社会稳定不可忽视的因素。
总之，不像小农生产生活领域的生存自保障，工业和服务业领域的就业和生活需要一个有力的外部保障，即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否则面临一点的危机就可能爆发严重的社会问题。贺雪峰认为当前必须维持小农生产结构的原因之一在于农民进城体面生活下来很困难，是城市所能容纳的就业机会而不是农民进城的意愿，决定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22]。因此，当越来越多的小农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转型成为雇佣工人，且失去回流乡村生活的基础条件时，政府是否准备好了，为一个更庞大的人群提供“减震”的保障基础？强调小农之于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希望小农存在以专门吸收城市发展的代价，而是说明不顾社会现实发展基础，在缺乏足够社会保障的前提下一味推进小农改造项目不仅不利于小农的发展，而且会危及原有社会稳定的基础。
二、小农与食物安全
食物安全一般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方面是食物数量安全，指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物③；另一方面是食物质量安全，指食物无毒、无害，符合应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慢性危害。前者通常在国家和社会层面被提及，即常说的“粮食安全”；后者多在经济和生活领域被提及，即“食品安全”。小农的存在对于食物安全的价值也可以从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两个方面仔细审视。
(一)小农制之于粮食安全的积极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23]。可见中央政府对粮食自给及粮食安全问题的重视程度。过去这些年，我国粮食总产量实现了“12连增”。贺雪峰认为，在小农经济条件下，中国仍然具有极大的粮食增产能力，我们不能从国际上进口粮食或不去从国际上进口粮食，中国也完全有能力在小农经营的基础上做到养活自己。董正华认为，仅有社会稳定还不足以说明小农制的优越性，从根本上说，小农制有无生命力取决于它能否带来农业生产的增长。小农轮作、间作的耕作方式使得单位面积一年的土地产出远远大于规模化单一种植的产出。小农对于土地的珍视使得农村的许多土地可以得到更合理的利用，他们“看得上这些地”，只要能力所及，他们就会料理好这些土地。在农村的小农不仅会流转外出打工者不种的土地，防止这些土地抛荒，而且对于自己的土地更是兢兢业业，“个个农民都苦恋自己的土地，对于他们的土地都抱着既亲昵又尊重的态度”。在同一块土地上根据节气在不同的时候种植多季作物，甚至在同一时候间种多种作物，大大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其综合土地产出是大规模农业无法比拟的。如在华北李村，小农在尚未挂果的李子树地里种玉米，同时还间种黄豆和绿豆，此外又在地边种几株豆角顺便收获一些菜品以达到对土地的高效、合理利用。
小农与科技、市场等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并不矛盾，小农可以更好地利用这些要素实现单位农业产量和家庭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叶敬忠等对四川葛村的土地流转情况调研发现，土地流转后的农业规模化经营效益并未提高，相比公司化农场和专业大户经营的家庭农场，只有小农农场是赢利的，显示出小农经营在农业增长方面的独特优势[25]。黄宗智认为小家庭农场，尤其是在新农业中，展示了强劲的生命力，其效率比大农场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便是大农业企业，如今仍然多依赖与小农户签订合同或订单的方式来经营，而不是依赖传统的资本主义雇工经营方式[26]。小农的存在形态并非一成不变，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小农家庭经营会调整其内在的经济逻辑以适应市场经济。市场上消费需求的变化拉动小农调整农业结构，从传统的粮食种植向果蔬种植以及种养结合的饲养业转化，从而实现农业领域的“去过密化”和单位土地农业产值的提升，黄宗智将其称为“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高原补充道，蔬菜种植需要大量复杂而细腻的手工劳动，农户家庭恰好易于提供这种劳动形态。这不仅说明了小农家庭经营在市场经济中的生命力，而且说明了小农对我国农业生产的贡献能力。
此外，小农制不仅从单位土地产出和农产品总产量上为粮食安全作出贡献，而且也从价格方面为粮食安全作出了积极贡献。尹成杰注意到，联合国粮农组织关于“粮食安全”的定义在不断变化。其中，1983年的定义较1974年增添了“买得起”，强调粮食安全的最终目标应该是确保所有人在任何时候既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他们所需要的基本食物。这意味着消费者的经济能力是实现粮食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食物价格也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小农半工半耕的生计特点决定了小农的食物生产首先是满足家人的生活需要，有盈余则销往市场。因此，食物价格并不严格依据生产成本，尤其是小农的劳作成本往往没有被包含在食物价格中。只要小农觉得产品销售出去可以弥补部分收入，小农便会低价销售。公司农业或企业农业的单位面积生产成本虽然可能比小农农业低，但其地租、劳动力成本不可忽视，农产品价格若不足以弥补这些成本，农场的再生产便会陷入困境。小农经营则不然，家庭土地没有地租，自发流转的土地只有极低的租金，甚至没有租金；只要不雇工，劳动力成本可以不纳入计算，再生产很容易得到保障。总之，食物自给和打工收入的双重保险使得小农可以为市场提供更多低价的“买得起”的农产品。
　(二)小农生产方式之于食品安全的重要作用
黄季焜认为，中国食物安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食物质量和食品安全问题。化肥和农药残留超标，以及动物疫病越来越成为食品安全的突出问题。李春华指出，2015年因国内食品安全导致死亡人数达到上万人，经济损失高达50亿元。在日益严峻的食品安全背景下，不少生产者开始回归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用种养结合的生态方式实现农业生产的内部资源循环，尽量降低外部化学制品的投入，同时减少废弃物的排出，从生产环节促进食品安全；一些机构开始探索以小农为基础的生态农业互助实践，如中国农业大学搭建起“巢状市场”平台，将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联结，一方面为消费者提供健康、安全的农产品，另一方面支持小农的传统农业生产。
小农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使其相较企业农业和公司农业更有利于实现食品安全。不同于工业生产，农业的生产时间超过了劳动时间(指投入到整地、种植、除草等的时间)，因为它不得不顾及动植物的自然生长节奏。这意味着资本被“绑定”了，在作物收获和饲养的动物可供屠宰之前，无法实现利润。然而，这样的农业生产节奏与小农“半工半耕”的生计安排是相符的。在企业农业和公司农业看来是劣势的、不利于资本运作和雇工安排的农业自然生长周期，在小农看来却是多样化地安排生计模式的契机。他们不会用“强制”的方式达到目的，而是在以“精心照料”或“匠人工艺”为特征的框架中尽可能实现高产出。因此小农可以保持与自然的协同生产，根据农时生产和收获。而为了更快地回笼资金，实现利润，企业农业和公司农业的典型倾向就是尽可能使农业吻合工业生产，即农业的“工业化”。这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伯恩斯坦指出，农业的“工业化”带来了更多严重的生态成本，包括由于粮食种植和加工的程序以及许多食物的营养价值下降、毒性增强而引起的健康成本。
针对生产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企业或公司农业经营者与小农有着不一样的解决策略。如在养殖领域，前者趋向于消灭动物的天性，许多家禽被饲养在“电池农场”里。狭小的空间导致禽类经常互啄，于是它们的喙往往在痛苦的拔喙过程中被“修整”；由于其脚爪常常被笼子底部的铁丝网眼卡住，所以会被切去脚趾末端，以防脚趾生长。当发现有一只或几只鸡有问题时，便会对整个鸡群进行药物治疗和预防。而在华北李村的观察发现，面对同样的问题，小农会尽量减少密度，像个协调者一样干预其中，将其轰散；甚至在它们天性脆弱时期像个家长一样守护在旁边，晚上它们挤成堆时将它们挪开；遇到不可控的疾病感染时，小农尽力去照看，一一掰开嘴巴喂药片，以确定每一只需要治疗的家禽真的得到了治疗。如果治疗无效死亡，小农也会伤心地将鸡深埋处理。总之，小农采用一种对动物本身更有利的方式来饲养动物，这种生产本身便是小农生活的一部分；而企业或公司农业则采用一种暂时满足人类各种获利需求的方式来饲养动物，这种生产与人类生活世界本身并无干系，至多算得上是一种为了牟利而不得不进行的工作。正是因为这种工业化的农业生产方式切断了食物与自然及人们生活世界之间的联系，从而带来了当今社会食品安全问题的普遍困境。
三、小农与社区发展
(一)小农为基础的自发流转与规模经营
党国英认为，小农理想不利于中国农村现代化，只有更深入的产权改革才可以更大程度上放活农民经营权。然而，目前中国农村现代化问题的关键并不是产权问题，为了促进市场化改革，政策已经在最大限度内允许甚至大力鼓励农民经营权流转。当前农民的经营权不是“太死”，而是“太活”，以至于很容易被以“现代农业”之名剥夺。可以说，目前中国农村现代化问题的关键正是明晰“谁的现代化”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党国英对目前农业发展中的公司化趋势提出了批评，并肯定了家庭农场的作用，他认为，就“农业耕作来说，家庭经营足以承载起现代规模化农业”。可见，本质上，小农与现代农业和规模农业并不矛盾，小农可以在自发流转的基础上实现家庭适当规模经营。
在华北地区的李村，李子经营规模超过0.67公顷的有9户，每亩李子的年均收入在5 000元至10 000元之间。这些农户是村里的种植大户，其土地主要依靠自发流转和承包集体土地获得，减少了社区内部因土地强制流转而引发的矛盾，土地承包费一般作为集体的经济收入用于道路、水利、文化等公共开支。在山区，对于李子、桃子这些经济作物，0.67公顷～1.34公顷是适于家庭经营的适当规模。这些农户一般是夫妻二人在家经营果树，打药、摘李子等农忙时临时雇人，平时剪枝、疏果、除草等由家庭劳动力自己承担。这些自发流转土地的农民形成了村庄的“中农”阶层，贺雪峰认为，“中农”一词也许可以称为“中坚农民”，他们“最关心村庄事务，包括人情和村庄公共事务、生产和生活事务，他们年富力强，也有能力”，因此成为社区建设的关键力量。除这些大户之外，经营果树的农户还有150多户，约占村庄总户数的一半，其经营规模在0.03公顷至0.67公顷之间。农户认为，不可能由少数几个大户独自经营村里全部的果树，因为“他们忙不过来，剪枝、施肥、打药、浇水、疏果哪儿都离不开人。雇工，他们也不会长期雇工，都是临时雇几个人帮帮忙，谁专门待在家里去给他帮那几天忙？”在目前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下，留守经济成为中国式小农经济的现实[35]，妇女和老人多留守在家照顾孩子，同时从事农业生产。举家进入城市务工和生活不太现实，乡村又难以为留守在家的劳动力提供合适的就业机会。因此，一旦土地被强制流转，势必造成大部分人无工可做，造成农村劳动力的极大浪费。虚空的农村和无工可做的农民对农村社区建设将是极大的挑战。而当前村庄内部以小农存在为基础的自发流转和承包不仅在劳动力流动的背景下满足了部分农户扩大经营规模的需求，也在劳动力留守的背景下保护了留守者的劳作机会和利益；既为社区建设增加了集体经济收入来源，又维护了社区的稳定。张孝德认为，无论什么时候，农业现代化都是小农经济向前发展的手段，农业经营主体始终要以小农为基础，要在小农经营基础上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进农业现代化[36]。社区建设亦是如此，社区内部的农业现代化发展也应该以小农为基础，采用渐进策略，不损害小农的利益。
(二)小农为主体的景观创造、乡村复兴和文化保护
首先，小农是天然的工匠师，他们是自己所生活的村庄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天然纽带，通过农事活动将自己与社会及自然联系起来。小农生产采用一种人与自然协同的方式，深深根植于生态资本中，与自然进行着持续、良性的互动，不仅对于保护生态环境意义重大，而且还创造了独特的地方性景观。被誉为“童话世界，人间仙境”的九寨沟，其自然和生态环境得以完好保存同周边的9个藏族村寨有很大关系九寨沟居民信仰“苯教”，崇拜自然万物“这一信仰使他们极力去保护大自然，在满足自身基本生存的同时，寻求朴素的人与自然间的平衡”；在华北李村，山区土地多缓坡，多石块，小农经年累月，用石块围起地边，防止水土流失，整齐的石墙呈现出独特的山区景观。朱启臻等认为，村落景观之所以既不同于城市景观也不同于自然景观，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它包含了人类的活动在其中，它既是生态系统的一个载体也是社会精神文化系统的组成部分。离开了小农，这些景观便失去了创造的主体。
其次，小农为拓展增收渠道而在本地进行的大部分就业或创业活动都有助于当地社区的建设，这对当前大力倡导的乡村复兴极具启发意义。乡村复兴如果离开小农将是没有前途，也是没有意义的。当前的许多社会政策倾向于将农民变成市民，通过各种经济和社会驱动手段让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农村。乡村缺少了建设的主体正是乡村凋敝的主要原因。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外出谋生使其对当地社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低，乡土秩序面临瓦解。小农在当地的活动必然会营造和巩固当地的社会关系，斯塔夫里阿诺斯在描述农业社会时，认为“好的邻居除了乐于帮助邻居盖房，参加乔迁宴、收获节和其他社区活动外，还总是乐于在别人需要时给予帮助和同情”。总之，小农在当地的活动有助于巩固和维持当地社区的乡土秩序，对于实现乡村复兴具有积极意义。
最后，小农的存在对于社区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具有重要价值。一些地方的传统民俗、技艺等作为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保护工作受到政府、学界、商界和新闻媒体领域越来越多的重视。然而，由政府和其他群体主导的非遗保护工作往往导致被保护对象的变质，非遗保护工作不尽如人意。小农作为当地文化的创造者、参与者和传承者，应在当地的文化保护工作中居于主体地位。可以说，离开了小农，与农业相关的社区文化保护便成了无本之源。以食物生产为例，企业农业或公司农业的目标是对市场的抢夺和占有，经过标准化生产的食物被输送到世界各地。“食物里程”的增加除了带来物流成本增长、碳排放增加、能源消耗和食品安全问题之外，食物的非本地消费也带来了与本土食物相关的饮食和生产文化的破坏与遗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本地市场远距消费他处食物和本地食物被他处市场远距消费。首先，当地居民被本土以外的各种食物所包围，对这些食物的消费和依赖使得本土食物慢慢被遗忘，与之相关的文化也随之流失。其次，本地食物的远距消费是以本地食物的大规模、标准化生产为基础，这势必造成一种“粗暴的生产”或对资源掠夺式的开发和利用。传统人与自然和谐互惠的生产方式被打破，相关的生产文化也开始断代、消亡。例如在广西京族三岛上的渔民曾经用高跷捕鱼的方式得到浅海的鱼虾，而目前，在京族的万尾渔村却只剩下最后5个会高跷捕鱼的人[39]。人们越来越认同《新周刊》的一句感叹：“不要问我从哪里来，因为我已经没有故乡”[40]。大多数人的故乡都是一个传统的村落，它承载着小农的生产和生活文化。然而，一味地排斥小农，发展企业农业和公司农业，终将吞没传统村落的物质文化，其精神文化也会随生产方式的变迁而沉没。
四、结束语
随着我国城市经济的发展，更多的问题被聚焦到农村，并被冠之以“三农问题”。社会各方都在积极寻找治愈的良方，“消灭小农”成为一条最简单、有理的选择。“消灭小农”是对理性的追求走向极端的表现，现代社会往往被简单地置于传统与现代、农村与城市的二元对立境地：小农被认为是传统、落后的，似乎消灭了小农就实现了现代化。因此，按照那种标准化、清晰性的理想追求，人们越来越不理解且容不下小农。然而，依靠农业内部的调整，消灭小农，发展大农并不能够真正解决“三农问题”，反而可能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压力和危机。小农的存在对社会稳定、粮食安全、食品安全、社区秩序、景观创造、乡村复兴和文化保护等具有积极的维护和促进作用。小农的价值不容忽视，尤其是在快速的现代化进程中，小农存在的价值更需要被认真审视。否则，就会如张玉林教授所言，“作为文化危机和文明危机的贱农主义，也就成了把中国的三农问题推向总体性危机的巨大动力”[。如何扬长避短，发挥小农存在的价值，以此为基础构建社会多元农作体系是当前“三农问题”的一条出路。
值得注意的是，在“去小农化”的思想和政策主张占主流的情况下，“再小农化”的后现代行动在我国悄然兴起。社区支持农业便是其中一种为应对现代性某些社会后果的后现代行动。从2005年广西柳州开办的“土生良品展览馆”到2006年河北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在定州开始的乡村教育，再到2008年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成立并开始运作，一直到今天，上千家社区支持农业型农场在全国纷纷成立。一些城市志愿者自发组织起农夫市集给小农以支持，为其销售高质量农产品提供销售平台和活动场地，如北京有机农夫市集、上海侬好农夫市集、广州城乡汇等。这些农业后现代行动皆昭示着小农存在之于现代社会的价值。然而，在这些再小农化行动中，许多农民以外的群体参与其中，成为主力，真正的小农参与不多或表现较为被动。在这种情形下，小农存在的价值毋庸置疑，然而对“新小农”与“真小农”的区别和联系值得进一步研究。本文来源：第一农经内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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