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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滑县政府被指经商办企业与民争利,介入征地纠纷村民被抓
@中国之声8月10日消息,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8月9日,中国之声关注了河南滑县政府部门经商办企业,多部门领导干部在企业中兼职的事件。当天,滑县纪委监察委成立联合调查组调查此事。这起事件的起因,是滑县城关镇西小庄村村民,与原村支书兼村主任所办企业的一场土地租赁纠纷。而有政府背景的企业——滑县文森公司介入了这场纠纷当中,此后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文森公司在没有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召开村民会议,也没有征得三分之二以上的村民同意的情况下,在纠纷所涉及的、属于西小庄村集体所有的250亩土地上,动土施工。村民阻拦施工后,多名村民被滑县公安局行政拘留。
目前,发生在滑县城关镇政府和村民之间的土地承包争端,还在持续当中。此前,央广记者在滑县调查时发现,对于这场争端背后深层次的原因,镇政府和村民之间,各有各的表述。镇政府认为,文森公司的介入,是滑县政府为民担责;而不少村民则认为,政府背景的文森公司介入,是滑县政府与民争利。
一、当地官员:为平息土地纷争,第三方企业吃亏接盘
河南滑县是连续多年的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耕地,对于这个县的经济社会发展,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只有52户人家的西小庄村,就隶属这里,在不远的三四年后,济南到郑州的高铁,将从村头穿过,并设立一个高铁车站。
西小庄村有个不成文的村约,村集体土地“添人加地、减人去地”、“五年一小调、十年一大调”,让村民们都有糊口的耕地可种。2003年恰逢十年大调地的当口,村民们腾出250亩土地,在全村各户中重新分配。
但是,在没有召开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大会的情况下,该村村委会与河南华联农牧公司签订了一个土地租赁合同,将这250亩土地租给华联农牧公司。而华联农牧公司是该村支书设立的企业。由于老百姓多年没有拿到土地租金,且无法拿回原属于村集体的土地,全村47户村民在2015年底,把华联农牧告上法庭,试图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全村52户中46户村民不同意将涉案250亩土地交给任何企业管理
号,滑县人民法院作出判决:由于涉案合同签订前,既没有召开村民大会也没有召开村民代表会议,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因而,华联农牧与村委会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无效。原告47户村民表示返还土地问题不在本案中处理,是当事人自行处理民事权利的行为,与法不悖,法院予以准许。同年11月16号,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维持了滑县法院的判决。
但法院的这个判决,却成了滑县政府与西小庄村民之间矛盾的根源。
终审判决生效3个月后,西小庄村委会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和村民大会,将涉案的250亩土地平分给各家各户。这一行为不但没有得到华联农牧的认可,也被滑县城关镇政府所否定。今年初,滑县林业局的孙公司——滑县文森开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介入此事。此后,围绕着文森公司这个政府背景的企业,滑县官方与村民之间,对整个事件有两种不同的解读。
在滑县官方看来,这份判决,只是确定了西小庄村委会2003年与时任村支书所办企业华联农牧之间的土地租赁合同无效,并没有明确涉案250亩土地的使用权归谁。
滑县政府认为,法院并没有将村集体土地的使用权判给村集体
一直负责处理此事的滑县城关镇纪委书记胡朝亮说:“判决书上显示合同无效,没有要求返还土地,村委会要求返还土地,需要下一步和政府商议解决,或者再走法律途径,目前政府调解这一块,双方有分歧。没有达成一致。”
胡朝亮说,这几年来,为了西小庄村这250亩土地的事情,政府没少被折腾。西小庄村的村民甚至通过撂荒村里800亩耕地的方式,向镇政府施压:“村委会召开了村民会议,在华联农牧公司不同意的情况下,把这个地给分了。从2月17号,一直到5月28号,在这期间,报警报了17次,大的冲突发生了两次,小的冲突无数次。”
2017年2月村委会召开村民全体大会讨论分地事项的会议记录
在胡朝亮看来,即便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都归村集体了,华联农牧在涉案250亩土地上的附属物——包括180亩葡萄树、机井等等,依然是属于华联农牧的合法财产。由于此前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中,村委会一方有过错,应当承担对华联农牧的损失赔偿责任。但显然,村委会是无法承担这笔数百万元的损失的。
胡朝亮说:“为了避免他们发生冲突,引入一个和双方都无关联的第三方委托管理,你华联公司主张地上的附属物,地上附属物有一个评估公司的评估,该赔偿赔偿;村民的土地,当地的租赁价格,一亩地六七百块钱,通过公司做工作,让这个文森公司每亩地出到1100元,就是政府要求第三方出面,化解双方的矛盾。双方都不种这个地,双方都有收益。”
胡朝亮认为,文森公司的介入,是滑县政府为了平息事端,无奈之下做的调停。文森公司的介入,也得到了村里有权机构的同意:“他现在不是说形成了正式的合同或者协议,而是一个代管,就是等群众能理性地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到时候可能会签一个正式的文书或者协议。”
记者:“就是现在和文森公司之间也没有正式的协议?”
胡朝亮:“这个应该不是协议,他应该是委托书委托的,就是村支部和村委会。”
基于这个原因,胡朝亮认为,村民阻拦文森公司施工,是违法行为,理应受到法律制裁。不过,胡朝亮承认,文森公司介入,并没有通过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大会这一法定程序。而且,文森公司这个第三方企业,也没有和村民或者华联农牧之间有过正式的合同。
二、村民:建高铁土地升值,官办企业抢地争利
在西小庄不少村民眼里,对判决书有着不同的解读,他们口中的故事,也是另一个版本。滑县政府方面所说的政府主动担当,为民担责的行为,在村民们看来,却是一场政府与民争利的闹剧。继续来听报道:
村民认为,土地是村集体所有,被华联农牧占用了十多年,现在通过法院判决要回土地,并经村民代表会议和村民大会决定分割,这是理所应当的。
村民罗海广认为:“法院已经判给我们了,先开的是村民代表大会又开村民大会,每家每户都有份,把这个地给分了。”
村民张田海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这个会当时我是记录,有党员,有村委的五六个代表,有10多个人,同意是还按过去的传统添人添地,去人去地,这都不起矛盾,对以后子孙后代娶个媳妇儿或者添个孩子,有个饭吃。都同意,第二天村委会说,五年一小动、十年一大动,调着各地,都同意分地,每家每户都去了。”
一位熟知此事的法律人士表示,镇政府的告示,是对法律和判决书的故意曲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这个判决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合同无效,什么法律后果都不产生,地他该种还种,它该承包还承包?我还要跟他协商,如果协商,他不给呢?他要是协商给的话,还用打官司吗?通过自力救济的方式,可以得到这些土地,那就不需要非通过诉讼的方式。法律上上如果说认定合同无效,应该做到恢复原状。”
滑县政府认为“为民担责”的做法,西小庄村为数不少的村民并不领情。今年7月6号,文森公司来村里试图将250亩土地用钢丝网圈起来,遭到村民阻拦。十多名村民被以寻衅滋事为由行政拘留,其中包括两名没有被执行拘留措施的70岁以上的老年人。
7月6日,滑县公安局以寻衅滋事对西小庄14名群众处以行政拘留
村民杨兰香因为这个事已经被抓了四次:“来抢我们地的时候,(我说)你把文森公司的合同拿出来。他说你去找三资办要钱吧。我说这是俺西小庄的地,你把钱给三资办,你们种的是三资办的地吗?他说不跟你说,直接把我摁到车里了。我都进去四回了。”
村民李爱菊对于当时的场景依然记忆犹新:“不让他们施工就这就算是惹着他们了,前两天又给我给抓进去了。我就大声说话了,就摁着我,一下给我判了我15天。”
据村民们说,警方多次拘留阻拦施工的村民,在这场纠纷期间,警方抓过或者试图抓过的人,涉及25户,52人次。这是一个只有52户的小村庄。
村民统计的被抓人次
村民张俊芬也至今难以释怀:“他(文森公司)来挖这个地基我们村去多少人(阻拦)就抓了多少人,现在我听见这个警车我就心里面就发慌。”
张田海则有些愤愤不平:“把西小庄折腾的,一点不平安,那个年都过不去了,一弄就抓人。”
村民们认为,文森公司之所以这么强行拿地,并不是政府代村委会赔偿华联农牧损失,这一切,都是高铁站闹得:“前2年他怎么不征这个地,他为啥勒?这不是建了个高铁的,这个地值钱了,他就是趁机想在中间获利了嘛。”
公开资料显示,郑州到济南的高铁线已经全面开工,其中在河南段,设有“滑浚站”,也就是滑县和浚县的合称,而这个滑浚站,就设在西小庄村西。
对于村民们的这种猜测,滑县城关镇纪委书记胡朝亮矢口否认:“高铁站确实在附近,高铁站已经建设一年多了,高铁站的建设和他们这个土地的所有权没有联系。土地在被国家征收之前,它的性质就是集体土地。”
但胡朝亮没有说明,高铁站的建设,与文森公司试图取得这250亩土地的使用权之间,有没有联系。而这正是不少村民所担心的:被华联农牧占用了十多年的土地,现在都要求村委会赔偿数百万,土地交给政府背景的文森公司,一旦村里想收回土地,谁知道文森公司会在土地上种些什么村委会更赔不起的东西呢?!
一位熟知这一冲突事件的法律人士坦言,政府和文森公司现在的做法,正是当年村委会与华联农牧土地租赁合同无效的重演:“村委会是没有权力决定这块地是不是可以承包给文森公司的。原来法院为什么判决这个承包合同无效?就是因为你村委会把这块地承包给华联公司之前没有通过村民代表大会或者村民代表会议来决定,那现在不是在重演这个历史吗?你把地不包给华联,而包给文森公司,由村委会出面,它就合理了吗?农民的这些土地,农民可不可以自己说了算,如果不是自己说了算,那这些土地到底谁的?”
涉案土地被政府背景的文森公司用围栏圈了起来
三、真相究竟如何?
一场村民与村支书所创办企业之间的民事纠纷,何以闹到这步田地?滑县政府为了平息争端所采取的方式、所做的努力,为何不但没有得到村民的理解,反倒将这一民事纠纷,变成政府与村民之间的冲突?这场旷日持久的矛盾当中,究竟谁应该承担责任?
纵观整个事件,其中应该包含两个法律关系:一个是村委会与华联农牧之间的土地租赁关系;另一个是村集体与村民之间的土地承包关系。村民们想不通,村委会与华联农牧之间的土地租赁合同已被法院判决无效,但为何作为村集体成员的他们依然无法正常承包耕种村集体的土地。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力量在作怪?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原题为《河南滑县政府被指与民争利 村民:近半村户有人被抓》)
河南滑县回应“多部门经商办企业”:纪委监委介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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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首个PPP项目的尴尬:企业吐槽政府守信才有钱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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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中,贾康以中国首个PPP项目——福建泉州刺桐大桥为例,解析了这个项目为何处境艰难,对以后的PPP在中国发展有哪些启发。贾康赞同夏锋观点,他认为,不能简单把金融工具等同于PPP机制创新,两者是协同前进,而不是谁否定谁。
中国发展PPP不能一哄而上,相关的法律法规必须尽快出台。而政府的契约精神也成为一个具体公私合作项目能否顺利开展的关键因素,必须完善政府约束机制。 未来二三十年仍是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期,将有4亿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成为市民。而保守估计以每个人市民化成本10万元算,也就是40万亿元。40万亿元的天文数字投入需要依靠PPP,这也正是财政部目前积极推动的。 9月5日,刚卸任财政部财科所所长一职的贾康,来到由上海与法律研究院主办的鸿儒论道论坛,分享了他对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PPP)的上述看法。 不过,论坛上的评议人却唱起了&反调&。比如PPP实践者、上海城建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深圳)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夏锋就直言,不看好PPP未来的发展。固定收益研究主管邓海清甚至认为,金融融资工具越来越发达,PPP没有存在的必要。 尽管如此,论坛上包括贾康在内的学者和业内人士都认为,中国发展PPP不能一哄而上,相关的法律法规必须尽快出台。而政府的契约精神也成为一个具体公私合作项目能否顺利开展的关键因素,必须完善政府约束机制。 PPP能否化解11万亿地方存量债务?贾康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这有可能,比如一些地方债项目通过引进民间资本以PPP模式来化解,但是这种可能性不会普遍存在,只适用于一些特定项目。 首个PPP项目的尴尬 所谓PPP,是指政府公共部门与民营部门合作过程中,让非公共部门所掌握的资源参与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从而实现政府公共部门的职能,同时也为民营部门带来利益。这主要体现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桥梁、公路等公共基础设施中。 演讲中,贾康以中国首个PPP项目&&福建泉州刺桐大桥为例,解析了这个项目为何处境艰难,对以后的PPP在中国发展有哪些启发。 时间回到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当时泉州大桥通车超负荷运行,泉州市政府迫切需要再建设一座桥梁,受限于窘迫的财力,由名流公司董事长陈庆元牵头的一个实业公司和当地政府形成一个BOT(建设-经营-转让)的合作关系,建设了刺桐大桥。 贾康称,1994年10月,名流公司和地方政府成立了刺桐大桥项目公司,注册资本是8500万元,两者出资比例是6:4,民间资本占大头。整个项目的总投资约2.5亿元。根据泉州市政府要求,整个项目经营期限是30年,包含刺桐大桥建设期(不超过3年)。日,刺桐大桥建成正式投入运营。 由于刺桐大桥投资方与当地政府签订的只是一纸合作协议,而非PPP项目匹配的规范契约文本,这也为以后双方矛盾难以解决埋下伏笔。 通车之后,刺桐大桥车流量迅速上升,通行收入在2006年达到8100万元的顶峰。这笔收入随后开始下降,2013年这个数字约4200万元。 在刺桐大桥建成后不久,福建省政府将泉州大桥移交给泉州市政府,泉州大桥和刺桐大桥形成竞争关系。然而,刺桐大桥每年通行收入高涨,而泉州大桥收入却下跌。对此,中国财政学会PPP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金永祥认为,刺桐大桥项目高回报是问题的根源。 此后,政府还投资建设了与泉州大桥并行的两座新桥,现在的刺桐大桥周边,有7条不收费的政府建桥。&现在除了刺桐大桥还在收费,其他大桥免费通车,大家可想而知,能绕道的时候车辆自然选择绕道,避免走收费大桥。&贾康称。 贾康认为,这种竞争性的分割对刺桐大桥项目是一种利益的分割。业主方这么多年一直很无奈,拿不出任何基于契约的制约因素和政府作出还价调整。当时的市委领导也早已换届。 此外,贾康经调研后发现,刺桐大桥投资方的经营权和收益没有得到相关的政府保障。 &1998年,政府安排项目投资4360万元建大桥的连接道路,不讲其他任何道理,就是你们也赚钱了,你们可以把这个垫出来。到了2006年,当地政府再次要求该公司投资6800多万元建设大桥连接沿海大道的一个工程项目。整个大桥项目总投资不到3亿元,外加的投资加起来高达1.2亿元,所以,总投资额中有45%左右的部分是后来追加的。企业不认同,但最后博弈下来,不得不按照政府的要求来做。&贾康称。 刺桐大桥项目还存在不少其他问题,比如收费标准没法调整,像高速公路节假日不收费这类政策法规的变动风险也只能由业主单独承担等。 陈庆元曾表示了自己最大的愿望:放弃刺桐大桥剩余的运营期,要回1.2亿元与该PPP项目无关的修路款。政府要被约束 刺桐大桥案例中,地方政府在PPP项目中的强势,让论坛上一些有着PPP项目实践经验的企业家感同身受。 夏锋就坦言,公司在浙江省一个副省级城市合作做了个隧道项目,由于项目收费情况很好,当地政府要求提前回购。但是根据此前合同,公司有20年的运营权,不愿意提前卖给地方政府。当地政府官员说,你不愿意的话,我就另建一条隧道,或者在旁边建一座桥。&这样我们不就傻眼了嘛,只能答应提前回购。& 长期研究PPP项目的上海财经大学助理教授王茵建议,企业在和政府合作时,可以签订排他性条款,比如企业在运营期间地方政府不能建有竞争性的隧道、公路、桥梁等。对此,夏锋坦言,现在这种条款在中国是谈不了的。 对于首个不愉快的PPP项目&&刺桐大桥项目,贾康总结了它给PPP项目在中国发展所带来的启示,这主要包括PPP相关法律法规建设争取先行;完善政府的制度约束,政府要讲契约精神,把权力关进笼子;优化政府的利益调节机制,探索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一些具体办法等等。 贾康称,尽管该项目问题重重,但还是要充分肯定刺桐大桥建设的首创意义。它实现了一个小量的国有资金引导一个大量的民间资金,投入到原来认为只能由政府兴办的基础设施建设。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了解到,国家发改委推动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立法已经出了第6次征求意见稿,正在征求各部委意见。这部法律未来将成为PPP的重要法律依据。 而参与这部法律起草、上海济邦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燎在论坛上表示,目前这部法律正在加速编制,并在长期争议的公共部门和非公共部门的法律关系上有所突破。 张燎表示,他最焦虑的是政府没有一个契约精神和法制环境来约束,进而导致PPP机制合约失衡。 论坛上专家们的观点也存在分歧,出现了一些争议。 邓海清就认为,中国开启了利率市场化之路后,金融工具有了很大发展,比如资产支持证券(ABS)完全可以满足地方政府项目融资需求,所以不需要PPP。 夏锋等人对此不认同。夏锋称,ABS只是一个金融产品,而PPP更多是公私合作机制问题,它的外延和内涵比ABS广泛,ABS只是解决了资金问题,而一个基础设施规划设计建设施工运营,比ABS广泛得多。 贾康赞同夏锋观点,他认为,不能简单把金融工具等同于PPP机制创新,两者是协同前进,而不是谁否定谁。 夏锋不像贾康那样看好中国未来PPP的发展。他表示,在一些收益率不高的项目,民营资本不愿意介入,比如温州民营资本放贷月息1分5都不觉得有多大风险,所以一些低收益的PPP项目民营资本根本看不上。而一些项目收益率高,当地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就直接拿去了。 也有业内人士认为,民营企业不会在基础设施上追求高的收益率,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公益性项目,收益率不会高,但是很稳定,收益和风险相匹配。
[责任编辑:sund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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