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指数基金会受到投资大师的推崇_百度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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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菲特说，简单的方式往往更有效。对于绝大多数投资者来说，成本费率低的指数基金是股票投资的最佳选择。　　指数化投资方式的迅速崛起可归因于几个方面：首先，随着市场有效程度的提高，主动基金经理获取超额收益的难度越来越大，并且持续性存疑。而随着基金产品数量的快速增加，普通投资者很难识别具有持续超额收益能力的主动基金经理，因此逐渐转向获取平均收益的指数基金。其次，指数基金投资运作透明，成本较低，风险分散并且容易大规模复制，是这类产品能够迅速崛起的重要优势。近年来，尤其是在传统金融市场，超额收益降低而成本因素突出，金融业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标准化趋势，而指数基金正是顺应这一发展趋势的理想的金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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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通过消息、邮箱等方式尽快将举报结果通知您。制造业老板危机，谁知道他们的痛苦指数有多高？
为了与时俱进，更好地服务大家，满足更多从事机械方面小伙伴的需求，老段决定在8月份对“老段评机床”公众号进行改名，感谢这些年大家的关注和陪伴，我们会继续加油，为大家建立一个更好的平台。
“你才是老板，你一家子都是老板！”
在广东，老板曾经是一种尊称，现在，有些当老板的却很不愿意被这样称呼。不久前，一个在新三板挂牌的照明企业老板跟笔者喝茶，说了一个笑话。几个朋友一起到深圳某餐馆吃饭，服务员照例问：“几位老板，谁点菜？”其中一位突然发飙：“你才是老板，你一家子都是老板！”这一似乎无来由的愤怒恰恰一下子击中了太多中小老板的心。现在做老板苦啊，特别是搞制造业的，有时真觉得上下无路，进退两难，日日焦虑，前途迷茫。每天一睁眼便是各种成本开支，每个月面对山一样的薪资税费，在在都是刚性约束，哪里的支出缓了晚了，马上就能要你的命。而收入呢，捉襟见肘，入不敷出是常态，殚精竭虑焦头烂额常常得到的却是一堆应收账款。
所以说，不是“大神”谁敢做老板，不是“傻瓜”谁愿意去做老板呢？
聪明的人聪明的钱早就开始大规模地撤出制造业。三年前，在一次复旦广东校友的小范围聚会中，来了22位校友，其中有20位从事泛金融行业，银行的、保险的、券商的、公募私募基金的、PE的、P2P、小额贷款的，只有两位跟实业相关，鄙人为制造业产业链做信息情报类服务，居然是二者之一。这样的聚会，一方面让我为制造业的处境感到悲哀，一方面也为整个经济环境的脱实向虚感到深深忧虑。（今年以来P2P平台频繁爆雷，小额贷款公司之乱象丛生都是经济脱实向虚必然结出的“恶之花”。）
补充交代一下背景。笔者曾为广东省级媒体干部，在传统纸媒雪崩之前离开体制，自主创业，主要做照明产业链多媒体平台，因此跟这个行业同呼吸共命运多年。照明行业是中国制造最具代表性的产业，产业链上2万多家制造企业主要分布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洲，基本上以民企为主，企业数量多而规模企业少，最大企业年销售额2017年才刚刚达到100亿左右。但是全球95%以上的照明灯具在中国制造，因为中国拥有最完善的产业链。在法兰克福，在拉斯维加斯，在东京，在迪拜，在曼谷，在米兰，在圣保罗，在内罗毕，凡是有照明展览的地方，基本都可以见到乌泱乌泱的中国人，有时候在国内难得一见的朋友反而在国外能轻易碰到。
由于长期与照明产业链上的制造企业朝夕相处，老板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状态，他们的痛苦和欢乐基本上感同身受。
老板们为什么这么痛苦？
中国制造业基本靠代工起家，在“微笑曲线”中处于最底端，活最脏最累，利润却很薄。早年要素价格低的时候，还是有利润空间的。可是这些年，原材料价格在涨，人力成本在涨，办公成本在涨，唯有产品价格涨不起来。专做外销代工的企业反映，洋人们把你的利润掐得死死的，能算到小数点后面两位数；做内销的则因为某宝、某多多等电商平台把价格穿透，而线下的假冒无良小作坊企业横行，正经做企业的根本无利可图。
老板们的痛苦不仅来自市场。公司利润本来已经薄如蝉翼，却还要经常与方方面面的权力部门打交道，谁也得罪不起，哪里疏忽照顾不到都可能会被“弄死”。大多数做制造业的老板其实都不太善于与七所八站四面八方的人打交道，他们不是公关先生公关小姐，况且也没那么多时间用于应酬，因此内心痛苦又加了一层。
制造业的老板几乎就是个“超人”，要管产品，要管销售，要管财务，要管人力资源，还要懂法律，哪里出致命的问题企业分分钟完蛋。没有人为你分担烦恼（家人也多数不理解，因为没有时间陪他们），但打你主意忽悠你想坑你钱的人却如过江之鲫。老板们也会请一些高管，但高管们拿着高薪周末节假日休息、偶尔打打高尔夫、一不高兴还拍拍屁股走人，老板往哪走怎么走？普通员工也不好惹，想干就干，想不干任性辞职，所谓“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老板和员工之间的约束完全是不对称的，员工权益大如天，动辄到劳动部门到法院告老板，一告一个准。社会上甚至出现了无赖高管无赖员工，不少老板在交流时直言是真正的弱势群体，处处受气，无人心疼，苦也苦也！
我认识的一个老板，企业规模有几个亿，1000多员工，他成年在国内外飞来飞去。（注意：飞来飞去不是去旅游，而是为了生意。）经常飞的人知道，就一个字，累。这个老板十多年大多数时间都是住在厂里的，他有老母要孝敬，有妻儿要照顾，但没有时间，停不下来。有的专家总说老板们不懂生活，不懂管理，以前我搞大众媒体的时候也这样想，以为在机场候机室买几本书看看就可以对企业事务指手画脚。这几年跟这些老板走近了才知道以前的想法有多幼稚，世界500强企业的做法能随便套用到中小企业吗？这是典型的“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来搞一个1000人的制造企业试试？那些在电视上在各类论坛上口若悬河高谈阔论的专家学者只需到这种企业做半年的老板，可能想死的心都有了。
有人说，老板们不是都很潇洒的吗？喝着拉菲唱着歌泡着妞就把钱给赚了。可能的确有极个别的房地产老板和他们的二代过着这样的生活，可能的确有个别贪腐的国企领导人有很多情人和别墅，但是在以民营资本为主的一般制造业，说老板们整天灯红酒绿的社会舆论真的是误导。其实大多数制造业老板都生活简单，衣服包包车子都很一般，有的甚至像苦行僧。低调沉默，忍耐坚守，不眠不休，在某种程度上，目前中国制造业的许多老板就是在修行。
许多中小制造企业有所谓“内账外账”，因为如果只有一本账，照章纳税缴费，他们都不知死过多少回了。笔者的公司曾协助已经上市的照明企业寻找并购标的，被并购企业的规模和行业地位都OK，最后一谈到财务状况就走不下去了。因为他们的开票收入和谈判时要的估值相差太远。对部分企业设“两本账”的问题，本人是坚决反对的。但看着这些老板们“春种夏耘秋收冬藏”，一年辛苦下来口袋里剩下的铜板没几个，又只能默默地表示理解。
或曰：这么苦，这么难，他们为什么不选择离开？
他们不是不想，而是不能。
开过公司的人都知道，由于这几年推行商事改革，注册一个企业可能只需一天，可要注销一个企业一年也不一定办下来。这还不是主要的。制造业企业往往要在一个圈子里建立一个庞大的生态系统，供应商系统、渠道商系统、行业人脉系统，方方面面牵涉的人很多，破产跑路注销企业的成本其实是很高的。这样的事情一旦发生，你在这个行业这个圈子就再也呆不下去了，也就意味着这个人的事业生命就此终结了。因为对制造业老板来说，离开一个熟悉的行业，到另一个陌生的行业东山再起几乎是概率极低的事件。
所以对许多老板来说，即使公司利润薄无可薄，甚至亏损，也必须苦熬岁月，一天天耗下去！笔者认识的另一位老板，企业最辉煌的时候有2000多工人，现在逐年萎缩已经不到100人。在广交会上获得一个订单，几十万块钱的单子涉及产品的类别居然有几十款，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还好企业经营了20多年，有一些老底子，现在没有关掉工厂，也只是为了保持一种存在感，半死不活，聊胜于无。另一位仁兄还不如他，企业资金紧张，在小贷公司借了钱，结果本息越滚越多，终于难以为继，企业停产。欠供应商的钱，欠小贷公司的钱，欠房租欠员工工资，但他不跑路，每天到公司上班，任你打任你骂，一定负责到底，声称有钱再慢慢还上。
制造业老板们的“二代”要么不愿接班，要么接班很不顺利。对于衔着“金汤匙”出生的“二代”们，一方面正好碰上目前制造业的困境，父辈们的苦逼看在眼里，幸福指数太低，不愿跟着吃苦受罪。另一方面社会上充斥着赚快钱的急躁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氛围，必然影响到他们的意识形态。明星们几天时间片场呆呆几千万到手，给房地产商站个台就是两三百万，网红们装疯卖傻做做“外围女”就可以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而制造业呢，厂房设备车辆一大堆固定资产，供应链渠道端一大堆人脉，研发产品、销售产品、售后服务每个环节都要把心操碎，一年辛苦下来还挣不了几个钱，你说何苦来着？
前几天看到一篇网文，说某个企业一年200万的收入，利润只有2万多块钱。我想说，有利润算不错了，许多制造企业一年收入几千万，没有利润甚至亏损的比比皆是。
或曰：利润薄如纸，是企业没有竞争力，为什么不转型升级？
缺钱啊。本来利润不高，各种税费一除，一年下来根本难有积累；找银行呢，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喊了多少年，问题解决没有？您心里没数吗？！那小贷公司呢，的确有制造业老板走投无路到民间高息借钱，结果大家知道的，一沾就死。其实就算勉强凑到了钱，搞开发搞设计搞创新，可新产品上市没几天，山寨、假冒产品就铺天盖地而来。于是企业又要张罗打假，而结果多半身心俱疲收效甚微。
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坐拥愁城，无计可施。
在曾有“中国第一县”美誉的广东顺德，有一个镇上曾经有各类照明、电工类企业近200家，随着环境的变化，每年都有离开的，现在剩下的只有一成左右了。还在坚持的企业情况也普遍不乐观，销售额多数不升反降，业内老板弥漫着灰色的情绪。
照明行业产业链的集聚区域珠三角、长三角、闽南三角洲都是中国经济最发达最活跃的地区，这些区域的制造业日子都不好过，其它地区东北、西北、中部地区中小企业的日子会比他们更好吗？
中国不能没有制造业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一大成就是发展了全世界最完备的制造业体系，中国的综合国力因此大大提升，全民因此由40年前的缺吃少穿迈入大多数人实现小康、少部分人富裕或贫困的“新时代”。“改革开放富起来”靠的就是工业，未来中国“强起来”还得靠工业。我们永远要清醒地认识到，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来说，制造业过去、现在、将来都是国之根本，其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为过。
中国最大的国情之一就是人多，就业难。卢森堡可以靠金融业，泰国可以靠旅游业，甚至俄罗斯靠卖石油天然气就能很好地活下去，而中国绝不可能。那么仅靠不到100个央企，仅靠阿里巴巴、腾讯等一些互联网龙头，能解决中国最大的就业难题吗？更不能。有人说，从制造业中挤出的工人，女工可以做网络直播，男的可以做外卖小哥啊，让人只有“呵呵”啦。毋庸置疑，国家政策、社会舆论的着力点还是要放在中小企业身上。中小企业在全部注册企业中占比99%以上，解决80%的就业人口，是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而制造业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只有充分激活中小企业特别是广大制造业的潜能，让他们能够健康滋润地活下去，他们才有能力上供养政府财政，下供养员工家庭，全社会才会真正生动活泼地良性运转。
体系完备的制造业正成为当今世界国力角逐的重要砝码。以照明行业为例，全世界的产能基本集中在中国。欧洲、美国的企业嫌照明行业利润太低，基本上逐渐退出这个行业；而非洲、东南亚、中东、拉美等地区的企业又没有配套的供应链，现阶段还做不出有性价比的照明产品。因此中国企业在这个几万亿的刚性需求市场有无与伦比的话语权。中国其他制造业门类在国际上也有类似的地位。中国制造业能获得今天的国际地位，是中国人几十年的勤劳奋斗，用一代代人的心血和汗水换来的，来之不易，务须善加珍惜！
美国和中国的贸易逆差为什么那么大，就是因为美国制造业空心化，把又脏又苦赚钱又少的活让中国人干了。美国人本来以为自己很聪明，中国人没日没夜地苦干，他们躺在沙滩上晒太阳，坐享中国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但多年之后，中国国力在制造业的底色上全面崛起，中国人持有的美国国债越来越多，美国人这才发现以前的路有问题，于是特朗普政府终于“恶狠狠”地和中国开打全面贸易战，并且发起制造业“回流”美国本土的运动。对美国来说，你中国有一千个恒大、一万个碧桂园，他绝不在乎。但中国要是有10个华为、100个京东方这样的制造企业，有10000个德国中小企业那样的“隐形冠军”，那美国绝对如坐针毡，如临大敌。“中兴事件”是“导火线”，其本质就是美国要在战略上遏制中国，会选择先进制造业作为突破口。“中兴事件”不是自由市场意义上的企业竞争那么简单，它是大国博弈的一枚棋子，其政治意涵极其强烈。
我们现在有时候会片面强调服务业的重要性。中国的服务业以前不发达，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偏低，大力发展服务业当然是必要的。但我们经常会犯非此即彼的低级错误，由于强调了服务业，制造业的地位好像就被边缘化了。笔者觉得，在中国的基本国情下，制造业永远比服务业重要，制造业是皮，服务业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以制造业为主的德国和以服务业为主的意大利，两国的国力国情对比一望便知。
在行业举办的各种会议和论坛上，笔者曾多次向坚守在一线的制造业老板们致敬。这真的不是装逼，而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因为做一个制造业的老板有太多不易，能选择在困境中坚守的人理所当然地应该获得鲜花和掌声。也许主观上他们只是为了个人和家庭有更好的生活，客观上却为国（纳税）为民（出薪）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可以选择退出，不再参与这个“责任越来越大，麻烦越来越多，利益越来越小”的制造业游戏。但是每个制造业老板的退出，都意味着国家税基的减少，一批国民的就业难题又会被推到社会上。
必须留住制造业的老板们！制造业是国之本，是纲。所谓金融服务业，所谓乡村振兴，所谓民生福祉，都是派生的，是目。纲举而目张，本固而末茂。制造业老板的痛苦若不能得到缓释，他们的萎靡乃至离开将是我们这个大国经济最危险的事情。
制造业的出路在哪里
一方面我们的制造业面临着很大的问题，一方面又绝对不能没有制造业，怎么办？
在世界上有两个国家的制造业值得我们学习——德国和日本。由于历史上日本曾让中华民族蒙受了太多屈辱和苦难，日本制造业这两年又正好出现了一系列丑闻，从主观上和客观上我们其实更愿意将学习的对象锁定德国。
在笔者认识的制造业老板中，有一批“德国迷”。其中一位跟我说过一个故事。他有一个晚上去逛德国的跳蚤市场，在摊位上发现一盏几百年前的欧式台灯，非常喜欢，随口向摊主问了一句，“不会是假的吧？”结果德国人勃然大怒，再也不理我们这位灯具收藏家了。在德国，被怀疑售卖假货是对人最大的侮辱。而对真正的制假售假者的处罚更是极其严厉。一旦查实，制假售假同罪，最低罚款30万欧元（相当于200多万人民币左右），这还是政府罚的，另外还要面临消费者的天价索赔，动辄几百万上千万欧元。在如此“酷刑”之下，试问谁敢造假？所以在德国你能买到假货你就发达了。（在比利时、荷兰等欧盟国家类似。）
纵观国内，假冒伪劣产品之泛滥，令人沮丧。人家“超能”，你就“超熊”；人家“六个核桃”，你就“大个核桃”。个别电商平台上的“山寨”产品、伪劣产品触目惊心，其猖獗之程度叫人匪夷所思！
别看现在德国制造享誉全球，奔驰、宝马、保时捷让人爱不释手，博世、西门子、双立人进入千家万户，德国市场上的假货更是荡然无存，但其实历史上“MADE IN GERMANY”也曾经是垃圾货的代名词。1871年德国统一时，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而英法等国家早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德国经济要发展，他们选择的“捷径”是仿造英法等国的产品，剽窃其他国家的设计，以粗制滥造价格低廉的产品冲击市场。当时的英国是全球霸主，号称“日不落帝国”，英国人对德国人的做法深恶痛绝，斥之为“无耻之尤”，英国企业家甚至发起规模浩大的抵制德国产品的运动。
德国人并没有在“无耻”的道路上走得太远。英国人对德国产品毁灭性的评价引起德国人彻底的反省。他们开始着手制定产品质量标准。国家层面成立了专门的标准制定机构，涉及几乎所有领域，每年发布上千个行业标准，而且所有行业都有严格的监督检测机构。从此德国制造的产品质量不断提高。10年后，曾经被英国人钉在耻辱柱上的“德国制造”，从毛绒玩具到钢琴，从香水到钟表，各行各业开始诞生人见人爱的金字招牌。
中国的假货泛滥如果从1980年代的温州货和晋江货算起，快40年了，我们好像还在假货的沼泽里打圈圈没什么大的长进。
千万不要小看假货问题，它伤害的可是我们国民经济的整个机体。“假货的危害比黑社会大1万倍”，一位行业协会的会长跟笔者说，黑社会至多算身体局部的一个小脓包，随时挤掉，无关大局，而假货问题更像癌症。
德国人用10年时间重塑了国际社会对“德国货”的信心，我们还要用多少年？
我们学习德国制造，就是要学其“知耻而后勇”的精神。从现在起，我们能用10年时间彻底杜绝假货，让“MADE IN CHINA”像“MADE IN GERMANY”那样受到全世界消费者的信赖吗？
对于当下国内市场的乱象，千头万绪首要治假，而治假尤需用重典。假货问题在中国绵延40年而不绝，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关键问题是“有关部门”治理不力，很多地方政府有“糊涂认识”。如果用治理酒驾这样的魄力和勇气去治理假货，结果定将立竿见影。当然如果把人民群众发动起来，对制假售假者“卖一罚万”，也许根本不需政府部门动手，现在买假用假最普遍的农村消费者马上变成成千上万支“打假别动队”，假货的生存土壤或将很快土崩瓦解。
假货不死，创新难起！只有对假货的打击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制造业的创新动力才会被激活，质量靠谱、设计创新的中国制造产品才会逐渐大行其道。
我们学习德国制造，就是要给中小企业创造更优的生存环境。德国对中小企业的定义：雇佣员工人数少于500人，年销售额不超过5000万欧元。德国目前有380万家中小企业，雇佣员工2820万人。按企业数量算，中小企业占德国所有企业的99.96%，雇工人数占70%。在德国，联邦政府、州政府都有针对中小企业发展的精准对策。仅在联邦政府层面，德国经济部就推出“以中小企业为基础”的一整套政策，在支持创新、专业人才保障、企业成立与交接、寻找国外市场发展机会、提供资金支持、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行政手续等各方面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支持。
小而精、小而美是德国中小企业最大的特点。精工制造，精雕细琢，精益求精，一个螺丝，一把小刀，一个拉杆箱，一个水龙头，都可以做到行业第一，世界第一。而且上百年几代人一直传承下来。坚持品质、追求极致、耐得住寂寞正是德国工业精神的精髓。
国人目前赚快钱的思想是学习德国工业精神的死敌。中国社会弥漫着一种急躁焦虑的情绪，“灵魂跟不上脚步”，传销、成功学、过度营销、洗脑培训、无底线忽悠、追明星捧网红等等已经把人们折腾得寝食难安。
德国国土面积35万平方公里，比两个广东省的面积略大一点；人口8000万，比广东省还要少一些。漫步在德国城乡，山绿水清，人们安详踏实。强大的制造业是德国人富裕文明的最重要保证。广东是中国第一经济大省，也是制造业大省，建议我们各级政府官员多到德国考察学习，看看人家德国政府是怎样关心扶持制造业的。对那些坚守实业、追求品质、善待员工、默默耕耘的中小制造企业要给予更多的实惠更多的关怀；我们的中小企业老板，也要多向德国人取经，调整好心态，不要跟风，不要贪大，坚持在一些细分领域做精做强，争取早日成为所在领域的“隐形冠军”。
在广州的黄花岗公园或珠江新城广场散步的时候，都会看到一群群大姐大妈在幸福地跳着广场舞，音乐劲爆，华灯迷眼，一幅盛世图景。我由衷地为她们高兴，为祖国高兴。1840年后100多年绵延不绝的战乱早就远离了我们，1949年后30年贫乏而艰辛的岁月也已逐渐淡出国人的记忆。改革开放的40年我们这代人的确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综合国力的提升让海内外华人扬眉吐气，充满自豪。
广场舞大妈们的幸福指数是满满的，是可见的；制造业老板们的痛苦指数却是高高的，是隐匿的。前者的幸福和后者的痛苦也是一种发展中的“不平衡”。这个问题值得重视，这个问题需要解决。因为只有老板们的幸福指数提高了，大妈们的幸福才是可持续的。
作者199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曾在广东省级大报工作，后投身照明行业，多年深耕行业内的信息与媒体服务。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延伸阅读：日本制造业兴衰启示录
中美贸易战这颗“子弹”，已经飞了好一会儿。
随着一波三折的剧情日益推进，人们的信息对称度也在不断提高。不少人对贸易战的认识已经从最开始的美中贸易逆差、遏制中国崛起的层面深入到美国自身的困境。
比如，当前美国制造业的衰落。
尽管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凭借着对高精尖技术与知识产权的牢牢把控，美国仍无可争议地处于领头位置，可当大量的生产加工环节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海外时，美国本土的就业与民生也必然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全世界都在努力生产美元能够购买的商品，而美国则负责生产美元”的情景即便再美好，也无法掩盖美国老百姓对制造业回归的翘首期盼。基于此，如果再将特朗普“重振制造业”的承诺、对中国高科技领域的制裁以及“中国制造2025”等元素串联起来，你自然会对贸易战有更深的领悟。
跳出贸易战的范围，倘若只聚焦制造业，我们会发现：不仅美国，日本也正面临着严重的困境。
二战结束后，日本制造业从战争废墟中快速恢复并崛起。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日本制造”长期凭借其优越的产品性能和可靠的产品质量享誉全球，受到世界各地消费者的狂热追捧，说到“Made in Japan等同于质量担当”，几乎不会有太多人反对。
吴晓波在《去日本买只马桶盖》一文中，生动地描绘道：
“……有日本免税店的营业员用难以掩饰的喜悦神情和拗口的中文说，只要有中国游客团来，每天都会卖断货……”
然而近年来，日本制造业却如同中了邪一般事故频发。从造假丑闻到经营败退，无不彰显着曾经高居神坛的日本制造如今光环渐褪的窘境。此情此景，不禁令人唏嘘与感慨。
那么，在制造业发展过程中，日本做对了什么，又做错了什么？
带着这样的问题，本文将对日本制造业的兴衰历程做一个详细的回顾与反思。在眼下的特殊时期，相信这个与中国一水相隔的国家所经历的种种，会给我们带来很好的启示。
日本制造是一部技术创新史
一直以来，日本制造业都以先进可靠的科学技术与孜孜不倦的创新精神著称。既然如此，我们不妨从技术创新的视角来解读日本制造的崛起之路。
笔者将日本的技术创新变迁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山寨”历程
二战结束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不仅经济萧条，制造业更是遭受了灭顶之灾。数据显示，1946年日本制造业生产能力不到战前最高水平（年平均水准）的40%，工业设备的30%~60%遭到破坏；同时，主要制造业产品的产量锐减，几乎都降至战前巅峰时期的50%以下，如1945年的纺织工业为战前最高水平的33%，硫磺生产能力是42%，造纸能力是46%，钢铁量为15%，石油和石油制品的库存仅有1941年的10%……
日本经济学家有泽广已在其著作《日本产业百年史》中，用“简直是人造沙漠”的措辞来形容日本战后的经济，“一面是已经毫无价值大量的战争用生产设备残骸，歪歪斜斜；另一面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民众，东逃西窜。”
为了尽快冲出经济困境，日本决心以美国为榜样，充分利用自身的“后发优势”来引进吸收美国制造业的先进技术与创意；具体到产品上，无论是电脑、日常消费品还是汽车、通信等领域，均步步紧随，无不例外。直接的结果便是日本境内开始涌现出大量的“山寨”商品，几乎覆盖了所有行业。
当时若是提起“Made in Japan”，相信人们第一反应肯定是“假冒伪劣”，这从商品的画风便可窥探一斑：
不过，这种简单粗暴的copy并未持续很久。在陷入“山寨”的黑历史后，日本人开始逐渐转变思维，他们不仅从书本上吸取知识，还买来竞争对手的产品进行拆解，对每个部件进行彻底的研究，进而吸收其设计思想。不仅如此，日本技术人员还把制造产品的机械装置作为研究对象加以攻关。
这种模式被日本人冠以一个很有“工业党”即视感的名字——“逆向工程”。
在“逆向工程”的影响下，日本告别了上世纪四五十年代高成本、低效率的生产模式，通过大力引进先进技术来积极谋求重化工领域的设施更新，而电力、钢铁和海运领域的高级技术模仿亦成为当时的发展主流。如此一来，日本实现了从大规模生产、自动化技术引进、机械自动化到高技术、大规模生产体系全面建立的逐步跨越，并有力地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复苏与发展。这也为其下一阶段的技术创新模式变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的“科技立国”战略
进入80年代，激烈的国际竞争和贸易摩擦让日本当局意识到，单纯依靠“技术引进”的模式不能促进日本经济的持久发展，必须培育自身的科学技术创新能力，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居于不败地位。
于是，日本政府基于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重新对国家的科技发展战略进行调整，并提出了“科技立国”的战略口号，其标志是1980年日本通产省发布了《8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展望》文件。同年10月，日本科学技术厅公布的《科技白皮书》中再次明确提出了“科技立国”战略。
这一时期，日本开始将发展重心向知识密集型产业倾斜，诸如原子能产业、电子信息产业、计算机产业与飞机制造业等成为资金与智力资源的主要输送地。与此同时，日本还注重强化重点实验室未商品化产品、寻求产业集约式发展。随着“科技立国”战略的深入贯彻，日本的高精尖产业自主研发能力也得到进一步提升。
（3）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科技创新立国”战略
80年代末期的泡沫经济重创了日本。此后，日本经济长期在低谷中徘徊，但国际上的科技竞争并没有因为日本经济的大萧条而停止，反倒愈演愈烈。
内忧外患给日本带来了巨大压力。为了重振经济，追赶“知识经济”新时代的步伐，在21世纪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日本政府进一步丰富了“科技立国”战略的内涵，并提出了“科技创新立国”的新口号，强调日本要彻底向“模仿与改良的时代”说拜拜。而后更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以贯彻。
在此期间，日本无论是在科技研发人员数量、论文发表数量还是专利申请数量上，均取得了重要突破，而纳米技术、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高精尖领域更是得到了长足发展。至此，日本已然跃居全球为数不多的技术发达国家行列之中。
综上所述，日本制造业的发展历程实际上就是一部技术创新史，不同阶段创新模式的变革与选择，导演了这场荡气回肠的崛起。
日本制造业走向衰落的证据
如日中天时期的日本制造业，曾经创下辉煌的历史。有资料显示，全世界90%的数码相机是日本制造，日本持有全球37%的半导体生产设备，和66%的半导体原材料。而下面一组关于日本制造的成绩单同样会让人肃然起敬：
截至2016年底，日本人均制造业增加值为7993.99美元，位居世界第一；日本人均制造业的出口值为5521.02美元，位居世界第四；日本工业化程度以37.04%位居世界第四；日本出口质量以85.69%位居世界第二；日本对国际制造业的影响以14.13%位居第二；日本对世界贸易的影响力以6.53%位居世界第三。
另外，在全球50强企业名单中，人们会发现三菱、丰田、松下、日立、索尼、本田、日产、东芝等国际知名龙头企业的名字，而它们皆属于制造业领域。
强大的日本制造业，不服真是不行。
然而，“盛极而衰，否极泰来”似乎是一条自然规律，任凭日本制造再怎么强大也躲不开逃不过。且不谈东芝、松下、索尼财报的连年亏损，光凭以下三条重磅曝光，就足够撼动日本制造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1、三菱油耗造假事件
三菱公司自1991年以来，一直使用与法律法规不同的违规实验方法来测算燃效数据，另外为使从2013年开始生产的四种车型达到燃效目标，还对数据进行了篡改，共涉及62.5万辆汽车。为此，三菱公司直接承受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包括巨额罚款、暴跌致市值缩水50%以上的股价、日产收购三菱股份、以及社长引咎辞职等。
2、高田问题气囊事件
身为世界三大安全气囊供应商和日本最大的汽车零部件厂之一的高田公司，客户惠及包括宝马、奔驰、大众、福特、通用在内的全球诸多汽车厂家。然而，高田公司的安全气囊并不安全，其隐患之处非但被隐瞒了下来，还在不少安全数据上都进行了造假处理。由此导致高田安全气囊故障在全球范围内已经造成17人死亡，180多人受伤，被召回的缺陷汽车总成本与赔偿金额更是天价。到最后，高田公司不得不以破产收场，这被称为是日本制造业史上最大规模破产案。
3、神户制钢数据造假事件
2017年10月，神钢被爆出旗下3家工厂和1家子公司存在篡改部分产品的技术数据、以次充好交付客户的造假行为，造假产品流入境内外企业数目已多达500家，部分违规行为甚至可以追溯到十年前。一石激起千层浪，众多日本汽车企业以及H2A火箭、三菱支线客机、部分新干线列车，甚至日本制造的英国高铁列车悉数中招，其他包括通用、福特、波音、劳斯莱斯等诸多跨国巨头纷纷受挫。这一丑闻堪称是“捅漏了日本制造的天”。
不仅以上三家，质量问题不断，违规、造假、瞒报、谎报频频出现的剧情还上演于丰田、夏普、东芝等其他巨头身上。此外，尼康、奥林巴斯的节节败退，更是让日企品牌形象风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在新产业领域，日本的落伍也是不争的事实。
以人工智能为例，2017年底，本田公司与中国商汤科技签订了为期5年的协议，旨在研发自动驾驶AI技术。需知，本田有着长达70年的悠久历史，而商汤科技2014年才刚刚成立，尚属创业阶段。资历的悬殊恰恰反映出日本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滞后，在日本居然连一家像样的AI公司都没有。反观中国，早已领先了不止一个身位。
再以互联网为例，日本唯一能拿得出手的巨头雅虎公司现今“惨状”人尽皆知，而中国的互联网巨头，早已无需赘述。
辉煌过，却疲惫着。
日本制造业的跌宕起伏，值得人们停下来，好好地思考。
日本制造崛起的致胜杀手锏
回到最初两个问题中的第一个：日本制造，做对了什么？
在笔者看来，至少有以下三点关键因素为日本制造的崛起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1）对创新的孜孜以求
在此，有必要先来界定一下“创新”的内涵。所谓创新，最早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即“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具体来说，就是要把一种之前没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进生产体系中去，其目的自然是要尽可能获得潜在的利润；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正是由源源不断的创新推动的。
在熊彼特看来，创新包括五种情况，分别为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与组织创新，具体如下表：
明确了创新的内涵，再回过头来看日本制造。如前文所述，日本制造业发展前期经历了一段较长时间的“山寨”过程，但是如果深挖下去，我们会发现日本所做的一切虽说是以模仿为主，但也算作是一种另类的“创新”。比如所谓的“逆向工程”，其对新产品的解构、研究与改进设计，进而到生产制造出全新的商品，均包含着不少产品创新、技术创新与市场创新的影子（参见图1）。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日本制造企业在享受到由模仿带来的红利时，并没有满足于这种单纯的“山寨”，创新的热情促使他们在巧妙地吸收美国创意的基础上，尽可能去提高模仿品的质量和功能，或者说是在“山寨”中融入自己的创新元素。正是这一动力，不但让日本经济度过了漫长的低谷期，更是让整个国家的软实力水平大大提升。
而后，日本更是意识到提高自身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性，并继续保持着对科学技术孜孜不倦的追求与攻克，企业在科学技术上的研发投入更是不遗余力。数据显示，日本的R&D投入常年仅次于美国，大幅领先于排在后面的国家；而日本R&D投入占GDP的比重与科技工作者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均常年位列全球首位。久而久之，量变达到质变，日本完成从创新“跟随者”到创新“引领者”身份的华丽转变，并成功转型为先进的创新型国家。
一言以蔽之，日本制造业成功走出了一条从“模仿创新”到“自主创新”的道路。
（2）对“工匠精神”的推崇
如果要评选近两年最火的词汇，“工匠精神”肯定会有一席之地。在我国，不仅雷军要做发烧友的工匠，罗永浩要做有情怀的工匠，就连政府工作报告也鼓励弘扬“工匠精神”。殊不知，日本制造业早已把“工匠精神”贯彻到了极致与彻底。
“工匠精神”，具体是指工匠以极致的态度对自己的产品精雕细琢，精益求精、追求更完美的精神理念。在日本，“工匠精神”至少可以追溯到江户时代，那时的工匠们把自己的产品看成是自己人格和信誉的表现，他们不以功利、不以富贵论荣辱，对工作的坚持、对难度的挑战逐渐演变成普通民众崇尚的价值取向。
在日本现代制造业中，“工匠精神”得以延续并发扬光大。员工们在产品制造过程中，向来是以高标准要求自己；在此基础上，他们会对产品工艺进行永无休止的改进再改进，以保证产品质量的不断提升。
此外，日本工人普遍对工作是极其敬业的，他们将自己的公司当成第二个家，长期以百分百的热情为之服务，尽全力去取得好的成果。正是这种一丝不苟、精益求精、锲而不舍的精神，使得日本从传统工艺品到现代制造业的各种生活家电、汽车、建筑等，其制作都颇为精美，功夫细腻，巨细靡遗，故障率极低，各种“良心产品”“诚信产品”可以说是举世有目共睹，为人欣羨，日本自己亦甚是自豪。
（3）政府对于良好环境的营造
用四句话来概括，分别为：
1、以“有利于创新精神发挥”为宗旨，审时度势进行制度改革，红利惠及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人才引进与培养、科研人员流动等多方面；
2、支持企业家精神，并为企业家精神的弘扬打造优质的市场环境与氛围，本田宗一郎、丰田喜一郎、松下幸之助等一批极具创业精神又醉心于技术革新的企业家不断涌现便是结果；
3、积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用法律手段促进技术转让，从而让科技成果不会束之高阁，能够真正推动经济发展与进步；
4、大力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让创新活力得以“永葆青春”。
称这些为日本制造得以崛起的“取胜之道”，也并不为过。
技术创新与“工匠精神”的反面
再回到最初两个问题中的第二个：日本制造，做错了什么？
不可否认，日本制造业的衰落受制于不少外因，包括日元的加速升值、世界经济走势的下行，以及市场风向的变化。然而，外因永远不是决定因素，它们只不过是为自己失利寻找的借口，起决定作用的始终是内因。
或许，“物极必反”是这一问题最好的答案——正是因为对于技术创新与工匠精神的过于“偏执”，导致日本制造事故频发，问题不断。
我们不妨分别加以讨论。
首先，对技术创新的过度追求，让日本制造跌入“创新陷阱”。
在熊彼特看来，技术创新是一种“创造性破坏”，即一方面，新技术完全或部分取代旧技术，创造出新的产品、市场或产业，从而促进经济、科技与社会的巨大进步；另一方面，旧技术的衰退，使得现存企业的设备、技术知识、技能等大部分变得过时，从而破坏原有企业竞争优势，破坏市场的原有结构。
“创新陷阱”正是产生于这种新旧技术的更替过程中（参见图2）。具体来说，对于一家企业，从原有技术轨道跨向新技术轨道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企业越是在自己原有的技术专长上加以创新，便会在原有技术轨道上走得越远。也正因为如此，企业也便越会延滞进入新的技术轨道，进而也越来越遭受旧技术极限的扼制。
此时，一旦新的技术轨道成为市场主导时，企业就不得不面对种种问题，甚至是被市场淘汰的危机。
对于那些陷入困境的日本制造业巨头来说，由于自身的显赫地位，他们更容易走上“延续性创新”的道路，即在原有产品的基础上，部分采用新技术制造适合新用途、满足新需要的换代型新产品，或者是对原有产品的性能、规格、款式、品种进行完善。这就让他们在旧的技术轨道上渐行渐远，殊不知自己跨越新旧技术之间鸿沟的难度也越来越大。
而今，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中，各种新技术与新业态不断涌现。当日本制造巨头固守的技术轨道不再是行业主导时，他们便无法及时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不经意间落入“创新陷阱”而难以自拔。
曾在日立工作16年、现任京都大学和日本东北大学教师的汤之上隆，在其《失去的制造业：日本制造业的败北》一书中，回顾了日本IT制造业几十年的荣辱史，以他自己“半导体技术人生”的视角，总结了日本制造业的四大教训，其中有两条的矛头都指向“创新陷阱”：
1、面对十年一轮的新技术浪潮时，对市场机会缺乏敏感性，因循守旧，错失机会；
2、面对技术趋势转变，日本企业制度过于僵化，根本就不能适应技术变革的趋势。
而美国商学院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在《创新者的窘境》一书中更是犀利地指出：
“……曾经成绩傲人公司只会寻求产品的‘精益求精’，但发展来的新技术不过是‘延续性技术’，真正能带来新变革的‘破坏性技术’却被忽视，这些老牌公司将发展机会拱手让人……”
其次，对技术创新的偏执，让日本制造逐渐与市场脱节。
一来，日本制造的技术过盛会降低产品的性价比。为了让产品提高1%的性能，他们往往会不惜增加投入30%的成本，久而久之便导致日本制造的成本急剧提升，进而在价格上失去了国际竞争力。
二来，对技术创新的苛求常常会懵逼日本制造企业决策者的双眼，“重技术、轻市场”的风格，致使生产出来的产品同市场需求脱节。可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占据主导地位的恰恰是市场的需求方而不是供给方。
最后，对“工匠精神”的痴迷，让日本制造缺乏颠覆性创新。
为了贯彻一直崇尚的“工匠精神”，日本企业在很长时间里都采用“终身雇佣制”。曾有媒体指出，在日本“有些人可以20年呆在同一个岗位，每日只干同一件事而不会多问”，由此可见一斑。
诚然，在历史上，终身雇佣制的确对日本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一方面，企业可以在培养员工对公司忠诚度与归属感的同时，对员工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与培养，并获得可靠的回报；另一方面，员工也可以全身心为公司做贡献，无需担心有朝一日会饭碗不保。
然而，终身雇佣制也带来了日本企业工作岗位的老龄化与思维的固化；相比之下，更具创新意识也更加活跃的年轻职员们，经常难以被提拔到重要的岗位上。
此外，在工作中，对于同一件事情的精益求精、追求极致已经远远无法适应当今快速变化的世界与日趋激烈的竞争。与逐步优化的商品工艺相比，日本制造业更为需要的可能是具备颠覆性的创新能力。或许这也是日本制造跌入“创新陷阱”的诱因之一。
平心而论，仅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就给日本制造业判“死刑”的话，还为时太早。“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更何况日本制造还远远没有达到“瘦死”的地步。
在汤森路透评选出的《2015全球创新企业百强》榜单里，日本以40家企业数量高居榜首，力压美国的35家。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发布的各国工业竞争力报告也充分证实了新世纪以来，日本在全球制造业领域始终名列前茅，特别是在全球产业链上游的材料、零部件、装备制造等核心技术、高附加价值产品制造方面，日本仍无可争议地处在领先地位。因此，至少在可预见的短期未来内，日本制造业仍然拥有其他诸多国家无可比拟的竞争力。
纵观日本制造业的兴衰历程，深究其取胜之道和问题之源，对于眼前日渐崛起而又遭遇麻烦的中国制造来说自然是意义重大。如何在追求技术创新、弘扬“工匠精神”，并牢牢把握市场需求，进而避开“创新陷阱”，将会是未来我们要重点关注的方向。
还有就是，不管中国制造眼前或是未来遇到何种状况，我们都应当牢记：外因永远不是决定因素，起决定作用的始终是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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