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伟章：最后一课（节选）丨温故
作者简介：罗伟章，男，1967年生于四川省宣汉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居成都。1989年毕业于重庆师范大学中文系。著有长篇小说《饥饿百年》《不必惊讶》《大河之舞》《磨尖掐尖》《太阳底下》《空白之页》《声音史》等，中篇小说集《我们的成长》《奸细》，中短篇小说集《白云青草间的痛》 ，散文随笔集《路边书》等 。曾获人民文学奖、全国读者最喜爱小说奖、华文最佳散文奖等。
最 后 一 课（节选）
文 丨罗 伟 章
遇到那些心慈手软的人,动不动就来这么一句:“南山那鬼地方,哪怕是我的仇人我也不忍心让他去住!”
这话听上去让人觉得恐怖,好像南山不是一座山,而是青面獠牙的鬼。站在山脚望上去,土黄天青,山崖峭立,真有些鬼姿鬼态。可这个“鬼地方”却是南山人的全部。
事实上也没那么难,世世代代都住过来了。白天有太阳,晚上看月亮。该吃饭时吃饭,该睡觉时睡觉。也笑,也哭,也争吵,也做爱,也离婚,也生儿育女。总之都过着一样的日子。因此,南山人对上面那句话是相当反感的。反感过了头,就不仅不觉得自己苦,还腾出心思去同情别人。他们说:“陕北那地方真不是人过的,挑担水回来要两头见黑。”或者:“新疆去不得,风一吹来人就被沙子埋住了!”可陕北和新疆毕竟都太遥远,南山属大巴山系,很粗糙地耸立在四川省东北部,关于那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事,他们也只是听说而已。这种同情基本上失去了对象,显得很没意思,因而南山人不再为天下忧,只去同情镇上的人。
镇子名叫泽光,下十五里山路,再沿清溪河上行十里就到了。南山人对泽光镇是熟悉的,每逢尾数是三、六、九的日子,他们就下山赶集,对镇上人的脾气,他们摸得太透了。镇上人多多少少都有些瞧不起山里人,但那实在没啥了不起,单是车马声喧,也能把人的耳朵吵聋!他们虽然可以天天吃肉,但谁能说清他们不是吃的瘟猪肉?南山顶上一个姓桂的屠户,就专门收购瘟猪,剖成肉条子,冷场热场都往镇上送。南山人只有过年过节或家里来了亲朋好友时才能吃肉,但猪是他们自己喂的,他们就像熟悉自己的家人一样熟悉猪的底细……想到这些,南山人往往一掌击在大腿上,叹一声:“嗨,镇上人真可怜!”
情绪最激烈的要算王安。
王安一般不参与乡邻的议论,只等大家把话说淡了,他才来一句总结:
“谁要我去镇上住,八抬大轿也抬不去!”
这句总结把乡邻们想说的都说尽了,于是大家附和几声,起身,拍屁股,回家或者下地,骂骂咧咧地照顾孩子和老人,沉默如石地侍弄庄稼。
王安是山里的教师。
整座大山上,只有一所学校:南山小学。如果你有山区旅行的经验,如果在你觉得根本不可能有人居住的山坳里突然发现一所孤零零的学校,从学校里传出并不整齐却很卖力的读书声,你心里不可能没有一点反应。南山小学就是这样,它卧于山腰,背靠山崖,另三面都是萧索的田地。山脚的人历来都是去镇上读书,南山小学只负责接纳山腰和山顶的孩子。这所学校非常古老,据说是清王朝末年一个秀才捐资修建的。那秀才是南山有人烟以来在考场上唯一中榜的人,家里也有田产。按这样计算,南山小学就有百年历史,比泽光镇中心校早了半个世纪。百年间,它被烧过,被砸过,但风风雨雨都挺过来了。
十八年前,它一直是木屋,黑迹斑斑,穿眼漏壁,整个屋架往操场一边严重倾斜,看上去就像提着一条腿随时准备跳跃的人。教室只有两间,每间教室里至少坐两个以上班级。各年级教师各上各的课,彼此没有门户,声音窜来窜去的。低年级学生一走神,就侧着耳朵听高年级的课,听不懂,就对高年级学生多了一层敬畏。高年级学生也会听低年级的课,自然是看不起,觉得那么小儿科的玩意儿,还值得翻来覆去地倒腾?十八年前的那个夏天,镇政府让山里人自己筹资,自己动手,把学校翻修了,将木屋变成了砖墙,且用炸药雷管把后山移走一部分,面积扩大了,有多少个班就修了多少间教室,看上去真有几分气派。
南山人觉得,这厚实的土砖墙要管好多年的,在这好多年之内,南山子弟可以坐在里面安安心心地读书了。
王安就从南山小学毕业,后来去县城念了中学。像他这个年纪的山里人,无一例外都外出打工,王安没去,他得过小儿麻痹症,左腿比右腿短了几公分,出去也没人要。王安那年已整整二十岁,二十岁的南山人即便没结婚没生育,也有了对象,但王安没有。谁家姑娘愿意嫁给一个看不到任何前途的跛子?
王安所在的村子,叫兴塘村,与北面的学校相隔仅三里地,且都是沿着弯弯曲曲的大堰走,爬坡上坎的时候不多。农活做完了,王安就去学校玩儿。
学校有啥好玩儿的?操场是块小小的土坝,只需过个周末,上面就长满乱草。没有篮球架,也没有乒乓球台。而王安就喜欢去,去了还只能在操场上转转。那时候,加校长在内,学校共有三个教师,都不喜欢王安,尤其是校长杨传民。杨传民五十多岁,一生勤勤恳恳,最看不上的就是游手好闲之徒。杨校长觉得王安就属那类人。另两个教师,一个姓靳,一个姓胡,靳老师总认为王安到学校来是显摆的,他们三个虽然年龄悬殊,却都只是初中毕业,而王安读过高中。既然靳老师这么说,胡老师就认为靳老师的话对。
因为不喜欢,三人从不请王安去办公室或者寝室坐。
可是有一天,王安自己进了他们的办公室。
学校跟普通农家一样,修的是高门槛,王安那天带着谦卑的笑,两手扶着门框,先把那条短腿迈进去了,再身子一斜,把长腿迈进去。山村小学无等级之分,校长和普通教师都在一间办公室,当时三个人都在,都很不愉快地盯着他。他走到那张松木拼成的办公桌前,从裤兜里掏出一包香烟——王安自己不抽烟,那包烟是头场专门请人带回来,等着这一天用——很不灵便地启了封,抽出一根来,双手递过去,再抽出一根来,双手递过去。三个人接了他的烟,脸色好转了。没有多余的凳子,胡老师把自己的凳子让给王安坐,王安摆着双手推辞,脚底下没站稳,差点倒地。
三人的烟还没点上,王安就急匆匆地说:“杨校长,我想跟你商量件事。”
杨校长觉得新鲜,眯着眼睛望着他。
“我想在操场上修两个乒乓球台。”
杨校长笑了一声:“你娃!想钱想疯了?我告诉你,别说修乒乓球台,就是做条板凳我也拿不出钱给你。”
王安说:“有钱就给我两个,没钱就不给,我无所谓。”
这话听上去像王安家发财了似的,可山里人谁不知道他家穷得叮当响呢!他小时候得病,父母借了不少钱,后来读书,又借钱,背了一屁股的烂账,嫁他姐姐的时候,只杀了只兔子招待客人,山里人至今说起来都红眼睛,而他王安说话还这么大口气!
杨校长把一截儿弯曲的烟灰抖掉,生硬地说:“既然这样,你愿意搞就搞。”
王安果然动手了。前些天,他家的猪圈垮了,反正暂时也没钱买仔猪,父子俩都没心思立即去把它修好。猪圈建在一个斜坡上,砖头垮进了下面的竹林里,王安将砖头捡进背篼,抽空往学校里背。他给父母亲撒了谎,说修一个乒乓球台,杨校长答应给他十块钱。父母想这已经不少了,十块钱要买差不多十包盐呢。至于猪圈,反正把猪拦住就算数,竖几根青冈棒也行。
因为是孩子用,王安把乒乓球台砌得很低,这也刚好让他的砖够用。他没干过这样的活,不过也没什么难的,调上灰浆,把砖砌上去就可以了。上面的台子,他先横几根木棒,再厚厚实实地铺上稻草,用尽量平展的几块石片子压上去。
那段时间,简直是孩子们的节日,台子还没成形,他们就把乒乓球拍做好了,都是找一截儿废弃的木板,用弯刀削出一个把子。三位教师冷眼旁观,觉得王安到底是个不务正业的人,孩子们却不这样看,口口声声叫他叔叔,不断地问什么时候才能做好,课间休息也要问上数十次。
只要不耽误农活,王安就要忙碌到天黑透了才一瘸一拐地回家。其间,他的手被瓦刀拉了条口子,回家途中掉进了冰冷的堰渠,不过这些事都是农人经常遇到的,没什么大不了。
竣工的那天,杨校长把他留了下来。杨校长避开两个教师,单独把他请进了自己的寝室,从口袋里摸索出五块钱来,对他说:“我没想到你娃心那么硬,为挣钱啥事都忍得,但我没多的钱给你,只能给你五块。村小都是被中心校管起来的,学生的书学费按人头全部上缴,我们的工资也由他们发,根本就没一分钱的办公费。你总不能因为修了两个乒乓球台又去找村民捐钱。当初翻修学校的时候,大家没计划这些东西,证明他们认为不需要!孩子到学校来是读书的,不是玩儿的,玩儿累了,就没精神读书了;再说,哪家的孩子放学后不割牛草捡柴火?干这些事都要体力,要是在学校就搞得筋疲力尽,回家就干不了这些活。这五块钱是从班费里出的,你拿去吧。”
王安把钱接过来,咧了咧嘴,说了声谢谢,就朝门外走。
他是在嫌少,杨校长想,这五块钱还是我掏的私人腰包呢,一分一厘都交上去了,哪还有狗屁班费。杨校长心里有些不舒服,但他看见王安踩高跷走路的姿态,还有他被瓦刀割伤的手,心里热了一下,把王安叫住了。他走到王安身边,说王安哪,你想没想过你的将来?像你这个样子,开不了山,犁不得田,你以后的日子咋过?你爹妈的年龄跟我也不相上下了吧,他们管不了你一辈子的。何况你家还欠那么多债!——你为啥不去学门正经手艺?
王安站了片刻,没回话,走了。杨校长看着他瘦得麻秆儿似的背影,立即有些后悔。他那些话帮不了别人,只是往别人的伤处撒盐。乡下现在哪去找什么手艺人?扯布来请裁缝做衣服,还不如买成品便宜,样式也没人家的好看,裁缝早就没活干了,缝纫机生了锈,变成了废铁。学篾匠吧,编背篼、花篮、筲箕等日用品,差不多家家男人都会。编晒席要复杂一些,可一铺晒席要用十几二十年,你总不能十几二十年才做一趟几十块钱的生意。至于犁田耙地的物件,人家也都习惯了去镇上的铁匠铺买。乡下已经没有手艺人了,乡下的手艺人都绝种了。
杨校长、胡老师和靳老师都不喜欢打乒乓球,但他们还是很快感觉到了球台的好处。南山小学没有高台,以往老师集合学生讲话,都只能跟学生一起站在平地上,现在则可以站到球台上去了。站在高处讲话就是不一样,那会平添一种威严。乒乓球台离旗杆很近,每周星期一升国旗的时候,老师或学生代表做“国旗下的讲话”,也可以站到上面去……
南山的冬天特别冷。冰柱子从山涧垂下来,不是白的,是青黑色的。有些小孩子不懂事,伸出舌头去舔,当他们尝到类似金属滋味的同时,舌头就被冰“吃”住了。这时候必须迅速用斧子把冰柱剁下来,用火烘烤,要是动作稍慢,舌头就会变黑,变硬,轻轻一震动,就脆生生地断掉。南山人为了蓄水,一到冬天就把绝大部分田地变成冬水田。学校周围,除了背靠的那面山,其余三面全是冬水田。冬水田结了冰,白亮亮的,要是出点太阳,能把人的眼睛晃得老半天看不见东西。操场边是红沙土,这种土连长一点野草的营养也不愿给,全是光板板的斜坡,学生下课打闹的时候,稍不小心就可能掉进冰田里,嗖地一声,从这头滑到那头。如果遇到薄冰,它就咧开嘴——先是咧开密密实实的皱纹,接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嘴张大,将人吞进去。冬天的水浑身都长着牙齿,抓住你,就狗一样朝你身上扑,被救起来时,往往面目全非。
现在有乒乓球打了,掉进冰田里的可能性更大,不是人掉进去,而是乒乓球掉进去。一个乒乓球要几角钱,孩子们要吊着父母的衣襟哭闹好几天,父母才会翻出瘪瘪的荷包,将几角钱拿出来,去镇里买回那蹦蹦跳跳的家伙。将球交到孩子手里的时候,常常要附带赏孩子几个耳光,骂几句“败家子”之类的话。因此,孩子们都舍不得丢掉乒乓球,别说掉进冰田,就是掉进深井里,他们也要想法将它捞出来。
王安又在操场边转悠了。这时春天已经到来。王安这回背来了几丛野斑竹和一把大锄。斑竹命贱,石骨子地里也能生长,王安想把它们栽种到操场边的坡面上。在南山,斑竹有一个别称,叫雷响竹。意思是几声春雷滚过,它就醒过来了,一枝发十枝,十枝发百枝,王安只需在每个坡面栽上一丛,今年过去,就会形成葱绿的围栏,学生就再不会掉进水田里,乒乓球蹦下去的可能性也会大大减少。
他栽斑竹的时候,学校已经开课,靳老师站在远处,悄悄对杨校长说:“好像南山小学是他的一样。”杨校长也正这么想,心里酸溜溜的,但他笑着说:“那小子是个有心人。”
时间仅仅过了几个月,杨校长就没有这么轻巧了。斑竹的根脉在土地里迅速延展,脆嫩的竹簧在风中发出悦耳的哨音。有了这道屏障,学生们在感觉上也安全了许多。家长们很快知道了这件事,都说杨校长在管理学校,可还没人家王安想得周到呢。有些性格爽直的人,把这样的话当着杨校长的面也说。杨校长总是带着夸张的热情把王安表扬几句,可人一离开,他就听见自己脸上响起咔嚓咔嚓碎裂的声音,那是他在人前绷着的面子。
这天王安又到学校来了,杨校长远远地见他从堰上跛过来,就站到操场边上,等着他。
王安走完了渠堰,需过几条田埂。最末一条田埂与一段窄窄的土坡相连,爬上那段坡地就是操场。杨校长堵在路口,居高临下地看着王安那颗扁扁的头。王安抬头给他打招呼的时候,他气呼呼地问:“王安,你究竟啥意思?”王安有些摸不着庙门。杨校长指着斑竹林:“你是不是成心败坏我?”王安明白过来了,脸红筋胀地仰着头说:“杨校长,我不是那意思,我是怕学生的乒乓球掉进田里,他们去捡球出了事,我就要负责。乒乓球台是我修的呀。”杨校长心想,你不仅要标榜自己栽了斑竹林,还要标榜修了乒乓球台,修乒乓球台我不是给了你钱的吗!杨校长气不打一处来,粗话也带出来了,他说你一个闲杂人员,能负什么责,负尸求责!
紧接着,杨校长发出了命令:“这是学校,闲杂人员不许随便进来!”
王安的头一直仰着,仰得脖子酸了。当他把头低下去的时候,已转过身,走上了回家的路。
这情景被附近一个收拾菜地的女人看在眼里,她原原本本地去转告给了王安的父母,王安的母亲骂杨校长不识好歹,父亲却骂自己的儿子,说那狗日的,该背时!读那么多书,都读到牛屁眼里去了!看他那副德行,将来不打光棍往哪里飞!
这话说得太毒,终于惹恼了妻子,她不再骂杨校长,转而骂丈夫,没骂两句,就捂住脸哭。她的脸上到处是山风割出的口子。
南山盛产光棍,小小一个兴塘村,就有八个。山里人有句俗话:家里没有女人,男人就要生病。那八个光棍倒是很少生病,但日子过得油盐不进。双抢季节,人家忙得脚板打翻,他们却懒心无肠地摊开两条腿,坐在树底下望天。平时碗也不洗,直到把家里的碗用尽了,再从脏碗里捡出一个相对干净些的盛饭菜。那八个人都是手脚齐全身体健壮的,家里也比他王家殷实,这么说来,儿子打光棍是确定无疑的了。正是这种确定性,深深地伤了母亲的心。
父亲虽然也觉得自己的话过分,但他想不通,修那两个乒乓球台,不是说好给二十块的吗,怎么到头来只给了五块?他一直对这事耿耿于怀,因此不管妻子怎么哭,他还是盯住儿子骂,骂过之后就喝酒,醉得稀烂。父亲很少离开过酒,越喝越穷,越穷越喝。
许多时候,狠狠地折磨一个人的,还并不是钱,而是日常生活的烦恼……
杨校长下命令之后,王安不再去学校,只起早贪黑地上山干活。杨校长骂的那两声“闲杂人员”,让他觉得自己连身份都没有了。他是农民,不是闲杂人员。农民就要有农民的样子。山里的农民,要把脸弄得不像脸,把手弄得不像手,要让它们变紫,变黑,变成坚强有力的疙瘩!高天之下,白色的山风像永远吃不饱的狼,随时都在孤独地游走,随时都在忧郁地叫唤。这风成了王安真正的知己。
只在他去学校后山砍柴的时候,才禁不住朝山下望。他发现,自己的活真没白干,操场边没有斑竹林围起来时,学校是散在山野间的,现在成了独立的体系,有了学府的气派!
王安说:“同学们,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
说这话的时候,王安头一天站在学校的讲台上。
王安说:“从前,南山上没有人烟,某年枫树叶红的时候,山上来了一个农夫。农夫不是单独来的,他带来了一群牛。这些牛是他最好的朋友,来南山之前,他们形影不离。在山上过了些日子,牛群发现它们这个两脚走路的朋友再不像以前那么爱说爱笑,而是动不动就皱眉头。他不快乐,牛们也跟着不快乐,于是牛们商量:‘我们给他唱首歌吧,唱首歌他就好了。’第二天清早,农夫正在做梦,牛的合唱却拔地而起。”王安做了拔地而起的手势,“声音太大,太突然,把还没起床的鸟纷纷震落到地上,农夫以为发生地震了呢,来个鲤鱼打挺翻下床来,结果是牛群站在他面前唱歌!牛们伸长脖子,仰头向天,嘴巴和鼻孔里喷出大团大团的热气。可是,农夫不但没有快乐起来,还怒气冲天,把所有的牛都关进了畜栏!从那以后,他跟牛不再是朋友了,他成了牛的主人,牛成了他的牲口,世世代代供他使唤。”
每天放学之前,王安都要给学生讲一个故事。那些故事可能是寓言,也可能是他在县城的所见所闻。县城是他见过的最大的世界,他把那个世界描述得灿烂辉煌。学生们都没走出过大山,最远也就去过泽光镇,老师的描述让他们惊嘴咂舌,在回家的路上,想着故事中的人和物,哪怕独自一人,也不会寂寞了。
由于山头距离学校有足足二十里山路,南山小学开课晚,放学早,学校指挥行动的,是一个用了多年的铃铛。铃舌是一根黑色的铁条,外壳呈黄铜色,已缺了一块。上午十点,铃声响起,算是开课,下午四时,铃声响起,就是放学了。教师和学生都不吃午饭。南山人谁也没打算吃午饭,早上一顿,太阳升起,晚上一顿,月亮升起,这就是日子。学生们放了学,才发现肚子饿得那么厉害,以前他们心里怨恨,想哭,现在不想哭了,掐一束鱼腥草也能充饥。他们不仅不哭,还摘片树叶来吹,吹几声就唱:“太阳照在山岗子上,我摘片树叶儿吹响响……”
学生们都喜欢王老师。王老师成天乐呵呵的,下了课,就跟学生一道打乒乓球。他的脚跛得那么厉害,每接一个球都憋足力气,咬紧牙关。大部分同学跟他打球,都只把球接到正中,让他能保持平衡。可有些偏不这样。有个叫周汉的男生,别看他刚读一年级,接触乒乓球的时间也很短,球技却好,只要王安上场,他就把球专往角落里送。他个子蹿得快,比其他同学高出一大截儿。王安身子一高,把右边的挡回去了,球很快又到了左边,他身子一低去够球,结果摔了个狗啃土。见这样,班上成绩最好的女生向倩兰,眼睛一红涌出了泪水。她觉得王老师太可怜了。王安看到了向倩兰在流泪,只是装作没看见,他爬起来,将鼻尖和嘴唇上的土抹去,对周汉说:“再来,我就不信我赢不了你!”
每天放学之前,王安还教学生唱歌。南山有很多山歌,但那些山歌大多是凄苦的,充满了对人生的感叹和对命运的无奈。它们就像崖垛一样呈现出化不开的灰色。灰色是慢性病,会慢慢毒害人,于是王安有意避开,挑选了一些能长筋骨的歌曲。对所有人而言,绝望都是免费的,只有希望才是人世间真正宝贵的黄金。王安最喜欢的是那首《春光美》。每天上午开课之前,全班齐唱:“我们在回忆,说着那冬天,在冬天的山巅,露出春的生机……”孩子们回家干农活的时候,也经常把这首歌挂在嘴边,在南山崎峭广阔的山野间,到处都充满了幻想。
家长们都说,娃娃跟了王老师,变得不爱使性子了,成绩也比先前好到哪里去了!
王安说八抬大轿也休想把他抬到镇上去住,不是普通村民那种对镇上人的“同情”,而是他有骄傲的资本:凡是他教的班级,镇上统考都得第一。中心校天然得第一的定律是被王安打破的。有人说,中心校一个班有六十多个学生,南山小学只有十多个,当然容易出好成绩。这也是事实,南山地广人稀,学龄孩子非常少,每个年级只能勉强凑成一个班。然而,中心校的教师只任单科教学,村小教师却是眉毛胡子一把抓,而且大多不是教一个班。像南山小学,杨校长退休后,王安补进来了,可靳老师走了,平均一个人要带两个年级。
靳老师去了广东东莞的一个镇上,在镇文化站上班,听说工资高得没法说。靳老师只有三十多岁,比胡老师还小好几岁,他是个心思很重的人,论教学水平,他比杨校长和胡老师都高。可靳老师老害怕中心校对他的工作不满,因此时不时放话出去,说教书没意思,他想辞职。其实他心里并不一定这样想。要不是有个文凭比他高的人到了学校,要不是校长的位置给了胡老师而没给他,他干到老也是不会辞职的。不过他这一走也好,拿了高工资,撞了大运。现在,学校只有王安和胡老师两个人,管六个年级。幸好无幼儿班,南山的孩子从来没有进过幼儿班。
中心校的教师对王安也很不舒服。那些处在镇子核心学校的人,开始很看不起王安,全镇教师开会或搞个庆典什么的,吃饭时大家都不叫他。在那里,除了本校的胡老师,没人跟他搭腔。后来见他教书那么厉害,就对他更不舒服了。他们背地里把王安叫跛子,说:“那个龟儿子跛子,给他一块骨头,他就玩儿命地啃!”
但中心校的闭校长对王安很肯定,闭校长说:“杨传民教了一辈子书,最大的贡献就是推荐了个人才。”
王安的确是杨校长推荐的。杨校长去给闭校长谈自己退休的事,闭校长不让退:“你退了咋整?明摆着南山那鬼地方没人愿去,而且我听说老靳早就不安心,说不定他哪天睡醒了,就要拍屁股走人。你一退,他一走,老胡一个和尚守得住庙?”
这道理杨校长心里也清楚,但依照镇上的政策,退休人员比在岗人员每月还多拿十多块钱,杨校长冲着那十多块钱也必须退。再说他的年龄满满当当,有退下去的理由。不管闭校长怎样挽留,杨校长就是不依。他说:“闭校长,我给你推荐一个人,叫王安,南山兴塘村的,高中毕业已经九个年头。那娃心特别细,读书时成绩也不错,发挥失常才没考上大学。要是家里有钱,随便复读一下,他就是大学生了。”
闭校长用舌头把翘上去的胡须卷进嘴里,像嚼甘蔗那样嚼了几下,眼睛看着别处,哼一声说:“跟你老杨打了这么多年交道,你还把我当傻子整了?现在的乡里,特别是你们南山,把茅厕旮旯都找遍,找得出一个年轻人?他们都出门打工去了,村里除了横着揩鼻涕的娃娃,就是走一步咳三响的老头子老太婆了!听说你们那里死了人,要翻山越岭地找好多个村子,才能勉强凑几个有劲抬棺木的,这话不假吧?”
杨校长说:“这话是不假,但我说的这个人有特殊情况,他得过小儿麻痹症,是个跛子,没法出去打工。”
闭校长狠狠地啐了一口:“打工都没人要,就往教师队伍里塞?亏你说得出口!”闭校长最恨别人翻来倒去地向他申述理由,杨校长的缠磨,让他烦透了。
闭校长毛发很重,一天不刮脸,他的脸就跟南山小学的操场一样,乱蓬蓬的。现在就是如此,这让杨校长越发地畏惧。
那次没有谈成,过了几天,杨校长又去。那是个星期六,也是赶场天,街上吵得像石头土块都会说话,车子在人群中挤不动,不歇气地鸣喇叭,加上鸡鸣鸭叫,猪哼牛哞,整条街都被声音煮着。杨校长心事重重地往闭校长家走,闭校长住在中街,刚把上街走出头,他就看见闭校长站在一家水果摊前打手机。那枚小巧的手机青蛙似的在闭校长手里不停地蹦。不是手机在蹦,是闭校长的手在抖。跟他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他这是发怒了。这种时候找他办事,无异于脱了帽子往钉子上撞。杨校长想避让,可闭校长已发现了他,还向他招手。
杨校长胆战心惊地走过去,闭校长啪地一声关了机,干净利落地说:“你可以退了,我找到人了。你下个礼拜来办手续。”随后把红彤彤的脖子弯了一下,骂道:“娘的×,脸都丢尽了!”
原来,那个电话是派出所打给他的,七村小学的一个老师在茶馆里摇色子赌博,数钱的时候被派出所抓了个现形,让闭校长去领人。闭校长打算把那个教师发配到南山小学去。
杨校长虽然可以退休,心里却并不痛快。他真心实意想帮王安一把。他那回对王安说了狠话,过后想起来很愧疚,多次想去道歉。但俩人的家隔着好几道山岭,王安不到学校来,两人就碰不上面,专门去兴塘村吧,怎么说也抹不下那个面子。这么一拖二挨的,几年就过去了。前几个月,杨校长远远地看见王安背着一大捆活松毛从学校后山的小路插过去,背后看去真像一只瘸了腿的熊,杨校长的心厉害地酸了一下。都二十九岁的人了,连个对象也找不到,父亲已于两年前得肝癌病逝,母亲迅速老迈,腰弓成了曲尺,王安的日子真不容易。
结果,闭校长并没把七村那个老师发配到南山。得知消息,那老师给闭校长抱了只大红公鸡去。闭校长不是贪财的人,他只是抹不下情面。七村在清溪河对岸的小丘上,生活条件不错,离镇子也近,将这里的教师往南山上赶,闭校长于心不忍。
王安顶了缺。当王安跛着脚堂堂正正地走向学校,人们才说,王安又是修乒乓球台又是栽斑竹,原来他早就知道这学校是他的呢。
这话传到胡老师——现在的胡校长——耳朵里,把胡校长得罪了。胡校长是在全面清退民办教师的前一年考上公办的,现在已经没有民办教师这种称呼,像王安这种人,叫代课教师。代课教师和民办教师的区别是,清退民办教师还要办一定的手续,清退代课教师就简单了,带个口信就算数。胡老师是公办,而且是校长,再怎么说南山小学也该是他的,怎么会是你王安的?抛开身份不说,单从收入上讲,胡校长每月可拿五百多,而王安只能拿一百八十块——中心校老师说给他一块骨头,就指他工资低——你王安算老几呢?胡校长觉得,靳老师当时对王安心存戒备,看来并没有错。
王安跟胡校长的关系一开始就处得很不好。
有一天,附近一个农民拿着弯刀来砍学校的斑竹,农民的想法是,学校是大家的,大家的东西大家就都可以用。因此他来砍斑竹的时候,根本就没给胡校长和王安打声招呼。那天王安下课出来,看见那农民已砍下一把了,他来不及跛着脚走过去,而是用那条长腿快步跳过去,红着脸说:“邱爸,你这是干啥?”姓邱的农民直了腰,若无其事地说:“我的豇豆牵藤了,我砍些斑竹扎到地里去。”王安说:“柴山里那么多黄荆条不砍,为啥砍学校的斑竹?这是公家的!”这话来得有些陡,农民把脸抹下了。这里跟兴塘不是一个村,但彼此都知根知底,农民说:“你娃跟我一样,还不是个穷吊子,当了几天教书匠就不得了啦,要飞起来咬人啦!”王安咽了口唾沫说:“邱爸,你为啥这么不讲理?”姓邱的农民说:“你敢说我不讲理?我再不讲理我也不会像头骟猪那样走路!”公猪刚被骟掉之后,脚要跛上几天。这话本来是搭不上界的,但农民们骂架,最厉害的一招就是往别人的痛处戳。王安一口气堵在胸口。他喊邱爸的这个人的孙子,还在他手里读书呢。姓邱的农民见王安说不出话,更加理直气壮了,扬声说:“人家胡校长都没做声,有你啥事?是你的官大还是胡校长的官大?”
王安这才发现胡校长就站在不远的地方抽烟。
胡校长与王安的目光对了一下,转过头对姓邱的农民说:“本来就是你不对嘛,赶快走,不让你赔偿就是好的!”
胡校长在王安之前就站在那里的,一直没开腔,姓邱的农民以为他要帮自己说话,没想到是这样。他没拿走一根斑竹,骂骂咧咧地走了。然而,离开之前,他又狠狠地朝斑竹林砍了几刀。
农民走后,胡校长才低沉地说:“斑竹是你栽的,学校也是你的,你就来管理么。”
说了这句,胡校长急匆匆地去了教室。
胡校长的家在山顶上,平时住校,王安虽然也有间寝室,但他不住校。他每天放学回家后,都要帮母亲干农活。可今天他留下来了。他主动提出要在胡校长那里搭一顿伙食。胡校长有些意外,说我这里没啥吃的哟。王安说未必你要招待我吃龙肉?这么一说,两人之间绷紧的弦松了许多。
胡校长也真没啥吃的,平时煮的红苕饭,只见红苕不见米,今天招待客人,米就下得重些,但就意味着他往后几天只能光吃红苕。也没啥菜,只炒了个土豆丝。好在有半瓶酒。
两人喝下几口酒,王安就说话了:“胡校长,你跟杨校长都误解了我。”胡校长知道王安指的是他今天扔下的那句话,没言声。王安说:“胡校长,我那几年经常往学校跑,主要是想找个说话的人。从县城突然回到山里,我这心里闷。爹妈在我身上花了那么多钱,我却没出息。那些天,我白天黑夜都想读书,但要去复读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只能一辈子待在山里,我感到害怕,睡过去就做噩梦。我想找人说话,可跟谁说去?在南山,你们才是有文化的人,我就想跟你们接近,但你们好像都不欢迎我。我修乒乓球台也好,栽斑竹林也好,都是为了讨你们的欢心。我当时就这么点想法,我再没有别的想法……”
说到这里,王安哗啦啦滚出一串泪水。
王安这一流泪,牵动了胡校长的痛楚。恍惚之间,他已经在南山小学教了二十年书了,这二十年是怎么过来的,山外人无法想象。日常生活的苦处就不必去说它了,那是人人都会遇上的,只说崎峭陡峻的山路,就够人受的。这里流传最广的一首山歌是这么唱的:“山坡下坎呢我脚杆软啦呵啥喂!——”这首歌共有八句,转了好几个调,而句句歌词相同!特别是冬天,不仅结冰柱子,还刮大风,下暴雪,满世界里除了被风搅动的雪尘,啥也看不见。这种连狗也会冻死的天气,村民可以躲在家里,学校却必须开课。学校后山有一段危险的路,叫野风垭,绳子似的悬着,落雪打霜的时候,简直寸步难行。家长接送孩子,都不会跑这么远,在这段路上接送学生,都是老师的事。对那些胆子小、身体弱的孩子,牵着走都不行,必须背、抱。胡校长都记不清自己在那段路上摔过多少回了。他经常在梦里也梦到那段路,或者上不去,或者下不来。这里曾有一个姓耿的老师,送学生的时候从山上滑下来,腿没摔断,却把左右手各撇断了一根指头,山上找不到医生,耽误了治疗,再没接上。那之后没过多久,他就作为民办教师被清退回家了。杨校长那么大年纪,不照样接送学生?就说王安,一个残疾人,自己平地走路也困难,却要在最危险的地方充当学生的腿。
想起这些,胡校长心里很酸。更何况,在他们的遭遇当中,这还算不上苦处,真正的苦处是挨门挨户去收书学费,那是山村教师的鬼门关。每学期,村小教师后两月的工资都被中心校扣着,学期结束,全部书学费交上去后,才能领到手……
胡校长的心酸得厉害,终于止不住流出了泪水。
泪水涌上来的同时,他就发出了哭声,哭声响亮得像个女人在哭。
王安也干脆放下筷子,伤心地哭起来。
南山虽然已经通电,但学校不上早晚自习,因此没把电线拉过来。在这所孤零零的山村小学里,两个男人在麻雀眼一样的桐油灯下,一点也没顾及自己的体面,想怎么哭就怎么哭。
哭声传出室外,传到黑沉沉的田野上去了。
这之后,两人彼此理解了一些,但并没变得更亲密。事实上,他们都为那个夜晚感到有些难为情。又过了些日子,两人虽然表面上比以前要好,骨子里却是没法合作下去了。原因是家长们都想尽办法把孩子往王安的班上送,如果王安教一、三、五年级,胡校长教二、四、六年级,那些家长宁愿让孩子留级,也要让王安过一道手,好像只有这样孩子才不枉在南山小学待这么几年,对未来也更有了把握似的。对此,王安像自己有罪,他本人不抽烟,却经常买烟来散给胡校长抽。胡校长接过他的烟,心里很堵,烟雾吸不进去,口里苦得难受。终于,他跟东莞的靳老师联系了,让靳老师帮忙在那边找份事做。靳老师回信说:“你早该丢掉那个破饭碗了。你过来吧,到这边拾荒也比你待在那鬼地方强。”靳老师以前说教书没意思还有自嘲的意味,也有矜持的意味,现在是真的这么想了,他为自己在南山小学耗去那么多年青春感到无聊和羞愧。
这样,胡校长也走了。南山小学,只剩下王安一个教师。
王安是有福的,他捡到了一个女儿。
这个女孩有三四个月大,显然是被父母扔掉的,扔在兴塘村后面的大荒梁上。那里时不时地就要扔下一个孩子,都是女婴。他们把女婴扔掉了,才能腾出肚子来生男孩。扔女婴算仁慈的,多数人不这么干,他们在女婴下地的时候就将其杀死,许多人家,女人临盆时就在床边准备一桶水,只要是女孩,就倒提后腿将其送进水桶里;如果没来得及准备水桶,就扯过枕巾捂住她的嘴,捂得她全身发乌,就知道她死了,偷偷弄出去埋掉。前些年,泽光镇的政策是不管哪里的人,都只能生一胎,这几年有所松动,像南山这种偏荒之地,允许生两胎。生两胎照样不保险,必须要见到儿子才保险,因此,杀死女婴和扔掉女婴的事,还是经常发生。
王安捡的这个女孩这么大了,倒是有些特殊。那天是个星期天,王安去大荒梁那边割猪草,回来的途中,他把篮子搁在塄坎上歇气,突然看到十多米外的矮松垛下有个包裹,红色的,很扎眼。王安知道又是有人扔了孩子,把眼光移向了别处。这里除了矮松、乱石和黄土,别的啥也没有。王安一抬眼就看到了天空。初夏的天空湿漉漉的,潮气很重,太阳被潮气泡涨了,一摊一摊地洇开来。
那边无声无息,无疑是个死孩子。这里到处散发出一股死尸味儿,矮松底下零散着脆嫩的、没被野狗啃尽的骨头。王安不知当时想些啥,在起身走了几步之后,他又改变了主意。他要去看看那个小孩的尸体。他把篮子放下了,跛着腿挪到那个包裹旁边。小孩闭着眼睛,脸和手都露在外面,发皱的手指弯曲着,像要攥住什么。王安以为小孩死去后一定很丑,没想到这个孩子非常好看——小孩死去也这么好看哪!
他蹲下身,伸出根指头把孩子的脸摁了一下。
脸有弹性,而且有热度,但这些信息也没引起王安的注意。
他是在发现孩子鼻尖上一颗圆溜溜的汗珠之后,才恍然明白:孩子还活着!
王安把那粒汗珠沾到指头上。汗珠碎裂了,在风中迅速干涸,无形无迹。王安问那个孩子:“你爹妈为啥把你扔掉?”四野无声,只有梁上的风呜呜叫着。
王安想把孩子抱起来,可是他不敢,他怕一不小心就把那个活孩子抱成了真正的死孩子。
但他最终下定了决心。他看着孩子的脸说:“你连一只狗也不如,连一只猫也不如!……”
村里喧喧嚷嚷的,都来看这个孩子。兴塘村没有谁有这么大的女婴,显然是外村人抱来扔在大荒梁上的。把一个活孩子扔掉,谁都不会扔在自己村里。有经验的人,一眼就看出女婴有病。在南山人看来,捡一个病孩子回家,就跟捡一只病猫病狗回家一样,是不吉利的。拥到王安家的人,分成了两派意见,一派主张赶快扔掉,不要让她在家里断气。如果王安真是心肠好,就等她在外面断气后,用一领破席把她裹了,埋到土里,埋深些,免得被野狗拖了去。另一派在探听了王安捡她的经过后,说这是女孩的命,把她养起来算了,听说城里人有儿有女,还买狗来养呢,她长大了,总比一只狗强!吵闹声把瓦屋顶都快掀翻了。两派人都想用声音把对方压下去。正这时,王安的母亲扛着锄头从地里回来,问了这个孩子的来历,什么也没说,就抱着她出了门。沟那边有个女人正值哺乳期,她要去为孩子讨点奶吃。
佝偻的老人抱着孩子,就如一只年迈的袋鼠。
孩子就这么活过来了。她的确有病,头盖骨很柔软,抱着她走路,她的头盖骨也会轻轻荡漾;指甲也没长全。平时,她哭的时候少,睡的时候多,她分明刚刚醒过来,你正要逗她玩儿,她的眼睛又慢慢闭上了,像一盏徐徐熄灭的灯。照顾孩子的事情,基本上都是老人在干,她从来就不知道灰心似的,抱着孩子四处求医问药。当然不敢去镇医院,都是在乡野间找赤脚医生。不知是哪味药吃对了路,或者她只不过是个早产儿,本来就无需吃药。几个月后,觉突然睡醒了,头盖骨硬挣了,指甲也长全了,她由一个挎上挎下的包袱,变成了可以下地行走的人。
王安给她取了个名字,叫银珠。取这个名字,是因为王安忘不了停泊在她鼻尖上的那粒汗水。是那粒汗珠救了她的命。
银珠把王安喊爸爸。
这是王安的母亲教的,也是邻居们教的。但王安不承认,甚至很恼怒。他是个没有女人的男人,怎么就当爸爸了呢!银珠把他叫爸爸的时候,他别扭得心里发慌,一概不答应。
子一天天过去。又一个夏天到来的时候,胡校长已经离开好几个月,王安独力支撑一所学校快满一个学期了。胡校长刚离开的时候,王安特地去中心校找闭校长。闭校长捧着茶壶,听完王安的话,他把茶壶朝地上一扣。刚扣出手,立即弓腰想把茶壶接住。这是他专门托人从湖北宜兴带回的紫砂壶,十分珍爱的。闭校长只有四十多岁,腰却圆得有水桶那么粗,有人笑他永远都不能跟人握手。因为手还没握住,肚子就把人家给顶开了。因为胖,弯腰相当困难,不仅没把茶壶接住,蹦起来的碎片还在他的手背上留下了一个红点子。校长室秘书小心翼翼打扫的时候,闭校长跺了一下脚,对王安说:“这样的人,走了好!娘的,对教育事业没有一点忠诚之心,留下来也靠不住!”
闭校长确实生气,当时靳老师走的时候,好坏还去办了辞职手续,胡校长走,竟然什么手续也不办,跟他既不打照面,也不打招呼,等于是把他这个中心校校长给炒了。胡校长平时看上去老老实实,甚至畏畏缩缩,谁知做事竟这么绝。闭校长又跺了几下脚,朝秘书倒紫砂壶碎片的垃圾桶望了一眼,对王安说:“今天,我正式任命你王安做南山小学的校长,文件慢慢下,你回去好好干,不要辜负了我的厚望。”王安说谢谢闭校长的信任。可他这次来,不是要校长当的。说白了,在南山小学当个校长,充其量就是个名义上的管理者,何况王安还是代课教师,独自教那么多班,工资也才涨五十块,还是过了两个月才涨的。王安这次来是要闭校长派人去,至少派一个。闭校长站起身,在屋子里地动山摇地走了两圈,说:“这样,你先干着。我这里有了合适的人选,立即派给你。”接着问:“你那山上有没有人?”王安说确实没人了,全都打工去了。闭校长说那就只能按我说的办了。
闭校长一直没派人来。王安在思考把学校玩儿转的办法。其实全校学生并不多,也就七十多人,难办的是这七十多人分成了六个年级。王安把自己当成一个物体来设计,如果是一个两脚移动的物体,那速度显然太慢,如果把自己变成轮胎呢?情况一下子就变了!只要给它一把力,轮胎就可以凭借惯性不停地运转。他的办公桌上并排放着六个年级的教材,今天从一年级上到六年级,明天就从二年级倒回到一年级,依此类推。一天六节课,他没有一节轮空,当放学的铃声摇响之后,他才有心思坐到凳子上喘口气。其实他没有精力喘气,不说话的时候,他就开始咳嗽,咳嗽声像经历了战火的旗帜,被撕裂成一块一块的破布,沾着血腥。每咳一声,他就喷出一团白雾,那不是冷气,而是被他吃进去的粉笔灰。
这样上课,虽然可以照顾到六个年级,但问题也出来了。现在的小学生,如果把课开齐,就有语文、数学、英语、思想品德、科学、体育、美术、音乐、电脑等等。包括南山小学在内,这所有的课程都发了书本,有些科目还发了好几套教材。比如英语,就有先锋英语和新标准英语,不仅有两套书,还有两套磁带;再比如思想品德和科学,有国家编的一套,也有省上编的一套;有人传话县里还要自己编一套,据说这样可以培养学生既热爱祖国,也热爱家乡。南山的小学生历来都是领回这些书,只留下语文和数学,其余各科,就交给奶奶、外婆、妈妈或者姐姐,让她们在雨雪天不能下地的时候剪成鞋样;那些昂贵的磁带,被当成游戏的玩具,替代以往的石块瓦片,放在地上“跳房子”。王安来学校后,一度也想教学生英语,但事实证明不可能。根本就忙不过来。中心校考虑到村小的实际情况,统考的时候,也只考语、数两科。
即便这样,现在王安一个人也相当为难。他每天只能在各班上一节课,今天上了语文,数学就丢了,再去接的时候,必须得把前面的复习一下,时间那么紧,还怎样讲新课?如此,孩子的学习就差不多永远在原地转圈。另一方面,南山的学生放学回去,都有繁重的农活等着他们,没有一分钟可以留给他们做家庭作业。练习也罢,讲评也罢,都必须在当天的课堂上完成。如果一天只在每个班上一节课,显然不行,延长教学时间,更不可能。夏天还好一点,要是大雪封山的冬日,放学晚了,他们连家也回不去。王安又开始设计了,他想,每堂课四十五分钟,能不能掰成两半?一半讲语文,一半讲数学,即使不能两科兼顾,也能留时间给他们做练习,还可以挤时间讲评。
王安觉得,这办法是自己的一大发明,他为此非常得意。更让他得意的是,这学期的期中统考,南山小学虽然没有得第一的班级,但最差的二年级,也在全镇居中。
王安有了得意之情,无朋友可以倾诉。给母亲讲吧,母亲基本上是不说话的,父亲病逝后,母亲就像泥土一样沉默了。银珠活泼起来后,他也想过给银珠讲一讲。银珠沿着一条板凳,在很卖力地学走路,王安站到她身旁去,看着她因睡绿豆枕头磨得扁平的后脑勺,看着她因用力变得通红起来的小脖子,感受到生命的脆弱与神奇,禁不住打了个寒战。银珠发现身边站着人,弯着腿站住了,仰起头望。王安以前没注意过孩子的眼睛,有了银珠他才注意到了,他觉得孩子的眼睛清亮得让人羞愧。王安蹲下身,正想跟银珠说他的得意事,银珠却嘴一咧,流出一串口水,奶声奶气地叫一声:“爸爸。”
这时候,王安又想到自己是一个没有女人的男人,心境黯淡,就什么话也不想说了。
悲伤可以不说,喜悦不说是不行的,有了喜悦不说出来,它就会在肚子里烂掉,那就不再是喜悦了。王安上山干活的时候,就把话说给一棵树听。有天他对着一棵拐枣树,把自己怎样设计课程,怎样培养学生自己批改作业的能力,考试中又取得了怎样的成绩,一五一十地讲给拐枣树听。末了,王安问:“拐枣树啊,我还算做得可以吧?”
风起处,拐枣树枝叶翻动。
王安高兴起来,语调也变得格外亲切,他说:“伙计,我有个想法,还没跟人说过,我今天先给你说说。我想把我一个初中同学招回来教书。你知道,一个人教一所学校,短时间可以,长期下去就不行了,就说眼下,整体成绩虽然不错,可有的班、有的人,成绩还是有所下降;成绩上升的时候,家长们高兴,一下降,就没人高兴了。轮到你你也不会高兴。现在马上就有个班毕业,他们能不能考好,我还真没有把握。我在想,就算这届毕业班考得不理想,只要我那同学回来帮一把,明年绝对考好!我那同学初中没读完就打工去了,但她是一个聪明人……她是李家村的,离我们兴塘村不远……听那边打工的回来说,她的丈夫半年前死了,她丈夫在城里当蜘蛛人,也就是帮人擦高楼外的墙壁,那天绳子没挂牢,掉下去摔死了。死得很惨,没有一根骨头是完整的。这是去年的事情,我前些天才听说。拐枣树啊,如果我给她去封信,让她回来,你认为她会回来吗?”
拐枣树纹丝不动,像在沉思。
而王安却被自己的想法弄得很兴奋,他一掌拍在拐枣树身上,就像拍在老朋友的肩上,大声说:“我想她一定会回来的!她独自带着八岁的儿子在外面过日子,多难哪。回到家乡就好多了……等些日子吧,听说她上班那个厂的工资半年结一次账,等到了六月尾子上再说吧。”
过不久,镇中心校召开各村小校长会议,议题只有一个:迅速将学杂费全部缴纳上去,学期结束前两周还没交齐的,当值教师后两月的工资就泡汤了,校长还要受到加倍的处罚。
这件事其实早就存在于王安的心里。当他的工资被扣下后,他立即感到了生活的窘迫。别看每月只有二百三十块钱,王安有了这二百三,他家就可以不像以前那样,粮食刚出来就将大半背到街上去卖掉,结果弄得还没到春节,就没粮食吃了。现在他跟母亲也要卖一点粮食,作家用,王安的工资就全部用来还账。他借的老账已经还得差不多了,但并没还清,加上又添了个银珠,他怎么能丢那二百三十块呢?别说二百三,二十块也不能丢的。像今年犁春水田,只要给二十块,就可以请人把他家的田犁完,但王安舍不得,人家说跛子不能犁田,他就偏不信邪。这让他吃了不少苦头,多次扑进水田,差一点就扑到铧尖子上。幸运的是,他家养的那头老黄牛被父亲调教得那么好,王安不会犁田,经常命令它走错路子,它都能及时纠正,走到正确的道路上去。不是王安在命令它,而是它在教王安。王安上六个年级的课,备课只能利用晚上,每天都是鸡叫第二遍后才能熄灯就寝,有好几次,他都扶着犁把迷糊过去了,这时候,黄牛就走得很慢,走得很平稳,好像它知道王安辛苦,也知道他是个跛子……
王安想,两个月的工资扣掉,就是四百六,校长加倍处罚,就应该是九百多,合起来是一千多!他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嘿!”
他对了一下账,大部分学生都把钱交了,但还有十个分文未交。每个学生三百块,十个就该三千。这就意味着,余下的时间里,王安不仅要教好课,还要为收齐这三千块钱努力。胡校长在的时候,他并没感到多大的压力,包括王安班上的书学费,胡校长也能想办法帮他收上来。别看胡校长平时像没主见的样子,在收书学费的问题上却从不含糊。现在只能靠王安自己了。
这天放学后,王安把那十个学生留下了。他说同学们,你们的书学费还没交呢。
十个学生站在他面前,垂着头,一声不吭。那些孩子都穿着破旧的衣服,小脖子上黑黢黢的。向倩兰的头垂得最低,几根指头抠来抠去,像个小罪犯。王安看着那双手,手很小,左手指上到处鼓起红红的肉疙瘩,那是割牛草时被镰刀割破的,既不包扎,也不弄药,让它自然好,伤口愈合后就会形成这样的肉疙瘩。这个软心肠的孩子,王安很喜欢她。王安刚接手的时候,她刚上一年级,现在已经是五年级的学生了,个子长高了,只是依然爱流泪;平时,她在王安面前没有一点师生的界线,总爱吊住老师的胳膊。知道王安捡了个女儿回来,她一有机会就缠王安:“王老师,把妹妹带来让我看看嘛。”王安从没把银珠带到学校去过,一是怕影响教学,二是怕银珠在学生面前叫他爸爸。
交书学费是学生家长的事,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呢?但王安只能找他们。他把两只手放在办公桌上,手指一会儿伸直,一会儿弯曲着。他说同学们哪……
说了这句,话就接不下去了,沉默许久,他才又说话,说的全是自己的私事,从他小时候得病开始说起,一直说到现在。最让他动情的地方,是父亲得肝癌的那些日子。父亲病发后,他和母亲找过医生来看,父亲把医生骂走了。他去镇医院买了治肝病的药,父亲愤怒地扔到粪坑里去了。大家都说,父亲这样做,是怕花钱,而他家里花不起钱。这当然是事实,但另一方面,父亲对生命的那种绝望感,只有王安才能理解。他多么想活下去,但命运不让他活了。他是在跟命运赌气。父亲死前,肚子肿成一个圆球,看上去身体缩短了许多,躺在床上,就如一只吃得气鼓气胀的蜘蛛。王安讲着这些伤心事,心里不断涌起酸水,都被他压下去了。他讲话的腔调也没有变。这几年来,他努力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让学生梦想,而不是伤感。他只是希望把事实陈述出来,让他的学生理解他的难处。
学生们一直垂着头。向倩兰的手上,已被吧嗒吧嗒掉下的泪水湿透了。
几天之后,书学费陆陆续续送来了。
只剩下一个学生没交,就是向倩兰。
眼看中心校规定的最后期限就要到了,这天五年级的学生做作业的时候,王安走到向倩兰身边,还没开口,向倩兰就哭了,说:“王老师,爷爷不给我钱。”
王安想了想说:“今天放学后我跟你去找你爷爷。别哭,有啥好哭的呢?”
向倩兰住在烟子村,过了野风垭,还要走好长一段路。向倩兰的家在村口,独门独户,龇牙咧嘴的堡坎上,立着一间龇牙咧嘴的土墙房。房前几棵桃树,被虫蚀得都快死掉了。刚上院坝,一条大灰狗就从屋檐下凌乱的柴草堆里冲出来,气势凶猛地嗥叫着。向倩兰喝一声:“灰儿!”灰狗立即止住叫声,温顺地摇着尾巴。
屋里黑糊糊的,散发着潮湿的霉味儿。王安进屋走了两步,向倩兰的爷爷奶奶才从火边起身,口气平淡地招呼客人。他们好像早就预料到王安会来要书学费。向倩兰放了书包,给老师拿了个条凳过来。王安刚坐下,向倩兰的爷爷就对她大骂不止,说她花的钱比山上的树叶子还多,认的字呢?读的书呢?却见不到影子!王安说:“老人家,向倩兰的成绩很好……”她奶奶立即接过话头:“好?好个屁!——还不滚上坡割草去!”向倩兰吓得一抖,但她没动。她似乎觉得老师在这里,她应该陪着。她爷爷抓下墙壁上的一张纸,几把撕烂,扔到向倩兰头上,怒吼:“叫你去割草你听不见?你耳朵打蚊子去了?”向倩兰迅速去竹架上取下镰刀,跑出门去了。
那张纸是向倩兰上学期得的三好学生奖状。
王安看着那个瘦小的背影像空气一样消失了。
两个老人并没有停止对孙女的咒骂,句句都含沙射影,表明老师们都是白拿钱。骂了好一阵,向倩兰的奶奶才从里屋拿出一块脏兮兮的手帕,一层一层剥开,取出里面的十三元钱。“拿去吧,”她以悲凉的口气说,“就这点了。等两个场赶过了再给你交齐。”
王安接过钱。微弱的光线中,他觉得钱的票面是那样深沉,带着奇异的重量。
刚才还气冲冲的男主人,这时候开始唉声叹气。家里没油吃了,连盐也没有了。其间,女主人牵起破旧的衣襟擦了一下眼角,不声不响地扛着锄头下地去了。而今,全靠这些衰弱的老人经营这片贫瘠土地上的庄稼。王安知道不能耽搁他们,再说时间不早了,他自己也要抓紧往回赶,便站起身,把十三块钱递给男主人说:“你先留着用吧,钱凑齐了再交给我就是了。”
第二天,王安问向倩兰爹妈的情况,向倩兰带着黑眼圈,对老师说:“有人说他们在新疆,有人说在福建。我有好几年没看见过他们。”王安以为向倩兰又要流泪,可她的语调是超乎寻常的平淡和冷静。王安像被什么东西重重地击打了一下,说了声:“哦。”
两个场赶过,向倩兰却没拿钱来。又过两天,她还是没拿来。王安心想又得自己跑一趟了,否则,再过几天,他那一千多块钱就彻底完蛋。这天他没随向倩兰走,他估计向倩兰已上坡干活儿去了,才出现在那个坑坑洼洼撒满鸡屎的院坝里。灰狗依然睡在屋檐下,抬眼望着他,但没叫,更没扑。它已经认识王安了。
王安正要喊人,男主人出来了,没等王安说一句话,就大发雷霆:“我准备好了你不来拿,没准备你又来了,我就不给!”
王安斜着身子钉在那里,喉咙里咕嘟两声,说:“向大伯,你准备好了,为啥不叫向倩兰带给我?”
“叫她带?三百块呀,带丢了你负得起责?”
“你既然知道她要交书学费……”
“说白了,我就是不想交!你们这些当老师的,除了要钱还知道个啥?人家当年那个秀才,自己修学校,自己拿钱让娃娃读书,你们比旧社会的人都不如!既然要钱才能读书,我不读那×行不行?不读书照样活人!我早就不想让她读了!”
王安还想说啥,可男主人将卧着的狗踢了一脚,狗像懂了他的意思,奋力跃起,朝王安扑过来。幸好王安手里拿着根竹棍,他边打边退,一直退到野风垭,狗才悻悻地打了转身。
回到家,母亲到沟边割猪草去了,银珠一个人在院子里玩儿。见了王安,银珠说:“爸爸。”王安脚底下生了根,一股热乎乎的东西沿着根蔓往上爬。
王安说:“你再叫一声。”
银珠说:“爸爸。”
王安蹲到她身边去,说:“再叫。”
银珠说:“爸爸。”
王安一把将她搂进了怀里。
——选自《当代》2007年2期
——原刊编辑：周昌义
——本期微信编辑：孟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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