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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财富的孩子》
推荐序一　财富的羔羊华杉《财富的孩子》是一本写中国“富二代”的书。在读这本书的两天里，我恰好先后接待了两位“富二代”。第一天是我的一位老朋友、老客户，带着他的一家四口，主要是为了他刚考上名牌大学艺术史专业的女儿，来找华叔叔提供学前指导。我是她上大学前游学的其中一站，她的父亲在自己的朋友和合作伙伴圈里，挑选了一些他认可的有知识的人，为女儿安排一些课外老师。我们两家八口，在东湖路的西班牙餐馆晚餐，他的女儿刚刚18岁，出落得温婉而美丽，很专心地听我和她爸爸的对话。我想中国新一代的林徽因，就从她这样的孩子开始，重新生长出来吧。第二天来的是另一位老友的儿子，现在是少东主，我们多年的合作伙伴，他带着总经理来，和我们的团队讨论新产品的开发创意。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在新西兰上高中，大学毕业后，虽然不算情愿，但还是按父亲的要求，回国接手家族企业，并很快承担起董事长的职责。一切边学边干，但他完全以几乎最简单最单纯的“以礼待人”，和管理团队配合得非常好，甚至比他父亲干得还好。因为父亲会压得别人没法发挥自己的才干，他反而能让每个人都得到发挥。富而知书礼，父亲的事业成功后，总是要带领家族走向成功。父亲的品质和严格要求，总是传递给子女责任和使命。王大骐本身也是“富二代”，站在父亲的肩膀上，也站在父亲的阴影下，他自己也有深刻的体会，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他和弟弟林小骥合写的《我们和父亲》一文里，他写下了成长在父亲掌心的苦恼。不过，王大骐书中的富二代，几乎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因为他们获得财富的时间还很短，所以财富还没有成为他们习惯的资源，而是一种刺激；因为企业还没有进入一个成熟稳健的阶段，继承的不只是一个企业，而是继续创业。我探求这些另类富二代的来源，发现他们大多来自一家著名培训公司的客户，一家为草根老板提供身心灵导师服务的培训公司，收30万的学费，把他们带到夏威夷的海滩上坐几天，让他们感受自然、感受自己、相互敞开、相互分享，在聆听大师的开示中，进入化境。我想起王大骐的父亲经常说的一句话：“每个人都是迷途的羔羊”，这是一家专门销售救命稻草给迷途羔羊的公司，他们的客户也就具备这样一种典型的迷茫和幻灭感，这种状态自然也体现在他们的子女身上。这些财富的羔羊，在大师之后，能拯救他们的只有宗教。引　子2011年3月，我从加尔各答出发，坐了三个小时的火车前往一座神奇的城市，一座完全由信念和愿景构建而成的城市。在塔塔钢铁私人俱乐部空空荡荡的“蓝姜”中餐厅里吃完一碗炒面后，我突然听到了远处传来的歌声，好奇心驱使着我追随声音而去。经过一排排标有“内有恶狗”的独立别墅后，眼前是一片巨大的停车场，里面停满了日产汽车，这显然是中产阶级以上印度人的一次聚会。走进体育场，两个高大的锡克门卫对我微笑（在印度作为外国人总能混进一些正式场合）。这座平日看起来无聊透顶的城市，在这个晚上似乎全城的达官显贵都到齐了，白色桌布铺设的自助餐台绕着标准足球场摆满了一圈，当中还分为素食和非素食类。炎热无比的印度夏天已经开始，可是周围的人们依旧西装革履，其中一些人拥挤在场地中央的吧台旁，手里捧着无限量供应的酒水，已经喝得满脸通红。正前方一个裹着黑色头巾的摇滚歌星在台上嚎叫，但人们似乎更热衷于站着聊天。台前摆得整整齐齐的十几排白色凳子上，寥寥无几地坐着几个年轻人。快要完场时，年轻员工们才逐渐涌了上来，随着音乐乱蹦乱跳，他们大声叫喊着“塔塔钢铁”，有的甚至冲了上台，这个时候演出已经比预定时间拖延了半个小时，台下绑着头巾的锡克族管理员不断让歌手停止演出，歌手摆出“摇滚万岁”的手势，愈发起劲地又跳又唱了起来。舞台后方的巨大横幅上写着这样一句话：“向塔塔致敬，是他教会了这个国家去梦想。”而这座体育场，甚至我身处的这座城市，都是由塔塔家族从遍布老虎和大象的丛林里搭建出来的。在这个城市的任何角落，你都能看到钢铁厂的烟囱，这里也不例外，尤其是夜晚，它就像大城市里灯火通明的摩天大楼，象征着一个国家经济的脊梁。身为塔塔人，他们有理由骄傲。我们住的私人俱乐部是全城最好的酒店，双人套房才三百元人民币一天，还包早餐和免费泳池、台球室以及图书馆，而在里面的餐馆吃饭签单从不显示价钱，为了保险起见我们看了账单，一顿中餐两个菜加一大壶奶茶才二十元人民币。这都是中高级员工的福利之一，塔塔一直都被认为是印度福利最好的企业，每一个我们见到的员工都这样自豪地认为。这座城市叫做贾姆谢德布尔（Jamshedpur），pur是城市的意思，而前面的字母则代表着塔塔家族的创始人詹姆谢特吉（Jamsetji），它也被印度人称为“钢铁城”，或者“塔塔”。早在一百多年前，詹姆谢特吉就曾告诉他的儿子如何建造印度第一座现代化规划的城市，区别于早年他在美国拜访过的那些污染严重的工业城市：“确保道路宽敞，并有大树遮荫。确保有大片绿地和花园，保留大片土地用以进行体育活动，给印度教神庙、清真寺以及教堂留下地方。”
可惜时间没站在詹姆谢特吉一边，他临终前也没有看到一座围绕钢铁厂而建立的绿色城市的崛起。如今这座城市拥有一个13万平方米的绿地公园，其中有湖、喷泉和玫瑰园，这对于任何一座印度城市来说都显得过于奢侈。一开始计划容纳八千到一万人的工业城市，如今人口已经突破了一百万，可是你在这里却感觉不到印度其他城市癌症般的交通和令人窒息的污染，这全有赖于来自三个不同国家的城市规划师Kennedy Sahlin、F.C Temple和Otto Koenigsberger，他们在上个世纪初就已经考虑到了城市与工厂之间的矛盾，以及建筑同质化的危险，并提出事先规划好的用地不得被临时改为他用。
当然这其中更少不了执行者的参与。钢铁城如今是全印度唯一由私人企业负责公共管理的城市，邦政府曾两次试图夺取城市的管理权，但均遭到了当地人民的反对。钢铁城的管理部门JUSCO同时也是印度唯一通过ISO-14001（国际环境管理标准）认证的公共服务机构，它们为这座城市提供水电、医疗卫生以及教育和休闲，最为重要的是它们做得比印度政府出色太多。Beli先生从父亲一辈就来到了钢铁城，他通过为塔塔建路、造学校成为城里最富有的商人，在他的私人别墅里，他骄傲地拧开了水龙头说：“这可以直接喝。”
任何国家和时代都有富商巨贾，但却几乎没一个能像塔塔家族这样在印度有着如此纯洁和光辉的形象，从印度人的口中或者文字中你几乎找不到一丝对于他们的批评。在2011年印度《商业世界》杂志推出的最受尊敬企业的评比中，塔塔集团旗下的三家企业一如既往地占据了三个席位。
如今塔塔已经步入第五代接班人的时代，也是在它142年的历史上，第一次由一个外姓人接掌了家族事业。但不容置疑的是，当年詹姆谢特吉·塔塔创下的企业依旧在顺应着历史的巨变持续壮大，并且同印度这个国家共同成长。
2012年下半年，我从杂志社请了半年假，试图走进和描绘一个草根老板群体。
当你真实地坐下来跟他们交谈的时候，他们几乎会毫不避违地诉说自己的人生经历，以及他们对生命意义的看法，当然还有深埋于内心的恐惧和不安，一个个新的世界在面前展开。
其中一个老板的企业在2008年曾遭到过一次“审判”，当时地方开常委会，多一票少一票都关乎企业生死。左边公检法，查这个人的话公检法马上出动，如果是保这个人，右边的四大银行和财政局会出动帮你，按他的话说：“那个时候过不去说完就完。”
还有一个老板酒过三巡后几乎是咬牙切齿地说道：“我们生存的这个空间是非常恶劣的，平时都是被遗弃、被遗忘，而地方政府一旦遇到房产受打压，就开始密切关注我们，首先就是增税，我们就是纯粹的野生动物，什么样的困难都要企业自己消化，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
中国的企业家显然无法“立足未来，活在当下”，在这个国家，经营和战略似乎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生存智慧，按某位公知的说法就是“他妈的活下去”。
可事实上，正是这一群群的实业家们支撑起了中国经济的大半壁江山，他们每年创造一多半的国家税收，提供了大约75%的城镇就业，却始终处于话语权的弱势，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更愿意关注他们的财富数量，而不是他们的精神世界。而他们自己也习惯了孤独，疲惫地支撑着强者的形象，大部分受访的老板遇到危机都选择一个人待着思考，因为他们不允许自己的个人情绪影响身边的人。
久而久之，内心再强大的人也有崩溃的一天，尤其是当一个人实现了财务自由后，女人和酒精，以及金钱的挥霍似乎都无法解决生命中的痛苦，他们比一般人更渴望建立精神上的家园，破解财富积累与快乐幸福之间的矛盾。
这颠覆了我以往对老板的认知。从小与父母吃饭总是有老板和官员在场（其中不乏中国不同年份的首富），我一度对这个群体极其厌恶，认为他们是一群唯利是图、有奶便是娘的人，任何人和事都只是他们赚钱的工具而已。
但是在肯尼亚的一幅场景却让我铭记于心。
中巴车奔驰在马赛马拉草原上，天已经黑了起来，车上的30个老板（一共有300人）刚结束了一天的培训，正在回帐篷酒店的路上。
民营企业的老板也许是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物种，存活率也很低，他们排解压力的方式往往是独处，或者对着大山大河发呆，但是这次培训课程上，他们找到了抱团取暖的感觉。
为此一个老板领头唱起了《小草》，似乎是在给自己和这个群体打气。
没有花香　没有树高　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　从不寂寞　从不烦恼　你看我的伙伴遍及天涯海角　春风啊春风　你把我吹绿　阳光啊阳光　你把我照耀　河流啊山川　你哺育了我　大地啊母亲　把我紧紧拥抱
随着越来越多的老板在我面前叙述他们的人生故事，我发现了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由于我自身的商业理解力和洞察力不够，我几乎无从判断他们故事的真伪，从而无法提出有营养和价值的问题。一场场的对话和走访下来，我始终扮演着一个后辈聆听长辈人生经验和感悟的角色，那么这又和我从小在饭桌上听来的那些故事有什么区别呢？
我渴望两者之间的对话与相处是平等的，并且是不设防的，更重要的是，我要能体会到对方身上的痛苦和喜悦，而不仅仅是简单地复述一些离我如此遥远的故事。
因为“一个人的实质，不在于他向你显露的那一面，而在于他所不能向你显露的那一面。因此，如果你想了解他，不要去听他说出的话，而要去听他的没有说出的话。我说的话有一半是没有意义的；我把它说出来，为的是也许会让你听到其他的一半”。
于是我把注意力投向了这个群体里同龄的孩子们，也就是社会上所谓的“富二代”，这是我第一次与这个群体接触，但却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并且不用再担心会有人用有色眼镜看自己，因为我们都是财富的孩子。
书中的六个人物，他们的父辈是那个年代最纯正的屌丝，他们全部来自农村，从最苦最累的体力活干起，在经历了地狱般的试炼后，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勇气搭上了时代的列车，进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同时也通过财富的积累改变了整个家族的命运。
尽管就财富总量来说，他们似乎与刚才提到的塔塔家族毫无可比之处，可奇怪的是，从他们身上，以及第二代身上，我总能嗅到一丝熟悉的味道。
交班是每个企业家在人生的最后关头必须回应的一道考题。我曾亲眼见到山东的一个父亲由于在企业里对儿子百般干预，最后儿子彻底丧失了斗志，他转而向身边人哀求解决办法的场景。还有一个老板娶了小老婆后，遭到了儿子的挑战，谈判的条件是父亲必须与这个女人离婚，否则他拒绝接班，最后这位父亲无奈之下，付了13亿的离婚费。
“如果儿子不接班，那么我这一辈子就白干了。”我相信这是很多企业家最后的心结，这也几乎是亚洲商人的一个死穴，导致一向强势的父亲，在面对儿子时变得如此软弱，这种身份的骤然调换确实耐人寻味。
因此二代只是本书的主干，我希望通过一棵树，再加上我自己小小的想象，映照出整片原始森林，从而反映出在一个价值观崩溃、信仰缺失的时代，一群人看似同样迷茫和麻木，却是在努力寻找幸福的过程。
这是个不小的野心，但我喜欢文中一个老板“悍马哥”说的那句话，尽管我们对种子的理解不尽相同：其实人生最快乐的就是种下这颗种子，然后天天浇水，呵护。至于它能否开花结果，其实已经不重要。
本书的标题来自《GQ》杂志2010年7月刊的一篇文章，这是我读过的对二代刻画最为细腻和充满力量的一篇文章，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激励了我去尽我所能地描绘这个群体。我知道唯有通过一次次的碰撞，当我们真正静下心来打量这样一群人时，才能摒弃所谓阶层之间的藩篱，还原事物的本真，人性的共通之处。
别急，这只是一个开始。
第一章　家族荣耀
雄辩的风带来洪水
胡同的逻辑深入人心
你召唤我成为儿子
我追随你成为父亲
——北岛《给父亲》
在西南的一个县城里，我待了一个星期，李斌在当地的楼盘已经竣工，正进入最为关键的售楼阶段。早在三年前，我曾到过他所在的城市，办公室位于城市的中心地段，整栋建筑都由自家公司承建，占据整一层的办公室无论从格局还是布置上，都与楼上他父亲的办公室一样，这样的安排利于平时汇报工作。
尽管格局一样，这一代人还是有自己的想法。办公室巨大的木桌子上放着几大盒雪茄，五湖四海来的人们一坐下，李斌就会扔一根古巴产的高希霸雪茄给他们，然后云里雾里地侃起来。那时的他脚上穿着一双两百块的山寨LV高帮休闲鞋，并为人们会把它当真而沾沾自喜，他上身套一件反光豹纹紧身衣，小肚子遮不住地隆了出来，手腕上的法拉利手表是买车时送的，最近他刚拒绝了一次法拉利公司组织的加勒比海之旅，因为实在是太忙了。
李斌无论去哪里，身边总是跟着一大群人，有外地过来的发小，也有当地未来的财富继承人，他们看电影按打买票，出门是轰隆隆的跑车车队，吃饭时摆满山珍海味的大圆桌围满了人，话题主要围绕减肥和新奇的“玩具”，这显然是一个极其害怕孤独的群体。
一天晚上去大排档吃远近闻名的猪蹄子，我被招呼进了李斌的保时捷小跑车里，接着他以每小时一百五的速度在晚高峰的车流里飙了起来，我感觉自己就像一条灵巧的鱼，在河流中左穿右插，突然一个急刹停在了红灯前，“你看，保时捷的陶瓷刹就是好使。”他戴着墨镜，转过头来对我说。
办公室隔壁的会议室改成了一间小酒馆，平时会有当地的乐队免费在里面排练和演出，李斌自己也是一个有音乐梦想的人，在我拜访他的那段时间里，他正努力减肥，为了令自己第一张个人音乐专辑的封面显得更有明星范儿，为此他还在北京专门成立了一家娱乐公司。后来在三个月的时间内凭借几乎绝食的方法，每天只靠两片蛋清和一点蔬菜，后期跑步健身，他迅速丢掉了60斤肉，告别了200斤胖子的形象。晚上面对着一大桌宴席，他身边的几个兄弟也信誓旦旦地要开始减肥，但筷子却没能停下来。李斌自己不吃菜，只是不停地往我盘子里夹，他对每一个新来的兄弟都是同样的热情。
李斌喜欢送最新最潮的东西给兄弟，那次iPad发售的第二天，他就从香港进了一打，见人就发，我临走前塞还给他，他硬是又从车窗扔了进来。对于他来说，“兄弟”的定义很广泛，有第一次见的朋友，发小，他家院子里的两个散打和武术冠军，还有他的前任少数民族武警司机（在随后的两年里娶了他的妹妹做老婆，这个曾经可以为他挡子弹的男人如今关系更亲近了），这些人都可以称之为兄弟。
兄弟们喜欢在他家的私人酒吧里喝酒，他每次总能拿出令人眼前一亮的东西，有时候是好几摞的雪茄，有时候是存放了60年的威士忌，无聊的时候，我们会比谁的雪茄烟灰最先掉。白天如果天气好，一大帮兄弟会跑去坐游艇，他们目前的想法是买一架能上天入地的潜水艇式快艇。
如果是在李斌所在的城市，你几乎很难跟他单独接触，因为除了睡觉，他的身边总是围满了人，话题也是破碎不堪，东一句西一句，我有时候甚至觉得自己在虚度光阴，这种表表面面的生活状态是我极其厌恶的。
乐队在舞台上表演，台下的兄弟里面还有一个外国人，两个开酒庄的中年老板。老外是个中国通，已经在当地混迹了数十年，据说还有吸食毒品的恶习，李斌得知以后，已经尽可能地开始跟他保持距离。
老外卷起了一支大麻烟，听说我在国外期间也曾飞过叶子，他似乎终于发现了一个同类，“哥伦比亚来的，非常不错”，说完就要递给我，李斌看到这一幕显得非常不安，“你最好不要碰这东西。”他说。李斌本质上其实是一个很自律的人，赌博和毒品是他绝不会碰的两样东西。我回应道：“这在美国几乎人人都抽，尤其是大学里面，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
其实我自己本身并不享受吸食大麻的感觉，可无奈每次回到美国，在那个幸福而又贫瘠的小镇上，我总能跟这东西不期而遇。
第一次是在一个公园的停车场里，昏暗的路灯下，驾驶座上的哥们含住盛满大麻的烟斗，用火机点燃烟草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接着吐到了一个空的矿泉水瓶子里，然后转手交到了我的手上。于是手里拿着魔鬼的契约，我在上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收音机里播放着JACK JOHNSON的一首歌：
“I JUST WANT THE TRAIN TO BREAK DOWN, SO I CAN TAKE A WALK AROUND. TO SEE WHAT I HAVE NEVER SEEN, TO FEEL THAT I HAVE FELT.”（我只想让这辆火车出故障，好让我出去走走。看我从没见过的，感觉我从没感受的。）
李斌如今在异地开疆辟地，为他开车的是同龄的前特警，人忠厚老实，寸步不离李斌，随身挎着个包，里面是现金和银行卡，买单收尾的工作都由他完成。除了忠诚，此人以前还曾组过乐队，担任鼓手，有些玩资。身处外地，李斌身边培养起了一帮这样的人，他们年纪都不大，但社会阅历丰富，知识结构也并不缺乏。有文身的前东北黑社会，玩吉他一流，还会拉马头琴；有14岁一人离家出走，到深圳闯荡的胖子，是个杂家，说起好莱坞电影和汽车头头是道。
这些人虽然平时喜欢插科打诨，但办起事来也绝不马虎，在一个将近35度的下午，就因为李斌头天晚上无意提到的一句话，他们开着皮卡，光着膀子，把楼盘外立在道路两旁，绵延5公里的广告标语牌统统修缮擦洗了一番。
混过社会的人知道执行力的重要性，这是笼络金钱和安抚人心的根本，他们把信誉也看得很重，至少比政府更爱惜自己的羽毛，这是个人号召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这些道上的人我曾有过两次长时间的接触，一次在东北，一次在海南。以至于到后来，我光看一个人的眼神，就能知道他的影响力曾达到什么样的层级。
第一次是去B城参加一个婚礼，到了地方，宾馆还没去，直奔新郎家里。当地的白酒用缸子倒，一人一满直升杯，“仁慈”地分三次喝。列席的哥们戴着统一的金链，十分腼腆，脱了衣服后身子上龙腾虎跃。酒席之后红日当头，十几个男人去夜总会接着喝，这次还有假冒伪劣的百龄坛威士忌助兴，的士高舞曲放起来的时候，五六个人在中央舞池的弹簧垫上跳跃。五点又到一个烧烤店里喝，直到晚上10点。
第二天结婚的庆典上来了十几辆车，绕B城一周，老规矩说车队不能停，必须一直向前开，于是前面警笛开路，畅通无阻。举办婚宴的地方立志于打造地区包席第一品牌，婆家娘家摆了40桌，落座后菜盘叠菜盘地摆在了圆桌上。米老鼠两口子打扮的吉祥物带着新郎新娘走入了会场，很快走完流程后，开始喝酒吃饭，半小时后，全场只剩两桌，另有一些大婶们拿塑料袋一桌桌地打包饭菜。
时针指向上午11点，外来的几个兄弟已经喝高，回到宾馆还没闭眼，又被叫去新郎家里打牌。晚餐的主菜是野外吃稻谷长大的鸭子，由新郎的老妈亲自做。几大杯白酒下去，开始炸金花。11点刚过，第二顿饭又开始。这似乎就是县城普通人生活的全部，喝酒、吃饭、打牌、再吃饭喝酒，偶尔卡拉OK一下。
新郎的妈妈是个基督徒，父亲是个沉默的男人，我拿出手机念了一段《圣经》里的话：“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老妈妈眯着眼睛，跟着在一旁轻轻地和。她说自己是个农村人，啥都不懂，就知道不能让儿媳妇吃苦，要照顾好这个家。她一个人收了8个干儿子，有一个犯了事还来家里躲了一个半月，老妈妈说着说着开始揉面，准备做面条给屋子里的12个大儿子吃，在她看来，只要到了家里，就都是她的儿子，
在那几天里，我遇到了朝鲜族人金，出于记者的职业好奇感，我通过朋友把他约到了一个狗肉馆里。他用了一个下午，讲述了他混迹海南的故事。这又证明了那个伟大的理论：这个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最令人上瘾，一个是性，还有一个是分享。
如果想把三个小时的录音整理出来的话，那么估计按东北人的语速，是一部中篇小说的字数，在这里我把它浓缩成了一段文字。
金当初先是干宰客的活儿，通过美女“仙人跳”勒索游客。接着上面给了个机会，他要了几个人，拿着刀，坐着面包车到另外一个城市干活。证明自己的杀戮能力后，很快身边每天跟着20多个人，那段时间他对暴力上了瘾，不顺眼就开打，手上揣着土制霰弹枪四处“放炮”，其中还包括一个人对付10来个拿砍刀、嚼槟榔的本地人的光辉事迹。疯狂完后，他发现自己竟然没死，于是开始琢磨怎么赚钱，并傍上了一个韩国老板，认他做干爹，天天给他干“舔屁眼”的活儿，完成了原始积累，成了一名商人。
讲述自己故事的时候，金的眼神里一直散发着凶光，我们盘腿而坐，隔着两尺长的桌子，我假装镇定，但却有一股无形的力量令我紧张，那是我第一次深切地体悟到目露凶光四个字的真正含义。
第二次是在海南，我见到了当地的一个东北大哥，目的是向他了解一些岛上的旅游乱象。
他开着车亲自来火车站接我，我们花了半个小时才搞清楚见面的地点。上了车后，他显得有些不耐烦，但脸上还是挂着笑容，当天晚上他把我安顿在了80块钱一晚的旅店里。
光头，脖子上一串翠绿的玉珠，肚子隆起，很少喝酒，因为每次酒多了，场面都无法收拾。他登岛之初无非是想开个小餐馆，可为了家里人不受欺负，走上街头，打响了自己的名声。
只花了一年功夫，他赶走了当地的湖南老大，可随后他发现自己越陷越深，离初衷愈发遥远，随即到另外一个城市待了10个月，闭关思过，回来后解散了手下的“四大金刚”。如今他白天开着皮卡跑餐馆和工程项目，深夜降临，他就把我丢在旅店里，自己出去协调一些江湖关系，要不然就是上网通宵玩“血战”麻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孩子的降生，他眼神中的杀气正一点点褪去，但是江湖自信不改。
他说：“我的名气够街面上的人消化个十几年了。”
一个与他每次吃大排档，能聊到通宵的朋友告诉我，他早年在东北就已小有名气，随后到广州更成了一个区的扛把子。登岛后，他经营过色情行业，年终了还会跟市里的几个社团头目一起开会，平时喜欢“溜冰”，还曾拉着这个朋友一起，朋友气愤地摔门而出。有一次在夜总会里事没谈妥，朋友出去上厕所，结果发现走廊和楼梯口的几个点上站满了穿黑T恤的光头大汉。那个时候的他满眼凶光，路上混社会的遇到都要避让三分，但奇怪的是他出门从不带人，自己也从不动手。
谈到金，“玉珠”笑了，他们互相认识。他说：“这种人顶多算是业余演员，我这是职业演员。”说着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此时刚过3点，太阳刚好从窗户外照到我脸上，光线强烈得使我有点看不清对面他的脸。在一片光晕中，我问他行走江湖多年的心得，仿佛是要揭开一个谜团，他说：“一般人都是混社会，而我是在玩社会。”
话音刚落，他的老乡敲门进来，仔细看的话，你能发现这个50岁的人其中一只眼睛是个玻璃珠子，楼下车上一个19岁，已经为他流产过三次的女孩正等着他，他有两张身份证，据说他刚从澳门崩牙驹老妈的寿宴上回来。
一年后，我听朋友说，“玻璃眼”在岛上玩弹珠机时被民警抓捕，很快就执行了枪决，也算是对之前拖欠的两起命案有了交待。
与李斌第一次见面前，听说我要去，他专门派了司机来接我。那是一个大雨倾城的下午，一辆悍马车停在了路边。随后两个小时的车程里，悍马车里异常寂静，之后的几天他曾向我展示过这辆车的特别之处，那是花费五十万打造的德国音响系统。当他把黑人说唱乐的音量调高，车窗降下，虽然身处一个三线城市，但却有了美国街头的感觉。几分钟后，我们感到心脏有些难受，占据整个后车厢的低音炮的震荡令我们毛发直竖，几乎要扰乱心脏的跳动频率。
在这辆车之前，李斌曾有一辆路虎，在一次午夜交通事故中，被拖车上砸下来的钢筋压扁，险些丧命，第二天他爸就给他买了这辆悍马H3。现在H3成了他的常用车，再加上一辆全球限量版的H2，在中国只有不到5辆。
李斌万里迢迢地把两个H开到了小县城里，平时一般开着H3去吃路边摊（因为H2已经停产，坏了几乎没有修的可能），坦克一般的身型，“轰隆”一声停在长城和富康中间时，总会引起食客们的注意，甚至还有人拍照留念。倒是老板都已跟他相熟，每次吃饭，他埋单都不要找零。
除此之外，李斌还有一辆法拉利（主要是老婆开，用于买菜，时不时会有刮痕）。我曾在他的院子里空踩过几脚法拉利的油门，引擎的轰鸣声一开始令人害怕，可逐渐会令人有一种肾上腺素上冲的快感，类似的体验在蹦极和跳伞中也存在，强烈地提醒着我们还活着的事实。
“你知道超跑里为什么没有装音响吗？”从车里爬出来后，李斌问我，我摇摇头，他说：“因为超跑的引擎轰鸣声就是最动听的音乐。”
那时的李斌在北京成立了一家娱乐公司，正准备搞文化产业，并一直在某名牌大学举办的二代企业家培训班上课，据他说班里有100多个来自祖国各地的同学，而这帮社会未来的接班人们，大部分都手持外国护照，其中不乏一些花钱就可以入籍的岛屿国家。
转换身份自然是有着对家族财富安全性的考虑。在一个人人自危的国家，历史的教训无数次告诉我们，你可以一夜暴富，也可以瞬间失去一切，拥有的越多，恐惧感则越深，总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把玩着你的命运。
我也曾在一个初冬回到加拿大，为宣誓入籍做准备，以防在未来一旦发生动乱，还可以躲到加拿大大使馆里寻求庇护。作为一个在加拿大待过6年的人，再次回去，我竟觉得这个国家如此陌生。
“我一年半没喝吐过了！”
凌晨五点半，L从外面回来，嘴里不断重复着这句话，对马桶倾诉着。
“明天一定要把那小子找出来！”
又是一个夜晚，男男女女，KTV，满桌的骰子，10箱以上的啤酒，最后再来点雄性之间的暴力宣泄。
感觉又回到了高中时代。
这已经是L的第五个晚上，每天就这么喝，天微亮才回家，L的反应开始变得迟缓，注意力无法集中，走路打摆，这种生活就像吸食毒品，明知道是为了排挤空虚，可却无法停止。
我为了入籍，这次准备在加拿大待两个星期，住在L家里，也曾参加过一次这样的聚会，空洞无聊的笑话，千篇一律的摇骰子，用性和谎言开玩笑，靠着这些，正如实验台上已死的青蛙，当电流通过身体，还会偶尔抽动两下。
每天早上当我起床，L才回到家，然后他倒头就睡，我坐在他旁边上网，经常会听到他说梦话，有时还有绝望的叫喊。
数天前，当我坐在过来的飞机上，我是兴奋的，可是当上了的士后，我预感这座夜幕下的城市是一座下沉的坟墓，引领我们成为他的陪葬品。
我一刻都不想再待，脑子里只有国内混浊的空气，拥挤的人流，贫瘠而又神奇的土地，还有生活在其中或活色生香或挣扎求生的子民们。
两个星期过去，我的相机从没拿出来过，也从没真心的笑过一回，我在这座城市的朋友早已各奔东西，满街都是90后的面孔，只剩L，可惜他已经陷入了生活的陷阱里，成为了空虚和寂寞的奴隶。
L出去的夜晚，我喜欢午夜零点一个人，头戴SONY蓝牙式耳机，播放《YoYo Ma Play Ennio Morricone》的音乐，沿着SHERBROOKE街奔跑，从DOWNTOWN一直跑回原来住的WESTMOUNT，Leonard Cohen在这里出生和长大。
秋日的城市夜间只有5度，我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新鲜透顶的空气，享受着在广州跑步所不曾拥有的奢侈，越跑越带劲，感觉自己像一头浓雾里缓缓前行的黑豹。
我当时已经回国8个月，这让我迫切地意识到，我已经是成年人了，正如JOHN MAYER在演唱会里说的，“I MADE SOMETHING HAPPEN FOR MYSELF.”（我为我自己做了一件大事）。
那时我也希望有一天能拍着胸膛，坏笑着说出这样的话。
一个人的夜晚只能上网，那个时候MSN还健在，FACKBOOK也能接通，于是我在网上又遇到了四散的兄弟们。
一个在卡尔加里全球第三大的食品厂当会计，“再没想过形而上的问题，男人还是要适应环境。”
一个在山东老家当会计，“身边连个说普通话的人都找不到，艺术真好，这里没人喜欢艺术，鸡巴社会。”
一个在伦敦，拿完两个硕士，“两天打20个小时的工，当WAITER，累得跟狗似的。”
两周后，我放弃了入籍，在回国的飞机上，我把枫叶卡折成两半，扔到了厕所的垃圾桶里，我坐在马桶上，想挤出几滴眼泪，祭奠这些年的时光。
回国，对于我来说，就像父子关系，作为儿子，无论你走了多远，无论你多么想逃离，最后还是要归来，要面对。
李斌从小跟父亲很少见面，由于父母关系不佳，他跟着母亲在老家读书，任由父亲在南方打拼。那段时间书没读多好，倒是认识了一大帮社会上比他年龄大的人，天天带着他们玩。这么多年来，从来都是他带着身边人玩，他很享受主心骨的感觉。
而父亲缺失后，陪伴他的是柴油版的模型直升飞机和快艇，限量版的吉布森吉他，以及两辆哈雷摩托，未来，他还想在海南置办一艘游艇，这些玩具都能填补心中的那个窟窿。
他还曾开着悍马跟一帮兄弟进过原始森林，在没有路的地方硬轧出路来。回想起当时车轮贴着悬崖边走的惊险，他还心有余悸，但当路程最后那片人迹罕至的天鹅湖出现在眼前时，一切恐惧都烟消云散，那次冲破恐惧的经历令他终身难忘。
刚接班的几年里，回忆起父亲对他的评价，最大的赞美是一句“不错”。可就是这个凡事得不到父亲认可的孩子，短短的两年时间，操起了三个地产的盘。西南小镇的这个已经准备了4年，本来他的设想是做成岛屿状，每个岛屿住不同圈层的人，通过船来往，类似于迪拜棕榈岛的概念。可现在对照市场，回归现实，他只能把水系与陆地连接，更接地气一些。眼看预售期将近，他还没找到整个楼盘的定位，既不知道卖给谁，也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卖，为此他很困惑。
在男性二代群体里，父亲往往都是一个陌生的存在，也是一个你需要击败的对象，这有点像俄狄浦斯式的寓言。30岁以前大部分人往往只为了获得父亲的认可，至于之外要额外干些什么，他们既没充足的动力，也没足够的勇气和权利去实现。
而父亲对儿子的评价往往是极端的两面。犹记得高中我临时被传唤到一个饭局上，父亲身边照例围了很多成功人士，我进门悄悄地坐在一个角落里。父亲兴致来了，突然开始点评起我，言语中提到我的一些行为，最后以“废物”定性，我无法强忍住泪水，当着众多陌生人的面赶紧用湿巾捂住了眼睛，可身体的抽动还是没能挡住。
而在另一些时候，同样是面对一群陌生人，父亲又会过分地抬高我的价值，类似于才华横溢、阅历丰富的词语不停地盖到我的头上，身边的人不停地点头附和，而我内心只有麻木，我自己早都不相信那些鬼话了，这种感觉有些类似HBO电视剧《冰与火之歌》里“REEK”（臭佬）的角色，他本身是位王子，可在经受了严刑拷打和阉割，以及太多次希望破碎后，他变成了一条畏首畏尾的狗崽子，完全臣服于虐待他的主人。
在很多场合，父亲会让我上去唱几首歌，次数多了之后，我感觉自己成了职业走穴演员，于是我会故意选唐朝乐队的《国际歌》，其实内心是想操翻在座的中年人们，“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
我的父亲一年打200场以上的高尔夫球，只要有时间，每天早上六点必定下场。有一次带上了我，那次老道的球童一直充当着心理按摩师的角色，鼓励我放松挥杆。
她问的几个问题也相当专业，“你怎么那么沉默？这么稳重跟你年龄不符啊？”“看样子你并不喜欢打高尔夫球，你父亲喜欢。”“你肯定也是从小就不在父母身边吧？”18个洞打完，我弄丢了20个球（进水或者无法找到），已是满头大汗，幸亏她没问“你幸福吗”这个问题。但我能想象得出，同样也是在无数个早上，有个还没睡醒的“小孩”，跟着打球成瘾的父亲亦步亦趋地“锄着地”。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是父亲胸口的一枚胸章（抑或一种谈资），当它发光的时候，父亲自然是骄傲的，但是当蒙上灰尘之后，随时会被扔到垃圾堆里。
那场球发生在三年前，如今年龄快逼近30岁，我突然爱上了高尔夫，并认为这是一项伟大的运动，尤其对于我这种天生充满愤怒的人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修行方式。2013年又有一次遇到个球童，我说和父亲一起下场压力很大，她说：“应该反过来吧，他的压力比你大。”
的确，当父亲跟人下场比赛，我顺带着蹭进一组时，我的发挥直接影响到了他的发挥，有一次三个洞还没打完，他就咆哮着让我到另外一个场去打，于是我像是被发配似的，跟球童两人拉着包打完了18洞，结果不但发挥不错，而且感觉天地无限宽广。
还有一次跟父母去美国西海岸打球，父母对于曾经在美国留学的我期望很高，办理各种事务也是需要达到高效的标准，可明显我不是当生活助理的料，再加上中美规矩的差异，于是每天一早我就开始就被狂骂，“无用！”“能力差”“笨得要命”不绝于耳，几乎让我忽略了眼前绝美的自然风光。
一次实在无法忍受，我扛着两万元的相机来到圆石滩球场的海边，阴云密布，太平洋的浪循环往复拍打着大地，突然一个大浪过来，直冲脚下，鞋裤尽湿。
我脱了鞋袜，反而身心放松，这时上帝造福，乌云散去，日光倾城，正好晒晒沾满盐水的行装，也难得第一次一个人静静地坐在石头上看千万年不变的海，聆听它的呼吸和诉求。有人跟我说过：面对大海，不应该感到渺小，而应该感到博大和宽广。
回到会所，夕阳西下，戴着墨镜的苏格兰女风琴手正踏着步子，吹奏着古老的民谣，这仿佛是一个仪式，虽然在美国，可还不忘这座林克斯球场的根。
当时我无法理解每天一场球的意义何在，如毒瘾般令人招架不住，于是我半夜订机票，五个小时后就飞赴西雅图，逃离这一切的荒谬。
姑姑一家在关键的时候总给我家的感觉，上一次是女友在旧金山劈腿后，我坐了11个小时的灰狗巴士到拉斯维加斯找他们。跟他们一起我很放松，丝毫不焦虑，这很重要，也不觉得自己是废物，这也很重要。
来的下午正好是安息日，在微软拼命工作，也无非只是拥有一个格子的姑父去隔壁借了辆自行车，打好气后一起出发，行进在森林中的城市里，两旁常有全副武装的单车运动员擦身而过，双眼直视前方，专注之极。还有许多父子，爸爸在后面，儿子骑着小单车在前面走，累了就一起在路边坐下来休息。
去的路容易，回来全是大上坡十分难，咬着牙往上骑，虚脱的快感到家后才倾注全身。当时我跟在加拿大的弟弟通电话，他也被母亲莫名其妙地骂了一通，最后还撂了电话，他知道来美国后只会吃力不讨好，于是干脆没来。
我唯一一次记得和父亲单独从事的活动是在清迈，那是在有着众多神庙和稻田的月光女神酒店，我们曾经一起骑车出发去探寻下榻之地的细节，当时我每天都在心里默念：去他妈的高尔夫！
白天我和李斌主要在他楼盘的会所里待着，那里的一个茶室里有上好的茶叶和香灰，不管头天晚上折腾到多晚，九点前李斌都会准时来到这里，头发打理整齐，黑衬衫稳当地扎进西裤里，皮鞋锃亮地坐在大木桌前，点上一炷香，又或加热一炉沉香，然后亲手泡上一壶各地搜罗来的好茶，开始一天的工作。
随后各个工作人员轮番进来汇报情况，他们的岁数都比他大十岁以上，有的甚至已经白了头发。比起两年前在家乡的办公室就着雪茄的烟雾，当着一帮兄弟心不在焉地处理工作，如今的他显得老练了许多，更多时候是听，然后做出判断。某些特殊时刻，他会直接拨通父亲的电话，通话都很简短，但却都是战略性的决策问题，尤其是在处理政商关系上，末了，他总会提醒父亲多注意身体。
除了工作上的事情，也有老员工来表示感谢的，为了孩子上重点中学的问题得到圆满解决。据李斌的秘书说，多年来他从没见过老板垂头丧气的样子，只要出现，必定精力充沛，这点似乎是继承了老李总的精神，十几年前，他还只是一个拉板车的。
闲暇时候，他带着我来到楼盘内的楼王参观，房子的面积是其他别墅的两倍以上，室内的透明恒温泳池还正在装修，酒窖正等着红酒入库，院子里用纱网隔开了一个区域，里面一只孔雀正悠闲地散着步，未来他想把这栋房子打造成自己的私人会所，接待各方友人，他也曾跟一个朋友开过玩笑，用这栋楼王换朋友手上的一辆帕加尼跑车。
一个下午，李斌忙着在楼下大厅接待一家省城国有银行的领导班子，就融资的事进行商讨，我则换上跑鞋，沿着楼盘外的国道，跑入了旁边的乡村。在乡间的田野上跑步别有一番情趣。此时正值农忙季节，田地里摆满了稻谷垛，空气中一股焚烧麦秆的味道，运猪车从身旁经过，满眼大奶子一晃一晃，偶尔还有赤裸上身的农民跟你搭讪，接着是由近及远的声声炮响，繁忙的一天就这样划上了句号。不知道这幅场景还能存在多久，房产的开发热潮正席卷着这座县城。
站在农田和房地产会所交界处的马路上，我突然想到，李斌虽然在这个地方驻扎数年，但肯定没机会一个人跑步出来，呼吸田野间的空气。在不到30岁的年纪里，肩上担负着两个数亿元的楼盘重压，如果这么看来，呼朋唤友，不断换新的玩具，这完全不过分，因为无论他外表再淡定从容，其实内心还只是一个孩子，这种单纯和简单是我在很多二代身上体验过的，他们说话直接，爱憎分明，内心总是充满一种善意。
晚上的饭局有几拨人组成：准备来当地投资的老板，几个一起从外地过来的官员，还有当地的一把手和纪委书记。为了表示诚意，也为了在“老板”面前表现，外地的几个低级别官员们拿着分酒器干了起来，短短的半小时里，“逼着”当地的一个官员连喝了六个分酒器的白酒。坐在主位的一把手滴酒不进，微笑不语地看着饭桌上的混乱局面。倒是其中的一个女官员脸色很不好看，她拿出胃药，还是被硬灌酒，数次推托后差点翻脸。
毫无实质内容，靠喝酒撑场的饭局之后，负责张罗的李斌在车上抱怨起来，“你看这帮官员，我说难听点，连狗都不如，没一个好东西，从来不干正事，天天就是喝酒，想着怎么占你便宜。”之前不久，县城的前一把手由于贪腐问题刚被换掉，这直接导致当地的一个大楼盘停止了发展的脚步。
海峡两岸官员的作风截然不同。我跟随父亲考察台湾一个县的时候，县长的晚宴上有阿美族的舞蹈演出，接着是一段关于县长的简报，最后这个全台民意支持率最高的县长才大步跨进房。他亲切地与饭桌上的每一个客人握手，并谈到了每周三的接访日，任何民众有问题都可以来跟他以及领导班子交流，所有问题必须在规定时间内解决，日据时期的也不例外。最后，他还赠送了一串项链给我母亲，并破天荒地由父亲亲手为她戴上。
第二天在机场，县长一直送我们这群大陆来的客人走到了机舱口，你能感觉到他内心承载着脚下的这片土地，而他也深知未来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岛外的力量。
几天后，在县城的夜总会里，几打啤酒下肚后，李斌突然凑到我耳边说：“其实我根本不喜欢做房地产，太无聊了，天天装成个老总坐在办公室里，累啊，我的梦想一是进军娱乐业，当歌手，开一场万人演唱会，二是玩跑车。”他指的玩跑车是等三个盘做完之后，把赚到的钱投入到建设中国第一条国际级的技术赛道中去。这是受法拉利赛道的启发。他曾亲自体验过，那里的赛道可以在15分钟内干燥，15分钟内变湿。在具备测试跑道的基础上，他更希望整合各方资源，打造中国自己的超跑。至于娱乐，他曾经在北京投资几百万成立的娱乐公司，尽管旗下有几个签约艺人，但现在似乎已处于停滞的状态。
这是李斌少有的表露自己真实想法的时刻，与同龄人相处，他更喜欢旁听和观察身边人的反应，偶尔也会抛出几句话来，但往往都浮于表面，更多与吃喝玩乐或分享一个物件有关，这个物件可以是跑车、玉器、雪茄、沉香、美酒、游艇。与他相处，虽然事事服务周到，几乎是想要什么都能满足你，但你能感觉到他内心是收紧的，无法真正走进。
在一个夜晚，李斌还曾给我打过一次电话，他那时正在山里穿行，信号时断时续，他说自己这么多年来太累，而且见识和眼界有限，他非常希望能出国几年，充充电，他开始咨询我的看法，我对此表示出了百分之百支持的态度，并给他提了许多学习英语的方法，他在电话里很兴奋。
半年过去了，他成了父亲更为紧密的战友，他们几乎是轮换着盯守着新楼盘的开放，一天都不能离开，银行的人要洽谈，政府的人要处好关系，就连工地打架都要李斌亲自下去处理，随着几个新盘的开张，他是无论如何也没法松绑了。
说出这两个梦想的时候，夜总会的女孩正唱着《伤不起》，这是她们所知的最新潮的歌曲，除此之外都是一些20年前的歌，因为她们平时很少接待同龄男人。女孩们赚钱的动机截然不同。其中一个穿着黑色松糕鞋、露着乳沟的女孩，就因为弟弟喜欢阿玛尼的衣服，于是她可以花两万块买一套，而她一个月工资才五千块（由于不出台）。而另一个穿黑丝袜、白裙子的女孩，则是为了让父母和弟弟能在省城生活下去。当然也有长得洋气，穿普拉达高跟鞋的女孩，她的目的世界通用：用年轻貌美换取物质享受。
作为商人的后代，夜总会是必去的场合，李斌的一个兄弟，平时为了应酬，一周有5天都跟叔叔辈们待在里面，而且就是城里主要的两家地方轮流换，他说“都已经恶心了”，但闲得无聊自己还是会同朋友一同前去，这个时候更能打开自己，唱一些属于自己这个年龄的歌曲。
在逢场作戏的场合待久之后，人很容易丧失爱的能力，这其中包括付出和责任，而真正的感情却需要持续不断的沟通、两个世界的磨合，以及共同前行的力量。
金钱可以换来一夜的陪伴，或是甜言蜜语的抚慰，这种快速消费的感觉和吸毒一样，来得快，去的时候却很容易掏空你。这是一种逃避，逃避面对真实的自己。
圈子里另一个家里搞收藏的富二代，曾经在女友出轨后，连续去了三个月的夜场，从此逐渐丧失了对女人的耐心和信任，稍有看不过眼，便会让她们滚蛋。饮酒过量导致他的身体免疫力系统失灵，在静养了一段时间后，他终于敲定了一个认识多年的女孩，据说很能理解他，主要是父母都很满意，接着他们领了证，准备未来的几年里生4个孩子。
性、纸巾、女优
有一段时间我曾经在半个月里断断续续去了8次夜总会，而且遍布全国南北，同样的歌曲和内容一次次地重复上演，“女人”在你世界里的定义开始被扭曲，她们变成了一次性消费品，你跟她们只能通过“性”产生联系，除此以外你手足无措，而你似乎也只有到了那个场合才能找到真实的自我。
王尔德曾说过：节制是不幸的，适量就像顿普通的饭菜那么糟糕，过度才像一席盛宴那么尽兴。
对于“性”的理解，我第一次是从初中宿舍隔壁床的一个哥们处学来的。每天早上，我都能看到他的床前堆积着小山似的白色纸巾，这令我十分好奇，因为他身体非常好，几乎从来不感冒。
“我要传授一门技艺给你，从此你的世界将再不一样。”他有一次终于同意解开自己身上的谜底。“把手放在上面，就这样摩擦，”他拿着一个橙色的杯子，演练起了手法，“一个手顶着，另外一只手保持摩擦，要有韵律和节奏。”我如饥似渴地盯着那个杯子，心里想：“这东西真有那么过瘾？”
夏日午夜的梦里，我隐约感觉有只手在我的下半身游荡，他抓起了我的阳具，开始重复白天教导里的动作，睁开模糊的双眼，是同屋的舍友，一种触电般的感觉席卷全身，夹带着海浪般柔蜜的温暖，惊讶的同时，我却不愿打断这美好的感觉，那是一种我从来没有体验过的舒适感，随着节奏的加强，我的下半身犹如海边的沙子城堡，被温热的海浪彻底冲刷殆尽，并随着回潮被带入了大海，隐入了一片意识模糊的天国之地。
从此，身体的一道大门被开启，随时随地，我都可以拿出钥匙，打开这扇大门，而等在后面的，往往能让我飞离周遭不尽如意的世界，体验一两秒自己全然的存在。
渡边淳一为此曾写过：
“到了初中一、二年级，性成了男孩们生存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主题。自此时起，男孩们便迎来了动荡的时代，他们将会与萌动于自身内部的性欲发生种种纠葛。
在这种时期的某一天，男孩会突然感受到潜藏于自己体内的性欲正以无可名状的态势躁动开来。
我也曾有过大腿之间感受到从未有过的、莫名其妙的疼痛感的体会。有一次，我坐着翻阅字典，当“性器”这个字眼跃入眼帘时，两大腿间像被弹了一下似地有一股热流滑过。我定了定神，发现自己的阴茎已挺立起来。在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似乎做了什么错事便慌忙用手去安抚它，可就在手接触到它时，又引起了一阵近乎麻木的快感。至今我的脑海里仍保持着那种慌乱的记忆。
当时我想：“不能碰它！”便用双腿去挤压那直挺着的东西，可是，这又引起了快感，而且比刚才更为猛烈。到了这种份上，我的体内似乎养了一匹无以驯服的烈马，我不知该怎样做才好。等我缓过劲来，发现阴茎早已被握在掌中揉搓着。
就是这样，男子的自慰行为与其说出乎自然，毋宁说是理所当然要发生的。
这种最初的体验确实称得上惊心动魄，它是那么强劲、剧烈而又鲜活，以致使我感到在男人的一生中没有比它更令人快活的快感了。”
初中未发育完整的女同学很难成为这扇大门的钥匙，女老师一直是我眼前的红布，我喘着粗气，要把她碾倒。
南方的夏天酷热难挡，我们的英语老师是个丰满的30岁女人，总喜欢往身上喷浓重的香水，几米开外就能闻到她的出现。另外一个教物理的老师刚从师范毕业，戴一副精致的眼镜，五官小巧，个子不高，平时喜欢穿黑色铅笔裙加白衬衫，脚踏一双高跟凉鞋，偶尔她还会换上一身半透明的连衣裙，这个时候当她走到课桌中间来，班上的男同学就会把笔故意扫到地上，俯身去拣，课后为了内裤颜色的问题争论不休。
中国的教育制度使得学校里的女生没有丝毫女性的感觉，这也迫使一些性早熟的家伙不得不把对女性懵懂的渴望寄望于女老师身上，伴随着夏日宿舍天花板上电扇的嗡嗡声，不少人的春梦里都会出现那两个老师的身影。一次我因早恋的问题，中午被物理老师叫到了办公室训话，偌大的办公室只有我们两个人，那半个小时是如此的难熬，她的批评之声竟然在我脑海里变成了调情之语，而翘着的二郎腿，以及一晃一晃的高跟凉鞋，更是让我面红耳赤，当时我真想跟她说：“老师，你惩罚我吧！”
这股勇气直到5年后才爆发出来，跟我同班那些早熟的家伙们比，迟了太多，这也再次证明我不是一个实干主义者。
女老师从我的生活中隐去了很长时间，她最后的归宿是电脑的硬盘，尤其是一个叫穗花的女人。
青春期的遗憾回忆在穗花的“教师三部曲”里得到了完美实现。观影数年，我始终没发现任何女优可以超过穗花的演绎。不同于其他人空有叫声和制服，她的表演是立体和细腻的，有一种颓废、成熟而又倔强的魅力，尤其是那种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小恶魔”气质更是别人所无法模仿的。尽管她的身高只有160cm，可是其中却蕴含着无尽的爆发力，她黝黑的皮肤散发着一股健康美，坚挺的双峰配上毫无赘肉的小腹，这是曾被万千AV迷评选为最为性感的身体，而也难怪她最后还专门出了一本教女性如何“驯服”男性的书。
她在书里这样写道：“作为一枚准小恶魔，女人们要想魅力无边，首先要舍弃的一样东西就是对男人的依赖。虽然每个姑娘都多多少少会幻想，希望伴侣可以保护自己、让自己尽情撒娇、疼爱自己，可是回头想想自己从情窦初开到穿梭一段又另一段感情中，有悟性的姑娘们都会思考，这样的恋爱会不会因为自己对男人过度依赖而变成‘只是在实践自己的梦想’。”
可惜2008年穗花退出了AV界，之后拍过几部电影，客串过一些娱乐节目，还当过电台主持，负责回答少女的困惑。2011年，她出了一本名为《笼》的自传，其中关于她成长中的一些细节，其阴暗程度丝毫不逊于饭岛爱的《柏拉图式性爱》。
书中说，在她1岁到3岁的时候，她的父母因为要照顾患先天疾病的哥哥而把她寄养在亲戚家。2岁的时候她哥哥死了，父母离婚，她被迫与母亲和外公一起生活。当时母亲欠了一个高利贷公司的人很多钱，这个人多次在穗花面前对她母亲扯头发、怒骂，可奇怪的是母亲竟然还保持与他的交往，为此外公与母亲断绝了父女关系，穗花被送入了儿童福利院。
幼儿时期穗花被那个男的绑架并一起生活了近一年。讽刺的是：这男的对穗花还非常照顾，结果穗花居然在这男的身上找到了从未体会过的类似父爱的感觉，穗花在回忆中一直用父亲来称呼他，最后男的死在狱中。母亲再婚后，继父居然一样也是个欠了一屁股债的人，从6岁到15岁的9年里，继父经常对她施以性侵犯，母亲视而不见。
由于抽烟与家庭等问题，穗花遭到专科学校取消奖学金，因此背了八百万的债务，只有选择退学，并曾一度考虑自杀，继父知道后对她说：“如果去被卡车什么的撞死的话，反而还有钱拿呢”。2003年，一间刚成立的艺能事务所社长找上了她，利用穗花想成为歌手的梦想，引诱她签约之后才告知：“这个契约其实是拍AV的”。社长以六百万的违约金威胁她，穗花就这样走上了AV女优的道路。
NHK做过一期20分钟的穗花访谈节目，她带着主持人回到了自己的母校鹿儿岛垂水市南中学校，在已经废弃的音乐教室黑板上，她用粉笔写下了“我爱南中……爱”的字样，那是她的真名，就像她所扮演过的那些角色，我总能隐约地感觉到，她是在用生命去演绎和承担生命不能承受之痛，并以此抚慰了世上一个又一个孤苦的灵魂。
“自我成长的方式是手淫，而自我毁灭也许就是答案。”
在去日本前，我一直以为自己对日本AV女优的了解胜过好莱坞明星，可是当我在东京歌舞伎町的一家AV专营店里站定时，我才发现自己认识的只不过是沧海一粟。
四层小楼的柜子里摆满了各色DVD，过道窄得只能允许一个半人通过，而片子的口味从一楼的略带小清新，一直上升到四楼的血腥暴力、人与自然和屎尿屁，脚下的旋转楼梯嘎吱嘎吱响，一路上行，我仿佛在人类欲望的巴别塔里穿行，刺激的强度在不断地增强，以至于到了四楼，我竟不敢直视。
回到一楼的时候，我看到一对中年日本夫妇正在挑选光碟，那感觉就像是在买一枚婚戒，我有点太大惊小怪了。
而在15年的观影史后，我终于有机会见到了片子里的真人。
嘉龙片场位于风景秀丽的元朗地区，这里有着中国30年前的原生森林风景，据的士司机说，成龙以前也在这里拍戏，可现在已不复昔日风光。
投资上千万的划时代大戏3D肉蒲团即在这里拍摄，演员包括有德国血统，身材丰满、演出风格粗暴的原纱央莉，以及可爱有余，灵气不足的周防雪子。她们的出现令无数国人心头一震，为此剧组还组织了一个粉丝团，一个大巴的眼镜男们在车上兴奋地鼓掌，下车待影棚的铁帘缓缓向上打开，一众影星身着古装齐齐露出真容，男的可谓是身材高大，威猛之极，女的则是袒胸露乳，美腿林立。
由于前一晚才温习过两位日本演员的作品，面对真人难免心跳加速，女主演是个被香港人称为F奶的靓模始祖雷凯欣，并故意弯腰呈拾柴状显露身材谋杀菲林，可我的眼睛始终没离开过两位岛国的居民，大中午的太阳尤其猛烈，也加剧了荷尔蒙的分泌，当然多年的梦想也得到了实现，无数个孤独的夜晚之后终于迎来了大团圆的结局。
两名女演员端坐在遍布古代场景的影棚里，往左边看去，一个巨大的香肠耸立于水池当中，突然在导演的要求下开始喷起水来，引起众人欢呼雀跃。
蹩脚的日语翻译似乎并不能传达我问题的精髓，而疲惫的女优们也不与挺立的我进行眼神交流，而是低着头玩弄自己身上的饰物，以掩饰不适，这令我心中充满了哀伤。
对于第一次拍AV，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最不适应的就是有那么多人看着，第一次紧张地都哭了。
两个女孩几乎给出了相同的答案。
你们私下跟男优往来吗？
工作结束后就不再来往了。
你们的理想是什么？
央莉的回答是无论如何，这辈子就想演戏，并要为此一直努力下去。
而雪子的回答充满了日本漫画的感觉，“让观众开心，身边的人开心就好。“说这话时，她脸上挂着纯真的微笑，两个小虎牙令每个男人都能产生极强的保护欲，她之前还提到自己很享受拍摄AV的过程，因为那可以让人快乐。
更触及心灵的问题还没问出，（其实都涉及具体操作和演员的基本修养）外宣人员就开始倒数时间了，没办法，顶硬上。
对性如何看？
女优们似乎从没被问过如此深刻的问题，先是尴尬地笑，接着用“这是展示女性魅力”的回答搪塞。
突然身后电影监制大喊一声“请停下来！（止めて〔yamete〕）”女优们被强行夹走，电影即将开拍。
卡拉永远OK
夜总会的小姐们背后都有故事，父母离异、初来乍到招工被骗钱、家里有人重病，但她们一般没有穗花决绝，一过12点，她们的手机就开始响个不停，那是她们的年轻男友，一群好吃懒做、吃空女人的家伙。
在一轮轮小姐进来，“选妃”过后，夜总会其实还遵循着一丝传统：我的女人你不能碰。这种暂时由金钱搭建的伴侣关系一般很牢固，而能否带走则取决于小姐自身的意愿，以及你的沟通技巧和个人实力。这似乎是台湾和日本一些高级夜总会的前身，除去酒精和身体上的刺激，有些顾客已经开始寻求一种精神上的认同和交流，甚至会有遇到红颜知己的幻想。
我曾经和竹联帮的兄弟们一起坐在台湾的一家夜总会里，大家围坐在半开放式的包厢内，舞台的中央一架电子琴加一把女声就是表演的全部，桌上的酒水是加冰的陈年格兰芬迪威士忌。老男人们兴致来了会上去用标准的英语演唱Frank Sinatra的《My Way》，而喝到一半，赶来的是身着便装，正在竞选区议员的政客，他们的投票少不了社团的支持，几杯酒下肚后，立马匆忙离去继续拉票，扬言要握遍选区内的每一双手。
最后竹联帮的一个老大站上了舞台，唱了一首闽南语的《朋友》，使我顿悟了台湾的政治。
“有朋友的扶持　我什么拢不惊　朋友来做阵　着爱逗相挺　有缘做兄弟　着爱重情义　有你斗扶持　一路行来拢顺利　因为尚好的朋友就是你　朋友来做阵　着爱逗相……啊不管路多崎　因为有你做阵行　啊讲话会大声　因为朋友你作伴　啊有你我尚大　啊有你我一定赢”
在日本的歌舞伎町，在一个五百强咨询公司日本合伙人的带领下，我终于得以以外国人身份进到了一家以坦克大战为主题的陪酒酒吧。吧台后面的日本姑娘只会说日语，平时也只接待日本人，她拿出了一个电动转盘，上面的指针指向哪里，就需要喝酒或者做一些暧昧的动作，半个小时过去，我杯子里的酒还没喝完，我这才意识到喝酒是佐菜，交流才是主要目的。
可在中国，大部分人毕竟才刚洗脚上田，唱歌和搂女人还是主要的发泄渠道。最受欢迎的歌曲主要是节奏单一、韵律易记的口水歌，人们之间的交流也仅限于插科打诨和调情之语，伴以筛盅机械化的敲打声。这一切都有农业社会的味道：村子里，白天人们一边劳作，一边唱着荤味十足的山歌，天一黑或农闲时，男人们就开始琢磨女人。
也有已经玩腻了的，开始自创玩法。三个人坐着，叫上十几个小姐看着他们斗一宿地主。两个人来坐着喝酒玩，另外带上40个女孩一起，但却连碰都不碰一下。还有人凌晨四点半来，一次叫六个小姐进房，轮番玩筛盅，输了就耍赖，直到面前的小姐一个个喝得不省人事，他才满意地离去。
在国外，KTV是留学生们的主要娱乐方式，我所在的那个城市里有个同学一手创办了“猛狼会”的组织，一开始只是一帮孩子天天去KTV玩，后来实在无聊，于是开始系统化、正规化。
先是每人发一条美军专用的“狗牌”挂在脖子上，刻有自己的编号和花名，同学外号叫“参谋长”，首要任务在于每次圣诞节、新年这种大型节日，他必须要判断是否会在KTV里遇到仇家，打起来绝不能输。
这个组织的男人叫狼，妞儿叫羊，一开始的武器配备是防暴警察用的甩棍，一般去KTV“羊”的名牌包里都会放上这些武器，随时拿出来用。
虽然在正规黑社会眼里这都只是些小屁孩，可暴力和权力毕竟是能令人上瘾的东西，尤其是当你的“羊”从自己冬天的靴子里抽出一根甩棍，啪的一声甩出来后，递给你时对方被吓傻的表情。
同学一次见到一个好友被越南帮的人爆了头，变成了《喋血街头》里张学友的痴呆模样时起了退意，他所认识的一个刚出狱的都开始转行做餐馆，他们这样自娱自乐实在没有意思。
可也有成员愈发入戏，自从同学走后，他的两个朋友通过意大利黑手党的途径搞到了一把德制鲁格手枪，上膛之后，头戴恐怖分子面具站到了仇家面前，一人举枪威胁，一人手提甩棍逐一打爆了跪在地上的“屁孩们”，无比酣畅淋漓。
也许是我们几个人在那段时间已经压抑到了顶点，好几次在夜总会，我们不但没有把小姐们扒光，反而自己先脱光了衣服，小姐们只在一旁傻笑和看着，我从来没有问过他们是否见过相同的场景，一群年轻人却显得比老男人们还压抑，而一旦释放，只有脱光。
李斌喝到高兴的时候，会点两首自己的歌，一首是柔情慢板的城市情歌，据说由他自己创作，画面里他一会儿含情脉脉，一会儿故作深沉，导演还是行内的大牌。当时制作专辑时，本来可以从歌库的两万首歌里直接购买，其中不乏现在烂大街的口水歌，可以迅速把无名小卒捧红，但他还是拒绝了这种选择。另外一首中国风的MV里面，他的老婆欣然出镜，这个16岁就决定跟他一辈子的女孩，如今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女孩是李斌的初恋，16岁的他曾一个人跑到女方家里提亲，说服了她的父母，他遵循着先成家后立业的古训。
可对于一个完整的男人，该经历的总会经历。李斌一直是我们公认的模范丈夫，当我24岁第一次去他家的时候，一进门，两个孩子已经开始叫爸爸了。但他之后长期扎根外地，我们一直对他如何摆脱男人生理上的局限而疑惑，在一个雪茄烟气弥漫的房间里，他道出了自己如今百毒不侵的原因。
李斌婚姻第一次出现危机是在几年前，公司里的一个女孩令他神魂颠倒，整整一年，每一天都只想跟她尽可能多地在一起。可是跟女孩在一起的时候，他总对家人充满愧疚，而在家的时候，他又不可避免疯狂地想着外面的女孩，于是两股力量不停地撕扯着他，他的脾气变得暴躁。
四部诺基亚手机被他从阳台上扔到了江里。一次出拳狠击墙壁，导致右拳小拇指边上的骨头断裂，直到一个月后去钓鱼，右手突然疼得不行，他才去看医生。术后不久，他的右拳又一次猛击在了墙壁上，骨头再一次断裂，这次他没打算做手术，算是给这段感情做个记号，留个回忆。
因为跟这个女人在一起，他的生活变得支离破碎，疏远了兄弟，荒废了生意，一回家就溜到楼下打电话，一直到半夜困得不行了才去睡，为此父亲对他发出了最后通牒：“你再这样下去就废了！”
这句话份量十足，父亲在他生命中一直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他曾多次对我说过，自己没有别的信仰，家族的荣耀和壮大是他唯一的信仰，语气中有着一丝悲壮和无奈。最后他来到了父亲的办公室，扑通跪倒，泪流满面地向父亲认错，发誓自己回去一定要做个了断。
四五次反反复复的分手后，他们去了一趟国外，以旅行的方式结束了这段感情。我开玩笑地问他给了多少分手费，他笑着说：“没多少，但那一年里我算过，因为这事至少少赚了一个亿。”接着他伸出自己的右拳，小拇指处果然有凹陷的痕迹，这成了他日后拒绝诱惑的护身符。
百年前，三妻四妾还是社会的常理，而这个梦想从未在中国男人的心中断过，尤其是当你拥有足够多的社会资源之时。年轻貌美的姑娘和秃顶老头的搭配并不令人意外，这是父亲在外频繁能见的场景，倒是他总带着母亲一路同行，以至于一些老板百思不得其解，他最后只好回答：“我身体不行。”
16岁去美国之前，我是一个连跟女孩说话都没勇气的人，至今我都没搞清楚原因何在，那个时候父亲非常紧张，他经常鼓励我和弟弟走出去，甚至还叫一些叔叔带我去酒吧里，为的是让我打开自己。
第一次去酒吧我已经17岁，带着我去的叔叔自己端着酒过去跟四个女的聊了起来，把我一个人扔在了原地，我那个时候戴着顶白帽子，显得手足无措。突然服务员走了过来，还端着一杯红酒。“先生，那边的一位女士想请你喝一杯。”
我顺着他的手看到一个比我大的女孩在招手，于是我端着酒就走了过去，具体聊了些什么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可时隔一年后，我回到那个城市，又找到了她，我们一起去了夜店，还站上舞池的高台，两个人的身体紧贴着扭动了起来，那还是我第一次在公共场合跟一个女孩缠绕在一块儿。自此之后，每次我去夜店，都会一个人走上高台，旁若无人的跳起来，以至于有一次早上起来，我发现自己的两个膝盖全部磨破，组织液和血沾满了被单，我隐约记得自己似乎在前夜做了一个贴地滑翔的动作，事后我一个月没有出门。
有一个老板在关于女人和后代的话题上，曾给我上过一课。
“你四年至少要赚一个亿，记者也别做了，否则谈什么财务自由？”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有人跟我这么说了，他们总是弄不明白我的父亲有那么多的资源，为何不做点实在的事情。
坐在我对面的老板五十出头，但样子显得不到四十，此时他正跟家里最小的老婆发着微信，为了打消我的怀疑，他把免提开着，开始了一串对话，今天他给英国留学回来的她的任务是学会做一种特制的米饭。
“这里有个小兄弟，他不相信我们家过得如此和睦。你谈谈自己的看法，为何一个女人无法接受其他女人的存在？”
话筒那边传来一阵娇滴滴的声音，“那只能说明这个女人还不够爱这个男人。”
与四个老婆同床而居的日子是快乐的，这里面包括银行行长和法院法官，他说如果哪天他死了，其中两个甚至能陪他一起。他喜欢那种睡觉时往任何一边一摸都是暖和的感觉，说这比得上任何保健药，令人光彩四射，幸福无比。
每次出去旅游，他都会与她们一起开一间大房，然后一起吃饭逛街。不出意外，他马上会有第五个老婆，他还发牢骚说本来想找个艺术方面的，结果最后还是个搞金融的。
“我以前就不愿捅破这个底线，但最后想通了，你与其在外面偷偷摸摸找小姐和情人，还不如都娶回家，你这是要对她们负责的，你们是一个大家庭。第二个老婆最难被洗脑，但是后面就水到渠成了，我的目标也许是20个吧，到时一个大家庭一起生活多快乐，这比独生子女孤苦伶仃地强多了，而且你的赌注也不会压在一个人身上。”
赌注很明显是指下一代人的接班任务，目前他8岁的儿子每年会拿到200万的资金，用于做借贷和各种投资，而这笔钱受着严格的控制，他必须每年拿赚到的钱出来抚养老人和亲戚，以及安排大家平时的旅游消费支出，最后到手的也只有2万块钱，但10年以后，等他成年了，这笔钱加起来有2000万，这个时候他就可以自己出去闯了。
“首先我要教会他负责任，这包括孝顺老人和养家，二呢就是我要确保他在任何地方都有活下去的能力，而至于能混多大，这就要看他自己了。”
同龄的兄弟对于富二代们似乎比其他群体更为重要，这些孩子们平时接触的都是叔叔辈的人，听他们汇报工作，掌握他们的命运，在饭局上向他们敬酒，给他们送礼，奉承他们，在夜总会里陪他们唱上一辈人的歌曲，以至于同龄人之间的关系显得如此稀缺，也如此重要。
于是喝酒，猛烈地往肚子里灌入各种颜色的液体往往会成为聚会的主题，我曾见识过12个人在20分钟内消灭掉10瓶白酒的惨烈场面，也亲自体验了冲浪的乐趣。冲浪在这里与阳光沙滩无关，它指的是依次与同桌的每一个人打关，无论你选择的是摇筛盅还是划拳，但你必须取得胜利，输了则罚酒并退回到前一个人继续闯关，直到你踏过他们所有人的尸体。当然最后一个人还可以成为“大浪”，如果你不幸输了，则要重头再闯一次关。
中国应该是全世界喝酒最暴力的国家，我想每个人都会认识一个因喝酒丧命或残废的人。我的一个哥哥，一家自己创业，道路系统监控网络公司的小老板，喝完酒后突觉胸闷，心口疼，于是去了兰州的医院诊治，照例医生给他上了万能的吊瓶，之后他胸口巨疼，无法忍受，医生姗姗来迟，哥哥就这么走了。
喝酒误事，喝酒伤人，可尽管如此，还是有无数人前仆后继地奔赴酒场，以至于到最后，没有酒大家似乎都不知道该怎么交流了。父亲一年300顿宴请，酒场经历无数，从新疆3斤白酒酒量的座山雕，到蒙古包里歌唱不停的一家人，再到大小官员和四套班子，最后还偶尔有社会大哥准备做正行的，可那么多年下来，他一次都没醉倒过，每次都是全身而退，几乎可以说是一个江湖奇迹。
酒品即真实的人品，也有装疯卖傻之人，尤其是一些饭局上，为的是引起同桌的注意，显示自己的利益地盘。
我曾见过一个媒体人，喝酒从来都是自斟自饮，拍起桌子骂娘也绝不含糊，尤其是对于那些有钱的老板，谈不拢就叫人滚，并声称钱都是自己赚回来的，虽然最后大部分上交，也谈到愤青的无用，还是搞点风花雪月好。最后一哥们聊到了一个名人，并对她的作为颇有微词，认为她赚钱太狠，于是这位媒体人斜瞪眼看着他说：“你知道我跟她什么关系吗？只要她有一口饭吃，我就有饭吃，只要我有一口饭吃，她就有饭吃。”
还有一个音乐人，几杯酒下肚后，他说自己中国乐器样样精通，可以从几千年前一直玩到现在的，世上就一个，并正在多处拿地，准备建公馆，还要开发衍生产品，包括服装和茶叶。最后他兴奋地拿出自己随身携带的iPad，放了一段自己上某娱乐节目的视频，又从包里掏出一叠见人就发，关于自己辉煌过去的资料。
新一代人喝酒很少谈事，因为聚在一起的时间有限，在最短的时间内，如何灌醉自己，放倒别人才是最重要的体验。
由李斌做东，在森林酒店的房间里，我们等待着马三的到来。为了相聚，他硬挤出两天时间来南方。开了一天的会，还没顾上吃口饭，他刚下飞机就直奔过来。由于脱离了日常的生活圈子，因此人特容易放开，没有任何顾虑。不到一个小时，两瓶红酒和一瓶洋酒已经在马三的带领下喝干了。他每次举起满盈的红酒杯，一边说“你们随意”，然后自己就咕噜咕噜地倒进了肚子，这令身经百战的王铎第一次感到了害怕。
酒是为“苦逼的一代”而喝，马三酒风彪悍，吐起来也不含糊，先是吐到了厕所里，接着又吐到了地板上，他说吐是为了能喝得更多，而喝酒比的不是酒量，比的是持续喝酒的能力。听到身边的王铎在抱怨自己的生活，他抬起头就喊：“你们都别抱怨，谁也没我苦逼！”接着我向王铎简单阐述了他的苦逼生活，一旁的王铎听完说：“我终于快乐起来了，因为有你这个最苦逼的垫背！哈哈！”接着大家开始互扒衣服，赤身裸体地在床上蹦了起来。
王铎的父亲对他保护得很严重，不让出国，不让开车，就连他现在开的公司都是跟父亲的朋友合作，可最令他气愤的是父亲对母亲的背叛。一次饭局上，我坐在父子之间，每当父亲张嘴，王铎就当着一桌人的面打断他，“就你干的那些事，你现在还有脸发表看法？省省吧！”父亲尴尬地笑笑，只好闭嘴，母亲在一旁也不说话，默认了儿子为自己辩护的做法。
最近他们突然喜欢上了被扒光衣服的感觉，一开始很别扭，但当裤子褪去，底裤褪去，竟有种解脱的感觉，用王铎的话说：“太爽了！”半场过后，几个男人光着屁股，还喊着要吹掉三瓶新送上来的国产拉菲红酒，端着面条的服务员进门后迅速退了出去。
突然之间，马三倒下了，那是我唯一一次见他断片儿，以往喝完三顿酒，他还能开车送我回酒店。可这次，他的头侧卧在自己的呕吐物里，旁边躺着同样不省人事的李斌，而另外的人则悄悄关上门，光着脚回到了房间。我由于过于兴奋，第二天大拇脚趾奇痛无比，接下来的几天只能跳着走路，后来才知道是我人生第一次痛风发作，那时我27岁。
狂欢在短短的一个半小时内结束。
第二章　灼热的光环
在一个平庸的时代里，没有动荡与变革来证明自己的出众才智，缺乏精神领袖而丧失灵魂皈依的源动力，我们都在麻木地饰演自己的社会角色，忠诚地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而事实上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自己所为之奋斗的目标究竟是什么，上学，工作，恋爱，结婚，生子，生老病死，一切都是按部就班，你跟其他生物同样都是有机物，我们只是来世界走一遭罢了，和其他生物没有两样，在你的世界你不自觉地被限制住，你的衣着被外界所定型，为了生存遗忘本身的才能，当往下看着密密麻麻的小生物，高速公路只是空荡荡的。
——《搏击俱乐部》
马三是个工作生活已经被安排到了45岁的男孩，鼻梁高挺，平时常穿黑灰色调的衣服，他曾调侃说这反映了他一直以来的心情。最近他刚跟相处了5年的女朋友分手，事情起源于母亲的坚决反对，随后家族里的长辈们也轮流开始做工作，而他如果一意孤行，结果只有一个：被家族所驱逐。
我第一次见马三是在去美国的航班候机楼里，那时我跟着一群老板去海外上课，同批的年轻人不多，由于父辈的友谊，马三的父亲主动介绍了我给他认识。飞机进入平飞后，坐在商务舱的马三主动走了过来，跟身处经济舱的我身边的人换了位置。接下来的10天里，他还主动跟同组的学员换了房间，我们两个搬到了一起，以至于最后在草地上上课的时候，我们两个人也待在同一个角落里，有时甚至泡在泳池里，远离听课人群。
曾经在加拿大留学的马三从小在酒精里泡大，他所在的城市酒文化相当强势，饭桌上必备筛盅，一顿晚饭可以吃5个小时，主要是喝酒，用当地话说是“屁股沉”，马三还在上小学时，放学后背着书包就跟同学们拿着零花钱进了酒馆，一晚上每人可以干掉三瓶啤酒。
长大之后的马三还是常常以酒精为伴，自从两年前回国后，他失眠愈发严重，酒精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这种痛苦。在加拿大的时候，马三一开始还能找到几个人喝，到最后一年，就只剩下了自己的一个老乡，他们两人经常一晚上就着六斤装的洋酒玩筛盅，对饮，这样棋逢对手的感觉不是在每个人身上都能找到。
小型飞机在拉斯维加斯上空盘旋了五个来回，每次钻入气流都会引起机身巨大的震荡，我紧闭双眼，感觉这架飞机还没降落也许就会在空中解体，耳边回响起了中国老板们的鼾声，他们占据了这架飞机超过一半的机位，任由飞机如何左右上下晃荡，他们还是睡得很香甜，能从日常生意中抽身而出，对于他们已经是最大的享受。
最终，飞机降在了跑道上，美国乘客鼓掌庆祝这次成功的着陆，惊醒了睡梦中的中国老板们。窗外的沙尘暴开始肆虐，遮蔽了大半个天空，在这个距离龙年还有一天的日子里，正是这座赌城一年里最为萧条的时期，不过即使是繁忙的夏季，它的光彩也早被紧挨大陆的澳门夺去。可是这么一群中国老板（人数达130人之多，分两班飞机），却偏偏在除夕夜来临之前，抛下家人，飞越半个太平洋，来到了他们第一次踏足的美国。
在拉斯维加斯的赌场里，马三拿起纸和笔，玩起了轮盘赌，十把下来，他的筹码已经翻了一番，这是他在加拿大赌场里，交了很多学费后掌握的规律技巧。半夜两点，我们从冷清的赌场里走了出来，找了间越南河粉店坐下，这是每个加拿大留学生的共同回忆，因为在那个寒冷的国家，越南河粉总是最暖心的食物。
这次同行的还有马三的父母，但我很少看到他们之间交流，就算是说话，也是安排工作和讨论行程，按马三的话说，“就是上下级的关系”。马三的父亲早年在南方一带闯荡了数十年，完成了原始积累，因此他的成长中几乎没有父亲的身影，一直到现在，他还是一个陌生的存在。两代男人之间的沟通从来都是天底下最微妙和困难的事情。
木船行驶在平缓的科罗拉多河上，两面是六百万年的陡峭红褐色岩壁，老板们拿出相机一张张地拍合影，几乎没停过，安静的峡谷里回荡着一阵阵“Yeah”的声音，印第安人船长最后也成了摄影师。一天的峡谷观光下来，一个穿着西装，带着浓重方言口音的老板嘟囔着：“啥破山啊，还没我们河南的山好！”
有的老板觉得一下飞机眼睛突然变明亮了，因为从没见过蓝得那么透彻的天空，还有的老板走在街上看到美国小孩毫无拘束地打招呼就很感叹，这种绽放是在中国小孩子身上看不到的。最令他们觉得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是美国的车子竟然会主动停下来，让行人先走，这足足让他们兴奋了一路。可这一切对于有着留学背景的马三，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洛杉矶的中国导游直接告诉游客们买干细胞保健品和名表，先是以自己举例，说自己站一天都不累，就是因为吃了补钙的药，从中国来的老板们几乎人手一大袋。在名表店里销售小姐拼命地推销：“这个配得起你的身份，一块10万的平时戴，一块20万的重要场合戴。”一个老板在买了一块30万的百达翡丽之后立刻戴上，他说奋斗了那么多年，这还是第一次有时间买东西给自己。
在旧金山，导游介绍情况像演二人转，但也不忘间接地介绍这里的高科技结晶——干细胞胶囊，最后大巴停在了九曲花街，紧挨着一家保健品店，一切都在悄无声息地进行着，人们似乎对吭哧吭哧地爬上景点不感兴趣，他们更热衷于在保健品店里消费，每人平均都消费了2000美元以上，带回去的是肝药、肾药、性药、干细胞药。
马三的父母也买了几大袋干细胞胶囊，这起初遭到了马三的强烈反对，因为他知道这东西的药效并没导游说的那么神奇，他更是对导游总是让大巴停在景点旁中国人开设的商场前颇有微词，这种走马观花加半强制性购物的旅游方式，令他感觉非常低级。
一个大巴车的老板身家加起来怎么也超过50个亿了，可走的却是北美老年人旅游团的路线和待遇。马三跟后座的三个同龄人试图发起一场政变，可惜无人响应，其他人似乎非常满足。就是每天的行程稍微满了一点，四点起床，八点回到酒店，起早贪黑，最后一天更是提前四个小时就被送到了机场。
三天的旅程里每顿饭吃的都是中式自助餐，马三曾要求自费吃些当地的正规西餐，但被导游拒绝了。之后在思科总部的餐厅里，由大中华区的一个经理讲解思科的发展历程和理念。屏幕上都是最基本的商业概念，讲到企业的使命和理念，无非也是帮助顾客成功，为顾客、员工和商业伙伴创造前所未有的价值和机会。130个企业家听得津津有味，并称这是几天以来最有收获的两个小时，他们最后还在思科的标志前合影留念，有些人甚至围着经理要签名。
马三实在看不下去，中途走到了停车场里，因为只要在国外上过商科的人都知道，刚才的演讲内容实在是入门级的商业常识，他说自己更愿意去思科内部参观，跟他们的员工交流，这比空谈企业文化靠谱多了，毕竟远赴重洋并不是为了来看几个幻灯片的。二代的眼界和见识决定了他们的作为会跟父辈有很大的不同。
还有一次，父亲的36洞高尔夫球场项目请了一家景观设计公司来操作，因为有某位国外大牌设计师的参与，设计费达到了千万的级别，可当马三用英语跟设计师亲自核实过后，才发现原来大牌拿到手的只是挂名费而已，可中介收取的却是具体的设计费，这中间的差价有10倍之多，于是这场骗局此时才被揭穿。
之后在夏威夷的海边，伴随着一轮明月，我们每天晚上喝到半夜两三点。马三是一个很有服务意识的人，除了总抢着买单之外，当身边的人提出要求，他都会尽量满足，例如每天晚上的酒水，都是他从度假村的小卖部里拎过来，还有好几包零食和几根小雪茄。这点来自于父亲的言传身教，老马总从第一次做生意就跟人合作，有钱大家赚，哪怕自己亏了也不能占人便宜，这种人生哲学多年来从未变过。现在他是一个资产百亿合资集团的董事长，里面的股东有资产实力比他大的，但都认他为大哥，冲的就是他的为人。
马三平时跟不熟的人话不多，回公司两年，干的基本上都是些杂活，还远远达不到李斌独自操盘的自由度，更别说分派部下干活，常常受到抵触和漠视，他的想法也很难在集团内部推行，这是二代通常会遇到的问题，尤其是当老一代还在持续影响着这个企业的时候。
马三有一辆2011款的奔驰G55，闲时他会把这个方盒子开进旁边的沙漠里，同时按下车内的前中后三差速锁的控制开关（这样一来马力会在四个轮胎之间，根据抓地能力自动转换，以防陷胎），在起伏不定的沙丘间“冲浪”。按他的说法，如果只是在城市里开这辆将近200万的野兽纯属浪费，车对于他来说就是男人的玩具，应该拿来蹂捏。
以前对豪车的狂热，在回国的三年里被工作慢慢磨淡了。有一次他借朋友的兰博基尼开了一个星期，才发现超跑会给生活带来如此多的不便，到哪里都被人围观，在城市拥堵的路面上驾驶起来非常不舒服，还要因为无法提速而使得发动机积碳，之后他对超跑丧失了兴趣。
第二次出国，我们一起在非洲和迪拜度过了半个月的时光，他跟温哥华的酒友随身带了两个筛盅。一个晚上的时间，我们一共五人采用三对二的斗酒方式，在非洲草原上喝光了一个餐馆里所有的啤酒，最终以我方三人剧烈呕吐告终，可他们两人似乎才刚开始热身，我在那一刻才真正明白了他们为何在加拿大只能对饮。游戏的一开始还是输了喝一杯，很快就加成了三杯，后半夜半睡半醒间，马三每次喝酒前的口头禅萦绕在我耳边：“今晚喝死算了！”
堕落和放纵，这本身都是极度愤怒的一种报复，愤怒的是自己的无能，也愤怒自身价值如此微不足道，在内心的深渊，马三其实一直在求救。
我所接触的所有二代，他们的父辈无不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幸存者，一辈子几乎没有任何困境不是顺利地被突破，他们的口头禅往往是：“我不知道‘难’字怎么写！”可由于有这样强大的父亲，下一代往往生活在一个被过度保护的环境里，跟父辈相比，他们平凡得没有牛逼故事可吹嘘，野性全无，而活着也没有一件事能让父亲满意，读书不成功，恋爱不靠谱，就连帮父亲打理业务也不到位，唯一的指望也就是物质享受上能玩出花儿来，每个人都需要成就感，否则就如风中飘散的柳絮，可有可无。
父亲在极度失望后，往往关注的不是儿子的持续失败，而是自己的面子问题。
“他这个怂样，叫我如何见人？”
“我的面子都给他丢尽了！”
“他这样做简直是大逆不道，我只能斩断这条线了！”
“赶紧生个孩子，也许孙子辈还有戏。”
西方有俄狄浦斯的传说和弗洛伊德所谓的恋母杀父情结，他们潜意识里有“杀父”情结，而在东方，由于“望子成龙”的期望和压力，最后往往会演变成“杀子”，如果犬子无法突破虎父的关系牢笼，他一辈子都只能缩在镶金的龟壳里。
第二天早上，带着严重的头疼，我们出现在了沙土路铺就的机场跑道上，眼前是一架美国赛斯纳飞机公司研制的非增压座舱、双发涡轮螺桨式6座406型行政机，价值200万美元，俗称Caravan，翻译过来是大篷车的意思，也指穿越沙漠的商队。
20世纪初是人类第一次征服天空的年代，那个时候飞行员是最伟大的英雄，英国殖民者为肯尼亚奠定了现代航空业的雏形，尽管那个时候基本不存在机场的概念，因为非洲遍地都是平坦的土地。
100多年后的今天，肯尼亚上空主要飞翔着的还是小型飞机，它们就像空中的士或巴士一样。我们包的小飞机就曾降落在高尔夫球场和黄土高原一样的跑道上，很少能有水泥地的待遇，有一次落错了机场，机长调转机头，立刻又冲上了蓝天，向另一边飞去。
看似自由的飞行环境也带来了危险，2012年8月份就有一架12人座的小型飞机坠落在了马赛马拉公园里，两名机师和两个德国游客不幸遇难，这也许是由于动物大迁徙的季节，过多的游客导致飞机频繁起降所致。
比这更危险的应该算是直升机，2012年6月，非洲总统候选人的座机就坠落在了森林里，机上六人全部遇难。据同行的肯尼亚最大华人旅行社的张总说，好利来的老总罗红经常来肯尼亚摄影，他所坐的直升飞机就曾坠落过，所幸他爬了出来，继续呼叫新的直升机，最终完成了当天火烈鸟的拍摄。
在内罗毕的机场跑道上，来自英国，已经在肯尼亚定居30多年的飞行员乔治接过了我们的拉杆箱，与他的副手，一个当地黑人小伙子，一起将它们塞进了飞机的腹部。他身穿带条杠的白色衬衫，金边雷朋眼镜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我们几个人钻进“大篷车”之后，乔治快速地钻到客舱里来介绍了一些基本情况，竖起大拇指后，他回到了驾驶舱里。引擎开始在耳边轰鸣，马力加到了最大，调整机头，冲着天空的方向，“大篷车”逐步加速，颤颤悠悠地飞了起来。
上一次坐这么小的飞机还是在新西兰皇后镇的天空上，飞机也是颤颤悠悠，感觉随时会解体似地爬升到了4000米的高空，那时我的嘴唇已经开始发白，可是此时舱门已经打开，红灯闪烁，后面抱着我的人伸出手抵在我面前，比了个三、二、一的手势，我们就向前翻滚出了机舱。
肮脏混乱的内罗毕被远远地抛到了后面，很快东非大裂谷出现在了下面，其长度相当于地球周长的1/6，硬是把肯尼亚劈成了东西两面，来之前我一直以为这是一条幽暗的峡谷，可飞近了我看见的却是茂密的原始森林覆盖着连绵的群峰，山谷间还有小瀑布在流淌，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难怪这里是人类的发源地之一。
“大篷车”继续向前飞行，与大客机不同，当遇到气流的时候，飞机不但会上下颠簸，甚至会左右摇摆，伴随着机械部件尖叫的声音，似乎一阵强风就能像苍蝇拍一样，把“大篷车”拍个粉碎。我努力地把注意力投向机底，阳光透过云层撒向下面无限宽广却贫瘠的土地，可能由于高度的原因，我竟然见不到一丝生命的痕迹，可就是这平坦无垠，黄褐色为基色，带着大理石白斑的大地却能让人有回家的感觉。
我不禁想起了《走出非洲》里，丹尼斯第一次带着凯伦驾驶着双翼单螺旋桨飞机飞越肯尼亚时的景象，凯伦望着金光闪闪的湖面上飞翔的万千火烈鸟，激动地流下了热泪，而我此时，竟莫名地有了同样的感觉，类似的感觉我只曾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有过。
途中偶尔有几个圆形的马赛族村庄点缀其间，“那时你才会领悟从小就听说的那些事：曾经，这个世界上没有机器、报纸、街道、钟表，而它依旧运转。”
飞机降落在马赛马拉大草原上之后，我们换乘上了流行于第三世界国家的老旧版路虎。临近中午，草原上的气温在不断升高，动物们都在自己熟悉的地方乘凉，突然汽车的广播里通报，说有人发现了三只狮子正在金合欢树下休息，于是十几辆吉普同时冲了过去，人们不约而同地拿出了“长枪短炮”，围着懒洋洋的三只狮子发起了“攻击”，而我此时再也忍受不了沿路的颠簸，拉开车窗，早上吃的一点水果和麦片粥全部从嘴里喷了出去。
转过头来，我对身边的马三说：“我操，每次跟你见面都要喷！”
转念我想起了纪伯伦的话：当一个人沉醉在一个幻象之中，他就会把这幻象的模糊的情味，当作真实的酒。你喝酒为的是求醉；我喝酒为的是要从别种的醉酒中清醒过来。当我的酒杯空了的时候，我就让它空着；但当它半满的时候，我却恨它半满。
据随行的一个在肯尼亚待了5年的导游说，有好几次，猎豹正准备猎杀它最喜爱的瞪羚，可是由于围观的车辆多达20多台，一下子搅乱了局面，最终无功而返。因为猎豹本身以最高速度（110-120公里/小时）奔跑的极限只有400米，一旦超过，就会导致血液酸度提高，代谢产生的体温会达到难以承受的极限，这时机体会产生保护性的“惰性”，有力使不上，迫使它停下来喘息。
每年上演万匹角马“天堂之渡”的马拉河此时只是一条臭水沟，散发着动物尸体的腐臭味，里面的鳄鱼和河马友好地各自躺在泥水里享受着清凉。
也许是受了《走出非洲》和《夜航西飞》的“毒害”，我并不相信坐在吉普车里能真正地感受非洲的真正魅力，因为当时的英国殖民者们是背着猎枪，以骑马或徒步的方式发现这片土地的。
除此之外，身边自然少不了马赛随从，因为据说就连狮子都怕马赛人，只要见到远处有披着枣红色蓝条格袍子，右手持长矛，左手持圆棍的人，它们就会害怕地躲起来。因为马赛人有自己的规矩，只要伤害一个马赛人，他们会将整群狮子斩草除根，而在以前，男孩长到15岁时，必须独自出去杀一头狮子，作为成人礼的最重要部分。
马赛人以牛为伴，从不吃除牛羊以外的动物，不吃蔬菜，以牛血代替。一般是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把牛牵到篝火旁边，然后用皮条将牛脖子绞紧，对准显露出的静脉，刺上一箭，接上芦苇或其他管状的东西，鲜红的牛血便从血管喷射而出，几分钟至十来分钟，牛血即流满用牛皮或葫芦之类制作的罐子，足有2斤左右，随即，将罐里的鲜血用箭杆加以搅动，再另加入一倍的牛奶，便成为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