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K159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赞同 75657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南大教授｜黄卫华：现在大学是平民教育，以前是精英教育
　　 【编者按】
2018年高考录取工作已结束，录取通知书或许已到考生手中，或许还在路上。这个暑假，每个高考考生都会憧憬自己的大学生活。澎湃新闻请讲栏目陆续刊发一组南京大学教授的口述，这组口述选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的《我的高考》一书，77级、78级参加高考的南大教授们讲述了自己的高考经历以及他们的大学生活。
时代变迁，科技进步，大学生的视野更开阔了，综合素质更高了。但无论什么时候，一位青年强烈的求职欲望不会改变，对专业刻苦钻研的劲头不应减弱。
今天刊发的是南京大学数学系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教授黄卫华口述。
采访时间：日
采访地点：南京大学仙林校区逸夫楼
我的乡村教师生涯
我于1957年出生在江苏靖江，那个地方不是很大，现在尽管变成了市，但也是县级市，归泰州市管，原来是扬州市管。我一直是在靖江上的学。我们家里，我爸对我们的教育很重视。我们家兄弟姐妹六个，我上面两个哥哥三个姐姐，都至少上到初中。像我二姐，成绩非常好的。但是“文化大革命”，上高中都要领导推荐，有人说你们家文化水平这么高，都是初中生，那人家三代，有的还是文盲，就让给人家去上了。轮到我的时候，正好是邓小平的所谓“右倾翻案风”，又看成绩了，我二姐就说，这是我家最后一个了，我这个弟弟学习蛮好的。考试我考得也可以，这样，我才上了高中，要不然也没有机会。我父亲对我们的教育就是，只要能上就去上。从扬州专区来看，我们靖江地区的文化水平还是很高的，我们1977年考取高校的比例，是全专区第一，扬州专区十几个县，现在一分为二，一部分在扬州，一部分在泰州。
我小学是在靖江市越江中心小学上的，我们简称越江中心小学。我是六岁上的学，农村一般是七岁或八岁上学。那时候家里小孩要有老人带，但我奶奶去世早，家里没人带，我父亲就说你去上学去，这样就去了。那时候就学语文算术画画这些常设课程，四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就不是很正式了。后来我初中就对数学比较感兴趣，也有自己的一套方法。那时候高中不分科，什么都学。我们高中才两个班，一个班不到六十人，就是学物理、化学、数学、政治，没有历史地理，因为“文化大革命”时，“知识越多越反动”。我们能够继续上课，还是邓小平1973年出来抓教育以后带来的好气象。
我于1974年高中毕业，毕业以后，因为是从农村出来的，回到家乡，不算插队知青，美其名曰：回乡知青。回来之后，因为姊妹六个我最小，我父亲说我不适合干农活，就给我找了个代课教师的工作。那么就是说，我从1974年9月开始做代课教师。我先是给小学生——小学四年级——做代课教师，教数学。做了两年之后，又去“戴帽子的中学”——就是小学里面办的中学教书——教初中数学和英语，同时在我们县文教局办的教师进修学校进修。这个进修对我帮助很大，“文化大革命”里，初中教学实际也不是很全面，教材都不是统一的，还是扬州专区编的教材，内容不是很扎实。我们当时是有教师用书的，也有教学大纲。我每周都要备课，认认真真地写每周教学目的、教学内容，上课讲什么内容、举什么例子、该怎么板书以及学生上来做的题目，都要设计好。
农村里面做老师就两条路，一个是公办教师，一个是民办教师。公办教师就是县文教局发钱，是有编制的；民办教师，国家只发一半工资，另一半由地方财政，就是大队或者公社筹资来支付。我那时候是代课教师，不是公办也不是民办，不是正式的。这样公办教师大概一个月四十多块钱，民办教师一个月三十多块钱，代课教师就二十块钱。我代课换了三个学校，因为代课本来就是哪个地方缺老师就去哪里。缺老师的原因，一个是老师生病了，一个是小学里面办初中，师资本来就缺，但又没有正式编制。那时候代课教师可以参加考试，考得好可以成为民办教师。我考完高考也去考了，考了全县第一，但是当我要转的时候，我已经接到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了。
当初回到农村，其实我已经做好扎根的准备，因为当时要通过推荐上大学，我家的成分是下中农，也算贫下中农，但没有继续上大学的机会。因为我家不是干部家庭，当时要大队干部的小孩或者所谓的能人才可以，所以这个我没有想过。我是代课教师，但是农忙的时候，还要回来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农村是集体劳动，无论你在哪个队，都是要干一定量的活。像我去代课，每个月要给生产队交一定的费用，我一个月拿二十块，要交十块钱，否则就不可以分配到粮食等农业物资。
一九七七年的“扩招”
1977年9月的时候，我从代课学校回家，路上听广播——那时候是高音喇叭——听见喇叭里广播说，高考改革，我们可以去考了。我当时就报名了。虽然我一直当教师，但其实很多知识都忘记了，于是我参加了我原来高中举办的复习班，这样通过复习掌握了一些知识。我也不敢完全裸考。我虽然是数学老师，但是有些东西，像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因式分解，以前学的都很简单。像十字相乘法，还是我当教师的时候，把我姐姐的书拿出来自学才学会的。她是“文化大革命”前上的初中，内容比较全。我不会做，但是要去教人家，就得自己看。很多数学知识实际上我是自学和在县文教局教师进修学校学的。
考试的时候，除了数学，其他基本我都是在半裸考，特别是物理。物理四个部分——光学部分、力学部分、电学部分、磁学部分，我就会光学部分和一点点力学，还都是自学的。
那年考试应该说不是太难。因为那么久没有考试，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又不可能像“文化大革命”之前那样考，所以难度就比较适中。难度要历史地看，对于六六届、六七届、六八届“老三届”来说，可能觉得非常简单；对于我们七四届、七五届、七六届“新三届”来说，卷子是适中的；但是对六九届到七三届这五届来说，可能就难了。因为“老三届”和我们还学到一些东西，但是“文化大革命”中1969年到1973年的，没有我们学的多，难度就大了。
考完以后，我总觉得自己有把握。考试是考四门，一个数学，一个政治，一个语文，语文不考基础知识，就考一篇作文。（注：此处应为老师记忆错误，1977年江苏省高考语文考基础知识和作文。）理化是一张卷子，就是物理和化学，总分是四百分。考完以后，我觉得除了物理，其他的都尚可。我是化学好，化学五十分，我那五十分肯定能拿到。数学差不多九十多分，语文大概八十多分。作文怎么估的分呢？那年正好我老师去批卷子，作文题目是《决战》。农村里有个“双抢”，就是抢收抢种，把前面一季的稻子割完，然后犁田，马上种第二季稻，这样人会非常疲惫，我就以这个为背景写了。因为老师知道我的文风，所以他一看就估猜是我的。阅卷回来他告诉我:“黄卫华，你这次语文，理科生能考到八十多分就不错了。”所以我一算，我的分在三百左右。
我考完就没有太多想法了，继续做代课教师。报考的时候，因为我们都是农村孩子，能够鲤鱼跳出龙门，由农村户口变成国家户口，就不管哪个学校都觉得可以。因为我是老师，视力检查又是色弱，有些专业是限报的，我想可能我报师范学校会好一些。所以第一志愿我报的南京师范学院，那时候不叫大学，叫学院；第二志愿扬州师范学院；第三志愿徐州师范学院，只能报三个志愿。我都是报的数学专业，因为我是数学教师，我想是不是会有倾向性一点，但最后录取基本上都结束了，也没有我的。
我算算我三百分也不是太多，因为十多年积压下来的人都参加了考试，从六六届一直到七七届。当时比较急，但又不晓得自己多少分，也就是说我们那一年高考分数是不公开的，说是保密。我大哥在南京做小学教师，我说你到省招办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可是他也搞不清楚。反正那段时间，心情也不太好，后来我大姐夫跟我说，今年不行我们接着再考。他讲了之后一个礼拜，我说那就算了，就再考吧。正好那个礼拜六我回家——因为那时候我住在代课学校，我父母当时年纪比较大，我总不回去，不放心——回去以后，我妈告诉我录取通知书来了，我妈只知道是南京的一个学校，具体也不清楚，因为那个录取通知书是发到县文教局的。我第二天去查，是南京大学。
在高考三十年我们系举办的一个座谈会上，叫我谈感想，我说我就讲两句话，一句是感谢邓小平，第二句还是感谢邓小平。第一为什么感谢邓小平？因为他倡导了高考改革，让我们这些没有机会高考的可以参加高考了；第二为什么感谢邓小平，因为我当时已经算是现在讲的落榜生了，后来却又被南京大学录取，就是因为有个扩招问题。因为我们那届基数太大，邓小平他们就说这一批里面有很多好的苗子，希望各个学校挖潜，尽可能多地招一些学生。这样子一扩招就把我扩进去了。
来了之后，我才知道我考了二百九十七分，为什么一开始没有录取，后来被南大扩招进去？因为南京大学比其他院校早一天，而数学专业以往第一志愿招不满，那年有个作家叫徐迟，写了一篇题为《哥德巴赫猜想》的报告文学，报考的人多了一些，但还是不太多。南京大学就把数学好的人档案拿过来，总分和数学一起看，这样拿过去，我第一志愿录不到，第二、第三志愿就也录不到了。就扩招而言，我这个分数就算是高分，这样我就被录取了。我上大学是这样一个过程。我们那个班开始招了二十二个人，后来扩招了九个，后来又从另一个专业——计算技术专业调配了十个，最终我们班（计算数学专业）有四十一个同学。
五光十色的大学生活
报到的时候，我当兵的二哥转业在南京，正好回家探亲，我就和他一起来南京，等于是他把我送到南京大学报到，然后再回自己单位去，实际上我来报到时也算是有家人陪伴了。我们扩招进来的，一共不到两百个人，开学典礼的场面不是很大，就在鼓楼校区教学楼的122教室，由韩星臣主讲。他们第一批1978年2月入学，我是3月底4月初进来的，这样二批学生之间的课程进度就相差近一个月的课程了。正好5月的时候，学校在溧阳有个农场，第一批的就去农场劳动去收割农作物了，劳动了三个礼拜。我们这些扩招的没去，就在学校加紧补课。
我们班“老三届”多一些，九个“老三届”，1956年、1957年、1958年三年出生者居多，班里有九个女生。“老三届”的水平明显高一些，辅导员会组织他们抽时间给我们补高中的数学知识，后来大家水平就比较接近了。我们那时候是五级计分制，就是一分到五分，五分是优秀，九十分以上就是五分，八十到八十九是四分，当时大家的想法就是“保四争五”，没有哪个说我七十多分就行了。其实成绩的影响没有很大，但是大家都很努力，最后成绩都是四分、五分。单位过来要人，也知道我们这一届的水平，比较放心，把指标往南京大学一放，直接报人上去。
我们四十一个人在校学习的时候，大家真是都很珍惜这个再次学习的机会，都觉得这机会来得不容易。所有的课我们都是全到，就算是政治课也都去上，现在的学生可能对这类课程不感兴趣，但我们那时仍然认真听讲，很少在课上做数学作业之类的。所以辅导员不用管学生来不来上课，上课时是否认真听讲。我们那时候的辅导员，是毕业留校的工农兵学员，根本不需要管我们的学习，他的任务就是把我们从教室拉到操场上进行体育锻炼，要把我们的身体搞好，因为出现了一些为了学习而累坏的同学。班里也有个别同学挂科，顶多一门课一两个。我们班现在做得最好的，是在北京大学现代数学研究中心的田刚教授，他早就是院士了，而且应该是全国七七级的第一个院士。
那时候我们用电都受限制，晚上十点关灯，有的同学就会借着走廊上、盥洗室的灯看书，所以我们那届同学真的是很认真学习。我们那届最小的1961年出生，最大的是1947年出生的，相差十四岁，最小的同学就是原计算机系副主任，人称宋公。
我们那一届，大家都有一定的社会经验，气氛比较融洽。应届考的同学，因为小，好像有点小孩子脾气，但是我们都包容他们，所以都很和气。我们年龄差距大，不像现在，干什么事情，大家一哄而上，一呼百应。我们这一届有自己的稳重，各人有各人的想法，但是互相之间也没什么隔阂。
我们那时候教室里基本上没有桌子，都是扶手椅，哪个教室椅子不够了，去别的教室搬一下就行。晚上也可以在那边自习，不过晚上九点就关灯了。宿舍是晚上十点关灯，熬不了夜，除非你在走廊上、盥洗室里。浴室是全校一个。宿舍楼里的盥洗室，就只有一排水池，四五个水龙头。旁边就是厕所，厕所不是现在一个一个的，都是很简陋的。我们洗澡，夏天可以用冷水那么一冲，冬天就要到浴室。浴室也比较便宜，我们洗澡一次三分钱，也不是一直开的，是下午两点到晚上八点。
我们那一届住宿比较紧张。我们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八个人一个宿舍，十八平米的房间，高低铺十个床位，八个住人，两个放东西。我们来了以后，一个房间分一个，就九个住人，一个放东西，所以很挤。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三年级。
饮食的情况，我们第一年是包伙食，就是一个班十人或者八人一桌，给个大牌子，凭牌子统一打几个菜——用那种大脸盆——打了菜大家一起吃。大家分配好每次谁去打菜。二年级以后就分开了，自己去买着吃。伙食马马虎虎吧，对于我们农村的学生来说，肯定是比在家里好多了。我们在家一天三顿稀饭，根本吃不到干饭，但是我在学校里一天两顿干饭，还吃不习惯，晚上还想找些稀饭吃。我们那时候上大学是人民助学金制度，分一等、二等、三等三个档次，我一开始拿的是二等，一个月十几块钱，一年后给我上调为一等。这是根据家庭情况的变化定的，基本上就够吃饭了。有的同学是带薪的“老三届”，从工厂里来上学，单位还发着工资，那他们肯定就不要了。当时班里大概有四五个带薪的。那时候是有粮票的，我们上学是二十八斤一个月，这是全国的规定：国家户口，成人，一个月就是二十八斤。上大学就从农村户口转到国家户口了，所以是二十八斤。
我们数学系不需要什么设备，一支粉笔或者一张纸、一支笔就行了。老师是比较辛苦的，因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也没什么书教。工农兵学员是“文化大革命”后隔了好几年才招生，招了之后，有的就是初中水平，上大学后根本不会，所以他们这个书也难教。而且教材也没有，他们还得编教材。既要编教材，又要补中学的课，还要讲课。但是我觉得我们老师真的非常敬业，同学有问题，要问老师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是没问题的。你找老师讨论，他很乐意给你解答。我们那时候还有一个质疑课，同学不去向老师问问题，老师会把一批学生叫过来，把一些模糊的数学概念拿来提问，所以我现在有些严谨的东西，都是跟他们学来的，他们都是言传身教。“文化大革命”以后，还有职称问题，恢复之后他们基本都是讲师，副教授很少，很多老师也比较年轻。数学系有一个老师，身体不太好，今天宣布提为副教授，第二天就被发现在家里去世了，就是太辛苦了。
当时学校图书馆的藏书非常稀缺，全国基本上都这样。那时候的图书馆就是现在的南京大学博物馆。我们借书就写一个条子，交给图书管理员，图书管理员进去找，找了以后，要是没有就借不了。所以那时候，我们有的参考书，就很难找，即使有，也可能被人家借走了。借书倒也不需要签字什么的，就是有个图书目录，对应着卡片写要借的书。借书就在借书证上做记录，一个人只能借四本书。数学系有自己的图书馆，但是不对本科生开放，到大四做毕业论文时才开放。
我们那时候没有军训，有英语、政治、体育、物理，以及各种数学课程。我们有第二外语，而且是必须的，就是自己选一门外国语。我当时选的德语，我们还有些“老三届”，当时选的是俄语。专业课和现在差不多，难度上肯定是我们那时候难，要是拿来考现在的学生，那肯定是考倒一大片。现在的大学教育是平民教育，我们那时候是精英教育，所以应该说现在学生学得要比我们那时候简单些。我们那时候哪管难还是不难，老师出题考就考了。我记得有一门课程，早上八点钟开始考，我们都是考到十点就交卷，有一个同学考到十二点，老师也就陪她到十二点。当然这是特例，因为那个同学脑子有点小问题，老师就很有耐心，一直在那里等她，我们都吃完饭回来等下午上课了，她还在做。
我们和工农兵学员的培养方式不太一样，他们的水平参差不齐。有个电影叫《决裂》，里面提出一个观点，说这手上的老茧皮子，就是上大学的资格。那时候有个张铁生，“白卷英雄”，他交了白卷来上大学，怎么能跟得上，所以他们的教学没有我们正规。我们是从正常渠道进来的，所以无论是在教学还是复习考核上，都是很正规的。他们的教学内容应该比较简单，不然他们也跟不上，所以后来我们三年级的时候，国家专门有规定，工农兵学员留校，如果没有研究生学历是不能任教的。
我大学时候对于社团、学生会之类的，不怎么感兴趣，也没有人来找我，我也不愿意去，因为还是想学习。因为我丢了三年，又有了学习机会，机会来得不容易，我们大家都很珍惜。但是也有人喜欢做些社会工作。不过我偶尔会去看看电影，学校的大礼堂每个礼拜会放一场电影。我记得放的第一部电影就是《阿诗玛》，杨丽坤演的，还有《五朵金花》这些老电影，伤痕文学改编的电影也有，国内自己拍的，像《苦果》《驼铃》这些是属于记录“文化大革命”的，没有现在看的爱情片。西方电影几乎没有，只有一个日本电影《望乡》，是栗原小卷主演的，她是记者，去采访一个日本慰安妇，场景不在日本，好像是在东南亚，她就希望回到自己的家乡。因为是外国的，又涉及敏感话题，所以我们还是在辅导员那里用一个九英寸的黑白电视机看的。为了消除电影的影响，电影前面的铺垫可能差不多和电影一个长度，它就是要你正确地来看待慰安妇问题。我那时候喜欢看小说，就是在考试之前，也会借一本，熄灯之前，看那么几页，就睡了。
中山陵郊游
刚入学的时候，有一个集体爬紫金山的活动，后面集体活动就不多了，可能就是校运动会，还有毕业畅谈的时候，一般会以宿舍为单位进行活动，例如去马鞍山远足等，全班的就只有那次爬紫金山的集体活动。我们几乎没有聚餐这些活动，就校庆或者重要节日（例如中秋节、国庆节等）的时候，学校会发一张加餐票，我们会把菜打回来，在宿舍一起吃吃，也没有什么酒。我大哥在南京，那时我们一个礼拜上六天的课，第一学年时，我每周六晚上都会到我大哥家里去，礼拜天下午再回来。那时候有严格的请假制度，不可以随意在外面住宿。
至于思想解放运动的影响，学术方面肯定会学习西方，特别是做毕业论文的时候，会看一些外国的文献。我们主要是看一些国外期刊，像美国数学学会的一些期刊，我们系是最全的。改革开放初期，国际交流还是比较少，出去或者来考察都比较困难，因为还是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后来我们毕业了，才慢慢有些短期的交流，主要是英、德、美、法，苏联倒没有。我们留校的时候，世界银行贷款给学生出去留学，读研究生。不过我没有考虑过，因为我大学身体一直不好，其实是抱着药罐子过来的，一直吃中药调理。我当时就说我能留在南京大学就很好，其他的等我身体好了再说。
“老三届”很多已经结婚了，这是历史造成的，但没结过婚的就不可以谈恋爱。还有的是在家里谈过对象，后来吹了，对象就到系里来告状说：人跳到高处了，就把自己甩掉了。当时哲学系有一个学生，就是男生考进去，女生可能没有上过学，男生要跟女生分手。那时候分手应该说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女生就到学校告状，后来是男生被处分了，留校察看，然后学生就铺天盖地贴大字报，反对学校处分这个学生。可能女方家里也有点背景吧，因为当时学校里分手的也不是他们两个，但也没有像这样处分的。当时也有写“人民来信”的，那时候被写“人民来信”，是不得了的事情，学校就要马上处理，好像你上了南京大学，就了不起，就把人家甩掉了，这个影响不好。
整个大学生活对我的影响就是，站的位置不同，视野也不一样，那关注问题考虑问题就比以前更加细致。你学到一些更高级的知识，考虑问题的体系就更加周密。对我们来说，至少摆脱了农村的那种贫穷落后，当然现在我回去看，农村发展得也不错。但是出来学习，多学一点知识还是好的，知识就是力量，的确是这样。我们那个地方的风气还是非常推崇学习的，能够考上大学，大家还是觉得很了不起的。我爸爸是做木工的，我考上南京大学，大家更加尊敬他了。我一考上，所有的复习材料就都被其他人要走了。
国家需要到哪就到哪
我们毕业后是国家包分配的，国家给指标。我们四十一个人，国家就给四十一个指标，我们有考研究生的，那就可以挑选。但是有个规定，偏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如果来指标的话，这个指标必须接受，不能空着。我们那一届分配到南京的是最多的，因为那时候师资缺乏，有到南京化工学院的——现在不叫化工学院，叫南京工业大学；南京建筑学院的——南京建筑学院，现在也没有了，和南京化工学院合并成南京工业大学；南京邮电大学的；南京农林大学的等等。我们在南京的大概有17个人，人数比较多，还有部分去了北京，一两个到了无锡。
那时候我考研了，但是当时考研比现在难，就没考上。没考上就分配工作，正好我们计算中心要人，就到了计算中心。但其实我在计算中心仅待了两个礼拜，就又回到数学系做了老师，因为师资比较缺乏。当时我自己也没有一个特别想要的去向，因为那时候人还是听党的话的，党和国家需要到哪就到哪，如果需要我到偏远的边疆去，那我就去，不会像现在都想去北上广。
那时候我觉得党和国家给了我这样一个学习的好机会，那我就要把所学的知识奉献给祖国，我们当时都是这样的，也没有人提出什么特别的要求，也可能我和辅导员接触得不太多。我跟辅导员说我想在南京大学留下来，他去看看有这个指标，我就留下来了。因为给我们的指标、单位都不错，所以毕业分配也没有问题或者矛盾。
黄卫华，江苏靖江人，1957年7月生。1978年3月进入南京大学数学系计算数学专业，现为南京大学数学系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教授。
（标题为编者所加，原题：“从代课教师到大学教授”。本文刊发时有删节。）
南大教授贺云翱：不少优秀学生不能潜心学术，我很痛心
南大教授陈谦平：我们那时候不懂什么大学好坏
南大教授童星：有的大学老师拼命压制学生，怕学生抢饭碗
作者：黄卫华 口述 单雨婷 袁缘 张益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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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日关系终于迎来了40年一遇蜜月期？
来源 | 娱乐资本论
作者 | 斯塔西
今年是中日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40周年，5月9日，两国政府签署多项合作，其中包括支持两国电影合拍的协议，以后中日合拍片将享受国片待遇，不再受进口电影数量限制。
前不久，优酷与富士台达成版权合作上线了500多部日剧，正在上映的三部电影都和日本有关系，日本金棕榈影片《小偷家族》，中日合拍片《肆式青春》以及《解码游戏》里有日本人气男星山下智久。
中日关系终于迎来了40年一遇蜜月期？&
1980年，最右开始刘晓庆、张金玲、中野良子、栗原小卷
中日早在签订友好条约的1978年到1990年左右就有了第一次蜜月期合作，《追捕》《望乡》等大量日本影视剧和动漫和引进中国。1982年 中日还拍摄第一部合拍片《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两次蜜月期之间，中日关系时好时坏，一直很微妙地疏远着。
实际上，我国已经与英国、法国、印度等20个国家或地区签署了合拍协议，中韩2014年就签订合拍协议，进展得如火如荼，而日本隔了四年才姗姗来迟。
“日本虽然是我们的邻国，却是最不了解我们的”卓然影业CEO张进说道，“中法、中英、中美都有非常成熟的协会与合作模式，我们做好商业合作就好了。而在跟日本谈合作的时候，却面临很多问题，比如工作方式、习惯的不同，以及信任的问题。”
自从2015年《哆啦A梦：伴我同行》在国内收获5.3亿票房，三年间，越来越多的中国片商去到日本竞相买片、寻求合作，但接连碰壁、铩羽而归的公司不在少数。据悉，日本版权方往往不是直接考虑出价最高者，有中国买家愿意出上亿人民币的价钱买下《海贼王》改编权，却被日方以对方不了解漫画内容为由而拒绝了。
相比韩流，这股和风不仅姗姗来迟，还有点清心寡欲？
前两天，日方牵头成立了制度性的“日中文化产业交流协会”在《肆式青春》发布会上，正式亮相。这个协会旨在助推中日影视合拍，总部和核心组织在东京，办事处设立在北京，韩流过后，和风来袭，中日合拍片会如雨后春笋吗？
带着这些疑问娱乐资本论（ID：yulezibenlun）也在发布会期间采访了协会副理事长阿达雅志，中方代表理事、卓然影业CEO张进，以及日本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福田高干。
“在过去四十多年的时间里，日本电影创作者并没有必要特意到海外去开拓市场，日本国内市场就可以满足他们”日本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福田高干说。
日本曾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座位上长达42年，2010年与中国换下交接椅。两年后，又与中国交换了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的座位。2017年中国内地总票房达559亿人民币，而日本电影票房收入为2200亿日元，约合127亿人民币，日本电影的票房近十年基本都维持在这一水平。日本这些年十年如一日，与中国不可同日而语的现状形成了鲜明对比。
“中国变了，我们没有变”福田高干说道，“对我们来说，以前中国市场的存在感从来没有现在这么强烈。”
除了这强烈的外在冲击感，其实日本电影的内在问题来得更猛烈。
“随着日本国内老龄化、少子化、人口减少的趋势，电影市场实际上是呈逐渐缩小的一个趋势，日本真人电影更加呈现出一种对内性，这种特点的作品会逐渐地增多”日中文化产业交流协会副理事长阿达雅志说。
他所说的其实是近些年，日本电影制作费普遍降低的情况下，出现的一个极端的独立制作模式，越来越多的电影人将低成本电影重新定义为几乎不需要成本。这一状况令很多日本电影人担忧，不仅扩大了日本大规模公司制作和大多数独立制作之间的差距，还极有可能导致像《小偷家族》这类中等成本的电影消失。
所以，日本中小成本导演的处境并不好过，如导演深田晃司所说，日本导演通常只会因为自己的付出而获得劳动报酬。“我在东京跟深田晃司吃饭，我都是主动买单”，上海国际电影节选片顾问告诉娱乐资本论（ID：yulezibenlun），“日本市场萎缩得厉害，导演当然要放眼海外了。”这就是为什么，早在两国签订合拍协议之前，岩井俊二、行定勋、园子温、三池崇史等日本文艺片导演就已经开始接洽中方合作了。
在中日电影市场冰火两重天的情况下，阿达雅志认为中国电影市场健康茁壮发展，具有较大的资金调配能力与市场消化能力，或许是日本真人电影的一个出路，让日本电影不再拘泥于小制作，有机会呈现出一些投资较为大的、较为优秀的大型商业片。
“日中文化产业交流协会”副理事长阿达雅志
但为何这股和风会晚于韩流姗姗来迟呢？
“主要是以前没有成功的例子，所以日本有些心理门槛去挑战跟中国人的合作。但是现在通过《你的名字。》等比较好的成功例子之后，大家会有更大的信心去挑战。”福田高干解释说。
据上海国际电影节选片顾问透露，其实在中韩合拍热的时候，日本东宝、东映、松竹、角川四大电影公司就开始打听中韩合拍的情况，表现出对中日合拍的兴趣。只是，相比韩国，日本对中国市场进行了比较漫长的试水过程。
2014年中韩合拍热之前，韩国才引进了14部电影到中国，票房最高的《雪国列车》仅为7600万。而日本批片在2016年日本批片热之前，就达17部，2016年则引进了11部之多。直到有了《哆啦A梦》《你的名字。》过5亿的票房成绩，以及中日合拍片《妖猫传》在日本市场16亿日元的良好表现，才给了日本人合作的信心。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亚洲电影研究学者张燕认为日本晚于韩国推进合拍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日本电影本身经历了起伏周期，新世纪之后的日本电影类型，相比韩国有其局限性，给予中国市场的启发性较小，更适合与快速发展商业类型的中国市场对接；另一方面，韩国政府有明确的韩国电影海外推广政策，韩国振兴委员会与韩国文化院在各国都有驻扎办事处，所以相较于而言，日本在海外拓展合作方面积极性不如韩国。
“中国已经与很多国家有合拍协议了，但日本却是第一次签署这样的协议”阿达雅志一语道出了两国的不同，而韩国本身有积极的海外拓展政策，也无怪乎日本长期处于一个被动的状态，被动让位第二的宝座，被动寻求与中国合作。
“我们这么近，文化又相通，更有必要尽快解决合作问题，所以才会有这个协会的诞生”张进说。
这个协会就是日方牵头成立的“日中文化产业交流协会”，理事长为冈田裕介，他同时是日本电影协会理事长、日本电影学院奖理事长、东映株式会社董事长。协会目前放出的拟邀成员名单中，大多为“日本映画制作者联盟”成员，也即是日本四大电影公司为主导。
而日本占比较大的日本电视台（NTV）、朝日电视台（EX）、东京电视台（TX）、东京放送控股（TBS）、富士电视台（CX）五大民放电视台并没有在名单中。
阿达雅志认为第一阶段作为合拍的初创时期，“日本映画制作者联盟”理应是第一波成员。因为他们是电影悠久历史、具有优秀经验的老牌大公司，“他们做交流合作，我们比较有信心，这样以来，进入实质性启动的下一个阶段，才会有更多的电视台也愿意加入到协会里面来。”
其实，前文已经提到四大电影公司前期就在打探合拍情况。而这一次，据上海国际电影节选片顾问透露，他们也早早开始向他们打听拟邀中国成员的情况。
阿达雅志接受采访时，也毫不避讳地表示此次中国之行，他所扮演的考察角色“我曾经在日本较大的商社以及日本法律事务工作过，参与了一些国际的商务案件和国际交流的商务合作，我觉得这样的经验可以非常有力地促进很多项目的具体对接、推进和落实。”
但是采访到一些日饭圈的人，比如长期翻译日剧日影的FIX字幕组普遍表示，这样的合作很容易停留在官方层面。上海国际电影节选片顾问也认为协会的初衷很好，“但就怕政界人士来操办，会不会最后只是一个政府面子工程？如同自娱自乐的‘日本电影周’性质。”&
如果说日方官方性质过于强烈，中方的邀请名单中民间性质更为突出，有头部大公司腾讯、猫眼电影、耀莱影视、五洲发行，还有近年票房亮眼的明星公司，徐峥的真乐道文化、陈思诚的骋亚影视，以及卓然影业与绘梦动画。
值得一提的是，卓然将在日本东京银座有乐町成立第一家海外华语影院，预计明年3月开业。张进认为交流应该是互动的，而不应该是单向的，“这么多年中国在日本上映的电影屈指可数，他们记得就最近的《妖猫传》和以前的《赤壁》”。
中日两方都认为动画是两国合作的一个切口，“相比真人电影领域，日本动画电影双方合作的潜力、空间更大”阿达雅志说道。
引进过《与君相恋100次》《浪矢解忧杂货店》《精灵宝可梦：波尔凯尼恩与机巧的玛机雅娜》的卓然影业，在真人和动画领域都有所涉及，张进表示：“我们自己尝试过很多类型，我觉得更加好切入，也能够更加快速推进的应该还是动画电影，主要还是基于日本动画动漫在中国的认知度。”
绘梦动画创始人李豪凌很早便与《你的名字。》制作公司CoMix Wave Films社长川口典孝结缘，2010年的时候两人就探讨了关于合作的事宜。直到完成新海诚《你的名字。》后，两人才赶上一个合作契机，共同制作了《肆式青春》，这个片子也成为“日中文化产业交流协会”首个协助的项目。
那么，首部合作的动画《肆式青春》效果如何？
“电影给我带来了新鲜感，电影屏幕上看到的一些风景，我都在中国经历过，包括米粉、老房子等等，电影算是加上了日式的美感滤镜，给我带来的强烈亲切感”福田高干在《肆式青春》的映后交流会上感叹。
从左至右奇爱博士，李豪凌，川口典孝，福田高干
某种程度上，《肆式青春》很像是一个实验片，相当于是让新海诚的制作团队CoMix Wave Films来画一个中国的故事，张进则回应说：“做电影不敢做实验，那还有什么行业可以做实验呢？”实验片必然要承担一定风险，中国发行选择了艺联的限量发行模式。
《肆式青春》的总导演李豪凌透露，CoMix Wave Films包括在制作新海诚导演的作品时，一直执行严格的实景取材过程，这次拍摄电影整个团队来来回回上海、北京、湖南、广州实景取材的时间很久，保证场景高度还原，“他们甚至还会去吃米粉感受质地，一天吃三四十碗，真的是吃遍米粉摊，直到吃到吃不下了，非常敬业方式。”
日本人严谨，一方面表现为认真，一方面也表现为较真。李豪凌认为最终剪辑出来的速度是应该是快节奏的，但是日本认为有一些画面是要放慢速度的，需要慢慢地讲这个故事，慢慢地体会感情，最后无法和解的两方，妥协上映两个版本，日本版放慢速版，中文版放快速版。
李豪凌说合作问题在琐碎的生活细节上也表现很明显，比如说日本画师很难理解中国人与日本人不同的生活习惯，比如打招呼不鞠躬，地铁站车站排队不在一条直线上。实际上，电影里日本人还是将中国人常用的社交软件微信画成了Line的聊天界面。
CoMix Wave Films社长川口典孝也补充说：“中日双方的做事方式也不太一样，日本习惯先安排好所有前期工作，先把脚本画好，故事线全都串好了之后，再来开工，但是李导的风格是先做了再说，后面慢慢想，再慢慢改。”&
李豪凌、川口典孝
《肆式青春》合作早在2010年时候就萌芽了，他们后期拍摄合作的问题都还只是中日合作的小问题。卓然影业CEO张进作为协会中方代表理事就表示，很多国内公司在前期与日本谈合作的过程中，尤其是中小型企业面临很多难以推进合作的问题，成立协会也是希望可以帮助像中小公司更快、更高效地与日本展开合作。
上海国际电影节选片顾问认为日方对中方的不信任完全可以理解，因为中国各色各样的非专业跨行买家太多了，确实在合作过程中出现了付完定金没有下文的情况。这也是为什么，相比开价更高的公司，日方更愿意给有良好资质值得信任的中国买家。
而作为曾经的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日本建立了与美国完备的制度体系，像每年美国电影奥斯卡由各个电影工种的协会选出大奖一样，日本也有自己各个电影工种协会选出自己的日本电影奥斯卡。
当年引进《哆啦A梦：伴我同行》的中国片方透露，他们实际上面对的是日本业内最为严格和高标准的制作委员会，“机器猫的全球收益、包括版权、周边等等问题，蛋糕瓜分规则是很严格的。包括机器猫胡子角度多少，颜色和光泽，日方都要求精准，我们的物料要给他们全面监修。”
总的来说，合拍片在文化输出的同时也伴随着文化折扣。张燕说“所有合拍片都很难去撬动两方电影市场，再加上所有合拍片都会不同程度地承担政治关系所带的风险”，韩流遇冷，和风也会有遇冷的危险。
面对这样的危险，张进表示“我们不能因为未来不确定的风险而不做这件事，无论政治什么样，政策什么样，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是没有错的，只要坚持做下去，就一定会有收获的。”接下来，张进也说了他们需要攻克的首要难关就是培养多类型片观众，也即是接受日本类型片的观众。
实际上，上影节日片火爆与全国范围内日本批片票房冷淡，形成有趣对比。正在上映的《小偷家族》今年被黄牛抬价到了两千多一张，而去年《昼颜》也是如此。
上海国际电影节选片顾问告诉娱乐资本论（ID：yulezibenlun），上影节其实也是在这三年才慢慢形成了日片品牌，“2015年之前，除去‘日本电影周’的日片之外，上影节自主放映的日片每年都不超过20部吧，最多十几部，2015年开始每年都在增加。”
上海国际电影节策展人妖灵妖曾解释过为什么上影节日片越来越多，是因为日片票房比较好，电影节也是有盈利考虑的。某种程度上来说，上影节日片品牌养成与上海观众看日片的习惯是相辅相成的。福田高干认为培养日本电影的观众需要一段时间，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日片品牌发展模式可以借鉴，今后可以在各地展开培养喜欢或者接受日本电影的观众。
张进与樋口英樹 ，是70年代中日两国第一部合拍电视纪录片《丝绸之路》的日方 总制片人、负责人
张进也认为日片对全国观众来说，还算是一个新的东西，观众适应新东西需要一个过程，“给一次他不一定喜欢，但是给到第三次可能就喜欢了，这是不断尝试和不断努力的方向。”
日本映画影评人XHC认为合作本身是件好事，“但还得慢慢摸索吧，毕竟两边的社会阶段不同，思想与审美都有所不同，日本已经不可能发生《我不是药神》那种社会事件了，不会有《西虹市首富》这样的卖座电影，而且好莱坞爆米花早就在日本没有市场了，漫威电影从来没有在日本卖座过。”
中日这次合作虽然来得晚，但希望走得稳一点，毕竟前路漫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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