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全球军火贸易：非法武器如何交易_历史频道_新浪网
揭秘全球军火贸易：非法武器如何交易
俄“北风之神”级战略核潜艇首舰“尤里?多尔戈鲁基”号。
　　(作者：王晓夏 &原标题：《全球军火贸易变局》)
　　4月2日，在经历了长达7年的艰苦谈判之后，联合国大会终于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武器贸易条约》(Arms　Trade　Treaty)草案。这一草案未来仍需经过至少50个国家的批准才能生效，即便生效，这份只有15页内容的条约的实际约束力也是可疑的。但这依然是一个“历史性的成功”。
　　如果以17世纪初叶现代意义国家的出现为起点，至今全球贸易已经发展了400年之久。各国围绕着从水果到恐龙化石的各种商品贸易，在全球和区域范围内制定了各种各样的协议，规范市场秩序。
　　荒诞的是，军火贸易却始终是“自由放任”的盲区，不仅不存在任何限制性国际公约(除了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外)，而且在全球193个联合国成员中，大约三分之二的国家没有武器出口的审查和控制的国内程序。
　　在这种局面下，《武器贸易条约》都将为交易额越来越庞大的武器贸易念起“紧箍咒”，结束了无序的状态。在恐怖主义横行的今天，这一条约的出现将维护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利益。也正因如此，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表决中，154票赞成，只有朝鲜、伊朗和叙利亚反对。
　　此外，投弃权票的国家包括俄罗斯、中国、印度等23个国家。它们有各自的利益权衡，但都无法忽视武器自由贸易带来的日益恶化的国际环境。
　　军贸乱潮
　　军火是一种特殊商品，它不像石油和铁矿石一样可以用于生产；也不像服装、食品一样可用于日常消费。大多数时候它们只是被贮藏起来，进而产生威慑；少数时间被用于战争，毁灭生命和财产。
　　由于军火的这种特殊属性，所以军火销售不仅可以带来经济利益，而且还是一种重要的战略工具。
　　首先，由于军火销售的买卖双方往往以数量有限的国家为主体，军火公司能够凭借与国家的特殊关系，获得不同于一般民品销售利润的特殊垄断利润。
　　军火贸易不仅可以给生产国带来大笔硬通货，而且也可以通过大规模批量生产来降低本国装备这些武器的成本，进而保障本国军事工业的稳定和成长。例如，美国的JSF项目就是通过对盟国的批量销售，降低单架战斗机的研发和生产成本。
　　其次，军火贸易始终可以作为一种国际间的间接军事斗争手段，来调整多边关系、改善战略态势、平衡战略力量等作用，具有外交、政治、军事等多方面重要意义。军贸本身具有天然的亲密性，武器出口国销售的不仅仅是装备，更重要的是通过后勤保障、技术维护和支持，将自身的军事系统进行体系化延伸。需要指出的是，对于这种延伸性，俄制武器并没有太多优势，相比之下，美国对韩、日的武器出口的背后，是指挥系统、情报数据链的延伸……
　　在这背后，人们可以深深体会到军火贸易是外交态度和战略意图的体系构成部分。
　　正是由于军火贸易的双重性，所以国际军火贸易历来被分为两种。一种是以政治、军事目的为主导的“美苏模式”，另一种是以经济利益为主导的“法巴模式”(主要指法国和巴西)。
　　在冷战期间，美苏两国对峙，双方将武器出口视为军事斗争的延续，军火贸易被置于国家的直接管理下(苏联)，或受到高度管制(美国)。双方对军火贸易的对象、贸易时间、规格、数量、价格、支付方式和期限、附加条件等等都随着国际形势和本国战略方针的变化而变化，完全以国家的政治和军事利益为根本目标。最有名的案例就是苏联向古巴出口武器，完全在配合自己的核平衡战略，根本没有考虑经济利益，甚至不惜牺牲安全利益。古巴导弹危机险些酿成大战。
　　在“法巴模式”中，武器出口国更看重眼前的经济利益，并不在意其自身的战略需求。法国常常把军火出口作为弥补外贸逆差、支付石油账单、提供就业岗位的重要手段。
　　法国元首出访时，总能在其随行的要员中看到诸如达索在内的军火商陪同，以便对方推销军火。除了核武器系统和战略导弹系统禁止输出外，法国往往对其余军火输出在原则上都开绿灯，不顾政治影响。
　　在上世纪90年代初，台湾当局为了制衡美国的“高价质差军售”，曾有意采购法国货作为制衡，来逼迫美国出售更先进的武器装备。当时目光短浅的法国，显然没有想象到此后大陆方面在空客大飞机上的采购能力和采购意愿，悍然以高出市价3倍多的价格向台湾出售6艘“拉斐特”级护卫舰。后来迫于大陆的外交压力，法国降低了这些军舰的武器配置，又与台湾发生纠纷。由此可以看清“法巴模式”的唯利是图。
　　冷战之后，随着意识形态对立的消融，人们对安全威胁的预期减小，军队规模被压缩。在这一过程中，军火贸易量逐年下滑。随着意识形态的消退，教派之间和民族之间的冲突异军突起，导致了全球范围内局部战争此起彼伏，一些发展中国家陷入连绵不绝的内战之中。
　　全球军火贸易总额在逐渐下降，但交易主体逐渐从国家扩展到团体(特别是内乱国家的反政府力量和国际恐怖主义集团)。交易主体的多元化使得全球军火贸易变得越来越“法巴模式化”，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为了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军火贸易市场上推销更多产品，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不少国家采取了更加灵活和弹性的军火出口政策。德国甚至修改了过去“不得向局势紧张地区输出军火”的规定，而法国甚至通过各种渠道向交战双方输出武器。
　　随着各国监管的放松，越来越多的私人军火贩子活跃在全球军火市场之中，产生的后果也越来越血腥。
　　俄罗斯前格鲁乌少校、绰号“死亡商人”的维克托?安纳托利耶维奇?布特从1995年开始长期活跃在国际军火市场中。他就是电影《战争之王》原型。布特通过伪造或购买终端用户证书(EUC，保证此武器将不会为任何其他目的或其他终端用户所用)，用自己的私人航空货运公司向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提供武器，并向非洲的多起内战军队输送大量军火。
　　在2008年被捕前夕(他在泰国被美国设局诱捕)，他描述当时全球军火市场供大于求，利润在下滑的局面时，声称“(贩卖军火)甚至还没有那些卖腰果的赚的钱多”。
　　共识和分歧
　　在全球武器泛滥的现实下，我们在电视新闻镜头中看到，基地组织成员、墨西哥毒贩和索马里海盗手中挥舞的AK步枪和火箭弹。这种恶果不仅伤害到那些战乱国家，此前对这一局面无动于衷的其他国家也开始尝到了恶果。
　　在上世纪的多数时期，国际社会主要关注以核武器为代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流通，较少关注常规武器，特别是枪支等小微武器。今天国际社会的关注越来越多地投向如何更好地控制常规武器流入战乱国家。
　　早在1991年，联合国同意建立“常规武器登记册制度”，成员国必须逐年申报常规武器的进出口情况，但这个制度并没有多大约束力。随着恶果逐渐凸显，全球范围内的呼吁声开始出现。2005　年，时任英国外相的杰克?斯特劳正式宣布英国将支持制定武器贸易条约，2006年12月，压倒多数的国家投票通过联合国大国第61／89号决议，赞同建立一个为达成“武器贸易条约”而努力的联合国磋商程序。
　　这一条约的基本原则是建立一项普遍适用、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定，以确定在哪些情况下，允许一个国家出口或进口常规武器装备。这些规定将在国家层面上执行，其总体目标是确保所有国家在批准进口和出口武器之前，慎重考虑风险，减少不负责任的武器转让行动。
　　尽管监督的权力依然保留在国家层面，但对武器出口的可能限制依然遭到不少国家的反对，以2006年美国的反对尤为明显。
　　在不少国家看来，武器泛滥归因于非法武器贸易，而不必干预合法武器贸易。但是，大多数非法武器交易都是在合法外衣下进行的，只是几经转手后，才流入未经授权的终端使用者。
　　前文提到的“死亡商人”布特，在最后一次试图向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美国特工假扮)出口武器时，就曾考虑找一位尼加拉瓜的官员，付对方一笔钱，然后让其签署一份“最终用户证书”，使交易合法化。
　　“这活儿有点儿政治，有点儿商业，还得有点儿机灵劲儿……如果不小心的话，就会弄出丑闻来”，布特当时在不知情情况下向美国特工真实讲述了非法军火贸易如何漂白的真相，也从侧面告诉了世人需要一个国际制度来规范国家间军火交易的现行模式。
　　以俄罗斯为代表的批评观点认为，因为“武器贸易条约”最根本的出发点是保护平民免受种族灭绝、战争犯罪、种族清洗、反人类和粗暴侵犯人权等行为，但有关人权和人道主义的标准往往带有政治敏感性，难以客观判断，而这将有损于一些国家自卫的权利。事实上，目前并非所有国家都加入了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体系的所有条约，各国承担的国际义务存在差别。
　　让人忧虑的是，联合国成员都已接受了《联合国宪章》，如果它们无法接受宪章中关于人权标准的描述，如果《武器贸易条约》不能保护或保持这些权利，那么，宪章和条约就毫无意义。
　　中国面对的挑战
　　对不断陷入周边各种领土纠纷的中国而言，《武器贸易条约》似乎很遥远，而且也远离大众的视线。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大国之间的战争威胁停留在理论和军事预案之中，恐怖主义的威胁却是真实而频繁的。
　　就在今年1月15日，联合国安理会就打击恐怖主义问题举行公开辩论，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阐述中方立场。他明确指出中国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长期以来，“东伊运”等东突势力大肆从事针对中国的暴力恐怖活动，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罪证确凿，国际社会应团结一致，共同予以打击。
　　东突恐怖分子曾几次试图劫持客机，幸运的是都未酿成大祸。如果无法在全球范围内对军火贸易的有效管控，一旦类似俄制SA-24便携式防空导弹流入东突恐怖主义集团，后果不堪设想。
　　美国《大众机械》杂志(Popular　Mechanics)报道，“俄制SA-24导弹可以击落飞行在一万一千英尺(合3353米)空中的飞机，美国国内航班在这种武器的攻击下非常脆弱。在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国会曾大量拨款来研究干扰SA-24的手段，但长达8年的研究毫无进展，最终白宫终止了这个计划……”
　　全球军火泛滥对中国的现实威胁并不仅限于此，随着美国未来逐步从阿富汗撤军，阿富汗的局势恐将继续恶化，而且将辐射到整个中亚地区。中亚不仅作为中国日益重要的能源和资源来源地，而且拱卫中国的西部边疆地区，对中国的战略意义十分重要。
(责编：zhoushaog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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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火贸易：非法武器如何交易
俄“北风之神”级战略核潜艇首舰“尤里-多尔戈鲁基”号。　　(作者：王晓夏 原标题：《全球军火贸易变局》)　　4月2日，在经历了长达7年的艰苦谈判之后，联合国大会终于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武器贸易条约》(Arms　Trade　Treaty)草案。这一草案未来仍需经过至少50个国家的批准才能生效，即便生效，这份只有15页内容的条约的实际约束力也是可疑的。但这依然是一个“历史性的成功”。　　如果以17世纪初叶现代意义国家的出现为起点，至今全球贸易已经发展了400年之久。各国围绕着从水果到恐龙化石的各种商品贸易，在全球和区域范围内制定了各种各样的协议，规范市场秩序。　　荒诞的是，军火贸易却始终是“自由放任”的盲区，不仅不存在任何限制性国际公约(除了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外)，而且在全球193个联合国成员中，大约三分之二的国家没有武器出口的审查和控制的国内程序。　　在这种局面下，《武器贸易条约》都将为交易额越来越庞大的武器贸易念起“紧箍咒”，结束了无序的状态。在恐怖主义横行的今天，这一条约的出现将维护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利益。也正因如此，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表决中，154票赞成，只有朝鲜、伊朗和叙利亚反对。　　此外，投弃权票的国家包括俄罗斯、中国、印度等23个国家。它们有各自的利益权衡，但都无法忽视武器自由贸易带来的日益恶化的国际环境。　　军贸乱潮　　军火是一种特殊商品，它不像石油和铁矿石一样可以用于生产；也不像服装、食品一样可用于日常消费。大多数时候它们只是被贮藏起来，进而产生威慑；少数时间被用于战争，毁灭生命和财产。　　由于军火的这种特殊属性，所以军火销售不仅可以带来经济利益，而且还是一种重要的战略工具。　　首先，由于军火销售的买卖双方往往以数量有限的国家为主体，军火公司能够凭借与国家的特殊关系，获得不同于一般民品销售利润的特殊垄断利润。　　军火贸易不仅可以给生产国带来大笔硬通货，而且也可以通过大规模批量生产来降低本国装备这些武器的成本，进而保障本国军事工业的稳定和成长。例如，美国的JSF项目就是通过对盟国的批量销售，降低单架战斗机的研发和生产成本。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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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军火贸易为何再创新高？
来源：工人日报&&&
作者：毕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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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20日，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一份军火销售报告，显示过去5年(2012年至2016年)全球军火贸易比上一个5年(2007年至2011年)增长了8.4%，达到199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在分析人士看来，全球军火贸易火爆与一些国家大发战争财和部分国家军费增长有关。而对于全球形势来说，军火贸易的增长无疑意味着全球不稳定因素的增加。
　　据外媒报道，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这份报告显示，过去5年美国仍是全球最大的军火供应商，其出口额占全球的33%。俄罗斯是第二大武器出口国，其出口额占全球的23%。而全球最大军火进口国的位置被印度夺得，其军火进口量占全球的13%。
　　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的情况下，军火贸易为何会如此火爆？有分析人士称，近几年地区冲突持续和恐怖袭击频发，刺激了部分国家对军火的需求，美国等国趁机大发战争财。而有些国家由于正在进行国防现代化或意图增强军事实力，也加大了对先进军事装备的采购。
　　欧美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兜售”武器的行为是促使军火贸易火爆的直接原因。以美国为例，2015年全球前100强军工企业中的39家美国公司的销售额占到了全球销售额的一半以上。有美国研究机构曾指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其任期内共批准了超过2780亿美元的军售，比发起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增加了一倍多。
　　地区冲突持续不断则为军火贸易提供了市场，这在中东地区尤为明显。过去5年，中东先后爆发了叙利亚内战、也门内战、巴以冲突以及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崛起等，这些事件使得中东各国的武器装备需求量大增。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报告显示，过去5年沙特的军火进口量增长了了212%，成为世界第二大军火进口国。卡塔尔的军火进口量也增长了245%。
　　不过与中东相比，亚太地区的军火采购规模更大，过去5年其武器进口额占了世界的43%。亚太地区虽然没有军事冲突，但部分国家却以应对潜在威胁为由不断加强军事实力。除了印度之外，越南也跻身全球十大军火进口国之列，其军火进口量在过去5年增长了202%。
　　分析人士指出，军火贸易的增长一方面有利于各国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国家安全，另一方面也可能制造紧张甚至引起军备竞赛。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东的战乱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反过来却又借机大发战争财，这种做法显然无助于地区和平。
责任编辑：cnfol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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