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所在位置：光明网 - 光明观察 - 学术观点　　　　老有所养,谁来养? 　　　　作者：易富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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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uancha.gmw.cn/show.aspx?id=3417　　　　初稿2004年发表于人民日报《中国经济周刊》第42期(总第275期)：http://www.zgjjzk.cn/document//cz01.htm，被“网易财经”评为2004年11月份中国财经新闻“TOP-10”第八，这次进行大量补充。　　　　　　1980年依据宋健、田雪原等学者花费不到两个月时间完成的“人口控制论”，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当时认为“老化现象最快也得在四十年以后才会出现。实行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将来生产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一定会不断增加和改善，可以逐步做到老有所养，使老年人的生活有保障”。事实上中国1999年就进入老年化，比预期早20多年；现在养老金已经严重短缺。　　　　老有所养对社会的稳定非常重要，对个人更为重要。很多人指望能通过建立西方国家现在这样的养老制度来解决养老问题。事实上西方的养老制度不过是变相的“养儿防老”，是“养儿防老”的社会化：大家来养小孩，今后一起享受养老金。西方国家通过纳税用于小孩的养育：全面12年国家义务教育，贫穷家庭还可以得到食品等补助。单身人口和无子女家庭得缴纳很高的税，多子女的家庭不但能拿回所有的税，还能得到额外的优惠。　　　　不要以为交了养老保险就一定能够拿回来，要是人口结构合理，是没问题，但下一代人口过少，保险公司就得破产。这是一个“击鼓传花”游戏，当后继乏人无人击鼓时，手捧鲜花（养老金保险单）的几亿中国老人将面临无人养老的绝境。　　　　西方国家都是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000美元甚至超过1万美元才进入老年化的，西方开始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时都是高生育率但人均寿命不高。1930年代美国“大萧条”后，美国总统罗斯福针对当时的经济大危机带来的剧烈社会动荡，制定和颁布了《社会保险法》,美国开始实行由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障制度，曾经被称赞为美国政府最伟大的成就之一。罗斯福也因此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由于生育率一直比较高（美国到1960年生育率还接近4），而当时寿命不长（1940年，美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为：男性61.4岁；女性65.7岁），从来没有人想到，这笔资金有朝一日会消耗殆尽。在1950年时，平均每16个工作人口支持1个退休人口，而2004年底，每3.3个在职者支持1个退休者，而且20年后，将是每2.3个在职者支持1个退休者。2000年，美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为：男性74.4岁；女性79.5岁。其中，65岁以上人口所占比重达到12.4%，203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20%。它们与1930年的5.4%相比，已是相去甚远。由于人口结构改变，以及人均寿命的延长，社保难以为继，社保缴纳金额也不断提高。1937年雇主和雇员双方合缴雇员工资的2%作为社保税，随后这一比例由于“现收现付”的需要而被不断提高，1990年，这一比例提高至15.3%。1978年前，由于就业压力，美国大部分地区实行强制退休（就像中国现在这样），但1978年，美国国会立法规定，强迫老人在70岁前退休是非法的。到1986年，除了针对飞行员等特殊职业，强制退休制被废弃了。美国目前没有法定退休年龄，何时退休全看个人买的是哪种养老保险。最近二十几年来，将享受社会保障福利的退休年龄从65岁延迟至67岁（美国国会参议院财政委员会2005年建议将美国人的退休年龄延迟到69岁），并制定了严格的规则鼓励人们推迟实际退休年龄，阻止提前退休。一直憧憬安享退休生活的老人们近年大多遭遇残酷的股市打击，存储的养老金一落千丈。追踪互惠基金投资状况的Lipper公司估计，投资互惠基金的退休人士，过去两年每人至少平均损失25%的投资。《华尔街日报》估计，在这期间退休人士蒙受的损失将近6780亿美元。霎时间，他们发现面前需要缴付的账单变得越来越不轻松。美国退休人士协会说，2005年该会接到退休人士的求助电话和书信，增加两倍。许多人开始考虑延缓退休，以解决家庭经济危机。据美国退休人协会表示，目前年龄超过60岁的退休人口约4500万，其中46%的老人，由于经济原因必须在退休后仍继续工作（包括半工在内）。有不少重新就业的老人却面对雇主的排斥。平等机会就业委员会的统计数字显示，因年龄太大而受到歧视的案例，从1999年的1万4141宗增加至2000年的1万6008宗。　　　　但是即便如此，社保仍然面临危机。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宣称：“如果任其发展下去的话，后果只有两种：一是宣布破产，谁都拿不到钱；二是如果动作太慢，我们这一代人为承担社会保障义务而承受压力，就会减少你的收入，或是降低你照顾孩子的能力。” 2005年美国总统布什指出：“2018年，社保将会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自那以后，社保缺口将逐年递增。到2042年，整个社保系统将被消耗殆尽，全面破产。” 　　　　直到最近几年，发达国家的社保问题才露出冰山一角，因为欧美和日本虽然目前出生率都低，但只是这一二十年才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的(低出生率后的小孩还没有成为主体劳动力)，现在的劳动人口(还是以前高出生率时候生的)仍然足以维持养老金制度，但现在的劳动人口到老的时候却不能拿回养老金，因为下一代人不够。现在很多发达国家的劳动人口不愿意缴纳养老金，例如日本就是这样。　　　　因为养老金的缺口，西方国家纷纷延迟退休年龄。将退休年龄延长，并不一定意味着老年人仍然健康，有工作能力。社会养老金的承受能力降低，养老金有缺口，政府不得不延长退休年龄，是拒付养老金的表现形式之一。　　　　依照国际惯例，为度量人口老龄化的速度，通常会计算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由7%翻一番(即增加到14%)所用的时间。发达国家老龄化进程长达几十年至100多年，如法国用了115年，瑞士用了85年，英国用了80年，美国用了60年，而我国只用了18年(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而且老龄化的速度还在加快[1]。中国中间年龄将在2025年达到39岁(这还是以官方公布的“修正”之后的乐观的生育率预测的，实际上将超过39岁)，超过美国，然后加速老化，就是说美国社保制度建立近100年后中间年龄才提高到39岁，而中国进入老年化后26年中间年龄就提高到39岁，可见中国老年化来势之凶猛。　　　　在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在为老龄化忧心忡忡、千方百计鼓励生育的时候，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李小平教授认为“人口老龄化是中国和世界的福音”，并建议日本应该和中国一样，人口至少朝着减半的方向努力[2]。国家计生委的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马瀛通研究员认为中国的计划生育是“为富先老”，是开创“未富先老”到“先老后富”的捷径[3]。　　　　美国的人口结构是所有发达国家中最好的。美国社保制度已经建立70多年。美国生育率还有2.09（欧洲只有1.47，日本不到1.3），还有改革余地（比如适当提高退休的年龄，增加扣除工资的百分比，给多孩子家庭返税来确保生育率不下滑）。日本和欧洲虽然困难重重，但毕竟已经建立了社保制度。中国1999年进入老年化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1千美元，社会养老制度还在探索阶段，可谓穿着夏衣骤然进入老年化社会的严冬。并且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2岁。低生育率是不可能建立起合理的社保制度的(social security)，另一方面，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破坏了家庭结构，破坏了传统的家庭互助保障(family security)系统。如何建立和谐社会？　　　　如果不进行改革的话，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也要到2042年才破产。布什政府已经开始着手改革了。布什指出，改革之路不会一帆风顺，美国必须勇敢地落实。布什总统的支持者共和党参议员里克·桑托伦说：“我明白，面对社会保障这样的难题，你可能更愿意把它留给下届国会，或是下一代人去解决，但这绝不是负责任的做法。” 要是光为了暂时的名望和下届共和党的选举的话，布什总统完全可以不去捅这个马蜂窝。但这毕竟关系着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不能忽视这个问题。　　　　现在中国是9个劳动年龄人口（并不是真实劳动人口）对应一个65岁以上老年人口，40年后是2个劳动年龄人口对应一个老年人口。现在只有城市的4000万老人享受社会养老金，并且是全国13亿人口通过不同的途径贡献的（要是没有数亿农民工的贡献，城市社保立刻崩溃），现在城市老年人的相对待遇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有些五十多岁就可以退休（工作二十几年，靠别人养二十几年），即便如此，现在的养老金缺口仍然相当于一年的国民经济总收入。　　　　2030年前后，我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预计将增至4亿左右；到2050年，我国60岁和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总数将分别达到4.5亿和3.35亿，这意味着每3个人中就有1个老人。由于子女数量减少和城市化的进展，这些老年人都得依赖社保养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警示，按照目前的制度模式，2001年到2075年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收支缺口将高达9．15万亿元。养老金毕竟只是一堆纸，要是有合理的人口结构，缺口再大也没问题，没有养老金的话靠子女养老也没有大问题，但关键是今后年轻人数倍减少（1970年前后每年出生2500万以上，1980年代后期每年也出生2400万，但是现在每年只出生1200万左右，随着工业化所伴随的生育意愿下降，今后每年出生人口会更少）。养老金缺口肯定比现在的法国和日本要大，中国将被迫不断提高退休年龄，现在的年轻人到75岁也难以拿到养老金，而人均寿命延长已经很缓慢，到时候人均寿命也就只有75-77岁的水平，这意味着一大半的人到死都拿不到养老金。而在智力经济时代，老年人怎么可能竞争得过年轻人？六七十岁的老人失业后谁来养活？在目前这种生育率和生育愿望的前提下，存钱不如存人！多养育一个孩子等于买一份最好的养老保险。　　　　由于全国劳动力支撑着城市养老制度，城市老年人个人少了后顾之忧，现在中国城市老年人日子很舒服，而他们的子女可能还没有老年人收入高，在有些家庭出现白发人养黑发人现象，出现了所谓的“啃老族”，给人一种“不要靠年轻人养”的假象。有人因此得出养小孩没有用的结论，现在有人不愿生育小孩了。其实这是一种自私的表现，一方面不想承担抚育小孩的责任(而那些养育小孩的母亲因为花费很大精力和时间在养育小孩上，反而不能得到足够的工龄和社会安全税的点数)，一方面又想将现在的财富长期保值甚至升值(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他们其实是在剥削别人的下一代。从个人角度看这种投机取巧的做法可以实现，因为个体处于社会这个开放系统，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利用社会分配制度，从外界“吸纳能量”，“养儿”不一定“防老”，“防老”不一定靠“养儿”（古代分配是以家庭为单位，家庭是一个封闭单位，“防老”必须靠“养儿”；并且当时的法律、道德、家族制度能够保证“养儿防老”），“养儿”既不是“防老”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而是个概率问题（大多数子女能够扶养父母，但少数子女不能扶养父母）。　　　　但从社会角度看却是极度危险的，因为社会作为整体是封闭系统，“能量守恒”，健全的人口结构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没有健全的人口结构，不可能建立起合理的社保制度（比如西方国家人口结构开始出现问题，社保制度也面临危机）；但是光有健全的人口结构，缺乏其他条件，也不能建立起合理的社保制度。比如发达国家几十年前由于有合理的人口结构建立起社保制度；但是中国到目前为止老年人比例仍然不算高，但是至今却没有建立起社保制度（因为中国忽略了其他条件）。　　　　要是现在停止计划生育，所增加的新生人口今后不光是养活他们自己的父母，也可以帮助养活其父母的同龄人。因此停止计划生育所造成的暂时社会压力也应该由全社会分担，而不是单由父母承受，现在不付出，怎么指望将来退休金保值/升值？有合理数量的高素质的下一代才能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全社会生活水平，也就是将我们现在的投资升值，我们在年老时有比较高的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但要是现在整个社会限制生育付出太少的话，今后数十年内各种社会危机将接踵而至。 　　　　既然养老已经社会化了，与自己所生育的小孩脱钩，养育小孩也必须适当社会化，否则非常不合理，没人愿意养育小孩了。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税收倾斜政策给那些多子女家庭适当优惠是合理的，但还不够，还不足以弥补他们养育小孩的付出。单身人口多交了很多税，多孩子家庭免税，中小学免费。多孩子家庭赚便宜了？他们付出的更多。美国政府是明智的，并且也有能力这样做。中国现在九年义务教育都还是在城市，农村的义务教育是父母的义务教育，不象城市那样是国家的义务教育。美国是富人多交税，提高全民素质；中国目前是穷人牺牲发展权、忍受不合理的价格差，并交税提高城市的教育水平，并且北京、上海等城市不但享受较高的教育条件，高校录取分数线反而远比农业省份低，然后城市人再说农民素质低。　　　　现在中国并不是所有人都拿养老金，也做到了“老有所养”，是因为有多个子女供养；没有子女的也因为社会有大量年轻劳力，能使他们以前的存款兑现。今后老年人过多，年轻人锐减，到时候在银行存的钱就是废纸了，必然通货膨胀，以前的100元将有可能降低到不值10元甚至1元。　　　　有人因为老年职工工资较高（也因此威望高），认为老年人贡献大。事实上完全是错觉。中国国营企业以前工资低，为国家积累，当年的年轻人为国家做出贡献，现在享受比较好的待遇是对他们一辈子贡献的补偿，而人口结构也允许对于他们过去的贡献进行超额补偿。老年职工工资高，只是说明厂里效益好，人才结构合理，年轻人能容忍同工不同酬。一旦年轻人比例过少，威胁企业生存，年轻人可能另起炉灶，老年职工可就什么也没有了。　　　　现在年轻人最需要钱养家，出力也多，赚钱却比老人少。这个世界有一个自我调节的机制，几千年都是这样的，只不过现代人把这搞反了。因为现在各国开始建立福利制度时年轻劳力有余(六十年代都还是人口爆炸)，纺棰形的人口结构(中间劳动人口多，需要享受福利的老人少)能保证这种福利制度运行，但随着老年化的进展，生育率持续维持在低水平，人口结构呈倒三角形(老年人口增加，劳动力减少)，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开始出现问题了。这种分配模式其实也并不有利于老年人，随着年资的增加，工资增加，结果导致企业往往寻机解雇年资高的员工，高年资的员工失业率增加。因此合理的分配模式是，让贡献与工资成正比，年轻人刚开始参加工作，工作经验和能力都欠缺，工资低一些（低就业门槛也有利于提高就业率），但是国家通过降低幼儿教育、住房等民生成本，使得他们能够低廉地成家、生子；四十岁左右家庭开销大，孩子读书需要钱，并且上面还有父母需要扶养，这个时间也是工作的黄金时期，贡献也大，工资应该高一些；五十岁之后，孩子已经长大，父母大多也已经去世，家庭负担轻，这个时候需要的是稳定，工作能力在降低，工资应该逐渐降低。　　 　　中国目前资本收入奇高，很多人以为今后靠积蓄可以养老。今后资本收入必然降低，劳动收入必然提高，以前积蓄10万元请保姆，每月500元可以请17年；今后劳动力工资增加，假设每月需要2000元，10万元积蓄只能请4年保姆。物质资本是报酬递减的，人力资本是报酬递增的，这是经济学规律，想靠积蓄养老是不可能的了。　　　　很多人指望今后靠房租养老。但要知道，现在城市租房市场兴隆，是因为现在是城市化加速时期，大量人口涌入，供求关系决定了市场的兴隆；今后城市化达到一定规模，人们买房子后，对租房的需求降低。人口结构也决定了今后租房市场不可能旺盛。现在很多老人有房子，他们去世后，他们孩子将这些房子推向市场，将改变供求关系。并且今后对住房的要求提高，现在的房子可能跟不上今后的时代要求，租不出去。比如现在中国农村很多地方的房屋就没人住，欧洲一些小城市的房子租不出去。1980年代农村土地宝贵，租种土地还得交纳地租，一些农民指望靠土地养老，但是现在农村人口减少，大量年轻人进城，耕地免费让人种都没有人愿意种。　　　　有什么样的人口结构才能建立什么样的福利制度，发达国家自己也得调整养老制度。尤其是中国未富先老，要仿照西方现在的福利制度是不可能的，至多只能部份靠社会养老，还是得回复到上千年的传统模式，还得在媒体上提倡孝道。到时候选拔公务员可能得采纳中国古代的“举孝廉”的思想，可能会为孝道立法，公务员录用以孝为先。　　　　现在的抚养比是历史上最低的，几对夫妇养一对老人（我们廉价地换来“孝”的名声），一对夫妇又只抚养一两个孩子，看似“轻松”，实际上是在透支今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中国是未富先老。现在的孩子长大后老人赡养比很高，必然降低他们养育孩子的意愿，低生育率恶性循环，国家丧失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正是因为人口降低有延迟效应，所以更应该未雨绸缪，更应该停止计划生育，防止今后的老年化。不久的将来，计划生育的负面后果将一下子非常明显。目前适龄生育人口基数大意味着今后的老年人口多，我们考虑人口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今后的老年化压力。　　　　“三亿派”学者李小平说过：“劝君莫愁老龄化，劝君多思自动化，手持遥控来种地，如今不富是神话” 。李小平等人是在假设生活水平不变的前提下，或者是老年人生活质量不变的情况下，预计科技将帮助解决老年化问题。科技的发展使生活质量多样化成为可能，比如说以前吃占了收入的很大一部份，但现在只占很小一部份。随着科技的发展，地球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口，但有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就有什么样的消费水平和消费心理，人类几千年历来如此。随着经济的发展，心理抚养能力反而是降低的，这也是发达国家家庭越来越小的原因之一。到时候有两三个孩子的家庭还得努力工作来达到当时的主流消费水平，还是没有多少余钱，不然的话，没人愿意干活了，社会就不会发展了。可以想想：以前一对父母同样能培养6个小孩，还能赡养老人；要是以当时那种生活质量，现在培养二十个都没问题，但事实上现在人培养两个小孩都成问题。所以，不能指望今后老年人(我们这一代)一直维持现在的生活水平，而年轻人过上新生活。这涉及到心理期望值和社会公平的问题。要是真像李小平说的那样，俄罗斯就用不着担心老年化了(现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中国高)，法国、德国、日本不用担心老年化了(中国几十年后也难以达到他们现在的人均收入)，但现在这些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老年化。而根据人民网的资料, 中美经济现代化差距100年[4]。要是科技进步能解决老年化问题的话，世界上科技最发达，发达国家中人口结构最为合理的美国就用不着担忧社会保障制度的破产了。　　　　人均寿命将继续延长，但有极限，中国人现在的平均预期寿命已经接近发达国家了。今后寿命延长将非常缓慢。寿命延长工作时间也会稍有延长，但不会成比例地延长。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老年疾病发生率在不断增加(很多是所谓的富贵病)，虽然寿命延长，但延长寿命所需要的社会成本会非常昂贵(比如医疗成本)，远非延长工作时间所能弥补(现在有些工厂就已经被老年人医药费拖得半死不活了)。尤其是在今后的智力经济时代，老年人接受新知识的能力本身就较差。比如平均寿命只有60岁，只在生病的时候需要扶养；平均寿命80岁，至少有十几年需要扶养。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养活”的代价将会越来越高(包括医疗水平在内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因此寿命延长，工作年龄并没有相应延长，养老负担却更重。这就是老年化的实质！　　　　从众心理害死人！2000年洛阳发生“12.25”特大火灾，夺走了309人的生命。事实上其中很多人本来是有希望逃生的，但在打手机告诉亲人时还没有恐惧感，还没有逃生的准备，因为他们认为这么多人都在里面，火灾肯定会被很快控制住的。结果后面情况难以控制时，一片拥挤，影响了逃生。要是在一开始就准备逃生，在那段时间内很多人是可以逃出来的。现在计生生育也一样，很多人都认为反正大家都是独生子女，无所谓。但当危机来临时，谁也逃不了。　　　　贪图享受是人的天性。生儿育女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提。过去的政府和媒体给人一种假象：少生/不生孩子是光荣的，是不影响今后的养老的。竟然有这样的好事！既不要承受养育小孩的负担，又能有养老保障，为什么还要生孩子呢？多生罚、少生奖，多么滑稽的政策，没有为培养下一代付出辛劳的竟然还能受到奖励？这将成为最大的历史笑话。今后哪届政府肯兑现？人无远虑，必有近犹！说是老有所养，但在年轻人口越来越少的情况下，谁来养呢？少壮不努力（生育两三个孩子），老大徒伤悲。　　　　人们喜欢用现在的社会生活来预测今后几十年的问题，但最多只能预测准今后数年的变化。政府决策部门应该用战略眼光看待人口问题，要从历史角度来看待成就。现在的掌声固然不错，但也可能是虚假的，历史的掌声才是真正的掌声！　　　　学习西方制度的一些好的方面可以省下很多弯路(不学确实是愚蠢的)，但一味照搬西方制度，那是思想上的懒惰！中国不可能建立起西方国家那样的社保制度。中国需要摸索一条自己的道路，前提条件是停止计划生育并改善民生、鼓励生育，将生育率提高到世代更替水平，人口的持续发展、合理的人口结构是社保制度的关键。　　　　中国传统的伦理是父慈子孝，这是建立在家庭结构基础上的。考虑问题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是为了自己子孙后代，有利于家族的持续发展。计划生育导致家庭结构畸形，子无力“孝”，父无法“慈”。养老得不到保障，但是他们还拥有选票或者其他形式的政治发言权，他们可能会不顾国家和民族持续发展而只顾本身的利益（儿女都没有或者指望不上，还为什么子孙后代？），甚至要求廉价出卖国地等民族资产。　　　　何新、何清涟等学者认为人口过多会威胁社会稳定，建议控制人口。其实他们的这种思路是非常错误的，纵观历史，动乱的起因往往是人均税负太重，人口多只是表象。而税负过重并不是因为人口过多而是管制手段所造成；相反，劳动人口多还会降低人均税负。《资治通鉴》：“人口滋多，则斌税自广”；南宋著名的思想家叶适认为“民多则田垦而税增，役众而兵强”。墨翟认为人口众多恰恰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中国历史上三大盛世（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都是因为“以人为本”，鼓励生息，降低人均税负。而现在我国税负不断增加，目前已经是全球第二，今后老年化严重后，政府想“薄赋轻税”都不行，三四亿老年人等着生活，人均税负更重，社会保障面临巨大的压力，可能影响社会稳定。西汉贾谊在论积贮疏中就提出一旦社会保障出现问题，“有勇力者聚徒而衡击，……政治未毕通也”。西汉时期“有勇力者”才有能力“衡击”，现在不一样了，弱势群体一样能对社会稳定造成破坏作用：石家庄残疾人连炸数楼；马加爵连杀四人……。今后老年弱势群体要是不能得到适当的安置，对社会稳定的破坏力不容小看。　　　　总之，计划生育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社保案（当然不仅仅如此）。 　　　　易富贤人口专栏：　　　光明网《光明观察》周刊易富贤文集 http://guancha.gmw.cn/author.aspx?id=265　　易富贤博客专栏：http://vip.bokee.com/name/fuxian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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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生育导致出生性别比严重畸形　　　　联合国（1955）认定的出生性别比正常值域标准是男孩：女孩=102～107：100。1980年以前中国出生性别比基本正常，但自从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以来，出生性别比不断攀升。对此，有学者提出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正常值域上限是独具108或108左右，从而否认出生人口性别比出现了异常。1980年代中期超过108后，人口学家们又认为是女婴漏报：“出生婴儿性别比在中国是108左右，如果调查结果高于这个数，一般就暗示着女婴有可能漏报”（参见蒋正华的文章《正确认识人口形势科学规划发展目标》）[8]。然而现在知道出生性别比增大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国家计生委也承认中国出生性别比是119-121，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0-4岁出生性别比是123。最保守计算，1980年到2005年出生的男孩比女孩多出2700多万，今后二十年将出现2700多万壮年光棍。“对当时已持续了9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未能正确认识，既未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引起足够重视，也未采取措施加以监管和及时纠正，最终酿成了此后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逐年持续加剧的历史性失误”[9]。 　　　　　　计生委宣传说想生儿子就是思想落后。难道想生女孩就是思想先进？想吃白菜是落后，想吃萝卜的就是先进？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本来萝卜白菜都能兼有，鱼和熊掌都能兼得，但是计生委只能让拿一样，这就导致了人工选择性别。　　　　中国父系姓氏至少有两三千年历史，欧洲国家只有数百年历史（欧美国家妇女现在结婚后仍然改为夫姓，一个家庭只有一个family name；很多美国人对于中国大陆来的华人妇女婚后不改姓、一个家庭出现两个family name感到奇怪），延续数千年历史的姓氏意义非常深远，岂能用“落后”二字来形容？现在有两三个孩子的家庭，都很宝贝，还有几个家庭真正歧视女儿？只是对于儿子和女儿的希望不一样（除了期望儿子能够延续家族外，其他并无歧视）。　　　　现在希望生男孩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现在的分配制度只倾向物质再生产，而男孩在这方面有竞争优势，显得“贡献大”，父母有成就感。农村得指望儿子养老。因此现在偏爱男孩，更主要是由于现实利益诱导。要是在分配上将人口再生产当成生产对待，女性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唐明皇对杨贵妃的宠爱，使得杨家上下都得到了荣华富贵，时有传言：“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欢。“男不封侯女作妃，看女却为门上楣。”可见现实利益是很重要的。　　　　过去农村虽然有歧视女孩现象（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女儿不养老，并且当时生活条件恶劣，养育六七个孩子，连基本生活都成问题，存在一个家庭内部分配的问题；现在生活条件改善，只有两三个孩子的话，怎么可能歧视？），但是女孩还是有生存权的；现在还谈不上歧视女孩,而是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男孩可以延续家族，女孩可以延续民族），苛刻的计划生育政策促使一部分人选择男孩。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协助下”，很多女孩连生存权都没有了。　　　　计生委否认了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和男女比例失调有直接的关系。计生委以韩国为例，韩国并没有推行计划生育，其出生性别比在1988年达到114，1990年达到116.5。笔者认为是两方面原因造成中国性别比过高：　　a．计划生育：生一胎没儿子比例1/2，生两胎没儿子比例1/4，生三胎没儿子比例1/8，生四胎没儿子比例1/16……；最保守的估计中国家庭至少有15%的不育，都允许生两个孩子并且都生两个，然后没有儿子的可以继续/也都生下去（有几个愿意继续生下去的？），直到10胎为止（中国妇女十几岁结婚的话，一辈子现实极限生育能力平均也只有6、7个孩子左右，不可能平均生10个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9，还达不到世代更替水平的2.1！要是都允许生儿子，还有必要人工选择性别吗？而在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等生育政策相对宽松（二胎加间隔）的地区都发现出生人口性别比基本正常。比如2000年第五次普查出生性别比，全国0岁为117.8（翼城为106.1），1-4岁平均为120.9（翼城为102.7），5-9岁为115.5（翼城为101.5）。这说明全国出生性别比增加主要应当归罪于计划生育政策。　　　　b．抚养成本太高导致“鱼和熊掌不能兼得”（韩国生育率1988年只有1.56，1990年只有1.59。究其原因就是在现在的畸形分配制度挤压下，抚养成本太高，只能养育1.6个孩子，生育意愿下降，而在男孩偏好的传统思想下，在B超的帮助下，人工选择性别）。中国奇高的养育成本很大程度是计划生育本身催化的。现在视堕胎为游戏，性别比不高才怪。　　　　中国2000年生一胎的性比别为107.1，生两胎的性比别为151.9，生三胎的性比别达159.4。也就是说，生的胎数越多，选择生男孩的越多[10]。一些计生委官员和人口学家因此得出结论：放开二胎不但不会缓解出生性别比畸形，反而会增加出生性别比畸形。真的如此吗？　　　　现在生的胎数越多，选择生男孩的越多，原因是计划生育限制生育。本来那些偏爱男孩的可以通过多一、两个来实现（每次都有50%的可能是男孩），但是由于计划生育罚款和其他惩罚，使得“超生”非常昂贵。并且随着胎次的增加，罚款数额也增加。这就使得偏爱男孩的“超生”者必须提高“效率”。要是没有计划生育的罚款和惩罚，人们完全可以用这个成本多养育一两个孩子。　　　　有人说，韩国没有强制性计划生育，1990年出生性别比也达116.5，中国停止计划生育后出生性别比仍然会很高。其实韩国与中国的情况并不一样。比如，中国1949年之后妇女就“解放”了，妇女已经顶了半个世纪的“半边天”了，而韩国妇女现在才开始解放。韩国是长子继承制，生男孩的意义更大。　　　　这里就出现一个悖论：要是中国性别比过高是因为计划生育的话，就应该停止计划生育；要是不是因为计划生育，而因为抚养成本过高、生育意愿下降的话，那么也得停止计划生育。就是说，无论是什么原因导致出生性别比增高，都得停止计划生育才能得到改善。　　　　是计划生育和不合理的分配制度造成出生性别比失衡，计生委却栽赃到中国传统文化上。计划生育政策扰乱了性别比，这是不争的事实。再怎么辩解无非就是保护自己的谎言罢了。就象一伙唯利是图的人把百姓走了数千年的桥拆掉卖钱了，当习惯于从此桥经过的人纷纷掉到河里时，有一人说：这不是拆桥人的错，错的是走的人长期习惯于走这座桥。　　　　韩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自1980年代持续攀升，1990年代达到高峰116.5, 经过10年治理后男女比例峰回路转, 2002年下降到110.0。那我们看看韩国到底采取了什么措施。韩国国会出台了一系列旨在维护提高女性地位的法律，包括：《女性发展基本法》、《男女雇用平等法》、《男女差别禁止以及援助法》等。早在1983年，韩国就成立了由国务总理事领导的学术研究机构——韩国女性开发院；2001年，韩国政府正式设立性别平等部，由于它的主要任务是从国家的角度制定出台有利于女性和维护女性权益的政策，所以又被称为女性部。随着妇女地位的提高，韩国出生性别比逐渐恢复正常[12]。看起来韩国的经验确实值得借鉴，中国计生委对韩国经验也非常推崇，中国开展“关爱女孩”行动，提高妇女地位，奖励生女孩家庭，帮助独女户或者双女户家庭，他们的孩子们能够获得很好的教育机会，甚至有的加分，读到初中或者高中、大学[13]。　　　　其实中国借鉴韩国的经验是病急乱投医。韩国的方法是错误的！韩国治理性别比失衡是以打压传统生育文化为代价，以降低生育率为代价的。韩国目前这种用降低生育率来治理性别比是不合算的。可惜韩国和中国的人口学家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韩国在1990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6.5，生育率为1.59；随着妇女地位的“提高”，出生性别比不断降低，但是生育率也不断降低，2005年生育率只有1.08。　　　　男女是天然分工的。女人是人口再生产的主力（兼顾物质再生产），男人是物质再生产的主力（协助人口再生产）。这两种再生产都应该得到报偿。现在的分配制度只偏向物质再生产，人口再生产是“无偿”的，这也就导致人口再生产的承担者（女人）的地位低下，造成重男轻女的现象。　　　　打个比喻，女人负责织网（织完网后再出海打鱼），男人专责打鱼。古代男人打回的鱼都归家里共有，分配的矛盾在家庭内部就可以解决。现在打鱼社会化（从社会获取报偿），织网仍然靠家庭（免费提供给社会）。结果大家都愿意打鱼而不愿意织网，女人由于打鱼比不上男人，导致在分配中处于弱势，父母都特别愿意生男孩，男女比例失衡。面对这种情况，韩国政府是培训女孩打鱼，免费提供渔船，并将近海优惠划归女孩打鱼，父母不偏爱男孩了，性别比倒是平衡了。但是等到旧网用完后，发现没有网可以打鱼了。再说即便政府鼓励女孩打鱼，提供优惠，但是由于体质差别，真正到深海打鱼还是打不过男孩（即便高考给女生加分，但是毕业后用人单位还是喜欢男生），女孩累死累活拼命提高打鱼水平，越忙，就越没有时间织网（没有时间结婚、生孩子）。打鱼水平越高的女人越不愿意织网（知识水平越高的女人越不愿意生孩子）。　　　　现在韩国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方法，其实与满清政府控制蒙古人口的方法类似。满清政府是通过“提高”蒙古僧侣的地位，使得蒙古人口减少；韩国政府“提高”妇女地位，使得大多数妇女不愿意生孩子，甚至不愿意结婚。韩国这种做法与其说是提高妇女地位，不如说是摧残妇女（克扣了90元钱，发给10元钱，妇女还高高兴兴以为地位提高了）。　　　　正确的做法是，给织网的也提供报偿，女人织网有报偿，打鱼有补贴（虽然打鱼的收入没有男人多，但是加上织网的收入，就差不多了），高高兴兴地织网，轻轻松松地打鱼（没有必要冒着生命危险到深海区打鱼），织网打鱼两不误。结果有足够的渔网供男人以及女人自己打鱼，卖渔网和鱼的钱持续不断地流回家庭。　　　　就是说，要真正做到男女平等、提高妇女地位，就必须从宏观分配上着手，而不是小恩小惠。分配以家庭为单位，结婚和生育的家庭才能获益。　　　　就是说，韩国面临的问题不光是女孩少，男孩也少。在平衡男女比例的同时需要提高两者的数量。韩国在1990年的时候，由于部分家庭希望生育男孩，有多生的意愿，虽然部分家庭人工选择性别，但毕竟大多数人仍然采取自然方法，生育率提高。现在韩国妇女地位“提高”了，一方面职业妇女不愿意生孩子（结婚延迟，甚至不愿意结婚），一方面以前渴望男孩的家庭没有多生的意愿了，导致生育率低下。假如韩国高峰生育妇女在1990年与2005年都为40万，1990年每个妇女生育1.59个孩子，性别比为116.5，共生育63.6万孩子，其中男孩34.2万，女孩29.4万。韩国当时其实是两个问题： 1、孩子数量不够；2、尤其是女孩不够。理想的目标应该是：每个妇女生育2.1，出生性别比为105，那么40万个妇女应该生育84万孩子，其中男孩43万，女孩41万。换句话说，韩国1990年缺20.4万个孩子，其中缺男孩8.8万人，缺女孩11.6万人。　　　　2005年韩国每个妇女生育1.08个孩子，性别比为110，共生育43.2万孩子，其中男孩22.6万，女孩20.6万。就是说韩国的这种所谓“提高妇女地位”的政策，使得2005年人口比理想目标少生40.8万人口（差不多少了一半），其中男孩和女孩都少生20.4万。2005年甚至比1990年少生20.4万孩子，少生11.6万男孩，也少生8.8万女孩。这十多年来，即便相对于1990年的水平，韩国的人口政策使得韩国损失一百多万人口（作为一个四千多万人口的国家，意味着什么？）。韩国这种方法与其说是治理性别比失衡，不如说是减少人口。花费巨额代价，结果好钢没有用在刀刃上。表面上在千方百计鼓励生育，实际上却是千方百计抑制生育，多么滑稽！　　　　中国计生委正在采纳“韩国模式”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这种方法后患无穷。　　　　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中国2000年总和生育率为1.23，其中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0.892、0.294、0.045 [11]。就是说一孩率72.4%，二孩率23.9%，多孩率3.7%。　　　　二孩出生性别比是151.9，那么大约是这样的比例：500个家庭中400个家庭是自然生育（生育204个男孩，196个女孩），100个家庭是人工选择性别（100个全部是男孩），总人口中， 男孩／女孩=304/196=1.55。那么我们粗略将生二胎的人群分为7种：　　1、200个家庭被允许生二胎的，对二胎是男是女无所谓，没有必要选择性别。　　2、50个家庭被允许生二胎，想生男孩（否则就放弃二胎），但是没有人工选择性别。　　3、50个家庭被允许生二胎的，特别想生男孩（否则就放弃二胎），二胎时人工选择性别。　　4、100个家庭不被允许生二胎，希望有两个孩子，没有性别偏爱。　　5、50个家庭不被允许生二胎，生二胎的目的就是想生儿子，但没有人工选择性别。　　6、50个家庭不被允许生二胎，生二胎的目的就是想生儿子，人工选择性别。　　　　就是说，要是计生委成功消除偏爱男孩的愿望，那么这500个家庭中有200个家庭放弃二胎。那么第二胎的孩子只有300个，其中男孩153个，女孩147个。那么二孩总和生育率就只有0.176（300&500&0.294），而没有0.294。同样，三孩及以上的总和生育率也就更加不会有0.045。那么总和生育率就不到1.1。就是说，“偏爱男孩”的思想使得2000年生育率从不到1.1提高到1.23。如果依照目前这种整治性别比的方法，必然像韩国那样导致生育率的下滑。　　　　Friedman的《弗里德曼的生活经济学》，讲到非洲诸国保护大象的问题。有的国家实行象牙禁令，严厉打击非法狩猎等；有的国家实行大象产权制度，保护大象饲养人的产权。两种做法结果大相径庭，对出售象牙的禁令使饲养大象不再有利可图，实行禁令的国家里人们都不愿意去饲养和保护大象，导致大象数量反而远远低于实行产权保护的国家。同样的道理适用于对森林的利用。　　　　Friedman还举了其它例子，例如人们都要吃牛肉，就会导致牛的饲养发达，牛群数量越来越多。如果人们都吃素，则没有人愿意饲养牛群，反而导致牛群减少。　　　　　　而韩国和中国的人口学家，恰恰无法理解为什么合理的需求和有效的激励，其作用总是远远大于一味的压制需求。韩国花费同样的成本，完全可以既治理性别比，又提高生育率。　　　　停止计划生育的话，都能够通过多生而生育男孩，理论上性别比应该没有问题。但是由于养育成本提高，绝大多数人只愿意生育两个孩子，也会导致性别选择，但是由于没有罚款以及其他惩罚，生育二胎的成本比现在要低，并且还有通过第三胎而生儿子的希望，选择性别的比例就会很低，生育二胎的人家庭中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有高达1/5的家庭选择人工性别了。那么出生性别比就只会低于110（比如实行二胎方案的山西翼城2002年出生性别比只有106.1）。　　　　为了解决出生性别比增高和生育率降低：　　1）、停止计划生育。　　2）、改善分配制度，改善民生，让主流家庭养得起三个孩子。养得起三个孩子（只有1/8没有儿子）还用得着人工选择性别？　　3）、出台禁止晚期堕胎法，在怀孕前3个月才能堕胎（有三个月时间，足够思考；而此时B超还看不出性别，羊水检查毕竟没有B超这么方便），此后禁止堕胎。　　4）、将生育当生产看待，从而体现女人的价值。　　　　由于出生性别比失衡，中国今后每个妇女需要生育2.3个孩子（正常情况下是2.1）才能使得世代更替。并且中国今后适婚年龄人口男性比女性多4000多万，这就必然导致妓女市场兴隆，又“消耗”一大批女性（妓女不育比例很高）。　　
　　计划生育导致人口素质降低　　　　实行计划生育的一个理由是：人口质量比数量重要。少生优生，通过降低人口数量来提高人口质量。　　　　其实数量与质量并不是对立的，少生并不一定优生，多生也不一定劣生。《三字经》既记载了“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孟母成功地培养了一个孩子），也记载了“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窦燕山成功地培养了五个孩子；窦燕山五子先后登科及第：长子中进士，授翰林学士，曾任礼部尚书；次子中进士，授翰林学士，曾任礼部侍郎；三子曾任补阙；四子中进士，授翰林学士，曾任谏议大夫；五子曾任起居郎。当时人称窦氏五龙）。现实中既可以举出无数事例说明精养一个孩子比粗养多个孩子更合算（孟母模式），也可以列举出无数事例说明一个家庭同样能够培养好多个孩子（窦燕山模式）。　　　　两千多年来，出了无数个孟母，花费了巨额的培养成本，但是培养出的“孟子”却没有几个。并且“富不过三代，贵不过五代”，“孟子”的后代往往很难继续“富贵”下去。现实中，窦燕山模式可能更加普遍，兄弟姐妹互相督助，互相扶持，培养的成本更低，也更容易成材。美国前总统布什算是现代的窦燕山，“教五子（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名俱扬（包括美国现任总统小布什和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　　　　现在很多人将素质简化成高学历。并且以为高学历就一定要获得高报酬。人们简单地将获取财富的能力视为素质的标准。由于社会是开放系统，很多“成功人士”其实不过是“成功地”获取财富，并不是“成功地”创造财富。而社会作为整体是封闭系统，国家更需要的是有能力创造财富的人，而不是有能力获取财富的人。社会要发展，就需要各行各业的人才，如果这个社会只有所谓的精英，实际上和只有低能者是等效的。就是说家庭培养孩子的标准：获取财富；国家培养孩子的标准：创造财富。国家标准与家庭标准是不同的，而现在中国政府却用家庭标准来看待人口问题。要是分配制度合理，家庭标准与国家标准可以趋同；要是分配不合理，家庭标准与国家标准就会出现矛盾，就会引起社会问题。　　　　现在很多人爱拿人口素质说事，什么叫素质高，什么叫素质低，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吗？　　　　如果说钱多就叫素质高，统计表明：美国的公司老总们大多是大学生（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大学都没有毕业），博士生当老总的很少见。　　　　如果说学历高就叫高素质，冰岛是世界上平均学历最高的国家之一，何时曾经强过？新疆的石河子是我国平均学历最高的城市之一，何时曾经富过？　　 　　如果说道德高尚叫做高素质，见义勇为的更多是文化低、思想单纯的普通工人、农民，高学历并不一定就有高尚的品德，甚至还有“文人无德”的说法。　　　　人的素质是人在先天禀赋的基础上通过教育和社会实践活动而发展形成的人的主体性品质，即人的品德、智力、体力、审美等方面品质及其表现能力的系统整合，是一个人知识、经验、价值观的综合积累，而知识、经验、价值观等等这些东西统统是要靠人来创造，靠人来传播，靠人与人的交流逐渐来完善的。孔子就认为人多才能“富之”、 “教之”，才能产生文明礼义。 如果没有足够的人口，人类只能回到野蛮状态。　　　　人们往往觉得城里人比乡下人素质高，大城市的人素质比小城市的人高，这种感觉其实没有错。正是因为大城市聚集了大量的人口，提高了知识、经验、价值观的创造和交流速度、密度，才导致这种现象的出现。越大的城市，提供的机会越多，使“人”成其为“才”的概率越大，要是生在一个小乡村，哪怕浑身都是音乐细胞，也只能在婚丧嫁娶的时候吹吹唢呐，但是生在北京、上海的孩子，就有机会逐渐成长为世界级的音乐家，这就是人口数量对国民素质的贡献。　　　　古希腊和古罗马都注重人口“素质”。优生学就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首先提出的。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也继承了这一观点。古斯巴达（古希腊势力最大的两个城邦之一）人信奉“人口素质论”，严格地实行选择后代的措施。不要说残障儿，就连体质不够强壮的新生婴儿都会被他们无情的杀死以保持他们国家的“人口素质”。斯巴达的婴儿呱呱落地时，就抱到长老那里接受检查，如果长老认为他不健康，他就被抛到荒山野外的弃婴场去；母亲用烈酒给婴儿洗澡，如果他抽风或失去知觉，这就证明他体质不坚强，任他死去。“低素质”的希洛人长期遭受“高素质”的斯巴达人的压迫和剥削。约公元前640年，希洛人发动长达十几年的武装起义。公元前454年，斯巴达境内的希洛人再次起义。他们英勇顽强，直逼斯巴达城下，坚持了长达10年的斗争。斯巴达人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给了起义军自由。斯巴达的统治也因此受到沉重的打击。公元前4世纪中叶以后，斯巴达一天天走向衰亡。
　　　　在某时期的罗马社会传统上将新生儿带到一家之长面前并决定是留下养大或带去丢掉。罗马的十二木表法准许家长将看得出来有畸形的婴儿处死。罗马后期人口减少，统治者可能意识到人口数量的重要性，罗马法在西元374年将杀婴改成死刑，但犯法者几乎不会被起诉。“高素质”的罗马人的帝国最终被“低素质”的日耳曼人所灭。　　　　由于优生学要么衍生成民族自杀（斯巴达、古罗马），要么衍变成种族歧视和屠杀（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因此在政策层面上的优生学被国际社会认为是伪科学（没有哪个国家进行“优生优育”宣传的）。当然各国都在学术层面进行优生学研究和实践（比如服用叶酸预防神经管疾病）。　　　　注重“素质”的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都没能延续下来。而强调“鳏寡孤独皆有所养”的中华文明却一直延续下来。比较滑稽的是，中国传统的“鳏寡孤独皆有所养”正在为西方国家所继承，而中国却正在继承希腊、罗马文明的“优生优育”。　　　　计生委一直宣传说计划生育提高了人口素质。那么我们看看中国的人口素质真的提高了没有。　　　　从某种意义上，心理素质比生理素质更重要。中国民间早就注意到“独柴难烧，独子难教”的现象。多子女家庭可以创造有利于孩子全面发展的人文环境，更加模拟社会的模式，孩子的性格比较健康，独立生活能力强。而独生子女家庭却由于过度溺爱，在家里是小皇帝，在外面却要面对激烈的竞争，反差太大，“众星捧月”效应往往培养出孤傲、狂妄、自私性格，缺乏社会和家庭责任心，不但不利于孩子个人的发展，而且给社会带来损失。北京某重点中学高三学生李晔对独生子女的性格总结得很形象： “不少人说我们是‘草莓族’，外表看起来色彩鲜艳，里面却苍白绵软，稍一施压就变成一团稀泥，表层还疙疙瘩瘩的挺有个性” [15]。心理缺陷导致独生子女犯罪率高和自杀率高。中国是世界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据统计，15～24岁占自杀总人数的26.64%(1988年)。而且这个年龄段自杀人数还呈现上升趋势。一项调查显示：上海有24.39%的中小学生曾有一闪而过的“结束自己生命”的想法，认真考虑过该想法的也占到15.23%，更有5.85%的孩子曾计划自杀，并有1.71%的中小学生自杀未遂。另外一项调查发现将近1/3的在校大学生曾有过自杀念头。自杀死亡已占北京大学生非正常死亡的61.38％。　　　　由于缺乏必要的身体锻炼，年轻一代身高虽然在不断提高，但身体的综合素质明显下降。　　　　在家长极度呵护下成长的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如今也要面临就业了，一般说来，他们比一般农村孩子和非独生子女拥有更多的优越感。但是由于很多独生子女有“娇骄”二气，很多人以自我为中心，不愿意受制度约束，情绪不稳定，同事关系处理能力差，不能吃苦还挑剔，在一些毕业生招聘会上，有些招人单位直接拒绝了独生子女[16]。企业追求的是效益，可不管计生委的宣传。沧州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的工作人员说，他们单位曾做过统计，独生子女就业后流失率高达60%。对他们单位来说，与学习成绩、专业素质等“硬件”相比，意志品质、吃苦耐劳精神这些“软件”更加重要。由于就业高不成低不就，结果出现一批中国特有的“啃老族”。　　　　最佳的优生就是在妇女黄金生育时间完成生育任务。子宫、卵巢疾病随着年龄增加而增加。并且随着年龄的增加，女性的卵巢功能开始衰退，染色体易变异，胎儿的致畸率也随之升高。二十几岁是生小孩的黄金年龄。但计生委单纯为了控制人口数量而提倡晚婚晚育，给人一种错觉：晚育是好的。造成多少残疾儿童出生？我国每年出生的先天畸形儿约占每年出生人口总数的4%—6%，且近年又有上升趋势，每年的治疗费用给许多家庭乃至整个社会带来了沉重负担。晚育还引起早产、宫内发育迟缓、孕妇高血压综合症(孕高症)等疾病。美国自1990年到1999年孕妇高血压综合症发病率增加40%，这个增加主要是晚育造成的，威胁着8%的妇女及其子女。宫内发育迟缓、孕高症不光是最主要的孕妇和胎儿的死亡原因，并且影响小孩今后一生的生活(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发病率显著增加)。可见，中国的晚婚晚育政策是多么愚蠢！农村头胎是女孩的可以生育二胎，但中间间隔太长，很多妇女生育二胎时已经是晚育了，不必要地增加残疾人口的出生。工业化本身就使得人们自发晚育，政府的责任是对抗工业化的影响而不是成为帮凶。明明20出头是最佳生育年龄，但是中国却为了配合计划生育宣传，说24-29岁是女性比较适宜的生育年龄段。要提高人口素质，首要的措施就是停止鼓励晚婚晚育（2005年湖南这样的农业省份平均初育年龄推迟到为24.34岁，上海为27岁，意味着30岁以上初育比例很高）。我国是神经管畸形高发国，发病率为美国的10倍，缺乏叶酸成为每年10万例神经管畸形儿的“头号杀手”。如果在孕前三个月至孕后三个月，口服小剂量的叶酸片（成本价几角钱，市场价也只有几元）可以降低70%以上的神经管畸形的发生，要是真的提倡优生优育，完全可以免费提供，但是国家却没有这么做。随着结婚和生育年龄的后移，受孕的难度正在增加，不孕症患者越来越多。国外一项研究表明，20—24岁结婚的女性，不孕症的发病率只有6%，而30—34岁结婚的女性中，不孕症的发病率提高到15%，在40—44岁结婚的女性，不孕症发病率更高达64%。在治疗方面，30～35岁开始助孕技术治疗，只有一半的妇女能成功；35～40岁开始助孕治疗，成功率则进一步下降到30%。随着男女双方或一方年龄的增加，自然流产率、围产儿患病率也都会增加。另一项研究表明，随着男方年龄的增加，妻子的妊娠率会降低，而流产率则会增加；如果女性怀孕时男方年龄在40岁以上，则后代的先天畸形率会增加4%[17]。　　　　孕高合症发病率等疾病在二胎及其之后胎次的发病率不到头胎的一半。但是随着生育间隔拉长，发病率逐渐升高(甚至逼近头胎时的发病率)。因此，抓紧时间赶在妇女黄金生育时间完成生育任务，不但从经济上合算，也有利于提高人口素质。　　　　超生孕妇承受了巨大心理压力，并且由于漂泊在外营养也跟不上，势必影响胎儿的发育；尤其是不能得到常规的产前检查。以国家计生委1.8（笔者已经质疑这个数字）的生育率来推测（现实政策生育率不到1.2），出生人口中有超过三分之一没有进行常规产前检查（有些连出生都不敢去医院）！小孩出生后由于担心超生罚款，而不能及时免疫接种。联合国特别批评中国“没有能够将创造财富和提高收入转化为更快地降低儿童死亡率”，笔者以前一直以为完全是因为中国的医疗改革的失败，现在看来，卫生部是在替计生委背黑锅。并且计划生育提倡的晚婚晚育也是降低人口素质的重要原因。　　　　巨额的超生罚款使得超生家庭背负沉重的经济负担，超生致贫降低他们养育孩子的能力，使得他们的孩子素质降低。并且不少超生的孩子长期受到社会歧视，不利于孩子的心理健康成长。　　　　计划生育政策对有抚养能力的城市人口限制更为严厉，这些人只好将本来应该用在抚养孩子上精力、金钱和资源用于其他消费（如宠物、歌舞厅），造成全国的平均教育素质偏低，从教育角度上讲确实是“逆淘汰”。据北京市养犬办统计，北京市2006年登记年检犬为55万只，比2005年又增加了9万余只。截至2006年10月，2006年北京市已经有11万余人因被猫、狗抓伤、咬伤而注射狂犬疫苗，已经收到了10起狂犬病死亡病例报告。同时，北京市由于饲养宠物导致的弓形虫病发病率也在上升。重型弓形虫病的表现为脑炎、癫痫和精神异常，妊娠期妇女若感染弓形虫，可引起流产、早产甚至畸胎、死胎等。重庆市2006年已报告狂犬病发病数13例，超过过去5年全市狂犬病发病数的总和，比2005年同期上升了160%。南昌平均每天上百人被狗咬伤[18]。在不到7年的时间里，洛阳妇女刘小荣已先后收养弃狗100余条，并被广为称赞，说是有爱心；而要是她收养几个弃婴，情况会怎么样？现在谁敢收养弃婴？人不如狗！踩死猫的事件引起网上全面申讨，但是武汉计生委处死活婴的事件却没能引起广泛关注。社会对人的生命已经很淡漠了。真是应验了推背图的那句谶语：兽贵人贱。　　　　因此要提高人口素质，就必须停止计划生育。　　
　　本末倒置的“人口红利”理论　　　　既然总和生育率（TFR）越低，人类发展指数（HDI）越高，那么通过降低TFR，就可以提高HDI了。这也是中国计划生育的初衷。1980年以来中国开始独生子女政策，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似乎也“证实”了这一观点。中国经济学界和人口学界有很多人仍然持这种观点，并将生育率降低所引起的抚养比降低称之为“人口红利”。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蔡昉教授说：“人口学家所谓的‘人口红利’的含义即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提高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的较高的资本积累。当前，我国可以获得的人口红利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占到了26.8%。以‘总抚养比’做人口年龄结构指标进行研究，1983年至2000年我国总抚养比下降对人均GDP增长贡献率在26.8%。抚养比每上升一个百分点，我国人均GDP则上升0.116个百分点，反之相同。”[1]　　　　国家计生委人口专家委员会委员胡鞍钢教授使用回归分析技术，比较我国30个省区市的经济增长情况和生育率，得出结论：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0.36～0.59个百分点[2]，并进而推论：“人口自然增长率只要降低几个千分点就会明显促进人均GDP增长”[3]。2000年胡鞍钢依此向中央提出“十五”计划制定的建议：继续计划生育，不能因城市老龄化改变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应保持其稳定性和连续性，鼓励少数民族家庭实行计划生育。胡鞍钢的这个结论随即被大量引用（如田雪原，国家计生委《西部大开发中的人口与发展问题研究报告》等）。　　　　依照胡鞍钢的那种思路，很容易将发达国家发达的原因归功于人口增长率降低，也就是将“生产力压迫人口”所引起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低误当成“人口增长率降低促进经济”。但是胡鞍钢的这种理论却不能解释广东的现象：广东经济发达但人口自然增长率却反而高。对此，胡鞍钢认为要是广东人口增长率再降低一些的话，经济会更好，因此建议广东、海南要大力降低人口增长率。胡鞍钢的这种理论在美国也不见效，美国人口增长率比欧洲和日本高，经济发展也比欧洲和日本快，那么美国为了加速经济增长，也应该计划生育？　　　　其实这种“人口红利”理论是错误的，降低TFR却并不能升高HDI，刚好相反，HDI的提高是得益于当年的高TFR的。　　　　人口问题是慢性问题，要后看五百年，前看两百年，并且要横向比较。眼光只局限于本国几十年的历程是无法准确把握人口的规律的。研究现代人口数量改变，要回溯到哥伦布发现美洲；探讨生活质量改变，要回溯到英国工业革命。几千年生活水平没有大的变化，工业化使得人类生活水平得到质的提高，西方发达国家如此，比中国大陆先行20多年的韩国、中国台湾省也如此，现在社会发展水平稍高于中国的巴西、泰国也还是如此。同属加勒比海地区的墨西哥、古巴采纳不同的社会制度，古巴还长期遭受经济封锁，但是现在社会发展水平基本一致（2003年古巴的HDI为0.817， 墨西哥的HDI为0.814）。1950年代到1970年代是中国工业化奠基时期，是投入阶段，这段时间生活水平仍然低。1980年代之后是工业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开始收获（比中国工业化起步晚十几年的印度和越南1990年代之后也开始进入收获阶段），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纵观各国工业化历程，可以发现一个规律：工业革命的根本内在原因是人力资本的积累（而不是物质资本的积累）。各国的工业革命都是倚赖人口资源、倚赖年轻的人口结构起家的，但是工业革命却给人类生育带来巨大的变化，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力压迫人口”，导致家庭结构改变和男女分工紊乱，物质再生产侵占人口再生产的时间和精力，引起生育率下降，伴随抚养比降低。就是说，生育率下降引起的抚养比降低是工业革命的伴随现象，而不是工业革命的原因。其实后期经济快速发展是工业化必然过程，是前期工业化的惯性作用（只要这种惯性不被刻意阻拦），而不是因为扶养比降低。相反，由于生育率的下降，使得物质再生产也难以为继。将抚养比降低视为人口红利，是本末倒置。为了贪图这种所谓的“人口红利”而主动降低生育率，是拔苗助长。　　　　就是说工业化导致人类几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工业化的必然，只要在政策上不出太大问题（中国1980年以来的 “摸着石头过河”的经济理论,并不一定比印度和越南1990年代以后的理论高明），就无法阻止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中国恰恰1980年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这种巧合却被计生委利用，将工业化引起两种意义相反的结果（生活水平提高和生育率自发下降）都视为计划生育的成绩。　　　　计生委和人口学界说“人口红利”是西方国家公认的概念。但是发达国家又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通过主动减少人口、降低抚养比来获取“人口红利”的？西方国家的学者不过将经济发展和由其引起的扶养比降低进行简单回归分析而已。他们敢用他们的理论去指导他们国家的人口政策吗？　　　　我们比较一下“人口红利”的含义和中国的现实。人口红利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提高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的较高的资本积累”。而中国1980年以来是劳动力过剩，高就业压力，人为降低生育率而将妇女推往劳动市场只会加剧就业压力而不会带来额外的红利（高就业压力导致低工资水平，本来一个主要劳动力可以养活全家，现在夫妇俩都工作养活三口人都有压力）；1990年之后中国的经济问题是储蓄率过高，资本收入太高而劳动收入太低（妇女劳动参入率提高所引起的），导致生产过剩和消费萎缩。2002年之后中国需要劳动力的时候（也就是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之后出生的人口成为新增劳动力的时候），又因为劳动力不够而出现劳动力短缺，民工荒愈演愈烈。前面章节通过中印比较，也表明中国通过计划生育主动降低抚养比并没有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任何贡献。　　　　可见，1980年代之后中国的国情需要须循渐进的进行工业化，而不需要高生产率和高储蓄率。这种循序渐进的工业化不但能够使得生产与消费保持和谐，人口与资源、环境保持和谐，并且使得2002年之后劳动力不短缺，经济持续发展。　　　　最近胡鞍钢教授也已经意识到人口能够促进HDI的提高，从而赞成二孩晚育方案。　　　　中国1950年代到1970年代繁衍的人口成为现在的劳动力，这才是目前真正的“人口红利”；而1980年代计划生育所导致的扶养比降低不但没有带来任何“人口红利”，反而是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　　　　总之，人口促进生产力，但是生产力又忘恩负义反过来压迫人口。政府需要做的是解放生产力对人口的压迫，而不是成为生产力压迫人口的帮凶。　　
　　船大惯性大,调头要趁早　　　　　　　　导致世界航海史上最大海难事故的泰坦尼克号曾被建设工程师认为安全性能绝对没有问题。因为泰坦尼克号的底部被隔成一间间独立的舱房，任何一间舱房进水都不会影响其它舱房。即使一部分舱房进水的话，整个泰坦尼克号的沉没至少也需要三天时间。另外建造这艘豪华巨轮用的是当时最优质的钢材。但是，这艘被称为“永不沉没”的泰坦尼克号在与冰山相撞后仅三个小时就沉没在格陵兰3000米深的冰冷海水里了。根据泰坦尼克号在海底的状况和打捞上的金属碎片分析，有两个关键的技术原因[8]。　　　　　　　　设计的原因：主要是造船工程师只考虑了船底、船尾或船首有被撞的可能性，而没有考虑到侧面被撞的情况，忽视了侧面进水对船整体安全的影响。当船躲避冰山时，侧面被撞，使几乎所有的舱房进水，导致船整体安全出了问题。　　　　　　　　材料的原因：造船工程师只考虑到要增加钢板的硬度，而没有想到增加其韧性。为了增加钢板的硬度，往炼钢炉料中加入了大量的硫化物，导致钢材在低温下的脆性大大增加。经实验，从海底打捞出来的钢材在当时的水温下，在受到可能强度的撞击下，很快断裂，而拿当今用于造船的钢板在同样的温度和撞击强度下进行对比实验，结果钢板只是变成V型，而不断裂。　　　　　　　　如果没有这两个重大技术问题，泰坦尼克号可能只是受损或几天后沉没但得到了及时的救援，而不会成为世界航海史上最大的海难事故。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就是人口学上的泰坦尼克号。　　　　　　　　
　　先顶起来！
　　一个数据就足以推翻《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　　　　易富贤 　　　　http://www.dajun.com.cn/renkfeng.htm　　　　2004年启动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蒋正华担任组长，宋健、徐匡迪担任副组长。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刚组成，笔者就提出了担忧。因为组长蒋正华就是1980年代独生子女政策的参入者之一，并且长期担任计生委副主任。副组长宋健是独生子女政策的总设计师。本来寄希望副组长徐匡迪，但2005年看到他与新马尔萨斯主义旗手布朗的对话，笔者就感觉到这次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算是彻底完了。他竟然相信中国人口会达到14.5亿，竟然说“中国不能不实行计划生育”，竟然坚持对计划生育和耕地一票否决制[18]。新马尔萨斯主义算是将中国逼到了死角。　　　　经过课题组300多位专家学者两年多的工作，完成了260多万字的研究报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全国平均总和生育率在未来30年应保持在1.8左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中国人口总量到2010年控制在13.6亿人（2005年还是说13.7亿，看到目标无法完成，临时改为13.6亿）；到2020年控制在14．5亿人；2033年达到峰值15亿左右[19,20]。 　　　　竟然认为1.8的生育率是最佳生育率，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的这些结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非常滑稽的。　　　　这些结论与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副主任王国强以前的说法一致：　　　　《中国青年报》日电：“按照目前的总和生育率1.8预测，我国总人口将于2010年和2020年分别达到13.7亿、14.6亿，2033年前后将达到峰值15亿左右，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将会进一步加剧。”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张维庆在今天召开的全国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经验交流暨总结表彰大会上说[11]。　　　　中国人口网 消息：国家人口计生委副主任王国强指出，根据测算，中国的人口最高峰不会超过15亿左右。从人口总量控制看，根据测算与规划，到2010年，我国人口要力争控制在13亿7千万；到2020年，要能够控制在14亿6千万；到2033年左右达到峰值，大约在15亿左右[17]。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2033年达到15亿人口的预测是基于1.8的生育率。无论是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11]，还是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组长蒋正华[21]，都认为目前中国的生育率就是最佳生育率1.8。只需要稳定目前的低生育率。国家人口战略组还认为：“目前的低生育水平反弹势能大，维持低生育水平的代价高，必须创新工作思路、机制和方法”[19]。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为现行计划生育起草了一份辩护状，现行人口政策没有必要放宽，相反还需要加强。“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的结论直接影响到“十一五规划”，国家提出计划生育“四个坚持不动摇”。日更是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22]。《决定》认为：今后十几年，人口惯性增长势头依然强劲，总人口每年仍将净增800－1000万人。要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水平，必须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和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党政第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不动摇，稳定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机构、队伍不动摇，不断创新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体制、机制、手段和方法不动摇。凡违法生育的，一律依法征收社会抚养费；造成恶劣影响的，可予以公开揭露；是党员、干部的，依纪依法从严惩处。　　　　依照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的报告以及王国强和张维庆的说法，中国人口到2033年达到顶峰。我们假设今后年人口增加是直线递减（至少是接近直线递减，1987年到2005年确实是直线递减的；这五年由于育龄妇女有所增加，增量可能会暂时有所上升），到2034年的时候为0（零增长）。假设2006年人口增量为X，每年增量减少Y，那么2007年人口增量为X-Y，2008年人口增量为(X-Y)-Y=X-2Y，2009年人口增量为X-3Y，以此类推，2034年人口增量为X-28Y。那么这29年人口总增量为29X-406Y。由于人口从2005年的13.0756亿增加到2033年的15亿，增加1.9244亿，也就是说29X-406Y=19244万。而2034年人口零增长，意味着X-28Y=0，也就是X=28Y。　　那么两个方程式就为：　　29X-406Y=19244　　X=28Y　　　　计算结果：Y=47.399万，X=万。　　　　那么依照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的结论以及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副主任王国强的预测，2005年以后每年人口增量和人口总量应该是这样的（至少接近）：　　　　根据“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2033年15亿人口”预测（万人）　　　　------------------　　年份--增量--总人口　　2005--------130756　　--132083　　--133363　　--134595　　--135780　　--136918　　--138008　　--139051　　2013---995--140046　　2014---948--140994　　2015---901--141895　　2016---853--142748　　2017---806--143554　　2018---758--144312　　2019---711--145023　　2020---664--145687　　2021---616--146303　　2022---569--146872　　2023---521--147393　　2024---474--147867　　2025---427--148294　　2026---379--148673　　2027---332--149005　　2028---284--149289　　2029---237--149526　　2030---190--149716　　2031---142--149858　　2032----95--149953　　2033----47--150000　　2034-----0—150000　　------------------　　
　　从上表可见，2010年（13亿7千万）、2020年（14亿6千万）、2033年（15亿）三个数字都与王国强和张维庆的说法一致，难道是巧合？说明笔者的预测方法基本准确。注明：这种方法只能用于短期预测。　　　　就是说近年每年增加人口在1300万左右，但是根据日1%人口抽样调查报告，2001年到2005年共出生6846万。平均每年出生1369万。国家统计局认为2005年死亡849万。那么意味着2005年增加人口=万，就是说现在每年增加人口只有520万左右（至少有100万的水分），远远没有1300万。　　　　这一个数据足以推翻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300多专家的260万字的报告！ 　　　　目前每年人口只增加四五百万，今后死亡人口将激增，“今后十几年，总人口每年仍将净增800－1000万人”？　　　　每年死亡人口将由目前的900万左右稳步增加，到2030年左右增加到1900万左右。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和历次人口抽样调查，近年每年出生女孩不到600万。这些女孩25年左右之后将成为生育主体。这600万女孩有大约5%会在生育之前死亡，只剩下567万；又有至少15%左右家庭不育不孕，只剩下482万生育妇女，每个妇女需要生育4个孩子才能刚好零增长（现在全球除了非洲一些国家和穆斯林地区外，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有如此高的生育率）。不孕症患者比例不断增加，生育意愿不断降低，单身妇女比例不断增加，婚龄、育龄不断推迟，到时候每个妇女能够生育4个孩子？中国人口会等到2033年才负增长？　　　　这次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的后果是：国家提出计划生育四个坚持不动摇，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的人口控制目标是：亿。　　　　令人费解的是，中央要求的是“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水平”而不是降低生育率，但2010年人口目标却从1996年的14亿降低到2005年的13.7亿，2006年的13.6亿。生育率稳定的话，人口目标怎么一再降低? 人口目标变来变去，那么意味着根本没有人口目标！套用一句法律用语：没有程序正义，何来实质正义？没有人口目标的稳定，何来生育率的稳定？是中央跟着计生委跑，计生委跟着感觉跑，而不是计生委和人口学界跟着中央的人口目标跑。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认为：“全国平均总和生育率在未来30年应保持在1.8左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张维庆说“按照目前的总和生育率1.8预测，我国总人口将于2010年达到13.7亿”。但是国家“十一五规划” 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却要求在2010年将人口控制在13.6亿之内。那么意味着根本不是要“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水平”，而是要“千方百计降低生育率”。是不是真的要实现宋健、田雪原所说的“7亿最适人口”目标？　　　　即便是根据国家统计局修正后的数据，2005年中国人口13.0756亿，依照国家人口战略组的修改后的亿的人口数据，那么这5年平均需要增加1049万（由于2010年死亡人口远比2006年要多，因此2006年增加人口必需远远多于1049万）。假设今后几年每年死亡人口只有870万（事实上应该在1000万左右）的话，每年需要出生1909万。而根据北京大学曾毅教授的统计，中国的政策生育率只有1.38，扣去至少15%的不生育人口，现实生育率只能在1.175（依照目前的育龄妇女人口结构，每年出生1100多万人口）；即使依照计生委认可的1.46政策生育率，扣去15%不生育人口，现实生育率也只有1.24（每年也只出生1200多万人口），每年出生人口远远达不到1909万，每年不可能增加1049万。比如、2005年连续三年只增加760万左右（事实上只有400万左右，下文将详述）。　　　　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1980年到1990年平均每年出生1084万女孩，现在这些人正/将成为生育主体，扣除15%不生育人口，还剩下921万妇女，这些人平均生育2个（还有相当部分人只愿意生一个，就必须允许生育三个）的话，每年也只有1843万，减去每年死亡870万（实际上应该在1000万左右），每年增加人口只有973万，远没有1049万。　　　　有人说中央的十一五规划的人口目标是“13.6亿以内”，因此现在零增长，说明人口任务超额完成。但是中央要求的是“稳定生育率”，而不是“降低生育率”。从“稳定生育率”角度看，即便中央要求稳定的人口目标不是13.6亿，那么总不能低于13.5亿吧？那么每年也至少需要增加849万，每年也得出生1719万，远远比现在每年出生1200多万要多。　　　　2006年已经过去，实际上增加人口最多四、五百万，已经用事实推翻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　　　　而实际上2005年底的13.0756亿有至少4600万的水分（国家统计局也承认这一点），那么要在2010年达到13.6亿人口，意味着这5年需要增加8944万，平均每年增加1969万，即使每年死亡人口平均只有870万，那么每年也得出生2839万，853万生育妇女平均每人需要生育3.33个孩子，即使是停止计划生育并且千方百计鼓励生育都不可能使得今后几年每年出生2839万。十一五规划人口目标肯定将再次落空。　　　　笔者在2005年预测当年的人口目标必将落空，建议一旦落空就追究计生委的责任并停止计划生育，笔者的预测已经被证实，但是人口政策还纹丝不动。　　　　其实计划生育以来，计生委和人口学界从来没有一次预测准确过。使得中央人口目标一次次落空。现在中国每年只出生1300万人口（还有水分），女孩不到600万；印度出生2400万以上人口，女孩1200多万。意味着中国今后在物质再生产（劳动力）和人口再生产（育龄妇女）都无法与印度相比。一个人口大国就这样被学者搞得沦落了。　　　　本来是一次将功补过的机会，但是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的报告越看越像招供书。国家今后需要找人为人口政策失误负责（相对中央人口目标，到目前为止有上亿人口不对数；1990年以来中央人口目标全部落空），直接从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找就行。这300多位专家绝大多数是无辜的，但是可惜他们再一次被挟持，这次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三次断代工程（断子孙的代）。宋健领导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结论出来后，很多无辜学者纷纷站出来表示异议。这次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结论出来这么久了，还没有看到一个学者真正站出来发出声音。　　
就是说人口发展战略组再一次延误人口政策调整时机，每年少生至少数百万人口，300个学者的错误理论每年损失数百万人命！　　
人口数据与经济数据不一样，是无法长期隐瞒的（比如苏联人口问题早在1960年代就出问题，一直被隐瞒，但是1990年还是暴露出真相）。在今后的人口普查中将会核实，纸是包不住火的。一旦公众知道这些结果，那么就会是一场地震，那就不可能像上海社保案这样轻描淡写。等到1950年代那批人（计划生育的受害者）到了老年，那个时候问题暴露无遗（上亿人口对不上数，而老年人还指望这上亿人口养老），民愤难平。就算这一届领导人压得住，不追究，今后领导人迫于民愤，会一直压下去？　　　　人口学界将功补过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谈如何改变政策。
　　http://vip.bokee.com/241816.html，希望马上要召开的两会上的人大代表能够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讨论修改。
　　我们很难改变那些既得利益阶层，　　那些人有权有钱，子女都在海外留学生活，　　所以这些卡人的制度针对的主要是我等无权无钱的小民。
　　现在村子里正在搞社会养老保险　　不过社会养老保险资金的收益来源于银行存款利息和购买国债的利息，回报率太低了，还不如自己拿来投资的回报率高　　　　俺支持楼主的观点，不过写这么多文字是没什么人去看的，建议把文章改得简短一些
　　我们断子绝孙也好，反正中国这一亩3分地被那些人折腾的也像地狱似的，还是别让我子子孙孙生下来就当奴才给那些吸血鬼卖命的好，活着不如不活。
　　我家是江苏苏北农村的,一般都是生一个或两个,除非头胎是女孩,非得要生儿子,我家邻居兄弟两比较倒霉,一共连生七个小孩,老大家三个女孩,不敢再生了,怕养不起(其实也没什么,农村女孩20左右就可谈婚论嫁了,而且教育这么烂,除非念书有天分,估计至多念个高中就去苏州打工去了,或许还能在苏州那边找个好婆家).老二家四个,前三个是女孩,第三个女孩差点在苏州送人,幸亏第四个是个男孩.今年兄弟两从苏州回家过年特别神气(有儿子啦),老大家盖了两层小楼,老二在苏州跟人合伙开保安公司,混的不错,刚买了辆桑塔纳2000.　　　　我们这边一般都生两个,即使头胎是男孩,如果连生女孩,就有可能像我家邻居一样一路猛生下去(不过我二哥生了两女儿,不敢再生了)　　　　而且现在农村的计划生育也不怎么严了,因为一般都是生两个左右　　　　不知其他农村地区怎么样?　　　　
　　顶水寒新作
　　作者：愤精歼特奴　回复日期：　08:32:09　
　　　　谈如何改变政策。　　==================　　至少需要停止计划生育。　　
　　顶一下LZ的新作
　　太长了，看不过来
　　顶起来吧。
　　作者：wangzhonghui　回复日期：　13:25:02　
　　　　太长了，看不过来　　===================　　慢慢看。　　　　
　　几乎所有政策都不能保证面面俱到。可惜楼主一直不明白这个道理。　　楼主只看到计划生育带来的问题，却不去看计划生育解决了多少问题。　　　　没错，计划生育将来应该取消，但一定不是现在。计划生育带来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其他变通的方法来解决，但一定不是取消。　　　　我认为取消是一种短视行为。
　　不明白楼主干什么工作的，这个有闲！！　　　　多赚钱我觉得比贴文章更能解决孩子少打来的问题。
　　　　　　　　　　计划生育的最大失误就在于实行得太晚了　　　　中国如此宠大的人口如果任其发展将是不可想像的　　　　而如此宠大的人口不通过行政手段,不经过一个残酷的过程来达到较合理的人口水平也是不可想像的　　　　
　　　　　　　　衷心希望中国政府能把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到底,执行得更严格　　　　执行得更严厉　　　　　　
　　作者：素炒肉丝　回复日期：　10:57:11　
　　　　现在村子里正在搞社会养老保险　　　　不过社会养老保险资金的收益来源于银行存款利息和购买国债的利息，回报率太低了，还不如自己拿来投资的回报率高　　　　　　　　俺支持楼主的观点，不过写这么多文字是没什么人去看的，建议把文章改得简短一些　　**************　　我在家的时候，正好村上在推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家庭为单位，每人每年交10元，同时政府每人每年补贴40元，成立农村社会养老基金。　　但是，就我那个地方来说，参保的不多。不参保的农民几种心态：1 不相信政府，觉得此政策又是一次新的骗钱行动。确实，以前政府曾让农民失望很多次，要再次让农民相信，需要的是政府拿出诚意和耐心去解释、去推广、多做工作，而不是如同这次的推广，竟然明确说，爱办不办，不办拉到！　　2 担心参保后拿不到钱。确实，参保后有事领取保险的条条框框太多、太复杂，俺算个知识分子理解起来还算没什么问题，但让大部分读书不多的人去理解，确实有难度。更何况农村的一贯官僚，很多人担心就是拿了保险，都拿不到应有的数目，上头会层层设卡，到处找人签字要意思意思才办的成。。。。建议政府简化程序，减少限制，加大政府投入，成立专门的办公室处理此类事情，以减少太多的中间环节产生的官僚损失。
　　去年有个新的政策，双女户和独生子女户的老人，每人每年国家补贴800元左右，这些年在农村一年的生活费就足够了。
　　每当看到中国人目光高远之类的话就脸红。　　事实上，我宁愿相信这是真的。
　　人多是好事情，也是坏事情，同样，人少是好事情，也是坏事情，我国的计划生育过于猛烈，肯定带来的恶果也不少。放松计划生育，适当限制，是必要的。
　　计生委的托还不少啊。。　　楼主的文章的确很不错。。　　　　诶。。　　以后受苦的大概就是我们这代现在的年轻人了。。　　　　要是以后我老了因为这个无处养老。　　我会去天安门自焚
　　圣旨到,哈哈
　　应该对那些所谓的名人、大腕、大款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他们自以为有钱，能承担罚款，就可以随意践踏基本国策的真正目的吗？曾经有个开咖啡馆的老板娘竟然在CCTV的访谈录上一脸微笑的说她要多生几个孩子来报答她的丈夫（已经生了3个，还有一个即生）。这是在做什么？现在有的人简直在滥生！
　　顶中山先生，文章实在太长，看了一半，其实有些观点不需长篇大论，如：计划生育导致出生性别比严重畸形，道理应该很简单　　
　　新农合已在农村实行，我村参保率为100%。每人每年只交10元钱，以后看病住院可按规定比例报销。
　　刚开始看楼主介绍欧美国家的社保制度经验的时候，还是很有收获的　　　　但了后面 越看越觉得是瞎掰了　　　　特别是楼住推出自己的论点：计划生育有害，必须停止 时，让我忍不住地怀疑楼住是不是某些势力的代言人　　　　固然我国现在的社保制度有潜在的风险，但仅仅因为有风险就要废除计划生育这样的基本国策，真正是“因噎废食”啊。　　　　计划生育是全国人民用了几代人的惨痛的教训才换来的经验，怎么能简单的用“拆洗墙补东墙”的逻辑推翻呢？楼住要是亲身体验一下今年的春运，就知道 计划生育 是多么正确了　　　　我不是专业的学者，不会说出一大厥理论和数字来和楼住争辩，但是回顾我活过来的这20多年亲眼之所见，我绝对认为 计划生育是死也不能变的政策。就是国民党反攻大陆成功，中国不再走社会主义道路，也决不能停止的一项根本方针。这是对中华民族和长江黄河流域故土的最高责任感。
　　作者：xyz1848　回复日期：　16:26:29　，请详细阅读中山水寒先生一系列文章。另附上中山先生的博客，http://fuxianyi.vip.bokee.com/。请详阅。
　　胡主席说，政策不行，我们改。
　　看了这个XX先生的博克又怎样啊？　　他的思路很一贯很清晰很明确啊，就是反对计划生育啊，摆出各种资料和论据而已阿　　　　我倒是对这个XX先生的自己公开的履历很感兴趣阿：　　　　网名:水寒/中山水寒。湖南黔阳人。年在湖南医科大学(现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学习，获临床医学学士、药理学硕士、药理学博士学位。 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药理系、威斯康星医学院生理系做博士后。2002年起为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研究员(Scientist)。美国 Society of Chinese American Professors & Scientists(美华学社）创社会员。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改革论坛网络专家。中国生产力学会特约研究员。育有一女两儿。近年全面反思人口政策，发现计划生育威胁中国持续发展。已完成的系列文章是民间对计划生育影响最大的文章，欢迎媒体发表。　　　　这样的人一看就是社会精英，中流砥柱啊，是社会的喉舌，舆论的舵手阿。这样“优秀的”留美人士，归国以后就进入国家的高层，参与政策和舆论的主导，使我这样的鼠辈根本没有办法企及的。　　　　多亏有了互联网，我才有幸能和XX先生交流交流。自我介绍一下：男，25—30之间，西电本科，毕业没什么本事，事业基本无成，现在基本在家待业，上天涯打发时光。不是草根也是草腿啊。没见过大世面。出生以来20多年一直生活在一个内地的省会城市。但肯定是一个基本的爱国者阿。有时候“左倾”一些，有时候“反动”一些。不过这都没关系，只要我保持住认清现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就不会犯错误。　　　　直接说了我的想法吧，XX先生差不多就是欧美势力对华渗透的代理人吧；XX先生的论点算是“和平演变”方案的一个小部分吧；XX先生就是外国势力努力主导我国政策、观念、舆论和人心的棋子吧？可能自己也知道就是不承认；也可能自己一直也被别人蒙着呢。就像那个狗屁五常一样。　　　　总而言之，我没有那么多统计资料摆出来，也没有那么严密的专业知识和XX先生论辩。但我回忆一下招聘会上得人山人海，回忆一下春运火车的亲密接触，回忆一下我国50年代到80年代经历的政策错误，我就毫无疑问的支持和拥护“计划生育”政策。　　　　打字太累，又没人看，不打了。　　
　　以后每人养老的，一人背一炸药包，把xxx炸了。
　　作者：我行你素　回复日期：　14:46:37　
　　　　　　我在家的时候，正好村上在推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家庭为单位，每人每年交10元，同时政府每人每年补贴40元，成立农村社会养老基金。　　　　但是，就我那个地方来说，参保的不多。不参保的农民几种心态：1 不相信政府，觉得此政策又是一次新的骗钱行动。确实，以前政府曾让农民失望很多次，要再次让农民相信，需要的是政府拿出诚意和耐心去解释、去推广、多做工作，而不是如同这次的推广，竟然明确说，爱办不办，不办拉到！　　　　2 担心参保后拿不到钱。确实，参保后有事领取保险的条条框框太多、太复杂，俺算个知识分子理解起来还算没什么问题，但让大部分读书不多的人去理解，确实有难度。更何况农村的一贯官僚，很多人担心就是拿了保险，都拿不到应有的数目，上头会层层设卡，到处找人签字要意思意思才办的成。。。。建议政府简化程序，减少限制，加大政府投入，成立专门的办公室处理此类事情，以减少太多的中间环节产生的官僚损失。　　————————————————————　　对于能不能拿到钱俺倒是不担心，只是俺觉得这个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效率太低了。　　从银行利息和国债利息获得收益，还不如强制规定每个人每年向银行存一笔钱或买一笔国债，这样钱在自己手上安全，而且回报率又一样
　　作者：xyz1848　回复日期：　16:26:29　
　　　　刚开始看楼主介绍欧美国家的社保制度经验的时候，还是很有收获的　　　　　　　　但了后面 越看越觉得是瞎掰了　　　　　　　　特别是楼住推出自己的论点：计划生育有害，必须停止 时，让我忍不住地怀疑楼住是不是某些势力的代言人　　　　　　　　固然我国现在的社保制度有潜在的风险，但仅仅因为有风险就要废除计划生育这样的基本国策，真正是“因噎废食”啊。　　　　　　　　计划生育是全国人民用了几代人的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