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产能不能不顾员工利益，公告解除劳动关系合法，但也要支付补偿去产能不能不顾员工利益，公告解除劳动关系合法，但也要支付补偿人力资本百家号王某于1998年11月到徐州某煤矿灯房工作，2006年9月，被调工至仪器房， 2016年1月，该煤矿停产。2016年9月，王某通过劳动局查询得知劳动关系被解除。日，王某提起仲裁，请求煤矿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二倍经济赔偿金等事项，仲裁不予受理，遂起诉至法院。煤矿辩称2016年1月该煤矿按照国家去产能政策要求停产，日，经过职工代表大会通过员工分流安置方案。方案对于王某分流方式规定有转岗就业、协商待退、协商待岗、自主创业、留守、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等。因王某不符合协商待退等情形，煤矿决定单方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日，被告向原告邮寄送达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书，因该信件未妥投，被告于8月26日通过徐州日报刊登公告，告知原告解除劳动关系事宜并要求原告办理失业金领取事宜。煤矿解除劳动合同是合法的，不存在支付赔偿金的情形。一审法院本院认为，关于经济赔偿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用人单位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下应当支付经济赔偿金，即经济补偿金的二倍，因此不存在原告主张的二倍赔偿金的概念。本院仅审查被告单方解除劳动关系是否存在违法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 的规定，用人单位在因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经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可以进行经济性裁员。本案被告在国家产能过剩的大经济环境下，基于去产能的政策制定的员工安置方案，且该方案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工会部门亦对此无异议，因此该方案通过的程序合法。被告基于该方案作出解除通知后依法向原告邮寄送达，因邮寄送达未果其进行公告送达，被告作为单位已经穷尽送达义务，故本院认定被告系合法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 的规定，用人单位进行经济性裁员的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而非赔偿金。根据原告的工资明细，其月平均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结合安置方案的规定，本院按照徐州市最低工资标准1600元计算原告经济补偿金。原告自1998年11月进入被告单位工作，工作年限跨越劳动合同法施行期间，故本院支持原告19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被告应支付原告30400元。关于工资差额，2015年7月至2016年2月期间和当地最低工资的差额，合计1271.2元。煤矿抗辩其支付原告的工资系扣除社保费后的款项。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最低工资规定》第十二条 的规定，用人单位在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在剔除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工资、特殊工作环境津贴、福利待遇后不得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故即使用人单位扣除社会保险费，其支付原告的工资也不得低于最低工资，故被告该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判决如下:一、某煤矿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王某经济补偿金30400元、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差额1271.2元。王某不服，提起上诉诉称：由于原告一直是在有毒有害的环境下工作，但员工未安排离岗体检，属于强行解除劳动合同。因此煤矿系违法解除王某的劳动合同，故王某19年的工龄应补偿19个月的经济补偿金，经济补偿金的计算基数应按社保缴费的基数2550元/月或档案工资计算。二审法院至于经济补偿金的基数，依法应按照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计算，但根据一审查明的王某的工资明细，其月平均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故一审法院结合煤矿基于经济性裁员制定的安置方案，以及徐州市最低工资标准计算经济补偿金并无不当。王某要求按照社保缴费基数2550元/月或档案工资计算经济补偿金，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外，关于最低工资标准的问题，在劳动者提供正常劳动的情况下，用人单位应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在剔除相关福利、津贴后，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王某的劳动合同履行地为某煤矿，位于徐州市××山区，故一审法院按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计算工资差额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案例点评本案焦点是企业以这种方式和员工解除劳动合同，是不是违法解除。从本案来看，企业还是履行的正规的手续，1月停产，7月出台员工分流安置方案，关键是该方案经过了职工代表大会的通过。从事件本身看，王某在企业工作19年，也应该是无固定期劳动合同。企业竟然错误的以为在这种裁员的方案下，可以不给予经济补偿。所以本案中裁员从程序是合法的，但解除劳动合同依然需要经济补偿。而王某认为企业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公司的解除劳动关系文书并没有送达王某手中，这里有两种可能，一是时间久远，王某的住址并非最新，二是可能王某拒不接受，所有才有本案中的通过徐州日报，进行公告送达，这也是送达的一种方式。从这里看，无固定期的劳动合同，并非铁饭碗，企业在合适的情况下，依然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所谓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企业都垮了，如何工作下去呢。当然还有的情形是严重违法劳动纪律，企业可以不给任何补偿，解除无固定期员工的劳动合同。本案中容易被忽视的一条法规是：第四十二条 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不得依照本法第四十条 、第四十一条 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一）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未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或者疑似职业病病人在诊断或者医学观察期间的；（五）在本单位连续工作满十五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五年的；在本案中，王某就未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进行了抗辩，最终法院认为目前不处于职业病危害岗位，不然企业的确属于违法解除。那有人说，我是职业病危害岗位，一直不去检查不就行了吗？如果企业安排了，你不不去，那又是员工的责任了。而另一点，王某工作满15年，但在2016年，只有40岁，如果能争取到特殊工种提前退休，还可以以这款抗辩，本案中王某未被认定有足够的特殊工种年限。最后一个看点是关于最低工资，有段时间工资持续低于最低工资，企业解释实发不会低于最低工资，扣保险后少了，根据当地政策，这同样是不允许的。其实这个最低工资还应剔除加班工资等，这也往往是员工容易忽略的。最终王某还是争取到了1年1个的月经济补偿金，而非赔偿金，也算一个安慰。欢迎点评，欢迎关注“人力资本”，欢迎继续阅读：劳动合同上写的采矿机修工，是不是井下作业呢，引发提前退休争议国企破产，政府发文确认特殊工种工龄，为啥不给我办理提前退休本文由百家号作者上传并发布，百家号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未经作者许可，不得转载。人力资本百家号最近更新：简介:别忘了，我们都是人！作者最新文章相关文章深度|煤炭去产能后人往哪去?
北极星火力发电网讯:2016年五大结构性改革任务之首即为“去产能”，而职工安置又是化解过剩产能的关键环节。
去产能、职工安置的任务在中国不是第一次出现。1998年，中国面临着资源错配、国企大面积亏损的局面，当时国企改革或企业重组等原因引发的员工下岗，因人数众多且影响范围大而被称之为“下岗潮”。
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但从来不会简单地重复。
18年后的今天，中国的社会经济环境已非昔日可比。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央政府表示拿出1000亿元设立专项奖补资金，用于化解过剩产能中的职工安置。国家发改委研究产能退出的规模、涉及职工数量以及用工类型、转岗安置的办法，测算安置人员所需费用，借此制定地方和企业化解产能的方案。人社部也提出了安置职工的四个渠道，正在酝酿具体的政策文件。
这一切，都是为了避免再次出现“下岗潮”。
但也需要看到，今时的情况更加复杂：多种类型的过剩产能共存、交织，政府一直以来对市场的强大干预，一线产业工人的冗余，公共服务均等化不足等等。
在国家的宏观政策尚未完全落地之时，身处去产能漩涡中的地方政府、企业正试图凭借自己的力量脱离困境。
4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要在调整经济结构的过程中妥善处理员工就业问题，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困难以及提高再就业能力。
会议一周前，人社部新闻发言人李忠亦重申职工安置的四大渠道是：内部安置一批、转岗就业一批、内部退养一批、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一批。
2016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表明，近三年中国将淘汰落后钢铁产能9000多万吨、水泥2.3亿吨、平板玻璃7600多万重量箱、电解铝100多万吨。过剩产能现象主要集中在重化工领域，钢铁、煤炭是重中之重。根据人社部统计，煤炭和钢铁系统分流安置职工约130万人和50万人。
人和钱，是煤炭、钢铁企业去产能绕不过去的两道坎。人往哪里去，如何分流安置，就涉及钱从哪里来？
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闭幕的中外记者会上，李克强表示，中央财政已安排1000亿元的工业企业调整专项奖补资金，主要用来安置职工，如有需要还可增加。同时，要求地方的配套（政策）跟上。
5月12日，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赵辰昕表示，有关去产能的财税支持、职工安置等配套文件已印发，专项奖补资金管理办法将于近日印发。各省各企业的职工安置资金何时到位、如何分配？不够的部分企业和地方财政怎样筹资，和国企相比民营企业能享受哪些政策等，诸多问题让去产能呈现“胶着”状态。
组织化分流
“我算过这笔账，黑龙江省本级财力300亿元左右，龙煤集团一年工资（支出）近100亿元。如果真出现资金链断裂，全部停产，先不说安全稳定的问题，我省级政府想救也没有财力。”黑龙江省省长陆昊在今年两会期间提及龙煤集团职工分流安置情况时，坦承其中紧迫感，“实实在在到了历史关口”。
从去年9月开始，龙煤集团首批分流2.25万人，被分流职工进入农垦、森工系统和城市公益岗位，成为种田者、林业工人、环卫工人等。但龙煤目前的万吨产煤用工达48人，这个数据仍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以上。
3月12日，陆昊表示，接下来的两年至三年，龙煤集团还将分流安置5万职工。但他强调，分流是组织化分流，不是把职工简单推向社会，且将集中资金解决井下职工欠薪问题。
组织化分流一词，区别于1998年前后的下岗潮。1997年，中国发起国企改革攻坚战，力争三年左右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脱困，改革必须经历的一个痛苦过程是解决企业人员臃肿的问题。大批工人下岗，拿到数万元的安置费（标准是上年企业职工平均工资的3倍），从住房、看病、养老有保障的国企职工变成下岗社会人员。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98年至2002年，中国国有企业、国有联营企业和国有独资公司累计下岗职工2714.7万人，黑龙江省人数最多达319.9万人。
历史有相似之处，但不是简单重复。今年以来，人社部、国资委官员在多个场合表示，这次国企改革、去产能不会再引发下岗潮，试图给困难行业的职工吃“定心丸”。
不过，人往哪分流，仍悬在过剩行业的职工心上。
龙煤集团之前采取的转岗至其他系统的分流安置，只是一种方式。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常务副秘书长李新创称，“各地情况不同，不可能统一政策。”
攀钢区域今年计划分流1.5万－2万人，攀钢集团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唐历称，所在城市的吸纳能力较弱，企业压力很大。目前的分流方式是竞争上岗、内部转岗和退养等，部分员工经协商后，的确将通过经济补偿金解除合同。
煤炭大省山西，是去产能的“大户”。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同煤集团”），是中国第三大煤矿国企。同煤集团董事长张有喜称，“十三五”期间，拟关闭退出12座矿井，涉及人员约1.5万人，2016年集中攻坚，先期关闭5座矿井，涉及近万名富余人员。
张有喜不肯透露同煤分流方向。更多企业则在观望断腕求生的选择。在国有煤炭企业管理层工作多年的李宏（化名）称，中央只有指导性意见，各省都等中央规划再落实。“现在各企业都在算人员账、资金账，尽量把困难上报，维持基本运营，等省里定调子，看最终怎么办。”李宏熟知的河北省一家大型煤企，职工工资削减，下一步可能轮班，一些富余人员放假只领基本生活费，优先保障在岗职工的收入。
1月底，杭州钢铁集团公司半山钢铁基地（下称杭钢）近9000名正式职工完成分流，杭钢的分流模式可能更具普遍性。
岳亮（化名）与工作四年多的杭钢解除劳动合同，拿到了经济补偿金、就业补助和一次性奖金共4万余元。经济补偿金是月平均工资×工作年限，就业补助和奖励以每月2000多元的标准×工作年限。
岳亮说，他并不留恋国企职工的身份，“在国企干多干少一个样，晋升难。在里面待着不出去，几十年后还是干同样的事，更糟”。年龄大、有养家压力的同事们就比较纠结，有些人想留在国企。
杭钢在分流安置方案里给员工提供了12种选择。包括提前退休、提前退养——连续工龄满15年、距法定退休年龄5年以上10年以内、男年满50周岁女年满40周岁，可办理提前退养；集团内就业安置，通过竞争上岗，分流到集团公司辅助单位、新成立公司等，工作年限续接，但劳动合同主体变更并转移社保关系；竞争上岗到其他省市属国有企业，按《劳动合同法》核定经济补偿金；服务输出，由杭钢成立一家人才公司承接社会服务项目，职工变更劳动合同到这家公司，获得一次性奖励1万元并领取经济补偿金，工资按当年杭州市最低工资标准执行；对于放弃选择任一分流方案或双向选择未就业的职工，享受两年期的待岗政策。
创业是受到鼓励的方案。职工如创业，劳动关系继续保留，但需缴纳个人承担部分的社保、公积金，登记公司并正式运行的有4万元创业奖励，入驻杭钢众创空间还可享受一些优惠政策。签订创业协议两年后五年内，职工可选择内退、解除劳动合同、服务输出等。
岳亮没选择这种方式，“一缺少启动资金，二是公司过几年什么情况难说。”
上述分流方向，与李宏了解到的河北一些煤企的方案类似，只是具体适用对象和政策待遇有地区差异。“扭亏无望、技术落后、负债率高的企业或矿井肯定要关掉一部分，符合条件的提前退休和退养、企业内部挖潜、双创、给补偿金解除合同等，总之是政府、企业、个人一起想办法。”
提前退养，主要针对的是尴尬的“4050”人员，既不到提前退休年龄，再就业基本无望。上一轮分流，“4050”人员下岗后没钱再缴社保，生活非常困难。
这次国企人员分流，还涉及到劳务派遣工或农民协议工。据了解，市场较好时，一些煤钢企业从劳务派遣公司招录部分农民协议工，在生产一线从事生产，这类人员给予遣散费后被清理。此次杭钢清理了3000余名劳务派遣工，补偿标准是每年工龄600元。
对于劳务派遣现象，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对《财经》(博客,微博)记者说，这是企业规避实质的劳动关系和社保关系，这些都转嫁给了派遣公司，进而规避了《劳动合同法》所规定的与工人长期签约的可能性，对工人的长期利益如社保缴费水平和待遇水平等是不利的，也不利于企业对技术工人专业知识的培训，对人力资本的长期投入也会受到影响。
这次去产能的另一个难点是，国企分离社会职能。以同煤为例，张有喜称，2015年企业办社会机构420个，涉及2.95万人，年净支出39.5亿元，人多量大，负担沉重。
一些老国企因处于独立的工矿区，职工家属多，企业承担了大量社会职能机构，近年，企业自办学校、医院等移交属地管理，但社区供水、供暖、后勤等由企业承担费用，这部分职工冗员多、年龄大。
这部分成本测算、职工安置标准等，国家没有具体的政策指引，“企业想把社会职能移交给地方，但地方政府没有积极性，或者是接收管理但人员不要，双方处于拉锯中。”李宏说。
民企怎么办
河北省共有60余万钢铁工人，加上周边产业总人数达100万人。其中70％—75％为民营企业的工人，因与企业签订的为临时合同，这部分人不管因何种原因丢掉工作后，等待他们的只有一条路：卷铺盖走人。
以唐钢为例，这家企业有30％的工人为“合同工”，其余则与企业签订了“终身合同”。在身份认知上，前者被称为“临时工”，后者被认为是国企工人。在安置方式上，钢厂可以解雇临时工，“被内退”的国企工人则每月可得到800元至1400元不等的生活费，直至退休。
钢铁行业真正的冰点是历经了三年左右的连续亏损后，在2015年11月才来临，此后，大量产业工人待业。
同年11月14日，松汀钢铁停产，6600余名工人进入待岗状态，此前工人们已有六个月未领到工资；12月，荣信、鑫达两家企业关停部分生产线，千余名工人被遣散，港陆钢铁1万余名职工因欠薪停工；随后，唐山钢铁数千名工人“被内退”；2016年3月，国丰钢铁北区停产，4500余名工人被遣散。
松汀钢铁停产后，工人们用各种方式向政府及企业要工资讨说法，企业最终同意停产阶段给每人每月发放500元生活费，目前每人仅拿到750元，松钢的答复是企业会复产，请工人们耐心等待。在国丰钢铁北区，大多数工人对自己将失业的话题安之若素，“干一天算一天”，部分工人在谋划新的职业，如开出租车、回村子里开小超市及去外地打工。
不过，一些钢企也在寻找被重组的机会。据河北省冶金工业协会副会长宋继军透露，唐山已关停的10家钢企，已经找到或正在寻找为自己托盘的央企，“这些企业会陆续复产”。
安置资金账
在改革中，人员分流与安置资金交织并行，中央、地方、企业三方角力。
2016年初下发的煤钢脱困意见是，坚持企业主体、地方组织、中央支持的基本原则，通过企业主体作用和社会保障结合，多措并举做好职工安置。
今年“两会”期间，山西省长李小鹏曾恳请中央，在化解过剩产能方面给予资金和政策支持。
曾任职河北钢铁(000709,股吧)集团董事长的王义芳，现在是河北省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在“两会”提交的有关去产能的建议中，也希望中央在分配结构调整专项资金中，给予河北倾斜支持。
王义芳说，从河北省来看，化解过剩产能总体上处于胶着状态。就钢铁来说，今后压减的大多属于钢铁联合生产企业，均为正常生产设备，涉及银行贷款、民间借贷和职工安置等诸多问题，市县畏难和企业抵触情绪较大。二是地方财政负担较重。
河北省压减任务主要集中在唐山丰南、迁安和邯郸武安等县市，这些地区的财政收入锐减，财力负担较重。
企业和地方财政的关系更加复杂。李宏分析，企业自身靠处置土地、房产、设备、重组等方式筹资，但处置资金不够用，就寻求地方财政补贴，或直接拨款，或收回企业划拨用地出让，再通过财政预算安排安置职工。
职工提前退休、退养，对应的养老金支出也需要地方财政“买单”。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杨崇勇，在他的“两会”建议里提到一组测算数字：河北化解钢铁产业产能任务占全国的四分之三。到2020年，河北需压减炼钢产能9800万吨、炼铁产能9800万吨。“将造成税收减少644亿元，职工下岗59万人，养老金支出增加286亿元。”
2013年唐山被号召压缩产能之时，就遇到了工人安置的问题。唐山市一位政府人士介绍，此前，每压缩一吨钢铁中央政府补偿地方30元，河北省补贴25元，但这显然是杯水车薪。
1998年国企改革对安置资金来源，原则上采用“三三制”，即财政预算安排三分之一、企业负担三分之一、社会筹集(包括从失业保险基金中调剂)三分之一。这是当时社保制度不健全，配合国企改革采取的过渡性措施。据《朱基讲话实录》记载，朱基在1999年曾表示，应赶快结束过渡，真正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就是说，因减员增效、下岗分流或者企业关闭而出来的职工，都到社保机构去领钱，跟企业脱离关系。”
但近20年后，国企下岗职工的生活安置，仍是中央支持、财政补贴，并不单纯通过社保体系予以保障，这种安排主要是出于社会稳定的需要。
“去产能任务再艰巨，面临的处境也好于上次国企改革。”国企改革专家周放生说，财政能力和国有资本的筹资能力好于当年很多，社保制度也比较完善，“当年连社保制度都没有”。
但中国政法大学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主任李曙光认为，并非这么简单，现在安置成本已非当年，又存在不少僵尸企业，“一些地方财政十分吃紧”。
两人的共识是，通过市场化的手段依法去产能和安置职工，让2007年修订的《企业破产法》（下称“破产法”）这部“市场经济的基本法”真正发挥作用，而非主要依赖行政手段。
重整与停产，哪个选择更好？
“化解过剩产能、处置僵尸企业，就是行政和市场两种方式。1998年那次是政策性破产，因为当时没有破产法，没有适用市场方式的条件。现在上上下下都在想尽办法，但目前看多数地方还依赖行政方式，通过给土地、项目、政策和贷款等直接输血。”周放生说。
周放生认为，目前有两个改革大方向。一是那些还能维持的企业，通过产权制度改革、员工持股改革等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方法，增强企业的市场生存和竞争能力，减少企业减员分流的风险。二是严重亏损、资不抵债、僵尸企业，通过破产重整或清算两种方式。破产清算，即是关门走人，按照《企业破产法》、《劳动合同法》等安置员工。适用破产重整的，接盘方必须同意接收在岗职工，如果企业改制为民企，则需要支付职工转换身份的补偿金。
一则破产重整成功的例子，是他持续记录三年多的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这家公司是军转民企业，2007年股票上市，因管理不善等因素陷入困境，导致企业停产并发生职工上访事件。2010年，中核钛白(002145,股吧)股票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特别处理，企业面临退市、破产，职工或将下岗。行政方式挽救不成下，最终适用了破产重整，企业改制后，员工获得10万元的补偿金，继续在公司上班。“职工没有失业，不用减员分流，股东、出资人、债权人等各得其所。”
曾参与破产法立法的李曙光说，现在该法的立法预期与实践差距较大。一个直观的反映是全国法院受理的破产案件数，最高峰值是2001年的9110件，2008年后每年都在两三千件左右，2014年是2059件。“近年来，以吊销或注销的行政方式退出市场的企业数量，每年在70万家左右，但申请破产的企业数量不升反降。相当一部分企业是为了逃避债务不经破产清算程序就退出市场，破坏了市场秩序和市场信用。”
破产法实施不佳，李曙光认为除了法院审判力量不足、专业性不够外，重要原因是地方政府不想企业破产。
涉及到国有资产的企业申请破产，须报省国资委审核、省政府批准。“地方政府认为破产会影响地方政绩的评价，社会稳定和职工问题会上升，债务由隐形变显性，银行会将该地列入高风险地区等，企业再申请商业银行贷款的难度极大，会产生一系列问题。”李曙光说。
河北对待钢铁企业的态度证实了他的说法。宋继军说：“地方政府不希望任何一家企业停产，更不愿让其破产。一是与就业相关的社会稳定问题，再就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问题。”河北迁安市有将近三分之二的财政收入依靠的是钢铁。
唐山原先的关停名单中，产能最大的为松汀钢铁，年产能500万吨。对于松汀钢铁关停的原因，钢厂所在的迁安市政府人士并不讳言，称其是由于经营管理不善而难以为继，一度停产，使得6000多名钢铁工人处于待岗状态。
按照市场规律，松汀钢铁的命运已经终结，但就目前情形来看，又绝地重生。在政府的推动下，松汀钢铁与一家央企达成合作协议，并于4月点火复产。
不止迁安，在以钢铁为支柱产业的地方县市，依赖钢铁财政成共性。在此驱动下，钢企停产牵动整个地区的神经。
2015年12月，唐山港(601000,股吧)陆钢铁有限公司开始停产并一度申请破产，但当地政府拒绝了其破产请求，并积极为其寻找出路。在遵化市主要负责人推动下，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与港陆钢铁达成合作意向，前者提供资金，帮助后者恢复运营。
此前，国资委、工信部等也有官员提出，国企改革的一个方向是多兼并重组，尽可能少破产清算。
原标题:去产能后 人往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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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煤炭去产能，安置职工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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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钢铁煤炭去产能，安置职工去哪儿？）
“共和国长子”，铁饭碗，国企曾是一代人终生的归宿。
钢铁煤炭，“黑色产业”，又造就了多少风光一时的神话。
然而，当“铁饭碗”被打破，当“黑色产业”遭遇“蓝色困境”，许多人的命运又将从此改变。
根据国家去产能相关政策，未来3至5年，我国将化解钢铁过剩产能1亿－1.5亿职吨，煤炭过剩产能5亿吨。与之密切相关的是钢铁和煤炭行业近180万工将被分流安置。
他们，将何去何从？
辽宁阜新海州露天矿一角，日，新华社记者杨青摄
这是一个巨大的深坑：占地30多平方公里、垂直深度达350米。几台如蚂蚁般渺小的挖掘机在矿底紧张地忙碌，但它们不是在挖煤，而是在努力修复生态。
辽宁省阜新市海州露天矿，这个曾经的亚洲第一露天煤矿，至今仍给人巨大震撼。历经100多年的开采，这个为新中国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煤矿，如今封矿“退休”成为国家矿山公园，需要投入数亿元资金修复生态。否则，半个城市的地质都要受到影响。
海州露天矿是我国资源枯竭型城市的一个缩影。距其十几公里之遥的阜新矿业集团下属公司恒大煤业，在去产能的大背景下，目前正忙着安置分流下岗工人。
“公司最高峰时有5100人，自去年以来，通过裁剪冗员，如今剩3511人。”恒大煤业党委书记高精学说，在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人工成本占到总成本的45%，企业已无力负担，工人分流是大势所趋。
辽宁阜新矿业集团出台了员工自愿停薪休假领取生活费办法和企业内部退养政策，鼓励员工自主创业，集团员工总数由2015年8月末的4.5万人下降到3.7万人。
日，辽宁一国企生产车间，工人在工作。新华社记者李钢摄
“以前常说钢铁业进入了寒冬，但现在看来，真正的寒冬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的。”鞍钢集团公司人力资源服务中心主任贾志说，鞍钢集团去年累计亏损接近80亿元，减员已势在必行。
煤炭是山西主导产业，从业人员近百万人，企业负担普遍很重。同煤集团明确提出，今年将关闭7座矿井，化解产能755万吨，分流职工近万人；潞安集团本部职工6万人左右，将在3年内陆续分流1万人。
在武汉，武钢集团则计划将集团本部未来产能降低至1000万吨，这意味着炼铁炼钢只需职工3万多人，剩余近5万名职工需要分流安置。
日，工作人员对河北霸州市新利钢铁公司的450立方米高炉进行拆除。新华社发 金志超摄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蔡翼飞说，根据第三次经济普查，我国全部工业企业就业规模为1.4亿人，煤炭钢铁行业就业人员为1083万，180万安置分流人员所占比重数面上不算大。“同时，与上世纪90年代相比，我国的经济结构、制度环境以及职工心态，都已发生了较大变化。”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所长郑东亮说，监测显示，我国目前就业总体稳定，预计全年将延续这种稳定态势。但局部地区、行业需要加以重视。
当前，各级政府把职工安置作为化解过剩产能的重中之重。
－－“政府托底＋市场分流”成为安置的主要模式。目前，各级政府基本上采取政府安置与市场安置两种方式来解决职工的就业问题，中央财政还拿出1000亿元奖补资金，主要用于职工安置。不少专家认为，扶持再就业，尽管政府的作用非常重要，但主要还应靠市场提供新岗位。
－－积极引导职工集体“走出去”。一些企业探索以提供技术服务方式开展技术协作，安排职工组团“走出去”。湖北鄂钢职工张惠现在是宜昌国诚公司镀锌车间一名卷曲操作工，月收入在3500元左右，相比在鄂钢工作有所增加，“虽然工作地点换到宜昌，但我的鄂钢职工身份没变，集团还承担探亲假往返路费，每天发放15块钱餐补，大家适应得很快”。
－－服务业就业比重越来越大。一年前，“80后”黄婷婷还是古书院矿水暖科的一名职工。如今，她已是一名熟练的超市导购员。早在2000年，晋煤集团下属的古书院矿进入衰老期，资源即将枯竭，超市成为这个老矿众多转型方向中的一个。经十几年发展，古书院矿旗下的万德福已经成为当地第二大超市品牌。
不同年龄段对企业依赖度差异大
日，陕煤化工神木电化发展公司的一名工人从正在进行冷却的电石旁走过。 新华社记者 刘潇摄
在安置分流过程中，工人的择业路径正悄然发生变化。
现象一：60后、70后对国企的依赖情结仍然很重，大多不愿离开国企；80后部分观望、部分积极寻找出路；90后则普遍不再视国企为“铁饭碗”。
在东北的一些工厂采访时，许多“4050”的工人告诉记者，即使国企的工资大幅下降，但只要能维持日常生计，大多数东北人仍愿意留在工厂，而不愿去离家太远的地方谋生。“南方工厂来招工，但一盘算得把老婆孩子撂家里，就不走了。”贾志说。在鞍钢，许多人对国企表达了眷恋，一位中年工人说：“国企待我不薄，我不想看着工厂在咱这代工人手中倒掉。”
早在2015年，一些国有煤炭集团普遍采取停薪留职等方式自救，但半年多时间过去，自愿停薪留职的人数极少。山西大同市人社局副局长李坚说，国企职工长期身处体制内，对灵活就业的认可度低，加之矿区产业结构单一，加大了分流安置难度。
“管理人员过多，真正的技术工人则缺乏。”高精学说，“技术工人老龄化问题严重，连农村的孩子都不愿当工人。”一些基层管理人员担忧，未来煤矿、钢铁技术工人存在“断档”风险。
现象二：产业结构单一、资源枯竭型城市就业相对较难，市场化活跃的综合型大城市就业较易。记者发现，在辽宁阜新、鞍山等城市，由于城市产业单职工再就业渠道狭窄；而在武汉等大城市，由于地方经济活跃，市场发达，职工再就业基本不成问题。
现象三：国企与私企的就业区别淡化。“以前，如果父母是国企双职工，那感觉老自豪了；可如今，国企与私企没有太大区别。”45岁鞍钢股份无缝钢管厂工人金鑫说，“上一代工人属于吃苦耐劳型；我们这一代属于安逸型，突然走到危险的边缘，不变不行；而年青一代则是观望型，如果感觉国企不行就会离开了。”
大学毕业后进入武钢的小周告诉记者，现在年青职工早已不再认为国企工作等同于“铁饭碗”。“和我一起进厂的8名职工，现在只剩下两个，其他的都离开去民企或者自己创业了。”他说。
就业市场弹性强　下岗职工掀创新创业潮
日，在安徽宿州同城快递祁东分公司，由皖北煤电集团祁东煤矿职工安置分流的快递员准备派送包裹。
蔡翼飞认为，当前中国现代劳动力市场体系已经基本建立，产业结构更加多样化，特别是服务业发展很快，就业弹性更强。同时，当前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很高，流动起来基本存在行政壁垒，局部地区的失业压力多数可以通过劳动力流动分散。
——大多下岗工人更趋向市场安置。
武钢的就业现象引发关注。此前，地方政府专门组织过万人招聘会，但部分工人反映，招聘会提供的许多托底就业岗位吸引力有限，而类似做滴滴司机的自由择业者增多。
56岁的武汉市民周汉华，去年底完成了从“武钢职工”向“快车司机”的角色转变。周汉华所在的冷轧车间一线职工收入从4000元多降至2000多元。武钢制定的内退政策规定，不解除工人劳动关系，缴纳五险一金至退休，并每月发放1000多元的生活费。周汉华于是选择内退，用私家车跑起滴滴快车。他现在每天能跑10多单，收入100元很轻松。加上车间按月发放的生活费，月收入基本赶上了武钢效益最好的时候。重要的是，工作还比较自由，“现在至少有上千名武钢分流职工开起了滴滴”。
——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相结合，拓宽市场安置渠道。
“针对工人再就业，可开拓新的产业门类，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著名经济学家常修泽建议，东北地区煤炭、钢铁行业压力较大，但生产性服务业比较薄弱，尚有较大就业空间。“农业、林业等部门也可考虑，有的机械公司就到林区承包土地种蓝莓。”
在辽宁阜新，恒大煤业公司财务科副科长张磊将机会留给了别人，主动选择离开，办起一家小学生托管班；46岁职工王丹办起了一家图书批发市场，并带动10多名分流员工就业。在鞍钢，许多工人利用业余时间，干起了快递、送餐等第二份职业。
在山西介休，焦煤集团的“90后”李彤大胆选择了停薪留职，自主创业拍摄微电影，还运营起公众号，团队从最初3人发展到15人。
日，安徽合肥市科企社区“巾帼创业技能培训班”开班，为辖区妇女提供中医护理、家政服务技能等培训，并就近推荐合适工作。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 摄
——采取差别化分流安置政策。
蔡翼飞认为，对青年失业者，政府应鼓励其进行职业培训，更新技能后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对再就业可能性较小的“4050”人员，应采取内部退养等托底政策解决。此外，对于老工业基地、资源型城市受冲击较大地区，政府应通过区域合作、资金扶持鼓励失业人员异地再就业。
郑东亮说，经济结构优化有利于扩大就业。“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空间还很大，预计到 十三五 末，第三产业吸纳就业占比将超过50%，会带来更多就业机会。”
“调查失业率务必要控制在5.5%以内，否则就会出问题。”常修泽认为，“当前全国的调查失业率在5.1%左右，虽然在可控范围内，但难题多且存在风险。他建议政府、企业、社会各方面集思广益，形成合力，共同解决职工再就业。
记者：刘宏宇、王炳坤、李劲峰、梁晓飞、刘江
新媒体编辑：许晟、朱基钗
新华社“新华视点”工作室
(原标题：钢铁煤炭去产能，安置职工去哪儿？)
本文来源：新华社新媒体专线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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