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强国与全民阅读
日 11:00 来源：《编辑学刊》2013年4期
作者：肖东发
内容摘要：三是进行全民阅读立法，由全国人大制定《全民阅读法》、国务院制定《全民阅读条例》，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将推动全民阅读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对于出版业而言，国民阅读是其产业链终端，国民阅读率的高低、阅读人群的多少，决定了出版产业的市场规模。阅读的特点与倾向是出版生产的风向标，出版企业只有了解阅读趋势，提高国民阅读率，推动书香社会的构建，才能培育、拓展市场。青少年的阅读也需正确引导，因为现在的网络信息手机阅读存在三低(即低龄、低俗、低质)的问题，泥沙俱下，不能不加强阅读指导。仅靠网络文献、手机视频等碎片化的浅阅读是提高不了思考力和创新力的，对于大中学生和研究人员还要提倡深阅读、慢阅读和读经典。切实抓好全民阅读，还特别要高度重视儿童阅读习惯的培养。
关键词：阅读;文化;全民;读书;中国;教育;价值观;民族;道德;公民
作者简介：
　　【英文标题】Cultural Power and National Reading　　【作者简介】肖东发，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一)　　中国梦是中华民族奋斗过程中表现出的精神和价值观的结晶，是一个民族走向现代化走向繁荣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梦想、目标和方向。　　实现中国梦包括经济富强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综合国力既包括经济、军事等硬实力，也包括文化软实力。我们不能也从来不想在军事上征服世界，但是可以在精神文化的层面上影响世界，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事务的参与程度。　　建设文化强国实现中国梦，很重要的基点就是要落实到全民阅读，抓公民素质教育。教育和阅读关系公民素养和国运兴衰。马丁?路德说过：“一个国家繁荣和力量，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们所受的教育，人们的远见卓识与品格的高下，这才是真正的利害所在，真正的力量所在。”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在2006年就撰文并交出提案，提出应该把全民阅读作为国家战略。朱永新认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从根本上说不是取决于它的物质力量而是取决于它的精神力量；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力量不是取决于这个民族的人口数量而是取决于它的阅读的力量。因为阅读可以提高公民素质、纯化社会风气、建构核心价值。从2006年至今又是7年过去了，相关的法律法规还是不见踪影，还是没有把全民阅读作为国家战略来认真实施。2013年的“两会”上，签署人数最多的是新闻出版界代表邬书林等115人的提案，建议制定实施国家全民阅读战略，其中提出五项具体建议：一是成立国家全民阅读指导委员会，以加强领导，统筹协调各地各部门资源，形成合力；建立长效机制，形成国家长远战略；解决全民阅读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二是设立国家全民阅读节，将孔子诞辰9月28日确定为全国阅读节。三是进行全民阅读立法，由全国人大制定《全民阅读法》、国务院制定《全民阅读条例》，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将推动全民阅读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四是制定全民阅读规划，作为开展全民阅读的指导性文件。五是建立国家阅读基金，建设全民阅读重点工程。　　为什么要切实加强全民阅读，并把它提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因为改革开放30年的成绩有目共睹，抓经济建设是有很大成就，国家和一部分人富起来了，但是也存在明显的软肋，最大的失误就是国民教育，在精神建设上抓得不实。对教育的投入也明显不足，20年前的1993年提出20世纪末教育投入要占到GDP的4％，可是直到去年2012年才实现。原来说是2000年，延后了整整12年。公民素质教育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反而走了下坡路。结果造成信仰危机，一切向钱看，思想道德滑坡，还有自然环境的破坏。这些修复不易，需要付出加倍努力。　　胡锦涛同志访问英国时，伊丽莎白女王很直率地问了一个问题：“我现在知道中国已经发展了，您是否能够告诉我，中国强大以后干什么？”我们是否准备好了走到世界舞台中央？以前是大西洋两岸的美国加北约集团和苏联加东欧集团为两极，后来是以西欧与美国为中心，现在是以太平洋为中心了。西岸的中国与东岸的美国对话影响着世界的大局。我们准备好了吗？　　美国高盛公司曾做过一个预测，认为2027年中国经济规模将超越美国，2050年将是美国的两倍。很多人不以为然。2009年《环球时报》用两个月时间，对全球85位知名经济学家作了一次调查，有效答卷80人，其中78人认为中国会超过美国，只是时间问题长短不一。　　中国是经济大国，质疑的人不多，但是否已成强国？连我们自己都还把“强国”作为一个奋斗目标。走向强国的必由之路不仅靠经济实力也靠文化，这一点应该成为共识。因此说文化发展是关键，提高国民素质，建设民族精神谱系应该成为当务之急。　　作为人口第一大国的中国如何把这巨大的人口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源、人才资源？靠教育的普及和公民素质提高。这关系到国运兴衰，只有抓住社会价值观教育、提升社会文明程度才能够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这就是中国梦的内容。全民阅读与文化强国的战略意义显而易见。　　(二)　　关于“文化”的定义，古今中外有数百种之多，见仁见智。有广义、中观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是指人类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过程中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总和。中观的文化与政治、经济三足鼎立或与武力征服对应。狭义的主要指凭一个人受教育的程度，来断定其文化程度高低。　　我认为，“人为的，为人的”这六个字最简洁明了地涵盖了文化之内涵。前一个“为”，强调创造，吃喝拉撒等类似动物一样的自然本能不是文化；后一个“为”，强调价值，能满足人类的需要，而且有价值观判断，追求真善美，这是正向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正能量。(附图一)　　图一　　用三角形的三个点——天(自然)、人(意识)和文化表达三者关系，很清楚直观，三角形的三条边线都是双向互动的。　　我们再仔细分析读书这项活动，是一件由个人决定、个人承担、个人完成的私事，又是一件人类社会最为普遍和持久的公共事业。吃饭和繁殖后代这两件事很大，但它们尚未完全脱离动物界的自然属性，有不得不为之的成分。读书则是一种文明活动，是一件最能体现“人文化成”的活动。几乎没有哪一件事情如此广泛而普遍、如此恒久而绵延、如此普度众生，而且与国家存亡、民族兴衰休戚相关。　　读书，包含着一种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的理性精神。上薄拜神教，即不信怪力乱神，重视现实社会中的人，这一点中国人似乎做起来不难，因为信教拜神的不多。而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下防拜物教更为重要，一切向钱看，贪污腐败、假冒伪劣、物欲横流现象较为严重。如何节制个人欲望，提高公民素质与道德修养？还得需要教育和读书。建设文化强国，就是要以人为本，一切为了人。人的需要，除了物质的需要外，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人的精神的需求，道德的尊严，给人一个平等的道德的尊严。不能只看物质、财富，更不能搞GDP崇拜。　　上海华东师大许纪霖教授在一次演讲中谈到一件事，令人震惊。他所在的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搞了一个课题调查，涉及15省，发放3000多份问卷。在调查报告里有这样一个选项：现在社会是非善恶已经说不清楚了，谁对谁错已经看不出来了。居然有60％调查对象同意这一说法。说明现在的社会核心价值观模糊，伦理道德失范。以至于什么都不相信，底线不断被突破。应该说现在不差钱，差的是精神，方向信仰道德都成了问题。中国现在有不少乱相，乱在表面不可怕，就怕人心散了乱了，不辨方向，不明是非。我们不能走老路、邪路，应该走正路，正路在哪里？很多人并不清楚。　　说到文化的内容和层面，我觉得可以用四个同心圆表达(附图二)　　图二　　最外面这一层，是器物层面。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器物很多：丝绸、瓷器、茶、中式建筑、手工艺品、琴棋书画、文房四宝。说到餐具，西方原来用刀叉银器，不但繁琐，而且昂贵。我们用筷子和瓷器，又干净又卫生又方便又便宜，所以我们的瓷器传到西方很受欢迎。文化再里面一层是行为层面：习俗、礼仪、节庆、禁忌。中国人比较含蓄、内敛。节和结有关系，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一年有若干个节点，24节气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日子不是平平淡淡，敬祖先、讲卫生、利健康、重勤俭、贵包容、大团圆。再进一层，制度层面：宗族制(中国有大量家谱、族谱)，封建制，集权制，科举制，文官制，还有现在讲民主集中制。最核心的是理念层面，就是核心价值观，它与世界观、是非判断、宗教信仰、行为准则密切相关。价值观是什么？是关于是非曲直的观念，人之所以跟动物有区别，就是知道是非曲直，不能颠倒。然而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是非混淆，价值观颠倒，搞乱了人们的观念。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精神的追求与享受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志。读书，既是一种行为，也是追求精神生活的体现。　　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传统文化中有很多值得继承的优秀遗产。《易经》里讲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我认为“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仁义礼智信”、“礼之用，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尊师重教、尊老爱幼，孔子说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多行不义必自毙”……这都是中华民族非常好的价值观，也有普世价值，首先值得传承，接下来才是分析和批判。我不赞成先批判，后继承。　　今天我们讲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如何表述？党的十八大文件的最新提法是三个提倡：提倡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这是国家层面。提倡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这是社会层面。提倡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是个人层面。各个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大家公认的和共享的那部分价值叫作普世价值，或者ⅡU普世文明，民主、自由、平等不是西方的专利。我觉得党的“十八大”所讲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更清晰了0社会价值观的稳定依赖社会成员自我身份的准确定位。如果唯利是图，只想着经济利益，定位混乱，那就要出问题。　　所以我们还要进一步讨论如何建设文化强国。许多省市在很短的时间内盲目决策，投入大量资金建设没有创意和特色的文化产业园区或仿古文化街区。定位模糊、缺乏理念、一哄而上、业态单一，没有将生产、生活、生态有机结合，大都难以为继。有的以建文化园区为名变相搞房地产开发，在新形势下，巧借文化产业的名义大肆圈地，等等。可以说有很多做法是反文化的。我觉得建设文化强国最根本的还是要抓教育、抓出版、抓阅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公报讲得很清楚，要把我们国家“建成具有更高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的国家”，我们现在国家经济上去了，物质上去了，但是如果没有高远的精神追求，将得不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和尊重。　　在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也存在着片面追求物欲、享乐主义、信仰危机、放松自身修养和道德水平下降等问题。所以要构建我们民族的精神谱系。　　中国精神包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现代大学经过近千年演化形成大学精神，即：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融入社会的服务精神、超越功利的独立精神。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就是北大精神，只要真正做到这八个字，我认为就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没有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呢？就是因为还没有真正做到“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三)　　关于阅读意义的古训名言很多。高尔基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汉代刘向说“书犹药也，善读可以医愚”。我们现在就存在“富而愚”的问题，必须用教育和读书来医治。宋代陆游说“古人已死书独存，吾曹赖书见古人”。我们都是靠古人写的书才了解他们的思想境界，所以读书是非常重要的。　　最基本的阅读需求是消遣娱乐，这也是人的精神需求。所以读小说、散文、诗歌等文学作品，能陶冶情操，提高素质和修养。现在网络文学，包括网络游戏等等，这些也是一种阅读需求。还有教育的需求、专业研究的需求、检索文献信息的需求。还有一个深层思考，就是慢阅读、深阅读，像《易经》《圣经》《吠陀》《老子》《论语》等，公元前5世纪前后轴心时代出现的这些经典，直到现在还在不断地研习和探究。　　国家的全民阅读水平标志着一个国家社会发展的文明程度，文化的传承和传播都离不开读书。有出版业界人士说“促进全民阅读是拉动出版消费的有效途径”。此话虽有一定道理，但仅站在本行业角度看问题，起点还是太低了。　　对于出版业而言，国民阅读是其产业链终端，国民阅读率的高低、阅读人群的多少，决定了出版产业的市场规模。阅读的特点与倾向是出版生产的风向标，出版企业只有了解阅读趋势，提高国民阅读率，推动书香社会的构建，才能培育、拓展市场。良好的国民阅读风气，是行业做大做强、实现由出版大国走向出版强国的动力所在。　　温家宝同志说：“读书决定一个人的修养和境界，关系一个民族的素质和质量，影响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一个不读书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全民阅读是个大工程，要立法、建制、投资等。要重视发挥各级各类图书馆的作用，深入到社区、家庭。老师和家长要鼓励孩子读课外书，培养少年儿童的阅读兴趣，提高他们的阅读力、思考力和创新力，而不是只读教材教辅考试书。这样就为建设文化强国实现中国梦打下长远的坚实的基础。　　《论语》的开篇第一句话是：“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北宋欧阳修也曾说过一句至理名言：“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大学》等经典早就告诉我们读书的宗旨在于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在于使人弃旧图新，在于使人达到最完善的境界。良好的阅读可以使我们达到这样三个目标：继承并重视文化的价值、对独立人格的追求、对社会的责任感。　　对读书的内容和方式要加以分析引导。当年食古不化的读书人，目标盯着为科举考试读书，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现在的教育为何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答案也不难找到。仅为应试而读书，怎能有创新能力？当今的教育很值得反思。青少年的阅读也需正确引导，因为现在的网络信息手机阅读存在三低(即低龄、低俗、低质)的问题，泥沙俱下，不能不加强阅读指导。　　当今社会正处在一个分化和变化的多元化阶段，传统阅读明显地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从根本上讲，文字所承载的文化力量是永恒的，阅读应该是人类永恒的生活方式。但是，一年不读一本书的人越来越多。我国的人均阅读量常年徘徊在5册左右，与以色列、美国、俄罗斯等国有较大差距。我们的媒体宣传上也存在很大问题，譬如电视里，唱歌的节目，连台不断，“中国好声音”、“中国最强音”、“开门大吉”、“回声嘹亮”、“星光大道”每周每月每年都要推出新人新作，“舞出你的人生”、“舞林争霸”紧随其后，也不甘落后。还有“非诚勿扰”、“我们约会吧”、“缘来是你”、“百里挑一”之类的相亲节目，一个晚上反复播放，读书的节目呢？越来越少。据说是收视率低，所以就停掉了。为什么办不好？为什么不办好？怎么就可以放弃呢？因为读书这件事的价值和意义远比唱歌跳舞关系重大。因此，我们才要大声疾呼，提倡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媒体责无旁贷。　　我们高兴地看到党和国家确定实施的文化惠民工程。自2005年第一批15个开始试点，2008年全面推开，到2012年年底，我国建成60万家农家书屋，同时，带动建设社区书屋8万家、职工书屋1.5万家、民工书屋1万家。　　《中国青年报》有一篇文章说“现在要警惕石头摸上了瘾，连河都不想过了”。因为今天很多改革是被利益集团绑架了，最好的就是不断地在下面摸石头，那样就可以保住既得利益，浑水摸鱼，过河已经不重要了，结果就容易处于一个改革停止的状态。那么即使说大家都要改革，也有一个问题，你往哪个方向改？　　大国崛起与大国崩溃其实只有一步之遥。看不到问题或者看到问题不去尽快解决，矛盾就会以另一种形式突破和解决。国歌中最震撼人心的一句话——“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时刻在提醒我们居安思危。中国梦应该包括美梦和噩梦两个部分，常做一下“中国崩溃”的噩梦，能够防止过度陶醉、盲目乐观、看不到危机，有利于解决现在确实存在的矛盾、困难与问题，使问题向好的方面转化，实现“中国崛起”，美梦成真！　　鲁迅当年就提出国民性的问题。这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　　实现中国梦，建设文化强国还有一个当务之急——把实体书店留下，让孩子、老人都有翻书看书之地。仅靠网络文献、手机视频等碎片化的浅阅读是提高不了思考力和创新力的，对于大中学生和研究人员还要提倡深阅读、慢阅读和读经典。一座城市不需要那么多的足疗、洗浴中心。部分城市以加强城市管理为名强拆报刊亭的做法是反文化的表现。我还是希望国家政策能保护实体书店，减轻房租赋税。仅靠上海、杭州个别城市一年几百万元的资助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农家书屋、社区书屋多建一些。切实抓好全民阅读，还特别要高度重视儿童阅读习惯的培养。建设文化强国，整个社会绝大多数公民有了更高的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我们的梦想就会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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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中本版序
&&&&书籍简介：《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范赞登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3月出版。在经济史中或许没有哪个问题比&工业革命的原因是什么？&更为重大了。与这样一个重要的疑问相应的是，它也不缺乏解释。很多有见解的人甚至相信这些解释中的若干种。但到目前为止，大多数人都将注意力聚焦到了&大分流&之前的两个世纪。在《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全球视野下的欧洲经济年）》中，扬&卢滕&范赞登努力将我们的注意力进一步拉回到历史深处。事实上，回溯得很远，回到了900&1500年这个时间段。这是一个富有启发和裨益的贡献，它向读者开启了重要的挑战和机遇，无论他之前关于现代经济增长的信念是什么。&&&&范赞登教授是国际著名的经济史学家。他1981年毕业于荷兰自由大学，1985在瓦格宁根农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此后先在伊拉斯谟大学和自由大学任教，1992年移帐乌得勒支大学，直至今日。他自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经济史研究，至今已有三十余年，在欧洲经济史研究方面成果斐然。由于其成就，他于1997年当选为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2003年荣获荷兰全国的最高科研奖&&荷兰科学研究组织颁发的斯宾诺莎奖。他还于年担任国际经济史学会会长。&&&&范赞登在经济史研究方面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其中最著者，是他创造性地使用国民账户核算系统（SNA）方法对历史上的GDP进行的研究。在西方学界，研究近代以前的GDP 并不始于他。麦迪森的《世界经济千年史》就是一部综合了众多学者在这方面研究成果的著作，他对中国历史上的GDP的研究成果《中国的长期经济表现，960&2030年》也是开拓性的成果。但是就深入的区域研究而言，做得最出色的当数范赞登及其领导的研究团队。他们使用国民账户核算系统（SNA）的方法，对近代早期荷兰的GDP进行了开拓性的和深入的研究。他们的研究代表了国际学界在此领域中的最新进展，为其他国家的学者研究近代早期的GDP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在取得这些成就的同时，范赞登并没有把自己的眼光限制在这个非常专门的经济史研究领域中。在进行这种研究的同时，他时时关注更大的历史进程，力图更全面地去理解历史和解释历史。&&&&经济史不是历史的全部。熊彼特早已指出：经济史&只是通史的一部分，只是为了说明而把它从其余的部分分离出来&。同时，研究经济史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索洛对西方一些只是简单地使用经济学方法来研究经济史的做法做了强烈的批评：当代经济学脱离历史和实际，埋头制造模型；而当代经济史也像经济学那样，&同样讲整合，同样讲回归，同样用时间变量代替思考&，而不是从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和心态上给经济学提供更广阔的视野。因此&经济学没有从经济史那里学到什么，经济史从经济学那里得到的和被经济学损害的一样多&。经济史学家可以利用经济学家提供的工具，但不要回敬经济学家&同样的一碗粥&。除此之外，全面和深入地了解经济史还面临一个更大的问题。以往在西方中心论的支配下，西方经济史学界把研究重点放在西欧经济的历史变化上。而对西欧经济史在近代早期从传统向近代转变的研究，又主要以英国经验为基础。这种以英国经验为基础的经济转型的&西欧模式&，被认为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意义。近年来，这种公认的普遍意义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与批评。因此如何正确对待&西欧经验&，成为晚近兴起的&全球史&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面对上述挑战，经济史学者应当如何办呢？首先，要改变上面这些情况，谈何容易！多年前，巴勒克拉夫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为该组织出版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主要趋势》撰写了历史学卷，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各国史学发展状况进行总结。在该书结语&当前的趋势和问题&中，他写道：&近十五至二十年来历史科学的进步是惊人的事实&，但是&根据记载，近来出版的百分之九十的历史著作，无论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还是从概念体系来说，完全在沿袭着传统。像老牌发达国家的某些工业部门一样，历史学只满足于依靠继承下来的资本，继续使用陈旧的机器&。而造成这种状况的最重要的原因，则在于历史学家&根深蒂固的心理障碍&，即&历史学家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他们的积习并且对他们工作的基本原理进行重新思考&。因此，不是每位学者都能正视这些挑战并采取积极的措施，去解决这些挑战所提出的问题的。而在能够这样做的学者中，范赞登是一位佼佼者。&&&&面对上述挑战，范赞登调整了自己的研究重点，研究地域从西欧（特别是荷兰）转向了全球，研究对象从经济扩大到政治、文化、社会，而研究方法也采用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方法。他在这方面做出的努力所产生的成果之一，就是本书&&《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全球视野下的欧洲经济，年》。&&&&本书英文版于2009年由Brill出版社推出后，迅速引起学界的重视。之所以如此，一个原因是范赞登选择了工业革命的起因这样一个重大课题，作为本书研究的对象。工业革命被视为&把人类历史分开的分水岭&。经过这个伟大变革，人类告别了以往传统的农业社会，进入新的工业社会。由于其在世界历史上具有这种&头等的重要性&，因此对工业化的研究在世界历史研究中也理所当然地占有特殊地位。&&&&为什么会发生工业革命？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从工业革命发生起就已开始。在较早的研究中，工业革命被视为一个18世纪突然发生的历史现象。但到20世纪后期，此看法已逐渐被大多数经济史学家抛弃。现在比较普遍的观点是：工业革命并非一个局限于某一时期中的现象，而是一种持续的现象，正如诺斯所说：&工业革命并非与我们有时所认为的那种过去根本决裂；恰恰相反，它是以往一系列渐进性变化的积累。&换言之，作为一个重大的历史现象，工业革命绝不可能突然出现。在欧洲，按照奇波拉的看法，工业革命乃是18世纪以前700年来发生的历史变化的最后阶段。而依照其他许多学者的看法，在这7个世纪中，欧洲已出现过一次甚至多次&工业革命&。&&&&因此可以说在18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前很久，欧洲的经济已出现了重要的变化，在此基础上，18世纪的工业革命才有可能发生。相对而言，在世界历史上，只有英国的工业革命主要是在&自己完成的经济循环&（笛福语）的基础上发生的，从而带有某种&自立性&的色彩。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工业革命，或多或少地要受到先行者（特别是英国）的影响，甚至是法、德等国也不例外。至于更晚出现工业革命的国家或地区，受先行者的影响就更为巨大和明显。由于英国的这种特殊地位，其经验对于研究工业革命的起因当然具有无可比拟的意义。在过去两百多年中，学者们从近代早期英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以及世界的变化（特别是殖民地的开发）等方面，找出了众多工业革命赖以出现的必要因素，并根据这些因素对工业革命的起因做出了多种解释。这些解释都认为：只有英国以及西欧（还有西欧的衍生物&&北美）具备这些因素，因此工业革命必然发生在英国，之后只有西欧和北美可以迅速跟进，而其他地区则否。&&&&然而，以往研究中得出的各种结论，仍然不能够完美地解释工业革命何以发生，以及工业革命为什么在西欧发生。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以往工业革命研究中发现了各种导致工业革命的因素，然而彼此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还是一个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多年前，未来学家托夫勒在当时风靡一时的《第三次浪潮》一书中说：&任何对工业革命原因的探索都是徒劳的，因为它没有一个简单的和主要的原因。技术本身并不是推动历史的力量。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念本身也不是。阶级斗争也不是。历史也不仅仅是生态变化、人口趋势统计或者交通工具发明创造的记录。单单用经济因素也不能说明这个或其他任何历史事件。这里没有超乎相互依赖的可变因素之上的其他&独立的不变因素&。这里只有相互联结的可变因素，其复杂性深不可测&。事实上，这些&相互联结的可变因素&是怎么变化和怎样相互联结的，对工业革命起源的研究来说，可能与发现这些因素同样重要。&&&&其次，以往对工业革命起因的研究，对象仅只限于英国和西欧。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工业革命确实起源于英国以及西欧。然而，正如巴勒克拉夫早就呼吁的那样，西方史学必须&重新定向&，必须尝试&采用更加广阔的世界史观点，跳出欧洲去，跳出西方去，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与所有的时代&。他强调：&史学家的观点愈富有世界性，愈能摆脱民族或地区的偏见，就愈接近获得有效于当代的历史观念。&晚近霍布森更强调：&这种常见但却富有欺骗性的欧洲中心论，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是错误的。至少可以说，东西方从公元500年开始就通过全球化一直联系在一起。&&东方的边缘化导致了一种高度的缄默，因为它掩盖了三个重要的事实。首先，东方在约公元500年后开拓了其自身的重大经济发展；其次，东方在公元500年后积极创造并维持着全球经济；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东方通过开创和向欧洲传播许多先进的&资源组合&（如技术、制度和思想），对西方的崛起做出了积极和重要的贡献。因此，我们需要恢复东方经济活力以及东方在西方崛起过程中所发挥重要作用的历史。&近年来兴起的加州学派更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迫使学界从全球历史的角度出发，去重新审视欧洲的发展轨迹，并将这一地区的表现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加以比较，并导致了如何为这种比较提供基础支撑的问题。对于工业革命起因的研究，也应当如此。&&&&范赞登正是从以上两个方面入手，来重新探讨工业革命的起因。他在本书开始，就开宗明义地指出本书研究工业革命&深层次的&（或者说最根本）的起因，旨在说明：第一，在欧洲，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阶段是通向&腾飞&的工业革命的一条&漫长的跑道&。他指出，中世纪在许多方面都比年间的三个世纪富有活力。这个观点解决了有关18 世纪晚期工业革命起源的三种不同争论，即关于&大分流&的争论、人力资本形成在&革命&的准备阶段所起的作用的争论，以及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争论。第二，以往经济学家已经开始研究这一历史过程中的主要突破，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理论，以解释1800年左右发生的增长模式的激烈变革。但迄今为止，经济史学家们并未找到足够的证据来支持发生于1800年前几个世纪中的人口结构变化。但在本书中，作者认为，这样一种人口结构的变化确实发生了。第三，工业革命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出现了经济腾飞，而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分析和理解长期经济绩效是很有帮助的。经济史学家可以将此方法加以发展，用于研究工业革命。&&&&基于以上认识，范赞登从新的角度对近代早期西欧的经济史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且把西欧与与欧洲之外的地区进行详尽比较，思考这些地区的制度和人力资本形成所反映的内容，并尝试讨论它们在近代早期阶段的长期发展过程。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他采用了新近获得的数据，对长期发展进行量化分析。&&&&本书另一大特点是走出欧洲，将西欧的发展置于世界历史视野之中，以观察西欧究竟是否真正与其他地区有所不同；如果确实不同，那么在何时才出现明显差异。作者认为要回答这些重要问题，首先要对制度效率、人力资本形成以及经济绩效的各种指标体系进行详尽的定量比较，以弄清制度与人力资本形成之间、以及人力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作者认为：自中世纪晚期以来，西欧在制度、人力资本形成以及经济绩效三个方面都具有突出的表现，特别是北海地区（即英国和低地国家）在三方面的表现最为突出。然而，北海地区经济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阶段所取得的成功，都深深根植于中世纪鼎盛时期形成的制度之中。&&&&本书还有一大亮点，即知识经济的问题。作者认为：知识经济能够创造出足够的&实用性&知识，进而引发近代经济增长。但是，哪些长期过程和制度有助于人力资本的形成和思想的积累，以使西欧确实能够经历这种向知识经济，进而向近代经济增长的转变呢？过去的研究并不多。在本书中，作者长期地追溯这段历史过程，指出：从中世纪开始，特别是公元900&1300年，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形成出现了重要变化。在这段时期，欧洲发生了一场遍及全欧的经济扩张，但是到了中世纪晚期（ 年），北海地区仍保持着快速发展的同时，其他地区却经历了经济增长减缓。他把这个现象称为欧洲经济的&小分流&，并通过对婚姻模式、家庭对资本和劳动力市场的参与程度的研究，来解释这种&小分流&。在此基础上，他考察了年间知识经济在西欧（特别是北海地区）的兴起。知识经济的发展推动了该地区独有的人力资本积累过程和知识积累过程，并构成了北海地区在1800年前的几个世纪中具有的强劲经济表现的历史背景。随后，他将这段历史过程延续到了18世纪晚期西欧的&双革命&，并继续对制度（如公民身份制度）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分析，以精确地确定近代经济增长始于何时，以及伴随着经济结构转变的人均收入持续增长的进程始于何时。同时，基于他对荷兰共和国进行的案例研究，研究近代早期的市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重构中世纪制度下的村社&公民&与1789年后形成的现代公民之间的联系。最后，将西欧的发展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在近代早期的发展情况加以比较，以确定西方的崛起究竟有多么&特殊&。&&&&通过细致和深入的研究，本书得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结论。例如，作者考察了那些在西欧中世纪盛期大多已开始出现的制度，包括法治（rule of law）、合作团体（如行会）、欧洲婚姻模式和公民权的概念等，分析了这些制度的相对效率，看它们是怎样降低交易成本和扩大市场交换的。通过观察反映制度绩效的相对价格，证实相对高效的制度是怎样影响在西欧发生的人力资本形成和知识积累过程的。然后将人力资本形成和经济绩效联系起来，显示拥有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形成的国家和地区都经历了经济的相对较快的增长。通过比较北海地区和欧洲大陆的其他地方的情况，发现了这一联系。由此来比较西欧和欧亚大陆的其他地方的情况时，也就可以更好地解释19世纪初的&大分流&。&&&&西欧大部分地区的长期经济变化曲线的特点，是中世纪的突然扩张，随后是长时间的稳定期，即便不是&高水平&的经济停滞，这一路径也与同一时期的中国或者中东的经济发展道路没有什么显著的区别。但是只有北海地区在近代早期保持了持续的扩展，这也使得西欧和欧亚大陆的其他地方有了不同之处，因此欧洲&小分流&最终导致了世界的&大分流&。&&&&在本书中，作者特别把中国和日本作为观察西欧经济变化的对照。他对各种不同的制度效率指标和人力资本形成指标进行了分析，显示出日本和中国与欧亚大陆其他地方不同。从中国清朝和日本德川时期开始，有大量的证据显示两国都有繁荣的书籍贸易，同时书籍的需求量也大幅增加，尽管从人均数量上来看还赶不上西欧。同时，也有大量的证据显示，中日都有逐渐复杂的市场交换和高水平的市场融合；在中国还有相对较低的技能溢价（可能在日本也是如此）；而且，资本市场的进步也让利率迅速降低。因此在中国和日本，可以发现同样的相关关系，即制度效率和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形成之间的关系。在19世纪，日本的高效制度和高水平人力资本使得它可以迎接西方带来的&开放&的挑战，并且还能迅速复制西方的技术和一些有活力的制度。在中国，结果非常不成功。可能关键的不同点是，日本在1860年明治维新之后运用国家来进行关键的改革，而中国在19世纪的时候没有起到相似的作用。作者特别指出：尽管他强调从中世纪以来的西欧的独特的发展可以作为其长期成功的解释，但是日本和中国的例子证明还有另外一条通往&近代&经济的道路，这条道路也是以高效率的制度和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形成为特征的。在西欧是自下而上的过程和制度起到了主要作用。而在日本和中国，近代制度的出现是国家从直接对经济的干预中退出并决定让市场发挥主导作用而得来的。&&&&作者在本书中还提出了一个饶有兴味的观点，即中世纪欧洲的部分制度传统包括了关于国家和公民之间关系的新概念。这个公民权的概念也构成了重新解释民主国家和其公民之间的关系的基础。这个进程开始于17世纪中期的英国，并且构成了1776年后的&大西洋革命&（Atlantic Revolution） 的基础。建立于中世纪的民主传统在西欧新的议会制度进一步发展过程中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1500年以后，欧洲大部分地区没有能保持住经济活力，特别是南部（意大利和西班牙）和中部（德国），在中世纪本来是很有活力，但是在近代早期出现了明显的衰退。简言之，在900&1300年间的几个世纪中，增长的过程出现在欧洲大部分地区，但是1500 年之后，增长则被限制在北海地区。一个重要原因是只有北海地区保持、继承和发展了中世纪的民主传统。&&&&为什么民主的制度相对有效呢？本书作者的答案是：这些制度使得保护没有权力的人的财产权成为可能。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民主的程序，不论是在合作的团体（例如行会和公社），还是在以公民权为基础的国家中，民主程序都提供了一种透明的方式以改变&博弈规则&。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经常关注于如何发展高效的制度，但是关键的问题之一是怎样发展有效的路径去改变不理想的博弈规则。经济发展意味着制度必须适应变化的环境。与此同时，制度总是有利于某一特定的社会群体，而这可能不利于其他人；每一次博弈规则的变化都有失败者和胜利者。一个社会需要元规则（meta-rules）来改变制度，这些元规则必须透明，并且能让所有人都接受。民主的程序解决了这个问题：它们在原则上可以被所有人接受，可以在元规则的稳定性和具有规则的灵活性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这种平衡可能是最优的选择。这种情况正如丘吉尔的名言所言：&民主是最坏的政府形式&&除了其他所有不断地被试验过的政府形式之外。&&&&&从上述简单介绍，读者即可看到本书的大致内容和贡献。当然，要深入和全面地了解作者的观点和方法，唯一的办法是认真阅读此书。和许多过于注重细节研究的经济史研究著作不同，本书内容丰富，气象宏大，文字简明扼要，把丰富的内容包纳到有限的篇幅中。因此，读者在阅读此书时，将会和我一样，在获得丰富的知识的同时，也得到很大的乐趣。林语堂曾说：&当我们把一个不读书者和一个读书者的生活上的差异比较一下，这一点便很容易明白。那个没有养成读书习惯的人，以时间和空间而言，是受着他眼前的世界所禁锢的。他的生活是机械化的，刻板的；他只跟几个朋友和相识者接触谈话，他只看见他周遭所发生的事情。他在这个监狱里是逃不出去的。可是当他拿起一本书的时候，他立刻走进一个不同的世界；如果那是一本好书，他便立刻接触到世界上一个最健谈的人。这个谈话者引导他前进，带他到一个不同的国度或不同的时代，或者对他发泄一些私人的悔恨，或者跟他讨论一些他从来不知道的学问或生活问题。&对于那些渴望了解今天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从哪里来的这样一个重要问题的读者来说，阅读此书就是找到了一位很好的指引者。&&&&此外，我还要提一提本书的译者隋福民博士。他是一位优秀的中年学者，经济学和历史学的修养都很好。他在此书的翻译中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不仅准确表达了原著的意思，而且译文也流畅易读，从而为读者在阅读本书中文版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最后，衷心祝贺本书中文版的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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