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血染广西大地—一个幸存者的回忆（转贴）作者：张德忠
一九六六年仲夏，以中央名义发布《“五.一六”通知》,宣告了由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简称“文革”）开始。这场历时十年（比抗战八年还长）的运动，使中华大地蒙受的破坏和灾难，不亚于一场战争。上至国家主席，下至黎民百姓，难以算计的无辜者罹难，受伤害的人不计其数。是二十世纪中又一震惊世界的人类大灾难。这场灾难既不是来自天灾，也不是来自外来侵略，完全是由当权者荒诞决策引发内部自相残害造成的。确切地说，是最高当权者违反党心民意，滥用民众的愚昧和个人崇拜所获得的绝对权威，大搞封建专制主义造成的。这正是我们国家民族的悲剧所在。
“文革”时，我正步入而立之年，大学毕业到广西南宁三中任教，和亿万中国人一样卷入了这场运动，并自始至终经历了“文革”全过程，蒙受了巨大灾难，多次和死神擦肩而过。文天祥在《&指南录&后序》中述说他从元营南逃时，经历的死亡威胁达十八次之多，而我经历的死亡威胁比他多得多。可他是为了拯救南宋江山，而我是为了什么？只是为了捍卫伟大领袖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么一个虚妄的口号。为了这个口号，数以万计的人,尤其是可爱的热血青年枉送了性命，比之他们，我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如今，“文革”噩梦已成为历史。历史是后人最有益的教员，唐太宗曾说：“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一个封建帝王，能如此重视历史，而正肩负着民族复兴重任的当代人，能忽视历史么？可现实的状况确令人担优，许多人对刚离去的“文革”史淡忘甚至遗忘了，尤其是青少年，对“文革”史知之甚少，几乎是一片空白，偶尔跟他们谈起“文革”发生的事，他们瞪起疑惑的眼睛，以为是天方夜潭。去年，我跟一位上门搞推销的大学生聊天，问他知不知道“文革”，他愣了半天吱唔回答：“文革？是不是日本侵略我们中国呀？”我哭笑不得，深感悲哀。大学生是国家未来的建设人才，不懂历史，如何担当重任？我深感有给青少年补补历史课的必要。
我拜读过季羡林教授写的《牛棚杂忆
》等著作，很敬佩他老人家在耄耋之年还奋力笔耕，把自己在“文革”的经历诉诸文字，启迪教育后人。
我十分乐意响应季老的呼吁，在有生之年把我在“文革”的经历，所见所闻所感写出，以作那段历史的佐证。
岁月无情，经历“文革”的人，很多已经谢世,当时的青少年，如今也步入花甲之年，无须太多时日，所有经历“文革”的整代人必将消亡殆尽，我愈感时不我待，有奋力疾书的必要，否则就对不起以无数中国人的血与泪书写的那段历史。
我坚信，“文革”那段历史留给人们思考、借鉴的东西实在太多，太宝贵了，如果真能读懂它，对于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保证我们国家走上文明富强的康庄的大道，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我不是史学家，不可能全方位记载和评价那段历史，只能从自身经历的角度和极其有限的范围，写出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一叶知秋，读者可以从中窥到那个时代的概貌。况且我所在的广西南宁，是“文革”的重灾区，武斗最为惨烈，杀人最为疯狂，把古称“南蛮“的一个“蛮”字，表露得淋漓尽致，可称“文革”的典型之作。
笔者绝对忠于史实，摈弃任意夸大歪曲捏造事实的“文革”作风，所暴露的丑恶行径，只会缩小，不会夸大。之所以缩小，是因为笔者实在不愿把那些目不忍睹，耳不忍闻，有玷人类视听，丢尽中国人脸面的兽行见诸笔端。
一九九O年七月，广西人民出版社出了《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简称《年表》）》一书。该书翔实记录了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间，广西，南宁所发生的重大事情，很有历史价值，对我的写作帮助很大。
“文革”中，我身边的许多人罹难了，当中有我的领导，同事、老师、同学、学生和亲友，我是个幸存者，所以就以《不该发生的悲剧——一个幸存者的回忆》作为本书的书名，以寄托对死难者的哀思。
二& 狂飙天落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正是儿童节这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尤如狂飙天落，顿时搅得神州大地天昏地暗，无处安宁。学校停止上课，每年一度的高考也终止了，被煽动起来的青年学生，狂热地杀向社会，或去横扫“牛鬼蛇神”，或去深挖“阶级敌人”。人们一下子分成“红五类”，“黑五类”两大群体。“红五类”是当然的革命造反派，高喊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等时兴口号，任意去搞打砸抢抄杀，使刚从三年困难时期苏缓过来的国家，又坠入了灾难的深渊。
这场混乱无序的残暴运动，还美其名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毛泽东被奉为至高无上的神圣，他的话被奉为比封建帝王的圣旨还有权威的“最高指示”，违反“最高指示”是莫大的罪过，立马招来杀身之祸。
“文革”之初，我在南宁市郊的石埠公社搞“四清”，突然接到通知，立即返校参加运动。我校是历史悠久的广西著名学府，坐落于青山脚下，南湖之滨，风景秀丽，环境幽雅。踏进校门，我就明显感受到美丽的校园笼罩着红色恐怖，昔日琅琅书声和欢歌笑语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大鸣大放大字报
,很多老师被打成“牛鬼蛇神”、“叛徒”、“特务”、“反革命”，也有学生成了“小邓拓”，弄得人人自危。
出身不好的师生，惶惶不可终日，而“红五类”的活跃分子组成“文革”领导小组，趾高气扬，把持广播站发号施令。
一天上午，“文革”领导小组通过广播站发出通知：“特大喜讯，特大喜讯，我们又挖出三个阶级敌人，全校革命师生员工，立即到2-4栋教室之间的革坪集合，参加批斗大会”。
到了会场，看见三个“敌人”被押到水泥乒乓球台上。最引人注目的是个子高瘦，头发花白的老教师，被五花大绑，戴上高帽，上写着“逃亡地主胡里仁”，还别出心裁给他安上一条稻草编成的，又粗又长的狐狸尾巴。
第二个是语文老师覃克已、被指控为“历史反革命”。
第三个是农场工人罗里钊，为“富农分子”。
说是批斗，其实是漫骂和殴打，在怂恿野蛮的年代，谁出手最狠，最显示他立场坚定，革命性强，可怜三位“敌人”，无端饱受皮肉之苦，尤其是胡老师，被打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
看到这种丧失人性，不讲人道的行径，我非常反感，心里发出疑问：“这也叫革命？”
共事数载，我对这些“敌人”有基本了解。
胡里仁老师解放前就以教书为生，是三中在职级别最高的老教师，平常不苟言笑，一心教他的物理，顶多说是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何来“逃亡地主”？
覃克已，壮族人，说话带有浓重的壮音，解放前曾参加国民党，可在肃反运动中已把历史问题交待清楚，作了结论。他谨小慎微,埋头工作，说话不敢大声，对我们年轻教师也是客客气气的。
&&&&罗里钊，三十出头的农场工人，土改时也不过十来岁，是富农
子女，怎够得上“分子”？
批斗会结束，当即宣布把他们押送回乡,交由贫下中农管制。这一押送，除了年富力强的罗里钊能熬到“四人帮”倒台，重返三中获得平反外，其余两位却先后魂断故里，含冤谢世。
最惨的是胡里仁老师，还株连了他的妻子——校图书管理员黄佩琴，以及一个刚五六岁的小儿子——，一家三口一并押送回老家桂平西山。到家当晚，胡老师不堪折磨上吊自杀了，成了三中“文革”中丧命的第一人。
押送胡老师回乡的两个人，一是原为体育老师，“四清”后擢升为人事干事的林伟&，另一是当红的高三女生李&&。他们得知胡老师自杀身亡，赶快拍屁股溜回南宁。
在评述三中文革史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三位关键性人物，他们是“红五类”的突出代表，“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左右三中形势的铁腕，而且自始至终，掌握师生员工生杀大权，三中发生的一幕幕悲剧，都是他们导演出来的。他们是“文革”功臣，也是这场史无前例运动的意外受益者。
第一个人物“金牙”，就是前面提到押送胡老师的林伟&。之所称之为“金牙”，是因为他镶了一口金牙，见了人——那怕是“敌人”，也咧开嘴，露出光灿灿的金牙，他可是阴险毒辣的笑面虎，后文当有具体的描述。文革初期，他正是利用掌管档案之便，向狂热的学生抛档案，才使一批批教职工成了“阶级敌人”被揪出来。他还非常贪婪，趁机发国难财，好些被抄家丢失的物品，竟出现在他家里。
第二个人物“胸毛”李天保，高三男生，成熟过早，长得高大粗壮，小小的眼睛，粗粗的脖子，性格孤傲野蛮，爱耍弄口舌，挖苦别人，以显示自己超凡的才智，连老师也不放在眼里。其长相怕人，面部肌肉块块饱绽，一片浓黑的胸毛令人生畏，整个形象没一点斯文的学生味，倒让人联想到在电影里常见到的专司砍人脑袋的刽子手。我从不信相师那套，凭长相判人好坏，断人善恶，预卜未来。可“胸毛”在“文革”中的表现,却没有辜负他那副长相，成了残害老师，杀害同学的刽子手，后文当会展示给读者。
第三个人物“泼辣”李&&，高三女生，就是前面提到和“金牙”一起押送胡老师的那位女将。她争强好胜，常跟人大声争吵得脸红耳赤，给人突出感觉是两个字“泼辣”。
以上三位于“文革”开始就十分活跃，“金牙”幕后策划，“胸毛”、“泼辣”前台表演，一批批“阶级敌人”是由他们揪出来的。
除胡里仁等三人之外，刘择之、李启林、李伟昌、罗梓元、梁禧，……几乎所有老教师都被打成“牛鬼蛇神”。
出身不好，或有海外关系的中青年教师也难以幸免，卢冬被打成“美蒋特务”，陈振昌被诬为“特嫌”，梁洪亮被定为“跳梁小丑”，连有多年党龄的梁志岳也成了“国民党兵痞”，老党员徐镇璇，也成了“阶级异己分子。
这些“阶级敌人”，很多是我钦佩的长者或好友，他们都是顶好的人。
梁洪亮，印尼归侨，亲历印尼排华的惨痛，深知祖国强大才能使海外华人挺起腰杆。他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冲破重重阻力回国上大学，一心为建设富强的新中国奋斗。可没想到，刚走上讲坛两年就遇上“文革”，他为人善良正直，对那种违反人道的胡作非为忍无可忍，公开表露他的愤慨，于是遭“胸毛”等人的围攻，诬之为“跳梁小丑”，从此得了个“小跳”外号。
陈振昌，跟随伯父在香港读书
，高中毕业时，其旅居美国的父亲要他去美国上大学，可他执意要回国。其父下了最后通牒，如不听从安排，则断绝父子关系，停止供给，逼得他在父亲和祖国之间作出选择，可他毅然选择了祖国，在伯父的支持下完成了大学学业，成了三中一名出色的数学教师。宁要祖国不要父亲，请问世上哪有这么可爱的“阶级敌人”？
卢冬与我同年考上大学，同年分配到三中语文组，他思想活跃,性格开朗,虽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却有一段光彩的革命经历.他母亲在香港被人骗走了一大笔钱财，遭丈夫扫地出门，由一个官太太沦为洗衣妇。出于对母亲的同情和关爱，卢冬常背着父亲去探望母亲，无意中结识了香港地下党，参加了东江游击队，参与解放广州战斗后正式转为人民解放军。抗美援朝时，他满怀激情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停战后，他转业到广州某机关当了副科长，一九五六年响应号召参加高考，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由于家庭出身和容易被人误解的经历，他在肃反，反右中受过冲击，一九六四年，三中作为“四清”运动试点，有人贴出大字报说他是“美蒋特务”，“四清”虽说也是极左的产物，但工作组还是认真负责的，不惜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搞内查外调，加上卢冬积极配合，终于还他历史清白。卢冬十分感激组织为他卸下沉重的历史包袱，焕发出巨大的工作热情，表现出色，被评为市先进教师，成为校党支部重点发展对象。岂料“文革”一来，不但“美蒋特务”的帽子又重新扣到他头上，而且前面还多加了“红皮白心”的定语，成了“红皮白心的美蒋特务”。
我清楚记得那天，几个“红五类”学生把卢冬拖到办公楼前的乒乓球台上，拳打脚踢，把他衣服也撕破了，恰好市委书记肖寒到三中暗访，目睹这野蛮的一幕，可他不但没批评制止。反而称赞小将的“革命行动”，不久，一版版的大字报刷了出来，专是围攻卢冬的，他成了全校最受瞩目的“敌人”，工作组和“文革”领导小组逼令他写检查。
“文革”伊始就被打成“牛鬼”的刘择之，是语文组的元老，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老知识分子，早在北师大读书时，就是位爱国的热血青年，一九三一年鲁迅先生由上海赴北平探视母亲，师大学生得知，请鲁迅回校演讲，并强烈要求鲁迅重返师大执教，于是选出四名代表拜会鲁迅，刘老和田家英都是代表中人，受到鲁迅亲切接见，亲聆鲁迅的一番教诲。“九·一八”事变后，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爱国学生组成南下请愿团奔赴南京，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年轻的刘择之被推举为团长，他满怀救国热忱，率团赴南京与国民政府交涉。蒋介石害怕学生避而不见，愤怒的学生冲进总统府砸个稀巴烂，蒋介石不敢公开弹压，却暗地里抓捕学生领袖，刘老也上了黑名单。他得到共产党的通知，避开国民党的搜捕，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不久，就在邓小平手下当了团级干部,为拯救民族危亡驰骋沙场。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他离开军界，{注}走上教育救国之路，当了一所联中的校长。国民党打内战败北时，刘老面临两种选择，一是跟蒋介石去台湾，二是留下来迎接解放。刘老选择了后者到南高任教，一九五四年南高改名为南宁三中，他便成了三中语文组的元老，“文革”被打成“牛鬼蛇神”，连累了他的妻子——厨房工人黄阿玉，几次走过南湖想投湖自尽。
这么多好人被打成阶级敌人，横遭迫害，这样的“革命”我实在难以接受，所以非但恨不起他们，反而给予同情和鼓励，要他们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自己。
荒唐岁月，每天都有荒唐事情发生，一天上午，几个“红五类”揪住个瘦小的男生拖到礼堂，拳脚交加，指控他为“现行反革命”。后得知原委，令人不寒而慄。这位学生姓肖，虽非红五类，但安份守纪，他做梦也想不到会祸从天降。那天早上他上厕所，用了小半张旧报纸作手纸，被有心的“红五类”同学发现，说他用毛主席头像擦屁股，污辱了伟大领袖，于是招来厄运。天哪，古今中外，难找出如此荒唐之事。谁都知道，当时的大小报纸，都布满毛泽东头像，而生活水平低下，习惯用废旧报纸作手纸的人们，几乎天天在干这种“反革命”勾当，只要有人存心跟你过不去，就会飞来横祸。
八月五日，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引起全国更大的混乱，它向人们昭示，中央存在两个对立的司令部，国家主席刘少奇是“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是中国最大的“走资派”。毛泽东利用至高无上的权威，误导全国人民去打倒刘少奇，保卫他和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现在看来十分清楚，毛泽东是最霸道的人，自己发起一场运动，自己订出规则，除了他和他的副统帅林彪不能碰之外，对任何人都可以揭批斗，这犹如一场极不公平的竞技，先捆住对方的手脚，而他则可以抡起十八般武艺，爱打谁就打谁，爱怎么打就怎么打，对方绝无申辩的权利。毛泽东这种极端霸道的作风，注定了刘少奇的悲惨命运，也注定了中华民族遭受十年浩劫的大悲剧。
鉴于乱抓人打人之风日盛，中央颁布了《十六条》，传达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最高指示。可是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代表时，欣然接受并佩戴上宋斌斌献上的红袖章，还给她改名为“宋要武”,这不啻承认自己是这个组织的后台，于是促使红卫兵如瘟疫漫延，很快传遍全国，成为推动文革，制造无数罪恶的急先锋。
我校的“胸毛”、“泼辣”等红五类活跃分子紧跟潮流，联合其他学校的同类，成立了南宁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取名为“盾牌”红卫兵,效仿北京，杀向社会，深入大街小卷，把“黑五类”及其亲属赶出城市。
学生干得起劲，老师不能落后，在“金牙”等人策划下，三中第一次召开了全体教职工对熊景樁的专场批斗会,
主持人刚念完:”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最高指示，手中却拿着小鞭子，叫把熊景樁押
上来。两名强壮的中青年老师把熊老押上，边数列他的”罪状”,边拳打脚踢，主持人也做样用鞭子打了几下，接着两三个好表现自己的中青年老师冲上去大打出手，一个用铁钳钳耳朵，一个用铁线勒脖子，像拖死狗那样拖来拖去，末了还拿锅底的黑烟抹脸，把熊老弄成了黑鬼，批斗会纯然成了折磨人，侮辱人的展示会，许多教工，尤其是女教工不忍心看下去，我突然发现，我们这些教书育人的“人类灵魂工程师”，一但中了邪，发起疯来不比学生逊色。
熊老年逾花甲，个子瘦小，头发花白，背有些驼，走路显龙钟之态，己是风烛残年，退休在家聊度余生，他与世无争，于人无害，对这么一位在教坛上耕耘了大半生的长者，何能下此毒手？大概中”封资修”之毒太深，江山易政，本性难移，目睹这残暴的一幕，我怒火中烧，几次想站起来大喝一声，“住手！要文斗，不要武斗！”
我出身于中农家庭，既无“红五类”的荣耀，也无“黑五类”的羞辱，历史清白，任过团委书记，所以没受冲击。可是我看不惯无法无天的野蛮行径，对受害者予以同情，这种不合时宜的思想性格，注定了我在“文革”中的悲惨命运。
沉默了很久的卢冬，突然在大字报棚的显著位置刷出了一版大字报，题名为《进军号》。公开反击先前大字报对他的诬蔑和攻击，辞锋犀利，有理有据，把对方驳得体无完肤。这是三中“文革”以来最讲道理，最具说服力的大字报，它打击了歪风，弘扬了正气，广大师生深受鼓舞。卢冬成了受害师生心目中的英雄，纷纷起来效仿他用笔杆捍卫自己的尊严。而“金牙”、“胸毛”、“泼辣”等那几个呼风唤雨的风云人物黯然失色，不敢为所欲为，学校又有了欢声笑语。可灾难却移到了领导头上，因为《十六条》明确规定，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红卫兵的矛头对着他们，我校主任以上的领导，被赶到西乡塘强制劳动，刘文强主任就是在这次劳动中弄断一只手指，留下终身残疾。
毛泽东连次接见百万红卫兵和革命群众，掀起了全国大串连高潮，各校红卫兵打出各种旗号走出校门，效仿当年红军，进行艰苦的长征。
校园清静了许多，“走资派”、“牛鬼蛇神”得了个喘息的机会，可是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意想不到的厄运等待着他们，等待着卷入“文革”深渊的亿万群众。
三& 进京朝圣
短短两三个月间，毛泽东一次又一次搞接见，而且规模一次比一次隆重盛大。受接见的代表,
被称为毛主席请来的“客人”，倍受尊重和优待，乘车、吃住全由国库开销，这岂止是“免费的午餐”，简直是亘古未有的奇遇，引得无数朝圣者涌入北京，首都人满为患。
时令进入秋天，学校接到通知，有几个革命群众代表名额分给我校教职工，进京接受伟大领袖的第八次接见，于是召开紧急会议，民主选举产生这批代表。当然，指明为“革命群众”代表，“走资派”、“牛鬼蛇神”及“黑五类”等无权参加，“金牙”等一些整人打人的活跃分子，虽有权参加，但群众厌恶而落选了。我不属上面两种情形，不但有权参加，而且还顺利当选，被推为领队。
开好证明，打好行装，我率领三中代表队出发了.到了火车站，见人山人海，大多是戴军帽，穿军装，扎皮腰带，佩红袖章的红卫兵。人们争先恐后，从车门、从车窗，拼命挤上车。我们一行通力协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进了车厢，占得五六个座位。后面来的，别说座位，能有个立锥之地就不错了。走道、行李架乃至厕所——一切空隙的地方全挤得水泄不通，列车严重超员。最麻烦的是拉屎拉尿,要事先作好安排，利用每站停车的一刻，分批下车突击解决。没等到车停小便憋得慌的，或尿在裤里，或射出窗外，“羞耻”二字全然不顾了。这恐怕也是史无前例最艰苦卓绝的远途旅行了。经过两天两夜的煎熬，终于到达北京，个个蓬头垢面、疲惫不堪，幸亏马上享受到毛主席“客人”的待遇，一下火车，就有解放军迎接，送到接待站安排食宿。
我们所在的接待站地处西长安街的偏街上，是北京千百个接待站中的一个，“客人”走了一批来一批，经常处于饱和状态。接待那么多客人，够难为北京人了，不能期望过高，我们只能睡大铺，席地而卧，垫的是稻草麦杆，盖的是长了虱子的军用棉被，一日三餐免费享用。
在站里，我遇见两位四川小姑娘，是小学六年级学生，已经出来一个多月，走遍了半个中国，这次是第四次进京。他们离家时各自只带一元钱，靠转手倒卖赚一大把各式各样的毛主席像章。望着两位天真无邪的小姑娘，我十分感慨。是呀，文化大革命真是”锻炼了群众”，不仅是大中学生，还包括小学生。
我们这群大小“客人”，全按军队编制组成连排，由解放军指导，每天安排一定时间列队操练，准备接受伟大领袖检阅。与此同时，我们学会了一套盛行的仪式——胸前佩戴领袖像章，手里拿着领袖语录，说话时语录紧贴胸口，朝见时右手挥动语录，口中响亮三呼：“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林副统帅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整套仪式，比古代臣民朝见皇上还要繁杂。这套仪式很快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而且日益创新，如每天的早请示、晚汇报、绣“忠”字图，跳表忠舞，闹得六亿神州沸沸扬扬，如痴如醉。
北京的秋天，寒气逼人，出门很不好受，但我们是学校选派的代表，任务是来取“文革”真经的，空手回去不好交代，于是我们决定先去北大参观。
之所以首选北大，因为她是被毛泽东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诞生地，被捧为“文革英雄”的半老徐娘聂元梓正坐镇那里搞得热火朝天，如果说北京是“文革”的发源地，那么北大正是发源地的中心，每天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朝圣者，她简直成了中国的麦加，要取真经，当然首选北大。
幸好天气晴朗，艳阳高照，我们一行用罢早餐，带上干粮出发了。两位工人代表说身体不适，留下休息。
读大学在北京四年，地理熟悉，我成了当然向导。到了公共汽车站，见满街是人，乱哄哄的挤公共汽车。车开了一趟又一趟，我们好不容易才挤上去，到了北大已近中午。
大概是有意给朝圣者作示范表演，在一块空地上搭了个舞台，批斗会每天在这里举行。我们到达时，批斗会还没结束，看见一批“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和“牛鬼蛇神”被红卫兵押在台上，低头弯腰，作“喷气式，”因人多嘈杂，距离太远，既看不清挨斗者的表情，也听不清斗人者的话音,不得已，只好四处转转，看看密密麻麻的大字报，怕误了晚餐，我们匆匆离开北大。
此后几天，我们去了清华，北航、地院等几所高校，情况大同小异，只是没有北大热闹。
几天外出参观，我们没取到什么的真经，却得了不少传单、小报。大家盼着早日接见，一睹伟大领袖的风采。
这一天终于来临，天还没亮，解放军就催促大家起床，匆匆洗嗽完毕，用罢早餐，就到街上排好队形。寒风刺骨，冷得浑身发抖，牙齿打架，大家搓手搓耳，原地蹦跳取暖，等到曙光显露，满天朝霞，一声令下——出发。
队伍迈着矫健的步伐,唱着时兴的语录歌向目的地进发。九时许，百万大军云集长安街东段。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登上天安门，检阅开始，百人一横排的队伍浩浩荡荡，由东往西走过天安门广场。毛主席身着绿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向人群频频招手致意，人群的欢呼声震天动地。“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林副统帅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大家狂热呼喊，不少人热泪盈眶。虽曾多次经历过这种场面，我还是深受眼前狂热到极点的氛围感染，情不自禁地涌出热泪。可我在注目天安门城楼时有种新感觉，许多熟悉的面孔消失了，换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一批新的面孔，于国家是福是祸？我无法猜想。
“文革”开展以来，短短的三四个月间，毛泽东就连续举行八次接见，耗费了国家无数人力财力，其目的是为树立他的绝对权威，煽动亿万群众追随他推进“文革”造势。历史已经明确，“文革”是发生于二十世纪中叶的一出丑剧、惨剧，那么八次接见就是这出剧的序幕。
接见过后，我们代表的使命已经完成，解放军动员大家尽快离京。离家多日，我们也很想家，于是踏上归程。
此次进京，接受了一次“文革”洗礼，回校之后，我周围很快集合起一批志同道合的同事，最先遭受迫害的卢冬私自赴京上访也回来了，大家商定成立自己的组织，我和卢冬被推举为头。我们不搞唯成份论，不论家庭出身、有何海外关系均可自愿参加，因此队伍迅速壮大，成为三中教工最大的群众组织。有了组织的依托，大家便无受人围攻迫害之虞，从北京带回的传单资料，分工抄写张贴。人人热情高涨，常干到深夜，但心情舒畅，有说有笑，一扫昔日笼罩心头的阴霾。
进京朝圣，成立组织，积极响应领袖号召投身“文革”，越陷越深，无法自拔，以致招来无穷祸患，几乎丢了性命，事后反思，才意识到这是我在人生旅途中迈出的最幼稚，最愚蠢的一步。
四、武斗逃难
如果说六六年底前，“文革”尚属煽风点火的前期阶段，那么迈入六七年后，则是恶果显露引发社会大动乱的发展时期。有三件事直接掀起“文革”飓风：一是毛泽东审定的元旦社论发表，二是得到毛泽东肯定和盛赞的上海一月夺权经验向全国推广；三是中央公开提出打倒“刘邓陶”的口号。
全国各地的群众组织，都标榜自己最忠于毛主席和他的司令部，但都不可避免地分成了对立的两派，由此，派战不断，愈演愈烈，“文化大革命”演变为“武化大革命”，使用的武器也迅速升级，从原始的石块长矛，到现代的洋枪洋炮，几乎把人类战争史复制了一遍。
广西,南宁，分成了“支韦打伍”和“支伍打韦”两大派，前者简称“联指”，由最先起来造反的盾牌红卫兵和赤卫队组成，后者叫“四·二二”，是受迫害压制而后起的造反者组成。
两派各支持的都是区党委的主要领导，“韦”指韦国清，区党委第一书记兼军区政委，“伍”是伍晋南，区党委书记。
六七年元月二十九日，韦国清在区党委大院贴出《揭发刘少奇、邓小平的几个问题》的大字报，二月一日又贴出大字报《揭发两面派陶铸》，这是他主动在“文革”中的表态和亮相。
此后，围绕区党委和广西日报夺权以及砸烂“工总”等问题，两派冲突加剧，引发了武斗。
四月下旬，中央召两派代表赴京，同住京西宾馆，我和卢冬作为“四·二二”所属的南宁教工井冈山派去的工作人员也到了北京，和“四·二二”代表团同住于京西宾馆。此时，不断传来南宁武斗和“联指”调动农民进城攻打“四·二二”的消息，引起两派在京代表的冲突。
有一天，在和联指代表的辩论中，我遇见陈时，他是“四·二二”属下南宁市公安局“枪临逼”组织的成员，特意赴京汇报南宁武斗及“四·二二”受“联指”攻打的情况，他告诉我南宁局势很坏，放心不下,他要赶回去。想不到此去成了永别，他回去不久被“联指”枪杀了。
陈时是我初登讲坛的第一批学生，原在南宁三中高六十六班，天资聪慧，成绩优异，爱好广泛，多才多艺，尤其擅说相声，三中每开晚会，总少不了他的节目，而且是自编自演，逗得全场笑破肚皮，获得全校最喜爱的笑星的美名，我这个语文老师自愧弗如，可以断言，如果他有机会师从候宝林、马季，定能成为姜昆、笑林那样闻名全国的一流笑星，可惜他走了另一条路，高中毕业放弃高考，学董加耕走下乡务农之路，和林德铭、关眉等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到市郊石埠公社插队落户。务农期间，他认真磨炼，和农民一起到城里挑大粪，成为名扬一时的新闻人物，后来被市公安局抽调去当了一名公安，“文革”公安局也分了两派，他参加了“四·二二”一派，成了这场运动的无辜牺牲品。
在京等待中央解决广西问题遥遥无期，六月中我回到南宁，住在三中红革会驻反帝医院据点，碰上武斗日炽，为了避难，我和钟碧秋、刘文强、梁志岳、冼国裕，黄兰芳，阳明熙等一批同事逃去湛江。湛江两派正酝酿武斗，也不安全，便转往桂林。桂林是老多的大本营，“四·二二”占绝对优势，当时武斗硝烟遍布神州大地，这里却是没有硝烟难得一见的绿洲，也成了全广西“四·二二”的大后方和避难所，南宁及各地的难民大都跑来这里，受到热情的款待和关照。桂林市民还慷慨捐钱、捐粮，解救衣食无着的难民。
八月二十四日，中央第五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周总理作了有利于“四·二二”的表态，还派六九八四部队进驻新华街、解放路、展览馆等“四·二二”防区进行保护，广西局势恢复平静，外逃的难民陆续返回。我回南宁不久，听说朝阳广场司令台陈列了三具尸骸，作为控诉“联指”杀害“四·二二”的罪证。我跑去看，果然，旁边还标明死者姓名及遇害经过。最长一具是陈时，其余两具是林德铭和周广受。陈、林都是我的学生，他们的音容笑貌顿时浮现于我的脑际，陈活泼可爱，尤其说相声时样子很滑稽。林眉清目秀，待人彬彬有礼，脸上常挂着微笑，想不到这两位努力上进的好青年竞死于非命。周广受我从不认识，是刚从部队转业到林教大队的。这三位都不是死于武斗，而是偶尔落到金鸡村民兵之手，被“联指”江南片指挥部拉去枪毙的。
第五次接见明令禁止农民进城武斗，强调两派大联合，本来是广西局势的良好转机，可是当局者没好好把握。广西好些地方，出现“贫下中农最高法庭”乱抓乱杀四类分子及其家属，造成了严重后果，《年表》有如是记载：（P-53）
全州县东山公社民兵营长黄天辉召集大队会计、“联指”组织负责人等商议，决定召集民兵班、排长等三十余人骨干开会，会上黄传达湖南道县杀地富的情况，并提出：“我们也要动手，先下手为强”，“要铲草除根一扫光……”
黄天辉连夜带兵去抓人，抓到人立即押送黄瓜冲山洞，强迫被害者跳坑。地主出身的刘香元在坑口向黄求情，请求留下一个小孩给贫农出身的爱人，说：“天辉，我两个仔，到政府去判我得一个，我老婆也得一个。”黄说：不行。“结果刘被迫抱着两个小孩(大的三岁，小的一岁)跳坑而死。”
这只是万千杀人案中的一起。这股杀人风未能制止，不久竟发展为全区性的大屠杀。
广西两派武斗中，因“联指”有大量武器，更有大批民兵支持，所以处处占上风，而“四·二二”却武器极少，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因而被迫千方百计去搞武器。八月二十日晚，南宁航运“工总”乘船到蒲庙抢枪，归途遭“联指”拦截。三中红革会派人参与抢枪行动，当中有我不少学生，因此我甚为关切，跑到江边客轮上等候消息，联指从对岸用机枪扫射，我亲睹一名船上群众中弹身亡，吓得我心惊胆战。黄昏时分，载人抢枪的船冲破拦截归来了，死伤了好几人。我高七十九班学生莫文冰手臂中弹受伤，幸无生命危险，算是不幸中之一大幸了。
局势动荡，搅得人心不宁，广大群众，都盼望结束动荡不安的生活，当中央发出回原单位闹革命，实现两派大联合的号召，两派群众都积极响应。三中两派都回到学校，又在一个饭堂里吃饭了。我和钟碧秋、林恩材、徐镇旋、梁志岳、刘文强、阳明熙、吴增炽`黄仕良,冼国浴,`,郭先安、吴艺玲等多位有头脑的同事商定，我们主动找对方倡议，首先实现两派教工的大联合。这倡议得到陈荣安等“联指”头头的响应。我们还商定，年关将近，共同组建巡逻队保护三中教工的安全，不允许外单位来干扰破坏。这良好的愿望，得到驻校“支左”的解放军支持，这样，三中出现了少见的和平气氛，一直受压的“四·二二”群众终于结束了逃难生活。
可是我们太天真了，只要“文革”不结束，凭我们小小的单位，小小的力量，怎能遏止日趋恶化的大势？到了六八年，南宁，整个广西进入了更凶残险恶的年代。
五、血染校园
一九六八年，“文革”进到最疯狂的岁月，恐怕连毛泽东本人也意想不到，他亲自点燃的“文革”烈火肆意焚烧，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全国到处是武斗的硝烟，到处是罪恶的杀戮，把他的臣民推进灾难的深渊，把他缔造的党国推到崩溃的边沿。
广西更是如此，随着区革筹和各地革委会成立，出现全区性的大屠杀，容县黎村和宁明上石，还有凤山，是典型之例。
六八年春的一天，熊爱玉来三中找我哭诉，说他爱人黄兆昇老师从北京刚回到南宁就遭“联指”绑架，去向不明。我和我的同伴异常震惊，立刻展开营救活动。我们找到“四·二二”原总指挥龙智铭。当时区革筹已成立，他作为老“四·二二”的代表当了革筹副主任。可这个副主任只被当作新生红色政权的点缀品，没有一点实权。伍晋南也是革筹领导成员，但被“联指”拉去和贺、霍、傅、谢、袁一起进行游斗，自身难保，我们唯一的依靠是龙智铭，他是个富有正义感和责任心的人，非常尽力，一方面发动舆论揭批“联指”在光天化日之下搞绑架的特务行径，一方面亲自去找革筹主任韦国清。韦国清置之不理，又去找魏佑铸。魏比较正直公道，在他干预下“联指”才放人。可黄兆昇已被折磨得不成人样。遍体鳞伤，走路须人掺扶。据他讲述，绑架他的是“联指”属下的南宁“小八”，关押在区党委大院内原傅雨田的居室。傅被打成“叛徒”拉去游斗后，全家被扫地出门，于是这房子成了“联指”秘密关押审讯受绑架者的白公馆、渣滓洞。黄兆昇在这里度过了二十余天暗无天日的生活，受尽了严刑拷打。可悲可叹的是，这种法西斯行径，竟发生在区党委眼皮底下的大院里。六八年间，这样的私设监狱遍布南宁、遍布广西，黄兆昇能活着出来是十分幸运的了，而许多人进了“联指”监狱却走了一条不归路。
黄兆昇得救不久，梁洪亮又遭绑架。这次是三中“联指”所为。梁洪亮原来和李本正一起在展览馆搞后勤，听说三中两派关系紧张，他想回学校看看，路经桃源路区供销社，被在此设有据点的三中“联指”绑架。为了报复，三中“红革会”学生也抓了朱国良。朱原是三中采购员，虽调离三中，可家还在三中。红革会学生认为他是国民党兵痞出身，是“联指”的军事教练，于是把他抓作人质。关进了医学院104馆。在舆论的压力下，三中联指关了梁洪亮几天便放了，从此他住在区医院他妹妹家，不参与派性活动。
随着各地县革委会的筹建，“联指”对“四·二二”和四类分子的屠杀愈演愈烈，各地纷纷成立了反屠杀委员会，大批难民逃来南宁展览馆，解放路等“四·二二”据点避难。
此时，当局决定撤走六九八四部队，“四·二二”和广大市民苦苦挽留，出现军民挥泪依依惜别的感人场面。大家都意识到，失去部队的保护就会大难临头。
五月中旬的一天，我在新华街水塔脚下，看到了一张处决‘“反共救国团”一批头头的布告，名单上有位熟悉的名字——农培相，他是我校高七十四班学生，刚毕业走上社会。我十分纳闷，他怎么会成了“反共救国团？”可布告是以当局的公检法的名义出，不由得你不信。直到八三年广西进行处遗时才真相大白，原来这是广西当局泡制出来的一大冤案，《年表》有如下记载：（P-89-90）
五月十七日，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破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一案报告说：“我区破获一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组织，已捕获团长一人，副团长三人，政治部主任三人，经济部长一人，支队长四人，联络站负责人共六十三人……该反革命组织涉及南宁市及南宁、玉林、钦州、柳州等四个地区。……总部设在南宁市解放路新风街，利用“四·二二”据点造反楼做联络站，与越南有联系。”。（根据一九八三年“处遗”调查结论，所谓破获“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一案，是广西军区、自治区革筹利用清查“老反团”来追查“新反团”的特大冤假错案）。
何等阴险毒辣的阴谋，何等卑鄙无耻的手段；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泡制出关系万千人性命的大冤案，而且是出自大权在握的广西当权者之手！不知道历史将如何审判他们？
这卑鄙毒辣的一招立马收到了一箭多雕之效，一，可以把“四·二二”当“反团”加以剿灭；二，最大限度地煽动“联指”群众参与剿灭“反革命”；三，更有效地欺骗农民进城参与武斗；四，可以蒙骗要挟中央放纵他们肆无忌惮地大开杀戒。
《广西联指报》公然发出《总攻击令》,把“四·二二”与“反共救国团”等同起来，对拒捕者可以“就地处决”。这就注定了“四·二二”覆灭的命运。
南宁三中两派本来还是和平共处的，可此时“胸毛”为首的一批“联指”鹰派突然骄横拔扈起来，制造了一个个流血事件，他们占领了全校制高点水塔，接着用铁丝网把礼堂（与饭堂合一）围起,划作自己的势力范围，“红革会”学生无处用餐，当然不答应，要求对方拆除，否则派人去拆。“胸毛”利用水塔的高音喇叭气势凶凶地发出警告，只要“红革会”敢走近铁丝网，“一切后果自负。”
冲突一触即发时刻，钟碧秋、林恩材、徐镇旋、梁志岳、阳明熙等共产党员找我商量，叫我去说服“红革会”头头放弃拆铁丝网的打算,以避免学生流血牺牲。他们估计到“胸毛”那种野蛮的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我立即找到红革会头头王成初，转达如上意见。可他年少气盛，以自己的善良愿望估计对方，不肯放弃原定的行动计划，说对方实在欺人太甚，不能容忍。还说：“我们徒手排着队，唱着歌去，谅他们不敢向徒手的队伍开枪。”劝说无效，我只好叮嘱他千万当心。
临近中午时分，红革会集合了百多人的学生队伍，从学生宿舍区向饭堂进发，果然是徒手，只拿语录本，唱着歌前进，还没走到铁丝网处就枪声大作，好些人中弹，大家忙抢救伤员，驻校“支左”的解放军也参与抢救。红革会武装被迫还击。
这次冲突，红革会死亡二人，伤数人，对方毫无损伤。
死难者中，一是初三男生叶启时，子弹射中额心，送到三0三医院抢救无效。其父是医学院教授，被打成“反动权威”蛰居家中，我把启时的死讯告诉他时，他神态木然，欲哭无泪。另一是高一女生刘凤芝，是位勤奋好学，不苟言笑的女孩，子弹打中胸膛，穿过肺部。我亲临医院组织抢救，并请来她的父母。医生花了几个小时也没抢救过来，当得知女儿断气，两位老人放声痛哭。父亲是医学院讲师，参加“联指”。“文革”就是这样捉弄人，把亲密的父女分属誓不两立的派别，而女儿竟惨死于父亲这派的枪口下，是谁造的孽！
我在医院劝慰凤芝父母之时，学生来告诉我，说“胸毛”带人砸抄了我的家。我回家一看，整个家砸得稀巴烂，蚊帐被褥撕成一条条的，卢冬寄放的收音机也砸了，值钱的东西被抄走，没拿的家俬毁掉，比土匪洗劫还惨。
流血事件发生后，红革会学生群情激愤，发誓要为死难的战友报仇。在一个晚上用自制的土炮攻打“胸毛”等驻守的据点。巫抱平自告奋勇，背起炸药包冲到水塔脚,试图炸掉射出罪恶子弹的水塔。因爆炸力太小，水塔巍然不动，可也吓坏了“胸毛”等人，他们勒令住在红楼的“四·二二”家属马上搬走。红楼是三中唯一的三层宿舍楼，紧挨水塔，“胸毛”要强占为据点，与水塔连成一片。被“联指”定为三中最大“走资派”的老校长李厚德一家住在红楼，“胸毛”等全副武装闯进他家，打骂威逼，强令校长搬出。害得他心脏病发作，生命垂危。他的长女阿红是个未成年的中学生，惊吓得六神无主，跑去医学院告知她表姐。表姐叫她赶快把病人送来抢救，可受到百般阻挠。还是心地善良的老职工黄才秀和谭叔要来辆木板车，把老校长拉到医学院，可惜晚了，医生已无回天之力。
李校长名厚德，回族，他的人品跟他名字很相符，个子瘦小，脸上常挂着慈祥的笑容，为人正直，待人宽厚，忠于职守。他不幸中年丧妻，带四五个孩子，既当爹又当妈，生活负担甚为沉重，可不影响工作，每天上班最早，下班最晚，坚持在教学第一线，亲自给学生授课，教数学。他的教学水平堪称一流，深得学生喜爱。他严于律己，从不以权谋私。三中是全区重点，录取分数比普通中学高很多。他大女儿阿红没达到三中要求，硬是要她到离家很远的六中走读。李校长以其高尚的人品，优良的师德教风，赢得全校教职员工的尊敬和爱戴。我实在想不明白，这么好的领导，怎会成了打倒的对象，最终受迫害致死？
在那是非颠倒，好坏不分的年代，我跟老校长还扯上一段政治是非，那是在中央第五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之后，大批党政干部发表声明支持“四·二二”，李校长也写了一纸声明交我转达。出于对他安危的考虑，我劝他把声明收回，不要公开表露，以免惹祸上身。他接受了我的劝告，不料在后来的大批斗时，我被加上一条“与走资派勾结”的罪名。
在我心目中，李校长是最好的领导，是最可亲可敬的长者。对他的不幸，我打心底感到痛惜。八0年学校为他补开追悼会时，我给他写了副輓联：厚德载物，十年动乱遭劫难；德高望重，八方英杰悼忠魂。
三中第一次流血事件刚过没多久，又发生第二次流血事件。一个更深人静的夜晚，“胸毛”等勾引外单位的联指偷袭红革会的大本营——实验楼，打死了初三男生王珏、高三男生梁文荫。红革会武装急忙应对，在“联指”武装的退路上设伏。果然，“胸毛”等人进了伏击圈，巫抱平的冲锋枪正对准他们，只要扣动板机，“胸毛”等绝无生还的希望，但是巫抱平始终不忍心，事后他说：“都是同学，怎下得了手。”可巫抱平万万想不到,两个多月后，他自己却被“胸毛”枪杀了。
两次流血事件，都是红革会一方遭受伤亡，而对方无损一根毫毛，红革会学生极端悲愤，复仇的欲望十分强烈，传承文明的美丽校园，成了流血的战场。两派都不敢留在学校，“联指”撤到了园艺场，红革会撤到了医学院，只留部分武装人员镇守三中。
六、学院被困
医学院是“闯兵”占优势的“四·二二”一个孤立据点，除三中外，附近许多单位的同派群众都到这里避难。
我们一批教师，原住在学生宿舍，是离水产研究所不远的平房，“联指”常开枪开炮，有次，一枚火箭弹穿透墙壁在宿舍爆炸，幸无人员伤亡，可我们再也不敢住下，撤到院中心的104馆。此馆专陈放教学用的尸骸，朝夕与之相处，起初很害怕，渐渐就习以为常了。
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和广西“联指”结为一体，还调动大批民兵，甚至出动部队，以镇压“反团”和落实《七·三》布告的名义，大开杀戒，韦国清亲自下了“对阶级敌人要刮起十二级台风”的动员令，于是南宁、全广西掀起了大屠杀的高潮，在这高潮中，各地县革委会纷纷成立了，区革委会也在密锣紧鼓筹建中，无怪乎群众说，这些所谓新生的“红色政权”，是用万千人的尸骨建造的。《年表》有如下记载：（P-98-99）
六月十九日，广西“联指”常委会经过颜景堂、李家海、何唯钦等人策划和指挥“后备军”、“沥血兵”等组织，武装包围攻打区水电厅设计院“火种”大楼据点，杀害六十二人，并灭尸于邕江河里。
二十三日，广西“联指”所属的航运“红联”攻打“四·二二航运工总”控制下的南宁北大路码头……南宁糖纸厂民兵炮连当即把一门三七炮拉到西园饭店后面河边，向“桂宏”号船开炮，接着南宁化工厂“联指”也拉了一门炮参加轰击……停泊在河边的“桂宏”、“东方”等四十多艘船只被炮火击中，全部起火焚烧。
&&&&七月一日，南宁警备区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会议根据广西军区的部署，讨论研究了关于执行武装包围广西“四·二二”解放路、区展览馆、百货大楼等据点，强行&
收缴武器问题。广西军区拟调动六个连的兵力和广西“联指”武斗队，以及武鸣、横县、邕宁、马山、崇左、上林、玉林、陆川、贵县等县“联指”武装人员参加围剿。
从上面记载，南宁局势之恶劣可见一斑。
连续几个晚上，我们在104馆看到市里火光冲天，簇簇火光由西而东移动，原来是被焚烧的船只沿江飘流，这惨烈景象让人心寒。
有天晚上，三中方向也燃起大火，怕是“联指”的诡计，红革会不敢回去救火。深夜下了一场大雨，火灭了。第二天有人回去看，是红革会学生住的一栋宿舍楼起火燃烧，起火原因无从查明。
一天上午，有位中年妇女抱着两个小孩到医学院哭诉，说她丈夫被园艺场“联指”杀害了。她丈夫姓刘，是团级干部转业到园艺场当了名领导，“文革”中两派都不参加，可“联指”逼他表态支持“联指”，他不从，就把他杀害了，留下孤儿寡母生活无着，便跑到医学院来避难了。听了哭诉，学院里的师生很愤慨，十分同情她的不幸，纷纷捐钱捐粮相助。
园艺场“联指”武装，其凶残和“沥血兵”、“后备军”一样闻名于南宁，肆意屠杀本单位手无寸铁的“四·二二”群众。有位三中毕业到园艺场小学当老师的,名叫屈平（和大诗人屈原同姓同名），和丈夫一起被抓，丈夫跪下哀求：“要杀就杀我，请留下我妻子，她已怀有身孕。”妻子急了，也跪下哀求：“不，杀我，请留下我丈夫，他是根独苗”。刽子手不但不为这感天动地的真情所动，还哈哈狞笑：“你们都争着去死，好哇，成全你们，让你们在阴间也成双成对。”于是把这对年青夫妇杀害了。
什么叫“腥风血雨”，处在当时的环境，你完完全全体会到了。我内心充满焦虑，为国家，也为自己的命运，不思茶饭，彻夜难眠，终于病倒了。王成初等几位头头来慰问我，带来了糖果饼干之类的罕有之物。被围困的艰难日子，哪来这些东西？在我追问之下，他们才说是从三中旁边的商店里要的，因害怕武斗，店里的人跑光了，食品搁在那里，不用也是浪费。我顿时发火，拒绝收受，严厉批评他们：“亏你们自称是忠于毛主席的红卫兵，为什么私拿国家的财物？为什么不学学革命前辈，宁愿饿死也秋毫无犯？去年驻守百货大楼的战友不是树了很好的榜样？他们饿着肚子，对大楼那么多的糖果糕点连碰都不碰一下。”几个头头承认错误，表示悔改，并同意我的请求，立即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订出几项保证作为决议。这天是七月八号，是为“七·八”决议。
“联指”加紧剿灭“四·二二”的步伐，在攻打百货大楼中，大楼起火，闯兵头头，“四·二二”总指挥黄达生中弹身亡，医学院为之开追悼会，发誓要为他报仇。
&&&&有天，王成初找到我，说闯兵头头跟他说要把朱国良干掉，为黄达生报仇，只需红革会点头，由闯兵动手。显然，他拿不定主意而来征询我的意见。我当即表态：“朱国良虽说是从国民党军队俘虏过来的，但他毕竟参加了解放军，还入了党，哪有革命组织杀害共产党员之理？这个头不能点。”王成初听从了我的话，留住了朱国良一条性命。
七月正是盛夏，是夏收的繁忙季节，可“文革”收获的是无穷无尽的灾难，人民生灵涂炭，国家走向崩溃，此时却传来最高指示——“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也不是中好，而是大好。”“简直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我心里在骂，平生第一次对领袖不恭，对“文革”的正确性、必要性产生了怀疑，于是决心离开据点，离开广西，离开是非之地，我私下到了空七军大院，向“支左”办表明我的意愿。“支左”办的领导很高兴，表示大力支持，还答应代买一张飞广州的机票，叫我回去等候消息。
一天下午，几辆轿车来到空军大院，原来是广西军区领导奉周总理指示，通知广西两派增派代表赴京而到医学院的。空军大院与医学院比邻。空军“支左”办借此引荐我会见他们。他们也表示支持我离开据点，说机票不好买，叫我去大联筹，可保证我的安全。这些领导中我记起的有苏大伦、焦玉福、焦亲自给我写了介绍信。身不由己，我只好听从安排，和他们一起乘车离开空军大院。可万万想不到，我离开据点，却落入魔窟，开始我一生中最惨痛，最惊险的经历。
七、落入魔窟
夕阳西下，轿车穿过南湖桥，沿旧机场入七星路，拐过康乐路直到军区对面的区“支左”办，沿途看见一派破败景象，街上无一行人，昔日的繁华荡然无存，南宁仿佛成了一座死城。
到了军区“支左”办，大员不见了，留下一名下级军官关照我，他给我要来份简单的晚餐，我哪还有胃口？晚上没被铺蚊帐，让我在公办公桌上喂了一晚蚊子，度过一个难熬的长夜。
第二天早上，军官送来了早餐，叫我吃罢在此等候，他去找车送我去“大联筹”。我等了很久，迟迟不见车来，“支左”办的工作人员陆续来上班，人到齐了，他们在毛主席像前列队作“早请示”，齐声高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完了,许多人向我投来仇视的目光，似乎知道了我的身份。还有人对我怒骂：“你们四·二二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真坏透了。”我强压怒火没与之论辩，心里却鄙视他们：“哼，你们和‘联指’的造谣诬蔑如出一辙，也配‘支左’？
稍有点常识的人一想就明白，南宁航运全焚，二三十条街道燃成废圩，全在“四·二二”防区之内，世上谁会如此愚蠢，焚烧自己的防区把自己逼到绝境？八三年“处遗”时查明，这全是区革筹广西军区和“联指”所为，请看《年表》记载：（P-109-110）
七月十九日，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又调四个连和广西“联指”数千人武装包围、炮击“四·二二”解放路一带据点，几条街道硝烟弥漫，一片火海。
二十一日上午九点至十二点，广西“联指”又从南宁桂剧院据点炮击百货大楼“四·二二”据点，东北面墙被炮击崩塌，二三楼起火燃烧。
事实证明，所谓军区“支左”办，完全和“联指”坐在一条板凳上，所以无端对我责骂。
等到了九点多钟，关照我的军官才要来一辆有后门的旧吉普。
车驶出“支左”办大门不到百米的市跑马场路口处，被早在等候的三中“联指”武装拦住，“胸毛”冲上打开后门，连打带拽把我拖下，那位军官不作制止，只不疼不痒嚷嚷：“你们不要乱来，不要乱来。”此时我才明白自己被所信赖的人出卖了。
“胸毛”把我捆绑起来，用黑布蒙住我的眼睛，连推带打把我押到他们设在区供销社大楼的据点，一群大小“联指”兵大打出手，给我来个下马威，而后进行审讯，参加审讯的有“金牙”、老石、老秦、老陈、老沈、小李,
小曾等本校同事。
得知把我抓住，“联指”欣喜若狂，利用报纸传单鼓吹他们又取得一个大胜利。分散各处的三中“联指”学生，络绎不绝跑来向我发泄派性的仇恨，令我终生难忘的是,有天来了两个人，一个是个子高瘦，面色青黑的巫尚X，另一个是面皮白净常挂阴笑的刘廷X，都是我曾代过课的高七十八班学生。这两个家伙真狠，进门二话不说抡起铁棒劈头盖脑地打，我本能地用手捂住头部&
铁捧落到手背，立即肿成烤面包，接着他们抓住我头发，死命拿我脑袋往墙上撞，撞得我眼冒金星，耳朵轰鸣，天旋地转，仿佛就要坍塌。在激烈震荡中，我上齿磕掉了下唇一块肉，鲜血涌流，染红衣裳，从此留下了一块永不磨灭的伤疤，也留下难以消除的痛恨，痛恨自己为什么会有畜性不如的学生。
“联指”学生中也有不少动口不动手的君子，始终没动我一个指头，还有些善良之辈，厌恶暴行，对我十分同情。高八十七班的覃小兰，是来自农村的纯朴姑娘，她轻轻呼唤我“张老师”，话音里表露同情和安慰。我终于悟出一个道理，人类不管出自什么阶级&
参加什么派别，只可分善人与恶人两种，善人只想与人为善，不管参加那一派，都不愿伤人，恶人正好相反，总想作恶害人，尤其在得意的时候表露更充分，“子是中山狼，得意更猖狂”。此话一点不假。“文革”是需要恶人和制造恶人的年代，所以涌现大批恶人，靠他们去制造罪恶，荡涤文明。
恶人把我折磨够之后，“胸毛”把我拉到原卫生厅对面的防空洞里，天气闷热，差点把我闷死。事后得知，他要我去给攻打新华街中弹身亡的战友蒙杰亮垫尸陪葬。垫尸陪葬是“联指”的一大创造。在攻打“四二二”据点中，每天都有人阵亡，为了煽动更多的“联指”兵去卖命，他们想出了这惨绝人寰的一招，把抓来的“四·二二”拉去给阵亡者垫尸陪葬，还修墓立碑，封以“烈士”称号。我落入魔窟不久，正好碰上蒙杰亮阵亡，于是“胸毛”决意拉我去等候运送殉葬品的专车。在此千钧一发时刻，三中“联指”的许多干部、教师、学生，起来反对“胸毛”的独断专行。他们提出张德忠不能杀的充分理由：一，他出身劳动人民家庭；二，他任过三中团委书记，历史清白，三，文革中没发现他有重大罪行，而且是自己离开据点，军区支左办送出来的。这些理由压倒了“胸毛”，于是我躲过了一劫。
说实在的，我对蒙杰亮之死很痛惜，他是高七十九班的，我是他的班主任，很了解他的人品，他勤奋好学，工作热情肯干，是得力的班干团干，就是有点愣头愣脑好冲动,文革擅自离开学校到社会参加武斗，成了三中“联指”唯一的牺牲者。幸亏良知战胜了邪恶，否则，我这个老师早就成了学生的陪葬品了。
躲过这一劫之后，我被送进“联指”延安片指挥部设的集中营，当晚挨了一顿毒打。这里原是一个医疗单位，一栋办公楼和两三座宿舍，东面隔街正对区党委大院后门，西面隔墙是区幼儿保育院。这里常出现两种极不和谐的声音，一是保育院孩子天真烂漫的歌声笑声，一是集中营里囚徒被毒打的哭声惨叫声。
为了迎接区革委会的诞生，区革筹、广西军区和“联指”武装加紧对“四·二二”的剿灭，《年表》有如下记载：（P-112-115）
七月三十一日自治区革筹小
组、广西军区调动部队和南宁“联指”武装人员国歼广西“四二二”展览馆据点。参加国歼的解放军有六九一二部队两个连，广西军区警卫营两个连，南宁军分区独立营一个连和炮兵第团高机炮一连、二连，以及玉林、陆川、贵县、邕宁、武鸣、马山、横县、上林、崇左和南宁郊区“联指”武斗队，指挥所设在明园饭店，下午三时开始包围炮击。
八月三日，解放军和“联指”重兵包围解放路，开枪开炮，一片火海，广西“四·二二”据守人员濒临灭顶之灾。
五日，部队和“联指”攻打解放路基本结束。据不完全统计，广西“四·二二”被打死二千三百四十人,被俘六千四百四十五人,被俘的还有居民二千五百人。上午九点左右，解放军和“联指”、“工纠”从解放路押送一批“俘虏”出来，走到广州照相馆门前，枪杀了二十六人。
&&&&八日，部队和“联指”攻打解放路全部结束。解放路及其附近三十三条街巷被炮击焚烧成了一片废圩。广西“四·二二”全部覆灭。据不完全统计，围攻解放路和展览馆打死二千四百七十人，抓获“俘虏”九千八百四十五人。其中；展览馆四百七十三人，解放路八千四百四十五人，四二二‘’赴京控诉团四百二十七人，“流窜犯”五百人。先后分别关押在区文化大院，区电业局，南宁二中，九中，天桃小学，当阳小学，五里亭小学，南宁幼师，区交通学校，区，市看守所等地。关押在区看守所的二百六十五人,区交通学校七百一十一人,南宁幼师四百四十一人,都被当作”杀人放火”,”四类分子”,”坏头头”,”国民党残渣余孽,”反团”等”要犯”,首犯”处理“。被俘人员交各县拉回去”处理”七千零十二人，其中被打死二千三百二十四人，当作“要犯“长期关押二百四十六人。据一九八三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调查，解放军和广西“联指”攻打解放路一带，共烧毁三十三条街巷，其中烧毁机关，学校，工厂，商店和民房共二千八百二十多座间，建筑面积四十六万平方米，使街道的五个公社，一万多户，五万多居民无家可归，仅国家财产损失价值六千万元以上。
八月十日河池军分区奉广西军区之命，在东兰县人武部召开“关于用武力解决凤山”七二九“[广西四二二凤山县七。二九革命造反大军]问题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天峨，巴马，南丹，东兰，凤山等县人武部的有关负责人，以及凤山县‘联指”头目，六九一一部队负责人等。分区负责人在会上传达说,根椐军区首长命令,要用解决南宁解放路的办法解决凤山”七.二九”的问提。会议决定调宜山，河池，巴马，天峨，南丹，东兰，凌云，乐业，罗城等县和金城江的人民，龙江，东江兵工厂的“联指”武装人员，会同六九一一部队，凤山人武部中队共三千多人“进驻“凤山，强行收缴”七。二九“的武器。东兰会议结束后，各县人武部坚决执行”命令“，组织带领各县{厂}&
联指武装人员[人数超过原来规定，达到四千四百多人]到凤山后，对逃散在南山和北山的“七。二九”人员全面包围，抓捕了一万多人{当时全县人口共十万三千一百三十八人}。仅这一次围剿，全县枪杀打死一千零一十六人，占文革中被杀死，迫害死总人数一千三百三十一人的百分之七十强。被杀害的人员中有国家干部，工人二百四十六人，参加过红军的二十人，参加过赤卫队的十二人，参加游击队的一百一十七人。经过武装围歼扫荡后,凤山县革委会终于在二十五日宣告成立。
二十三日，康生等接见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广西班人员，宣读了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并作了“重要指示”。
腥风血雨的一个黄昏，我在集中营被押上一辆吉普，押解者是三中“联指学生。我问：“押我去哪里。”答：“让你去立功赎罪”。
我偷偷掀开蒙眼的布，感到是往东郊方向走，穿过射击场、南湖堤到了市党校。党校与三中一墙之隔，我纳闷，拉我到这里干什么？夜里听到一片哭骂声，知道押到这里的并非我一人，而是一群。
“为什么抓我，我犯了什么法？你们这些无法无天的恶魔，一定不得好死。”从这高亢无畏的哭骂声中，我听出是水产所的工人白大嫂。她丈夫是参加过抗美援朝，转业到水产所当工人的白玉秀。一个军人出身的大男人，取了个女人名可让人取笑，但他的性情倒真像女人，待人和善，说话细声细气，他是个老共产党员，文革参加“工总”，被选为头头之一，可他厌恶武斗，从未有过激行动。落入魔窟以来，消息全无，我很想知道社会状况，于是寻声挪身到白大嫂旁边：“白大嫂，你怎么也在这里？”她悄声告诉我：“张老师，不得了啦，现在到处抓人杀人，我们所的桂师傅被杀了，我老白幸亏跑得快，不然早没命了。他们抓不到老白，就把我抓来。”我了解，桂师傅和老白一样是老老实实的工人，从未参加过武斗，是“四·二二”普通群众，竟逃脱不了厄运。
在市党校蹲了一夜，第二天九点多钟，一批“联指”武装，还有一批农村来的民兵，破墙冲进三中，沿着教学楼、宿舍楼逼近大操场，目标是水塔和红楼。这原是“联指”的据点，撤走后红革会取而代之。这次军事行动的企图是攻打红革会，进而围攻医学院。
在进攻中，本单位职工李XX，用长绳绑住我手臂，他在后面牵着，用短枪逼我冲在前面，那情形就跟电影《洪湖赤卫队》里，日本鬼子驱赶群众去进攻抗日根据地一样，此时我才明白让我“立功赎罪”的含义，原来是拿我当挡枪挡炮的人盾。他们天天叫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没学到一点正经的东西，倒把日本鬼那套法西斯毒招学得很到家。
我的生命分分秒秒都可能被毁，逼于无奈我只好硬着头皮往前冲，冲过大操场，直登红楼顶层，一个高瘦的民兵枪手在窗口架起机关枪对准医学院，幸亏红革会武装早已撤走，没有发生交火，否则我十条命也完了。
中午时分，民兵下楼休息用餐，此时，我交由民兵看管，看管我的是位并不凶恶的中年农民。
“你是这里的老师吧？”他突然问我。
&& “是的，大学毕业我就到这所学校教书。”我答。
&& “家里什么成份？”
&& “中农”。
听了我的回答，他态度马上变得温和：“你放心，我们只杀阶级敌人，不杀中农。是哪里人？”
&& “桂平。”
&& “我是容县，同属玉林地区，我们算是半个老乡。”
&& “请问贵姓？”轮到我主动问他。
&& “姓黄，大肚黄的黄。”
&& “我爱人也姓黄。”
我们越谈越亲近。他亲自给我端来一份饭菜，我说吃不下。他好心劝慰我要吃饱饭，保重好身体，还给我一支香烟’。为了了解些内情，我有意识问了几个问题。
“你们不在家种田，为什么冒着危险到南宁来参加武斗？”
他直率回答：“没法子，是上级的命令，说南宁发生反革命暴乱，要我们参加平乱，于是就拉队伍来了，还说好了，我们来当是出工，队里照记工分。”
&&&“你们来往路费谁出？花销怎么办？”
“嗨，当然是政府包了。我们享受半军事待遇，除了军装，什么都发了，你看，军鞋、军水壶，连毛巾牙刷全有，每人每天还发一包香烟，一天三餐有鱼有肉，比在农村不知强多少倍。”老黄边说边流露出喜悦和满足感。
望着老黄的神情，我心里在叹息：“我的农民弟兄，你们上当受骗了，为了一点点利益和享受，被人利用当枪使，且不说你们助纣为虐给国家添乱，就自身而言，你们离乡背井来参加野蛮的撕杀，极可能葬身异乡，让妻子成为寡妇，儿女成为孤儿，值得吗？”
果不其然，城里人命贵，农民命贱，吃人俸禄，受人摆布，在攻打展览馆，解放路等“四·二二”据点中，农民冲锋在前，死亡不少，当时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利用手中之权，封之为“烈士”，修坟立碑，发抚恤金，死者家属得了点补偿和安慰，可“四人帮”倒台后，中央一概否定,取消“烈士”称号，停发抚恤金，农民弟兄才大呼上当受骗，组团上访告状，但人死不能复生，铸成的历史无法改变，无权无势的农民，去哪里讨回公道？只能哀叹“可怜邕江河边骨，尤是桑梓梦里人。”
几十年来，我一直惦念在特殊环境中认识的老黄，老黄啊老黄，你在哪里，是否也成了无谓的牺牲品？
言归我的险历。跟老黄聊完后我暗地寻思,攻打三中我又侥幸躲过一难，如再攻打医学院，绝不会如此幸运。三十六计，逃为上计。三中与医学院隔一条马路，只要冲得过去，我便能重返据点，以后，不管什么甜言蜜语，慷慨承诺都不能再诱骗我离开，哪怕战死到最后，也不要重落魔窟。我下了决心冒死一搏，心里盘算逃跑计划。
家属区后面有间公用厕所，离后门几步之遥，出了后门便可上马路。我向老黄提出要上厕所，老黄应允，叫了个小民兵“陪”我去。小民兵个子矮墩，看上去还是稚气未脱的孩子，他没有枪，腰间只别了枚手榴弹，真是“天助我也”，心里暗喜，来到厕所，装做要大便，把门关上。小民兵警惕性很高，不许关门，紧牵扯住绳子，象狗那样死盯住我，我无法解绳就用力一拽&
，带着绳子往外冲，小民兵死命拉住绳子，拔出手榴弹迅速打开盖，手榴弹吱吱冒着青烟飞过来，我本能就地一滚，轰隆一声，手榴弹在我身边爆炸,我却奇迹般不受一点损伤，全得救于齐肩的荒草。听到巨响，几个民兵跑过来。“开枪打死他，打死他，他妈的想逃跑。”小民兵竭斯底里狂喊。四五支黑洞洞的枪口对准我。“完了”，我绝望地闭上眼睛，等待死神的来临。时间过了一秒又一秒，却没有一声枪响。待睁开眼睛，枪口不见了，却出现一张熟悉的面孔，和声和气地说：“张老师，你不要跑，你能跑得过子弹吗？”他原来是我高七十九班的学生覃生琉，我所器重的班干，向来对我很尊敬。“文革”我们虽然参加对立的两派，可从来没红过脸。我落难的日子，他给了我许多关照，和前面提到高七十八班巫尚X，刘廷X那两个畜性，形成鲜明的对比。
逃跑失败，我被三中“联指”押回原来的据点，少不了受了一顿惩罚。
腥风血雨的八月中，老天下了几场暴雨，南宁多条街道成了泽国，地势较高的桃源路成了可以行船抓鱼的河流。据老人说，雨并不算下得太猛，何以出现历史罕见的大水？有人传说，是上游水库同时放水，故意制造“水淹七军”，把解放路一带躲藏于防空洞的“老鼠”（“联指对”“四·二二”的蔑称）统统淹死。
三中“联指”设据点的区供销社大楼淹了底层我被关押在二楼的一间厕所里，由高八十七班学生邓XX，罗XX等轮流看守。
有天，我闻到鱼香味，原来是两位老大娘在门前架灶煎鱼。不知他们是哪家的保姆或老人。他们趁看守不在，拿了一条煎好的鱼送到我面前：“吃吧，我们知道你是好人。这年头坏人得势，好人遭殃。你可要挺住，保重好身体。”望着两位素昧平生的慈祥老人，一股暖流流遍全身，不禁热泪盈眶，心里立誓，如果我还有将来，一定要找到他们当亲娘奉养，给他们养老送终。可惜几十年过去了，我一直无法寻觅他们，也许他们已不在人世，但是，他们慈祥的面容，亲切的话语永远留在我心中。
水退之后，我又被押回集中营，随着“四·二二”的覆灭，被抓来的人越来越多，我们这群来自各单位的难友，沿墙根而坐，当中有我认识的民院中文系同行梁超然。坐在我旁边的是条北方大汉，自报是气象局局长，为人豪爽。在他影响下，我们互相关心，互相勉励，充满团结友爱精神，一根香烟，也是一人一口轮着来抽。
难友进出常有变动，有的被本单位押走的，有被拉去严惩的，剩下的被分开到小屋单独关押。
&&&“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隔壁房里传出深情感人的歌声。我听出，那是我的学生韦克邦的声音。他是来自武鸣农村的纯朴青年，不知怎么也被抓来。后来得知，他被诬为“反团”成员，横遭审讯毒打，一肚子冤情无处倾诉，于是借助歌声，企盼毛主席把他救出苦海。他自己也明白，毛主席远在北京，哪会听到他的歌声
,只不过是一种无奈的哀鸣。看守吆喝不许唱，他置之不理，一首一首唱下去。
集中营又来了一批囚徒，当中有卢冬、张俊秋。他们原来是在医学院的。学院和西大一样，接受了“和平解决”方案，放下武器不抵抗。李朝杰、张俊秋等一批二中学生不愿束手待擒，携带武器出逃，还没逃出邕宁地界，就被民兵抓获，押回南宁。李朝杰是“四·二二”头面人物，“联指”恨之入骨，早在火车站等候。李朝杰一走出车站，一个“联指”头目拔出手枪朝他开火，没打中。李若无其事，昂首挺胸走远了。枪手转过来打随后的张俊秋、张被打中小腿，“联指”不予治疗，到了集中营，张撕破衬衫，自行包扎疗伤，落下了终身残疾。
许许多多外逃的“四·二二”，很少有逃脱的，因为韦国清已布下天罗地网，无怪乎群众说，逃韦国清比逃日本鬼还难。日本鬼是外来侵略，人生地不熟，他从东面来，我往西面跑，他占领城市，我可躲到乡下，进深山老林。韦国清是本地内乱的当权者，全广西是他的势力范围，叫你插翅难飞。
卢冬是接受“和平解决”方案的积极赞同者，他刚走出据点，就成了“胸毛”的猎物，后来蒙受了整整十年的苦难，还能留住性命。可他的老同学杨远鸿，就没这么幸运了。
杨远鸿是卢冬北大时的同学，中共党员，原分配在南宁二中语文组，因教学出色调到广西教育学院，是位文质彬彬的大学教师，“文革”参加“四·二二”，从未有过激行为，只因本单位“联指”太凶，才躲进西大避难。西大和平解决，进驻的解放军动员外单位人员返回原单位，并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可扬远鸿刚踏进教育学院门口，就被本单位一批“联指”暴徒揪住毒打，在礼堂附近活活把他打死。他爱人胡冠莹，也是北大同学，一起调来学院，当时刚生下第二个孩子，盼着丈夫平安回来，没想到还没见上一面，丈夫就成了冤鬼。胡老师极为悲愤，拖着孩子去告状，有关当局说是“群众专政”，“无法追查”，让凶手一直逍遥法外。
杨远鸿遇难同时，我的学生巫抱平也遇害了。后来我得知他遇害的经过，甚为壮烈。医学院讨论接受“和平方案”时，红革会听从卢冬的意见投赞同票，有些头头担心交了武器，日后“联指”肆意宰杀无力还手，主张把部分枪支藏起来，一天夜晚，巫抱平带着一个叫“小不点”的伙伴去执行藏枪任务，在医学院后门遇上园艺场“联指”武装。“谁？”枪手拉动枪栓。“别开枪，我是学生。”巫抱平边回答边推开小不点：“你快走，他们并没有发现你。”说完独自迎上去。望着这位舍身保护自己的老大哥的勇敢背影，“小不点”差点失声痛哭。
园艺场“联指”武装抓获了巫抱平，即移交给“胸毛”，胸毛残暴地把他枪杀了。
八三年“处遗”时，一位目击者领我到巫遇害的地方——校内火烧楼前的冬青树旁，讲述当时的情形——
“胸毛”狞 笑 对五花大绑的巫说：“巫抱平，没想到你会有今天吧？”
巫抱平高昂着头：“李天保，别得意忘形，你手上沾的鲜血还少吗？我真后悔那天晚上没扣动板机，否则早轮不到你耀武扬威了。”
“胸毛”李天保恼怒举起枪：“我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对你执行枪决。”
“打倒韦国清！毛主席万岁！”巫抱平高呼，应着枪声倒在血泊里，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他死得那么壮烈，可惜选错了年代和场合，不然，他会成为千古流芳的英雄，受人敬仰。
荒唐的年代，人们的命运极为不公，同是中学生，巫抱平成了冤鬼，杀害他的“胸毛”李天保却入了党，当了官，娶了老婆，生儿育女，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同是响应领袖号召投身“文革”，很多人被杀 , 很多人因杀人成了“功臣”，入党当官，平步青云。
一九六八年八月底，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和广西“联指”联手剿灭“四·二二”大功告成，在血海尸山之上，广西革委会诞生了,一派莺歌燕舞。
“毛主席呀，你是光辉的太阳，我们像群星紧紧围绕在您的身旁……”随着这醉人的旋律，满街跳起了表忠舞。
“人民大众开心之日，正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这话时下应改为“韦国清和他的嫡系（包括广西军区和“联指”大小功臣）开心之日，正是被打入另册的广大干部群众难受之时。”区党委书记伍晋南被打成伍修集团之首，和贺、霍、傅、谢、袁一起拉去全区游斗，成千上万的“四·二二”被杀的被杀，被关的被关，不计其数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遭灭门之灾，有些地方把他们从老到幼斩尽杀绝，一个种不留，创造了“四无大队”，“四无公社”的奇迹。受害的远不止这些，民主党派自不必说，如民革中央常委,原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李任仁老先生被害惨死,连各地的地下党，游击队，抗日学生军出来的老革命,甚至还有老红军也横遭厄运。所以,广西当权者制造的寃假错案如海如山,只要不赞同”联指”观点的,都是打杀之列,如前文描述的园艺场那位姓刘的转业干部.
革委会成立前后，是广西历史上最暗无天日的一页，制造冤假错案之多，杀人之惨烈，折磨人之狠毒，堪为全国之首，简直把广西变成了人间地狱。
八、残酷批斗
区革委会成立后，各单位开展请理阶级队伍和大批斗。批斗对象是“走资派”、“牛鬼蛇神”和“四·二二”大小骨干。
一个艳阳高照，秋风习习的上午，我和卢冬被挂牌从集中营押回学校，挂我的牌子上写“四·二二”坏头头，而卢冬的是“美蒋特务”，押解我们的是本校女生。他们边走边用鞭子抽打，象赶牲口那样，沿途群众露出惊恐的目光。
到了校门口，看见两幅大标语迎接，一幅是“打倒伍贺霍谢袁”，一幅是“打倒李钟刘卢张，”前者是广西通用的，后者则是本单位的“特产”。李是指本校最大的“走资派”李厚德校长，早俩三个月已经倒了，可死人也不放过，还要再打。钟是原党支部代理书记钟碧秋，刘指教导主任刘文强。卢指卢冬，张指本人，都是普通教师。
为了关押百多名师生员工，学校专把第五座教室的楼层改为监狱。私设监狱，私搞刑讯，是全广西的普遍现象，而掌握监狱的，一色是“联指”的大小骨干。不用说，这种派性监狱，比国家的正式监还严酷，他们任意折磨我们。有天，他们突击搜查，搜去我一首抒写情怀的小诗，当晚深夜，狱长李XX和揭XX命令全体囚犯到楼下集合，跪在水泥路上，时已深秋，寒气逼人，况且来不及穿外衣，个个冻得瑟瑟发抖，“狱长”如此折磨我们（当中不少是教过他们的老师），是出于什么心态？疯了？对，是发疯了，整个广西的当权者都发疯了。他们使用各种残暴的手段去折磨受害者。因为由支一派打一派建立起来的革委会，实质就是如刘振武一针见血指出的“派委会”。刘振武是广西博白文地中学校长兼党支部书记，是位有非凡胆识的真正共产党员，他早看清“文革”是党的某领导人，违反党的八大精神搞起的祸国殃民的运动，在广西大屠杀肆虐之时，他仗义执言，写出连篇声讨派性中央的檄文，被博白县公检法军管会判处死刑。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国家民政部批准追认他为革命烈士，“文革”中广西死去那么多人，唯独他被授予烈士称号。
刘振武遇害已过了三十多年，今天读他的文章，仍为他的真知卓见和大无畏气概所折服，感动，他和张志新、遇罗克、王申酉一样，是用生命捍卫真理，拯救国家的英雄，这样的英雄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当千古流芳，永垂不朽。
关于刘振武的事迹和文章，《年表》有专门的记载，很值一读。刘振武指出，“文革”打的是革命旗号，行的是复辟封建专制。这话点到了要害。应该说，在广西那种乱抓乱打乱杀的情景，是赤裸裸的封建法西斯专政，从三中一个小单位，也可看出、我们这群囚徒，常被拉去审讯和毒打，打得死去活来，逼你承认不存在的“罪行”。火烧百货大楼时李宝励老师在场，尽管他被押回学校时膝关节病发作不能行走，可还要他拄着拐杖接受审讯和批斗。
审问者问：“百货大楼是不是你放火烧的？
李老师据实答：“不是，是桂剧院那边开枪开炮，仓库中弹起火烧起来的，我们所有人员还拿起脸盆打水救火。”
审问者恼怒，强词夺理：“胡说，你们泼的不是水，是汽油。”
有次我和刘文强一起被提审，提审者厉声说：“刘文强，你这个反动文人老实交代你的罪行。”
刘答：“我的问题都交待了，没有什么可隐瞒的。”
一个穿大皮鞋叫石延X的学生突然飞起一脚，踢中刘的胸膛，刘摇摇晃晃退了几米远，极力挣扎才没倒下，却留下终身伤痛。
校革委会成立这天，为庆祝又一个新生“红色”政权的诞生，把我们这批囚徒赶下鱼塘打鱼给他们加茶。三中有几十亩鱼塘，长期无人管理，有多少鱼可打？我们冒着寒风泡在水里，拉了几网，才得两三百斤鱼，离他们的期望相差太远，他们不死心，逼我们不停打下去。害得我们个个冻得脸色发青，浑身发抖，特别是章云汉老师，他来自浙江，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是斯斯文文的知识分子，从没受过这份罪。
当晚，革委会官员和联指大小“功臣”，觥筹交错，尽情享受美味佳倄，而我们这群辛劳的打鱼人，闻不到一丁点鱼腥味，只恩准每人加二两饭。
三中“胸毛”等“联指”打手，早和园艺场的“联指”杀手结成联盟，他们不忘“有福同享”，特意请来参加晚宴。酒足饭饱之后，一起来到监狱审讯室施展淫威，把我、卢冬、梁志岳，还有王成初，遭闯、李志清等几个学生头叫去罚跪。园艺场的杀手怒视我们一会。突然从背后踹起大脚，我们朴倒在地。梁志岳军人出身，有人说他是军事指挥，（其实不是，红革会武装全由学生头头掌握，老师从不参与）于是打手杀手把他作为惩治主要对象，抡起棍子劈头盖脑猛打，打得他满地翻滚，大喊救命，身着的军装打得稀巴烂，伤得不成人样。我们成了任人宰杀的羔羊，除了空有一腔愤怒，毫无办法，只能互相关照。第二天，我算准梁志岳上厕所与我碰面的时机，塞给他一包私藏的止痛片。
革委会成立之后，我们几乎天天挨拉去礼堂批斗，这时的批斗，是残酷折磨的代名词，一跪就两三个小时，个多礼拜下来，膝盖都溃烂了，一着地就钻心疼痛。不知是钟碧秋、刘文强还是卢冬，想出个自我保护的办法，扯出被子里的棉絮做成护垫，裹住膝盖以减轻疼痛，我们学会了“窥测方向”，注意听早晨的广播，凡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和“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之类的语录歌，心里便发怵，知道当天必有批斗会，赶紧做好准备，这已成了条件反射。我们难友之间，充满无私的友爱精神，互相关怀，互通有无。被“胸毛”抄家之后，我一无所有，卢冬给我一张毛毯，让我能熬过一个个寒夜；碧秋、文强供我护垫，使我挺过了一次次批斗，至今想起，那种友爱还温暖着我的心。
“再狡滑的狐狸，也躲不过好猎手的眼睛。”这句话是打手们最爱说的，有次批斗，我们的保护措施被李XX，揭XX发现了，好猎手命令我们把护垫拿下，不得再用，如再发现，严惩不贷；我们暗暗叫苦。
起初，梁洪亮没受到关押，他知道我在监狱里缺穿少用，冒险把我存放在区医院他妹妹家里的箱子拿给我。这箱子是我的全部家当，除了我的冬衣，还有我妻子家传的一枚金介指。
在受批斗者中，我被认为态度最“恶劣”，不但拒不承认所有指控，还敢进行反驳，为了杀我的“气焰”，除了白天外，还在晚上加设专场批斗会。有天晚上，“金牙”押我到教工饭堂给工人批斗。工人很善良，要他们打一个平时对他们很友好的老师实在下不了手，但为了表示要划清界线，他们不得不做做样子，把手举得高高的，落在身上并不重。我完全理解他们。“金牙”则截然相反，他从不在公开场合打人，甚至面对“敌人”也挂着微笑，露出灿灿金牙，然而却悄悄走到我背后，用脚踩我跪地的脚后根，疼得我冷汗直飙。此时我方领略到什么叫“阴险毒辣”，什么叫“笑里藏刀”。“金牙”完全是存心险恶的坏人。
有次开全校的批斗大会，又增加一名“重犯”，他是体育老师李本正，原在展览馆和梁洪亮一起搞后勤，展览馆危急时，他跑了出来，由于“金牙”老婆点水，他被公安局抓进监狱，因查不出大问题，被送回学校批斗。他为人正直，遭“胸毛”忌恨，利用高音喇叭进行人身攻击，给他改名为李本歪，他便得了个“阿歪”的外号。
白天挨批斗，晚上受寒袭，在我处境最艰难的日子，老父亲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他是牵挂我的生死特地从柳州赶来探监的，带来一床旧棉被，偷偷塞我一包田七粉，并把我妻子平安分娩，生了个男孩的消息告知我。我既欣慰，更愧疚，愧疚之一，父母含辛茹苦把我养大成人，我却不能尽孝，还让他们操碎了心；愧疚之二，妻子分娩，儿子降生，我无法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老父亲走的时候，我把藏在内裤的三十元钱放进一条呢子裤的口袋里，连同箱子一并交给他带回柳州，后来才知道，这笔养命钱，竟被自称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看守检查箱子时偷走了。
父亲和我告别走下楼梯，脚步沉重，身子摇晃，我知道他心里极为难过。因为他亲睹自己的儿子在批斗会上，如何遭人毒打的情景，父亲一生从未与人动过手，对孩子一向疼爱有加，是位典型的慈父。如今儿子任人摧残，他怎能承受得了？我完全理解父亲的心情，凝望父亲离去的背影，我忍不住泪水盈眶，此时我更深刻领悟到，朱自清为什么能写出《背影》这篇传世之作。
朱自清有位慈祥的父亲，我也有位慈祥的父亲。朱自清深爱他的父亲，我也深爱我的父亲。当晚，父亲送来的棉被盖在身上，暖进心窝，久久难眠，父亲生平的一幕幕浮现脑海。
父亲叫张安义，宝号鸿安，排行十四，人们习惯叫他张十四。他是乡里闻名的孝子和善人。因家境贫穷，上了几天私塾就去给人放牛。除农忙时节，平时牛都赶上山，早出晚归。东家每天给他几两米做午饭，他总舍不得煮来吃，带回家给爷爷奶奶，自己去别人收获过的山地里找些落下的芋头红薯煨来充饥，集腋成裘，爷爷奶奶把他多年放牛打工的工钱积攒下来，以备娶亲之用，可穷人家的青壮年有谁肯嫁？故父亲过了而立之年还没成婚，后经亲戚介绍才认识我母亲。母亲许爱英，也是出于贫苦人家。我外祖父人穷孩子多，生到我母亲时已是第五个了，旧社会重男轻女，决意不养，灌了杯烈酒来结束她的小生命，可母亲命硬不死，她叔父无后，见她可怜认为继女，才保住她一命。母亲还不满十岁，就给上瑶村陈家做童养媳，遇上个恶婆婆，要她干重活不给饭吃，她不得不偷猪食鸡食充饥，被婆婆发现就打个半死。她多次带着满身伤痕跑回娘家。可除了和外祖母抱头痛哭，有什么法子与命运抗争！母亲的悲惨境况被她长在督的村黄家的表姐得知，十分同情，叫她去作伴，从此她便在表姐家学做针线活，苦难炼就了母亲的勤劳能干。她仰慕父亲的忠厚善良，嫁了个比她大将近十岁的男子，结婚之后和父亲干起裁缝行当。靠这行当，营造出一个温饱的家，把我们兄弟抚养长大。父母虽没文化，但懂得读书的重要，变卖家产也要供我们上学，供出了三个大学生。我是村里开天劈地以来的第一个大学生，给父母带来多大的欣慰和期望。可是在摧残文化的年代，我和万千中国文化人一样，正蒙受巨大灾难，让父母心焦如焚。
毫不夸张地说，我前辈在旧社会所受的苦难，加起来都没有我一人在“文革”中受的苦难多。
父亲走了之后，校革委会连同工宣队，军宣队布署了更残暴的批斗，把我们转移到实验楼单独关押。集中关押，我们还能互相关照，单独关押，连说句话的人都没有，完全与世隔绝。
我被关在楼上小实验室，一张实验桌为床孤零零，早晚一人形影相吊，只有拉去批斗才见到人群。
卢冬是“美蒋特务”，对他最为苛严，关在楼梯脚狭小的厕所里，放不下一张书桌。
三中的大批斗越搞越起劲，除了全
部在押的“囚犯”，所有“牛鬼蛇神”也押来陪斗，台上台下一大群，因而成了全市的典范，许多单位前来取经。
有天晚上，我们照例挨拉去批斗，礼堂灯火通明，挤满了人，“打倒刘邓陶！”“打倒伍贺霍谢袁！”“打倒李钟刘卢张！”口号声喊得震响，我感到气氛有点异样。批斗中，有人揭发说，在抄我家时，从米缸里发现了发报机，我极为震怒，当即反驳：“造谣也不会造，我家根本没有米缸。”揭发者恼羞成怒狂喊，“打倒张德忠，阶级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押下去！”随着主持人一声令下，我被两个健壮的学生押走，过道上，一些学生出手打我，刚出礼堂门口，“胸毛”组织的一群暴徒揪住我大打出手。押解的学生拖着我奔跑，半道上我被一株念子树绊倒，暴徒恶狼似的扑上来摁住我，拳头、“火腿”、棍棒如雨落到我头上身上，那架势就是要活活把我打死，押解者连拖带抬把我弄走。
我不知道是如何回到牢房的，只觉得浑身疼痛，无法上床，看守帮忙我才能上床躺下，可全身不能动弹，只是脑子还清醒，想起父亲给我的田七粉，费了很大的劲才掏出来，叫看守倒了杯水，将它全部吞下，过一会就迷迷糊糊了……
天昏地暗，我在荒野游荡，突然窜出一条毒蛇，张开大口，吐着长舌向我袭来，我拼命奔跑，前面横着的河流挡住去路，情急中我纵身跳下，游向对岸，毒蛇紧追不舍。我奋力上岸，无数毒蛇从四面八方围上来，紧紧把我缠住,我气已绝，灵魂飘出躯体，在黑暗的旷野游荡，穿过隧道，过了奈何桥，迎面来了两个鬼差将我押走，一路上不见田园房舍，只有乱坟荒草，几只萤火虫在其间飞舞。一会来到一座黑色的城堡，城门上有“冥府”二字，我知道已到了阴曹地府。进了城门，看见一座大殿，上面标有“阎王殿”三个大字.进了殿，感到阴森恐怖，没有金碧辉煌，只有忽明忽暗的烛光，牛头马面，大小无常站在两厢，阎王爷端坐殿上，他黑色的脸庞，扫帚似的眉毛，浓黑的胡子，显得极其威严。
“禀报大王，又有一名冤鬼到了我们地府”，鬼差开口。
“这年头怎么回事，有那么多的冤鬼？”阎王沉吟片刻：“请到跟前让联瞧瞧，这次来者是谁。”
我走到跟前，阎王端详了一会，突然惊呼：“世侄，怎么是你？”
我不敢相信，阎王怎么会称我为“世侄”？哦！想起来了，小时候母亲带我去谷山庙拜神，认了李王爷作契爷，还给我起了个“神生”的小名。李王爷与阎王爷同辈同级，故称我为世侄。
“神生世侄，你年纪轻轻，为人正直善良，没做过一件坏事，谁让你到这里来的？”阎王愤愤不平。
“呜，实在冤呀！”我放声大哭，一是为遭受不公平的命运，二是为在阳间得不到的理解却在阴间得到，甚为感动。
阎王翻看了一下生死簿:“世侄莫哭，你阳寿未尽，世伯我会让你重返阳间，享尽天年。你在这里暂歇，也好让咱爷俩聊聊世间之事。”阎王和颜悦色宽慰我，吩咐礼宾官领我到冥府宾馆下榻好生侍候。
我心里充满感慨：是呀，想不到阴间比阳间清明，能辨是非，能断善恶……
“东方红，太阳升……”熟悉的旋律闯入我耳膜，我方意识到刚才做的是南柯一梦。我想睁开眼睛证实一下我还活在人间，可怎么也睁不开。想挪动一下身子，依然动弹不得，只有两只手尚能动。我努力摸出小镜子，拨开眼皮照看，吃惊发现我已面目全非，头肿得像球，眼肿像核桃，故睁不开眼。
因伤势太重，革委会不便让我在全校师生员工面前展示暴徒的杰作，连着好些天没拉我批斗，让我得了个喘息的机会，好好审视自己，思索问题。
大批斗以来，给我扣上的罪名数不清，先有“坏头头”，后是“刘少奇的团委书记”，一贯仇视社会主义的“反革命”等等等等。果真是这样吗？还是让事实说话吧。
我出生于桂平金田一个穷乡僻壤的贫苦农家，在纯朴民风熏陶和善良家风影响下成长，放过牛，干过农活。父亲常教育我们兄弟，做人要勤劳善良，还要学会“忍”，“忍一时之气，免百日之忧”，所以我们张家祖先定号为“百忍堂”，父亲就是遵循这个祖训的典范，一辈子没和人争吵过，即使受人欺压，也是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父亲善良品性传给了后代，但“逆来顺受”我不敢苟同，因为我铭记那耻辱的一幕。一九四九年夏，国民党政府崩溃前极端腐败，疯狂搜刮民财，父亲在大宣圩摆了个布衣摊，乡警来收税，收过又收，父亲抗拒，乡警如狼似虎上来揪打，父亲平生冲天一怒，拾起块砖头反抗，胳膊拧不过大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