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西的救赎
□蒙辉
梅西的进球，让全世界球迷松了一口气。
看梅西的表演，相当于看春晚要等赵本山，无梅西不欢。虽然一样的好吃，就像烧烤缺了把子然。
不管是真球迷还是假球迷，喜欢梅西是不争的事实，就像当年喜欢贝克汉姆一样，虽然他没有贝嫂这样同样招风的老婆。
有人专门计算过，从上次进球到这次进球，2006年世界杯对塞黑，距今已有7年零364天。这期间他得过三次金球奖，2010年世界杯时，梅西已经不再是四年前的那个青涩少年，在过去的四年里，他穿上了巴萨的10号球衣，拿到了欧冠、西甲和国王杯的冠军，拿到了欧洲足球先生和世界足球先生（2009）；在世界杯前的赛季，他在巴萨的状态好的出奇，在联赛里打入了34粒进球，在欧冠上打入8球，是欧冠与西甲的双料金靴。
他走遍了世界，却走不出自己。
1986年世界杯是马拉多纳的舞台。从小组赛马拉多纳是在1986年世界杯上打入5球，
一代天骄马拉多纳荣登世界杯总助攻王之首。他一共为人们奉献了8次精彩的助攻。其中在阿根廷夺冠的1986年世界杯中，整支阿根廷的共14粒进球中，与马拉多纳相关的进球数高达10个。另外，他在当届世界杯中送出5传5射的惊人成绩。
马拉多纳的这8次助攻中，尤以2次最为精彩。其一是，在86年的决赛当中，阿根廷与西德一度战成2-2平。第84分钟，马拉多纳在对方三人包夹下，送出精准直传。布鲁查加接球后单刀破门，阿根廷最终捧冠。其二便是，马拉多纳与卡尼吉亚的经典配合。1990年世界杯，阿根廷遭遇巴西。马拉多纳在连过邓加等3人后，面对再次扑上来的3名巴西后卫，右脚冷静捅传。风之子卡尼吉亚接球后轻松破门。
不容易！为了他进球，队友有球就递给他，任意球由他发，得球后自己带球，宁可被对方抢断掉，也不传给十米远的队友。这样的进球，他仍然没有走出自我。我不知道这样情况下的进球，梅西会不会完成自我救赎。但起码他帮了全世界球迷一个忙，把卡了八年的骨头咽下去。
进球的一刻，梅西似乎有些不知所措。队友帮他一个忙，请你也帮世界一个忙，球迷终于可以睡个回笼觉了。
喜欢梅西的人很多，因为他的确有作为一个人见人爱国球星所有优点。首先是外貌协会的女生喜欢。虽然他的身高并不高，但长相不赖。虽然老婆没有贝嫂出名，但没传出过诽闻证明是个好男人。其次球技不错，摧营拔寨是把好手，曾有过踩单车把对手后防晃倒在地的事绩。
与前辈马拉多纳相比，有很多过相似。这让人想起了马拉多纳。1986年，马拉多纳红得发紫。尤其是在进入半决赛后，进球势不可挡。最后与德国会师决赛，马拉多纳已经进了5球。当时都让为当年的金靴必属老马，然而老马最终和球迷开了个玩笑，决赛一球未进，但阿根廷3:2拿了冠军。这也是老马最终成就一代球王之处。国际足联这才意识到金靴奖没老马什么事儿，赶紧翻射手榜，英国的莱&
克尔进6球数量最多，一联系，小伙子已经回英国了——连这个金色轰炸机都认为射手非老马莫属。但是，决赛的3个进球，与老马无关吗？看过球的都知道，不是老马吸引了重兵，哪有对友偷袭破关？球迷忘不了，老马带球冲击对方防线，吸引了四个包围堵截，小个子似乎被人高马大的德国淹没了。然而奇迹出现了，足球从人丛中突然传出，精准地到了无人防守的阿根廷队员脚下，然后一切就简单了。气定神闲的一射，与教学课示范射门般轻松。这就是马拉多纳，每每传出精彩好球，让队友破门得分。
如果梅西能学会这般功夫，
风青杨：毛时代外交口号硬实际软的启示
中国外交到底应该软还是硬？
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开幕的当天，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贾庆国在接受记得采访时表示：现在不少人有这样一种印象，认为毛泽东时代中国很强硬，而现在我们很软。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印象。毛泽东时代是口头上硬，实际上软。贾庆国还说，自己有位同事做了一个比较研究，研究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我们在有争议的领土问题上所做的让步，发现毛泽东时代我们的让步要大得多。
长期以来，总有人追捧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外交很是硬气，为国人挣足了面子。特别是近年来领土争端不断的情况下，经常看到网上和生活中看到人们觉得现在的外交软弱，有不少人开始怀念毛泽东时代外交的“挺直腰杆”，说毛时代是如何强硬，尤其是朝鲜战争“打赢”美国后，打出威风，有核弹以后，国际地位更高，再也没有人敢欺负我们。甚至总能听到“如果毛泽东在世的话……还敢这样吗？”的说法。但真实情况是这样吗？
毛时代外交的软与硬
总有人不顾事实在那里瞎叫唤：毛泽东时代没人敢欺负中国。真的吗？毛泽东时代的外交恐怕并非像某些人所称颂的那样底气十足。因为外交状况如何取决于国家的整体实力，当时的国力恐怕还不足以让领导者的腰杆硬起来。那么，当时都有哪些国家侵犯过中国的国家利益呢？
首先，我们看看在毛泽东时代美军飞机军舰到底多少次入侵过中国的领空呢？具体的数字很难查到，但从《人民日报》的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领空领海被入侵次数之多：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印发言人，对美国军舰侵人中国领海提出严重警告。……次警告，1962年中国政府向美国提出第200次严重警告，1963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奉命提出第262至267次严重警告·····截止日，中国就整机整舰侵犯中国领空领海提出第469次严重警告。
当时对于美国飞机进入中国领空的情况，虽然中国导弹部队开创了导弹打飞机的先例，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空房海防技术和能力落后很多，因此只能不断地警告再警告。举个例子，日“美国战斗机五架公然侵入中国云南省马关东北地区上空，偷袭中国训练飞机，并发射导弹，击落中国机一架。我国防部发言人当晚……提出最强烈抗议。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七亿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人民日报》日1版）但是没有强大的海空军，这些警告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维护领海领空，不是靠嘴上说说就是强硬的。
而在领土方面，至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是毛泽东时代的对印自卫反击战和珍宝岛之战，这似乎成为那个时代外交强硬的象征。但事实是，当时很多领土争端和谈判中，中方基本都不占优势。不仅是对苏联这种冷战中的强大国家，哪怕是东南亚的一些小国，也谈不上什么优势。比如，20世纪70年代，菲律宾占领了马欢岛、费信岛、中业岛等9个南沙岛礁，马来西亚把我国南沙南部海域划入其领海，并先后占领了我国南沙群岛中的弹丸礁、安渡礁、南海礁、星仔礁、榆亚暗沙等9个岛礁，就连当时南越政权也以维护主权名义出兵占领了我国南沙群岛中的南威岛等6个岛礁。
更何况在毛时代，中国根本没有什么国威可言。1958年4月，日本长岐暴徒冲入中国展览会，撕毁中国国旗；1959年，我们友好了许久的印尼开始排华，印尼排华始于1959年：疯狂掠夺华侨财产，50多万华侨失去了生计，10万多华侨遭到了遣返，中国所能做的就是派船去接人。说直一点，我们在配合苏加诺排华；1963年5月，苏联煽动新疆伊宁地区暴乱，数万人跑到苏联境内；1964年，中国在巴西的准外交人员9名，连同家属一起被巴西当局逮捕，受尽折磨，关押审判达一年多……　　
中国外交的面子和里子
仔细研究毛时代外交的种种不利局面，除了当时的国力弱之外，还得谈谈中国人的面子观。中国人注重面子的特点早已为外国人所熟知。林语堂先生在《脸与法治》中也说过：“中国人的脸，不但可以洗，可以刮，并且可以丢，可以赏，可以争，可以留，有时好像争脸是人生的第一要义，甚至倾家荡产而为之，也不为过。”国际上有些人就是抓住了我们的这一特点，一面抱怨中国外交不讲灵活性，一面利用中国人注重面子的心理与中国做交易。
最典型的表现，有一些外国人觉得只要秉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作出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口头承诺，就可以在实际利益问题上与中国讨价还价了。甚至就是某些西方政治家反复重申不支持“藏独”，但却不妨碍他们和从事“藏独”的政治和尚勾勾搭搭。有国外学者就此发表文章称：你们可以在私下里提出所有的禁忌问题，还可以采取若干可能会破坏中国核心利益的实际措施，而且数量可以多到惊人，只要悄悄地干，做到不公开让中国人丢面子就可以。
不能不说，西方人的这种错误解读与我们在对外交往模式中的某些习惯做法有关，正是我们过分和高调地注重面子问题，反而丢失了维护核心利益——也就是“里子”——的主动权。在对外交往中，仪仗队阵势、国宴规模、多少声响礼炮之类的面子问题软些无妨，但事关国家核心利益的领土完整、资源安全、经济发展等问题上则该硬就硬，绝不轻易默认，更不可无原则退让。
当代中国外交的谨慎与乐观
海外舆论对中国外交“该软的地方不软，该硬的地方不硬”的评价更值得我们所有中国人深思。从1949年到现在中国经历了两个中国，1949年到1979年我称之为革命主义的中国；从1979年到现在我们是一个发展主义的中国。对这两个中国，我们在政治上、经济上、体制上、政策上做了很多切割，但我们的外交思想、我们看世界的方式却没有做真正的切割。
一个值得思考的例子是，在康熙年间，中俄的第一次交锋，中国是战胜国，然而战后签订的《尼布楚条约》，却是丧权辱国的。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与当时统治者的知识局限性有关。他们固步自封、夜郎自大，对世界局势缺乏了解，也不懂得去了解。觉得自己是世界第一大国。好像这是不毛之地，失去了也无所谓。也正是这个思维，消极地影响着清朝历代统治者。最终导致晚清时的中国，处处被动受辱。满清的结局告诉我们：一个没有坚强意志，没有长远利，只想着自己权力的国家和民族，最终要被淘汰。
一个成熟的大国外交一定有软和硬两方面，强硬并非整天喊打喊杀，妥协有时候也是必需的，看似很痛快的呐喊呼号，还真不一定能为国家争得几分利。当今天我们面对一个发展主义的中国，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我们需要有新观念、新思路、新方法。说简单一点就是，如今我们的国力与日俱增，在外交上如何得分？如果说毛时代的中国人说硬话办软事，以后我们能不能说软话办硬事。（文/风青杨）
从“偷票房”到“零票房”
“零票房”！您听说过这样的电影吗？
说实话，俺从来没有听说过哪部电影连一张票都卖不出去。
即使是再烂的电影，只要上了院线，总还是有人看的，因为什么样的观众都有、什么样的需求也都有。既然有人愿意投资，也有编剧导演愿意做，至少他们自认为这部电影是有市场的，不然他们也不会投资或拍摄。
然而，“零票房”的电影竟然出现了！它就是3月5日起在全国公映的《青春雷锋》。
《青春雷锋》是一部传记性质的电影，讲述了雷锋从小学毕业到牺牲的成长经历。影片描写了雷锋平凡的成长经历，展示了雷锋“感恩社会、热爱生活，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助人为乐、服务人民”的精神。很显然，这是一部“主旋律”的电影。用时髦的话说，它是宣扬和传递“正能量”的。
3月5日是“学雷锋日”，《青春雷锋》选择这一天上映显然是特意安排的。因为每年的这一天，都会有很多关于学雷锋的宣传活动，这显然有利于吸引观众。然而，意外的情况发生了。
据《扬子晚报》报道，3月5日，在南京主城区的两家影院，《青春雷锋》竟然遭遇了“零票房”！两影城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没有一位观众买票，都是到时候取消放映了，四场均是零票房。我们也挺惊讶的……”这一尴尬甚至引起了央视的关注。
对此，《青春雷锋》出品方潇湘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回应称，所谓“零票房”是“不实报道”。“虽然影片在南京的放映场次多安排在白天的非黄金档，但首映当天仍有90人观看。虽然电影零售票房不理想，但该片放映以包场为主，迄今为止，全国各地已组织超过200场团体包场……”偌大的南京，影院应该有几十家，首映当天只有90人观看，这跟“零票房”有多大区别？还好意思提“包场”——所谓“包场”，不就是公家埋单吗？而公款埋的单能算是真正的“票房”吗？
中国的电影又在进入黄金时代。去年的票房总收入超过了170亿元，比上年增长三成以上。据统计，票房过亿的国产片就有21部，其中投资只有3000万的《泰囧》，票房竟然超过了12亿。在这样一个红红火火、蒸蒸日上的市场中，《青春雷锋》的“零票房”不能不让人大跌眼镜。
那么，《青春雷锋》为什么无人买账？
一，雷锋的“光环”正在褪去。不少有心人通过分析公开的《雷锋日记》以及其他资料，发现了很多问题，比如雷锋捐出去的钱竟然比他的工资还多，再比如他的死其实是由违规驾车造成的、一点儿都不光荣，还比如他的事迹中存在诸多自相矛盾之处，以及很多匪夷所思甚至荒唐可笑的说法——“他学理发，开始时学不会，学过毛选后，就会了。他扔手榴弹，不及格，学毛选后，就及格了。”这都不能不让人怀疑“雷锋事迹”的真实性。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雷锋只不过是一个时代的宣传道具而已。
二，人们已经厌倦了“灌输”式的宣传。上学时，教科书及老师在灌输；工作中，组织及工作单位在灌输；生活中，《新闻联播》等媒体节目在灌输……想去电影院放松一下，电影竟然也在灌输！如果说在学校或单位被灌输还有些身不由己的话，那么在娱乐场所、在有自由选择权的情况下也要被灌输实在是不可想象的。人们到电影院花钱消费的目的是娱乐，而不是来雇个爷教训自己的。电影院里有那么多像《泰囧》一样可以让人畅怀大笑、轻松愉快的片子，为什么要去接受“再教育”呢？
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学会了独立思考，他们不愿意像木偶一样被灌输，甚至被洗脑、被欺骗。而现代信息技术也让人们能够多渠道地获取信息，从而最容易地接近真相。尤其是年轻的一代，他们思维更加活跃、自由意识更强，更加排斥像雷锋这种被神化的偶像——如果谁花钱去影院看了《青春雷锋》，很可能会成为被嘲笑的对象。
实际上，主旋律电影受到冷遇早就显露出来了，只不过一直被掩盖而已——前年曝出的“偷票房”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为了提高《杨善洲》等主旋律电影的票房，上海等地的院线竟然采取“两片连映”等与进口大片捆绑的方式，从而窃取进口大片的票房。比如，《变形金钢3》的票价本来就是80元，但上海等地的影院却把《杨善洲》与《变形金钢3》捆在一起卖，票价还是80元，但《杨善洲》分得60元，而《变形金钢3》仅有20元，这就把本来属于《变形金钢3》的票房变成了《杨善洲》的票房。也就是采取这种“偷”的方法，《杨善洲》的票房竟然超过了亿元！《杨善洲》如此，《郭明义》、《飞天》等电影也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为什么要这样做？无非是因为这些电影根本没有市场——如果不是采取捆绑或者单位包场的方式，“零票房”可能早就出现了！
从“偷票房”到“零票房”，以宣传为宗旨的电影已经走到了尽头。虽然宣场的是“主旋律”，但这些旋律对社会产生不了任何影响；说是在传递“正能量”，但它的能量因为没有受众产生不了任何社会效果。可以说，除了浪费国家资源，这种影片的价值就像是票房一样几乎为“零”。对此，有关部门必须正视并加以改进，不能再自欺欺人了。然而，遗憾的是，他们毫无改进的意思，甚至不承认这个现实——这不，《申纪兰》又开机了！
__________【编后】___________
不谈论这部电影。我们说远一点，单说“不赚钱的电影”这一经常性话题。
祁健介绍过：“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香港的电影业其实已经成为黑帮电影的洗钱基地之一。一般方法是拍摄那种预算很高的电影，但在真正的电影场面，使用胶片和设置布景只用很少的钱。大量的钱用作其他方面，这些钱就变成了那些相关公司的合法利润。这样，电影公司看上去是在亏本，但实际上黑钱都通过电影公司漂白了。”
1912：一个女人的战斗
文/端木赐香
1912年，一个女人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特别显眼，其战斗的身姿惹得整个社会为之瞠目。我说的是湘妹子唐群英。
唐群英，字希陶，号恭懿，19世纪70年代生于湖南衡山一个名门望族。这种家庭出个女革命家也不算稀罕，因为身处那样一个骚动时代，有火星沾到身上，人就可能整个燃烧起来，还管什么家庭！
有学者认为，影响唐群英思想性格形成的主要因素有：心地善良的婆妈善于实施曾氏家教；人杰地灵的双峰荷叶历史名人对她的影响；秋瑾、葛健豪等革命志士与她的交往及对她的浸润。这话说得，有几处叫人听着别扭。秋瑾、唐群英、葛健豪，三个女人的婆家都在湖南湘乡（今双峰县）荷叶，而荷叶是湘军创始人曾国藩的故乡，这三个女人，都跟曾家摆不脱的干系：唐群英的丈夫曾传纲是曾国藩的堂弟；秋瑾的丈夫王廷钧是曾国藩的表侄；葛健豪的堂叔葛信藩是曾国藩二弟曾国潢的女婿！曾家、王家、葛家是荷叶的三个大户，这三个女人在当地互为闺蜜，各成风景，人称“潇湘三女杰”。三女杰互相影响，先后走向了革命之路——按年龄来讲，葛健豪最长，唐群英居中，秋瑾最幼；但是按革命的先后次序，则是秋瑾最先，亦最激进；唐群英居中，风头亦盛；葛健豪最后，却占尽后发优势，光听人家一儿一女的名字你就知道了，一儿曰蔡和森，一女曰蔡畅，不服不行吧？问题是，她们再革命，也不能把“军功章”挂到双峰荷叶历史名人及曾氏家教的头上。所谓的双峰荷叶历史名人，所谓的曾氏家教，最后指向的就一个人——曾国藩。而唐群英的父亲乃是湘军出身，30来岁就升为提督，并被赐于“长勇巴图鲁”称号，诰授振威将军。曾氏与湘军干嘛的？一言以蔽之，镇压革命的——传统话语把太平天国那场骚乱称之为革命运动，咱也得跟着称革命，否则咱就成反革命了！所以，不管婆家还是己家，不管曾氏家教还是唐氏家教，也都是反革命的。至于曾氏家族后人，大都是在教育、科学、文化方面扬名立腕，只有曾国荃的玄孙女曾宪植投身革命，并且嫁给了革命党中的一位大哥大——叶剑英。总之，曾家有开明之处，毕竟曾国藩长子曾纪泽1879年就做了驻英法公使，见识过西方的男女平等，但这哥们在出使前诚惶诚恐地给法国使馆写过一封信，谈及西方男女握手、男女同宴的野蛮风俗——他甚至都没敢提西方的拥抱与贴脸技术，说堂堂的中国人受不了，中国公使的女眷，只能跟对方的女宾往来，与男宾握手、同宴，全免，否则将成为中国女人（当然也包括男人）的终身之耻。来再好的朋友，也顶多让女眷对着他遥立一揖，哪能那个呢？还让不让人活了？所以他要求对方能按他的意思给立个社交规矩，“则将来中国公使挈眷出洋者，不至视为畏途。”随着对外见识的增广，曾家后来有男女平等，甚至要求女人自立了，但是革命之思想火花，无论如何不能栽赃到人家曾氏头上。还是那句话，曾国藩那老匹夫泉下有知，不知气成啥样呢，怎么女革命党都嫁到俺家俺乡了？还赖我曾家教唆的？苍天哪大地哪，皇上哪圣人哪！
现在，让我们把镜头摇向1912年。
1912年，革命成功了，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了。按照小偷的规矩，事成过后也得去厕所分赃，遑论革命党呢？小偷与革命党唯一的不同点是，前者要钻看不见的地方，偷偷摸摸地分；后者要占最豪华的宫殿，大模大样地分。所以风头上的女人们纷纷成立各种社团，想从革命的胜利果实里分得一杯羹。同盟会的第一个女会员唐群英认为，女子社团本就没有多少影响力，大家再这样过家家，会有什么战斗力呢？在她的运作下，这些社团合并组成了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时间是日，与会者200余人，大家的意见是：共和者，大家的共和，不只是男人的共和，我们女人也要共和！
问题是，天不遂女人的愿。闻听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正在制订中，唐群英领衔上书临时参议院，要求约法中一定要体现男女平权的意思，一些激进的女将甚至扬言，如果办不到，将以炸弹对付议员。临时参议院将她们的请愿书提交请愿审查委员会审查。问题是临时参议院的议员全由爷们儿组成，对于所谓的炸弹根本不挺——爷们就是靠玩炸弹混天下的，还怕你们几个娘们能玩出什么新花样？3月11日，临时约法由孙中山签字公布，唐群英等逐条查看，愣是没有发现丁点男女平权的字样。于是，英雌们急了——晚清民国的女杰认为英雄这个概念是男权主义的标志，所以她们给自己创造了一个新概念名叫英雌！以唐群英为首，上书参议院和孙中山，强烈要求立予纠正。3月18日，参议院开议女子参政权案审查报告；19日接着开，并通过了请愿审查委员会的审查报告，意见是：“查女子请求参政风动，欧美尚未见诸实行，吾国若能创开其例，亦属历史之光荣。据来书所称世界潮流日趋平等，各国女子之有参政权，特迟速之问题，非有无之问题云云，本审查会一再讨论，多数认为吾国女子参政亦应有之权利，惟兹事体重大，非可仓卒速定，应俟国会成立再行解决，以昭慎重。”
参议院这回复有理不？就看你参照什么坐标系了。往身前看，虽然我不喜欢水浒，也没怎么看过这书，但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梁山一百单八将，至少还坐了仨娘们呢。有些人平时喜欢说一百零八好汉，掌嘴，典型的男权主义，至少须在后面划个括弧，写上：还有三个好娘们！所以革命党这行径，不如人家梁山泊呢。往身后看，当时世界各国承认妇女参政权的有新西兰、澳大利亚、芬兰等少数国家，英、法等国虽然是民国模仿的对象，但对女子参政权也还未予承认。特别是英国，女子参政权的斗争也在1912年达到了新的高潮，女人们自杀、绝食、砸邮筒、烧车站、打玻璃、捣会场，闹得正欢呢。有意思的是，她们在接受法院审判的时候，还言词凿凿地在被告席上声明，连人家古老的中国女子都有参政权了呢。实际上哪有呢？她们可能说的是广东吧，广东在革命期间组织了军政府，省议院里有女议员。可是革命成功后，中央政府不承认女子参政权，所以广东的省议员选举法马上把女人扣掉了。这种战术很好玩，生活中也常见。比如我儿跟我说，他某某同学的家长，放任人家孩子随便玩游戏，不控制时间；待我见了某某同学的家长说起这事，那家长笑嘻嘻地说：我儿子也是这样说的！哈，这就传说中的国际声援吧。
中国呢，既使没有国际声援——何况欧美女权主义者都声援咱呢，闹革命也很容易激进呢，不是均贫富就是大食堂，不是毕民族革命、民主革命、民生革命于一役，就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总想一夜爆富，一口吃成胖猪，所以民国女杰们在这个时刻想三步上篮，从男权社会一下子跌进男女平权社会，也是可以理解的。奈何革命好汉们太娘娘，就这样给人否了，惹得唐群英19日上午就带着几十个娘子军（有说十余人，有说二十余人，有说三十余人）以“武装的状态”撞入了参议院。中国民间谚语云：一个女人等于五百只鸭子。我一男同事曾跟我邻居，有次在自己家吃不下饭——他老婆的两个闺蜜来了，遂端着碗跑到了我家，说俺家现有一千五百只鸭子在呱呱叫，只好来你家吃个安静饭了。所以大家算术好的话，可以通过计算想像一下参议院会乱到什么状态。用报纸的报道是“咆哮抗激”，参议院的议事厅“几至不能开议”。这是上午。下午，她们又去了，这次与上午不同，她们改战术了，直接在院外拉着议员的衣袖，不让他们进院。这招，俺也见识过，学校N年前举办教工篮球赛，按教研小组组队，且每队必得配备一女将。对方阵营一男子恰是我队一女子的老公——正是因为这个我们才让她上的，因为她可以乘着老婆的便利直接搂他老公的膀子、逮他老公的衣服，导致他没法正常运球投篮。当时我们可乐坏了，球赛当小品看的。只不过，女杰与我们普通女教职工不同，不是自己的老公，也敢上去拉扯，革命嘛，就不是玩球。弄得议长没法，只好把卫兵叫了出来，将女将们弄到了旁听席上。20日，女将们又去闹了，不但将议场的门窗玻璃击碎，还把议场未发表的议案没收一空，有个卫兵想拦，就被女将们踢倒在地——没有集体挠他胳肢窝就算厚道了。同天，唐群英再次被推举为代表，向孙中山上书。国父多滑头啊，哄女人也有手腕的。回复曰：“此事未有一经提议即行通过者，倘能坚忍耐劳至再三，将来或能达此目的，幸毋为无意识之暴举，受人指责。否则，殊非本总统赞称女子参政权之始意。”搞了一辈子暴力革命的孙中山，这会儿跟女人开讲温良恭俭让了。也不知唐群英得的是什么启发，反正21日鸭数大增，六十乘五百，并且带着武器欲直入参议院。议长没有办法，电请总统府派来近卫军200人，才把她们挡在了院外……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唐群英大闹参议院。
如果说秋瑾女士当年是跟大清王朝决斗的话，那么现在唐群英是在跟男人决斗。我认为，后一种决战难度更大。因为直到今天，中国女人在政界还处于“无知少女”之最边缘的地位；两会代表里更是隔过很多男人名单后才给你跳出一个括弧女，吓人得得，跟妖精蹦出来似的。当时的舆论，对于前者，持普遍的同情；对于后者，就是围观起哄路过打酱油了。且舆论之热闹，绝不弱于现在的微脖，所以各种大小报刊添油加醋、绘声绘色地描述这些女将们的战斗英姿，导致革命女将们沦落到政治宝贝的地步，成了整个社会茶余饭后的笑谈。
但女将们不怕，继续战斗。4月8日，女子参政同盟会正式成立，唐群英被公推为会长。4月10日，《时报》发表《女子参政同盟会宣言书》。声明，“吾党将挟雷霆万钧之力”争取政治上之地位，“苟有障碍吾党之进行者，即吾党之公敌，吾党当共图之。”同月，民国政府与临时参议院北迁，女子参政代表也跟着北上，继续战斗。袁大总统一看不妙，马上指示，来几个代表就成，不用都来呵！袁世凯与国民党虽然政见大大的不同，但是在对待女人方面，确是男人所见略同，北京临时参议院制订的国会选举法与参众议员选举法等，都继承了南京临时参议院的精神，把女子挡在了门外。所以唐群英等把突破口仍放在党内，党内只要开会，她们就去捣乱，动静最大的一次是8月25日，国民党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成立大会，唐群英带着一群娘子军当场质问，为嘛把男女平权的政纲给删掉了？国民党的实际负责人宋教仁没啥可说的，以沉默对之，唐群英冲上主席台就给了宋教仁一耳光；还有版本说，不是一耳光，而是无数耳光：“唐等行至宋教仁坐地，遽举手抓其额，扭其胡，而以纤手乱批宋颊，清脆之声，震于屋瓦。众大哗。”据说打宋教仁的同时，唐群英捎带着还给了同台主持的另一革命党元老、临时参议院议长林森一耳光（另有版本说，林森没挨着，当时是劝去了，唐群英要煽他，竟给他躲过去了，身手还算了得）。问题是男革命党很坚强，再挨女人打也不投降告饶。
9月1日，女子参政同盟在北京召开联合大会，唐群英被推为临时主席。会上，女党员们群情激愤，大大发挥了骂人的特长，骂宋教仁为无耻小人。当然，男人的特长也用上了，表示要组织暗杀团、先锋队，以炸弹手枪对待之，誓将革命进行到底！当然，更滑稽的战术也有，之后的某次会议上，另一政治宝贝沈佩贞对外宣讲：“我等今日如不能达参政之目的，急宜有一种手段，以对待男子。手段维何？即未结婚者，停止十年不与男子结婚；已结婚者亦十年不与男子交言。”此话一出，舆论笑翻，各种以此为原型编排的段子满天飞，比如女人都出国留学，女人建立女儿国，女人都不搭理男人等。女人闹革命，愣是把自己闹成了男人的消遣对象。原先舆论顶多认定她们不是为女人争权，而是为自己争官；现在舆论更是认定，女人确实见识短浅，不但智商让人怀疑，德行都跟着大打折扣！
10月20日，女子参政同盟会本部在北京成立。会议选举副总统黎元洪的妻子为名誉总理，唐群英为责任总理。唐群英在会上发表演说，表示女子参政权要争到底，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四次以至无数次，不达目的不罢手。参议院收到她们的请愿书后，于11月6日开议。首先由请愿委员会提出审查报告。这就让很多议员不愿意了：有人说，你看她们请愿书中，咋骂我们参议院的，讨论个球啊，不给她们讨论；有人说，这个在南京否决过的，为何又跑到北京重新审议了？如果想复议也行，但那是总统的权项，得请袁大总统提请复议才行。也有人从程序上支持，说这次请愿与那次请愿不同嘛，那次是要求修改约法，这次是要求选举权；而且那次不是否决，只是暂时搁置嘛，再这样闹下去不行，总得给人家一个说法嘛。于是议长宣布，就此案能否进入二读进行表决，结果66个参议员仅有6个同意，请愿案被取消。
请愿再次被参议院否决，女将们大骂参议院议员乃“民国的妖孽，女界的蟊贼。”12月9日，唐群英带领几十名女将去见参议院议长吴景濂，强行要求参政权，声明要用武力解决，并且扬言，若袁世凯不承认女子参政权，她们就不承认袁世凯的总统地位！吴议长看情形不妙，逃入议场再也不敢出来了。袁世凯政府呢，还深怕这些女将做出过激举动来，派人调查参议员寓所，指示安保们对议员要慎加保护。其实不保护也没问题，女将们黔驴技穷，相当于小孩子打不过人家，要溜，溜之前抛下那么一句：有种你等着，我回家找俺哥去！问题是，你哥也是男人，有的还做了参议员议员，你找谁呢？总不能说找老公吧——革命女杰们大都没有老公了，比如秋瑾是抛夫别子，唐群英是夫死女夭；就是有老公，人家也是有小鸡鸡的呵！气死妹也么哉！
不过唐群英还真回家找哥去了——确切说不是找哥，而是找妹，1912年年底她回到长沙，妹们给她召开了热烈的欢迎大会，于是她就地扎营，成立女子参政同盟会湖南支部。虽然湖南舆论受不了她，时不时的攻击一下，但毕竟意味着女子参政运动完全失败，走向沉寂！
等时间转到了1913年2月，当唐群英的身影再次出现到社会舞台中心时，已是纯负面的了：一个爱慕唐群英的，名叫郑师道的男人，在《长沙时报》登出与唐群英共接连理的结婚公告。女杰一看就急了，领着一群女将去找报馆算账，算账的结果，报纸被她们砸了个稀巴烂。报馆经理起诉唐群英，并大骂郑师道与唐群英乃奸夫淫妇；唐群英毫不示弱，说：二选一，我给你们两个臭男人各一枪呢？还是我给我自己一枪呢？晕死人了要，你说这是革命风采呢？还是黑社会脾气呢？最后经人调解，法院判决如下：报馆更正广告；唐群英赔付报馆大洋2000元！
1913年11月，因“宋案”与国民党闹翻的袁世凯解散了国民党，同时以“法律无允许明文”，正式勒令取消女子参政同盟会；唐群英本人也出现在被通缉名单中。从此，女杰息影家园，中心舞台上，再也看不到她战斗的身影了！
女杰反省的结果，不外是教育，所以虽然息影家园了，但心中所系，已是民间办学与女子教育。其实，男人就那么一点鬼心思——1908年柳亚子给一个女校所题诗中云：“良妻贤母真龌龊，英雌女杰勤揣摩”。这是革命未成功前，男人世界对女人政治化的怂恿；可是革命成功后呢？男人们会立马儿转向：女人，你男人叫你回家！所以柳亚子那句诗在男人心底已完全颠倒了：“英雌女杰真龌龊，良妻贤母勤揣摩”。这也是秋瑾享了男人世界很多的赞誉，而唐群英等人则远远不及的一个原因吧？历史不能假设，假设秋瑾没有那壮烈一死，而是活到了1912，并与唐群英等并肩与男人世界作战，相信她只会比唐群英更激进，更粗暴，靴子里的小倭刀会时不时的拿出来吓男人甚至割男人小鸡鸡呢。那她的声誉还会像现在这样隆重这样完美么？
男人们，你们忏悔吧！否则我也不跟你们说话，只跟俺老公说话了呵！
回乡见闻与中国政改
【核心提示：这是一篇新乡土中的观察。有疑问——中国共产党及其所拥有的政府，缘何以庞大的决心和动力，改善了整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却收获了民间普遍的怨怼？
亦有建设性的意见——如同我家乡，经济成果固化需要的稳定性的政策，官民正常化需要对民间负责的机制，民间秩序的恢复则需要建设社会自治力量。政改的动力与方向都应该基于此处：选举制度的落实、司法独立的实现与议事机构的践行。】&
我的家乡在福建丘陵包围中的一个小山村。90年代初期当我高考走出家乡，前往上海的时候，这里只是一个贫困的地方，除了考出去，没有别的出路。
那个时候，从家里到县城，先要坐一种三轮“摩的”，大约一个小时的路程。之后，换大巴到福州，穿过重重山岭，许多险要的公路和隧道，大约六个小时。期间险象环生。司机自然是谈笑风生，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这个路上，有无数因为公路险要而留下的冤魂。
之后，我坐火车，30多个小时，终于到达上海。上学之后的每年寒暑假都回家。我不知道我的同学们心态如何，但是每年假期的时候，我一面充满了甜蜜的思乡，一面却日益难以忍受漫长、疲惫与危险的旅程。
今年回家，我用了6个多小时，坐动车从上海到了福州。我的家人开车，用了两个多小时，一路高速公路送我到了家门口。道路宽阔平坦，一路景色宜人。
家乡这些年，用“山乡巨变”来形容丝毫不为过。这决然是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景象。我家的门口是一条省道，在道路两旁，俱是三四层的红砖水泥楼，基本的格局都是底层店面，高层住宿。乡邻相告，每座楼的价值，都在几百万之上。
前两三年，家乡突然兴起了一个行业，红木加工。如今的马路上，都是红木家具店。当然，多数并非在本地销售，而是往全国各地批发。而红木业也并非当地惟一维生的产业，农业产品，包括柑橘、柚子等，都销路甚好。养殖业有鳝鱼。传统的稻米农业，已经消弭无形了。
我当年出门必不可少的三轮摩的早就不见了，车子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满大街跑的，居然有不少的卡宴和宝马。寻常人家，包括我的中学同学，也多数已经拥有了家用轿车。而在县城和各个乡村之间，都穿梭着私营的公共汽车。第三产业发达得很，镇里已经有了两个超市，还有专业的电器商城。
春节并不热闹。我们小时候所切切盼望的穿新衣，吃鱼肉，在乡邻看来，早就没有意义了，天天都可以穿新衣，每天都是鱼肉。除了像我这样寓居省外的游子，尚有团圆的意义之外，大家都已经能够在家乡找到丰富的谋生手段与职业，打工大军，早就已经回来了。
所以，这早就已经不是我所生长的那个故乡了。它成长、蜕变、进化，依然是一个现代型的小城镇了。富足、繁荣、现代。
这乃是一个官方与民间共同建设的成就。官方以极大的力量和诚意寻找和开拓新的经济发展路径，并且不断地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高速公路的全面延展。地方政府寻找过多种发展路径，期间有成有败，但如今进入了一个跃进的时代。而民间改善自我生活的动力与努力也从来不曾停止，试图发展过经济作物，也曾大量进入手工加工和服装加工，甚至也曾爆发过大规模的民间借贷危机，但是如今终于也找到了实业兴家的道路。
这样的巨变的确是一个庞大的现代化转型的范例。从最初的贫困，到摸索，到富足，虽然有跌宕，但终于转型成功。
可惜，这只是山乡巨变的一个面相而已。这个转型成功的背后，同时是巨大得令人恐惧的代价。
我得以与一些村镇的干部熟识，常常能够坐在一起聊天。他们只是在讲他们的日常工作，而这些日常工作之中，多数都在处理官民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并且津津乐道于如何从其中获得非寻常的利益，以及如何利用权势，为家人与亲友谋福利。
每一座房产的背后，都有着大量的利益关系。让谁建，把谁拆，都有着微妙的关系。干部在许多产业中都有着投资，或者获得"干股"。村镇干部的亲友，往往都是当地最为富裕的老板。
官场潜规则至为明显，小到一个村干部，都需要有庞大的金钱与权势的背书与支持。而当然，每个干部都期待着庞大利益的回报。
乡村秩序与伦理已经破坏殆尽了。这个社会中没有权威的存在，只有金钱和权力的存在。没有人认为村干部、镇干部是权威，而只是可资利用的关系，或者是一件迷彩服，随时来动自己的家产，是他们需要捍卫家园的入侵者。老人只是社会中飘荡的游魂，所有人的负担。每个人都渴望与政府中的人交往，以获得正常生活之外的额外利益，同时，每个人都在恐惧政府的存在，以求在自己不需要的时候，不要触动自己的利益。
这是一种随时随地剑拔弩张的状态。
家乡的溪流已经干涸多年了。上游的多个水电站，以及遍布河流沿岸的各类化工厂，早就耗尽了这条小溪流的生命力。我小的时候，水深没顶，满溪的鱼虾蟹蛙，堤岸青草如茵。如今河流一年中有90%的时间是干涸的，溪中只有因为富营养化而滋长的黑色的水藻。河床裸露，令人惊心。
乡村之间的温情时代自然早就已经湮灭了。我少时爷爷乃是村中德高望重之人，凡有纠纷，无论公共抑或私人，往往都能通过他的调解而消弭无形。各个村落中，都有德高望重的类"族长"的存在，在协调公共生活方面弥足轻重。但如今这种中间力量荡然无存。村镇干部除了以权力介入富有利益的事件外，对于公共事件既无动力介入，更无权威调整。法律力量的存在，多数也与利益相关。当然，我所认识的乡人之中，几乎未有信任法庭公正者，纠纷发生的第一反应不过是寻找法院或者政府之中可以依靠的权力介入。民间的自我调解几乎等于零，多数的结果，不过是强弱对比所产生的积怨，或者最终以金钱替代了公正。
我以为，我的家乡整体的社会信用已经破产了。所有关系之间，官民之间、乡民之间，乃至传统的家族之间，只剩下一种关系：金钱关系。
也就是说，这个繁荣的背后所带来的乃是整个社会结构的破产。以社会的崩塌换取了经济的繁荣。
这是一个极端令人遗憾的情景。至少就我家乡而言，20多年来的变革，乃是全局性的，得益者并非如同一些研究者所言，仅仅是权贵阶层，而是社会所有阶层。赤贫基本上已经消灭，平等化基本落实，共富亦有基础。然而社会的不满，却日益积聚，并且集中针对政权。如同《旧制度与大革命》所准确描述，社会日益进步，变乱却日益明晰。
我无从考证我家乡的社会变化，是否代表着中国整体。但就我眼界所见，它至少代表了福建一省的普遍现象。
那么，至少在以下层面是符合中国整体的现状的：国家信用破产、官民冲突加剧、官员贪渎普遍、政治治理无效、法律权威丧失、社会秩序虚无。
中国共产党及其所拥有的政府，缘何以庞大的决心和动力，改善了整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却收获了民间普遍的怨怼？
以我家乡一地情形而言。非民选的官员所从事的经济改革与建设，全然并非出于改善民生，而无非是建设个人的政绩。村镇官员同时拥有了极大的个人经济利益的考虑。他们并无心建设长期的政治稳定性与社会秩序，而毋宁在个人任内寻求利益最大化。由于无需对民众负责，于是以上层的命令为一切行动指针，破坏环境、弹压下层、罔顾公共利益，成为一种普遍性的行政方式。这与地方民众寻求长治久安和长期繁荣，以及社会公正形成了日常性的紧张。当经济发展尚足以维持，生活质量尚得以增进时忍耐与期盼，而一旦这种对未来的期许不存在，则可立即爆发成为摧毁性的力量。敌视政府、仇恨巨富、破坏公正，就是我那个家乡的乡民内在的心理倾向。
这就是我们老生常谈的政治改革的必须性已经迫在眉睫的原因。经济改革的成就必须长期化与固定化，政府与民间的关系必须正常化，而民间的秩序和中间力量必须得以恢复。这一切都无法依靠现有的政治结构得以消化。
如同我家乡，经济成果固化需要的稳定性的政策，官民正常化需要对民间负责的机制，民间秩序的恢复则需要建设社会自治力量。政改的动力与方向都应该基于此处：选举制度的落实、司法独立的实现与议事机构的践行。
就我家乡而言，中共的领导能力所达成的成就普遍得到认可。官员贪渎被通常性地物化为个人品德，而非体制。司法独立的欠缺也被普遍地认为是裙带关系，而非一党执政的必然结果。在民间，既有对于共产党权威的迷信，又无任何力量的能够异军突起。
也就是说，当前政改既是一种急迫性，又是对中共的一种利益性。因为经济建设的普遍认可，可以顺理成章的转化成为政治优势，形成一种对于中共的长期执政利益。
这种情形，在整个世界历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机遇。多数国家在变革的时候，都是面临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的时候，不得不而的一种行为，因此往往那些变革都带着强烈暴力倾向，和对于执政结构的破坏欲望。
就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发展而言，资源掠夺型和劳力掠夺型的发展模式，未必不会逻辑宿命式地走向全面的危机。但是及时的改革和转型，便可以弥补和回复总体的秩序，虽然耗时甚长。
中共目前在社会整体中，依然拥有不可替代的权威性，亦有着经济建设发展红利。如果顺势转化成政治优势，所建立的功业，也将是长期性的，虽然从长远而言，民主化是必然结果。
在西方世界中，政治优势的获得，也都是从转型之中获得的；政治家族的形成，也多数是在社会转型与正规化的过程中获得的。
在发展高峰，走向衰退的迹象已现之际，及时进行政改，以获得执政的长期性利益，对于中共，是最好的时机。
至少，对于我家乡的人来说，在经过了数十年的集体贫苦之后，在经过了十多年的苦痛摸索之后，他们终于已经能够享有了富足的物质生活，他们值得长久拥有如此的富足，并且，安康。
五星红旗只有咱们中国有。五个黄色的星星，在一片鲜红的背景烘托下，让人一看就想闹革命，就想打比自己有钱的人。如今这旗子全世界都快挂满了，从联合国到帝国大厦，从迪拜到欧洲，亚非拉小屁国就更甭提了，总之，世界各国都很给个面儿，不论是恐怖别人的还是被别人恐怖的都不敢轻易招惹这五个星星的旗子。
不久前，利比亚一片战火，天天死人，各国大使和记者都配备保镖和防弹车，就咱们中国官员独来独往。外国记者就问了：大使先生，为什么你们中国人不用保镖呢？
咱大使捋了一下没有胡须的腮，微微一笑，用无比牛逼的口气说，“五星红旗就是我最好的保镖！”当时要是有观众，肯定会响起只有人民大会堂才有的那类掌声。
为什么恐怖分子不敢得罪中国呢， 据他们说，他们所有的恐怖伎俩都是山寨我天朝的游击战，地雷战和麻雀战，
其中自杀式爆炸就是抄袭我董存瑞烈士的。从心理上，他们特别愿意把善良的中国人民当成他们的同伙。越南人民虽然长得跟中国人差不多，可是因为国旗上才有一颗星星，跟五星红旗不在一个级别上，故而从来不被恐怖分子重视，经常被误杀。
据说，中国驻黎巴嫩大使馆的房顶上，画着一幅巨大的五星红旗，于是从来没被以色列飞机轰炸过，而大使馆周围的建筑早就夷为平地了。在国外，五星红旗就是咱的保镖，那是必须的。
还有一次，我在美国被一位黑人兄弟打劫了。我就掏出一面小五星红旗，语重心长地告送他我是中国来的，中国和亚非拉是多么铁的哥们，坦赞铁路就是我们援建的，老黑特别茫然，说没听说过什么坦赞铁路，但是他知道黑人最爱吃的大餐就是炒饭和甜酸鸡，都是中国人发明的，可见中国人对黑人有多么好。临别时他和我热烈拥抱，我恋恋不舍地把小国旗送给这名歹徒，老黑激动地和我合了影，还伸出两个手指：欧叶！
在国外，五星红旗就是咱的保镖，那是必须的。
我是1995年在西雅图入的美籍，当时按耐不住内心的激动，逢人就想显摆我那崭新的美国护照，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是美国公民了。
这一年，在美国西部一个小机场，我乘的飞机被一名伊斯兰愤青劫持了。那哥们当时用新疆味儿的英文喊道：Everybody get
off, except American
citizens!（除了美国公民外，其余的人全下飞机！）呼啦啦，一半的乘客全下了飞机。我心说自己如今是美国人了，一定要和美国人民同甘共苦，就老老实实地坐在座位上，等着和美国人民一同就义。
没想到那伊斯兰愤青径直朝着我走过来，用流利的中文小声问我：“你丫是中国人吗？”我紧张地点点头。他于是怒不可而地说道，“你丫一中国人，在这儿捣什么乱呀，还不快下去！”
我一想也是，就特别没面子地下去了。起身时那伊斯兰哥们得意地说，“我这北京话还成吧，哥们在语言学院混过六年，中文棒着呢。”
我当时内心特别悲愤交加：崔哥我好不容易入了美籍，潜伏在白区也25年了，英文讲得柔柔的，
连打喷嚏都他妈带着美音，跟美国人民一样交税，还生了三个美国小崽子，我哪点比美国人差，凭什么连个都中东傻B都不把我当回事呢？看来，一朝是中国人终生就得当中国人，连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机会这辈子都没有了。活着真没劲。
不管怎样，在国外，五星红旗就是咱的保镖，那是必须的。
回到伟大祖国北京，那生我养我的故乡，我下了飞机就让朋友拉我去吃老北京涮羊肉，我们一口气喝了三瓶白酒，醉了，于是借着酒兴就和邻桌的客人们打起来了，我扔了三个空酒瓶出去，砸没砸中不知道。好像是警察叔叔来了，把所有闹事的人都装上警车带到派出所。
不知为什么，我没被带走。一问周围看热闹的，人家告诉说检查身份证的时侯，我拿出的是印有星条旗的美国护照。警察一看外宾，就把我放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说，在国外，五星红旗就是咱的保镖，那是必须的。
五星红旗在华尔街迎风飘扬
在纽约街头，五星红旗耀眼夺目。
和尼泊尔的北部不同，这个国家的南部不再有喜马拉雅山脉下延绵的山区，而是一片宽广的平原。好几条河流从此经过，衍生出一大片葱郁的南亚丛林。奇特旺是这里最值得一去的地方，它曾是尼泊尔皇室的专属猎场，大量珍贵的野生动物在这里繁衍生息。1973年，常年的猎杀终于让这里的生态环境不堪重负，政府为了保护野生动物，于此地成立了尼泊尔第一座国家公园。1984年，奇特旺作为自然遗产，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
答天津《新金融观察》报记者李香玉书面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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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保护的历史与现状
1.对于晚清的“官督商办”，一种说法是，公权力在经济领域的介入，都是罪恶的。也有一种说法是“在当时，公权力的介入，实际上是市场的需要、发展的需要、也是救亡的需要。”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袁伟时：相对于清政府直接办军工企业，19世纪70年代逐渐兴起的“官督商办”是历史性的进步。这些企业一般是民用工业，章程一般都写上：“官总其大纲”，“商为承办”。其中有些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有较大盈利，并培养了中国第一代企业家——轮船招商局是其中典型。可是，在实际运行中，官僚们牢牢控制着这些企业，企业负责人由官派，重大事项要请示官方，许多官僚在其中挂职拿干薪，把衙门的腐朽作风带到企业，有些并成为排斥私人资本进入的垄断企业。李鸿章从1876年开始筹议开办机器织布局到1893年才全面投产；张之洞90年代办汉阳铁厂，投产之日即亏损之时；两者都是官督商办的突出典型。
19世纪60年代，中日两国同时起步办现代企业，追求“自强”或“兴产植业”，但日本很快转向支持私人资本发展，而中国仍然迷醉官僚控制一切——“官督商办”，这是日本在19世纪末跻身于列强行列，而中国继续沉沦的基本原因。甲午大败就是其恶果。救亡云云，不知从何谈起。
2.清政权对资本、尤其民营资本的重视，到甲午战争之后达到了高潮。您也表示整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主体就是民办企业。对于现在民营经济的发展您有什么具体建议？
袁伟时：现代市场经济必然以民营经济为主体。不折不扣贯彻新36条，是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正确途径。当务之急一是砸碎玻璃门，让民营经济进入一切行业。二是让民营企业平等地得到银行贷款，避免再受高利贷之苦。
3.政府、企业、劳动者，三者之间有很多地方利益是重合的。您认为如何才能达到三赢的局面？
袁伟时：想“三赢”？企业创业和经营顺畅是三赢的基础，丢掉这一条，一切都是废话！为此必须进一步约束政府权力，削减各种审批权和合法、不合法的收费权，真正让市场配置资源。当前特别要提醒：工资水平也是由市场调节的。不要一讲调整收入差距，就头脑发热，强制企业提高工资，规定多少年内工资要倍增等等。说到底，无非是加速行政改革，向香港看齐，把中国大陆也变为创业最自由的地方；同时改变工会官办的格局，让工会真正代表工人，行使集体谈判的权利。真是这样办，三赢局面不难实现。
4.您强调“尊重产权，保护私有财产”。早在2004年，“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就已写入宪法。《物权法》在2007年也得以通过。目前这方面还存在哪些问题？
袁伟时：近年侵犯公民私有财产有三个非常恶劣的表现：
A.侵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官商勾结，倒卖农民的土地。肆意侵犯公民的住宅，强拆成风。
B.司法黑暗，罗织罪名，没收私人企业或其他私有财产；以劳教等形式，肆意剥夺公民的自由；酷刑折磨，让公民痛感生不如死。
C.巧立名目收税、收费，私人企业经营困难。
薄熙来主政时期的重庆是最恶劣的典型，其他地方也不同程度存在。
移民潮是一些公民迫不得已的自卫行动。不要再麻木不仁，应该痛下决心整顿司法，改革行政，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让中国大陆成为资金和人才乐意栖居的土地，才是福国利民的长远之计。
社会转型之鉴
1.在成功从传统社会转型为现代社会的后发展国家或地区中，有哪些地方的哪些经验最值得也最适合我国借鉴？
袁伟时：不必舍近求远，香港和台湾就是最好的借鉴。
香港独立、健全的法治，自由的舆论监督，20世纪80年代，没有政党斗争，已经根治了贪污。低税制加法治和自由的营商环境，使它成为全球最大、最好的金融和商业中心之一。大学独立，学术自由，让那里的大学跻身于世界一流的行列。
台湾的民主转型，平反冤假错案，坚决保护私有产权，坚持地方自治、县市长直选，也积累了弥足珍贵的经验。
都是中华儿女，倍感亲切，只要有决心，学起来更容易。
2.“中国人普遍缺乏公民意识”，这种说法被大众普遍认可。近几年“唤醒公民意识”越来越多地被提及，那具体该怎样实行呢？
袁伟时：我不认同“中国人普遍缺乏公民意识”的说法。市场经济发展必然催生独立自主的公民意识。没有自主权，怎样做生意？没有维护自己权利的意识，市场怎能发展和健全？加上改革开放以来，知识阶层中有识之士不顾打压，坚持不懈传播公民权利观念；现代公民意识在中国人中的觉醒，无论广度和深度都是空前的。
加快公民意识觉醒的最好办法是案例教育。抓住一个个具体事例，广泛传播，具体生动地告诉人们，这些是你们不应被侵犯的权利！也教育官员，这些是公民不容侵犯的权利，千万别打歪主意！与此同时，要警觉和抵制各种极端思潮。他们万变不离其宗，用各种漂亮言辞，冀图诱导中国人回到任由“精英”或“贤人”摆布的臣民时代。
文化：民族与世界
1.“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似已成为一种真理,被许多人接受并频繁引用。您如何看待这句话？
袁伟时：即使在文学艺术创作领域，这也是一个有很大片面性的口号。
首先，它与实际情况不符。交响乐、油画、电影、芭蕾等外来艺术，能用民族性排除外来因素吗？鸟巢、小蛮腰（广州塔）等获得中外人士交口称赞的建筑，有多少民族因素？而上海世博会那块大托盘，中华世纪坛，民族性很强，似乎肯定其美学价值的人不太多。
最重要的是这个口号有妨碍创作自由之嫌。本土确实是研究和创作的丰富空间，世界的资源同样不可忽视。把研究和创造的自由还给创造者，世上有而合用的，信手拈来，为我所用。世上没有的，弄出来给你看看。总之，别管哪国哪族；更毋庸烦劳人们发明什么“真理”或公式束缚自己的手脚。我佛如来说：“天上天下，唯我为尊！”有志攀登一流境界的人们，就是要有这样的气概！
民族主义是一剂毒药。超越民族和地域局限，学会用世界公民的眼光观察一切，才会有世界一流的作品。
2.在全球化时代，思想文化发展呈现出怎样的特点？在传统文化和国际现代文化并存的“双文化”时代，我们应该怎样不偏不倚？
袁伟时：全球化时代对文化有什么影响？
A.文化传播的速度越来越快。
B.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教育制度和传媒制度等领域，现代文化观念与落后国家的传统观念呈现巨大落差，导致剧烈冲撞。勇于吸收先进文化者民富国强；反之则民穷国困。
C.各国和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文学、艺术乃至服饰，或迟或早卷入市场，在世界范围内流通，公民按照各自的喜好自由选择，自由发展，生活异彩纷呈。
D.一些对历史发展趋势缺乏明见之士，往往打着“爱国”、“保卫和发展传统”、“反文化侵略、文化殖民”、“反文化霸权”、“文化安全”等旗号，构筑思想堡垒，阻碍文化交流。不管其主观动机如何，客观上必然阻滞社会发展进程。
在这个问题上，需要的不是“不偏不倚”，而是为文化自由交流清障，勇敢地吸取一切先进文化。
3.您多次强调，文化应该多元并存。在这个方面我们亟待改进的是什么？
袁伟时：当务之急是不要被“爱国”等民族主义迷雾遮住视线，站在世界现代文明的高峰上观察一切，扫除文化自由交流的种种障碍。在文化自由交流的环境下，必然实现各民族文化多元并存、推陈出新、兼容并包的繁荣局面。如果动用或希冀动用暴力（国家政权是合法的暴力）去“保卫”或支持某种文化，只能导致被保卫的文化枯萎，整个国家的文化衰败。
学术：求真与传承
1.“学术就是不断求真、不断证伪的过程。”您不仅这样说，也一直在这样做。绝大多数人是认同这句话的，但大多数中国人在自我否定方面似乎做得并不好。您能否给些指导性建议？
袁伟时：我常说“学术是没有国王的王国”，不敢不自量力去“指导”。对有志于学术的年轻人倒有几句话可以共享：
一，怀疑与好奇是研究的起点。
二，勇于交流、辩论。不同观点碰撞会激发灿烂的思想火花。学者不但要勇于与在场与不在场的他人辩论，也要与自己辩论，敢于反驳自己的结论。
三，谨防证据和逻辑漏洞。
2.当今社会中，“**热”（比如前段时间的莫言热、收入分配改革热）似乎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且这种“**热”很容易就会被冷却。您认为这样快的“新陈代谢”正常吗？这种现象折射出的是什么问题？
袁伟时：冷、热很大程度上是自发的，自然和社会概莫能外；在市场化的环境下，利益驱动也会人为制造各种热潮。但大浪淘沙，不适应人群需要的泡沫总会迅速破灭；不必过分担忧。与此同时，有识之士宁愿冷静观世，不计一时荣辱，扎扎实实在学术文化领域中耕耘，作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贡献。
3.书香社会、书香城市、书香校园，一直被不断提及，近日各地又纷纷发起“书香家庭”的活动，这类活动如何避免流于形式？
袁伟时：书香四溢是大好事。建设书香校园是中心一环。在小学、中学阶段养成读书习惯，终身受益。挑趣味盎然的好书给孩子们读，让他们欲罢不能。千万不要在中小学中强迫读经或读《三字经》、《弟子规》一类落后腐朽的蒙学教材，摧残少年儿童的学习兴趣；这是当前最可恶的形式主义。
4.您读过、也藏有大量经典书籍。让您终身受益的书是什么？在即将过去的2012年，您读过的最值得推荐的书是哪本？
袁伟时：不同学科有不同的基本经典。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和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对我说来是振聋发聩的。2012年，没有特别吸引我的书。
才知道原来台湾没有承认蒙古独立，有骨气！
日，101年中枢致祭成吉思汗大祭在台北举行。台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罗莹雪（中）代表主祭。
新年前夕，台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罗莹雪首次以官方身份访问蒙古，并获高规格接待。
罗莹雪赴蒙是为参加蒙古“对太平洋地区友好国家合作协会”20周年会庆。三天行程中，不仅获“部长”级规格接待，蒙古首任民选总统奥其尔巴特、国会副议长、财政部长等也纷纷与罗晤面。“蒙藏委员会”成员以往访问蒙古皆持观光签证，而此次罗莹雪持“官方签证”赴蒙，令台湾官方颇感欣慰。
罗莹雪还带回令台湾方面颇为振奋的消息：蒙古国将考虑给台湾免签证待遇。这是台蒙之间自1991年建立“非外交”联络以来的一次重大关系突破。
台湾护照已获129个国家的免签证待遇，尽管再多个蒙古国意义有限，但台湾与蒙古的关系既微妙且复杂，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双方的交往模式亦有独特性，自然意义非同寻常。
回顾几十年的台蒙交往史，只能用“妙趣横生”来形容。不同于台湾与全球其他地区的关系，交织着历史与现实的恩怨，包袱沉重。
以至于罗莹雪访蒙尽管“有所突破”，但仍有台湾舆论指责其“竟然违反宪法地承认了蒙古国，拿了蒙伪古国的签证，李登辉信徒实在可耻”，或是直指希望她下台。
接触始于蒙古民主化之后
蒙古首都乌兰巴市中心有幢大楼，名为“蒙古乌兰巴托台湾经贸文化交流中心”。其内部单位就包括台湾驻蒙古代表处，楼梯间则悬挂巨幅“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
台湾与很多国家没有“外交关系”，但常以“办事处”或“代表处”的名义驻扎官方联络机构，主要从事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台蒙则更有值得玩味的复杂历史背景。
蒙古在1991年之前完全为苏联附庸，非真正独立国家，无法制订自主的对外关系政策，与台湾各处于两大敌对阵营之中，双方没有交往。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削弱了对蒙古的控制，蒙古逐渐有了些许自主性，才与台湾开始有零星接触。
1988年台湾正式解严，“蒙藏委员会”担负起与蒙古恢复接触的任务。通过海外蒙古族同胞关系与蒙古方面取得联系，互致善意，但未有实质性的交往。1990年台北召开“全球蒙藏会议”，邀请到两位外蒙人士参会，自此铺开双边交流之道路。
1991年，“蒙藏委员会”派出官员经北京前往蒙古考察，台湾方面称为台蒙关系的“破冰之旅”。
蒙古自打并入清朝版图开始，就与市场经济绝缘。它的贸易先是控制在汉人之手，被苏联控制，中国人被驱逐后，蒙古又变成一个消灭市场经济与私有产权的计划经济国家。一个与市场经济隔绝数百年的民族，转型谈何容易。再加上失去苏联财政、技术援助，经济不断下滑。
“蒙藏委员会”官员赴蒙访问时，蒙古方面即提出了想借鉴台湾发展经验与模式，奠定经济基础。美国国务卿贝克1991年访问蒙古返美后，透过管道知会台湾，希望台湾方面能对蒙古的发展提供经济、技术援助。
当年台湾“行政院”就批准了“蒙藏委员会”所拟定的《推动与外蒙古交流计划》，宗旨是“以低调、透过民间的方式与外蒙古展开交流”。
苏联解体近三个月后的日，外蒙正式更改国名、国旗、国歌，全面抛弃苏式制度，启动民主化转型，成为真正独立自主国家，外交上拥有了完全自主权，与台湾的交往日渐频繁。
2002年和2003年的一系列标志性事件促使台蒙关系发展到高峰期。&
日，台湾的“中华民国外贸协会”在乌兰巴托设立台湾贸易中心，同一天台湾肥料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的蒙古台湾经贸文化大楼启用。9月，台湾在乌兰巴托设立台北贸易经济代表处；12月，蒙古也在台北设立乌兰巴托贸易经济代表处，巴特陆合任驻台代表。第二年2月，蒙古在台正式建立代表处。互设代表处可视为里程碑，将两边的交流关系推向新高潮。
台湾不仅在科技文卫方面支援蒙古发展，还为其培养各领域高端人才，如政府高级公务员，检察官。著名的“蒙古检察官司法研习班”目前已进行到第九期。自2004年起，台湾每年向蒙古提供大量博士、硕士、学士奖学金名额，将蒙古学生引入各高校就读，专业涉及理工农医、法律、企管。
台湾的民间公益组织水平居于世界前列，当局有意鼓励大量NGO前往蒙古从事慈善活动，并且把专业的NGO管理模式引入蒙古。台湾儿童暨家庭扶助基金会在蒙古的公益活动即办得有声有色。其办公室就与台北驻蒙古代表处同在一幢大楼，仅到2010年就帮助6000多蒙古贫困儿童脱贫。
过去两岸长期进行“外交争夺战”，台湾不会放过拓展“生存空间”，抵抗大陆“外交打压”的机会。但台湾与蒙古却是1991年开始正式接触。为何十年后才出现“高潮”？说来颇令人啼笑皆非。皆因台湾与蒙古的交流不同其他，背负有沉重的历史包袱。
国民党执政时，不承认蒙古是独立国家，官方所绘制的“中华民国”地图仍是“秋海棠”。由于蒙古还在版图内，据其“宪法和法律”，名义上领土主权仍涵盖着大陆和蒙古，所以双方的接触始终有尴尬存在。
直到2000年政党轮替，民进党上台，陈水扁政府才大胆地甩掉这个包袱。
台湾与蒙古冷战时的间接交锋
蒙古又称外蒙古，原本在清朝版图之内，清末逐渐失去控制，沙俄势力渗透至此。1921年苏军占领蒙古，使其沦为苏俄的“卫星国”。斯大林通过不断清洗的方式牢牢控制了蒙古的一切，并把苏式政治、经济制度强行推行到蒙古。
苏联虽然实际控制着蒙古，但顾忌日本和西方国家的反应，名义上仍承认蒙古是中华民国藩属国，中国历届政府也未承认苏联扶值的“蒙古人民共和国”，苏联所缺的只是一个“合法性”理由。
中国在《雅尔塔协议》中遭到出卖，抗战胜利后被推到前台去单独与苏联博弈。斯大林利用他控制的东北和新疆作为交换，要挟中国政府承认蒙古独立。
英美严守苏联提出的“中立”与“不干涉”政策，袖手旁观。战后疲惫的中国与苏联之间国力相距甚远。外交谈判无效之后，基于“用早已失去的”换回“还可拿回的”思维，被迫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蒙古则在苏联操控下进行“公投”，正式宣布独立。中国方面随后发表公告，承认这个结果。
这样一来，苏联既可以让蒙古合理合法成为“独立”的苏联傀儡国，又让国际舆论抓不到“侵占他国”之把柄。
1949年大陆政权更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15天，便于10月16日与蒙古建立外交关系，承认其为独立国家。
国民党迁台后，因苏联与中共建立外交关系，于日宣布与苏联断交，指责其未遵守“中苏条约”中的义务与承诺。台湾方面不断向联合国控诉苏联，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两大阵营的泾渭彻底分明，才使得国际形势出现了利于台湾的态势。
直到1952年，“控苏案”终获成功，联合国大会以25票赞成，9票反对，24票弃权通过了谴责苏联的决议。第二年台湾正式宣布废除以前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中关于外蒙古问题的换文自然作废。在党内会议上，蒋介石为以前迫于苏联压力承认蒙古独立一事，进行了沉痛自责，并表示要负全责。此后台湾不再承认蒙古独立，重新将其纳入“中华民国版图”。
1991年之前，台蒙双方虽然几十年未有接触，但是间接交手却有好两个回合，只不过替蒙古出头的是苏联“老大哥”。
1971年之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中国席位是由台湾的“中华民国”所拥有。不仅“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在为进入联合国而努力，苏联也始终想把蒙古送入联合国。
日，苏联阵营提出的蒙古加入联合国草案，就被台湾否决掉，其理由是“蒙古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其能否加入联合国尚有待讨论”。这是自联合国创建以来，“中华民国”在联合国唯一一次使用否决权。
1960年，苏联表态，如果不让蒙古加入联合国，它就要动用自己的否决权阻挠一切非洲新独立国家进入联合国。当年苏联就声称，若蒙古进入联合国，它就投票支持非洲的毛里塔尼亚加入，以此作为要挟和要换条件。
台湾原本可以利用自己的“否决权”阻止蒙古入联，但美国肯尼迪政府担心这样一来，毛里塔尼亚入联就泡汤，会惹恼其他非洲国家，于是施压台湾不要否决蒙古入联。
经过美台两边激烈交涉，最终双方达成妥协，蒋介石同意不参与投票，也就意味着不动用否决权阻止蒙古入联，而美国也不可以投赞同票。日，联合国安理会以9票赞成，0票反对，1票（美国）弃权，1票未投（台湾），最终通过了蒙古入联案。
台湾承认蒙古为独立国家的过程
与蒙古发生接触后，台湾方面很快就感到应该解决尴尬的“蒙古主权”问题，于是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大探讨。解决这个问题，不仅取决于台湾政治环境的变动，还牵涉到众多法律问题的修改，谈何容易。这一问题到今天也没有“最公开最正式”的解决。
民进党方面没有历史包袱，步子迈得较大。1990年就提出“我国事实主权不及于大陆和外蒙古”，但郝柏村很快作出强硬回复：“我主权及于整个中国大陆包括外蒙古在内，政府不容许任何分裂国土主张”。
1992年，当时的“外交部长”钱复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就提议：“应可在适当时机承认外蒙古独立的事实”，但这一提议遭到保守派的“行政院长”郝柏村反对。郝柏村军人出身，曾官拜“参谋总长”和“国防部长”，可谓根正苗蓝，拥有正统的“大中华民族主义思想”，自然不会同意此论。
时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的张骏逸只得提出权宜之计，他认为外蒙古若无要求且未具现实迫切性之情况下，不需也不宜贸然承认外蒙独立。张骏逸提出对策，首条即为：“视外蒙古为政治实体，彼此本于平等、互信、互助之精神，进行交流合作，暂不涉及承认与否之问题。”
但李登辉下令，要加强对蒙古的经贸文化交流，关键问题胶着，无法彻底解决的情况下，只有适度修正。1993年，李登辉会见蒙古前任总理边巴苏伦时还表态，基于“大中华民族之胸襟，‘中华民国’亟愿帮助外蒙”。
所以台湾方面1990年代的政策是，将外蒙视为有别于大陆地区的“特别地区”，修订“赴大陆投资及技术合作许可办法”等法规，使得赴外蒙投资可不受赴大陆投资之限制。
陈水扁担任台北市长时，与乌兰巴托的市长互访，交往密切。台北与乌兰巴托还结为“姊妹城市”，一度被批为是“台独思想作祟”。绿营的心态当然也想借助这些活动，促使“主权使用范围明确化”，屡次提出关于“承认蒙古”的问题。
直到民进党上台，这一问题的解决才有了重要进展。2002年元月，“行政院”修正《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将蒙古自《条例》施行区域中排除。自此以后，台湾从法律上不再将蒙古视为大陆地区。外界视这一修法为台湾官方承认蒙古为独立国家，这一问题的争议自此划上句号。
不过几十年残留的法律与组织问题，不是扁政府能全部解决的。台“内政部”1999年最后一次发行官版的“中华民国全图”，蒙古还在“秋海棠”内。后来不再出修订版，当然也不再出全图。&
1930年代制定的《蒙古盟部旗组织法》直到2006年才被废止，大陆时期主管蒙藏地区事务的“蒙藏委员会”则一直延续至今。而1937年制定的《蒙藏边区人员任用条例》至今仍在生效。马政府搞“部制改革”，还要继续清理这些残留问题。
1929年成立的“蒙藏委员会”在对蒙古经贸文化交流中起到重要作用。迁台以后其职能有所变动，仅“蒙务”部分，涵盖了全球蒙古族地区。不仅涉及岛内、外蒙古族，其工作对象甚至包括俄罗斯的布里亚特、卡尔梅克、图瓦等自治共和国。
多年以来，关于“蒙藏委员会”的存废一直激烈争议，前年就传出2012年将撤销的消息，但至今仍未付诸实施。为配合马政府的“行政院”改革，这个从事蒙藏事务及对蒙交流的委员会应在今年内终结其84年的历史，并入陆委会。罗莹雪成为末代“委员长”已成定局。
“蒙藏委员会”并入陆委会后，部分职能仍将保存，这种合并方案，马政府基于何种设想，是否意味着把蒙藏事务再度纳入“大陆事务”？不得而知。
本文刊登于《凤凰周刊》2013年3期&作者&段宇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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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得相对客观。
《一代宗师》：飘零命运&迟暮英雄
王家卫的电影《一代宗师》引发的观感似乎是两极化的，一面是高度的赞誉和崇敬，一面是相对的冷清和批评。这些反应几乎是王家卫的电影总要遇到的。这一次也不例外。有些人感到失望，但另一些人似乎有了更多的兴趣。王家卫总是激发这样的争议和讨论。他有自行其是、我行我素的高度的自我的坚持，也在每部电影中都有大明星、类型等商业的元素。他让一些人沉迷，也让一些人厌倦。这就是王家卫：他拍电影就要有他自己的诡异的风格和特色。这种特色并不是像一些人说的那样完全抗拒商业性，而是他的似乎抗拒商业之中有某种特异的商业性，而在商业性之中显示了他的独到的“玄学”式的人生的追索。他对观众的诱惑和抗拒几乎是迷一般地统一在他的身上。他一面是期望在电影中消遣和放松的都市观众难以理解和琢磨的神秘的存在。另一面却是都市中有高雅品味和熟悉现代主义以来的复杂技巧的“文艺范儿”的中产青年的最爱。这些矛盾的气质让他的电影充满了一种玄学的商业性，和商业的玄学性。王家卫从来不可能取悦大多数人，但他却也始终有自己的最执着的“迷”。对于王家卫来说，电影其实是他通向这个世界的唯一的窗口，他总是戴着墨镜的眼睛所看到的世界，其实这里有都市的迷离的光影的变幻，但又有孤寂疏离的自我的追寻。于是，我们在观看《一代宗师》这部有很长的制作时间，也有了让人几乎不耐的等待的电影的时候，它也必然地由于延续了王家卫的独特的风格和状态而激发迷恋、厌倦、思考和迷惑。这些都是王家卫的最明显的个人的标记。
这部电影几乎有王家卫风格的一切标记，深沉得多少有些矫饰的诗化对白，悲欢离合中抗拒时代却又随波逐流的人物，复杂故事里的关于人生的玄思。而武侠类型的外表和明星的运用也显示了王家卫的随俗的灵活性，如赵本山、宋慧乔、小沈阳等的出现都是微妙的平衡的结果。其实王家卫是一个执着地使用超级明星的导演，但这些超级明星在他的电影里总是显得匪夷所思地被展现了自身的多重侧面，而武侠类型的调用也是对于华语电影的最有代表性的类型的别出心裁的“挪用”。叶问故事的由于甄子丹电影《叶问》在华人社会中的传播也使得王家卫有了独特的借力之处。这些都是王家卫的“商业性”，但王家卫当然不可能按照传统的套路来编织他的电影，也不可能按照既定的牌理来出牌。他一定是在传统的模式中找到了他个人发挥的空间，才去拍摄他的电影，他一定是在和明星、类型和传奇故事的艰难的对立与顺应的微妙而复杂的平衡之中制作他的独特的电影。这部电影留下了诸多“踪迹”让我们去追寻它的奥妙。王家卫的深沉感慨让我们可以看到进入他的世界的“入口”。当然，他也让这个电影充满了复杂的玄思，让这部电影的观众感受到进入的难度。这就是王家卫的独特性。
这部电影是对于动荡的中国的二十世纪的一次追问，也蕴含了深沉的哲理思考。这里的三个人物叶问、宫二和一线天都寄托了王家卫的某种情怀和思考。中国人二十世纪身世飘零，面对大变局，持守也无安稳，随俗更无洞见。命运对人的压力巨大，传统与现代，家国与个人，都旋卷在历史的洪流之中要求着抉择。这里三个人物的命运是贯穿的主线，虽然现在的版本中一线天的故事未及充分展开，仅仅是一个模糊的影子，但仍然可以看出王家卫的企图心。三个人载浮载沉，虽然选择和命运都有所不同，但都在中国的大时代中最后汇聚到了商业社会的香港，他们都曾经叱咤风云，但最后却绚烂归于平淡。这些人的命运的深刻性就在于大时代对人的冲击和动荡的岁月的消磨让英雄迟暮，最后是汇聚香港回眸生命的过往，在故事收尾处其实包含了王家卫对于英雄的无语凭吊，也是我们对于二十世纪的感伤的无尽追怀。
叶问当然已经成为一个旷世的传奇，这些年来已经成为中国武术的某种象征性的人物，是中国传统的精神价值在现代的某种符号。王家卫讲述的故事的基本线索几乎和甄子丹的电影《叶问》并无差别，叶问是佛山的富家子弟，遇到了抗日的烽火，国破家亡，历经磨难，最后在香港寄居，开馆授徒。这些故事的眉目我们都已经了解。但这里的故事的微妙之处就是王家卫所寄寓的身世的感慨。英武豪迈之间却是浅吟低唱，感时忧国之中却是步步惊心。叶问的复杂就在于他对于传统的坚守与灵活的变通之间的复杂的关系。他和武术武林的关系正是如此。一面叶问是隐遁在武林之外的飘逸的富家子弟，没有为生存打拼奋斗的压力，也有和美的家庭，生活在一种宁静的对于武术的纯粹的迷恋之中。所以片中总是感慨四十岁之前的美好幸福的人生。但宫羽田的到来改变了一切。叶问和宫羽田为一块饼完整与破碎的比武其实有更为深刻的含义，叶所代表的是武术在现代社会的状况，只有在破碎中适应和变通以寻求新的生存之道，叶其实是持守中变通的。“”其实这段格言里有叶问的现实感。宫所代表的是传统中持守和对于自己已经不再适应这个现代江湖的迟暮的感慨。他们之间其实有了代际传承的含义。叶依靠击败了宫羽田获得了自我，而马三则用背叛获得了邪恶的自我，他的出现正是作为叶问的对照。他背叛民族，背叛师傅直到杀死师傅，通过邪恶开启了一个“恶”的空间。这个“恶”的空间也是对于传统的摧毁。这个电影让我们看到的是传统的武林的转换和消逝。传统的破碎一是来自于变通，二是来自于背叛。这里“现代”善与恶通过叶问和马三的对照得到了展现。
叶和宫二的比武则是开启了一段缘，一段时空阻隔中的绵长的惺惺相惜。但叶问虽然执着却并不执拗，虽有念想却还知道自己的限度。所以他买好大衣准备前往东北再续前约，却只是留下了一只扣子的念想。而在香港寄居，也能适应环境，自我改变，始终在保持自己和随时变化中保持平衡。叶问其实是超凡人物中的常人，他有自己的复杂性。我有一个感觉，叶问何尝不像王家卫本人，在坚守中有变通，在信念里有灵活。叶的武功和王的艺术其实正是这种坚持与随俗之间的平衡的结果。其实这部《一代宗师》又何尝不是如此？
而宫羽田的女儿宫二则是执着于传统的价值，不相信这一切会在现代的冲击之下泯灭。她为了父亲和宫家传统的荣誉和尊严，为了捍卫传统的绝对性而牺牲了自己的一切。她对于传统的执着是无限的，为宫家找叶问比武，为宫家在传统中的尊严而放弃了自己的婚姻和个人生活。为了复仇而杀死马三。最后在香港和叶问再度相遇，却已经失掉了武功，也失掉了自己的生活，再也没有了比武的机会，而最终走向了死亡。章子怡的演技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这个人物的执拗的刚强和最后个人难以控制命运的感伤被传达了出来。她就像拉康所论述的安提戈涅坚持着神圣的价值，不为世俗所屈服。为此付出了个人的一切，而晚年在香港的思考已经是她一生的袅袅余音而已了。
一线天其实开启了一个关于政治的维度，他的传奇在于旋卷在中国的政治漩涡之中，最后脱离，通过一段暴力的武打充分地展示了他的脱离束缚的欲望。却只有在香港开设一个“白玫瑰”理发馆，和小沈阳所扮演的小混混有了一段故事。他的好勇斗狠的气质充满了一种原始的欲望。但英雄的豪迈已经远了。
三个人的命运其实是中国历史的命运所决定的。叶其实是我们大家，是武林中的普通人，他和我们一样的有现实感。宫二则是充满理想的，总是试图恢复一个象征的世界。而一线天则是通过自己的本能行事。如果我们用弗洛伊德式的方式来诠释这三个人关系，那么，叶问其实是我们的“自我”，在秩序和欲望之间保持平衡。宫二则是我们的“超我”，她所代表的是高于我们的秩序所在。而一线天则是代表了以欲望驱动的“本我”。这三个人所构成的是现代中国的“主体”的不同的侧面。
三个人的命运其实是不同的选择所构成的悲剧，他们都从英雄的壮志豪情到归于平淡，失掉了自己的最好的时光。传统的礼仪和风范，价值和信念都在剧烈的冲击中难以延续。传统没有了自己传承的文脉。他们自我的信念和坚持仍然存在，但中国的动荡和混乱却让他们的一份愿望和安稳一去不复返。对于叶问来说，是家庭的离别和与宫二比武已经不可实现。对于宫二来说，则是个人生活的毁灭和传统的武功的永远湮没，对于一线天来说，则是政治追寻的幻灭和失望。这一切都使得这些努力追寻自我完整的人汇聚在香港时人生已经破碎。他们在这里归于平淡，身世飘零，英雄迟暮。但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感慨。
这是一个关于相遇和分离的故事，“”这句话里有对于生命的渴望，相遇使得三个人物都有因缘际会的英雄的聚会，却又有无法把握的随波逐流的无奈的命运的安排。在片中的都是有缘人，他们应了缘分有了偶然的“相遇”，但他们都抗不过命的安排。这种“相遇”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偶然性，正是我们人生的一种难以摆脱的境遇。正是由于偶然的“相遇”人类才产生了相互之间的联系，发展了相互的认知和理解，展开了种种可供叙述和表达的故事和境遇。时间的流程我们无法阻止，它有自己的旅程。我们只有在这旅程中留下我们的踪迹，给这旅程添加一些来自我们的生命的东西，然后消失。我们的死亡是时间的旅程中的必然，我们会意识到死亡永远在我们的前面，是我们不可抗拒的命运的关键的点。生命有其终点，死亡是我们其实无法回避的事实，生命的必死性对于我们的人生来说乃是不可超越的。这种必死性赋予了生命一种几乎必然的悲剧性，我们在这最后的必然面前确实是无能为力，也难以超越。但生命的过程中仍然有一种难得的惊喜，一种生命与生命的相遇和相知的时刻，一种“缘分”赋予我们的超越和克服我们在趋赴死亡的行程中的平淡，赋予我们的生命以一种不平凡的意义和价值。它让我们有了和我们的必死的宿命抗拒的可能性，也获得了超越的激情和灵感的可能。所以，“缘分”是我们超越我们的必死性而获得生命的更高价值的偶然，而“死亡”则是生命的不可抗拒的必然。而这两者都在时间的笼罩之下。在法国思想家阿尔杜塞的晚年，这位思想家处于与社会隔绝的境遇之中，但他思考的也正是相遇的问题。相遇的寻求似乎是他的精神的唯一的慰藉。在王家卫的故事中相遇所造成的情境正是对于相遇的最深沉的感慨。相遇和分离都是命运的安排。最后宫二的故去，叶问和一线天的归于平淡都是人生的必然，也是二十世纪中国人的命运的归宿。&&
我们经历了英雄式的宏大的追求，却又在一个商业社会中归于平淡，进入了世俗的日常生活。豪迈和壮怀激烈已经渐行渐远，一个平凡的日常生活时代已经悄然开启。宫二和叶问最后在香港的街头看着那些来自内地的，有着许多英雄传奇的武馆的牌匾却挂在香港的阁楼之上，宫二感慨地说：“这也是个武林。”其实在平淡无奇的商业社会中，武术不再是英雄的奇迹，而仅仅是时代的小小的点缀，也是消费的小小的奇观。叶问和一线天的武功的传承其实也是变异，这变异既是传统的武术的破碎，却也是它的转世重生。
王家卫给了我们一个充满不可思议的隐喻的世界，一个有无限的入口和出口的迷宫般的故事，这里寄托了他对于现代中国的感慨，也寄托了他对于人生的无尽的感慨。
从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的全球化时代，中国内地和香港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时刻，从《泰囧》和《快乐到家》以及《西游》的光影世界的现实的热闹中，重新回返那段历史，能够从中发现什么奥义？能够寄寓怎样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