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贬值能否助欧元走出困境
　　围绕欧元区陷入困境的经济体是否能够通过退出欧元区并贬值货币而解决问题，欧洲和美国之间出现了分歧。
　　问题集中在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甚至爱尔兰等国如何能够降低工资和其他生产成本，以便能跟上欧元区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德国的脚步。
　　在欧元诞生之前，通常的反应会是贬值货币。现在，贬值货币的代价看起来高得让人望而怯步。
　　贬值货币能够立即造成以欧元计价的合约违约潮。甚至是退出欧元区的可能都会使一个国家发生金融大撤退。这将可能产生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埃成博格(Barry Eichengreen)所说的“所有金融危机之最”。
　　让我们现在像优秀的经济学家一样假定金融危机已经过去。那么贬值货币能奏效吗？
　　在美国，一些知名经济学家认为可以。普林斯顿大学的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就说，贬值货币是符合“宏观经济原理”的，而哈佛大学的费尔史坦(Martin Feldstein)则认为，希腊可以“暂时退出欧元区”，在汇率更有竞争力的时候再重新加入。
　　美国企业研究院(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拉克曼(DesmondLachman)认为，西班牙和其他欧元区国家不会很快就转向贬值货币的办法。不过在经历了多年的低增长甚至零增长之后，大幅贬值货币可能是启动经济的最后一招。
　　不过在欧洲，甚至是不看好欧元的人士都认为，贬值货币不是解决之道。花旗集团(Citigroup)首席经济学家布伊特(Willem Buiter)给出了存在分歧的可能原因。归根结底是所在地域不同。
　　曾为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Monetary Policy Committee)成员的布伊特说，支持贬值欧元的人士主要集中在美国，这并不是巧合。
　　他辩称，他们熟悉美国经济，而美国的经济中外贸只占经济产值的一小部分，而且还有他所说的“为时已久的名义刚性(nominal rigidities)”。
　　换句话说，在美国贬值可以奏效，因为进口只代表经济的一小部分，所以贬值引发的价格上涨不会给个人支出造成很大的影响。名义刚性意味着，也难以通过提高美元薪酬来应对生活水平的下降。
　　他在新的研究中说，他们对欧元区及其“财政陷入困境、竞争力受损”的成员国较不熟悉。他说，这些是开放型小经济体，有着持续的实际刚性和非常有限的名义刚性。
　　也就是说：在开放型经济体中，进口对国内价格水平的影响比封闭型经济体要大。比如说，“实际刚性”(real rigidities)意味着，工人们通过集体讨价还价，反对实际收入的下滑。有限名义刚性意味着，他们在谈判较高工资上通常会成功。
　　(实际上，欧元区经济体的开放程度差别很大。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的数据，希腊是开放程度最低的国家之一，商品和服务贸易约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8%，爱尔兰则为75%。不过相比之下，美国只有14%。)
　　布伊特说，这些经济体的结构造成的结果是，对希腊和其他国家来说，他们新的、退出欧元区后的货币的外在价值大幅下滑，随之而来的是内在价值发生同样大幅的下滑。对竞争力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对政府、银行、公司和家庭以欧元计价的资产负债表则会造成极大的破坏。
　　贬值的任何好处都会很快被不断上升的薪酬等其他成本所抵消，令国家多多少少地退回到起点，而代价却是严重的金融动荡。
　　对希腊、西班牙等其他国家的隐含结论是，为了与德国竞争，它们必须拥有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并且应该引入其他改变，来提振经济中的供方。
　　另外的选择是缓慢的增长，这可能会把这些国家整个变成欧元区中的“西弗吉尼亚州”。抑或，他们可以满怀希望地等待欧洲央行来决定通货膨胀其实没有那么糟；抑或，让德国人摆脱他们的经济节制主义，变成大手花钱的游手好闲之人。
　　从德国联邦统计局(Federal StatisticsOffice)本周发布的数据来判断，最后这个方法可能不是最好的。去年德国平均工资下降了0.4%，而制造业工资下滑了3.6%。原因之一是短期用工，不过数据显示出2009年期间，德国对欧元区其他国家的竞争力增强，而不是减弱了。
　　布伊特在研究中回到了本专栏一周前提出的话题上。最有可能退出欧元区的国家不是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而是德国。
　　他说，德国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
　　他说，与欧盟的紧密关系和近50年来带有德国政界色彩的机构已经成为了过去，不太可能会回来了。
　　Stephen Fid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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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区的政策配合:走不出的困境?
　　内容提要　本文首先分析了欧元区存在政策配合困境，然后说明了在过去的十年里，面对政策配合的困境，成员国采取了违反《稳定与增长公约》财政约束的权宜之计。在“不对称冲击”不严重的情况下，违反财政约束的做法未导致严重的“搭便车”问题，因而没有影响欧元区的稳定。但这并非长久之计。文章最后说明了当前欧元区政策配合困境尤存，只有进行相应的改革，才能使成员国彻底摆脱政策配合的困境。鉴于这些改革的艰巨性与长期性，政策配合的难题将长期困扰欧元区。考虑到欧元区是政治的产物，目前成员国对一体化有很强的政治决心，加之欧元已经取得了市场的信任。因此，除非欧元区发生影响难以估量的不对称冲击，否则政策配合的困境不会严重威胁欧元区的稳定。 中国论文网 /2/view-665410.htm　　关键词 欧元区 政策配合　不对称冲击 《稳定与增长公约》的财政约束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合理配合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条件。在欧元诞生之际，欧元区并不是一个最优货币区，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将难以满足各成员国经济对货币政策的需求。不仅如此，《稳定与增长公约》(SGP)对成员国的财政约束将导致成员国在经济衰退时陷入政策配合的困境。也就是说，在统一货币政策的前提下，经历衰退的成员国将难以利用财政政策来摆脱衰退。此外，欧洲中央银行(European Central Bank)过低的通涨率目标加剧了政策配合的困难。政策配合的困境可能导致成员国的经济衰退更为严重，甚至影响到欧元区的稳定。那么，面对政策配合的困境，欧元区是如何走过了第一个十年?十年后的今天，政策配合的困境还存在吗?如果存在，欧元区应该如何应对? 　　 　　一、欧元区政策配合的困境 　　 　　政策配合是指政府将两大经济政策――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进行合理搭配，以使本国经济在增长的同时，避免通货膨胀。 　　 　　(一)欧元区不是最优货币区 　　不同的国家使用同一种货币，就意味着这些国家将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拥有同样的名义利率。这样一来，各成员国将不再能够根据本国的经济状况来自行确定利率，利率也就不再是各国调节本国经济的有效工具。与此同时，由于成员国不再拥有本国的货币，汇率也就不再是调节外部失衡的权宜之计。 　　什么样的国家或地区能够成功地采用同一种货币?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回答了这个问题。根据该理论，若不同国家要成功地使用同一种货币，从而组成“最优货币区”，则需要货币成员国的经济具备某些特征，其中的两大特征尤为重要。首先，这些国家的经济要不容易受到不对称冲击(asymmetricshock)。所谓不对称冲击是指经济环境的变化对不同国家的经济产生不同的影响，其中某些成员国的经济受到相对更多的负面影响，导致这些成员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失业率上升。其次，如果上述条件不具备，则要求劳动力在成员国之间具有较高的流动性。这样，不对称冲击发生时，劳动力能够快速地由经济增长放缓的国家向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转移，从而避免失业率持续上升。 　　但是，在欧元诞生时，欧元区并不具备上述条件。 　　首先，相关指标显示，欧元区成员国较容易受到不对称冲击。一般而言，成员国经济的差异越大，越容易出现不对称冲击。尽管为了加入欧元区，成员国都努力达到了SGP所规定的“趋同标准”，从而彼此在经济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整合，但是，从GDP增长率和通涨率等指标来看，欧元区成员国的经济差异还相当大。以德国和爱尔兰为例，爱尔兰的经济增长率高达8.46％，通胀率为2.13％。相比之下，德国的经济增长率仅为1.97％，通胀率只有0.6％。就通胀率而言，意大利、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都远远高于德国。在各成员国通胀率差别如此大的情况下，统一的名义利率意味着各国有不同的实际利率。例如，高通胀的爱尔兰拥有较低的实际利率，而低通胀的德国拥有较高的实际利率。但是，这样的实际利率分布情况恰恰有悖于各成员国经济的需要：高增长和高通胀的爱尔兰需要的是较高的实际利率来防止经济过热，而低增长、低通胀的德国则需要较低的实际利率来刺激经济复苏。 　　达到趋同标准并不意味着消除了成员国经济之间的巨大差异，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趋同标准只是关于一些名义变量(包括通涨率、财政赤字、国债、汇率和长期名义利率)的规定。因此，即使成员国达到趋同标准并不意味着它们的实体经济(比如劳动生产率、经济增长率等)进行了整合。另一方面，在争取达到有关财政的趋同标准的过程中，有些成员国采取了做表面文章的方式，而不是通过财政状况的真正改善，来达到趋同标准。例如，法国政府1997年预算赤字的减少得益于当年因公司私有化而得到了一次性收入；意大利政府索性征收所谓“欧元税”来抵补财政赤字，并承诺将来返还此项特殊税收。因此，在1998年底，虽然从帐面上看，各成员国都达到了“趋同标准”，但并不意味着成员国在实体经济方面的巨大差异性已经消失。 　　部分经济学人士则认为，由于各成员国的金融市场结构和经济结构存在差异，因而存在发生“不对称冲击”的可能性。 　　当成员国的经济受到“不对称冲击”，它们对经济政策就会有不同的要求。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国家需要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促使经济尽快复苏，避免失业率的上升；对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来说，相对从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将有助于防止经济过热。 　　其次，就劳动力的流动性而言，欧元区也不具备最优货币区的特点。尽管欧盟的一体化进程已经为欧元区成员国之间的人员流动在法律等方面扫清了道路，但由于语言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劳动力在成员国之间的流动性很低，不足以使欧盟成为最优货币区。另一项研究也表明，与另一个单一货币区――美国相比，欧元区11国劳动力的流动性对人均收入和失业率的敏感程度为零，而美国则呈负相关。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内，欧元区劳动力因收入差异而引起的流动性远远低于美国。 　　因此，从理论上讲，欧元区不是最优货币区，统一的货币政策难以满足各国经济对货币政策的需求。 　　 　　(二)SGP严格的财政约束易使欧元区陷入政策配合的困境 　　当统一的货币政策不能满足本国经济需要时，成员国是否可以利用财政政策来弥补失去的货币政策自主权?答案是非常困难，尤其是在出现经济衰退的时候，成员国难以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走出衰退。按照SGP的约定，成员国的预算赤字不得超过本国GDP的3％，国债不得超过GDP的60％。例如，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的预算赤字非常接近GDP的3％，奥地利、法国
和德国也都超过GDP的2％，只有芬兰、爱尔兰和卢森堡三个国家有财政盈余。从成员国的预算情况可以看出，SGP的财政约束过于严格，会导致成员国在失去货币政策自主权的同时，又难以利用财政政策来调节经济，从而使欧元区成员国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配合的问题上陷入困境。 　　 　　(三)ECB的通胀目标加剧了政策配合的困难 　　ECB的通胀目标使成员国的政策配合变得更加困难。根据法律，ECB的唯一任务就是维持价格稳定。在这一点上，连美联储都无法与ECB相比。至少在法律上，除了维持价格稳定之外，美联储还有支持经济增长的任务。因此，为了防止高通胀，ECB的货币政策可能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而且，ECB的通胀目标为不超过2％，这是很低的目标。在年间，G7集团中除日本因通货紧缩而陷入长期萧条，因而通胀率长期接近于零外，通胀水平最低的国家要数德国，其通胀率为2％。以这样一个低的通胀率作为欧元区通胀率的上限，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免令人担忧。当ECB为防止通胀压力而提高利率时，经济增长缓慢的成员国会发现高利率妨碍了它们的经济复苏。 　　De Grauwe以意大利为例分析了ECB低于2％的通胀目标对成员国经济的紧缩作用。1999年至2006年，意大利的竞争力相对于其他成员国大大下降。在ECB的通胀目标前提下，意大利的通胀率必须长期低于2％，才能恢复竞争力。即使意大利把通胀率控制在1％的水平上，也至少需要十年时间才能恢复竞争力。 　　 　　二、面对政策配合困境。欧元区如何走过了第一个十年? 　　 　　(一)违反SGP财政约束：权宜之计 　　欧元启用十年以来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成功”体现在两方面。首先是经济领域里的成功。十年来，欧元区内年均通胀率为2.14％，仅略高于欧洲中央银行2％的目标通涨率。外汇交易成本和风险的消除促进了区内的跨国贸易和投资，金融市场进一步一体化。在国际方面，欧元成为第二位的国际货币。另一方面，欧元的成功体现为欧元区的稳定性――欧元区没有一个成员国退出，而且成员国数量有所增加。 　　那么，面对政策配合的困境，欧元区如何走过了第一个十年?从下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面对政策配合的困境，成员国的权宜之计就是违反SGP财政约束。 　　从年对欧元区成员国(12国)的统计情况可以看出，除芬兰、爱尔兰、卢森堡和西班牙四国外，其他成员国都未能严格遵守SGP财政约束。尤其当“不对称冲击”发生时，经济受到负面影响的成员国往往无暇顾及那些严格的财政约束，纷纷依靠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促进经济复苏。其结果是预算赤字和国债分别超过了SGP所规定的上限。据IMF和Eurostat的数据，在预算赤字方面，德国连续四年、法国连续三年、意大利连续五年超过GDP 3％的上限，在国债方面，德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和葡萄牙均连续六年超过GDP60％的上限。 　　在第一个十年里，欧元区分别经历过一些来自外部的和内部的冲击。从外部环境看，世界经济总体上比较稳定。在欧元诞生的第一个十年内，除年及年外，其他时候世界经济增长较为平稳，尤其是通胀率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直到2007年开始有所上升。同时，世界范围内未发生直接影响欧元区成员国的政治动荡，从而为欧元区的稳定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可以说，十年间已发生的外部冲击未对欧元区产生严重的不对称影响。这些外部冲击包括需求和供应两个方面的冲击。其中，需求方面的冲击有2000年美国新经济泡沫的破灭、2001年“9?11”事件所带来的需求的下降；供应方面的冲击主要是1999年以来的石油涨价。事实证明，欧元区较好地吸收了这些外部冲击，使得这些冲击没有成为严重的不对称冲击。 　　相比之下，欧元区内部的冲击对成员国经济的不对称影响更大。这些内部的冲击主要表现为 “轮流萧条”(rotatingslumps)。十年间，葡萄牙、希腊和西班牙依次经历了周期性的经济高涨期，而后分别陷入萧条。根据IMF数据，2001年，葡萄牙的经济开始衰退，经济增长率比前一年下降了近两个百分点，2002年更降至0.76％。为摆脱萧条，在统一货币政策的前提下，葡萄牙只好诉诸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其预算赤字于2002年超过了GDP的3％，成为第一个违反SGP财政约束的成员国。德国则是由于两德统一的滞后影响，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竞争力下降，2002年的经济增长率只有0.01％，2003年更是出现了负增长。尽管德国向来以注重财政纪律著称，但面临经济的衰退，也只能求助于扩张性财政政策，其预算赤字于2003年超过GDP的3％，并持续到2006年，国债也略微超过了GDP的60％，并持续至今。法国和意大利也是由于在2002年出现明显的经济萧条，而在2003年分别采取了违反SGP财政约束的做法，来摆脱经济衰退。 　　由此可以看出，当经济出现衰退时，成员国往往求助于扩张性财政政策来摆脱萧条，从而导致预算赤字和国债都超过各自的上限。 　　 　　(二)违反SGP财政约束：非长久之计 　　1　“搭便车”问题 　　SGP财政约束旨在防止欧元区出现严重的“搭便车”问题。所谓“搭便车”，是指因欧元区的某一个(或某些)成员国财政松弛、负债过度，金融市场将其高风险成本分摊在所有成员国头上，以致让那些财政状况良好、资信级高的成员国为其分担高利率成本。因此，如果SGP财政约束屡屡被成员国置若罔闻，那么，金融市场可能将此解读为欧元区缺乏财政纪律，因而会调低整个欧元区的资信级，增加其风险成本，提高其债务利率，从而导致“搭便车”问题难以避免。当“搭便车”问题变得严重，财政情况良好的成员国，如卢森堡、芬兰等不得不因为“搭便车”者而支付更高的债务利率时，它们就会产生退出欧元区的动机，从而动摇欧元区的稳定。 　　其实，早在欧元诞生前夕，“搭便车”的现象就已经存在。在90年代后期，当金融市场预期意大利、比利时和葡萄牙等国即将加入欧元区时，就大幅降低这些国家的主权债利率，尽管这些国家本身的财政情况较为松弛，且没有着眼于长期内降低预算赤字和国债的改革措施。以德国和意大利的十年期国债为例，1995年时意大利的主权债利率比德国高出600个基本点(1个基本点为0.01％)，而到1999年2月时，意大利的主权债利率仅比德国高出21个基点。 　　如今，欧元区成员国的地位
还是给那些资信不佳的成员国带来了低廉的利率成本。例如，鉴于意大利连年违反SGP财政约束、高额负债，2004年7月标准普尔公司将意大利长期国债的资信级从AA降至AA一，2006年十月标准普尔和惠誉两家评级公司又将其资信级从AA-降至A+。但是，由于金融市场总是有这样的预期：一旦某成员国无力偿还债务，其他成员国不可能袖手旁观，因此，意大利等财政状况不佳的成员国的国债利率也仅仅高出德国国债几十个基本点。 　　有趣的是，在欧元的第一个十年里，违反SGP财政约束的国家除了意大利这样向来财政松弛的国家，还包括历来注重财政纪律的德国，以及在欧元诞生前竭力主张严格财政纪律的法国。如此这般，“搭便车”问题所导致的矛盾并不十分突出，还没有到有成员国不能接受而因此退出欧元区的程度。所以，尽管财政情况良好的国家也对“搭便车”问题时有抱怨，但它们并没有真正产生退出欧元区的动机。 　　2　预算赤字政策不可持续 　　预算赤字意味着同期国债的增加，这会增加将来纳税人的税收负担。长期的预算赤字则会转化为国债的增加，继而导致主权债务利率提高，过高的利率甚至使得政府无法在国际市场上筹借资金。这样一来，政府只能诉诸于“赤字货币化”，即通过增发货币来为预算赤字融资，从而导致高通胀，吞噬经济增长的成果。在欧元区老龄化的今天，提高财政状况的质量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在欧元的第一个十年，面对政策配合的困境，欧元区成员国采取了违反SGP财政约束的权宜之计。幸运的是，在近十年所发生的不对称冲击并不十分严重，成员国违反SGP财政约束所产生的“搭便车”问题还没有引起不可调和的矛盾，因而未影响欧元区的稳定。但是，如果长期违反SGP财政约束则可能使“搭便车”问题变得很严重，继而可能影响欧元区的稳定。而且，长期违反SGP也不利于成员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因而它不是积极应对政策配合困境的长久之计。 　　 　　三、欧元区的政策配合困境亟需改革 　　 　　当前，导致欧元区政策配合困境的因素依然存在。为积极应对政策配合的困境，欧元区需要进行相应的改革。 　　 　　(一)欧元区的政策配合困境犹存 　　十年来欧元区成员国的经济虽有一定整合，但还是存在相当大的差异性，尤其是竞争力的不同所引起的对外收支状况出现了更大的差异。十年前主张使用欧元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期望通过使用统一货币来来促进各成员国经济的整合。但是，十年来的相关数据却没有能够对此给出十分肯定的答复。虽然相关数据表明欧元区的经济确实有了进一步的整合，但是，其主要特征仍然是巨大的差异。 　　不仅如此，通胀率的差异还是造成各国劳动力成本差异的重要因素，进而导致成员国竞争力此消彼长，最终导致成员国对外收支状况的巨大差异。在劳动力流动性方面，欧元区的进展也不大。《2007年欧盟经济调查》(Economic Survey Of EuropeanUnion 2007)显示，从2000年至2005年，欧盟15国的年均劳动力流动率只有0.1％，而同期的美国各州为3.1％。到2007年，欧盟15国只有4％的人口曾经在国外工作和生活过。 　　所以，从经济的差异和劳动力两项标准看，欧元区仍不是最优货币区。另一方面，虽然SGP于2005年经过了改革，从而更富有经济意义。但是，严格的财政约束，尤其是预算赤字上限并没有发生变化。此外，从统一货币政策方面看，ECB还是恪守2％的通胀率目标。因此，欧元区仍然面临政策配合的困境。 　　 　　(二)内部和外部冲击的可能性增加 　　据IMF预计，欧元区今年的通胀率将达到2.75％。尽管自2006年起，欧元区的经济增长率已明显下降，但2％的通货膨胀率目标使ECB不会为刺激欧元区经济复苏而制定较低的利率水平。据IMF估计，明年欧元区经济将继续下滑。欧元区黯淡的经济前景对不同成员国可能产生不同的影响；竞争力较强的国家可能会应对自如，而竞争力弱的国家，除非它们进行必要的结构性改革，否则可能面临更艰难的经济情形。 　　另一方面，世界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全球经济从2007年开始出现增长速度减缓、通胀率上升的趋势，IMF预测这种经济下滑的趋势直到2009年才会有略微的好转。在世界经济开始下滑，且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欧元区发生来自外部的不对称冲击的可能性随之增大，对欧元区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 　　 　　(三)欧元区需通过改革来走出政策配合的困境 　　当前环境的不确定性更大，欧元区能走出政策配合的困境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导致政策配合困境的原因能否消除。也就是说，从理论上看，成员国在经济增长和通胀方面的差异应当缩小，劳动力的流动性应增强。同时，成员国应增强财政自律，ECB的通胀率目标应增加灵活性。为此，欧元区需要进行要素市场的改革，以增强其灵活性；增强各国的财政自律，尤其要加强金融市场对各国财政的约束作用；增加SGP财政约束以及ECB通胀目标的灵活性。 　　1　要素市场改革 　　要素市场改革主要指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的改革。 　　对那些劳动力市场缺乏弹性、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的成员国，比如意大利、希腊、葡萄牙等国家而言，劳动力市场改革尤为重要。只有当这些国家的劳动力市场更富有弹性，使劳动力成本的增速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速，它们的竞争力才会增强，经济才会重新快速增长，从而有助于缩小成员国经济实力的差距，使成员国经济进一步整合，减少不对称冲击发生的可能性。在这方面，德国的经验值得其他成员国借鉴。2001年，德国经济增长缓慢，甚至被称为“欧洲病人”。接下来，德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而劳动力市场改革是重要内容之一。终于在2006年德国重新担当起欧洲经济“火车头”的角色。 　　金融市场改革的重要性源于金融市场在吸收外部冲击方面的重要性。进一步消除欧元区成员国在金融服务方面的壁垒，加强金融服务领域的竞争，将有助于欧元区金融市场化解外部冲击，从而减少不对称冲击的可能性。 　　2　加强成员国的财政自律，让金融市场成为约束各国财政状况的重要力量 　　德意志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到目前为止，成员国的财政自律不充分。SGP的财政约束除了预算赤字和国债的上限外，还要求成员国在经济高涨时期严格财政纪律，争取预算平衡，甚至盈余。这样，当经济衰退来临时，才有余地让财政政策发挥其“自动均衡器”的作用。也就是说，当经济衰退时，保持原有
税率和财政支出不变，因产出下降导致预算赤字增加，预算赤字的增加则会导致需求增加，从而使产出相应增加。因此，为了在经济衰退时有余地利用赤字政策，则需要成员国在经济高涨时期严格财政纪律。 　　另一方面，为了加强各成员国的财政纪律，除了成员国之间相互监督以外，还应该让金融市场发挥其监督作用。尽管目前成员国的债务和资信状况差别很大，但金融市场对欧元区各成员国征收的利率无甚区别，存在一定程度的“搭便车”现象。“搭便车”问题归因于金融市场这样的预期：如果某一个成员国出现偿债困难，欧元区不会袖手旁观。金融市场这样的预期也不无道理。例如，当ECB为引导市场利率而对货币市场进行干预时，它并不区分成员国的资信，对来自不同成员国的担保品一律同样接受。对此，欧元区应该向金融市场明确强调SGP所规定的这一信息：每个成员国对自身财政和债务状况负责；对出问题的成员国，欧元区不存在对任何救助。这样，金融市场会相应增加债务较高成员国的利率，从而让高利率成本来约束成员国过度负债。 　　3　让财政约束更加注重成员国经济长期内的周期性特征 　　SGP已于2005年进行了改革，目的是让财政约束更富有经济意义。财政约束应该更加注重成员国经济在长期内所表现出来的周期性特征，应当根据成员国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来判断成员国的财政状况是否违反财政约束，而不是静态地仅仅盯着某一年份的财政状况。 　　4　调整ECB的通胀目标 　　关于ECB的政策目标，有学者提出了质疑及相应的改革方案。鉴于当前不超过2％的通胀率目标太低，De Grauwe提出将通胀率目标提高至2.5％或3％，以使ECB制定的利率水平不会在很大程度上妨碍那些亟需走出经济衰退的成员国。否则，这些国家可能因经济持续衰退而产生退出欧元区的动机。 　　综上所述，只有成员国进行相应的改革，甚至欧元区进行做出某些规则的调整，才能让成员国彻底摆脱政策配合的困境。但是，这些改革往往使成员国政府面临国内很大的政治压力，因而不会一蹴而就。欧元区规则的调整更是不易。因此，政策配合的困境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困扰着欧元区。那么，政策配合的困境是否会严重恶化，以致于迫使某个或某些成员国退出欧元区，从而影响欧元区的稳定?诚如《经济学家》杂志于1998年12月所作调查的结论：经济与货币联盟是由政治家抱着政治目的而策划出来的；其主要目的不在提高经济效率，而是改变治理欧洲的方式。而且目前成员国对一体化的政治决心很强，加之欧元区已取得了市场的信任，除非发生影响难以估量的不对称冲击，政策配合的困境不会严重威胁欧元区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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