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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页/共34页抱歉，指定的主题不存在或已被删除或正在被审核【洛杉矶时报】特朗普的问题 之一 不诚实的总统
核心提示：美国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国家，在充分实现自由和平等这个伟大的目标前，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保护目前行之有效的方法，捍卫法治和民主赖以生存的价值观，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每个人都要担负起自己的使命。
原文标题：The Problem with Trump 1 Our Dishonest President
译文标题：特朗普的问题 之一 不诚实的总统
原刊媒体：洛杉矶时报
作者：洛杉矶时报编辑部
原文链接：http://www.latimes.com/projects/la-ed-our-dishonest-president/
这已经不是秘密了。唐纳德&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就是一个自恋狂和蛊惑民心的政客，他用恐惧和欺骗煽动起美国选民内心中黑暗的一面。《洛杉矶时报》说他并没有准备好，也不适合这份工作，还说他的选举必将是一场&灾难&。
尽管如此，他的胡作非为依然让我们惊慌失措。就像其他数百万美国人一样，我们本来还怀有一丝希望，新总统只是在逞口舌之快，白宫的幕僚将会严格限制他的言行，他终将清醒过来，被这个职位崇高的责任感所改变。但是，70多天过去了，后面还有1400多天，我们终于明白这个希望是彻底落空了。
仅仅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特朗普总统的几个涉及民生问题的政策&&如果它们不可逆转的话&&就破坏了人民的家庭、污染了河流和空气、进一步恶化了气候变化，并且大幅度削弱了美国的公共教育体制。
他企图让好不容易获得医保的数百万人脱离保险，并以此来启动从穷人到富人大规模的财富转移行动。虽然这项企图被暂时被压制了，但他还在努力削弱政府监管机构的权力，大幅增加五角大楼的预算，就好像已经打算退出国际舞台。
这些极为危险的趋势将会削弱这个国家在国际上所占据的道德制高点，破坏地球，并且让本已被边缘化、穷困潦倒的美国费尽心机所取得的一点点进步前功尽弃。但是，在这些恐怖的事实面前，这些方向完全错误的政策其实还不是特朗普任总统后最可怕的现象。
最令人担忧的是特朗普本人。他这个人反复无常、草率鲁莽、乖戾易怒、盲目崇尚自我、与现实完全脱离，根本不知道他作为总统会把我们领向何方，也不知道他会给我们的国家带来多大的灾难。他只关注自己的声望、财富和成就；他一心一意地铲除现实和想象中的敌人；他喜欢别人的阿谀奉承。这些性格特点充分体现在他竞选期间的焦土政策上。当然，他的当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源于这些性格特点。但是在真正担任总统这个握有无上权力的职务之后，它们只会带来灾难。
尽管他的大部分政策都脱胎于共和党的立场（如果泰德&克鲁兹和马尔科&卢比奥当总统，也会执行这些政策），但是东西只要落入这个草率鲁莽、行事怪异的人的手中，就会变得无比危险。例如，很多共和党成员都支持加强边境安保，对非法移民采取更强硬的政策。但是特朗普异想天开的边境长城，和不切实际地承诺驱逐1100万居住在这个国家的非法移民，以及对于这些行为对美国与墨西哥关系带来的影响毫不理会的态度，让一项糟糕的政策变得受人欢迎。
在未来几天，《洛杉矶时报》的编辑部将仔细检视这个新总统，尤其关注以下三个令人担忧的问题。
一，特朗普令人震惊地缺少对作为立国之本的基本制度和机构的尊重。从1月20日开始，他多次抨击、挑战阻碍他行事的机构，挑拨公众对于重要政府机构的不信任态度，以此来削弱美国民主的号召力。他质疑法官的资历和法院决定的可信度，而不是承认即使总统也必须服从法律的权威。他甚至与自己的情报部门也有矛盾，他看不起政府工作人员，质疑选举程序和联邦储备的可信度。他抨击记者，说他们是&人民的敌人&，而不是捍卫媒体自由的重要性。他对于法治和政府行为准则的蔑视昭然若揭。
二，他的讲话不尊重事实。无论是有意夸大他就职典礼的出席人数，还是没有任何根据地指责巴拉克&奥巴马窃听特朗普大厦，这位新总统经常把事实与臆想混淆。我们不知道他是真的无法分辨真假，还是他故意将两者混淆以迷惑选民，抑或为了回避批评，破坏客观事实的说服力。无论怎样，他是在鼓励美国人否认事实，不尊重科学、文献、两党合作和主流媒体，根据个人的见解和先入为主的想法形成立场。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一个分裂的国家，人们的见解愈加分歧，根本无法达成理智的一致意见。
三，他有一种令人恐怖的欲望，不断重复另类右翼理论、种族主义文化基因和非主流思想。我们同样不知道他是真的相信，还仅仅是将其作为手段。但是通过依附于站不住脚的&另一种&事实；通过转发种族主义色彩推文；通过宣称选举舞弊和投票人作假；通过拾取网络上和超市海报上边缘化的信息&&尤其是多年前在巴拉克&奥巴马出生证明的问题上大做文章&&他的确为自己争得了显著的政治地位。这的确很令人害怕，一个总统竟然把白宫的信誉寄托于两党主要政客都不赞同的理念上。
到什么程度才算结束？随着时间流逝，特朗普会调整他在竞选期间疯狂的立场吗？或者，他会挑衅伊朗、朝鲜或者中国吗？他会拒绝执行法官的判决吗？他会命令一名士兵违反宪法吗？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当他进一步让自己与国内和国际上的盟友疏远、我行我素、制造混乱以实现他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整个体制&&包括宪法、法院、政府机构、国会、民主党、街头的示威者&&会保护我们不受他的伤害吗？根据盖洛普发布的数据，特朗普的支持率已经降至30％，这是前所未见的低支持率。这还是在他的前国防顾问迈克尔&弗林同意与国会调查人员合作，调查俄罗斯政府与特朗普竞选是否有关之前。
在就职典礼那一天，我们在这个页面上写道，现在还不能宣布全国已经进入&慌乱状态&，也不能呼吁全体&抵制&特朗普政府。尽管出现了很多令人气馁的迹象，这依然是我们的观点。理智的反对方式是捍卫法治、选举程序和权力的和平交接。我们不能低估体制的弹性，法律大于个人，选民和总统一样有权力。这个国家经历了安德鲁&杰克逊和理查德&尼克松，捱过奴隶制，经受过战争的洗礼。它一定会再次走出困难。
但如果这个国家要做到这一点，那些反对新总统草率、残暴政策的人，必须勇敢地说出来。抗议者必须举起他们的旗帜；选民必须站出来投票；国会议员&&尤其是共和党议员&&必鼓起政治勇气勇敢面对特朗普。法院必须捍卫宪法；州立法机关必须通过相应的法律保护他们的公民和政策免受联邦政府的骚扰。我们所有人都要让在其位的人谋其职，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在他愤世嫉俗的攻击手段下保护事实真相。
美国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国家，在充分实现自由和平等这个伟大的目标前，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保护目前行之有效的方法，捍卫法治和民主赖以生存的价值观，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每个人都要担负起自己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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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洛杉矶时报 | 责任编辑：满仓媒体盘点2015“打虎”纪录 落马官员中谁的级别最高？-齐鲁财富网
媒体盘点2015“打虎”纪录 落马官员中谁的级别最高？
媒体盘点2015“打虎”纪录：从1月4日今年“首虎”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被查以来，据不完全统计，本年度落马的“老虎”已超过五十人。落马官员中，谁的级别最高？此前有声音称，打虎到达百人，反腐的脚步会不会缓慢下来？
　　媒体盘点2015&打虎&纪录：从1月4日今年&首虎&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被查以来，据不完全统计，本年度落马的&老虎&已超过五十人。4月份，原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成为今年落马级别最高的人物，此事也成为今年反腐败最受瞩目的重大事件。
　　郭伯雄(资料图)
　　2014年底时，网络上曾流传一种声音：打虎到了百人，反腐的节奏会不会减慢下来?
　　转眼已到了2015年底，盘点这一年的反腐，虽然没有2014年的惊涛骇浪，但也是刀光剑影寒光四射。
　　当人们回望2015时，发现十八大后中纪委的反腐招式更加老道，出招即&封喉&。
　　2014年底时也许是你想多了，2015年反腐败没有停步!
　　本年度落马&老虎&逾50人
　　日，盖如垠被调查(资料图)
　　12月8日早晨，北京雾霾，上班的人们除了裹着厚厚的冬装之外，还戴着各式口罩。7点半左右，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盖如垠涉嫌严重违纪被查的消息，立刻成为各大网媒头条，他也成为黑龙江十八大以来落马的第三&虎&。
　　仔细梳理本年度中纪委&打虎&记，从1月4日今年&首虎&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被查以来，据不完全统计，本年度落马的&老虎&已超过五十人。
　　日，艾宝俊被调查(资料图)
　　今年三、四月份之间，十八大以来落马&老虎&突破一百人;十一月份随着时任上海副市长艾宝俊和时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吕锡文的落马，&打虎&实现31省市自治区全覆盖;而时任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和福建省长苏树林被查，则分别成为十八大以后首位在任被查的书记和省长。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今年更是深居简出，有限的几次出京，考察了河南、浙江、陕西和福建等地，他在讲话中非常注重党的历史传统。同时也是在今年，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出炉，前者是党员理想信念的高线，后者则是全体党员干部不可踩触的底线。更加强调党内纪律和政治规矩，这本身就是从制度上正风肃纪的一大成果。
　　从&百虎&到31省份全覆盖
　　反腐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而焦点中的焦点就是大&老虎&的落马。
　　日，杨卫泽被调查(资料图)
　　本年度的&打虎&从时任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开始。1月4日，元旦刚过，中纪委就发布杨卫泽被查的消息。之后时任国安部副部长的马建1月16日落马。到了三月份，随着20日福建省副省长徐钢的落马，据媒体梳理，十八大以来落马&老虎&人数已经达到99人，离&打虎&满百仅有一步之遥。之后，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赵黎平因涉嫌杀人被逮捕，&百虎&呼之欲出。
　　不过，对这一点媒体还是颇有争议。在4月初，时任昆明市委书记高劲松落马被查，按照以前的惯例，昆明市委书记一般会担任省委常委，但高劲松当时担任市委书记时间不长，还未入选省委常委，因此未到副部级。不过，随着四月底中石化总经理王天普被查，&百虎&大关早已突破。这还不包括在三月份和四月份之间被查的军中&老虎&，包括兰州军区联勤部原部长占国桥等人。
　　有媒体据此分析，究竟第100&虎&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向社会传递出了一个清晰明确的信号：反腐无禁区、全覆盖，有腐必惩，有腐必反。
　　到了十一月份，反腐地图已经仅剩京沪以及宁夏三地。11月6日，宁夏自治区副主席白雪山被查;11月10日，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艾宝俊被查;11月11日，时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吕锡文被查，&打虎&实现全国31省份全覆盖。
　　事实多次证明反腐并无禁区
　　全覆盖并不等于&打虎&就此止步。实际上，从今年的反腐成果来看，事实一次次证明反腐无禁区，有力回应了外界的疑虑。
　　领导人工作的地方，一样反腐。习近平之前在听取中央巡视组汇报时曾明言，不能看人看地方下&菜碟&，对领导同志工作过的地方，不能投鼠忌器，要全部扫描，这一说法被认为是反腐无禁区的最佳例证。
　　日，斯鑫良被调查(资料图)
　　今年在2月16日，浙江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斯鑫良被查就证明了这一点。同时，斯鑫良被查也说明官员退休未必意味着就已经平安着陆。
　　有媒体还梳理过，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多名部下和曾经共事的同事有腐同样遭到调查处理，比如吕锡文等。
　　不仅如此，在今年的反腐工作中，纪检监察部门也在继续发力，避免&灯下黑&，对自己人涉嫌腐败照反不误。今年7月21日，中纪委通报了广东省纪委原副书记、监察厅原厅长钟世坚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的消息。12月份，山西省委巡视组原组长刘向东涉嫌受贿被查，安徽省原省委巡视组副组长方克友也被调查。
　　这时再想想&打铁还要自身硬&这句话，似乎更有味道。
　　今年反腐还创下多个&第一&
　　日，周本顺被调查(资料图)
　　在今年落马的&老虎&当中，也创下不少&第一&。7月24日，时任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涉嫌违纪被查，他成为十八大以来第一位在任被查的省委书记。10月7日晚，时任福建省长苏树林涉嫌违纪被查，他也成为了十八大以来第一位在任被查的省长。
　　除了这两位，今年被查的正部级官员还有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杨栋梁。另外，今年年中股市剧烈动荡，反腐利剑首次进入投资金融领域。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和证监会副主席姚刚在利剑闪烁的寒光中相继落马。在体育领域，6月份，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肖天涉嫌违纪被查。环保领域，原环保部副部长张力军7月份被查，成为环保领域落马的&首虎&。
　　在国企领域，反腐力度更是不减。中石油总经理廖永远、中石化总经理王天普、中国一汽董事长徐建一、东风汽车总经理朱福寿等相继落马被查，而武钢董事长邓崎琳刚退休不久就被查。
　　4月份，原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成为今年落马级别最高的人物，此事也成为今年反腐败最受瞩目的重大事件。
　　巡视就是发现，发现就出剑，出剑即封喉。
　　明年巡视工作重点覆盖部门和事业单位
　　今年一共有多少&老虎&落马?对此，很多人都很关心，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个特别权威、统一的统计数据。就如同之前的&百虎&一样，到底谁是第100虎，说法不一。但粗略估计，包括军中落马的官员，今年&打虎&不下50人。其中，公开的信息显示，包括中央部门、地方以及央企在内落马&老虎&人数超过30人。
　　军中&老虎&一般都是集体公开，上半年公布过多批，人数从几人到十几人不等。且军中反腐抓人和公开通报之间有时间差，这给统计带来一定难度。而根据不久前出台的军改文件，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强化监督和反腐。因此，可以预期的是，军中反腐力度不会减弱。
　　从各省市自治区落马的&首虎&的时间分布来看，2012年1人，2013年9人，2014年12人，2015年9人。这也就是说，今年反腐拓展了九个省市自治区。从地域上看，十八大以来山西省落马的&老虎&最多，有7人。京沪等地目前各只有1人。
　　根据中央的部署，明年巡视工作将重点覆盖部门和事业单位，反腐继续向更广的领域推进是大概率事件。踩着不变的步伐，踏着不变的节奏，所谓的反腐节奏缓下来的论调可能真是想多了。
　　&打虎&节奏和突发性更引人关注
　　本年度反腐，中纪委宣布相关消息的时间点往往会引发人们的热议。比如今年&首虎&杨卫泽，元旦刚过就被宣布落马;苏树林落马时间恰好在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北京首虎吕锡文落马正好赶上&双十一&网络购物节当天。这些时间节点未必是刻意选择，但在舆论传播上却引发了更多讨论。
　　反腐没有规律可循，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出剑，这就是&震慑&。
　　日，仇和被调查(资料图)
　　一些高官落马被查的时点确实让人感到意外。比如，时任云南省委副书记的仇和就是在今年&两会&期间落马的，落马前他还正常参加会议，只是在会议临近结束时才被带走。有媒体甚至报道，他从被带走到通报仅仅两个小时，堪称&秒抓&。
　　周本顺落马时也比较类似，当天上午他还在北京正常出席一个有关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会议，下午就被通报已经落马。这种&秒抓&的速度也&惊呆&一众媒体同行，以至有些媒体不得不为周书记的镜头怎么出而劳神。
　　因此，更有人形容他们都是属于&散会之后请留下&式的落马。
　　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杨栋梁被查正值今年八月天津港大爆炸事故期间，他一度正常出席事故调查组的会议，但并没有担任组长，让人感觉蹊跷，正当全社会都在想谁该为此次事件负责时，杨栋梁突然被中央纪委宣布接受纪律审查。
　　如此突然，说明中纪委保密工作非常到位，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有意思的现象，一些官员当天上午还在媒体的报道中还上着头条，到了下午就变成了另外一个身份。
　　有人说这真是应验了一句话：&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新闻多看点
　　王岐山外出考察都去了哪?说了啥?
　　盘点今年反腐，少不了还要看看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动向。比如：去了哪里?多长时间没有公开露面?以及会见了哪些人等等。
　　今年以来，根据媒体报道，王岐山一共外出考察四次，分别是三月份去河南、五月份到浙江、七月份到陕西和九月份到福建，基本上两个月出去一趟的节奏。
　　根据这些调研的情况，可以总结出两大特点：
　　第一，注重从历史中汲取营养。王岐山三月份到河南调研专门去了红旗渠，重温红旗渠精神。五月份到浙江，专程去了嘉兴南湖。在陕西调研时专程到榆林市米脂县杨家沟革命旧址参观。在福建调研则去了古田会议遗址。重温历史，特别是党的历史，可以更多找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的力量。
　　第二，每次调查都特别提到党纪和国法的关系。这也是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已经于今年10月印发)要突出解决的一大问题。党规党纪要严于国法，执纪要一把尺子挺到底，对党员的要求和对普通公民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党员要遵守纪律，要讲政治规矩，纪律和规矩要挺在法律前面。修订条例就是要去除现行党纪处分条例中与刑法等法律重复的内容，使条例成为管党治党、严肃纪律的尺子。
　　9月份在福建考察时，王岐山提出要运用好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党内关系要正常化，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经常开展，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对严重违纪的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应当是少数;而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极少数。这&四种形态&都是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必须改变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的状况，真正体现对党员的严格要求和关心爱护。
　　王岐山不光是考察时说，在会见外宾时也如此。比如他今年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以及&2015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的外方代表时，都谈及了这些话题。
　　修订条例本身就是制度化反腐的重要步骤，也是完善制度的关键一招。
　　2015&打虎&成绩举世瞩目，2016反腐利剑继续高悬!(央视新闻)
责任编辑：曹荣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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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自由制度的辉煌及其失败1．古希腊――自由女神首次被奉上王座自由作为一种价值观念、一种政治制度、一种生活方式和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首先出现在古代希腊。哈耶克说：最早明确提出自由的是公元前5～4世纪古希腊的雅典人。例如，一位雅典将军在西西里（Sicilian）远征中最危急关头曾提醒士兵，他们正在为一个使得他们能够“自由自在、随心所欲地生活”的国家而战。在克里特，甚至有这样的记录（由伊壁鸠鲁所作，为Strabo所引证），由于自由被视为国家的最高善意，当地的宪法特别保护那些已获得财产的人的财产权。希腊人有作为自由人的强烈的自我意识，把自由作为他们的精神追求。当他们奋起推翻僭主统治的时候，他们是为了恢复自由；当他们反对贵族寡头垄断统治的时候，他们的目的是扩大自由；当他们反抗外来压迫和侵略时，他们意识到这是为维护自由而战。因为自由只有在自己的城邦里才能享受。城邦被征服，每个公民就丧失了自治权。雅典人回答波斯的劝降者说：“由于我们是渴望自由的，因此我们将尽我们能力之所及来保卫我们自己”。他们把自由作为首要的价值，认为“要自由才能有幸福”（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35页）。在古代，这是只有希腊人才能说出的语言。自由（人）是相对于奴役（奴隶）而言的。奴隶从属于主人，没有独立人格，受主人的任意支配，“不得按自己的意志生活”。希腊人以自由身份而自豪。 所谓“自由人”，希腊文的本义是一个“成年人”。当一个男儿达到公民的年龄，便从他父亲的管理之下解放出来，自己有妻室，也成为父亲，这时，他具有了独立的人格，可按自己的意志生活，担负公民的义务，也享有公民的权利。这些就是他的“自由”（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312页）。与僭主统治下的臣民相比，民主制度(包括贵族民主制度)下的公民觉得他们才是自由人。僭主统治下的臣民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仅仅专注于个人的私事。与每个人命运攸关的城邦公共事务完全被僭主个人所垄断。在民主制度下，公民们自己掌握城邦权力，所有的公民一律平等，公民们共同参与城邦公共事务的决策，自己管理自己，把城邦事务视为自己的事务。这种政治参与权利的平等使公民们产生做为城邦主人的真实感。城邦利益与个人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他们积极自觉地为城邦工作和献身。希罗多德在谈到雅典人从僭主政治下解放出来时说：“权利的平等，不是在一个例子，而是在许多例子上证明本身是一件绝好的事情。……当他们受着压迫的时候，就好象是为主人作工的人们一样，他们是宁肯做个怯懦鬼的，但是当他们被解放的时候，每一个人就都尽心竭力地为自己做事情了”（希罗多德《历史》第445页）。这里所说的“为自己做事情”就是公民为自己的城邦服务。自梭伦改革之后，雅典就不允许将希腊人做奴隶，奴隶就是外邦人、蛮族人。希腊人熟知波斯帝国，他们经常将他们的自由与波斯人的受奴役进行对比。波斯人不懂得自由，没有对自由的爱好，没尝到过自由的滋味。他们有的人可能也役使着奴隶，但他们之上还有一个主子，就是国王。所有的波斯人都自己的人格，不能按自己的意愿生活，屈辱地匍匐于国王的强权之下，唯命是从，任其驱使和宰割。而国王“愿意怎样做便怎样做，而自己对所做的事又可以毫不负责”（希罗多德《历史》第397页）；他可以任意更改法律或抛开法律独断专行；臣民没有明确稳定的法律可以遵循，无所适从，只能听命于君主的专横任性。希腊人的自由意味着不受任何人意志的摆布，而只服从他们自己和他们所热爱的法律。这是他们最珍爱的价值。如果屈服于波斯，就意味着丧失自由而沦于受奴役的状况。所以，两位斯巴达人对波斯的军官说：“如果作一名奴隶，那你是知道得十分清楚的，但是你却从来没有体验过自由。不知道它的味道是不是好的。如果你尝过自由的味道的话，那你就会劝我们不单单是用枪，而且是用斧头来为自由而战了”（希罗多德《历史》第682页）。雅典人回答波斯的劝降者说：“我们知道波斯的军队比我们要多好多倍，尽管如此，由于我们是渴望自由的， 因此我们将尽我们能力之所及来保卫我们自己”（同上，第786页）。当强敌压境，几乎没有胜利希望的情况下，鼓舞希腊人勇敢抗击波斯大军的旗帜就是“自由”。他们不是为了土地与财富，不是效忠于某个主人的野心与虚荣，更不是在强力驱使下的被动服从，而是为了自己的自由！指挥官要求士兵们说：“当战斗开始的时候，别的什么都不要想，就想想自由！”著名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目睹了战场上的拚杀后写道：他们向敌人冲杀过去，大声呼喊道：“希腊的儿子们，为自由而战！为了祖国，为了儿童，为了妻子的自由”（伊迪丝.汉密尔顿：《希腊方式―通向西方文明的源流》第151、152页）！希腊的自由精神并不是在希波战争中才出现，但面临奴役的严峻挑战，无疑给希腊的自由精神注入了一针兴奋剂，催化了自由精神走向成熟。在古代世界其它任何地方（古罗马也许是个例外），自由的价值都没有得到过如此的珍重和尊崇。希腊人的“自由”(eleutheria)的具体涵义是：首先，在公共生活或政治生活领域，它指公民的自主与自治。可称为政治自由。城邦是“公民共同体”，是“平等者公社”。城邦的每一个分子，每一个公民，不仅在生理上是成年人，而且在理性上和道德上都被视为成熟的人。有能力作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并为此承担全部责任。有能力享受公民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承认个人的独立，信任个人，包括普通的老百姓、平民，这是作为城邦民主制基础的一个基本原则。由这些独立自主的公民构成的政治共同体并不需要父亲般的权威对他们进行监护与指导，他们更不能容忍高高在上、独断专行的统治者任意处置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干涉他们的行为。他们把公共权威掌握在自己手里，定期集会，讨论和决定一切重大事务。 每个人都服从集体的决定。日常事务则委托给由他们选举并受他们监督的官员负责。 这些官员没有因权力而来的特权。政治家的权威不同于家长和君王的权威，“政治家所治理的人是自由人”，他们所执掌的权威为“平等的自由人之间所付托的权威”。在平民政体的城邦里，公民的自治发展成为“轮番为治”，即通过抽签选举或按一定时间轮值等方式，每个公民都有同等的机会轮流担任公职。亚里士多德解释说：根据平民政体的自由宗旨，人人应不受任何人的统治，只是这样的自由事实上不能得到，于是遂有轮番为统治和被统治的政制。伯里克利在赞扬雅典民主时所说的：“我们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我们雅典人自己决定我们的政策”。这里也把自治和轮番为治视为自由的体现。由政治上的自治衍生出政治上的言论自由、批评自由、讨论自由等。在民主制下，政治事务完全是透明和开放的，任由每个公民自由发表意见。无论谁执掌权力，都不能凭自己的主观任性来处理公共事务。他没有自己的意志，他只能表达法律的意志。自由人虽然也要服从，但他们只服从法律和公共权威，不屈从于任何具体的个人。正如康德所说：“个人是自由的，如果他只服从法律而不服从个人”。在公元前332年的一次法庭辩论中，雅典政治家埃斯契尼(Aischines)说：“在君主制与寡头制之下，行使着支配权的是统治者专断的意志，而在民主制之下，唯有确立的法律才具有统治的地位”。所以，热爱、尊重和服从法律，是自由的核心内容。就如伯里克利所指出的：“在公共事务中，我们遵守法律”。希罗多德曾记述一个斯巴达人向波斯国王介绍他的同胞时说：“他们虽然是自由的，但是他们并不是在任何事情上都自由的。他们受着法律的统治，他们对法律的畏惧甚于你的臣民对你的畏惧”。……凡是法律命令他们做的，他们就做”。法律没有人格，没有感情，公正无私，它的权威是大家公认的，每个人自愿接受的。在法律的统治下，人人平等，不失尊严。人们在对法律的服从中实现了自由。法律来自古老的受人尊敬的习惯，这种习惯是人们共同生活中形成的准则，并被赋予神圣的意义。在古典民主发达的时代，法律是公民为自己制定的行为规范，所以，服从法律等于服从自己。反之，服从任何个人专断的意志，都是受奴役。奴隶的主人是具体的人，他完全凭自己意志和任性，专断地发号施令，行使支配权，而自由人与其他自由人是平等的，他们没有主人，只服从公共权威和法律。希腊的政治思想家们一致同意，专制（僭主）政体是最坏的政体。因为它剥夺了人民的自治权，抛开公认的法律，依自己的主观任性行使权力。自由的另一个涵义，是在私人生活或社会生活领域里，个人的选择和行为方式得到尊重和宽容，可称为个人自由。自由的这一涵义接近于19世纪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所阐述的“社会自由”概念，即免除“多数的暴虐”和“社会的暴虐”压迫的自由、个性发展的自由、思想言论自由、按自己志趣、意愿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当然，古希腊社会是整体主义的社会，在那里，不存在与整体相分离的个人，不承认与整体相对立的个人权利。近代意义的“私人生活”领域对希腊人来说还是十分陌生的。特别是在斯巴达那样的城邦中，个人被完全淹没于整体之中，人们连私生活自由的欲望都难以产生。这种整体主义是古代社会的共性。然而，以雅典为代表的民主制城邦中，希腊人以其天赋的自由气质和昂扬的精神本能，在整体主义社会结构中开创了一种自由而活跃的个人自由的生活和社会气氛。他们自由地思考、自由地评说。这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形成了一种规范：在阐述自己的学说前，先对前人和同代人的各种观点进行一番评述。在希腊，也不存在规定和维护正统学说的权威。没有掌握宗教权力的教会和教士阶层，也没有规定正统教义的“圣典”。希腊文中只有“神”和“神话”，没有“宗教”一词。西方语言中“宗教”一词源于拉丁文religio。虽然在几百年中有阿那克萨戈拉、苏格拉底等数人因言论而获罪，但言论自由的气氛并没有因此而窒息，很少有人因畏惧迫害而缄口不言。在公民大会的辩论中，在大街小巷和私人客厅的讨论中，在学者们创办的学园的讲坛上，各种思想观点自由地得到表达。在雅典上演的戏剧里，特别是以阿里斯托芬的剧作为代表的政治喜剧，堪称雅典言论自由的代表。当代名人和权势人物，如拥有众多追随者的思想家苏格拉底和权倾一时的平民领袖克里昂遭到嘲讽与攻击，国家正在进行的生死攸关的战争受到嘲弄，甚至雅典人民也成为被针砭和挖苦的对象。没有人因写了或演了这样的剧而遇到政治麻烦。因为这是公民自由的内容之一。欧里庇得斯说：“所谓奴隶， 就是一个不能发表自己思想观点的人”；自由人应该畅所欲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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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自由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伯里克利自豪地声称：“我们每个公民，在许多生活方面，能够独立自主”。亚里士多德谈到平民政体的自由时指出，自由体现于个人生活中，为“人生应任情而行，各如所愿”。“平民主义者说，对照奴隶们的不得按自己的意志生活，惟有这样才可算是自由人”（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312页）。这种自由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柏拉图从反面给我们透露了一些消息。他批评平民政体的“极端自由”时指出：“在这种国家里，如果你有资格掌权，你也可以完全不去掌权，如果你不愿意服从命令，你也完全可以不服从，没有什么勉强你的。别人在作战，你可以不上战场，别人要和平，如果你不喜欢，你也可以要求战争 ”。“这种制度是宽容的……完全不问一个人原来是干什么的，品行如何 ”；“不加区别地把平等给予一切人，不管他们是不是平等者”。“这种无政府主义必定还要渗透到私人家庭生活里去，最后还渗透到动物身上去”。“当前的风气是父亲尽量使自己像孩子，甚至怕自己的儿子，而儿子也跟父亲平起平坐，既不敬也不怕自己的双亲，似乎这样一来他才算是一个自由人。此外，外来的依附者也认为自己和本国公民平等，公民也自认和依附者平等；外国人和本国人彼此也没有什么区别”。“教师害怕学生，迎合学生，学生反而漠视教师和保育员。普遍的年轻人充当老资格，分庭抗礼，侃侃而谈，而老一辈的则顺着年轻人，说说笑笑，态度谦和”。“买来的男女奴隶与出钱买他们的主人同样自由，更不用说男人与女人之间有完全平等和自由了”。甚至“连人们畜养的动物在这种城邦里也比在其他城邦里自由不知多少倍”。总之，“什么东西都充满了自由精神”。最后，柏拉图指出：“所有这一切总起来使得这里的公民灵魂变得非常敏感，只要谁建议要稍加约束，他们就会觉得受不了，就要大发雷霆。到最后像你所知道的，他们真的不要任何人管了，连法律也不放在心上，不管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柏拉图《理想国》第332、333、341页）。柏拉图描写的是自由发展到极端并走向败坏的形式。他的描述最多有些夸大，绝不会无中生有。透过这段可能有些夸张的否定性的评述，我们看到，在希腊民主制下，某种自由生活的确曾经真实地存在过。雅典人与斯巴达人比，他们有一种独特的享受自由的自豪感。斯巴达人享有一般公民的自由，但在那里，人被镶嵌在铁板一块的社会结构中，充当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充当战争工具。过着呆板、单调、千篇一律的生活，把军人纪律贯彻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乃至微小的细节。而雅典人则既能够服从法律和政府的权威，又在“许多生活方面，能够独立自主，并且在表现独立自主的时候，能够特别地表现温文尔雅和多才多艺。”他们有选择生活道路的自由，个性得到全面发展，将工作与娱乐、为国服务与个人志趣的发展结合起来。即使在战争中他们也是“自愿地以轻松的情绪应付危险”。他们的勇敢是从其生活方式中自然产生的，而不是国家法律强迫的（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第132页）。伯里克利做为自由的热烈拥护者和推动者，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初起时，从正面赞扬雅典人的自由时说：“当我们隔壁邻人为所欲为的时候，我们不致于因此而生气；我们也不会因此而给他难看的颜色，以伤他的情感，尽管这种颜色对他没有实际的损害。在我们私人生活中，我们是自由的和宽恕的”。这段话无意中吐露了希腊个人自由的真谛：个人自由依赖于他人的宽容。在古代社会条件下，个人自由主要来源于希腊民族的精神气质。自由的天性冲破整体主义社会结构的束缚，伸展出曲折而嫩弱的枝芽，扩充了自己的生存空间。但是，它还没成为个人的权利，没有自我保护的坚强屏障。它主要是一种生活气氛而不是一种法律秩序。它依赖于其他追求自由的同胞的尊重与宽容：我喜欢自由也理解别人自由的愿望，我珍重自由的价值也尊重他人的自由。伯里克利所赞扬的宽容精神，正是雅典自由处于健康发展的黄金时代所提示的自由的正面涵义。它影响了19世纪自由主义作家约翰.密尔的语言。色诺芬的《远征记》记载：当希腊雇佣军突然失去了他们为之效力的主子，失去了领导他们的将军，万人大军变成了一盘散沙和乌合之众，只能听任波斯军队来消灭的时候，这些失去组织纽带的希腊人却在自愿的基础上，为了大家共同的生存而团结了起来。他们推举了年轻且没有入伍的办事员、平民色诺芬为统帅，开始了返回希腊的大撤退。一路上环境险恶，危难重重，万人大军既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又能发挥每个人的积极主动性。任何重大步骤，都要全体战士讨论，会上每个人都可以发言，经充分讨论后付诸表决，大家服从表决的结果。万人大军中每个人都具有强烈的独立性格，是万名将军的集合体，他们自己对于自己来说就是法律。但是，他们都能意识到集体行动的重要性，他们以自愿的合作，形成了严格的纪律和坚强的集体。他们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自愿为集体作出牺牲。他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色诺芬虽身为统帅，但他骑在马上仍引起士兵的抗议，而他则立即跳下马来加入步行的行列。士兵们责问他为何打人，他只有耐心解释以释去大家的疑虑。他们的服从是对集体的服从，是对与他们平等的人的服从。这样一个独立自由人的自愿联合体显示了充分的优越性，他们终于完成了艰苦卓绝的长征。历时15个月，步行2000英里，回到了希腊故乡。万人大军就是一个流动的城邦。万人大军的内部关系――个人之间的关系，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士兵与统帅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在特殊的场合，以更鲜明的形式再现的城邦中公民团体内部的关系。万人大军的自组织特征，反映出希腊人在个人自由与整体需要之间已经达到了相当水平的协调。这种协调性，已经在荷马史诗中鲜明地表现出来。2．希腊民主缺乏基督教的博爱因子古希腊人觉得，一个人的自私不应该屈服于另一个人的自私，否则就会很多人受奴役之苦，这就需要一个众人讨价还价的机制。公元前594年，雅典执政官梭伦建立公民议会与司法陪审制，希腊成了民主的摇篮。民主之所以优于专制，是因为在民主体制下，各人身上的恶会相互制衡，恶容易在总体上达到一种受制约的状态；而在专制下，君主权力无边，他们的恶不受任何制约，一旦专制者的私欲或野心恶性膨胀，很容易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希腊民主还缺乏牢固的信仰根基。希腊的神是感性的；而基督教的上帝是一种道德上、精神上的抽象理念（即“道”），基督教是高级宗教。古希腊民主体制不能有效的制约人性之恶：由于没有“爱人如己”的基督教的教化，它不能制约多数人为恶的意志，斗争起来不择手段。希腊信仰多神而陷入了相对主义，相对主义对不择手段心安理得。伯罗奔尼撒战争（前431年～前404年）是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之间的一场战争；战争对希腊人不仅造成生命和财产的巨大损失，而且也深深地损害到他们的精神与道德。在这场战争中，到处充斥着功利的声音，正义的声音几乎可以说是喑哑的。偶尔听到谈论，谈论它的也只是弱者，强者甚至不屑于掩盖自己，认为完全可以免谈，这样他自然就完全不受正义的约束，哪怕仅仅是在名义上。弱者的正义谈论对强者来说也不起作用，雅典人甚至要弥罗斯人完全不要谈正义，而只是计算他们放弃自由独立和不放弃自由独立的利弊。当弥罗斯人选择抵抗，雅典人却以屠杀和奴役妇女儿童来回答。前431年，雅典与科林斯的利益冲突变得无可调和，斯巴达为免唇亡齿寒之灾与雅典再次发生大战。美国政治家汉密尔顿说：“伯里克利依从一个妓女的愤怒要求，不惜牺牲自己同胞的大量鲜血和财富，攻打沙姆宁城，攻克以后又把该城毁灭。就是这个人，因为对另一个希腊国家米加伦兴人的私怨，或者为了逃避菲狄亚斯雕像偷窃案的同谋犯嫌疑，或者为了摆脱对他提出的滥用国家基金收买人心的控诉，或者由于这一切原因的总合，发动了一场著名的悲惨战争――希腊史上有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当战争初期斯巴达人进逼到雅典城外大肆抢掠、破坏雅典农民在阿提卡的家园时，伯里克利欲避其锋而不许出战，将雅典人全部撤退到城墙内，避免与斯巴达陆军交战，希望以海军赢得战争。前430年伯里克利因指挥不力而被解除将军一职，并遭巨额罚款。次年再度当选；不料过分拥挤导致瘟疫席卷雅典，染疾而终；这场瘟疫使雅典的人口减少了大约1/3，但却完全没有影响到斯巴达。它来势凶猛，染病者就像羊群一样死亡着，人们完全猝不及防，也无法防范，实际上医生死得最多。任何医疗技术都毫无办法，求神问卜也无济于事。在这种完全无力和莫名恐惧的情况下，许多人对宗教和法律的规则也就不关心了。雅典开始有了空前违法乱纪的情况，人们公开地放纵，决定迅速地花掉他们的金钱以追求快乐，神灵的光环和人为的法律都没有拘束的力量了，他们不再害怕神，因为他们看见敬神的人和不敬神的人、好人和坏人一样死亡。人们害怕去看护病人，许多家庭即因无人照顾而全部死亡，常常连尸体也无人掩埋。在许多城邦的内部，贵族党和民主党之间也都开始发生激烈的冲突和流血。那些原来比邻而居的人们厮杀起来比对外敌还更凶狠、更残忍。修昔底德描述了发生在希腊许多城邦、尤其是科西拉的内乱和革命。他写道：科西拉民主党人继续屠杀公民中他们所认为是敌人的人，被他们杀害的人都被控以阴谋推翻民主政治的罪名。但是事实上，有些是因为个人的私仇而被杀害的，或因为债务关系而被债务人杀害的。他也写了麦加拉的贵族党人如何背信弃义地杀害民主党人及与他们有私仇的人。修昔底德评论科西拉的内乱说：这次革命是如此的残酷；因为这是第一批革命中间的一个，所以显得更残酷些。后来整个希腊世界都受到波及，因为每个国家都有敌对的党派――民主党的领袖们设法求助于雅典人，而贵族党的领袖们则设法求助于斯巴达人。凡是想要改变政府的人就会求助于外国。这些内乱还不仅是戕害生命，它还是对底线伦理或者说基本道德的侵犯。正是这种侵犯会使对生命的戕害持续不断。如果规则尚未破坏，仅仅是出于自卫（哪怕是先发制人的自卫）而杀人，那么，一次杀戮可能就只是一次杀戮，或杀戮迟早会受到评判和追究；但如果规则被破坏了，甚至正邪观念完全被倒置过来了，那么杀戮就将持续不断。在科西拉等城邦的革命引起了连锁反应，在那些革命发生较迟的地方，因为知道了别处以前所发生的事情，引起许多新暴行，表现于夺取政权方法上的处心积虑和前所未闻的残酷报复上。修昔底德认为，贪欲和个人野心所引起的统治欲，是所有这些罪恶的原因。许多城邦的党派领袖虽然冒充为公众利益服务，但只为着他们自己。最深的原因植根于人性。人性总是易于犯法的。人性在战争时期傲慢地现出它的本色，成为一种不可控制的情欲，不受正义的支配。这使人们重视复仇而轻视宗教，重视利益而轻视正义。在对他人复仇的时候，人们开始预先取消那些人类的普遍法则――而这些法则本来能使所有受难的人有得救希望。因此，修昔底德对未来也不是太乐观，他倾向于认为，只要人性不变，这种种灾祸现在发生了，将来永远也会发生的，尽管残酷的程度有所不同。3．雅典民主制的缺陷雅典的民主制的缺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年～公元前404年）中暴露出来。1）雅典高度发达的民主制度是一种非常奢侈的民主。它的庞大的公职津贴开支不仅依靠对国内奴隶、外邦人的剥削，而且依赖各同盟国的贡款。为了强迫各盟邦交款，雅典与许多盟邦的关系十分紧张。在战争中，经常有一些盟邦背叛它而投靠斯巴达。2）公民的广泛直接参政做过了头，便降低了国家管理的水平。对平民治国能力的盲目崇拜以及平民群众权力的无限膨胀，使国家失去了有效的制衡机制。在伯里克利时代，民主制度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它的优越性而避免了它的缺陷造成的危害。伯里克利死后，一些怀有个人野心的政客成了民主派的领袖，他们惯于顺风使舵，哗众取宠，把个人和党派的利益置于国家之上。雅典的民主派和独裁派展开了炽热的权力斗争，后人称这段历史为群愚政治时代。古罗马的西塞罗和近代的阿克顿就认为，古希腊的衰落，起因于平民和富有者的冲突，雅典的极端民主制（穷人参政）造成了社会的失衡，最终丧失了共同体的凝聚力和核心精神。优秀的公民在不断的征战中大量死亡，不啻是国家大出血，使之元气大伤。长年残酷的战争生活和战争中发生的大瘟疫，也侵蚀了公民的品性，败坏了公民的道德，从而消蚀了民主的精神支柱。同时代的史学家修昔底德对那场瘟疫给雅典人的精神状态和社会风气带来的巨大影响有生动的描述。违法乱纪、贪污腐败、残忍蛮横之风开始弥漫。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制脱离了常轨。它的错误的决策首先导致了西西里远征的失败，而后终于完全败给了斯巴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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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缺乏人权支撑是古典民主的缺陷。在雅典人的字典里，democracy没有天赋人权的含义。雅典公民大会后期常被一小部分有影响力的家族所控制，而且时常出现许多非理性、感情用事而产生的多数暴政。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夕，伯里克利的妻子阿斯帕西娅以开妓院为业并富有智慧，苏格拉底常带着弟子拜访她。她曾被一名喜剧诗人指控对神不敬，只是在伯里克利的百般哀求下才免于治罪。为此，著名预言家狄欧皮赛斯（Diopeithes）提请颁布法令，以便能依法指控“那些不承认神的人”或“教授空中之事”的人；雅典遂通过法律规定：凡不信神或教授有关宇宙的理论者都将遭到起诉。前431年，把太阳和月亮说成是一堆炽烧的石头的哲学家阿那克萨戈拉（Anaxagoras）是伯里克利的老师兼密友，被控为“不敬神”并被判死刑，连他的学生伯里克利也保不了他，便安排他匆忙逃离了雅典。前430年修辞学家阿斯帕西亚斯（Aspasia）被控不敬神，但控告不成功（免刑）。悲剧家欧里彼得斯也因不虔诚而遭到起诉。公元前424、422年，雅典与斯巴达连续进行了两场激战，雅典皆因其内部的不协调而败北，斯巴达也损失惨重。双方无力再战，于次年签订和约，交换俘虏退出所占土地，相约50年和平不变。但这50年不变的誓言转眼就被雅典主战派阿西比德所推翻。公元前415年，在阿西比德的鼓动下，雅典罄国库之所有组成大舰队远征西西里岛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国。阿西比德前脚离开雅典，他的政敌们立刻告发他亵渎神灵，要招他回雅典接受审判。阿西比德趁压解他的差人不注意时逃脱，投奔了斯巴达。雅典立刻宣布判处卖国贼阿西比德死刑并没收其财产。而阿西比德一怒之下将雅典的情况尽数透露给了斯巴达。公元前413年，斯巴达听从阿西比德的计策，在西西里岛大破雅典军，雅典军7000以上阵亡。阿西比德此后一边游说提洛同盟背叛雅典，一边暗中策划雅典的独裁派掌握国政。公元前411年独裁派建立了寡头政治；具有政治权利的人限制在5千人，取消大部分公职人员的津贴，成立400人议事会主持国政。阿西比德又以民主派的面目支持市民反抗独裁派。前410年，雅典海军取得胜利，民主制度重新恢复。前407年，阿西比德与民主派执政的提洛同盟盟国在黑海大破斯巴达海军，铺平了重回雅典的道路。雅典市民疯狂地欢迎这位民主派代表、抗击斯巴达海军的英雄重回雅典，并将雅典的最高指挥权交给阿西比德。斯巴达于是向希腊的宿敌波斯求援。在波斯的支援下斯巴达重建了强大的海军舰队，向雅典发动挑衅性攻击。阿西比德所率的雅典海军首战失利。雅典市民群情激奋地要追究阿西比德的责任。阿西比德恐于被处死刑，又一次逃亡。阿西比德在小亚细亚的隐居地被刺杀，杀手不明。雅典为打开局面，号召市民捐献，用所得资金建造了150艘三层战船。公元前406年，海军提督柯农率雅典海军在小亚细亚海岸大破斯巴达海军，不过雅典因遇暴风雨也损失了25艘战船。退兵时因狂风没有收回阵亡士兵的尸体；8位将军（其中两位战后没有回希腊）被指控不必要地让士兵在残破的小艇中溺亡。苏格拉底作为审判主席（1天时间）坐在审判席上，在那次大会上，苏格拉底力排众议，坚决反对把阿吉纽亚海战中获胜的十名海军大将处死。阿基得墨斯得煽动民众的情绪，导致公民大会违反了数条正当审判的程序；最终那6位将军未经正当的司法审判程序甚至没有机会陈述而被宣判死刑（包括伯里克利的儿子）。雅典人很快对这一判决感到后悔，并对那些欺骗了大家的人提出控诉。公元前405年夏，斯巴达海军得到雅典海军停泊地点的情报，出动战船200艘突然袭击纪律松弛的雅典舰队。180艘雅典战船与斯巴达海军发生激战，其中120艘被斯巴达海军虏获，4千雅典士兵被俘。雅典因此失去了海军。斯巴达以陆军围城，海军封锁港口。而雅典在既无战舰又无士兵，加上同盟国纷纷投降的状态下宣布无条件投降。公元前404年，历时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以雅典的败而告终。雅典与斯巴达订了城下之盟：拆除一切防御工事；解散提洛同盟；交出舰队；放弃民主政，服从斯巴达的统治。雅典重建了贵族寡头政权，建立了30寡头统治，公民权仅限于30寡头指定的3000人。苏格拉底是这个集团的重要人物。公元前403年，流亡在外的民主派军队推翻了寡头政权，重新恢复了民主政治。重新恢复的民主政治已失去了原有的内在精神，但在形式上与伯里克利时代没有重大差别。这种民主制又维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它表明雅典人的民主精神已经根深蒂固，虽经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失败和两度寡头统治而仍然能顽强地生存下来。这个时期的雅典虽失去了昔日的威势，但仍然是希腊的文化中心和较强大的城邦之一。公元前399年，三名雅典人控告苏格拉底的罪名是：1）侮慢本国的神，信奉异端的神，3)蛊惑或腐蚀青年。苏格拉底在法庭上不仅有辩护权，还可以与有关证人对质。陪审团由501人组成。法庭上先由原告和被告分别为自己辩护，并进行举证。他申辩说：他在特尔菲神庙获得一个神谕，这个神谕说，他是雅典最智慧的人。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和上至官员下至平民百姓的各行各业的人尽心交谈，但没有发现人们比他更智慧。在这段过程中结下了许多死敌，耗尽了他的全部时间，使他极端贫困，但是他觉得为神谕而作见证乃是一桩责任。最后他结论说：“只有神才是有智慧的；他的答复是要指明人的智慧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或者全无价值的；神并不是在说苏格拉底，他仅仅是用我的名字作为说明，象是在说：人们啊！惟有像苏格拉底那样知道自己的智慧实际上是毫无价值的人，才是最有智慧的人”。“我是一只牛虻；这国家好比一匹硕大的骏马，由于太大，行动迂缓不灵，需要一只牛虻叮叮它，使它的精神焕发起来。我就是神赐给这个国家的牛虻，随时随地紧跟着你们、鼓励你们、说服你们、责备你们”。陪审团举行第一次投票，以281票对220票判苏格拉底有罪。随后苏格拉底提出的对自己的处罚又近乎玩笑，先说自己非但无罪，反而于城邦有功，理应得到城邦的礼遇，后又提出罚100元了事。由于此一刑罚太不合情理，反而迫使部分本来同情他的陪审员转向选择原告提出的刑罚，最后以361票对140票被判死刑。苏格拉底对雅典民主制虽有不满和批评，但对民主制的法治原则仍予肯定并竭力维护；他对自己被错误判处死刑并不归咎于民主制及其法律，而认为这是由于某些当权者及其他一些人的错误造成的；他还认为这种民主制及其法律是可以修正和完善的。在雅典被判死刑的人，如有机会逃走，就不予追究；也可出钱赎罪。在关押期间，其友制定了越狱计划；有的愿代他赎罪，都被他拒绝了。为此，他的学生克里同大声疾呼：对抗不公平的审判是你一生追求的正义，你为何不选择越狱的正义？！苏格拉底说，越狱是一种正义，但遵守不公正的法律，同样是一种正义的要求，否则人人都会以自己的“正义”为借口破坏社会秩序。这位70高龄的学者喝下监狱的毒汁后，托牢头替他归还欠别人的鸡。“我去死，你们去活，究竟谁过得更幸福，唯有神知道”。苏格拉底死前的名言预示了他的死亡的全部意义，死亡是为了追求个人的幸福，正如他所说：“对哲学家来说，死是最后的自我实现。是求之不得的事，因为它打开了通向真正知识的门。灵魂从肉体的羁绊中解脱出来，终于实现了光明的天国的视觉境界。”用现代民主的标准看，苏格拉底的罪名似乎是莫须有的，没有确凿的犯罪行为，其言论也没有导致直接的伤害。但在雅典，对犯罪行为的认定不同于现代。无论什么指控，无论犯罪行为是否确凿，也无论是否造成直接的伤害，只要陪审团投票认定，罪名即告成立。这确实是古代民主的缺陷――多数人的暴政，但比国王随心所欲的乱杀人要好万倍。在审判苏格拉底的法庭上，他进行了充分的申辩。研究他的辩护词就会发现，他并不否定控告他的两种罪名本身，而是剖白自己并没有犯这两种罪。他没有败坏青年人，他比原告更笃信神。柏拉图是苏格拉底最忠实的学生，苏格拉底之死使他受到极大刺激，他终生都为此而抱不平。可他在《法律篇》设计的二等理想国里，仍堂而皇之地宣布不敬神罪应受到严厉惩罚，不悔改者应处以死刑。事实上，在民主制的雅典，诚然没有教会或专制君主统治思想言论的权威，但有着权力非常之大的公民集体的权威。如果公民集体决定干预个人生活的某一方面，它的干预被认为天然合理的。人们可以评判具体的干预行为是否公正合理，但干预权利本身是普遍被默认的。人们可以依据法律，依据事实来为自己辩解，但不能借助个人权利来抵御“多数的暴虐”。在城邦集体权力面前，个人没有权利。古希腊民主制度的失败，是因为政治渗透到一切领域，没有给个人留下活动空间。也就是说，在古希腊个人并不享有完全的自由；因为他们并不把个人视为某个个人，而只看作城邦的一分子。城邦是至高无上的，组成城邦的每个人都要彻底服从城邦。城邦不允许公民只顾私人事务，不顾城邦。雅典曾有一项法律，规定可以控告某人有“私心”，并依此定罪；所谓“私心”就是对国家缺乏好感。梭伦立法甚至规定：一个人如果在国内出现党派分裂时不参加任何一方，就要被剥夺公民权（这是强调参与）。在那时，缺乏合法的私生活领域观念，个人自由实际上不受保护的。当然，那时的城邦政治中实际上存在个人自由；这种事实上的自由并不具有防卫性，因为它并非制度化的东西。直接民主要求公民完全致力于公务，导致社会生活的失衡。政治肥大症造成了经济萎缩、资源短缺。为了弥补财富之不足，公元前445年，伯里克利恢复一条旧法，规定“其父母皆为雅典人者，始能为雅典人”，而且具有追溯既往的效力。当时将很多混进去的公民变卖为奴者，约有5000人。只是到了近代，个人自由才成为人的一种“权利”，由法律予以界定和保障，不能以任何理由予以侵犯和剥夺。即使是多数人的意志，也无权剥夺个人自由。近代民主与古代民主的一个基本区别，就在于近代民主以个人权利为基础，那种不尊重个人权利的民主（如卢梭的民主思想）甚至被许多西方人视为极权主义的一个类型。这是经过近二千年历史演化的结果。哈耶克说：个人自由是人类经过长期“试错”调整后发展出来的最一般的原则中的最重要者，可视为政治中的最高道德原则。公元前338年，雅典和底比斯的联军在喀罗尼亚会战中被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和其子亚历山大击溃，全希腊臣服于马其顿，雅典也失去了独立地位，变成马其顿统治下享有一定自治权的城市。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死，雅典起义反抗马其顿，但以失败而告终。从此雅典便一蹶不振。公元前322年起，在马其顿的操纵下建立了寡头政治。公元前311年，马其顿统治者安提哥斯与希腊人达成一个在一个大理石柱上记载的协定：“我们在此郑重声明，所有希腊人当借誓约联合以互相保护他们的自由和自治。”它成了伊奥尼亚和小亚细亚后期亚历山大帝国的基础。公元前2世纪中叶，随着罗马战败马其顿，雅典也被并入罗马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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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自由的兴起1．中世纪基督教的自由观古希腊罗马时期，斯多葛派要求克服情欲的搅扰，摆脱肉体的负累，使灵魂获得自由。斯多葛派的内在自由只是少数知识分子的奢侈品，而基督教却使它成为全体信徒――在基督教成为国教后，也几乎是全体国民――的生存状态。黑格尔曾说过：“东方从古到今知道只有‘一个’是自由的；希腊罗马世界知道‘有些’是自由的；日耳曼世界知道‘全体’是自由的。”从“有些”到“全体”的转变主要是基督教带来的。基督教的自由有二重含义：其一是免除原罪，灵魂得到拯救。保罗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自由的。他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挟制(加拉5：1)。”“主的灵在那里，那里就得以自由”(林后3：17)。对此L.斐尔德解释道：基督徒的自由意味着“免除由于原罪、死亡和诅咒而带来的邪恶，意味着拯救”。其二是人的内在精神世界脱离外在秩序的独立性，不受社会关系的束缚和世俗权力的控制。在保罗那里，一方面，他劝诫仆人敬畏服从肉身的主人，并且特别强调从内心而非外表忠诚和服从。他说：“你们作仆人的，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另一方面，又声称基督的信徒是重价赎回的，不是要作人的奴仆，而是作神的奴仆。这里，对外在命运的顺从接受与对人的内在尊严的强调并存不悖。要安于作人的奴仆，因为奴隶地位仅涉及人的外在方面和此世命运，不涉及内在世界和来世命运。但又不作人的奴仆，不仅是来世，而且在今世也不作人的奴仆。在涉及来世命运、内在信仰和精神生活方面保持着自已的独立，不作人的奴仆。不作人的奴仆，意味着作神的奴仆。作神的奴仆就是精神的自由。早期教父提图里安(Tertullian)也说：“没有人生来为别人，这些人自身也是必死的。”“基督徒的头与基督一样自由，因为基督就是基督徒的头”。无论是否有一个彼岸命运，人的确有一个内在的世界。在西方历史上，这个内在世界主要由于基督教的影响才浮现上来，并与外在世界判然分离。基督教将“内在的人”与“外在的人”剥离开来，肯定前者的自由特性。特别是由于将人的内在世界划归上帝的领地，使它具有了神圣意义。为上帝守住这个内在世界的独立(即自由)，构成基督徒人格尊严的基础。耶稣教导他们说：“那些只能消灭你的肉体但不能毁灭你的灵魂的人，毋需怕他；那位能够将你的肉体和灵魂都打入地狱的，你才该惧怕。”内在世界独立的意识使基督徒不可能再在宗教事务上接受政治社会的权威，精神和道德生活应该脱离政治权威而独立的信念使他们在头3个世纪里与罗马帝国发生了严重冲突。这个冲突在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新的良心自由原则、内在精神世界不受世俗国家干预原则与传统社会秩序的冲突。而君士坦丁的“米兰敕令”则标志着世俗政府对这一原则的承认.别尔嘉耶夫指：“人的个性自由不能由社会赋予，就其根源和特征而言也不可能依赖于社会，它是属于作为精神性生物的人的。……人的不可剥夺的规定着社会权力在人身上起作用的界限的权利，不是由自然界决定的，而是由精神决定的。”而基督教就发现和肯定了人的这种精神性因素。“如果没有上帝，没有高踞于世界之上的真理，那么人就整个地服从于必然性和自然界，服从于宇宙或社会、国家。人的自由在于，除恺撒王国外还存在着精神王国。上帝的存在在人身上的精神的存在中体现出来。……可以说，上帝的存在是人的自由的特许状，是在人为争取自由而与自然界和社会的斗争中对人的内在辩护。……精神王国和恺撒王国之间的二元论，是对人的自由的完全必要的确认。”2．近代基督新教的自由观阿克顿认为，自由是在人类历史很晚阶段才出现的。虽然自由的欲求深深地植根于人性之中，但自由社会与自由政府在文明进程中却是偶然的产物。自由的含义被人类完整地领悟，是近代的事情。只是到了近代，追求自由与反对自由的斗争才构成历史的主线。自由的前提是社会中形成彼此抗衡的力量，形成对权力的监督力量和制衡力量。“自由建构于权力之间势均力敌的相互斗争和对峙的基础上。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使自由得以安然无恙”。否则，自由就是空谈。他说：“自由存在于权力的分立之中，专制存在于权力的集中之中”。如果在社会的所有领域都只有一种力量占绝对支配地位，就没有办法制衡它。自由的神圣职责就是防止不正当的支配优势的出现，以保护弱者抗衡强者。自由萌生于中世纪教会与王权的对抗与分立中。在王权泛滥的中世纪欧洲，基督教教会是抵抗国家专制主义的堡垒。基督教至少使西方世界保留了在精神领域自由探索的独立性与可能性，并以道德权威的名义对世俗统治者进行监督。基督教使西方世界保留了在精神领域自由探索的独立性与可能性，并以道德权威的名义对世俗统治者进行监督。例如：早期西方国家的大学大多是由教会创办的，国王不能染指大学事务，不能干预学者的研究；从而使大学不受世俗权力的压制，获得了思想独立与自由。基督教不仅为个人信仰提供了相当程度的自由，而且为欧洲人提供了辨别是非的道德准则，它对于中世纪初期狼烟四起的疯狂权力是一种教化的力量。基督教通过训育人民对良知的尊重与敬畏，促进了自由的成长。中世纪之后，天主教会就开始失去世俗权力，其精神权力也受到极大的削弱。它无可奈何地看着它的老对手世俗国家骄傲地独揽世俗权威。然而它也满意地看到，它已经在西方人的心上给世俗国家盖上了“不可避免的祸害”、“小心提防”等永久性的印记，它以前不时对世俗政府念起的“紧箍咒”现在已经操在人民的手中。以往教会对政府的监督和制约已经转换为社会和人民对政府的监督和制约。当代美国新教神学家尼布尔曾指出：服从上帝而不服从人的基督徒必然是极权主义的大敌。同样，他们也必然是近代自由主义者的先驱。3．民主与专制的较量，不仅是政治的较量，而且是信仰的较量、文化的较量阿克顿勋爵说：“自由的本义：自我驾驭。自由的反面：驾驭他人。自由能促使我们不受国家、社会、无知和错误的干扰而履行我们的义务。自由度的大小同多大程度上摆脱相互搏杀、诱惑成正比。不仅是个人对上帝的责任感使我们需要自由，而且也是对自以为是所可能产生的祸害的敬畏感使我们天然地拥护和热爱自由。自由是防止自己被他人控制的保障之法。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人们具有自我控制能力并接受宗教精神的熏陶。”《圣经》说：“凡事都可行”。这是何等自由！《圣经》的全句是“凡事都可行，但不是凡事都有益处。”上帝给了人自由，还细心地叮嘱人们：你可以任意去选，但并不是所有选择都对你合适，都对你好。你选择的时候可要考虑周到呀。上帝关照我们选择要慎重。意志自由是上帝所赐。可惜亚当夏娃错用了自由意志，违命偷食禁果，导致从神面前的堕落。可见人需要不断吸取神的力量，与神保持亲密的交通，才能渐趋成熟。有人问，神为什么不禁止他们？！神若禁止他，即收回人的自由意志，那人就变成了机器。虽然人不可能再犯罪了，一个没有自由意志的机器人不犯罪也不算美德。“意志自由”使人的自尊觉醒，必须面对人生问题作正确的决定；为自己的“自由”负起责任。没有自由，就没有道德(道德乃正确的抉择和行为也)。没有自由，人活着就没有尊严，就只能是奴隶。基督教强调个人对圣经的理解，并不强调思想统一。所以，它不专制。新教牧师对决志信靠耶稣的人说：“你必须自己作一个神圣的决定：要或不要，信或不信。不管你父母是不是基督徒；也不管你是不是每礼拜到教堂作礼拜；我要问的是：若是你还没有决志过，你今天必须作一个抉择，要或不要、信或不信……”。这就是尊重你的自由意志！这表明人在上帝面前是自由的！这是你的权利，就连上帝也不替你决定。因为在末日审判时，你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这意味着，唯独我才是我的主人！我的绝对主权，连上帝也尊重。信或不信，谁都不能勉强我！得救问题，纯粹是个人和神之间的问题。自由的起点，就在布道会中决志皈依上帝的那神圣的一刻。这是最深刻的体会自由、享受自由的切身经历。只有把正确的信仰放在政治之上，才能拥有自由。圣经确立了“公民不服从权”的基础。彼得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使徒行传 5:29）！对美国人来说，“抵抗专制就是顺服神”。“顺服神不顺服人”，既高扬个体自由，更使人敬畏秩序。顺服神的人或邦国将得荣耀，弃绝神的将被弃绝。没有信仰，社会没有能力在自由和秩序之间获得均衡，能够制定善法并敬守之。基督信仰确立了人的自由和责任，并为人类指明了通向解放和永福的方式。只有信仰能使我们坚定地追求自由，有真正信仰的人会按信仰所发出的良心指引去生活。如果一个人意识不到自由的话，即使给他获得自由的条件也是徒劳的。没有信仰，即使拥有巨额财富，也不会产生追求自由的动力和勇气，却“饱暖思淫欲”奴役穷人；这是中国与西方同一阶级的人在自由问题上作出的绝然不同的反应。一个专制社会天然排斥良知，在这种社会中，能吃得开的是谎言、屈从、出卖良知和灵魂。面对这种情形，一个具有真正信仰的人将坚持过符合良心的生活，因为“良心是人类惟一不能对社会习俗作出牺牲的官能”（贡斯当），否则，人就不能算是人了。这就意味着他将遭受无数的痛苦、挫折、辛酸或灾难，而当这些不幸达到一定程度，具有真正信仰的人将起来战斗，为自己创造出一种与心愿相一致的生活方式。当一个社会对人们的天性构成压抑，人们心中永恒的正义之歌会唤起他们的叹息和哭泣，并最终成为反抗的力量源泉。信仰是一种强烈地要求付诸行动的召唤，信仰给予他动力和勇气，信仰召唤他付诸行动。他们聚集起来，推翻专制制度，建立一种维护自由的民主制度，以便自己能生活在自由的状态下，从而能始终如一地按良知的召唤去生活。4．基督教是民主的“永恒的真理之源”圣经的普世道德理念是现代自由民主文化的唯一基础。如果没有《圣经》与耶稣基督的个人道德与责任观，人类将永远无法摆脱集体主义与奴隶制度的制约；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牺牲之爱与舍己之爱，人类将永远没有真正忏悔、救赎与重生文明的可能，人类将永远活在专制与黑暗的文化世纪里！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牺牲之爱与舍己之爱，人类将永远无法产生红十字会与无国界医生组织，这可以从东方各国无法产生该类组织可知。人类真正的民主与自由理念，绝对是建立在耶稣的福音价值上；耶稣的福音，就是耶稣的绝对博爱精神与道德理念；没有耶稣的福音、没有耶稣的绝对博爱精神与道德理念，人类绝对无法建立真正的民主与自由价值，也无法迈向真正的正义与幸福社会。圣经中爱上帝、爱人如己和爱你的仇人，这是博爱、宽容、人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基础，是民主制度的灵魂和核心。古希腊只有“公民权”概念，没有人权概念，奴隶不享有公民权。古希腊民主的失败证明：必须要有伟大宗教的配合，民主体制才能够稳定长久。实践证明，基督教能够担当这一历史重任。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强调，西方自由民主价值，就是犹太人价值的表现。这个在埃及当过450多年奴隶民族最渴望的就是解放、拯救、自由、平等、博爱以及对权力的反感和警惕。这些人类渴求的普遍价值，成为基督教西方精神的重要基础。基督教促进了人权观的诞生与发展。按圣经所说，世界是上帝所造，所有的人皆为上帝所造。因此，帝王与乞丐都同为弟兄，一律平等。人人平等的理念是人类消灭专制与不平等社会文化的唯一基础；该理念把奴隶解放成了佃农，并在教会内部坚持不承认阶级与家世的区别，促进了人权的诞生。美国建国之父宣告个人拥有神所赋与的权利，此权利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得为国家所剥夺。小布什总统说：“自由和尊严是上帝赐予人类的最宝贵的礼物，那些剥夺我们的自由与尊严的邪恶势力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天赋人权”说从基督教世界推广到全人类，使一切暴君独夫闻“自由”而丧胆。基督教不拜偶像，就意味着不崇拜任何人，这可避免个人崇拜，避免对人的盲信，也可以避免奴才思维的形成。孔子尤其不能容忍诸侯、大夫对天子祭天（神）礼的僭越。季氏旅于泰山，孔子斥之；鲁国郊天不遵周礼，孔子更是将其记录在在《春秋》中。宗教改革正是打破了祭拜最高神的垄断权。新教不通过代理人“教廷”来信仰上帝，就如同不通过“天子”来膜拜上天一样，是对专制王权的反抗。基督教认为：人有极大的局限性和原罪，所以，给人的权力不能太大。近代民主开端于承认人之不完美，承认人人有劣根性，并运用分权和民众的力量制约人的劣根性。尘世的权势不能超越上帝的权威，这是对权力的约束。国家的权力被认定是有限的，而且得接受神的限制。国家乃是神伸张公义的仆人，但必须在某一个限定的范围之内运作，以免国家夺取神在人心中的地位。圣经初步提出了三权划分：审判、立法和王的角色。神借着他的仆人以赛亚说：“因为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耶和华是给我们是律法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王”(赛33：22) ；这为司法独立奠定了神学基础。马克斯.韦伯说：“由于政治哲学需经伦理学的核准，而伦理学又需由宗教真理予以核准”。民主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契约需要有更高形式履约的保障，在西方履约的保障是人与上帝之约，人们信仰一个上帝，都向上帝负责。民主制度及其理念的最深刻的基础，便只能是某种宗教信仰，而这个宗教即基督教――她是民主的“永恒的真理之源”。5．宗教信仰是美国自由的灵魂托克维尔发现，宗教和自由结社对于美国具有根本的意义。在美国，几乎一半以上的社团是与宗教有关的，“美国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同时又是天主教最发达的国家”。很明显，社团的建立有助平衡孤立的个人主义，微弱的个人只有依靠公民社团的联结才会变得强大。美国是世界上最便于结社的国家，美国人享有政治结社的无限自由，在社团中人们建立起坚定的信任关系和相互尊重关系，使美国的民主转变为专制的危险性小于欧洲。托克维尔在《论美国民主》指出：“我一向认为，人要是没有信仰，就必然受人奴役；而要想有自由，就必须信奉宗教”。“在美国，启发民智的正是宗教，而将人导向自由的则是遵守上帝的诫命”。“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像美国那样，基督教对人的心灵保持如此巨大的影响，此外，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像美国那样，能证明基督的效用和符合人性，这个国家是世界上最开明和最自由的国度”。艾森豪威尔总统说, 宗教是美国自由的根基和力量的源泉。托克维尔说：“在美国，每星期的第七天，全国的工商业活动都好象完全停顿，所有的喧闹的声音也听不到了。人们迎来了安静的休息，或者勿宁说是一种庄严的凝思时刻。灵魂又恢复了自主的地位，并进行自我反省。……在这一天里，市场上不见人迹；每个公民都带领自己的子女到教堂去，在那里倾听布道讲演，他们听到了高傲和贪婪所造成的不可胜数的害处。……他们从教堂回到家里，并不去看他们的商业帐簿，而是要打开《圣经》，从中寻找关于造物主的伟大与善良，关于上帝的功业的无限壮丽，关于人的最后归宿、职责和追求永生权利的美好动人描写。美国人就是这样挤出一点时间来净化自己，暂时放弃其生活上的小小欲望和转瞬即逝的利益，而立即进入伟大、纯洁和永恒的理想世界。”托克维尔说，“使英裔美国人的社会得以建立的，正是宗教。在美国，宗教是同整个民族的习惯和它在这个国土上产生的全部情感交织在一起的。这就使宗教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断地以宗教的方式对美国人进行民主理念训练。美国教会中的重大决策，莫不透过民主程序制订。教会的每一个团契，其人事、经费、活动，亦皆是透过民主程序决定。一切公开化、透明化、制度化，组织严密，规章详尽，有条不紊。美国教会既发达，而美国的宪法精神又以圣经为蓝本；政治制度与教会行政制度，几乎近似得像双生子。可以说，美国实行民主制度是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美国人从小在教会受训练，走进政府以后，把教会所学习的运用在国会即可。正是这种长期反复的训练，构成了能够把大多数美国人的精神、意志和思想经常集中起来，并保持其整体性的共同信仰。没有这样一种共同信仰，一个由来自世界各地的、具有形形色色文化历史背景的、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移民及其后裔组成的美国社会根本无法保持其正常的存在，更谈不上发展与强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宗教构建了美国，也只有宗教，才能构建美国。宗教在构建美国的同时，也构建了美国的公民社会。托克维尔指出，美国社会经济、政治的波澜起伏、变化不定，但美国没有跨；是因为宗教保持了秩序的稳定；“法律虽然允许美国人自行决定一切，但宗教却阻止他们想入非非，并禁止他们恣意妄为”。“道德领域的一切事物都是确定的和稳固的”，“基督教由于得到普遍赞同而可以毫无阻碍地进行统治”。托克维尔特别赞赏美国的小镇政府和教会。他认为这些组织将美国人纯粹关心个人私有的利益引导到公共事业中，在公共事业中他们学会了心灵的习性(habits of the heart)，心灵的习性有利于民主妥协和对于公共利益的关注。宗教社团组织是美国民主的自由学校，也是其得以健康运作的动力之源。美国人通过成立许多志愿社团来参与政治生活，把社团作为个人学习合作习惯的“公民学校”，这些习惯最终把他们带入公共生活。基督教统治恰恰强化了人们自由、民主的理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风行一时的军歌《赞美上帝 传递弹药》表达了信仰对自由的决定作用，其歌词云：炮手倒下，一颗子弹决定他的命运，炮手倒下，接着他的副手捐躯。随军牧师一跃而起，瞅一瞅士兵兄弟，他自己在大炮旁就位，放下圣经，大声喊道(合唱)“赞美上帝，传递弹药！赞美上帝，传递弹药！赞美上帝，传递弹药 我们将永远拥有自由！赞美上帝，把炮口对准目标。再不能坐在一边祈祷。赞美上帝，我们都站在地狱和蓝色海洋的深渊之间!”是呵，随军牧师句句在理，你们应该相信他也是个操炮的好手，大声喊道“赞美上帝，我们正肩负伟大的使命！&&&&开船啦，我们可不是去撒网捕鱼。赞美上帝，传递弹药我们将永远拥有自由！1974年美国第38任总统福特说：“若没有上帝，就没有美国这样的政府，也没有美国式的生活。‘认识上帝’是对‘美国主义’最根本、最基础的表达。美国的建国者们看见了这一点，也正是因为有上帝的帮助，这样的‘美国主义’还将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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