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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生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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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生平简介鲁迅()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和翻译家和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出身于破落的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思想影响。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学医,后从事文艺等工作,企图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9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为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对人吃人的制度进行猛烈,地揭露和抨击,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的工作,站在反帝反封的新文化运动的最前列,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 旗手。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呐喊》、《坟》、《热风》、《彷徨》、《野草》、《朝花夕拾》、《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表现出爱国主义和彻底的民主主义的思想特色。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品之一。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为反动当局所通辑,南下到厦门大学任教。1927年1月到当时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四一二&事变以后,愤而辞去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其间,目睹青年中也有不革命和反革命者,受到深刻影响,彻底放弃了进化论幻想。1927年10月到达上海。1930年起,鲁迅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进步组织,不顾国民党政府的种种迫害,积极参加革命文艺运动运动。1936年初&左联&解散后,积极参加文学界和文化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创作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这些作品收录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等专集中。鲁迅的一生,对中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和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进步的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莽原》、《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的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了大量古典文学,批判地继承了祖国古代文化遗产,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 文学史纲要》、《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等等。日病逝于上海。老照片之--鲁迅在中山大学1926年秋,原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郭沫若随军北伐,中共广东区委员书记陈延年提议中山大学中共组织,要求校方邀请正在厦门大学的鲁迅到中山大学任教。鲁迅接到邀请电后,复电同意赴粤。中山大学、中共广东区委学委副书记毕磊和中山大学党支部书记徐文雅受命公开出面与鲁迅联系。鲁迅是1926年8月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没多久,他感到厦门和仍受军阀统治的北京一样“不干净”,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地方,因此,欣然接受了中山大学的邀请。他给许广平的信说到“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鲁迅和许广平相识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从通信到交流思想中萌发友谊,在1925年正式确立了爱情关系。许广平本是广州人,在北京女师大毕业后回广州任教,后被迫辞职,进了被称为“左派学校”的中山大学任助教。鲁迅接到许广平的信,告以右派势力在广州也很嚣张,进步势力遭到排挤。鲁迅在船上的回信是:“小小的颠簸自然是有的,不过这在海上就算不得颠簸;海上的风涛要比这险恶得多。”日鲁迅到达广州后,就任中大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消息传开后,来访者络绎不绝,他开始与各方面人物接触。毕磊以中大学生代表身份上门拜访将中共刊物《向导》、《人民周刊》和共青团刊物《少年先锋》送给他,鲁迅热情地接待了进步学生。鲁迅拒绝了学校当局的欢迎会,却在1月25日下午在毕磊的陪同下,出席了中大学生会为他举行的欢迎会,受到热烈的欢迎。中大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朱家骅也以学校当局身份上台致欢迎词,说了几句奉承的话。鲁迅在演讲中说:“刚才朱先生说我革命家、是战士,我认为是其实不是的。朱先生那一套我不承认。”“如果我是革命家、是战士,就不应该到广东来了,应在北京或厦门与恶势九斗争,我为什么要来这里呢?因为这里是‘革命的策源地’,听说广东是可怕的地方,并且赤化了!”鲁迅说他在广东只见到街上不少标语,并没有看见什么可怕的东西,又语气双关地说:“按照我的眼睛看来,广东比起旧社会,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形。我觉得像红布标语中写的白字那样,‘红中夹白’,我感到对革命有点不放心!”鲁迅在广州度过了农历新年,领略了南国风光,观赏了除夕花市,对国民党达官贵人的宴请请帖,一律写下“概不赴宴”退回。对报上借他来穗之题发表的各种文章,一概保持沉默,别有用心的记者邀他对广州的缺点加以“激烈的攻击”,鲁迅冷淡地答以“还未熟悉本地的情形,而且已经革命,觉得无甚可以攻击之处”,由此又招来“老朽”之类的谩骂。鲁迅并未还手,他将全部精力贯注到准备开课的教学事务上,表示要对中山大学“尽一点力”,把“中大的文科办得像样”,出考试题,编排工作时间表,发通知书、计分、放榜,样样自己动手,忙个不停。还曾应香港进步青年邀请,赴港发表了《无声的中国》和《老调子已经唱完》的两场演讲,许广平担任了他的广州话翻译。对于广州的政治形势,他已看出“深绿和深红”的复杂性,他在冷眼观察,用许广平的话来说,“他是要找寻敌人的,他是要看见压迫的降临的,他是要抚摩创口的血痕的。等着终竟到来的机会”。在此期间,他在中大社会科学研究会发表演讲,说出了担忧:“广州的人民并无没力量,所以这里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3月1日,中山大学举行开学典礼。鲁迅应邀即席发表了《读书与革命》的讲话,他说:“对于军阀,已有黄埔军官学校的同学去攻击他,打倒他了。但对于一切旧制度、宗法社会的旧习惯、封建社会的旧思想,还没有人向他们开火!”“中山大学的青年学生,应该以读书得来的东西为武器,向他们进攻--这是中大青年的责任。”3月间,他与陈延年还有一次秘密会唔。4月8日,他应邀到了黄埔军校,发表了《革命时代的文学》的演讲,说:“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只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他“仿佛觉得大炮的声音或比文学的声音要好听得多似的”。 鲁迅对广州的饮食、文化市场常有接触,颇有好感。他给友人的信中提到广州的“食物虽较贵而质料殊佳”。据《鲁迅日记》和《鲁迅书信集》列出他在广州的9个月光顾过的茶室酒楼就有 20多家。 为了给爱读新书的进步青年提供条件,他和孙伏园在广州芳草街租了几间空房,开了一间北新书屋。从3月25日到8月15日,这里自成了鲁迅和爱好文学的青年见面、谈论文学的一个去处。鲁迅辞去中山大学职务不久,书店也停业了,剩书廉价让给共和书局。移交时,鲁迅动手包装、搬运,自掏腰包付清停业结欠的80元。然后,还兴致勃勃地请那几位帮忙的青年去“妙奇香”茶楼吃饭。这位导师兼“老板”亲自提壶酌酒,谈笑风生,场面热闹,旁人还以为是祝捷宴。北伐节节取胜,4月10日,鲁迅在白云楼寓所听到广州民众上街游行,庆祝北伐军攻克上海南京的欢呼声,写下了《庆祝宁沪克复的那一边》一文,他敏锐地提到“庆祝,讴歌,陶醉着革命的人们多,好自然是好的,但有时也会使革命精神转成浮滑”。他直言告诫,要防止“革命精神从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复旧”。鲁迅的预言,为两天后的上海“四·一二政变和5天后广州“四·一五”政变所证实。事变中,中山大学遭到大搜捕。下午,鲁迅冒着狂风暴雨,赶回中大出席各系主任参加的紧急会议。在会中他提议,要求当局不要再来继续搜查,还要设法营救被捕学生。朱家骅压制说:“这里是‘党校’,凡在这里做事的人,都应服从党国的决定,不能再有异议。”鲁迅单刀直入:“试问朱先生,被抓去的学生都犯了什么罪?”朱家骅支吾说:“不清楚”。鲁迅语锋犀利地责问,“既然不清楚,为什么要在座的诸位都要服从他们的决定呢?”会议作不出决定,鲁迅愤怒退席。他奔走营救学生,捐款慰问被捕学生。然而,中山大学图书馆前贴出开除数百名学生学籍和教职员公职的布告。鲁迅以辞去中山大学一切职务表示抗议。学校当局还想利用他的声望装饰门面,都被鲁迅拒绝。中大当局拉不来鲁迅,翻脸将接近过鲁迅的人都说成“鲁迅派”或“语丝派”,用尽手段孤立鲁迅。鲁迅看穿了反动派罗织罪名的伎俩,坚持继续留在广州从事创作和翻译,他说:“倘我一出中山大学即离广州,我想是要被排进去的。”来访的青年朋友恳切地劝他到别的地方去,鲁迅说:“他们不是造谣说我已逃走了,逃到汉口去了吗?现在到处都是乌鸦一般黑,我就不走,也不能走。倘一走,岂不正好给他们造谣?”他在白云楼内的灯光下编完《唐宋传奇集》,在题记中悼念被杀害的革命青年。7月16日,鲁迅在许广平陪同下,到知用中学作《读书杂谈》讲演,他告诫中学生,必须“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必须和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7月23日,在广州市教育局主办的夏期学术演讲会上,他作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他说到司马懿加罪对手的手法,掉转话锋,说譬如反对革命的军阀,在革命势力大起来时,挂起青天白日旗,还要做总理纪念周,真的“三民主义”信徒不去就要被说成反对“三民主义”模样,巧妙地抨击了反革命两面派。 9月27日,鲁迅和许广平登上“山东”号轮船,离开广州去上海。在广州,鲁迅度过8个月零9天,他在复杂的环境中笔耕不辍,编辑了旧作《野草》、《朝花夕拾》,续译《小约翰》,创作了《故事新编》中的《铸剑》,编录《唐宋传奇集》等,写了计划中的《中国文学史》自古文字起源至汉司马迁的10篇。更写了一批杂文,辑成《而已集》,记录着他在广州期间的足迹和思想转变的过程,《而已集》的题辞,可以看作是他对自己在广州的这段经历史意义的小结: 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泪揩了,血消了; 屠伯们逍遥复逍遥, 用钢刀的,用软刀的;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 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鲁迅的幼时家庭背景出生日期:1881年九月二十五日(农历八月初三)出生地: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口 鲁迅原名周树人,字豫才,小名樟寿,至三十八岁,始用鲁迅为笔名。祖父周福清(),翰林院庶吉士,曾任江西金欲县知事,此时正在北京任内阁中书。父亲周伯宜(),秀才,闲居在家。母亲鲁瑞()思想颇为开通,出身于绍共近郊安桥头一户官宦人家,没念过书,但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家庭:在绍兴,周家算得上一门望族,做官经商且都不说,单是人丁的繁衍,就相当可观,所以到鲁迅出世的时候,周家已经分居三处,彼此照应,俨然是大户了。鲁迅的祖父周介孚,出身翰林,做过江西一个县的知县老爷,后来又到北京当上内阁中书,成为标准的京官。绍兴城并不大,像周介孚这样既是翰林,又做京官的人,自然能赢得一般市民的敬畏。周家门上那一?钦点&&翰林&的横匾,正明白无误地宣告了周家的特殊地位。鲁迅真是幸运,他的人生长途的起点,就设在这样一处似乎距乐园相当近便的地方。这就使鲁迅获得了一系列穷家小户的孩子所无法享受的条件。家里四五十亩水田,就是周介率不从北京汇一文钱回来,日常生计总是绰绰有余,足以将贫困从他身边赶得 远远的。周家是讲究读书的,周介率甚至有过让儿孙一起考取翰林,在门上悬一?祖 孙父子兄弟叔侄翰林&的匾额的雄心,那种书香人家的气氛,自然相当浓厚,鲁迅家中 有两只大书箱,从《十三经注疏》和《四史》,到《王阳明全集》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从《古文析义》和《唐诗叩弹集》,到科举专用的《经策统纂》,甚至《三国演 义》和《封神榜》那样的小说,都挤挤地堆在其中,不但自己家里有书,众多亲戚本家 中,不少人也藏书甚丰,而且不单是那些枯燥难懂的正经书,更有许多使小孩子非常喜 欢的好玩的书,从画着插图的《花镜》,到描写少男少女的《红楼梦》,几乎什么都有。一次,一位亲戚甚至允许鲁迅到一间堆满杂书的小屋于里自由翻拣,他推开那房门的一 刹那间,脸上的表情会是多么惊喜!从六岁开始,鲁迅就开蒙读书,先是随本家亲戚学,后来又被送到绍兴城内最有名的一家三味书屋去读经书,《论语》、《孟子》……甚至连古旧难懂的训诂书《尔雅直音》,也在塾师的指导下读了一遍。自然,要他自己说, 一定不觉得这样读书有什么快乐,但是,一个小孩子初生人世,不愁吃穿,又受着书香门第的熏陶,有傅学的老师指点,能够日日读书,还能用压岁钱自己买喜欢的书来读,这实在是那个时代的小孩子能够享受的最好的条件了。中国是个讲究父权的国家,独多那种粗暴专横,将子女认为私产的父母,你就是生在再富裕的家庭里,倘遇上这样的父母,你的童年仍然会被糟蹋得暗淡无光。鲁迅的运气如何呢?周介孚虽然脾气暴躁,有时候要打骂孩子,但在教鲁迅读书这件事上,却显 得相当开通。那时一般人家的孩子,开蒙总是直接就读四书五经,叫一个六岁的孩子天 天去念&学而时习之&,他会多么痛苦?周介孚却不这样,他让鲁迅先读历史,从《鉴 略》开始,然后是《诗经》,再然后是《西游记》,都是选小孩子比较感兴趣的书。即使读唐诗,也是先选白居易那些比较浅直的诗,然后再读李自和杜甫,这就大大减轻了鲁迅开蒙的苦闷。祖母更是特别疼爱他,每每在夏天的夜晚,让鲁迅躺在大桂树下的小板桌上,摇着芭蕉扇,在习习的凉风中给他讲故事,什么猫是老虎的师父啦,什么许仙救白蛇啦,鲁迅直到晚年,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兴味和惬意。鲁迅的父亲周伯宜,神态一本正经,却比祖父更为温和。他家教虽严,却从不打小孩子。鲁迅在《朝花夕拾》的那一篇《五猖会》中,记过他一件事,就是在小鲁迅那样快乐的时刻,偏偏逼他去背书。可实际上,周伯宜平时对儿子们的读书,监督得并不紧。在日常管教上,更常常很宽容。 有一次鲁迅和弟弟偷偷买回来一本《花经》,被周伯宜发现了,他们又害怕又绝望,因 为这是属于闲书,一般人家都不许小孩子看的:&糟了,这下子肯定要没收了!&谁料周伯宜翻了几页,一声不响地还给了他们,使他们喜出望外,从此放心大胆地买闲书,再不用提心吊胆,像做贼似的。至于母亲鲁瑞,对他的挚爱就更不必说了,几个孩子当 中,她最喜欢的就是鲁迅。从人情来讲,父母总是爱子女的,可由于中国人祖传的陋习,这种父母之爱竟常常会演化成对幼小心灵的严酷的摧残。当然不能说鲁迅就没有遭过这 样的摧残,他后来会写《五猖会》,就说明内心也有深刻的伤痕。但总的来说,他还是相当幸运的,至少在童年,他经常都是沐浴在温和宽厚的长辈之爱中。鲁迅的中文藏书王稼句鲁迅先生读些什么书,又买些什么书,向为读书人所关心,孙犁老人说,他当年就是根据鲁迅日记中的“书账”,去找读,去采买,以丰富自己的庋藏。我除了鲁迅的“书账”之外,经常读读的,是《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这是北京鲁迅博物馆在1957年7月编印的内部资料,共三册,第一册是手迹目录,第二册是中文藏书目录,第三册是外文藏书目录。我读的,当然是第二册与第三册。第三册,不过是看看鲁迅在于美术方面的兴趣。日本印的画册非常精美,鲁迅是着意收罗的,如颇为著名的《世界美术全集》、《世界裸体美术全集》、《玩具丛书》、《乡土玩具集》等,但由于我不识日文,只能是揣摸着读读而已。于第二册的中文藏书目录,倒是认真去读的。这份目录分三个部分,即线装、平装、期刊。据编者统计,线装书有930种,7579册,又未订之散页490页;平装书有797种,965册;期刊有218种。我未将它与鲁迅日记中的“书账”对照过,但可以肯定地说,这是鲁迅中文藏书的大部。在鲁迅的中文藏书中,线装古籍占了很大比例,经史子集的常见书,基本完备,其中尤以杂史、杂家、艺术、小说、总集为多,另外有80多部完整的丛书,有《汉魏丛书》、《儒学警悟》、《顾氏文房小说》、《说郛》、《津逮丛书》、《稗海》、《雅雨堂丛书》、《知不足斋丛书》、《十万卷楼丛书》、《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观古堂汇刻书》、《双梅景丛书》、《涵芬楼秘笈》、《四部丛刊》、《纪录汇编》等杂丛类丛书60余部;有《石林遗著》、《少室山房笔丛》、《巾箱小品》、《张南山先生全集》、《观古堂所著书》等自著类丛书20余部;又有《绍兴先正遗书》、《台州丛书》等郡邑类丛书。从中可以看出,鲁迅的藏书以实用为目的,大都是当时流行的版本,没有什么宋版元椠。景宋女士在《北行观感》之四《藏书一瞥》里这样写道:“国学方面各种类书、丛书也占了一些地位,但似乎并没有什么难得的海内孤本,不知是原来没有呢?还是偶有一二亦不能保。或则因为鲁迅先生平时对于善本、珍本的购买力未必很多,而他的记忆强和图书馆的徘徊恐怕对于他更易借助。”然而在他感兴趣的方面,想要去研究的题目,版本则搜罗得较多,比如阮籍,他便有明刻本《阮嗣宗集》三种,另有张溥评本《阮步兵集》等;再如嵇康,鲁迅曾做过《嵇康集》的校点,藏有明人汪士贤校刊本《嵇中散集》两部,其中一部有鲁迅用石朱笔做的校勘,另外还有一部《四部丛刊初编》本的《嵇中散集》,上面有台静农过录的石朱笔校勘批注。鲁迅于自藏线装书,十分爱惜,有的在第一册加盖一印外,一般没有其他藏书印记,鲁迅的用印有“鲁迅”、“会稽周氏”、“会稽周氏收藏”、“周氏”,一般也不作题跋眉批。凡有缺本的,他还补抄成全帙,如《罗氏群书》共有十册,其中缺了两册,鲁迅便手抄两册补全,并手抄全书目录一页,置于卷首。至于平装本的中文书,鲁迅花钱买的不多,不少是出版社和著译者的赠送。当时与他有关系的,如北新书局、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等,都将一些新印的书赠送给他。著译者赠送的,包括像胡适、林语堂、顾颉刚、章衣萍等人,也都将自己的书题字签名送给鲁迅,如今浏览,确乎能略略感受到那时文坛气候的冷暖。在那次应《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时,鲁迅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其实“中国书”,特别是古典的“中国书”,鲁迅藏得最多,读得也是最多,这篇《青年必读书》,不过是他借题发挥的一篇杂感而已。鲁迅曾拒绝诺贝尔奖提名鲁迅是第一位受外国人关注并有可能获得诺贝尔获提名的中国作家。1927年,来自诺贝尔故乡的探测学家斯文海定到我国考察时,在上海了解了鲁迅的文学成就以及他在中国文学上的巨大影响。这位爱好文学的瑞典人,与刘半农商量,准备推荐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刘半农托鲁迅的好友台静农去信征询鲁迅的意见。鲁迅婉言谢绝了。他回信说:静农兄弟: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请你转告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或者我所便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可笑。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瑞典最好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的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以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鲁迅写这封信的时间正是中国新文学经过风风火火的10年之后,其时中国文坛上出现了许多卓有成就的作家,当然包括鲁迅本人。但鲁迅是一个清醒的理性主义者,尽管新文学在最初十年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他仍能看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差距,对中国新文学的实绩作出了客观的评价。我们从鲁迅的这封信中,可以看出鲁迅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态度:其一,鲁迅认为诺贝尔文学奖是高水平的奖项,在没有实力竞争的时候侥幸得到它,名实不符,不利于文学扎扎实实的发展,反而会掩盖自己的缺陷和不足。其二,鲁迅以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为标尺,意识到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距离。强调这种距离,不是妄自菲薄,而是为了使中国文学能更好地向前发展。其三,鲁迅对诺贝尔文学奖保持一种平常心态。鲁迅看到世界优秀作家极多,而诺贝尔文学奖不可能把每位作家纳入自己的体系之中。僧多粥少,不必为此计较。我想,鲁迅先生60多年前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态度,也是我们应该持有的态度。鉴于过去我们对鲁迅与诺贝尔文学奖的关系有些误解,我们想在此多说几句。一个典型的观点曾经影响了一部分人,他们认为鲁迅获得了提名,但遭鲁迅拒绝,因为他不愿为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派政府增添光彩。这种将事件政治化的解释,虽然具有激进色彩,拔高了鲁迅,但与实际情况不相符。首先,了解诺贝尔文学奖操作程序就会知道,提名和获奖两者之间不能划等号,从提名到获奖有许多路要走,有的由提名到获奖中间长达二十余年,有的作家每年都获得提名,但终其一生亦未能获得评委的垂青。很少有一次获得提名便获得通过的。其次,我们来一个假设,如果1927年鲁迅先生没有拒绝提名的话,能否在这一年摘取桂冠呢?可以看看1927年的评奖经历。这一年,评奖竞争非常激烈,进入候选人名单被淘汰的作家,竟有36人之多,这其中还包括托马斯·曼和高尔基这样屡获提名的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家;同时,法国一批有影响的学者推荐了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柏格森。这种推荐的号召力是不言自明的。如果把鲁迅和这些作家相比,他创作的数量或许还略嫌轻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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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原名周树人,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他毕生追求真理,英勇战斗。对敌人,他横眉冷对;对人民,他满腔热枕。鲁迅一生创作了大量的小说、杂文、散文作品。他笔下的啊Q、孔乙己、祥林嫂、闺土等,已成为家喻户晓的艺术形象。
参考资料:
鲁迅(),浙江绍兴人,祖籍河南省汝南县。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樟寿,号豫才;“鲁迅”是其投身五四五四运动后使用的一个笔名,因为影响日甚,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鲁迅。鲁迅,日出生于绍兴都昌坊口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7岁启蒙,12岁就读于三味书屋,勤学好问,博闻强记,课余喜读野史笔记及民间文学书籍,对绘画艺术产生浓厚兴趣,自此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他不囿于四书五经,多方寻求课外读物,努力掌握历史文化知识。绍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特别是众多越中先贤的道德文章,给鲁迅的思想以很大的熏陶和影响。鲁迅少年时代,祖父因科场案下狱,父亲病故,家道从此中落。鲁迅由一个封建士大夫大家庭的长房长孙,变成了一个破落户子弟。家庭所遭受的一系列重大变故,使少年鲁迅饱受人间冷暖,世态炎凉,看到了“世人的真面目”,认识到封建社会的腐朽和没落。鲁迅母亲鲁瑞,农民的女儿,品格高尚,对鲁迅影响很大。1898年春,鲁迅离开故乡,满怀人生新的希望,考入了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翌年,因不满学堂的“乌烟瘴气”,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他广泛接触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阅《时务报》,看《天演论》,深受维新思潮和进化论学说的影响,初步形成“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的社会发展观。1902年,鲁迅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官派赴日留学。他先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后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习医。因深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浪潮的影响,积极投身于反清革命的洪流之中,课余“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立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1906年,鲁迅在事实面前,有感于国内同胞的愚弱,认识到改变国民性的重要,便毅然弃医从文,迈出了人生道路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选择了文学艺术,以笔作为自己救国救民的战斗武器。他参与筹办文艺杂志《新生》,撰写了《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早期重要论文。鲁迅认为,中国的严重问题在于人,不在于物;在于精神,不在于物质;在于个性,不在于“众人”;要“立国”,必先“立人”,而“立人”的关键,在于个性的觉醒与精神的振奋。辛亥革命前夜,鲁迅回到祖国,先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执教,担任化学、生理学教员,后又回到故乡绍兴,担任绍兴府中学堂监学兼博物教员、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他一方面教书育人,培养青年, 一方面积极投身于辛亥革命。 他领导故乡文学团体“越社”, 支持创办《越铎日报》。 1912年初, 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不久,随教育部迁至北京,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同时先后受聘于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一些高等院校,担任校外兼职讲师。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鲁迅深受鼓舞,与李大钊、陈独秀等当时许多先进知识分子一起,写文章,办杂志,揭开了中国五四运动的序幕。他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前列,积极提倡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猛烈抨击几千年来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1918年,他发表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小说通过象征的艺术手法,无情地揭露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强烈地控诉了封建礼教和封建宗法制度的罪恶。此后,鲁迅“一发而不可收”,以彻底的不妥协的姿态,创作了《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许多小说和大量杂文、随笔、评论,从而成为五四五四运动的先驱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1926年夏,鲁迅离开北洋军阀盘踞的北京,南下厦门,担任厦门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同时兼任国学院教授。1927年初,鲁迅又转赴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担任了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同时兼任教务主任,一边从事教育和文学创作,一边投入新的战斗。同年4月,反革命政变发生,鲁迅经受了腥风血雨的考验,因营救学生无果,愤而辞职。在血的教训面前,鲁迅早年形成的社会发展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严厉解剖自己的思想,纠正了过去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从此,他的思想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起点。20年代中期,参与创办《莽原》周刊、《语丝》周刊和文学社团末名社。1927年初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1927年8月到厦门大学任教授。1927年10月,鲁迅到了上海,从此定居下来,集中精力从事革命文艺运动。1928年与郁达夫创办《奔流》杂志。193O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也是主要领导人,曾先后主编《萌芽》、《前哨》、《十宇街头》、《译文》等重要文学期刊。他参加和领导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许多革命社团。他主编《前哨》、《奔流》、《萌芽月刊》等许多刊物,团结和领导广大革命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及其御用文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坚持韧性战斗,撰写了数百篇杂文。这些杂文,如匕首,似投枪,在反文化“围剿”中,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他与共产党人交往密切,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以“窃火者”自喻,致力于中外文化交流,倡导新兴木刻运动。他关心青年,培养青年,为青年作家的成长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日,鲁迅在上海大陆新村寓所与世长辞,终年55岁。鲁迅写过一首《自嘲》诗,其中有两句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鲁迅一生写下了800多万字的著译,他的《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等许多作品一版再版,被翻译成英、俄、德、法、日、世界语等多种文字,饮誉全球。《鲁迅全集》是他留给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鲁迅著作《呐喊》(短篇小说集)1923,新潮社《中国小说史略》(上下卷),新潮社《热风》(杂文集)1925,北新《彷徨》(短篇小说集)1926,北新《华盖集》(杂文集)1926,北新《华盖集续编》(杂文集)1927,北新《坟》(论文、杂文集)1927,未名社《野草》(散文诗集)t927.北新《朝花夕拾》(散文集)1928,未名社《而已集》(杂文集)1928,北新《三闲集》(杂文集)1932,北新《二心集》(杂文集)1932,合众书店《鲁迅自选集》1933,天马《两地书》(书信集)与景宋合著,1933,青光书局《伪自由书》(杂文集)1933,青光书局《鲁迅杂感选集》瞿秋白编选,1933,青光书局《南腔北调集》(杂文集)1934,同文书局《拾零集》1934,合众书店《准风月谈》(杂文集)1934,兴中书局《集外集》杨霁云编,鲁迅校订,1935,群众图书公司《门外文谈》(论文)1935,天马《故事新编》(小说集)1936,文生《花边文学》(杂文集)1936,联华书局《且介亭杂文》(杂文集)1936,三闲书屋《夜记》(杂文集,后编入《且介亭杂文末编)1937,文生《且介亭杂文二集》(杂文集)1937,三闲书屋《且介亭杂文末编》(杂文集)1937,三闲书屋《鲁迅书简》(影印本)许广平编定,1937,三闲书屋《鲁迅全集》(1一20卷,收著作、译文和辑录的古籍)1938,鲁迅全集出版社《集外集拾遗》(综合集)1938,鲁迅全集出版社《汉文学史纲要》(文学史)1941,鲁迅全集出版社《鲁迅全集补遗》唐韬编,1946,上海出版公司《鲁迅书简》许广平编,1946,鲁迅全集出版社《鲁迅日记》(影印本)1951,上海出版公司;铅印本,1959,人文《鲁迅选集》1952,开明《鲁迅小说集》1952,人文《鲁迅全集补遗续编》唐韬编,1952,上海出版公司《鲁迅书简补遗》吴元坎辑,1952、上海出版公司《鲁迅全集》(1-lO卷),人文《鲁迅选集。(1一2卷),中青《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文学史)1958,三联《鲁迅选集》(上下册)1959,人文《鲁迅书简》(致日本友人增田涉)1972,人民日报社《鲁迅诗稿》1976,文物;1981,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鲁迅书信集》(上下卷,收《两地书》以外书信1381封)1976,人文《鲁迅佚文集》1976,解放军报社《鲁迅书简》(致曹靖华)1976,上海人民《鲁迅手稿全集》(书信8册,日记6册),文物《鲁迅致许广平书简》1980,河北人民《鲁迅全集》(1-16卷)1981,人文 鲁迅全集卷一(坟 热风 呐喊)鲁迅全集卷二(彷徨 野草 朝花夕拾 故事新编)鲁迅全集卷三(华盖集 华盖集续编 而已集)鲁迅全集卷四(三闲集 二心集 南腔北调集)鲁迅全集卷五(伪自由书 准风月谈 花边文学)鲁迅全集卷六(且介亭杂文 且介亭杂文二集 且介亭杂文末编)鲁迅全集卷七(集外集 集外集拾遗)鲁迅全集卷八(集外集拾遗补编)
鲁迅是我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为《新青年》写稿时使用的笔名。 鲁迅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破落的大家庭里。绍兴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地方,保留有众多的名胜,如古代治水英雄夏禹的陵墓,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留下的遗迹,近代反清女杰秋瑾从容就义的轩亭口,等等。民间还有各式各样的戏剧演出和传说故事。乡亲们最津津乐道的是两个“鬼”:一个是“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女吊;另一个是腰束草绳,脚穿草鞋,手捏芭蕉扇,富有同情心的“无常”。乡土传统与民间文化,深深地影响着鲁迅的一生。 鲁迅从小就表现出活泼的性格。因为外祖母家在农村,鲁迅也就有了一批农民小朋友,一起在朦胧的月色下,划着白色的小航船,赶去看戏;回家的路上,肚子饿了,就“偷”自家地里的豆煮了吃。鲁迅还在叫做“百草园”的后园里,发现了大自然的无穷趣味:碧绿的菜畦,紫红的桑椹;蟋蟀弹琴,油蛉低唱;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的何首乌;人首蛇身的“美女蛇”的传说……正是这样自由的童年生活,开发与培养了未来作家鲁迅的创造力与想象力。 6岁时鲁迅告别了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拜本城中极方正、极有学问的寿镜吾老先生为师,一直读到17岁。在这里,他熟读了儒家的经典,又在课余广泛阅读了儒家之外的各种杂书:小说,野史,笔记……不仅关注历史、人事,也注意观察自然。这样开拓了鲁迅广阔的精神空间,为鲁迅以后思想与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宽广深厚的知识基础。 鲁迅的童年也有阴影:13岁那年,祖父因故入狱,不得不随着全家到亲戚家避难;以后父亲病重,家庭生活也从小康陷入困顿。作为长子的鲁迅,不得不经常出入于当铺与药店,在周围人的歧视与侮辱中,感受社会的冷酷与势利。父亲最后因庸医的延误而过早离世,更给少年鲁迅以很深的刺激,他由此开始了对中国社会、文化、人世与人心的思考。 1898年,18岁的鲁迅,揣着慈母多方筹措的8块银元,离开了家乡,到异地去寻求新的出路。他先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又改入路矿学堂。在求学期间,鲁迅开始接触物理、数学、化学等现代自然科学知识,并阅读外国文学与科学著作。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的《天演论》,更给他带来了一阵惊喜,他从《天演论》所介绍的进化论学说里,接受了一种自强、自立、自主的人生哲学,同时强烈地感受到在激烈竞争的世界里,处于落后地位的中华民族的危机。 1902年,鲁迅东渡日本,两年后怀着“科学救国”的梦想,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希望毕业以后回国救治像父亲一样被误的病人。在仙台,他虽然也遇到了像教解剖学的藤野严九郎先生那样关心自己的老师,但也不时受到歧视;特别是有一次课堂里放映记录日俄战争的幻灯画片,看到一个替俄军当侦探的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旁边竟站着一群中国人在围观。鲁迅受到极大刺激,由此觉悟到医治精神上的麻木比医治身体上的病弱更为重要,改变中国第一要著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当推文艺。于是鲁迅决定弃医从文。他和朋友们热烈地讨论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并于1903年、1907年、1908年公开发表了第一批论文,提出了“立国”必先“立人”的思想,呼唤“精神界之战士”。 鲁迅于1909年回国后,一直在痛苦地思索,沉默了将近十年。直到1918年五四运动前夕,才在朋友的鼓动下,提笔写了《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这是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小说通过一个“狂人”之口,对几千年的旧传统提出了大胆的质问:“从来如此,便对么?”揭露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是一部“吃人”的历史,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小说发表后,引起了社会的极大震动,鲁迅一发不可收,连续写了多篇小说,后来编为《呐喊》《彷徨》两本小说集,分别于1923年和1926年出版。 鲁迅后来对自己的创作追求作过说明,说他写小说的目的是要使中国人民觉悟起来,“改良这人生”,因此小说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最关注的是下层社会“不幸的人们”,创作了许多以农民和知识分子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小说,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描写题材。鲁迅在观察与表现他的小说主人公时,始终关注的是“病态社会”里的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精神“病苦”。因此,在《药》里,他仅用一床“满幅补钉的夹被”暗示了华老栓一家生活的贫困,正面展开描写的是他们吃人血馒头的精神的愚昧。在《故乡》里,最震撼人心的不是闰土的贫穷,而是他一声“老爷”所显示的心灵的隔膜。《祝福》的深刻性正在于描写了祥林嫂在封建神权下所感到的恐怖。鲁迅同样严峻地揭示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创伤与危机:辛亥革命时期独战多数的英雄,在强大的封建传统的压力下,像一只蝇子飞了一个小圈子,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在颓唐消沉中消磨着生命(《在酒楼上》);五四时期勇敢地冲出旧家庭的青年男女,眼光局限于小家庭凝固的安宁与幸福,既无力抵御社会经济的压力,爱情也失去力量,只能又回到旧家庭中(《伤逝》)。 鲁迅还说过,他写小说,是因为青少年时代许多痛苦的记忆,使他不能忘却。于是,当年在日本幻灯片里所看到的那些围观的麻木的中国人(鲁迅称之为“看客”),就不断地出现在他的小说中:在《孔乙己》里,主人公的不幸(包括他被丁举人残忍地打断了腿),没有引起周围人的任何同情,大家只是围观着取笑他;在《祝福》里,人们争先恐后地赶去听祥林嫂讲述“阿毛被狼吃了”的“故事”,并不是出于同情,而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在无聊的生活中寻求点刺激。而这些人在听厌了之后,又立刻唾弃,对祥林嫂加以又冷又尖的笑。人们就是这样鉴赏着他人的痛苦,这不仅是麻木,更显示了一种人性的残酷。而在《药》里,小说真正的主人公夏瑜怀着“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的信念,自觉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老百姓却急急忙忙赶着去“看”他被杀,茶馆里的茶客更把他的受害作为闲聊的谈资。先驱者的一切崇高的理想与流血牺牲,全都成了毫无意义的表演。在这些描写的背后,读者不难感觉到,鲁迅用一种悲悯的眼光在“看”。他的小说正是对现代中国人的灵魂的伟大拷问。鲁迅如此无情地揭示人的精神病态,是为了揭露造成精神病态的“病态的社会”。鲁迅由此开拓出“封建社会吃人”的主题,不仅是对人的肉体的摧残,更是对人的灵魂的毒害与咀嚼。 最充分地体现了鲁迅小说的这种“民族自我批判”(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改造国民性”)特点的,无疑是他的代表作《阿Q正传》。鲁迅自己说,他写这篇小说是为了画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并且说“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阿Q)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于是,中国的读者也就永远记住了,并且永远摆脱不掉这位头戴毡帽的阿Q。鲁迅在他身上发现的是“精神胜利法”:尽管阿Q处于未庄社会最底层,在与赵太爷、假洋鬼子,以至王胡、小D的冲突中,他都是永远的失败者,但他却对自己的失败命运与奴隶地位,采取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辩护与粉饰的态度。或者“闭眼睛”:根本不承认自己的落后与被奴役,沉醉于没有根据的自尊之中:“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或者“忘却”:刚刚挨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啪啪响过以后,就忘记一切而且“有些高兴了”。或者向更弱小者(小尼姑之类)发泄,在转嫁屈辱中得到满足。或者“自轻自贱”,自甘落后与被奴役:“我是虫豸——还不放么?”在这些都失灵以后,就自欺欺人,在自我幻觉中变现实的失败为精神上的虚幻的胜利:说一声“儿子打老子”就“心满意足的得胜”了。甚至用力在自己脸上连打两个嘴巴,“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也就心平气和,天下太平。而一旦造起反来,也是做着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奴役他人的梦。因为鲁迅,人们终于认识到自己与他人身上的这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是中华民族觉醒与振兴最严重的思想阻力之一。因此,小说的结尾,阿Q在走向法场前的一瞬间,突然感到可怕的狼一样的“眼睛”在“咬他的灵魂”,高声一叫:“救命……”所有的中国人读到这里,都被震动了。小说后来翻译成多种外文,许多外国读者也在自己或同胞身上发现了阿Q,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就表示,阿Q让他想起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这或许表明,阿Q的“精神胜利法”揭示的是一种人类精神现象;鲁迅的《阿Q正传》可以说是一部“为人类写作”的作品,它不仅是最早介绍到世界去的中国现代小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自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伟大代表。 鲁迅的《呐喊》《彷徨》不只是以“表现的深切”震撼人心,而且以“格式的特别”吸引了广大读者。早就有人指出,鲁迅的每一篇小说都试验着采用一种新的形式,很少有雷同,充分显示了鲁迅的创造力与想象力。例如,他的《狂人日记》用的是“日记体”,按照“狂人”心理活动的流动来组织小说。《孔乙己》又别出心裁地选用酒店的“小伙计”来讲述故事,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同时观察与描写孔乙己的可悲与可笑,看客(酒客与老板)的麻木与残酷,而“他”自己也逐渐参与到故事中来,先是“附和着笑”,后又冷酷地拒绝了孔乙己教自己识字的好意,终于成为“看客”中的一员。《药》更是出人意料地将小说的主人公夏瑜置于“幕后”,而以主要篇幅描写人们对他的牺牲的种种反应,让读者在自己的想象中来完成他的形象。《故乡》《祝福》这样的“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都讲了两个故事:在讲述“他人”的故事(闰土的故事、杨二嫂的故事、祥林嫂的故事)的同时,也在讲“我”的故事,因而具有浓郁的抒情性,两类故事互相渗透、影响,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结构。鲁迅这样自觉的形式试验,使他成为“创造新形式的先锋”,深刻地影响着后来的作者。 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鲁迅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作于1926年,1928年出版)和散文诗《野草》(作于年,1927年出版)。这是两部写法与风格迥异的现代散文的经典。《朝花夕拾》最初陆续在报刊发表时,总题为“旧事重提”,鲁迅大概是回想起幼时,水乡的夏夜,在大树下乘凉,听老人们谈闲天、说故事的情景。《朝花夕拾》也是在谈闲天,是对生命的童年时代(“朝花”)的回忆与重提。于是,在鲁迅生命历程中,留下印记的人和事都一一流泻在鲁迅的笔端:民间传说中的“无常”,父亲的病,百草园和三味书屋,藤野先生,还有我们没有提及的幼时的保姆“长妈妈”,一生坎坷的老友范爱农,等等。鲁迅是怀着温馨的爱去回忆的,从中显露出鲁迅心灵世界最为柔和的一面,又内含着一种深沉的悲哀。《野草》是另一类散文,是“梦”的产物:全书三分之一的篇章都以“我梦见”为开头。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奇诡的世界:夜半时分的幻觉中听见“吃吃”的声音(《秋夜》);“人睡到不知道时候的时候”,“影”来“告别”(《影的告别》);青白的冰谷中看见“死火”,“有炎炎的形,但毫不摇动,全体冰结,像珊瑚枝”(《死火》);“狗”追着“人”,大声质问,“人”拼命“逃跑”(《狗的驳诘》)……鲁迅把他在儿时敷演童话的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借以表达自己微妙的难以言传的感觉、情绪与心理,对人的生命进行更深层次的哲理思考。鲁迅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读者也因此有机会借《野草》去窥见鲁迅灵魂的深处。 鲁迅在进行小说、散文创作的同时,又在《新青年》等报刊杂志上发表杂文。五四前后,他在北京期间所写的杂文,编有《热风》《坟》(其中一部分是世纪初写的论文)《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集。1926年8月至1927年10月,鲁迅因北方反动势力的迫害而南下,先后在厦门大学与广州中山大学任教,这一时期的杂文主要收在《而已集》里。1927年底,鲁迅定居上海,开始了他“最后十年”的生命历程,并以主要精力进行杂文创作。先后出版有《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等。 鲁迅曾经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作为一种报刊文体,它的最大特点是能够对正在发生的社会、思想、文化现实作出最迅速的反应,并及时得到社会的反响。因此,它是鲁迅这样的时刻关注国家民族命运、民众疾苦的知识分子,与他所处的时代保持密切联系的最有效的方式。鲁迅又说,杂文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并因此把杂文分为“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两类。鲁迅一生都在战斗,怀着“立人”的理想,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任何形式,任何范围的对人的奴役与压迫(民族的奴役、阶级的压迫、男性对女性的歧视、老人对少年的摧残、强者对弱者的侵犯,等等)。他说他这样做,并不是个人的意气,而是为了中国与人类的“将来”,因此他的一切批评“实为公仇,绝非私怨”。鲁迅的15本杂文集,就是从五四前后到3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的忠实记录,就是一部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而作为一个作家,鲁迅更为关注的是在历史事变背后人的思想、情感、心理的反应与变动。鲁迅曾充满自信地说:“‘中国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杂文就是一部活的现代中国人的“人史”。如果要真正了解中国的社会与历史,特别是要了解中国人,那就读读鲁迅的杂文吧。 鲁迅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奉献出了一本小说集《故事新编》(除3篇写于20年代,其他大都写于1934年和1935年,1936年出版)。这是身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鲁迅对“故事”(古代神话、传说与史实)的“新编”(新的阐释与激发)。进入鲁迅文学世界的古人,或是古代的神话传说中的英雄:女娲(《补天》)、后羿(《奔月》)、夏禹(《理水》);或是历史中的圣贤人物:孔子、老子(《出关》)、墨子(《非攻》)、庄子(《起死》)、伯夷、叔齐(《采薇》),等等。在传统文本里,这些人都居于高堂圣殿,神圣不可侵犯,但到了鲁迅的笔下,却全都回到日常生活情景中,抹去了英雄的神光,还原于常人、凡人的本相。因此,《奔月》不写射日英雄后羿当年的赫赫战功,而竭力写他功成名就“以后”,成为普通人的遭遇:天下的鸟兽全被射死,再无用武之地,只能整日为吃食而奔波;被人们冷落、遗忘不说,学生也来暗算自己了,最后连老婆(嫦娥)也远走高飞:这“先驱者的命运”的思考与表现,发人深省。《非攻》里的墨子在完成了止楚伐宋的历史业绩“以后”,并没有成为英雄,却遇到了一系列的倒霉事:被搜检了两回,募去了破包袱,“又遭着大雨,到城门下想避避雨,被两个执戈的巡兵赶开了,淋得一身湿,从此鼻子塞了十多天”。这最后一笔苦涩的幽默,才真正令人难忘。整部《故事新编》充满了鲁迅式的幽默,而骨子里仍然藏着固有的悲凉;此时的鲁迅正面临死亡的威胁,处于身心交瘁之中,却能写出如此从容、洒脱的文字,这正意味着他的思想与艺术都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日,这位本世纪中国与世界的文学大师,放下了手中的笔;这位思想的巨人,停止了思想。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自动地来为他送行,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三个字:“民族魂”。
鲁迅(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和翻译家和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出身于破落的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思想影响。 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学医,后从事文艺等工作,企图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9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为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对人吃人的制度进行猛烈,地揭露和抨击,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的工作,站在反帝反封的新文化运动的最前列,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 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呐喊》、《坟》、《热风》、《彷徨》、《野草》、《朝花夕拾》、《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表现出爱国主义和彻底的民主主义的思想特色。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品之一。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为反动当局所通辑,南下到厦门大学任教。1927年1月到当时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四一二&事变以后,愤而辞去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其间,目睹青年中也有不革命和反革命者,受到深刻影响,彻底放弃了进化论幻想。1927年10月到达上海。1930年起,鲁迅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进步组织,不顾国民党政府的种种迫害,积极参加革命文艺运动运动。1936年初&左联&解散后,积极参加文学界和文化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创作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这些作品收录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等专集中。鲁迅的一生,对中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和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进步的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莽原》、《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的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了大量古典文学,批判地继承了祖国古代文化遗产,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等等。 日病逝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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