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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解读的“创造性背离”
　　一、王国维的“创造性背离” 中国论文网 /9/view-7514241.htm　　王国维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按：应为“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人间词话》初刊稿第二十六则）这就是广为人知的“人生三境说”。 　　在这一则词话中，王国维引用了三个词句来表达“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这三句词分别出自晏殊《蝶恋花》、柳永《凤栖梧》和辛弃疾《青玉案》。 　　晏殊的《蝶恋花》是一首伤离怀远的婉约词：“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一句描写了主人公昨夜彻夜未眠，今晨登高望远，却不见所思的情形。这三句尽管包含望而不见的伤离意绪，但感情是悲壮的，没有纤柔颓靡的气息。 　　和晏殊的《蝶恋花》一样，柳永的《凤栖梧》也是一首登高怀人之作：“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阑意。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一句直抒胸臆，表达了主人公的钟情与执著。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辛弃疾的《青玉案》写了上元灯节时的回首一望，周汝昌先生说：“这发现那人的一瞬间，是人生的精神的凝结和升华，是悲喜莫名的感激铭篆，词人都如此本领，竟把它变成了笔痕墨影，永志弗灭！”[1] 　　基于以上分析可知，王国维所引的三句词在原词中各有所指，与“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并无直接关联。想必，晏殊、柳永和辛弃疾在写词的时候，也没有“人生三境”的念想。所以，王国维的理解无疑是背离作者原意的。对此，王国维自己也说：“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晏、欧诸公所不许也。”[2]那么，如何看待这种阅读现象呢？ 　　叶嘉莹先生认为：“王国维这样的解释方法，也是有一个由来的。从中国的传统来说，那叫做‘断章取义’”[3]“对于这种读诗的方法，其实在西方有一个意大利的学者墨尔加利（Franco Meregalli）也说过，他说这叫作‘creative betrayal’，就是‘创造性的背离’，他说读诗的时候你可以背离作者的原意，有你自己的更丰富的联想。德国的美学家沃夫岗?伊塞尔（Wolfgang Iser）也说，读书就是要从你读的书本里面有你自己的一种创造性的联想。你可以背离他的原意，有更丰富的联想。而中国古代从孔子，从《左传》里面使臣的问答，就培养出来了我们中国人带着丰富的联想读诗的传统。”[4] 　　二、叶嘉莹、周兴陆等人的“创造性背离” 　　有趣的是，后人对于王国维的“人生三境说”的理解，也常常是众义歧出，难以归一，表现出一定的创造性。现选录两位学者的解读如下： 　　复旦大学周兴陆教授认为：“‘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是事业和学问的第一阶段，有所追求，有所想念，然前面的路途是一片迷蒙，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心中也是茫然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是事业和学问的第二阶段，经历过迷蒙茫然之后，若能锲而不舍的话，方向就会逐渐明朗，目标就会逐渐明确，就是词中的‘伊’出现了。这时，追求的主体应该坚定执著、艰苦卓绝地探索钻研，培养主体的能力，增强主体的修养，纵使面容憔悴、身体消瘦，依然无怨无悔，用心去追寻、深入地体会对象。这在禅宗谓之‘渐修’。‘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是事业和学问的第三阶段，是在长期艰苦的渐修的基础上，一朝忽然开悟，茅塞顿开，天机骏利，触处皆通。这在禅宗谓之‘顿悟’。”[5] 　　著名学者叶嘉莹先生认为：“我们每天耳之所闻，目之所见，目迷乎五光十色，耳乱乎五音六律，我们的耳目都被那些繁杂的、奢华的、眩惑的、迷惘的声光色彩所引诱了，所以你追求世俗之所尚，所以你就与世俗同流合污了，真正有智慧的人要‘昨夜西风凋碧树’，你要把遮蔽在你眼前的社会上这一切吸引的诱惑都超越过去，你要有这种超越的精神，你才能看到高远的理想，你才不是为个人的、世俗的、一己的得失而生活。所以王国维说‘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是成大事业、大学问的第一个境界……这里‘为伊’的‘伊’，还是指的那个成大事业、大学问的理想。我为实现我的这个理想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执着地追求的毅力……忽然有一天我恍然大悟，我得到了。得到的这个东西不一定是外在的名利禄位，而是真正在内心之中达到了一种自足的、自我实现的境界。”[6] 　　仔细琢磨，不难发现，两位教授的解读也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对前两个境界的理解上。周说认为：第一境虽有追求，但无目标；至第二境，因锲而不舍，目标逐渐明确，‘伊’出现了。叶说认为：第一境意在传达要有去除遮蔽、超越诱惑的精神，方能看到高远的理想；第二境的“伊”，当为第一境中所见的那个高远的理想，那个成大事业、大学问的理想。那么，他们的解读，哪个更符合王国维先生的原意呢？王先生已然作古，结果似乎也就无从论证了。如果其中有一说不符合王先生的原意，那么他（或她）的阅读行为，无疑也具有一定的“创造性的背离”了。 　　三、吃鸡蛋的时候，你考虑母鸡的感受了吗？ 　　钱钟书的《围城》出版后，有一位英国女士给他打来电话，说她喜欢《围城》，想见见他。钱钟书婉言谢绝道：“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见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的确，我们吃鸡蛋的时候，又有几人认识下蛋的母鸡呢？又何必一定要考虑母鸡的下蛋意图呢？难道一定要考证、推敲、搞清母鸡的下蛋背景、动机、经历等等信息，才能更好地吸收鸡蛋的养分吗？作品与作者的关系，近似鸡蛋与母鸡的关系。母鸡下完蛋，拍拍屁股就“走人”了，哪里还要牵挂蛋被何人以何种方式消费掉了呢？同样道理，作者写完作品，读者怎么读，那是读者的权利，作者就无权干涉了。作者更无权要求读者一定读出所谓的创作意图。读者阅读的目的，也不尽在揣摩、论证作者的写作意图。
　　清代学者谭献在《复堂词录序》中说：“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未必不然”，阅读就是一种创造性活动，创造性阅读文本是读者的权利，文学文本已然给读者提供了创造性阅读的空间。意大利学者弗兰哥?墨尔加利在《论文学接受》中将读者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一般性读者，能够从表面把作品看过去，这是最普通的读者。第二类是透明性的读者，能够透过作品表层的意思看到里面的本质。第三类读者是把作品当成一个出发点，然后通过自己的想象对之做出一种新的创造性的诠释。”[7] 　　元稹创作的《莺莺传》，站在张生的立场，称“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为其辩护，对其美化，然而这丝毫不能改变读者对张生“始乱之，终弃之”的无耻行径的厌恶；元稹虽借张生之口污蔑崔莺莺为“尤物”?p“妖孽”?p“不妖其身，必妖于人”，称自己“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然而这丝毫不能影响读者对莺莺勇于挑战封建礼教、追求自由爱情却遭背弃的悲剧命运的同情。后代的读者，对这个爱情悲剧极为不满，不断对故事进行改编，尤其是经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至元代王实甫的《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从根本上改变了《莺莺传》的主题思想和莺莺的悲剧结局。在《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中，崔张两人的爱情道路虽然崎岖坎坷，但是他们坚贞不渝，勇于冲破封建礼教、婚姻制度的束缚，有情人终于成了眷属。假如元稹看到《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不知会有何感想？很显然，后代读者的改编是对元稹创作意图的背离。这种创造性的背离，让故事内容更加健全丰满，让作品的主题也更加丰富深刻，无疑具有巨大的价值。 　　叶嘉莹教授说：“有这么一种‘creative betrayal’，你读什么书都可以读出自己的见解，如果它是好书那当然是好，即使是坏书你都可以超越它，读出你自己的高深的见解来，这才是真正会读书的人。”[8]此言不虚也！读书不能尽围作者转，要活读书，而不能被书牵着鼻子走，照本宣科，本本主义。读书，要勇于对话，勇于创造，勇于取舍，让作品为我所用。 　　参考文献： 　　[1]周汝昌 唐圭璋等：《唐宋词鉴赏辞典》（南宋?辽?金），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3月第2版，第1470页。 　　[2][5]黄霖 邬国平 周兴陆：《〈人间词话〉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12月第1版，第56页，第57页。 　　[3][4][6][7][8]叶嘉莹：《〈人间词话〉七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5月第1版，第78页，第80页，第76页，第80页，第83页。 　　肖元凯，教师，现居江苏宿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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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中职语文教学中，可以通过创造性阅读方法引导学生阅读，从而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提高其阅读能力。本文结合作者的语文教学实践，从质疑、指瑕、补白、背离、悬测、联想等六方面对创造性阅读方法进行阐述，总结出一些创造性阅读方法在中职语文教学中的实践经验。
&&& 关键词：中职；语文教学；创造性阅读
&&& 在中职语文教学中，如何引导学生阅读，让中职学生在阅读中收获到相关知识点，并从中得到阅读的乐趣，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教师不能因为中职学生文化基础相对薄弱而忽视教学过程中一些有益的探讨。传统的阅读注重接受、继承、模仿，而创造性阅读注重怀疑、批判、创新。创造性阅读对于弘扬中职学生的主体精神，对于提高中职学生的创造能力大有裨益。
&&& 下文将结合笔者的语文教学实践经验，就如何在中职语文教学中运用创造性阅读方法进行一番探索，以提高中职语文教学实效。
&&& 一、在质疑中引导学生阅读
&&& 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质疑可以在各个方面进行，字词、句子、篇章、思想&&如《游褒禅山记》中有这样的句子：&距其院东五里，所谓华山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华山之阳&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在文言文里山的南面谓之&阳&？通过介绍，可以让学生知道，古文言文中提到阴阳一般都是指地理方位的，山南水北为阳，即山的南面水的北方称为阳，相反的就是山北水南为阴。搞清楚这个问题，无疑会让&&& 学生注意到文言文中的一些文化常识。
&&& 再如《邶风&静女》里有&爱而不见，搔首踟蹰&一句。这里为什么静女会&爱而不见&呢？经过讨论，学生们得出以下理由：一是静女的性格导致她害羞而不见；二是恋爱中的静女故意躲起来让主人公&踟蹰&，表现出古代一对热恋中的青年男女的浪漫。又如《水浒传》里，高俅一而再再而三地把林冲往死路上逼，然而林冲却步步退让，隐忍苟活。八十万禁军教头，就那么懦弱？这跟他的社会地位、家庭背景是否相关呢？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其实也是对林冲思想的一次检阅。
&&& 二、通过指瑕让学生有新的思考
&&& 指瑕，是指对原文主题思想、艺术构思、词句运用等方面存在的不足进行批评。虽然中职学生在认知、理解、欣赏等方面水平有限，但笔者认为应允许并鼓励他们对原文进行适度的批判，这有益于培养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例如，有学生对舒婷《致橡树》&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一句指瑕：这首诗的主题是要表现女性的独立，然而这一句却在潜意识里透露出对男性的依赖，所以，有学生认为最好别这样写。其实，这已不仅仅是怎样写的问题了。通过课堂上的探讨，学生&有模有样&地对课文进行指瑕，只要教师结合主题进行适当的引导，就可以培养中职学生在阅读方面的独立思考能力，从而激发其阅读的兴趣。
&&& 三、通过补白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 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中往往存在着许多空白。在阅读教学时运用补白法，不仅有利于深化对文章主题、人物的理解，也有利于培养创造想象能力和创造思维能力。例如，《孔乙己》结尾处这样写道：&我们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是死了。&在此处作者用了&大约&又用&的确&是否矛盾呢？孔乙己后来会怎么样呢？笔者启发学生联系前文孔乙己的社会地位和性格特点进行思考，学生们各抒己见，有的说孔乙己因伤口发炎死去，有的说因寒冷无衣穿被冻死，有的说因无钱吃饭而饿死&&通过合理的想象和创造，学生填充的合恰，进一步加深了对课文的理解。再如莫泊桑小说《项链》，玛蒂尔德以后的生活会怎样呢？或许又遭受一次沉重的打击，一蹶不振；或许她会幡然悔悟，改变人生的观念；或许&&名著《红楼梦》，曹雪芹只写了前八十回，高鹗进行补白，续写了后四十回。同学们读了之后，是不是也可以尝试一下呢？
&&& 四、在准确把握原意的基础上背离
&&& 背离阅读作为一种阅读方法，是指故意违背文章原意的一种阅读。文学史上最经典的例子就是王国维的那段话：&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其实，王国维用来说明做学问三种境界的句子在晏殊、柳永、辛弃疾的原词中根本不是那样的意思。他在深刻理解的基础上，故意违背原意，创造性地使用了，然而，却别有一番韵味。陆游《游山西村》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本是写自然景象的，现却用来比喻事情在艰苦摸索中突然有了新的转机。这也是进行创造性阅读的结果。背离阅读要求读者不是毕恭毕敬地遵循原意，而是要在充分、深刻理解原意的基础上，积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作用，把自己的迥异于原意的某种观念投射到原文里可以产生不同联想的字句中去，从而对原意加以拓展、超越，甚至转移，让其焕发出新的意义。
&&& 五、通过悬测进行创造
&&& 悬测法就是在某一段、某一章、某一篇未读完之时，自己根据已读过的内容对后面作者所要写的进行猜测。比如，读贾平凹的散文《丑石》，文章的第一至第五自然段作者都是极写丑石的&丑&，以及人们由对它感到遗憾而至于嫌弃，用作者的话说就是&人都骂它是丑石，它真是丑得不能再丑的丑石了。&写到这里，接下来作者会怎么写呢？还是继续写丑石如何丑吗？还是通过什么办法让丑石焕发出人们所看不见的&美&？我们可以引导学生在阅读时根据自己对前面文字的把握而进行想象，然后把自己所想到的和作者所写的作一个对比，看看孰优孰劣。优，优在什么地方；劣，劣在什么地方。又如，读汉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焦母把刘兰芝逼走，兰芝回家后，阿兄又逼嫁。就在兰芝出嫁的当天，焦仲卿知道了消息。接下去会怎么样呢？也许两个人冲破阻碍，有情人终成眷属；也许他们无力反抗，双双徇情，留下一个悲剧&&而原文则是焦刘双双徇情，化作了鸳鸯双飞双栖。这是一个悲剧的，然而又有点&大团圆&味道的结尾。
&&& 六、通过联想进行扩展
&&& 在中职语文教学中运用联想法阅读的时候，可以进行相关联想、相似联想、相反联想、因果联想等。比如，读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就可以联想到他的《桃花源记》《饮酒》诗等，还可以联想到王维和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也可以联想到与此思想和风格相反的初唐的那些追求建功立业的诗，甚至还可以联想到产生这些诗歌的经济政治、社会思想、个人际遇等深层原因。在阅读中注重对中职学生联想能力的培养，不仅能激发其对语文学习的兴趣，提高阅读能力，更能扩展他们的知识面，提升其语文素养。
&&& （作者单位：惠州市惠东县惠东职业中学）
&(责任编辑： 何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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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题阅读过程中的“创造性背离”是新批评流派提出的文学批评理论。 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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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叛逆：争论、实质与意义
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上海200083
摘　要: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提出的“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的说法引入中国大陆学界后，引发了热烈的反响，有肯定，有误读，甚至还有抨击。本文拟通过对相关观点的分析，以及对“创造性叛逆”这一说法理论内涵的剖析，揭示“创造性叛逆”的实质及其对当前翻译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上海200083)　　摘要: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提出的“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的说法引入中国大陆学界后,引发了热烈的反响,有肯定,有误读,甚至还有抨击。本文拟通过对相关观点的分析,以及对“创造性叛逆”这一说法理论内涵的剖析,揭示“创造性叛逆”的实质及其对当前翻译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关键词:翻译研究;文化转向;创造性叛逆;埃斯卡皮　　中图分类号:1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 - )- 02 - 0033 -8　　鉴于翻译行为时时刻刻都会面临并必须处理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而处理这些跨越语言、跨越民族、跨越国界、跨越文化的信息传递又必不可免地遭遇不同程度的信息的失落、扭曲和增添,因此,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敏锐地指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他还紧接着说:“如果大家愿意接受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这一说法的话,那么,翻译这个带刺激性的问题也许能获得解决。”[1:137]　　我非常欣赏并赞同埃斯卡皮这个关于翻译的观点,认为它道出了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的实质,所以从上世纪90年代初起,我就不断撰文予以介绍和阐释,①并最终在我于上世纪末出版的《译介学》[2]一书中给予了比较全面、系统和深入的阐述。　　让我始料未及的是,当我把“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的观点引入中国比较文学界和翻译界以后,它在中国大陆学界引发了非常热烈的反响,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探讨“创造性叛逆”的论文不断见诸各学报和杂志。据我以前的一位博士生通过对中国期刊网收录的论文调查统计,以“创造性叛逆”为题的论文在2001年以前一共为7篇,2002年是8篇,从2003年到2005年分别是6、5和9篇。但从2006年开始,这个数字开始有了非常大的增长:2006年有21篇论文题目中包含着“创造性叛逆”,2007年同样有21篇,2008年则是22篇。值得注意的是,2006年有一篇以“创造性叛逆”为题的博士学位论文,年共有4篇硕士论文以创造性叛逆为题。①2006年更是有一部以创造性叛逆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出版。②这还不包括更多的涉及和探讨“创造性叛逆”但并未在标题或关键词中予以明确体现的论著。　　不无必要指出的是,这些热烈的反响并非都是对这个观点给予肯定的,实际上这些反响中还包含着不少的对此观点的质疑、批评甚至抨击——我称之为是对“创造性叛逆”自身意义的“创造性叛逆”。这倒也应了埃斯卡皮的另一段话:“我们看到,国外读者不是直接理解作品的;他们要求从作品中得到的并非是作者原本想表现的东西。在作者的意图跟读者的意图之间,谈不上什么相互吻合或一致性,可能只有并存性;就是说,读者在作品中能够找到想找的东西,但这种东西并非作者原本急切想写进去的,或者也许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过。”[1:137]　　事实也确是如此。中国大陆学界有一批学者,似以中青年学者居多,在接触到“创造性叛逆”这个说法以后,倒也是由衷地赞赏这个说法,并真诚地为之叫好。他们也认为这个说法确实道出了翻译的本质。但与此同时,他们又错误地把这个说法简单地理解为一种翻译的方法和手段,并牵强地把这个说法纳入某些理论框架中去。所以他们接过“创造性叛逆”这个说法后,会热衷于探讨“什么样的创造性叛逆是好的创造性叛逆”、“什么样的创造性叛逆是不好的创造性叛逆”、以及“该如何把握创造性叛逆的度”等明显背离这个说法的本意、并误人歧途的一些问题。　　譬如有学者认为,“创造性叛逆”应该是“翻译主体在某种明确的再创作动机驱使下完成的创造性行为,是对原作进行的能动的转述和转换,像有意识的‘误译’、编译、节译、改编等都属于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的现象。”而一些漏译和误译等现象是无意识型的,是消极的“背离”,不属于“创造性叛逆”范畴。在他看来,“创造性叛逆”中的创造性应表现为“新价值的发现、论证、判断和被认可”[3]。　　还有学者认为“创造性叛逆”这一定义比较模糊,未能对创造与叛逆之间的关系加以深究,从而导致对创造性叛逆译者、接受者与接受环境分类的混乱。他认为,应该将“创造性叛逆重新定义为忠实性创造和叛逆性创造”。“译者主观上尽可能准确把握原文,客观上也体现了原文风貌的创造为忠实性创造;与之相反,译者有意歪曲原文,或虽主观上试图忠实原文,实际上歪曲了原文的创造为叛逆性创造。”[4]在该学者看来,庞德的翻译就属于“忠实性创造”,而非“叛逆性创造”。　　更有学者采用语用学的理论、顺应性理论等对“创造性叛逆”进行研究,提出“创造性叛逆作为一种翻译手段,可以有效地再现最佳关联,即达到原文作者的意图与译文读者的期待的最佳关联”[5];认为“创造性叛逆是在难以进行直接的语言转换或文化传递的条件下,译者根据翻译的目的,超脱语言的制约,突破文化差异造成的隔阂,实现对原文的高度忠实的一种翻译策略”,并认为忠实于原文就是忠实于原文的顺应,“创造性叛逆”是在难以进行直接的语码转换和文化传递的情形下所做出的成功顺应[6]。这些观点实际上是对“创造性叛逆”的误读。　　而另有一些学者,以在高校长期从事实践翻译教学的教师和长年从事文学翻译的老翻译家为主要代表,他们对“创造性叛逆”的说法感到非常困惑。譬如法国文学翻译家许钧一方面充分肯定“创造性叛逆”的研究价值,但另一方面又提出几个问题质疑:第一,原作的变形,有的是出于客观的障碍和各种差距造成的,有的是译者主观造成的。如果这种变形是创造性的,那么,“一味追求创造而有意偏离原作,岂不违背了翻译的根本目标?”第二,创造性叛逆从狭义的翻译的语言转换过程中延伸到了原作的接受与传播过程当中,接受主体不同,对原作的理解和接受也有异。但是,“读者的主体性对翻译本身到底会起到怎样的作用?过于强调主体性是否会造成原作意义的无限‘撒播’而导致理解与阐释两个方面的极端对立,构成对原作的实质性背离呢?”[7]　　与以上纯粹从学理层面上发出的质疑相比,以下这位老翻译家的话那就简直是破口大骂了。在他看来,翻译就是要讲究“信”,讲究“忠实”,“翻译,无信则不立”。“叛逆”既然已经是对原文的背离了,怎么还能加上“创造性”这样的美誉?他将矛头直指“创造性叛逆”,认为对创造性叛逆的研究就是导致近年来图书翻译质量下降的原因,认为“这种理论的特点是脱离中国翻译实际,鼓吹一种病态的审美观,声称翻译可以脱离原作,误译、误读,甚至更有利于传播与接受,从而在客观上助长,甚至是教唆质量的下降。”[8:136]　　以上这些学者和翻译家,因为长期以来沉浸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所以在思考翻译问题时总也跳不出翻译实践的圈子,把所有对于翻译的研究、对于翻译的认识和说法都简单归结为对翻译实践的指导。殊不知“创造性叛逆”并不是一个用来指导如何进行翻译的方法和手段。我在《译介学》以及相关的论文中,通过对翻译中文化意象的失落、扭曲、增添,对翻译中的误译、误释等问题的阐述,比较具体而详细地分析了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客观存在和表现。任何一个严肃、认真、理智的学者和翻译家都应该看到,“创造性叛逆”这一说法深刻地揭示了翻译行为和翻译活动的本质。就译者而言,尤其是一个认真、负责的译者,他主观上确实是在努力追求尽可能百分之百地忠实原文,尽可能百分之百地把原文的信息体现在译文中,然而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译文与原文之间必定存在着差距。这个差距也就注定了翻译中必定存在着“创造性叛逆”这个事实。这里不无必要再一次强调指出的是,“创造性叛逆”一语只是英文术语“creative treason”的迻译,它是个中性词,是对一种客观现象的描述。在原文中,这里的“创造性”一词并无明确的褒义,“叛逆”一词也无明确的贬义。有关“创造性叛逆”这一术语在中文语境中引发的或褒或贬的种种联想,其实是中文语境增添给它的,这也恰好证明了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存在。　　与上述翻译家和翻译教学界的学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中国文学界的专家学者对“创造性叛逆”一词的反应却异乎寻常地敏锐,他们立刻察觉到这一提法背后所蕴含的丰富而深刻的内涵。譬如专治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著名学者孙绍振教授在读了拙著《译介学》之后,立即给笔者发来电子邮件,指出:“‘创造性叛逆’的提法具有原创性,把这当作一般规律,是十分警策,而且是有学理基础的。先生此见,极具启发性,它使我想得更远。其实这不仅是译介,而是一切引进外国思想的规律。从严复引进天演论开始,就是创造性的误读和创造性的反叛。鲁迅笔下的国民劣根性,本是西方传教士罗列中国人种种缺点,经日本人的转译,到了鲁迅手里,又成了对于中国传统的消极文化价值观念的批判。就是毛泽东引进共产主义的学说,也是创造性的反叛。日本人、西方人讲孔夫子、老子、莫不如此。在文学上,庞德的意象派引进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叠加,也是从误读到创造性的反叛。”他还进一步指出:“先生的原创性概括,值得再发挥下去,从译介出发,向一切引进国外的文论方面拓展,可能有望成为一种系统学说,此范畴亦可被广泛接受,并可能被衍生为系列的话语。这里有个民族文化传统的冲突和错位问题,还有不同民族的深层价值观念问题,还有思维方式问题。把这两种思维方式在译文中调和起来,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既不可太拘泥如鲁迅的‘硬译’,又不可如现代后生的乱译,其中有一口理论的深井值得深挖。”[9:115　- 116] ......(暂无全文信息，请到维普官网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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