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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徐忠：房价上涨过快会对经济造成什么伤害
近年来我国建设用地供应面积呈逐年下降趋势，与旺盛的住房需求之间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成为推高房价的主要因素。
导读房地产行业的矛盾是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各种矛盾的集中反映。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最近撰文表示，我国房价上涨过快，一些城市房价远超合理水平，对消费和投资产生净挤出效应，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拉大收入差距，客观上也推动了经济中杠杆率的上升，严重威胁着宏观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因此，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房价过快上涨，不但与经济发展转型升级方向“南辕北辙”，而且极易引发系统性风险，对宏观经济产生诸多负面影响。徐忠指出，近年来我国建设用地供应面积呈逐年下降趋势，与旺盛的住房需求之间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成为推高房价的主要因素。其次，从财税体制上看，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不匹配，导致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与房价之间的因果关系倒置。从金融调控上看，宽松的货币政策，即低息信贷供给是造成房地产泡沫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徐忠认为，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应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探寻房价持续上涨的宏观经济影响以及结构性体制性根源，构建房地产市场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徐忠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以下为内容全文：房地产行业的矛盾是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各种矛盾的集中反映。可以说，在当前发展阶段，我国房地产市场已经完全满足系统重要性特征，而历史经验也反复证明，如果经济和金融发展过分倚重房地产，并听任房地产价格持续快速上涨，则其极有可能成为触发系统性风险的结构性短板，进而对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造成重大危害。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应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探寻房价持续上涨的宏观经济影响以及结构性体制性根源，构建房地产市场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房价过快上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鉴于房地产关联的行业众多，在我国，房地产一直被作为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甚至在以往的宏观调控中被作为调控工具。在我国体制条件下，房地产投资作为宏调工具，往往伴随着房价快速上涨，房价过快上涨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巨大的负面效应。从这两年经验看，我国房价上涨过快，一些城市房价远超合理水平，对消费和投资产生净挤出效应，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拉大收入差距，客观上也推动了经济中杠杆率的上升，严重威胁着宏观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因此，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房价过快上涨，不但与经济发展转型升级方向“南辕北辙”，而且极易引发系统性风险，对宏观经济产生诸多负面影响。首先，对消费的净挤出效应。房价波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可以归纳为房价波动的财富效应与挤出效应。一方面，房价的上升通过实现与未实现的财富效应及其流动性约束效应等渠道来提高居民的财富，从而促进其消费的增长；另一方面，房价的上涨经过预算约束效应、财富重新分配效应及其替代效应等途径，挤出居民消费，而最终影响则取决于正负向效应的力量比较。从我国当前情况看，房价上涨对消费的抑制作用已大于促进作用。大多数研究认为，我国房地产的财富效应较弱，消费依然取决于收入。近期相关研究表明，房地产价格长期上涨使得我国城镇居民不得不“为买房而储蓄”，城镇家庭流动性约束正在收紧，已经对消费产生了抑制作用。2016年，北京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从上年的7.26%大幅下滑至4.8%，远低于全国10.4%的同期增速，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亦是如此。其次，对投资的净挤出效应。房价上涨对投资亦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正向影响主要是指通过投资关联效应、抵押品增值效应和居民财富效应三个渠道对实体经济投资产生的促进作用；反向影响主要是指通过要素成本带动渠道、资金挤出渠道和投资替代渠道对实体经济投资产生的抑制作用。从我国当前情况看，挤出渠道和投机渠道所产生的反向抑制作用已超过正向促进作用。由于我国房价上涨幅度过快，推动土地价格及租金上涨、行业之间利润率差异过大，在房价快速上涨的一致预期下，加上经济周期处于下行阶段，导致资源向房地产部门的过度倾斜，加剧了实体经济成本的上升，直接抑制了制造业、可贸易品等实体经济部门的投资，影响了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再次，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阻碍作用。很多实证研究表明，房地产的高回报率吸引了众多非房地产企业进入房地产领域。尤为重要的是，在存在预算软约束和金融抑制的制度背景下，国有企业在信贷扩张过程中以较低的成本获取稀缺信贷资金，并大量投入到房地产领域，进而通过“资源再配置途径”形成高生产率企业补贴低生产率企业的“倒挂机制”，扭曲全社会的资源配置，阻碍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陈斌开等基于中国微观工业企业数据库的研究发现，房价每上涨1%，资源再配置效率会下降0.062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下降0.045个百分点。最后，对收入差距的扩大作用。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年第一季度公布的数据表明，过去半年，城镇无房家庭新购住房的比例为4.9%，低于已有一套房再购房的家庭比例的5.3%，低于已有多套房再购房的家庭比例的5.9%，更低于总资产处于前20%的富裕家庭买房比例的8.1%。这说明，房价上涨吸引了更多投机型买家，对为自住而买房的刚需者产生了挤出效应。作为结果，房价上涨拉大了无房者和有房者的差距，使得财富由无房家庭向有房家庭转移。当前房价持续上涨的结构性体制性根源第一，从供给体制上看，房地产供给弹性不足的地区更容易出现房地产泡沫。近年来我国建设用地供应面积呈逐年下降趋势，与旺盛的住房需求之间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成为推高房价的主要因素。从行为模式角度看，很多地方政府收入一半左右来源于土地收入。为获得更多的土地出让金，一些地方政府在“招拍挂”过程中，有意采用“挤牙膏”式供地模式，从而推高房价和地价，成为导致房地产供给严重滞后于需求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城市化布局失衡，导致土地错配和低效率使用，形成房地产供给的人为约束。在高度计划、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下，我国的城市化布局具有明显的计划经济色彩，政府行政干预扮演重要角色。全国均衡、分级管理、逐层落实的发展模式，难免与城市化、工业化发展的客观规律相违背，既无法满足城市化、工业化用地需求，又妨碍产业集群形成和城市化健康发展。正如库兹涅茨（Kuznets）所指出的，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我国东部地区、沿江地区在城市化、工业化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城市化、工业化起步早、发展快，居住用地工业用地需求旺盛。但是，政府对土地的计划控制使得土地利用未按照城市化发展规律紧凑发展居民住房，城市群建设远落后于人口流动的实际需求，抑制了城市化发展。在我国保证18亿亩耕地红线和粮食安全的国策下，目前建设用地的占补平衡无法跨区域实施。东部沿海地区及沿江地区的土地本应更多用于城市化和工业化，而不是用于农业耕地，结果实际闲置或荒废了，既没有也无法真正用于农业耕地。另一方面，行政手段干预过多，导致工业用地与居住用地配置失衡。国际上，大城市在土地利用结构上多以居住用地为主。纽约和东京居住用地占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比例分别为44%和73%，工业用地占比分别为3.9%和5.1%；而北京、广州和深圳居住用地占比分别为28%、29%和26%，工业用地占比分别为22%、32%和36%。鉴于工业用地的地价远远低于居住用地的地价，这种地价二元结构背后，实际上是居民部门对于企业部门的补贴和价值转移，住房价格的持续上升也就难以避免。第二，从财税体制上看，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不匹配，导致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与房价之间的因果关系倒置。从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进程及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提供看，房产税是地方政府公共投入的重要财政来源。保有环节的房产税不仅可以为地方政府带来持续稳定的收入，同时对调节房地产市场投资需求也有显著的作用。事实上，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与房价之间存在一种良性循环关系，即“房价越高――房产税越多――公共服务供给越完善――房价进一步提高”。换言之，不同区域、不同品质的房地产，内在价值不同，税收理应不一样。房价越高，房产税收得越多，该区域的教育、医疗等配套设施也就越完善。由此，又会带来该区域房价的提升，地方政府可以从房地产上收到更多的税收，从而进一步提升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和质量，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然而，我国教育、医疗等投入，都是由财政直接划拨资源，而且分配极不均衡，这必然导致不同区域公共服务供给的差异，并引发直接的市场行为扭曲，易引发类似爆炒学区房等行为。这种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与房价之间因果关系倒置的现象，本质上仍源于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不匹配，即地方政府缺乏足够的财权却承担大部分的基本公共服务责任。从税种看，我国增值税、所得税等主要税种都是中央地方共享税，地方无主体税种。从税政权看，地方没有开立税种的立法权，也没有调节共享税税率的权力，地方税收调控能力不足。房地产税迟迟难以推出，不但无法形成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与房价之间的良性循环，也使得地方政府缺少对房地产市场因城施策的调节工具。第三，从金融调控上看，宽松的货币政策，即低息信贷供给是造成房地产泡沫的必要非充分条件。货币性因素是影响房价波动的重要变量，但这种影响是非对称且是结构性的。对于供求关系较为平衡、市场竞争较为充分、价格不存在上涨预期的商品，货币性因素作用并不明显，货币投放过多未必会带来包括房地产在内的商品价格持续大幅上涨。反之，当供求关系存在失衡和价格存在一致性上涨预期时，投资者更倾向于选择以房地产为代表的保值增值资产进行投资投机。尤其是在我国土地供给被人为控制且缺乏弹性、不能随房价变化自动调整的情形下，低息信贷供给就有可能推动供求关系进一步失衡，从而导致房价上涨。因此，低息信贷供给是造成房地产泡沫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货币信贷因素，金融市场放松监管是造成房地产泡沫更为直接的触发因素。在监管放纵下，美国通过“低首付”甚至“零首付”向不具备偿还能力的居民发放住房抵押贷款，继而引发席卷全球的次贷危机，就是明显的例证。由此看，前两年我国政府相关部门打击首付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构建房地产长效机制应当回归“治本”初衷，至少包括以下几个要素：如何完善土地制度市场化机制，以增加土地供给弹性；如何建立与地方政府事权相匹配的财权，以形成地方公共服务供给与房价之间的良性循环；如何优化现行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构建我国房地产市场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近期，部分城市相继推出租售并举、租购同权、共有产权住房以及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可以进入租赁市场等试点工作，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住房租赁市场的发展，提高了住房供给的弹性。但由于中央地方财税关系尚未理顺，土地市场化改革未推进，户籍、社保、医疗、教育等配套措施并未完全跟进。此外，一些共有产权住房或农村集体用地租赁房地点过于偏僻也可能带来城市发展的交通问题，总的来说，这些探索对于抑制房价过快上涨有一定的作用，但依然属于辅助性政策，仍需要从根本上解决房地产市场的结构性体制性问题。目前，党中央国务院已就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明确要求，应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既抑制泡沫，又防止房价大起大落。一是房地产不宜再作为宏观调控工具继续使用。我国以往宏观调控中以刺激房地产作为调控工具的倾向明显。当前，房地产自身已成为挤出投资、制约经济转型与健康发展的严重问题，也是重要的金融风险源头，不宜再作为宏观调控工具继续使用。二是要以市场化为导向改革完善土地制度。要以市场化的方式发展城市群，改变严守耕地红线的传统思路，寻找保护耕地的新的市场化机制，在房价上涨过快的一线和重点城市，应加大居住土地供给数量，抑制房价过快上涨预期。同时，以土地当量为基础，按市场原则建立全国范围的土地计价交易统一市场，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占补平衡，通过市场化机制促进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建设用地指标的合理配置。目前，关于振兴东北的讨论比较多,但这些政策建议更多是从一个省的角度出发提出的。事实上，如果从全国的角度看，地区之间的竞争，会使人员和资金流向更有竞争力的地区；解决振兴东北的资金也应更多依靠市场机制。建立全国范围内的土地计价交易统一市场，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占补平衡，东北也很容易依靠丰富的耕地资源获得发展资金。依靠市场机制，可以让各地的土地的比较优势发挥出来。同时，地区之间的竞争也是各地发展模式优胜劣汰的竞争。三是要以房地产税为切入点，深化中央与地方财税体制改革。将房地产税改革纳入财税体制改革的整体框架，明确房地产税立法，使之成为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之一，减少其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对保有环节征收房地产税，采取房地产税和市政债相结合的方式，与当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挂钩，实现其与房价的良性循环。一些热点城市率先推出房地产税试点，有利于抑制房地产投资需求，释放存量房产供给。当然，房地产税起步应低税率、全覆盖、可负担，尽管起步阶段房地产税收收入不高，但可稳定房价的预期。短期内，应积极探索正规融资渠道，开展市政债试点工作，以城镇化建设项目未来所带来的现金流（包括可稳定征收的房地产税、公共设施及服务的使用者付费、商业繁荣后带来的各种税收增收等）来偿还债务，实现债务“发行、使用、偿还”主体的统一，从而实现在时间轴上把未来收益平移到当前来使用。通过“自用、自发、自还”，真正做到明确权责，激励相容，实现各级政府财政相对独立、自我平衡，提高地方政府举债额度，减轻中央和省级政府的隐性担保责任和硬性行政要求，更好地拓宽地方政府举债的“正门”。从长远看，应理顺中央地方财税事权体系，提高各级政府财政收入与支出的匹配度，赋予地方一定的税政权力，充实地方政府财权。第一，建立包括零售税、财产税、资源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使用者付费等在内的综合性地方收入体系；第二，给予地方政府开立地方税种的权力，尽快完成房地产税的立法；第三，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空间，调节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共享税本级分享部分的税率。四是继续保持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虽然有调节结构的功能，但本质上还是总量政策，不能期待单纯用货币政策解决中国的房地产市场问题。应保持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不动摇，稳妥调节好货币闸门，为抑制房价过快上涨和结构性改革创造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五是强化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和监管。要重视房地产价格因素对金融宏观调控的影响，可考虑在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中增加房地产广义信贷的偏离度指标，从信贷增速方面抑制房价大幅波动。因城施策调整个人住房贷款价值比，即首付比，严禁“首付贷”等监管套利产品滋生蔓延。六是政府在房地产过度繁荣时应加强管控，并加快住房保障体系和住房租赁体系的建设。鉴于投资者并非完全理性且存在认知局限，政府应当在房地产过度繁荣时加强管控。在新常态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房产税等长效调控机制推出并有效发挥作用之前，对一、二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应保持紧调控态势，不宜随着市场变化而放松调控。同时，应当加快住房保障体系和住房租赁体系的建设，做好中低收入群体住房保障，以稳定市场预期。来源：《中国金融》2017年第17期作者：徐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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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房价会成为一个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中国土地与房产问题系列谈之三■周天勇中国的城市化率比世界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滞后15％左右，其导致了服务业领域发展的严重不足，使农业中剩余了2亿劳动力。实际上，土地制度的不顺，特别是高房价，会严重阻碍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如果不进行改革，我们将会犯下历史性的错误。
　　一、需房者大部分购买不起高价住宅
　　中国的房价是不是很高？有的研究认为，房价和居民收入比应当在3―6的范围，6以上居民购买住房就非常困难了，7以上房地产市场价格就有泡沫了。有的研究认为，居民房价收入比应在6―7的区间。我认为，其研究对比，在两个方面是错误的。一是中国与一些发达国家城市化率比较高和人口城乡结构已经稳定不同的是，我国正处于城市化的阶段，大量需要在城镇购买房屋的是从农村向城镇转移的农民工家庭，而中国目前的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不统计他们的收入，房价与他们的收入相比，2007年高达16倍以上，这样高的房价，使农民工永远也进入不了城市，成不了新市民。二是中国城镇居民间的收入差距远比一些发达国家大，平均起来看，似乎房价收入比在6―7的范围，但是，对于60％的中低收入者来说，房价收入比在8―24的范围。
　　研究显示，在全国统计的7个收入阶层房价收入比情况中，最高收入户的房价收入比只有2．64，而最低收入户的这一指标却达到23．68，相差了9倍。其中，中等收入户的房价收入比为8．23，已经不具备购买房屋的能力，中低收入的居民占全体居民的60％，加上每年需要向城镇转移的农村人口，85％的家庭没有购买住宅的能力。（见图）
　　二、未来住房供给，是比粮食安全更严重的危机
　　有的学者分析，1996年到2003年中国粮食产量下降的最直接原因是粮食播种面积的下降，而粮食播种面积的下降一方面与耕地面积的下降有直接的关系，另一方面是农业结构调整、生态退耕等农业政策实施的结果。因此，他们建议，保证粮食播种面积，是当前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环节。
　　而天则研究所的研究认为，需要特别担心的是把粮食安全和保护耕地联系起来，即要求确保18亿亩耕地不许突破。我国改革以后的三十年人口增加了45％，粮食产量增加了60％，而耕地是减少的。可见耕地和粮食产量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保护耕地政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房地产的价格大幅度上升。价格上升并不是钢筋混凝土贵，也不是劳动力的工资高，而是土地供给有限。另外一个长远的后果就是延缓了我国城镇化的进程。几亿人口要进城不可能不占用农地。
　　显然，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我认为，粮食问题并不是想像的那样严重，其安全也可以通过多方面的措施得到保障，而如果对住房短缺和价格攀升不引起重视，不积极解决，危机一旦形成，将会导致严重的社会不稳定局面。
　　我们将居民的食品消费和居住消费进行比较。
　　首先，从居民消费支出结构上看，食品消费在居民的支出结构中是逐年下降的，而居住消费在居民支出结构中是逐年上升的；居民食品消费的负担会越来越轻，而居住消费的负担会越来越重。从1978年―2008年的数据看，在城镇居民支出结构中，食品消费的比例从57．5％下降为37．9％，农村居民其比例从67．7％下降为43．7％。而居住消费，城镇居民则从1981年的1．39％上升到目前的30％左右，农村居民消费从1978年的3．16％上升到17．8％。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在居民最终消费结构中，食品消费占的比例在10％―20％，而住宅消费的比例将会上升到30％―40％。因此，对于居民来讲，特别是农村向城市和城镇转移的居民，居住消费支出的压力，要远比食品消费的支出压力大和沉重得多，而且会越来越大。
　　其次，食品安全方面出现问题，政府通过努力好解决；而住房方面出现的居民生活和引致的社会问题，政府很难加以解决。从居民阶层看，出现食品消费困难的主要是低收入户，占城乡居民总数的5％左右，一旦出现食品消费方面的困难，政府需要救助和补贴的家庭比例小，并且由于食品的价值相对住房要小得多，财政负担也较轻。中期看，我们可以通过技术进步、规模经营等措施来增加的产出，我们还可以从国际市场上进口农产品加以平衡。而住宅短缺，一个国家在短期内，无法以进口的办法来解决；而且，住宅建设需要土地，需要空间，除了提高层数和容积率以外，人类还没有扩大土地面积和空间的技术来增加住宅供给。
　　有的学者认为，高房价是合理的，买不起房应当租房。中国人自古就有自己拥有住宅的习惯，让绝大多数人去抑制这种欲望而终身租房住，是与中华民族的文化相冲突的。问题在于，如果一个社会80％―90％的居民都买不起住房，说明这80％―90％都是弱势群体，要么去租房，要么由政府来资助。我认为，这个社会肯定是不正常的。如果一个社会，80％―90％的居民都去租10％―20％的居民手中的多套房屋，而且由于土地的有限性，房屋的租金会年年上涨，整个社会就会形成10％―20％的房主吞食租金、与80％―90％的有工作但无资产的阶层并存的格局，从稳定方面来看，这将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社会。
　　从政府救助和帮助的角度看，住房与食品不一样的是，其价值量要比食品大得多。大多数的人口买不起住房，从政府财力的角度看，政府实际上是保不起的，也解决不了。建设部门出台了对中国各城镇买不起房屋的居民实行廉租房的政策，我认为，这个方案解决的是极少部分人（如3％―5％居民）的住房问题。如果80％―90％都买不起房，这种方案基本上没有什么作用。
　　再其次，房价太高，未来将会给中国酿成一场灾难性的社会危机。房价太高，就会出现大规模的住不起房屋的人口，特别要考虑的是，向城市和城镇转移的农民，80后和90后的从农村出来的年轻人，即使农村中有房，也会越来越多地不再回农村，这些人靠打工解决吃饭问题并不困难，难的是基本上购买不起城镇的住宅。拉美、南亚一些国家，当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人口买不起住房时，对贫民窟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政策，虽然市容景观不雅，社区条件很差，但是使大量的转移人口有了居住的地方。但是，中国的政府是一个强势政府，贫民窟在各城市的城管等体制下，根本无法存在。因此，中国与拉美和南亚国家不一样的是，未来在中国的城市和城镇中会出现大规模的或者租不起住房的人口，或者流动人口长期居住在面积狭小和条件极差的租屋或者工棚之中，或者出现大规模的无业无房人口，在城市和城镇中居无定所的游民可能会越来越多。
　　相当多的城镇居民买不起房，再加上转移人口基本上买不起房，其生活与富人的对比，其生活尊严的低下，其生活的沉重负担和艰辛，使他们对社会的怨恨，必将积累成对社会的仇视心理和反社会行为，形成社会不稳定的隐患。未来住房问题可能导致的社会危机，我认为，比粮食问题可能引起的危机，在现代社会更容易积累和发生，政府不易于控制，不易于解决，问题的后果和造成的损失，可能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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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10-2018年你还会买房吗? 高房价会对经济造成什么影响?
来源：一点合肥房产
http://house.ifeng.com/rss/news/30/news_buying.xml
经常看到后台的读者留言说，渴望回到2008年，说那个时候房价比现在至少低一半，而且最主要的是不！限！购！谁都没有预知未来的能力，依我看，2008年以前房价还便宜更多呢，不是跟大家抬杠，是很多人应该认识到一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商品的价格都会走高，想要把握投资的时机还是要跟上国家政策，国家的经济走向来。
在经历了2017年最严调控后，一线城市的房价应声下跌，而多数二线城市的房价还在上涨，但是今后会如何真的很难说，为什么国家从鼓励大家买房到限制买房？这中间到底经历了什么？
中国的房地产价格用一路飙升这个词恐怕还不足以形容它的上涨速度，那么，中国的高房价现象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换句话说，中国高房价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在我看来不外乎以下四点：
一、货币超发严重
中国的货币超发有多严重，大家看上面的图就一目了然。2015年底，中国的M2已经接近了140万亿元，基本上快接近美国M2一倍；而在2000年的时候，中国的M2还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超发了这么多货币，大多流向了房地产。大多数人之所以买房并不是没有房子住，而是觉得买房是赚钱最快的投资，而且是稳赚不赔的买卖，低价的时候买进，过个一两年卖出，赚个一倍甚至更高的价格，不费吹灰之力。
而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尴尬的局面就是，没有比房地产更好的投资渠道，在现在这样的年代，大家都讲究速度快，哪个产品最赚钱赚钱最快，就买哪个。而且现代人的价值观因为房价都发生了改变，以前大家会对做学问的人心生敬畏，现在哪怕你只是小学毕业，但你有三四套房，那么你肯定就会成为别人眼中的成功人士。
所以，高房价其实只是经济的消化池，消化了由于货币超发所带来的通货膨胀的泡沫，而且这样的膨胀是我们难以想象和接受的，打个最简单的比方，房价今年一万二每平，明年两万四每平；你早上吃的包子今年2块一个，明年12块一个，而且所有商品都一样，每年都这么增长，你会选择房价涨还是生活物品价格涨？房子大可以不买，但食品可以不吃吗？
二、中国长期的低工资制度和贫富差距大推动高房价
普通民众工资低了，资本所有者和政府的收入份额也就高了，低工资造成贫富差距过大和民众收太低。由于低工资和贫富差距过大，财富过于集中，普通民众收入和拥有的财富太少，造成中国内需严重不足。而需求不足，又造成生产相对过剩，企业开始变得艰难。消费不足，企业难做了，导致企业家投资实业经营企业的积极性降低和富人可投资的范围变窄。于是曾经的企业家无心做企业而变得更喜欢去投机，富人也因投资余地变小而加入到投机行列。这样，中国的房地产投机炒作就加剧了，房价被大幅拉高。供给短缺，又加剧房地产投资和炒房，进一步加剧普通民众的买房难。低工资和贫富差距让穷人买不起房，而富人买房能力和欲望超强，结果中国炒房与住房难冰火两重天。
其实房价上涨与经济增长是矛盾的。为什么这样说，当一个家庭为了买房，辛苦赚来的钱，除了日常的正常开销，大多用于储蓄，单位里只要发了钱一律存起来。那么就没有什么钱用来消费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实体经济越来越来做的原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点，从2008年开始，很多公司，私企、银行、机关，在过年过节发福利的时候，更倾向于发实体店消费卡，我记得还是10年的时候，武汉部分银行发年终奖发的就是消费卡，价格2万到4万不等，而不是以往直接发现金，就是为了让实体商业能够赚到钱，不然因为房价过高，钱都被用于买房还房贷，造成实体产业倒闭，从而造成社会动荡。
三、城市化造成大量住房需求，推动房价上涨
中国处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住房需求的增加和经济预期的良好，给房地产的投资和投机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利益刺激，拉动房价上升。中国的发展不均衡，中小城市发展不足，加上大城市的精神幻觉，让更多人涌入了少数大城市，必然推动大城市的房价上升。而且会导致大的城市越大。
麦肯锡有一个中国划分为22个城市群的图，在这些地方，将会聚集絶大部分人口。包括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圈。任志强说，过几年北京人口就过3000万。我是相信的。广东的城市化率比四川高10个点以上，也反映出省与省之间的差距。小型城市吸引力不足，主要是产业发展不完善，企业较少，吸纳就业能力十分有限。农村凋敞。
一些没有资源的农村，人口净流出，逐步凋敞。在大多数农村，青壮年大部分外出打工。春运就是一个现象，现象背后的原因是资源配置错位：有人的地方没厂，有厂的地方没人。依照目前的判断，城市的马太效应明显。当年邓小平下的第一批开放城市，在现在的优势和吸引力十分突出，吸纳就业能力强，所以人都往这些地方挤；另外一些城市，拿钱倒贴似乎也没人去，比如太原。目前一线城市在严控人口，而二线城市则在抢人，比如武汉、南京，势必会造成新一轮的房价上涨。
其实这些问题，我想ZF是非常明白的，所以17年开始了史上最严厉的调控措施，而且大力发展租房市场的建设和管理，而且大部分资金放在房地产上显然是不利于全民经济的增长的，虽然部分城市有松绑的现象存在，但是在刚刚开始起步的时候，终究是会有难度的，但是调控这件事会一直持续下去。目前一带一路大力发展外贸经济，出口实物和技术赚外汇，将会持续实现国民经济稳步增长。对于年轻人来说，未来有更好的保障住房措施，不再承受房贷的压力和痛苦，用赚到的钱追求更多的非物质生活，能够发挥创新的思路，而不是仅仅为了赚钱一味的仿制，整个世界观都会发生改变。
（文章来源：问君几多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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