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缺失下生命的悲凉——再论《菊英的出嫁》--《安徽文学(下半月)》2006年09期
幸福缺失下生命的悲凉——再论《菊英的出嫁》
【摘要】：《菊英的出嫁》是王鲁彦的短篇小说的代表作之一,文学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以往的评论常从社会心理剖析．冥婚中活人被死人所包围和独特章法上入手,并给予很高的肯定。本文试从菊英娘身上幸福缺失的悲剧着眼,进行生命意义上的解析,并试图探寻其背后的深层文化原因。
【作者单位】：
【分类号】：I20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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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二上学期当代文学期末考试资料整1
导读：1．结合作品分析当代农村题材小说与五四时期农村题材小说的差异答：1）内容――．，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运动成为中心，当代：向农民学习为农民服务，马原的《拉萨河的女神》以西藏的历史文化为背景显示出来的“叙述圈套”使其成为当代第，答：⑴．在文学美学意义上对民族文化资料的重新认识与阐释，⑶．对当代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丑陋的文化因素的继续批判，3）结构曲隐、布局精巧，深得古典诗词结构严谨之妙。4）语言苦心3） 结构曲隐、布局精巧，深得古典诗词结构严谨之妙。
4） 语言苦心经营、精心锤炼，但是绝不铺张，具有清新柔婉的特色。 四． 论述题 1． 结合作品分析当代农村题材小说与五四时期农村题材小说的差异 答：1）内容――． 五四：乡村日常生活，乡村风土人情占重要部分。例如王鲁彦《菊英的出嫁》是实写“冥婚”的，写菊英母亲为已去世多年的女儿按照严格讲究的地方性婚嫁习俗与一同样已去世多年的男子结为夫妻，展开了一幅幅生动的风俗画。 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运动成为中心，农村的乡风乡俗、日常生活退出叙述领域，偶尔出现也是为了证明或者补充现实斗争的合理性或者成果。例如，柳青的《创业史》和周立波《山乡巨变》以农村合作化为背景，《李双双小传》以农村大跃进为背景。
2）与农民的关系―― 五四：不论是以鲁迅为代表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还是以“乡下人”自诩的沈从文、京派作家都对农民是启蒙、俯视。例如王鲁彦的《柚子》以当时长沙地方军阀行刑杀人为题材，不仅对军阀视人命如草芥表示满腔愤怒，更揭示了蜂拥围观群众的麻木、自私、缺乏同情心，但是着愤怒是以一个“玩世者”的“我”的身份来叙述的。 当代：向农民学习为农民服务，要求深入生活，与农民在观点、立场、感情一致。事实上不可能，只是一种假想，并且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作家是带着国家政权的规定话语去体验生活、叙述农民。这种要求也限制了作家的创作视野和艺术表达。例如赵树理的《锻炼锻炼》，一方面批评主人公在思想和意识上还严重地残存着小农和私有观念，另一方面又批评农村干部横行霸道欺辱农民。 2． 结合具体作品谈谈你对革命历史小说的认识 答：⑴．革命历史小说的内涵 :叙述1921共产党成立到1949 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区间，以共产党为叙事主体从事各种改变社会、改变人、改变历史的活动。包括史诗性革命历史小说《保卫延安》《红旗谱》《红岩》，传奇性革命历史小说《林海雪原》，个人追忆革命历史小说《百合花》《青春之歌》《三家巷》。 ⑵．写作者的身份：亲历者。例如《保卫延安》的作者杜鹏程1938年到延安参加过革命 ⑶．革命历史小说的叙述形态的差异： ? 全景式、史诗性，重大史实加入虚构人物事件，试图揭示历史本质，借鉴西方及苏联卫国战争小说。例如《保卫延安》作品的总体构思就是以对“战争全局”的把握来关照具体的、局部性的战事和人物的活动。在虚构性艺术文本中，将有影响的历史人物(在这里是高级将领彭德怀)作为艺术形象加以正面表现。 ? 小型战斗、非正规军战斗，浓重的传奇色彩，故事性强，借鉴古代演义小说，接近现代通俗小说，有草莽英雄+政委的结构模式。例如曲波的《林海雪原》以“奇袭虎狼窝”“智取威虎山”等经典小说情节创造出人物的“传奇性”，赋予了人物性格 “浪漫”色彩。 ? 追溯回忆、抒情化的写作。例如孙犁的《铁木前传》表达了在对于农村“阶级分化”的描述中，作者所表达的忧虑，是有关真挚、美、纯朴友情在“时间”中不可逆转的磨损、变异的事实。回忆，是他小说的框架和情感基调。 ⑶．写作的目的：以对历史‘本质’的规范化叙述，为新的社会的真理性出示证明；以具象的方式，推动对历史的既定叙述的合法化；为处于转折其中的民众，提供生活准则和思想依据。
⑷．革命历史小说的时间与叙述 1）进化论的历史观
西方的进化论历史观取代中国传统的循环论历史观。
2）从胜利走向胜利 ? ? ? ? 小说往往从灾难或失败开始到胜利结束。 人物关系的时间化 革命历史小说忠奸邪恶两极分化是新旧二元对立的转移； ⑶．战争文化观念下的审美模式： 1) 歌颂赞美英雄； 2) 两军对阵的思维模式和二元对立的艺术模式； 3) 其三，由于战争是以辉煌胜利告结束的，战争帮助人们实现了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的美好愿望，所以英雄主义乐观主义的创作基调被作 为固定的审美模式，并以此形成了统一的审美风格特征。 3． 结合具体作品分析先锋小说的意义 答：⑴．把小说由创作变为写作，由强调写什么到重视怎么写，突出叙述的作用，把叙述本身看成是审美的对象。例如，马原的《拉萨河的女神》以西藏的历史文化为背景显示出来的“叙述圈套”使其成为当代第一部将叙述置于重要地位的小说。 ⑵．放弃传统小说将生活戏剧化处理的方法，放弃了对事件因果、本质联系的探询，只是把事件、事实客观地展示给读者，而期间的联系、意义、内容则是空白的。例如余华的《河边的错误》《古典爱情》读者无法按照传统的阅读习惯去理解。 ⑶．强调叙述人和叙述视角，重视叙述结构的设置以及语式、句法等纯文学性的要素。例如余华初期的作品《呼喊与细雨》《活着》等都很重视形式上的花样翻新。 ⑷．将写作由以往的经验性写作变为智慧性写作，注重挖掘个人化经验的非常特殊的角落。例如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的创作动机正是基于他在生活中对于以街头一老人哭泣原因的关注与猜测，这也是一种个人化经验的感受。 ⑸．主题大多是关于性、死亡、暴力。例如《活着》中一个个亲人、友人的相继死亡。 总结：自先锋派之后，现实主义代表的美学规范不再是天经地义的了。他们的形式主义实验表明文学写作可以依靠个人的艺术经验作为基础，中国文学开始进入一个多元分离的时期。 4． 结合作品谈谈寻根文学文化寻根意识的表现 答：⑴．在文学美学意义上对民族文化资料的重新认识与阐释，发掘其积极向上的文化内核。例如阿城的《棋王》直指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棋是中国文化中人格的象征，小说里的人物便在与传统文化的相融中，实现了一种超越世俗的人生追求。 ⑵．以现代人感受世界的方式去领 略古代文化遗风，寻找激发生命能量的源泉。例如张承志的《北方的河》，在他笔下那种富有生命力激情的人生境界中，民族文化精神与大自然的博大宽广、北方游牧民族的狞厉粗放的生存状态融合在一起，使人感悟到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强大的人格力量。
⑶．对当代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丑陋的文化因素的继续批判，如对民 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的深入挖掘。这虽然还是启蒙主义的话题，但 也渗透了现代意识的某些特征。例如韩少功的《爸爸爸》，作者以现代意识来审视一个原始部落里的生存方式，用象征的方法描绘出个体生命、种族生命以及人类整体的生命存在之间的关系，以及生命的艰难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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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20年代乡土小说中的乡村陋习
　　摘要：20年代乡土小说描写了众多的乡村陋习，是传统文化深深地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的最直接体现。这些乡村习俗不仅具有很高的民俗学价值，而且麻痹着人们的精神，并由此催生出“看客”、“颜面至上”等一系列病态心理，对于国民性瘤疾的研究意义重大。 中国论文网 /1/view-6224366.htm　　关键词：乡村习俗；精神统治；病态心理 　　中图分类号：I207.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X（0-01 　　“五四”退潮时期，一大批青年作者受鲁迅“改造国民思想”的影响，沿着他“描写广阔社会人生”的道路，以客观冷静的态度，转向了更加坚实的乡村世界，带来了他们极具乡土气息的小说作品，1923年以后，形成了现代乡土小说的第一个高潮。以王鲁彦、彭家煌、台静农、许钦文等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创作了大量反映中国乡村现实的作品，这些作品不仅是作者对自己熟悉的乡村生活的回忆和抒写，更是其对传统乡村陋习造成的悲剧的揭示，以及对传统文化的深层的思考，因而赋予乡土小说更高的价值。 　　一.传统的乡村习俗的展示 　　20世纪20年代中国乡土小说展示出来的乡村习俗中，冥婚、借汉生子、冲喜、卖妻、典妻、械斗等是比较常见的几种，而这些乡村习俗的产生，究其根源，抑或是传统中国男尊女卑、多子多福、宗族观念等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的绵延。 　　王鲁彦的小说《菊英的出嫁》是描写“冥婚”之风的杰作。作品中的菊英是一个生了白喉不治而终的八岁女孩儿，时隔十年，母亲倾其所能为女儿置办嫁妆，使其风风光光地“出嫁”，而“女婿”竟也是个和菊英年龄相当的去世多年的男孩儿。在彭家煌的作品《活鬼》中，荷生的祖父为了家族人丁兴旺，不惜怂恿妻子和守寡的儿媳妇去外面“偷汉”，这有悖人伦的做法是儒家男权文化和宗族制度的扭曲变形，作品描写的正是这种变态婚俗制下的乡民生活中的滑稽悲剧。台静农的《烛焰》披露的是“冲喜”的恶俗，芳华正茂的女孩儿翠儿，尊父母和婆家之命，在吴家少爷病入膏肓之际加入，意在借吉事冲走病魔的污秽之气，结果仍不免吴家少爷的撒手人寰，还造就了翠儿年轻守寡的悲剧；在小说《蚯蚓们》中，霓虹县农民李小因为大旱，粮食无收，不得以将妻子卖给赵一贵，“卖妻”使他换取了四十串文正以维持自己的生计；另一种畸形变异的婚姻形式是“典妻”，即丈夫将自己的妻子以某种契约形式短期租典给别人为妻的现象。出典的妻子大都有生育能力，丈夫因家庭经济困难，无力维持生计，只得同意将妻子按一定期限典给他人为妻，从中收取一定租金维持全家生计，到期将妻索回。租妻者大都经济比较富裕，而自己的妻子没有生育能力，租典别人的妻子是为传宗接代[1]。台静农的另一篇小说《蛆叫们》描写的便是“典妻”习俗，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一习俗的主要目的在“子”不在“妻”，因此这不仅是对女性人格尊严的践踏、“男尊女卑”观念的延伸，也是封建社会“多子多福”观念的写照。 　　二.乡村陋习对人的精神的统治 　　在20世纪的乡土小说中，众多作者以浓厚和苦涩的笔调，展开对一幅幅具体生动的风俗画的描写，字里行间透露着中国农业社会封建宗法制度对人的精神的荼毒，而这描写越是淋漓尽致，就越发使人对其危害深感震惊。 　　在《菊英的出嫁》这一小说中，菊英的娘是一位身备各种美德的传统农妇，她一生的愿望，是尽自己最大的力量“给女儿嫁一个老公、给儿子讨一个老婆”。她自己不肯做一件好的衣服，不肯买一点好的小菜，生病不肯雇女工，带病还要坚持劳作。但是在女儿去世十年之后，她却为女儿的“冥婚”准备了相当丰厚优越的嫁妆。菊英的娘本是这样一位值得尊敬的母亲，但是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她的“有意识的爱”却被“无意识的乡村陋习”所麻痹，让人深感痛惜。 　　小说《烛焰》中翠儿的母亲因为送女儿给病重的吴家少爷冲喜，而“渐渐地颓唐下去，形容也为之枯瘦了；都说是为了嫁女劳瘁，其实母亲的心却有说不出的隐哀”；母亲心疼女儿，却在吴家提出冲喜要求时讲道：“女儿毕竟是人家的人，你不答应也不成话”，“或就答应吴家，我想，当不会有什么……”。《蚯蚓们》中的李小看到即将被自己卖给他人的妻子无心睡眠，他全身战栗，听闻妻子啜泣，他也忍不住哭了。但是，伤痛和耻辱之余，他又以“这种情况不是个人意志能改变的”这种想法来自我安慰。在这些乡土作品中，通过哪些隐性的“有限的觉醒”被作品中显性的“传统的乡村陋习”所麻痹的过程中，不难看出封建陋习对人的精神的桎梏。 　　三.传统陋习催生出的“看客”、“颜面至上”等病态心理 　　马克思曾这样批判封建宗族制社会：“这种失掉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生活，这种消极的生产方式，在它另一面又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它使人屈服于环境，而不是把人提升为环境的主宰。”[2]我们可以将此理论具体化，来描述宗族制社会下的乡村陋习：冥婚、借汉生子、冲喜、卖妻、典妻、械斗等，在人们的意识中形成了既定的思维模式，麻痹、压抑、扭曲了他们的丰富、真实的精神情感，最终将“人”异化为“非人”，催生出“看客”“尊者权威”等一系列病态的心理。 　　“看客”心理源于鲁迅对国民性格的经典勾勒，至乡土作家笔下，以大量被麻痹了的乡村民众为原型的“看客”形象更加鲜明地活跃于他们的作品中。《柚子》中的“看客”麻木不仁，他们往往通过观看别人的痛苦，来满足自身感官的刺激，以旁观的姿态演绎着一场又一场“兽性”的“欣赏”[3]。《许是不至于罢》中的“看客”怯懦自私却不忘趋炎附势。财主王阿虞家夜间被盗，他们一边“只是保守着一个原则：管自己！”，另一边则是在天亮之后蜂拥慰问，使劲给自己贴金。其实，“看客”群体是封建主义的社会舆论的自觉制造者和传播者，是封建思想意识、文化观念、伦理道德的盲目维护者，当然也是封建思想意识、伦理道德的直接受害者。他们不懂得这个道理，盲目地以为“被看者”的遭遇与自己毫不相干、遥不可及，抑或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而愚昧地从众、失了“人”的本性。 　　在乡土作家笔下，还有一些所谓的“尊者”，他们或者腰缠万贯，“钱可通神”便受人敬仰；或者因为辈分高，得益于封建礼教而被人追捧；成为“尊者”的原因各不相同，但这些人有着共同的特征：即不惜一切代价地保有自己的颜面和地位。《许是不至于罢》塑造了财主王阿虞的形象，他没读过几年书，因为赚得大笔财产而扬眉吐气。他处处以“尊者”自居，遇到自己的族人借钱，即使百般不情愿，也依然要借出一点；自己娶儿媳，怕被强盗抢亲而但忧虑万分，却不敢和一个亲信的人讲，怕失了颜面；自家深夜被盗，邻里袖手旁观，他非但不能抱怨，还要故作姿态向大家道歉；当记者针对被盗事件聊起本村人坐视不管的时候，他只是微笑地回答“本村人许是不至于罢”，依然于公众面前呈现一副和颜悦色的儒者姿态。却在一个礼拜后，吃了一斤十全大补丸。 　　乡土小说作品中描绘的乡村陋习是传统文化落后一面的最直观展现，其形成的心理及社会根源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但是，它们荼毒着人们的精神，并由此催生出一系列的病态的心理，在当今时代仍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 　　参考文献 　　[1]刘胜男.“五四”乡土小说中的宗族描写与宗族文化批判[J].哲理论坛2009年第4期. 　　[2]易鲜花.鲁迅小说中的看客心理溯源.时代文学（双月版）2007年第4期. 　　[3]刘同涛.“示众”―小说《檀香刑》中的看客心理分析.井冈山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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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英的出嫁》是王鲁彦早期作品集《柚子》中的一部短篇小说，文学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多数时候被评论者作为王鲁彦研究的一个部分存在，成为论述王鲁彦的乡土小说题材、民俗学解读的一个例证，而单独作为研究对象的时候很少，忽视了小说本身的复杂性。本文将《菊英的出嫁》作为研究对象，尝试解读从文化学角度进行分析，探寻作品风格。
一、《菊英的出嫁》中的时代文化
&&&&&不同的是带有不同的文化，作家生活于时代之中，不能不深受时代气息的感染。文学作品必然要渗入时代文化的因素，表现出时代性。在文学创作中,作品风格与社会生活是密不可分的。
&&&&&鲁彦的小说创作把焦点对准了故乡农村，并为它设置了一个时代大背景，从而展示出一个动态发展的乡土社会。王鲁彦的作品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人情淡薄的宁波乡土社会。在那里，有人性中与生俱来的。对这些品质的描写，主要体现在普通民众的身上，看他们怎样对如史伯伯落井下石，怎样对王阿虞财主见死不救，这些人性中愚昧就可见一斑。然而王鲁彦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特殊的群体——乡村小有产者，他们在物质上十分充裕，但却过得提心吊胆。
&&&&&作者以略含嘲笑的笔调叙述菊英母亲为这场婚礼耗费的精神、体力与金钱，描绘人物对于这种毫无意义的事所倾注的饱满热情。充实的物质铺张、忙碌的人物行为，反衬出人物精神的空白与生命本质的无意义。
&&&&&&《菊英的出嫁》属于20年代乡土小说流派，“乡土小说”之所以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迅速崛起，除了文学自身的发展的，还有就是周作人等人的理论倡导，“五四”以后他着眼于世界文学，针对新文学存在的问题，从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角度，提倡乡土文学。在小说中，作者以绵密的笔致展示了浙东农村特异的冥婚习俗。通过对悲凉的社会的描写，抒发了对像菊英娘一样的人民的生存担忧，揭露农村社会残存的野蛮民风和愚昧陋习，是当时文学创作顺应时代发展的表现。
二、《菊英的出嫁》中的地域文化
&&&&&&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文化。作家总是生活在一定地域中，不能不感受到地域文化的气息。作家的文学风格必然渗透地域文化的因素，表现出地域性。
&&&&&&《菊英的出嫁》以浙东的农村和城镇为背景，选取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的生活素材，描写出具有浓郁的浙东色彩的风景画和风俗画。他之所以能写成一文，是由于从小对自己家族内外的女性操办冥婚仪式有着深刻的印象。在他看来，由于吴越一贯以来的“好淫祀”习俗使得人不知不觉落入了这个人为的陷阱，因而也成为首当其冲受害的一个群体。从冥婚的陋俗透露出江南“好淫祀”的弊病，从而揭示陋俗给妇女带来的直接的精神危害，这就是作家王鲁彦创作的根本目的。通过菊英母亲对已亡女儿的隆重婚事操办的描写，有力地批判了浙东的冥婚习俗。这种习俗的流行看似是对操办者的一种安慰与寄托，实际是麻醉活人的精神与灵魂，这种独特的民俗不仅劳民伤财，更是对人的精神的无情戕害。
&&&&&&因为菊英娘生活在浙东，浙东经济发达，比起西北落后地区，经济毕竟富裕。因为身处沿海之地，她的丈夫是一个飘海过洋在外经商的商人，因此家里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而这正是她为女儿举办隆重的冥婚仪式的“物质保障”。菊英娘在给女儿准备嫁妆的过程中考虑得极其周到细致，大至良田、金银珠簪，小至各种日用品，她都打理得“不亦乐乎”，而且“一切的事情都要经过她的考虑，她的点督，或亲自动手”。民俗仪式的场面让她心中非常的快活，兴奋、充实的心情一览无余。小说通过揭露控诉一幕幕婚姻、信仰陋俗，从而呼唤人性的自由与解放，倡导对女性主体的理解与尊重。
三、《菊英的出嫁》中的民族文化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作家生活于民族传统文化中，不能不接受民族文化的影响。作品的风格必然渗透民族文化传统的基因，表现出民族性。风格总是这样那样反映民族文化的特点，而形成文学的民族风格。
&&&&&&在《菊英的出嫁》中，主要人物是母亲和菊英。从菊英的家庭收入情况来看，我们不能否认菊英的家庭具有小资产阶级性质，而且受到现代工业波动的影响，这一点可从菊英的爹的奔波中看出。在这个家庭中，持家的女性——菊英的母亲，应该说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式的母亲：“菊英的娘对于穿吃，非常的俭省”、“菊英的娘和爹，一个千辛万苦的在家工作，一个飘海过洋的在外面经商，一大半是为的儿女的大事。”从这些简短的描写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中国式的节俭以及淳朴的家庭观念。而文章的重中之重——关于冥婚的风俗更具中国特色。中国二三十年代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仅体现在城市中，农村也在慢慢的发生着转变。在这块土壤上养育的人物，仅仅将这些人物概括为小资产阶级可能是欠周全的；而“中国式乡村”的概述也不免过于偏重王鲁彦小说的乡土特色。他们在物质欲流的冲击下，身份发生了改变。但是这种改变并没有完全的抹灭或者覆盖中国传统文化的存在。人们还是按照原有的价值标准来衡量着变动的世界。对于这些复杂的人物的把握，是鲁彦打开那个时代的窗口，也是鲁彦表现其纠缠主题的载体。
&&&&&&文中对菊英娘的描写处处表现着封建礼教对人民精神的剥削。菊英娘看到中西医对菊英的喉病都没有见效，于是就在某一天带了香烛和香灰去庙里求“药”。这种愚昧和《药》中的华老栓的愚昧，本质上是无差的。
&&&&&&身在阳界，但时刻不忘在阴界的女儿，似乎阴阳两界是触手可及、随时可以沟通之处。正是因为菊英娘有着这样一种“生命轮回、灵魂不死”的观念，才促使她用自己所有的积蓄为死去的女儿办了一场隆重的冥婚。为死去的人缔结婚事，表现着中国人浓厚的鬼神观念。冥婚把我们引入了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世界，作为线索为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这种民俗以及它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和民族心理指明了方向。这种国民精神上的愚昧麻木，和《祝福》中祥林嫂捐门槛的愚昧是一样的。
&&&&&冥婚制透现出愚昧落后的原始信仰，那铺排的煞有介事的程式在令人咋舌之余显得荒唐可笑。然而小说对菊英出嫁这一事件的始末描写，透露着一位母亲对早夭女儿彻骨的哀思，浸透着浓厚的无依无托的母爱。
&&&&&《菊英的出嫁》既无惊心动魄的大事,也无叱咤风云的人物,描写的是日常生活的事,平常的人。既无紧张热烈的场面,也无离奇曲折的情节。他的乡土小说具有鲜明的创作个性，使他能够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土作家群体中高人一筹。他的作品着意于关注人物复杂的心理状态，又彰显着浓重的时代氛围，浓郁的乡土色彩，既赞美又批判的复杂情感，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挥之不去的感伤情调。在冥婚现象背后蕴藏着厚重的现实，是作家对美好人性（探寻，对国民精神现状的探寻和对他们生存状况的忧虑。份伟大母爱给我们的震撼又是让我们笑不出来的，是让我们敬佩和同情的。
来源：百度文库
整理：一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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