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说「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 - 知乎<strong class="NumberBoard-itemValue" title="被浏览<strong class="NumberBoard-itemValue" title="1,191分享邀请回答482172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1.4K209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介绍一下中国股票市场的发展历史_百度知道
介绍一下中国股票市场的发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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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股票市场的产生、发展至今，仅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几乎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股票市场200多年的发展历程，这是辉煌的改革成果。当前无论是市场的组织结构，还是交易清算系统的效率，甚至包括市场的规模，同不少西方国家的股票市场相比，可以说没有太大的差距。然而，当代中国的股票市场是一个“新兴＋转轨”的市场，从“姓社、姓资”的长期争论，到邓小平的“坚决试，不行可以关”的英明决策；从股份制改革的争论，到开放股市为国企改革服务，并直到目前基本完成的股权分置改革，中国股市走过了近20年的风雨成长历程，经历了多变的政策选择。中国股票市场的发育、发展，是中国经济从计划体制逐渐向市场体制转型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资本市场改革和发展的经验，也是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中国股票市场产生、发育的特殊历史背景　　中国的股票市场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通俗的讲，西方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是遵循股票市场发展的自然规律，在市场经济的土壤里，自然生成的“天然产品”。而中国的股票市场，则是在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在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同时探讨公有制经济多种实现形式的土壤里，在既要学习借鉴西方发达国家股票市场发展的自然规律，又要考虑中国国情、遵循中国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催生的“人工产品”。这就决定了中国股票市场是有中国特色的股票市场。研究中国股票市场的发育、发展的历史，不能不首先搞清楚中国股票市场产生、发育的特殊历史背景。　　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为适应社会化生产和规模经营的需要，企业的资本组织形式逐步从独资、合伙发展到股份公司，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渐进的过程。建立在股份制度自然演化基础之上的西方国家股票市场的产生、发展、成熟过程，也必然表现为一个瓜熟蒂落的自然成长历程。　　在中国，股票市场是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产物。由于新中国建立初期学习前苏联的经验，存在对公有制形式的片面理解，单纯强调发展国有经济。社会化规模经营的大工业企业是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化分配制度，采取政府投资、国家所有的方式建立起来的。与此相适应，中国改革前企业的资本组织形式几乎是单一的国家所有、国有独资的形式。经过解放初期对独资、合伙甚至是股份制的旧官僚企业、民族资本家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解放后30多年的国家投资、国家重建，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已经形成了覆盖各个领域的庞大的国有企业体系。并在这种以国家独资为资本组织形式的制度基础上，形成了与之对应的社会分配机制、储蓄和投资运行机制。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机制转换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问题和矛盾也日趋突出地显现出来，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国有企业因传统的计划运行机制的弊端和自身的体制改革、运行机制改革一直没有取得根本性的突破，面临着经营困难、亏损面增大、负债率过高、资产结构不合理的困境；另一方面，在金融领域，因长期实行单一的银行信用体制和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预算软约束”，使得国家银行独自承受的金融风险日渐增大，其他国家不时爆发的区域性金融危机也一再为中国敲响警钟。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中国先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尝试：在国有企业领域先后推行放权让利、租赁制、承包制、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等多项改革措施；在国有银行领域，先后推行中央银行与专业银行分离、对国有银行进行企业化改革等多种尝试。但是这些改革效果都不理想。在这种情况下，处于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经济特区先行尝试进行了股份制改革，并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成功。随后，在地方政府以及中央政府的大力推广下，股份制改革被推到了中国整个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前台，股票市场成为令国人关注的焦点。　　可以说，中国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但真正出现改革热潮，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股票市场诞生后，才进一步引发起来的。在股票市场发展的初期，在巨大投资利益的诱惑下，广大投资者蜂拥入市，热情参与。改制后的企业和地方政府亦体验到股份制改革带来的巨大利益，地方政府和企业发现进行股份制改造是一条迅速获取大笔资金并借此使企业迅速摆脱困境的捷径，于是也倾注出巨大的热情。虽然，由股票市场热推动起来的中国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带有很大的、甚至不正常的利益驱动因素，但其在实践中显示出来的巨大魅力，却促使人们对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中引入股份制的可行性有了更为统一的认识。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了“股份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这充分表明时至1997年，对于大力推行股份制、发展股票市场，已经得到了包括中央领导高层在内的上下各界人士的一致认识和高度重视；同时也标志着中国股票市场发展的政策基调，已经从“坚决试”转变为“大力发展”。　　二、中国股票市场的阶段性发展规律　　纵观各国股票市场发展的历史，都呈现出一种阶段性发展的规律，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新兴股票市场表现得更为明显。股票市场具有阶段性发展的规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股票市场的行情走势表现出时间跨度很长的阶段性牛、熊市行情特征。一个国家股票市场的成长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新兴股票市场，要依次经历股价呆滞的初生阶段、股价狂升的无序炒作阶段、行情低迷的调整阶段，以及市场完善的成熟阶段。　　中国股票市场作为新兴市场，其发展同样要遵循上述股票市场发展的阶段性规律。目前学术界、证券界对于中国股票市场发展的阶段划分，存在着多种不同的划分方法。例如，有学者将中国股票市场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20世纪80年代末股票市场萌芽到1996年3月以前，为股票市场的试点探索阶段；第二阶段是1996年3月到1998年12月，以全国人大八届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为标志，进入中国股票市场发展的初期阶段；第三阶段是从1998年12月至今，属于中国股票市场的规范发展的阶段。　　还有学者依据美国学者安托尼·阿格迈依尔对发展中国家股票市场发展阶段的划分方法，把中国股票市场划分为停滞阶段、操纵阶段、投机阶段、巩固或成熟阶段、成熟阶段等五个阶段，并确定了相应的时间界限。　　基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发展过程的分期，本研究把中国股票市场主要划分为两大时期：第一时期为1990年末－2001年底，从1990年末沪、深交易所和中国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STAQ）两所一网的相继建立，到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作为新兴市场的发育时期；第二时期为2002年至今，是更加开放、规范和国际化的发展时期。　　在这两大时期，中国股票市场发展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　　1、1990年－1991年是股市的初创阶段。　　1990年12月和1991年7月沪、深证券交易所的相继挂牌营业，股票集中交易市场正式宣布成立，中国股市由此第一次具备了资源配置的功能。这一阶段是中国股份制改革起步初期，各项基本制度在探索中逐步建立，资本市场大多处于自我演进发展状态，资本市场体系初步搭建，整个市场规模较小，并以分隔的区域性试点为主，股票市场的发行和交易缺乏全国统一的法律法规，缺乏统一规范和集中监管。同时，对资本市场的发展在思想认识上存在一定的分歧。　　2、1992年－1997年是股市的试验阶段。　　此时股市能否长期存在仍然受到所有制问题的困扰，姓资还是姓社，成为影响股市存活最重要的话题。月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视察时指出：“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1]此后，中国确立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股份制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更多的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并开始在资本市场发行上市。1993年，股票发行试点正式由上海、深圳推广至全国，打开了资本市场进一步发展的空间。由此中国股市也于1996年5月迎来了大牛市行情。由于尚未形成完善的供求机制和市场监控机制，高速发展的股市立即出现了许多问题，股市价格暴涨暴跌，投资者尚未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投机之风盛行，黑市行为大量滋生等。打压整顿股市也因此成为接下来的宏观调控的内容之一。从证券监管的角度来看，年是由中央与地方、中央各部门共同参与管理向集中统一管理的过渡阶段。股市的监管机制开始形成，监管体系初具雏形，并规定了涨跌幅及交易量限制。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第一次从宪法的层次上承认“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一个特殊形式”，至此，股票市场的地位正式确立。　　3、1998年－2001年是股市的规范阶段。　　从1998年开始，中国开始正式启用法律法规手段规范管理股票市场。1998年4月起建立了全国集中统一的证券监管体制，国务院确定中国证监会作为国务院直属单位，成为全国证券期货市场的主管部门，同时其职能得到了加强。1999年股市又一次出现牛市行情高潮，一直持续到2001年。然而，太过火爆的股市已经严重脱离了基本面的支持，市盈率奇高，大量违规行为也不断被暴露出来，银广夏、蓝田等上市公司事件的发生就是当时股市混乱的缩影。同时股市的作用被定义为“国企解困”的一个重要途径，大量国企进入股市寻找资金，其上市公司质量参差不齐。以1999年7月《证券法》的颁布实施为标志，中国股票市场步入了以“规范与发展”为主题的新的发展阶段，同时，中国股票市场的制度建设也逐步走向成熟。经过几年的法制建设，中国证券法规体系逐步完善。到2001年底，中国证券期货市场初步形成了以《公司法》、《证券法》为核心，以行政法规为补充，以部门规章为主体的系统的证券期货市场法律法规体系。　　4、2002年－2004年是股市的转轨阶段。　　随着中国股票市场制度建设步入法制化、规范化发展阶段，随着国内宏观经济矛盾的转移，对股票市场功能的认识不断深化——它不仅是筹资的工具，而且股指的上涨还能带来财富效应，刺激消费增长，有助于改善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等。股票市场的地位被提升到改革与发展全局的高度来考虑。中国股票市场被赋予了新的功能，中央高层领导提出股票市场不仅要为国有经济改革服务，而且要为国家的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服务。但是，由于此阶段股票市场的制度安排、制度建设不尽合理，再加上盲目借用外国（主要是美国）的经验，对中国股票市场的特殊性认识不够，使得中国股票市场促进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高层次、综合性功能的发挥仍不理想，社会各界对中国股票市场功能发挥的现状有颇多不满。新一届的中国证监会开始着手完善监管体制。然而在股权分置问题没有彻底解决的前提下，国家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改革并没有收到预期的结果。这一阶段股票价值被严重低估，价格甚至一度低于面值，股市不仅没有达到资源优化配置功能要求，甚至连最基础的筹资功能也无法实现。2003年底至2004年上半年，南方、闽发、“德隆系”等证券公司长期积累的问题和风险集中爆发，是中国股票市场运行中不健康因素的集中反应。2004年1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国九条”），表明了政府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决心，以促使资本市场的运行更加符合市场化规律。　　5、2005年至今是股市的重塑阶段。　　2005年5月开始的股权分置改革，是中国股市重塑的一个过程。作为历史遗留的制度性缺陷，股权分置在诸多方面制约了中国资本市场的规范发展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根本性变革。截至2007年底，沪、深两市98%的应股改公司完成或者已进入股改程序，股权分置改革在两年的时间里基本完成。自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中国股市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代，正在承担分流银行资金和加快直接融资步伐的功能。尤为重要的是，股权分置改革以后，资本市场的融资和资源配置功能得以实现，中国一大批公司成功上市。特别是中国银行、工商银行、中国国航等超级大盘股的顺利发行，表明股权分置改革后的中国股票市场已经完全恢复了首发融资功能和资源配置功能，使中国资本市场进入了蓝筹时代。此外，中国股票市场还进行了包括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改革发行制度等一系列改革。经过这些改革，投资者信心得到恢复，资本市场出现转折性变化，沪、深股指纷纷创出历史新高。人民币不断升值这一重大货币、汇率政策，也是造就中国股市年大牛市行情的基本背景之一。截至2007年底，中国沪、深两市共有上市公司1550家，总市值达32.71万亿，相当于GDP 的132.6%，位列全球资本市场第三，新兴市场第一。2007年的IPO融资4595.79亿元，位列全球第一。日均交易量1903亿，成为全球最为活跃的市场之一。[2]由于股票市场的改革和创新，资本市场由此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全社会开始重新认识和审视资本市场的功能和作用。　　总体而言，与上述的中国股票市场的阶段性发展规律相适应，中国股票市场的功能也经历了从国有企业改革试点，建立直接融资渠道、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基础性功能；到促进国有企业转机建制（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搞活国有经济服务；再到促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高级、复合性功能的逐步演进历程。然而，当前的中国资本市场还存在着大而不强，以及上市公司治理、投资者自律、系统风险控制以及财富的不合理分配等等一系列问题，在这“新兴+转轨”的特殊阶段，都会长期伴随中国股票市场存在。因此，从股票市场成长阶段的基本特征是发展、完善和规范市场这一角度看，当前的中国股票市场仍然还处于比较稚嫩的成长期。　　三、中国股票市场发育、发展运行中的政策调控　　众所周知，政策是影响股票市场价格、回报和波动性的重要因素。一方面，任何国家和地区的股票市场都会对相关政策的出台有所反应；另一方面，在股票市场出现异常波动时，任何政府都会出台干预市场的政策。　　回顾中国股票市场近20年发育、发展的成长运行轨迹，迄今有着6次大涨大跌的历史，其成长运行轨迹不仅反映了周期性波动特征，更表现为周期性大幅震荡的运行特征。总体而言，中国股票市场发育、发展的成长运行轨迹呈现出明显的过度波动的特征。通过对中国股市历次大涨大跌的梳理，不难看出，股市的大涨大跌都跟国家政策因素密切相关。　　根据上证A股指数的历年波动情况，可以把政策调控对中国股市波动影响情况分为五个阶段：　　1、1990年4月－1993年6月：宏观经济政策从松导向下的股市波动状态　　1990年4月实行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利率下调，1990年8月、1991年4月又连续两次下调利率。中国经济开始恢复，货币供应量加大，资本市场呈现了持续上升的牛市行情。1992年春随着邓小平南巡讲话和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政策进入相对宽松的阶段。投资和出口扩张，拉动宏观经济持续向好，货币供应充足，1992年经济增长率达14.2%。　　上述这些宏观背景造就和延续了股市的牛市行情。股市在此期间迎来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大涨，上证指数在从日的128.84点飙升至1993年的2月16日的1558.95点，升幅高达1110%。此后，由于经济再次过热，出现严重的通胀，1993年中期中央政府再次推出紧缩政策。在宏观经济政策从松的这段时期里，上证指数只在1992年6月至1992年10月间冲高回落，出现第一次大跌后，继续上扬，呈明显的上升趋势。　　2、1993年6月－1996年4月：宏观经济政策从紧环境下的股市波动状态　　1993年6月至1996年4月是处于三年治理整顿时期，宏观经济政策从紧，沪、深股市经历了较长时间的调整。这段时期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中心是严控通胀，投资、消费全面紧缩，财政、货币政策都“适度从紧”，经济增长率持续回落。1995年的GDP增长率由11.8%回落到10.2%，通胀率则由21.7%回落到14.8%；1996年GDP 增长为9.8%，通胀率下降到6.1%。GDP从年平均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左右。[3]　　在此宏观政策环境中，期间虽有1994年7月底政府推出的稳定股市的“三大政策”措施[4]，但股指只是维持了1个半月的反弹，却改变不了股指的运行趋势，股指继续呈下降趋势。1993 年下半年开始了长达3年的治理整顿宏观调控，在恶性通胀环境下，市场利率高达20%以上。直至1996年初，宏观经济形势才开始缓慢恢复。股市于1996年1月见底后，开始走出低谷。　　3、1996年4月－2004年4月：宏观经济政策由紧向松转变条件下的股市波动状态　　从紧的政策使通胀率滑落到安全水平，但经济增长率不断下滑，这促使宏观政策由紧向松转变。1996年4月至2004年4月是宏观经济政策从松阶段。　　1996年5月，央行第二次下调利率，于是大批资金向股市回流，形成了1996年4月－1997年5月的大涨行情，上证指数又重新回到1500 点。由于当时股市投机现象比较严重，当时为了抑制投机氛围，国务院决定从日起，将证券交易印花税从原来的3‰调整到5‰，股指由此一路下滑，在40个交易日内跌去将近400点，跌幅达27%左右。1997年5月以来，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政府再一次进行市场干预，控制金融市场秩序，在大力支持香港特区的同时防止了金融风暴波及中国内地。1997年10月，央行第三次下调利率。1998 年央行继续通过调整货币政策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增长，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并将商业银行法定准备金由13%降至8%。1998年3月、7 月、12月央行共计3次降低利率，加大信贷资金投入。1998年下半年启用以增发国债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为主的财政政策。这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使中国经济增长率多年保持在“7上8下”的水平。1999 年在货币政策上进一步加大了扩大内需的力度，扩大基础货币投入，增加金融机构贷款，两次下调利率，开征利息税，并于11月将法定存款准备金由8%下调至6%。2000 年央行继续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拉动内需，启动国民经济。上述宏观政策环境，造就了1999年5月至2001年6月长达两年的牛市行情（即“5·19”行情）。2003年底2004年初，中国经济出现了投资过快、局部过热、通胀压力加大的新情况，宏观政策又开始由松向紧转变。　　总的来说，在这段宏观政策由紧向松转变的时期里，上证指数曾上涨到2245.43点（2001年6月）。虽然中国股市政策在由规范发展向规范化、市场化、国际化转变，股指的上行受到了抑制，但这段时期股指的总体运行趋势仍然是上升的。　　4、2004年4月－2007年10月：宏观经济政策加强改善前提下的股市波动状态　　从2003年第二季度到2004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运行已处于由局部过热向总体过热的边缘，特别是部分行业过热、投资需求过旺、信贷投放过快。随即，中共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如央行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上调存贷款利率、处置“铁本事件”、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日、全而清理整顿开发区、治理整顿上地市场等等。2004 年10 月央行决定第三次加息，股指继续下探。2004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为2005年经济政策定下基调：双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至此长达7 年的积极财政政策正式淡出。　　2005 年5月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正式启动，加速了股指的赶底运行。6月6日，上证指数终于探底998.23点后企稳横盘。7月21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确立后，人民币开始不断升值。11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从中国总量矛盾与结构矛盾并存的现实出发，政府在宏观调控过程中更加注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手段。2006年4月央行全面上调各档次贷款利率0.27个百分点。由于此次加息是针对经济运行中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等矛盾而做出的及时调控，有助于经济运行的稳定。由此也拉开了股市随后的主升行情的序幕，伴随着成交量的巨幅放大，股市日益活跃，股市终于走出长达4年的漫漫熊市行情。随着2007年的开始，人民币升值速度的加快（2006年升幅为3.35%，2007年升幅达6.9%）[5]，股市的牛市行情愈加火爆。同时，2007年中国基金业也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与辉煌，呈爆炸式增长，基金开户数超过1亿。伴随着投资者开户数不断增长、居民储蓄大搬家、新股申购资金屡创新高，股指不断被推高，呈单边上扬格局。至日上证指数史无前例的上涨至6124.04点的历史最高点，相对于8.23点的底部，最大涨幅达513%。“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也首次写进了中共十七大报告。　　5、2007年11月－2008年12月：宏观经济政策重大调整背景下的股市波动状态　　2007年11月美国次贷危机开始向全球蔓延。中国经济上行动力正在逐渐削弱，而下行的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加。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2008年要“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这是中国10年来首次提出从紧的货币政策，已实施10年的稳健货币政策行将结束。为进一步落实从紧的货币政策要求，加强对流动性的管理，2007年12月央行宣布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这是中国2007年内第六次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此外，央行还在此前连续10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并使其达到历史最高14.5%。2008年1月央行为抑制货币信贷过快增长，再次宣布上调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这使得中国存款准备金率上升至15%，达到历史新高。此后，上证指数在短短的一周之内下跌了近千点，自此股指走入了一个下降通道，一路“熊途”漫漫。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持续加深、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外部需求显著减少、中国传统竞争优势逐步减弱等，中国政府高层密切观察国际国内形势，审慎而灵活地实施了一系列果断有力的宏观调控措施。2008年伊始，由于此前中国经济已经连续5年保持10％以上的高速增长，中央将这一年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定位为“双防”（防通胀和经济过热）。至2008年中，鉴于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物价涨幅却仍未得到有效控制。2008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将下半年宏观调控任务定位为“一保一控”（保增长和控通胀）。9月美国金融危机全面恶化，并迅速波及到全球实体经济，中国经济也同样受到波及出现了快速的下滑。1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宣布对宏观政策进行重大调整，财政政策从“稳健”转为“积极”，货币政策从“从紧”转为“适度宽松”。同时，公布了今后两年总额达4万亿元的庞大投资计划，并出台10项强有力的扩大内需之举。随后，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成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宏观政策基调被完善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宏观调控首要任务的快速变化，同时也使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主要工具运用的频率明显加快。自7月份以来，央行连续4次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5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12月国务院研究确定了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九条政策措施，首条措施即为“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等。总言之，2008年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及手段，除了频次快、范围广之外，力度也是历史空前的。　　从股票市场自身的运行规律来看，在经过一个惯性的增长之后，向市场价值的理性回归就成为市场下跌的起始动力。同时，由于美国次贷危机而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致使世界各大重要市场股指“跌跌”不休，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的股票市场同样也很难独善其身。股指的不断下跌成为2008年中国股市的主要特征。由于现实经济的问题而引发的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对证券市场的运行产生了影响，使股市从反方向偏离了真实价值，进而造成了2008年里的非理性下跌。再者，中国股市自身的问题，如再融资、大小非解禁等问题同样在考验着市场的承受力。所有这些因素，促使股指的下跌已经开始超出了理性的范畴。恐慌下跌成为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许多股票的价格甚至跌破发行价，股指一再下破前期低点。日上证指数创出本轮下跌的历史新低点1664.93点。虽然随后，随着11月国务院出台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条措施，上证指数出现了1周300多点的上涨，并曾在12月反弹到2100点以上。但到2008年12月底，上证指数仅收于1820.81点。　　由2007年底的5261.56点跌至2008年底的1820.81点，上证指数全年下跌了65.39%，创同年世界跌幅之最和中国证券市场历史跌幅之最；沪、深两市总市值由2007年末的32.71万亿元降至12.13万亿元，总市值占GDP的比重由2007年末的132.6%降至48.6%；A股平均市盈率降至约15.19倍，为历年末市盈率水平最低值。[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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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通过消息、邮箱等方式尽快将举报结果通知您。应该认识的发展，拥抱光伏的长远共识！应该认识的发展，拥抱光伏的长远共识！光伏人家百家号对于整个中国光伏产业而言，531光伏新政已成为继2008年、2011年之后行业第三次且最为重大的一次危机。事实上，任何行业政策的出台都会影响到“利益攸关方”，有人得利有人失利，进而产生满意或不满意。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政策制定背后的考量：是否坚持了基本的公平正义原则。过度使用政策裁量权，将损及市场规则、契约精神。为此业界普遍呼吁，行业的发展须遵循客观规律，让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一、发展的问题通过发展去解决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已解决了温饱问题。时至今日，如果广泛征求一下全国人民意见，问问大家最大的梦想和愿望、或关注度最高的问题是什么,可能绝大部分人会说，是时刻都能呼吸到清洁新鲜的空气，是每天都能见到蓝天白云青山绿水！空气、生态和环境的改善，不仅关系着我国绿色可持续发展，更是增加老百姓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的重要手段和路径。在此过程中，太阳能光伏发电作为目前人类可使用的所有能源中一次性转化效率最高、资源量最大，使用起来最简单、最普遍、最经济的可再生能源，是当前及未来新能源发展的主要选择。从宏观角度看，发展光伏产业，对内能有效推动我国能源转型，解决严重的雾霾问题；对外则为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期间中国的庄严承诺提出解决方案，为全球气候治理带来崭新希望。十年来，中国光伏产业通过不断学习追赶，已成为我国在全球最具竞争力的产业之一。在全球一体化尤其“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传递中国成功经验，使欠发达国家一举跨越工业革命两三百年来“先污染后治理、边污染边治理、以化石能源主导发展”的老路，一步迈入清洁发展的崭新时代，将让中国赢得全世界的尊重。根据我国在巴黎气候大会上的郑重承诺：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我们应当看到，离2030年的这个目标还有艰辛的路要走，尤其对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而言更是如此！因此，在光伏技术与成本下降如此飞速，并完全可能于2020年实现平价上网的“最后一公里”之际，出台如此严厉的调控政策，无疑将对全行业造成严重冲击。针对一些人“光伏产业未来20年需要补贴2万亿”的推算逻辑，大家不妨回顾一下历史：1998年，国家为缓解煤炭发电产生的污染物排放问题，开始对火力发电机组安装脱硫、脱硝和除尘环保设施，在现行电价基础上执行脱硫、脱硝和除尘电价加价等环保电价政策。其中，脱硫、脱硝、除尘总共补贴0.027元/度。截至2017年底，国家共计对煤电脱硫脱硝补贴超过了2万亿元。2万亿在当年是个什么概念？要知道，1998年我国全年财政收入仅为9876亿元！二十年间，我国经济规模扩大了10倍，由1998年的8.25万亿元增长到 2017年的82.7万亿元；财政收入扩大了17.5倍，增长到2017年的17.26万亿元。未来二十年，如果我国财政收入再扩大17.5倍，每年将超过300万亿元；考虑基数不断增大，即使我们相对保守按此前1/3的增速与增幅，总量也不低于100万亿元。因此，即便未来二十年我们真要为光伏清洁能源付出2万亿元，20年分期分批平均每年也就1000亿元左右，仅仅用财力的千分之一，就能彻底解决全国人民最关心的环境和资源不可持续问题，是值还是不值？发展的问题，最终需要通过发展来解决。如果我们今天因为担忧补贴缺口扩大，就大幅削减规模、遏制市场发展，对这个关乎国家未来绿色可持续发展的行业采取严厉控制，这并不可取。二、市场的问题尽量用市场机制解决全国人大代表、阳光电源董事长曹仁贤日前撰文指出，光伏产业每次发展都超出预期，规划误差过大已经不能指导实践。在此情况下，规划指标不能是天花板，不能是被约束的指标，更不能人为去压制这个目标。有专家认为，通过压缩光伏指标倒逼行业“强身健体”是好事，甚至认为整个行业经本次重新“洗牌”后，“剩者为王”的企业，其市场占有率和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高不是好事吗？这样的想法，如同我们社会没有弱势的老人和小孩，只存在青壮年，这样医疗负担也轻松了，养老社保也不用负担了，这样真的会更好吗？虽然市场机制之下淘汰的总是缺乏竞争力的企业，但这样的硬性调控，就好比把人群赶到零下二三十度的野外去冻一晚上，相信第二天一定会有身强力壮的幸存者，但即使幸存下来也是缺胳膊少腿，这既不人性，更不科学。事实上，在治理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任何一个国家都在营造有利于企业成长发展的适度宽松环境，过多强调淘汰，将可能导致社会财富的巨大损失，并对经济的可持续、稳定发展，包括我们强调的高质量发展产生严重不利影响。从技术进步的角度看，历次光伏行业快速发展都不是在寒冬“苦练内功”的时期。“苦练内功”只是从边角余料中抠成本，真正降本增效还得靠研发投入。近十年来，中国光伏成功实现了对欧美日韩的全面超越，正是基于国内的市场增量。没有增量就无法去应用新技术、替代老技术，产业将始终停留在过去的水平，这也正是国外光伏产业逐渐落后的原因。当前的光伏新政置行业可持续发展于不顾，将装机规模在2017年基础上压减达40%以上，无疑将让那些本有条件为国家、社会做出更多贡献的企业强行出局，让全社会承担难以计数的沉没成本。而那些勉强生存下来的企业，也将在数年甚至更长时间失去发展的后劲与元气，失去造血和增长机能。与此同时，除国内市场遭到腰斩外，我国光伏企业在海外亦将大幅丧失议价权、话语权，巨大的产能压力之下，只有任人宰割，四处受到阻击。因此行业呼吁，市场的问题尽量用市场机制解决，将市场交给市场主体去判断。任何超越主体本身的决策，都将得不偿失、事与愿违，更遑论通过“休克疗法”式政策硬性清理！三、发展，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硬道理！回顾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历史，从充分吸取近代中国“落后就要挨打”的惨痛教训，到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科学论断开始，正是决策者的高瞻远瞩、深谋远虑，把“发展才是硬道理”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主旋律定下来，鼓励勤劳致富、鼓励企业经营、鼓励按市场机制办事，从而为我国营造了投资热情高涨、经济生机勃勃、社会欣欣向荣的40年，从而彻底摆脱短缺经济，并由此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诸多奇迹。4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重温这段历史，再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再谈“发展才是硬道理”，仍然适宜并具有重要意义，甚至可以说，发展还是硬道理！中国经济车轮向前转动，才让中国有了今天经济强国和制造大国的地位，才有了今天的民富国强。没有经济发展，哪来贫困问题的解决？没有经济发展，哪来现有的物质财富？没有经济发展，哪来就业税收？这些都没有了，哪来治理的能力？不论是光伏还是其它产业，政府通过调控引导，本身目的就是让企业有条件发展。对于当前的中国光伏行业而言尤其如此，“昨是今非，朝令夕改”，缺乏延续性的政策，将让行业今天的参与者丧失信心，并使得原本就处于观望的大量投资者彻底离场。让中国企业在中国发展得更好，让全世界资本到中国来发展，唯有形成企业经营环境的比较优势，才能持续支撑中国经济的发展后劲。因此，我们在调控过程中，在社会文化传播过程中，在政策的引导过程中，应着力呵护行业和产业的发展。这对任何国家而言都不例外，只有尊重企业、尊重经济规律，才能获得发展，这是全世界的普遍共识。过去四十年，我们解决了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温饱问题，但我们也出现了能源安全问题，出现了环境和资源不可持续的问题，出现了雾霾日趋严峻的问题。随着国家发展思路的调整，我国完全可以在尊重市场的前提下，发挥国家体制优势，全力促进光伏等可再生能源产业快速发展，通过汽车电动化、能源消费电力化、电力生产清洁化，在全球率先完成能源转型，从而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美好愿景。光伏新政出台以来，行业与媒体无不热议“光伏新能源产业补贴从何处来，到何处去？”“我国光伏企业是否真是全行业暴利？”“中国光伏产业是发展过度还是发展不足？”等焦点话题。这些固然是当前光伏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核心问题，但真正需要的，是全社会认识、发展、拥抱光伏的长远共识！正如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吴志攀所言，中国要保持稳定，要继续往上走，政府首先要严格遵照市场规律和法律法规来办事，为企业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给予社会和市场稳定的预期，这就可以战胜一切挑战，真正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本文由百家号作者上传并发布，百家号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未经作者许可，不得转载。光伏人家百家号最近更新：简介:光伏行业信息、技术交流分享作者最新文章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