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报告丨美国制造业真的在回流吗？
有报道称位于俄亥俄州的美国杯皿公司因制造业回流而起死归生
　　最近，美国制造业回流话题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在过去的几年中，媒体长篇累牍地报道了美国制造业的回流，指出回流原因包括中国工人工资快速增长、美国工人工资增长缓慢、海运运费降低等。Harry Moser是倡议美国制造业回流的非营利组织Reshoring Initiative的创始人兼主席，他在2015年5月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制造业的趋势是回到国内，鉴于目前仍有万制造业就业岗位被外包出去，因此美国制造企业回流有巨大的潜力爆发出更惊人的增长”。总统奥巴马在发表2015年国情咨文时，暗示了制造业回流是美国就业增长的重要推动力，“我们深信我们能逆转外包浪潮，在国内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过去五年多来，我们已经创造了超过110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
　　然而，没有详细的数据分析，我们无法确知这种回流是代表了大趋势，亦或只是少数企业的个别事件：相比新外包业务的增长，美国制造业回流的规模是大是小？Reshoring Initiative是否只关注了跨国公司复杂全球生产活动中的一个流向，而对更大规模的外包业务发展趋势视而不见？近期美国就业的部分增长，能直接归因于制造业的回流，还是只是美国整体经济复苏的一种反应？
　　我们基于大部分美国企业全球运营活动的数据，认为：尽管一些公司转变了先前外包业务的决定，但并没有证据表明美国制造业回流是普遍趋势，全球供应链依然欣欣向荣，短期内不太可能会改变。但这种情况对美国经济或美国工人而言，不应被视为一种威胁，相反，持续的外包提高了美国制造业部门的竞争力，有利于美国工人和消费者。
　　PIIE此前的研究指出，随着美国企业扩大国外运营活动，带来的净效益是美国国内更多的就业。当然，业务外包确实会损害一些人的利益，有些工人会失业，但是，外包新增的就业岗位远多于失去的岗位，因此，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是如何能让美国的工人抓住经济新增领域的优势，而不是纠结是否要限制外包。
　　此外，严格意义上的美国制造业回流所带来的就业只占总就业的4.6％，这样小的份额与其他驱动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相比有着巨大差距，也说明了倡导制造业回流是忽略了美国制造业日趋增加的复杂性。
企业回流案例
　　自2009年开始，美国企业把生产线从低工资国家迁回美国的报道就屡见报端。对于一些希望美国制造业永葆回流趋势的商界和政界领袖而言，这些案例无疑抓住了他们的眼球。2010年，一家器械制造商的前董事长Moser创立了Reshoring Initiative，旨在鼓励更多的美国企业将生产环节搬回美国，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曾对这一组织大为赞赏。
　　咨询公司也加入了探讨美国制造业回流情况的大军。波士顿咨询（BCG）发布了一系列研究报告，认为制造业回流是一个很重要的趋势，预计将会有相当大的增长；在其2012年4月主导的一项网上调查中，发现公司身家在100亿美元以上的企业中，有37%正在着手或考虑将其产品生产从中国移回美国；2014年4月，波士顿咨询又发布了一份制造业竞争力指数的报告，美国排名第二，仅次于中国，其中该指数关键的四大影响因素包括工资、生产率增速、能源成本和汇率。同年，科尔尼咨询(A.T. Kearney)发布一份报告，阐释了企业决定是否回流时会考虑的因素。
光有案例是不够的
　　尽管少数知名案例被广泛报道，但事实上并无证据显示美国制造业回流是大趋势。尽管根据科尔尼咨询的报告，2014年有300多家的美国企业选择了回流，相比过去有所回升：2013年有210家，2012年是104家，2011年为64家，而2010年仅有16家。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美国跨国企业有超过25000家外国子公司、全球雇员超过3600万人，上述那些回流案例显示不是在同一个数量级别的。
　　更重要的是，关于制造业回流的讨论通常只关注单向流动，事实上，同一时期，大量的公司都在扩大其外包业务，那些被广泛关注的回流案例中，其实大部分的公司同时也在扩大外包业务。这些都昭显了跨国公司生产持续的全球特性，对于任何熟知跨国公司全球决策复杂性的人来说，这些看似自相矛盾的计划其实并不令人吃惊，跨国公司的结构是复杂的，进口最多的企业也可能是出口最多的，因为全球生产并不只是单向的流动。因此，相比单纯关注制造业回流，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外包和回流的净效应。
　　近期美国制造业就业率的提升，极大地提升了美国制造业回流的承诺热情。然而，制造业就业率的上升，更多是危机后经济自然复苏所致，相比2009年，2014年美国制造业确实多雇佣了34.1万人，但这种比较非常具有误导性，因为它反应的是商业周期模式而非长期发展趋势。尽管过去几年美国制造业的总雇佣人数有所上升，但仍低于危机前的水平：2005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1420万，占总就业的10.6%，而到2014年，制造业总就业人数降至1220万，占总就业份额为8.8%。目前美国制造业就业的这种小幅增长，远未达到扭转趋势的水平。事实上，自从1976年以来，美国就业中制造业的所占的份额，不管在经济扩张期还是衰退期，每年都在下降。
数据怎么说
　　为了弄清制造业回流是否已经超过外包业务的发展，我们需要审视更全面的数据。其中一项尝试便是科尔尼咨询发布的2014年回流指数（Reshoring Index），即美国制造业进口的年度变化/总产出变化。根据该指数，在过去10年中，有9年的制造业外包产品进口增速超过了美国国内制造业总产出增速，意味着制造业的外包增长超过了回流。
　　同样，为了检验美国制造业回流是否已是大势所趋，也可以利用所有美国跨国公司的官方数据去探究这些公司的外包业务是否发生了剧烈的逆转。为此，准确定义外包非常重要，我们将美国制造业的外包产品定义为：在海外生产、回到美国销售的制成品。
图1：年美国跨国公司进口额（单位：十亿美元）
　　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的数据，图1显示了美国跨国公司在年间的进口情况，实线表示美国跨国公司从海外子公司的进口，虚线表示美国跨国公司非子公司的进口，通常就是海外代工生产（foreign outsourcing）或正常贸易( arm’slength trade)。实线是测度外包业务很好的一个指标，因为那些商品就是海外生产、然后运回美国进行最后的组装或销售。截至2012年，以上类型的外包业务基本保持了上升趋势，并未发生逆转，仅有的下挫发生在2009年，但这仅仅是对危机后经济衰退的周期性反映。
　　但有可能所有跨国公司的业务都在上升，而不仅仅是外包业务在上升，为了消除这种偏误，图2给出了美国跨国公司所有外包进口在总销售中的比重，显示的结果与图1的类似，而且，用总销售额调整后，2009年的下挫就消失了。另外很重要的一点，跨国公司的销售中，只有很小部分是由其子公司的进口贡献的，年，其在跨国公司总销售中的份额仅从5%上升到7%，也就是说，尽管没有证据表明美国企业有普遍回流趋势，但也说明美国没有出现企业外迁的潮流。
图2：年美国跨国公司进口额占跨国公司总销售额的比重（单位：%）
对中国的外包业务成本上升时，发生了什么？
　　很多对美国企业回流的判断，依据是认为新兴市场上升的成本抹杀了外包业务在这些国家的成本优势。尽管缺乏美国企业回流的证据，但中国工人工资的快速上升非常明显，2010年的工资是2000年工资的三倍还多，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劳动力报酬在2013年上升12%，2014年上升10%。但是，难道因为中国劳动力报酬和其他要素价格的上升，我们就能期待看到美国企业回流的快速增长？当然不尽然，虽然中国劳动力的报酬在上升，但跨国公司还能在其他国家继续享受低成本收益，回流并不是唯一选择。
　　我们将对中国的外包业务定义为美国跨国公司从中国子公司的进口，图3显示2011年美国对中国的外包业务有小幅下降，但2012年又恢复到2010年的水平；同时，美国对泰国、巴西、菲律宾等其他国家的外包业务增加了。图4显示了同期对墨西哥的外包业务情况，之所以将墨西哥单独拎出来，是因为它承接的美国外包业务比其他国家要多得多，2010-12年，美国对中国的外包业务停滞不前时，对墨西哥的外包业务却增长了17%。
　　尽管外包地点的迁徙没有受到广泛关注，但事实上有大量的企业生产线从一个发展中国家迁往另一个发展中国家。
图3：2000-12年美国跨国公司从特定国家子公司的进口额（单位：百万美元）
图4：年美国跨国公司从墨西哥子公司的进口额（单位：百万美元）
　　当然，对于支持美国企业回流的观点而言，中国劳动力飙升的工资并不是唯一的解释，根据科尔尼2014年的一份调查，在选择是否回流时，企业考虑因素的排序如下：首先是缩短交货时间、其次是减少总购置成本、然后是质量提升、减少运费，而工资与改善客户体验一样，只是排名第5的考虑因素。其他的回流动机包括品牌偏好、更高的生产率、产品创新和差异化、减少存货等。因此，美国企业回流不会仅仅是为了应对中国劳动力薪酬的上涨，也为了实现更靠近美国消费者、享受美国工人更高技能等的收益。
　　尽管企业回流并不是一个广泛现象，但这无损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事实上，美国的跨国公司会持续开展外包业务，但这些跨国公司也将持续变强，在美国本土进行更多的生产，推动更多的美国出口。美国制造业结构已经发生改变，但适应全球商业特性的能力对美国制造业持续的增长依旧至关重要。
　　图1、图2显示了近年来美国跨国公司的外包业务持续增长，图5显示了这些公司外包业务增长的同时也伴随了其美国本土制造的增长，图6展示了美国跨国公司“美国制造”的出口，很明显，外包业务在增长的同时，美国制造的出口也在上升。
图5：年美国跨国公司在美国境内的销售（单位：十亿美元）
图6：年美国跨国公司“美国制造”的出口额（单位：十亿美元）
　　而服务业出口的增速更加惊人。近几年，美国服务业出口的增速已经超过了进口增幅，服务行业的贸易顺差已经达到了2250亿美元（图7）。服务业，尤其是其中的高技术领域，比如工程设计、法务、咨询、研究、管理、信息技术等，无疑会持续推动美国未来经济的增长，而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铸就了美国制造业未来的关键。
图7：年美国服务业的出口额和进口额（单位：十亿美元）
美国制造业的未来
　　美国制造业日益强大，这种趋势也很可能会持续下去，然而，制造业的含义今时不同往日。尽管制造业就业率在下降，但无论是制造业部门的产出，还是其人均产出，都在持续增长，但回流并不是原因。同时，我们还发现，相对外包量小的公司，将业务更多外包出去的美国跨国公司，它们在美国的就业岗位、产出、资本支出、研发支出的增幅更大。因此，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目前欣欣向荣，而这并非因为企业的回流，相反，外包是美国企业保持竞争力的一个要素。
　　但对就业的影响呢？事实上，早在近期企业回流之前，美国制造部门的绝对就业量及其在总就业中的比重一直都在下滑，部分原因是美国消费者需求的改变：从消费制成品开始转向服务，但这种下滑最大的原因是技术变革，许多基本的制造业流程实现了自动化，减少了所需的劳动力，目前，机器能轻松胜任制造业绝大多数的常规工作、以及中低端制造业的工作。因此，外包业务的发展不是美国制造业就业减少的最大因素，反而是美国企业保持竞争力的驱动力：通过外包，企业能优化资源，更多聚焦于如研发等高附加值环节。事实上，证据显示企业里低技术含量、更常规的工作被外包出去，但高附加值的业务却在美国国内得到进一步的扩张。
　　如今，制造业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如此之多的改变，而许多与制成品相关的生产企业并未被纳入美国制造业的官方统计中，Andrew Bernard和Teresa Fort将这些企业称之为“非工厂化的产品制造商”，指出这类企业的数量近年来持续增长，其中很多都是行业里的著名公司，比如苹果公司。
　　在Andrew Bernard等人2013年的一项研究中，他们聚焦于属于制造企业但在统计中却被归入了服务类别的丹麦企业，发现2007年这些企业的就业量占了丹麦总制造业就业的10%，因此，一旦将涉及制造业生产但被归入服务业的企业纳入统计中，丹麦制造业就业的实际降幅就远小于官方的统计。
　　美国企业回流的倡导，反映了回归传统制造业的愿望，但这却忽视了制成品生产组织的诸多重要变革，同时也忽视了伴随而是的机遇。说到制造业，我们不应该再浮现工人在生产线上装配产品的场景，如今制造业就业的增长，尤其是高工资、高附加值的岗位，更多是集中在如产品设计、分销、供应链管理等领域。
表1：年美国制造业中各类别就业份额的变化（%）
　　表1显示了制造业10个最大类别子行业过去十年来就业份额的变化：即便是在严格的制造业定义下，增长最快的行业类别是建筑设计、商业和金融、管理、计算机、销售等，更为传统的制造业岗位就业降幅最大，在制造业总就业中大约占一半的份额——鉴于制造部门整体就业只占美国总就业中8.8%的份额，这意味着传统制造业就业，在美国总就业中大概只有4.6%的份额。因此，相对于更能持续加速美国经济增长的大量其他领域，回流倡议却局限于为这4.6%就业份额而努力，这是一种不必要。
　　未来几年，随着一些企业重新考虑外包决定，可能会出现更多的回流例子，但这并不意味着外包不适合美国企业。在全球生产日益复杂的今天，跨国公司经常会变换生产地，但至今，还没有美国企业大规模回流的切确证据。更进一步地，这种现象并不代表美国经济的挫败，相反，美国企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利用全球供应链的能力。
　　因此，聚焦于企业回流、尤其是制造业部门回流的政策是有误导性的，它应该着眼于美国企业最具竞争力的方面，从而在更加全球化的背景下激发最大的增长潜力。抓住未来机会的关键在于培养合格的劳动力队伍，也就是政策应该投资于教育，构建劳动者在数学、科学、管理、交流方面的技能，以便更好地适应美国企业中日益增多的服务岗，代替更为传统的体力生产和装配岗位；这也意味着要增加对高技能人才的签证，以便扩大美国高素质劳动者队伍。这样，美国才能持续营造尖端产品设计和管理的氛围，不至于变成这些产品的装配车间。
　　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即使美国的外包业务继续保持增势，美国制造业也不会过时，美国制造业的性质已经改变了多年，对美国工人而言，关键是向前看，抓住未来的机会。
　　（本文选自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作者LindsayOldenski是PIIE非常驻高级研究员，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国际经济学副教授。译者：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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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即使美国的外包业务继续保持增势，美国制造业也不会过时。美国制造业的性质已经改变了多年，对美国工人而言，关键是向前看，抓住未来的机会，而不是片面着眼于小规模的制造业回流——毕竟，美国不可能再变回制造车间。
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即使美国的外包业务继续保持增势，美国制造业也不会过时。美国制造业的性质已经改变了多年，对美国工人而言，关键是向前看，抓住未来的机会，而不是片面着眼于小规模的制造业回流——毕竟，美国不可能再变回制造车间。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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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制造业回流 就业效果明显
作者：包蕴涵
中国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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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25日，数据编制机构Markit公布的调查显示，因商业活动增加，6月份美国服务业扩张速度至少创四年半最快。　　具体数据显示，美国6月份Markit服务业初值升至61.2，创2009年10月份Markit开始调查以来最高，好于预期的58.0,5月份终值为58.1.PMI高于50表明行业活动扩张。　　分项数据显示，美国6月份Markit服务业PMI就业指数初值升至55.4，追平2013年9月份所创纪录高位，前值52.8.　　同时，美国6月份Markit综合PMI初值升至61.1,5月份终值53.0；美国6月份Markit综合PMI就业指数初值升至55.1,5月份终值53.0。两者均创2009年10月份以来最高。　　Markit首席分析师Chris Williamson称，“企业报告产品和服务需求强劲，与家庭和企业客户信心增长相关，随着我们进入今年下半年，为强劲的经济成长设定基调。”　　全方位促制造业回归　　当前，制造业活动在全球范围内正加速扩张，美国制造业也表现强劲。虽然美国一季度由于受到严寒天气影响而下滑，但市场认为，第二季度摆脱极端天气影响后，美国经济将强势回弹，制造业也受到提振。此外，美国制造业引人注目的表现，也与奥巴马政府一直力推的制造业回归(或称“再工业化”)战略不无关系。　　“美国制造”的回归要回溯到美国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时，当时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其竞选纲领中承诺以制造业回归来创造一百万个就业岗位。此后，通过推出“买美国货”、《制造业促进法案》、“出口倍增目标”、“促进就业措施”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及战略部署，至今年5月份，美国就业总人数已超过金融危机前水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孙杰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最初，制造业回归主要是针对就业问题，如今，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为经济带来了很大变化，就业促进效果也很不错。　　当前制造业回归已不仅局限于应对危机和促进就业，而是美国政府复苏经济，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长期战略。　　在6月19日结束的白宫参观发明展上，奥巴马宣布了一系列新举措，复兴“美国制造”，提出通过提升美国人创新能力来推动生产技术、技术革新和企业发展。　　此外，近期举行的“‘选择美国’夏季论坛”上，主办方美国商务部邀请众多美国企业将制造回流美国，甚至包括袜子、玩具等低端产品的制造。此前，这类低成本、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的产品曾经入不了一向视高收入、高技术、高附加值为圭臬的美国制造业的“法眼”。然而最近，美国商务部正试图说服企业主们，这些商品也可以在美国生产，并且获利。　　商务部此举凸显了奥巴马政府力促制造业回流的广度和力度。分析认为，近年来，美国强调大力振兴属于传统强项的高端制造业，尽可能夯实中端制造业，同时不放弃纺织、玩具等处于价值链低端的消费品的生产。而受此战略和美国内外商业环境的影响，流回美国本土的企业在不断增加。　　中高端制造业仍是优势所在　　美国制造业回流是否说明中国等新兴市场的人力成本优势已经消失了呢？　　降低生产成本曾是很多美国公司外包制造业的重要动因。曾经吸引跨国企业在中国投资设厂的主要因素是低价劳动力，如今这个优势已经大大缩小。哈佛商学院教授威利·史的研究显示，2000年初，美国制造业的人工成本是中国的10倍，这一差距在2014年缩小到3倍。那么，成本差距的缩小是否将导致全球制造业格局的调整呢？孙杰认为，中美人力成本差距即使在缩小，但仍十分巨大，这一差距不会发生决定性地缩小。而对于美国制造业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要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着力于传统优势的中高端制造业，而不是低端制造业。基于这种原因，目前看来，美国制造业回归对国际格局的影响还不会很大。　　孙杰同时表示，能源革命大大降低了美国制造业成本，对美国工业复苏产生了巨大影响，其造成生产成本下降。　　近日，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对25个国家和地区的调查显示，“中国制造”已经失去了廉价“王位”。该公司合伙人瑟金称，中国的实际生产成本“已接近美国”，其原因在于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美国能源成本的下降。此外，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实施中促进生产自动化，降低流通成本的努力也不可小觑。　　在谈到是什么吸引制造业回归美国之时，美国商务部长彭妮·普里茨克表示，答案是美国强大的法治环境、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稳定的金融市场、世界级的大学、富有活力的供应链、稳定丰富的能源供给和强大的消费者群体。　　不可否认的是，综合人力成本、能源成本、流通成本以及政策、法律等商业环境来看，美国对制造业的吸引力在不断加大。而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技术、技术和数字制造(3D打印)技术等技术革命很有可能在未来重构全球制造业格局，而在这些领域占有优势的美国制造业很可能占得先机。
(责任编辑：DF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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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制造业回流政策分解与效果分析
　　摘要：近年来，美国实施的“制造业回流”政策受到业界和学界的广泛关注。基于对企业要素投入成本和竞争力的影响，美国的制造业回流政策可以分解为技术进步政策、投融资政策、人才培养政策、能源政策、市场拓展政策和投资环境政策六类。美国制造业回流政策的实施，使其制造业发展成本优势渐显，制造业复苏态势趋稳，取得了显著成效，并刺激了全球资本流向的再调整。美国的制造业回流政策，偏重于从培育创新能力、提升竞争力角度出发强化在高端制造领域的全球竞争优势，而非强化产业政策的直接干预，其“以降低企业成本、提升企业竞争力为核心”的施政思路值得中国学习与借鉴。适应经济新常态，中国制造业发展政策应以提升企业竞争力为核心，着力降低企业的成本与税负，改善企业的发展环境，降低企业面临的风险。 中国论文网 /4/view-6869163.htm　　关键词：美国制造业回流；企业竞争力；要素投入成本；相对成本优势；劳动力成本；技术创新能力；企业发展环境；再工业化 　　中图分类号：F1712.0；F276.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5） 　　一、引言 　　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奥巴马政府推出一系列制造业支持政策，意欲改变美国制造业日渐式微的局面，重拾制造业第一强国的辉煌，谓之“制造业回流”。从经济复苏角度看，美国无疑是在危机之后经济复苏最为强劲的发达国家之一，而其中制造业的复苏表现尤为突出，这使得美国实施的一系列制造业支持政策吸引了广泛关注。在此背景下，选择适当的视角深入分析美国制造业回流政策的着力点及其实际成效与影响，并针对性地调整中国制造业支持政策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国内有关美国制造业回流的研究成果日益丰富，主要从不同视角研究了美国制造业回流的原因及可能带来的影响，尤其注重分析对中国制造业发展可能产生的重大冲击。 　　关于美国制造业回流的原因大多数研究都归结到美国各类要素成本的下降上。例如，美国技术进步大幅提升了劳动生产率，进而降低了劳动力相对成本；“页岩气革命”带来能源自给率的显著提升与能源成本的下降；量化宽松政策带来“廉价美元”以及国际汇率比价下降，提升了产品出口的竞争优势；税收优惠、产业与贸易政策的扶持和保护直接降低了企业生产运营成本（张晓晶 等，2014）。实际上，这些成本因素仅仅反映了美国单方面的要素成本变化，与其他国家间的相对成本变化才最终构成了制造业企业考虑进行国际区域再布局的重大影响因素，目前已经有一些研究文献关注到了这点（胡峰 等，2014）。也有一些学者将美国政府减少贸易逆差、解决就业问题、保持制造业全球领先优势等施政目标作为制造业回流的主要原因（王丽娜，2013），实际上这些施政目标背后实施的一系列支持政策产生的成本节约与营商环境改善，才是制造业回流的重要动因之一。同时，有学者研究发现，美国政府和人民对资本外流企业“回流”所施加的政治压力，也对美国制造业企业回流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胡峰 等，2014）。此外，美国商务部长普里茨克从更为广泛的角度将美国制造业回流的影响因素归结为法治环境、知识产权、金融市场、大学、供应链、能源供给和消费市场等七个方面。 　　杨帅：美国制造业回流政策分解与效果分析 　　关于美国制造业回流的影响，大多数学者认为会对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一是可能影响中国制造业发展环境与转型升级步伐。当前，中国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美国制造业回流一方面会改变中美之间的制造业比较优势，使得中国吸引外资的难度可能会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美国强化高端科技与产业领域的投入不仅会恶化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环境，也会制约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盛垒 等，2014；王婷 等，2014）。二是影响中国制造业就业吸纳能力。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强化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竞争力，会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一轮制造业竞争新浪潮，并推动制造业国际产业格局的新调整，由此产生的制造企业“外流”将对中国制造业就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王福君，2012）。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学者对美国制造业回流的影响持乐观态度，认为美国制造业回流不会形成大的趋势（徐建伟，2013），一些资本回流、外迁只是正常的企业布局现象（我国外资利用水平持续提升往往是此类观点的有力支撑）；还有学者认为美国制造业回流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是一体两面的，可能反而有利于中国制造业进入美国市场，并学习到美国先进技术（朱颖 等，2013）。 　　当今，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为突出的特征之一，产业与金融资本的跨国流动也已经成为常态，企业有关研发、生产、经营等各方面的决策都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统筹考虑。因此，我们认为，美国的制造业回流本质上是企业主体基于竞争力的考虑，在综合分析跨国区域间成本、风险等诸多因素后做出的投资或布局调整决策。基于此，本文从企业竞争力的视角出发，对美国制造业回流政策进行梳理和实际效果分析，探讨并提出我国制造业支持政策的调整思路。 　　二、美国制造业回流政策――基于竞争力的分解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开始反思过去虚拟经济过度发展带来的弊病，并重新认识实体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2009年，美国奥巴马总统在乔治敦大学的演讲中明确提出，在各行各业中只有制造业抗危机冲击的能力最强，对保持经济稳定、保证就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重塑美国在高技术领域的领先优势必须依靠制造业的振兴。在此后的危机应对措施中，美国着力强化在制造业领域的竞争优势，出台了一系列促使美国制造业回流并推动“再工业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逐渐纠正过去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失衡的问题。 　　从理论上看，近年来产业政策的研究和实践焦点逐渐从最初的弥补市场不足、扶持产业发展，转变到目前对企业能力的提升上（杨帅，2013）。企业的本质属性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从竞争力视角看，如果产品价格既定短期中，产品价格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长期中，单个企业产品价格的高低更多地取决于企业创新能力。 ，那么企业利润的多寡就完全取决于各类成本的高低，而投资或布局调整决策也就取决于不同区域间成本（包括风险）的比较。因此，我们认为以企业利润最大化为前提假设，从经济学中企业生产函数基本模型出发，探讨美国制造业回流政策对企业投入要素成本以及产品销售市场的影响，能够抓住政策影响的关键。如图1所示，根据企业生产函数模型Y=A*F（K，L，E），本文基于对企业区域投资与布局行为的影响，将美国制造业回流政策划分为技术进步政策、投融资政策、人才培养政策、能源政策、市场拓展政策和投资环境政策六类。
　　1.技术进步政策 　　在技术进步方面，美国进一步强化技术创新支持政策，加大对高新技术研发的投入力度。美国是目前世界上创新实力最强的国家，尤其是在基础创新、原始创新领域实力雄厚。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为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浪潮带来的发展机遇，进一步强化科技创新支撑力度，试图抢占国际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制高点。其中，最为直接和重要的政策是，奥巴马联合政府、学界和企业界共同推动建立的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NNMI）。2012年，美国发布《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随后联邦政府投资10亿美元用于筹建15个制造业创新研究所（每个研究所可获得0.7～1.1亿美元/年的资金支持），旨在进一步加快基础研究成果的商业化应用步伐。目前，美国已经建立起了国家增材制造创新研究所、下一代电力电子制造创新研究所、数字制造与设计创新研究所、轻量与现代金属制造创新研究所、集成光子制造创新研究所、先进复合材料创新研究所等多所制造业创新研究所。一系列技术创新支持政策，使美国技术创新能力得以进一步提升，创新能力与创新活力成为吸引美国高端制造业回流的重要因素。同时，增材制造、工业机器人等先进制造技术的创新与产业化应用，能够极大地提升制造企业生产效率，随着先进技术装备价格下降及其对劳动力的替代效应日渐扩大，制造企业回流美国的经济性将更加突出。例如，类似无人工厂的建立，不仅可以实现高效率、高可靠性以及不间断运转，而且能够有效降低制造成本。 　　2.投融资政策 　　在投融资方面，美国出台了以量化宽松为重点的货币政策。2008年以来，美国为刺激经济复苏，共计实施了四轮量化宽松（QE）计划。在量化宽松措施下，大量流动性的释放促使美元汇率走弱，不仅为美国产业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的融资环境，而且直接提升了美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如图2所示，金融危机以来，美国货币和准货币增长速度相对较快，而且国内信贷增幅较大，信贷规模占GDP的比重持续上扬，宽松的资本供给无疑为制造企业的回流提供了良好的融资环境。此外，美国不仅通过直接投资对中小企业提供财政支持，而且还为中小企业的贸易融资提供便利。 　　3.人才培养政策 　　在人才培养方面，美国进一步强化创新人才培养与职业教育体系。美国将创新视为竞争力的根源，并将通过提升人的创新能力推动技术进步和企业发展作为振兴“美国制造”的制胜法宝。一方面，美国进一步完善教育体系，强化教育与产业的对接和互动，加强基础教育，促进名校资源共享与创新互动，在学校教育中提前部署产业未来发展所需知识与技能，缩短从学生到员工的培训时间，满足企业人才需求、降低企业用人成本。另一方面，美国还削弱工会权利、限制工会活动，加强职业教育与工人培训，提升工人技能和企业家管理水平。 　　4.能源政策 　　在能源方面，美国持续推进所谓的“能源独立”实际上，“能源独立”是一种对美国能源政策的误解，正确的理解应该是“能源自主”，即实现能源的自主可控，降低国际能源市场对国内的冲击。 。实际上，当前美国产业发展所享受的“廉价能源”主要得益于美国近年来持续推行的“能源独立”政策以及在油气开发、新能源发展、节能与能效提高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绩。2007年以来，美国在能源领域先后制定了《能源独立与安全法》《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能源安全未来蓝图》《2011年战略规划》《全方位能源战略――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的途径》等法律与规划。这些政策对美国能源生产总量扩张与结构调整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近年来美国页岩气、核电以及光伏、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就是集中体现。特别是近年来美国“页岩气革命”成效突出，页岩气产量的迅猛增长不仅确保了美国产业发展的能源需求，而且推动美国天然气价格大幅下跌，并通过替代效应促使石油等其他能源价格下行。 　　5.市场拓展政策 　　在市场拓展方面，美国出台了出口优惠、购买国货等一系列政策。出口方面，美国在2010年成立了跨部门的“出口促进内阁”，随后实施“国家出口振兴计划（NEI）”，并设立20亿美元的进出口银行信贷工具，扶助中小企业拓展海外市场，该计划也被称为“出口倍增计划”。2014年，美国又推出第二代“国家出口振兴计划”，进一步强化此前取得的出口振兴成效。在内需市场拓展方面，2009年美国在经济刺激方案中正式推出“购买国货”政策，明确规定美国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所用钢铁必须产自国内，而且在采购产品时直接增加了美国产品6%的权重优势。2014年以来，美国国防部甚至要求军方强制执行采购“美国制造”运动鞋和军用鞋的政策。此外，美国还通过优先考虑、价格优惠等措施倾斜性地支持中小企业的市场拓展。 　　6.投资环境政策 　　在投资环境方面，美国不仅大力完善基础设施，而且还着力营造制造业回流的社会氛围。一方面，美国通过减税和直接政府投入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例如，在《2009年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ARRA）》中就包括了15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和科学研究”减税，以及1 11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和科学研究”投资。实际上，在近5 000亿美元的政府支出中，主要都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包括交通、能源、网络等硬基础设施，还包括教育、医疗等软基础设施。另一方面，美国还不断强化制造爱国的舆论，呼吁跨国企业向本土回流。例如，美国在2012年10月启动了美国“制造日活动”，2013年10月又启动了“制造在美国挑战赛”等。更为直接的，美国政府对回流本土的制造企业给予直接税收减免和补贴措施。例如，美国2010年9月出台的《创造美国就业及结束外移法案》规定，对回流企业给予20%的税收抵扣，为从海外回迁就业职位的企业提供两年工资税减免，同时终止对向海外转移工厂和生产的企业提供的减免税补贴。 　　三、美国制造业回流政策的效果分析 　　在美国制造业回流政策的实施效果方面，不同学者评价并不一致，有不少学者研究认为美国制造业回流政策并未取得预期效果（李滨 等，2014），甚至认为政策实施效果并不理想。但是，从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经济复苏走势看，不可否认美国是发达经济体中经济复苏态势较好的国家之一，而其中制造业回流推动的制造业复苏的作用功不可没。
　　1.美国制造业发展成本优势渐显 　　美国一系列着力完善制造业投资与发展环境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其国内外营商环境对比关系，从企业生产经营决策的影响因素看，直接体现为诸多投入要素成本与其他国家相比已经具有一定比较优势。 　　在资本投入方面，美国货币资金价格相对较低，为制造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如图3所示，发达国家贷款利率普遍比发展中国家低。其中，美国贷款利率虽然比欧盟、日本和德国高，但与中国和印度相比仍然具有十分突出的比较优势。 　　在劳动力成本方面，虽然美国直接成本高于欧盟、中国、印度等国家，但从劳动生产率角度看，美国目前实际劳动力成本并无多大劣势。如图4所示，2012年美国劳动力单位成本为35.67美元/小时，与日本相当，略高于欧盟，比中国、印度要高得多。但是，从单位劳动成本与劳动生产率走势看，美国实际劳动力成本并未出现显著提升。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年，美国制造业人均产出提高了59.8%，高于德国的20%和日本的39.2%，同期美国单位劳动成本下降了14.3%，而德国和日本分别提高了43.7%和9.7%。从多要素生产率角度看，年美国制造业生产率年均提升1.5%，比年的年均增速高0.3个百分点（Baily et al，2014）。根据BCG的调查研究，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平均工资（含福利）支出大幅上涨，年平均增速高达19%，大幅高于年10%的平均增速，同时中国公司高管薪酬水平已与欧美国家接近。实际上，2005年以来，中国制造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一直低于工资的增长率（钱诚 等，2014）。从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关系看，虽然中国单位劳动成本仍然大幅低于美国，但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已经逐渐抵消工资水平的提升，中美实际劳动力成本差距正在快速缩小。在能源成本方面，美国显著低于其他发达国家，甚至某些能源成本比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更低。如图5所示，美国的汽油价格为0.97美元/升，不到欧盟、德国和日本的一半，比中国汽油价格水平还要低0.4美元/升；柴油价格1.05美元/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约为欧盟、德国和日本的一半；天然气价格受到“页岩气革命”的冲击，仅为3.71美元/MBtu，是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约1/5，不到中国价格水平的1/3；工业用电价格为12.5美分/kwh，不到德国的1/3、日本的1/2，略高于中国。 　　以上对主要投入要素成本的比较，已经充分显示出近年来美国相对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体现出的比较优势改善。美国是市场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在人才培养、知识产权保护、公平竞争环境、创新创业氛围等方面具有突出的优势，而且近年来在基础设施、新一代信息技术、政策体系等方面不断加大投入，其国内产业发展环境将得到持续改善。实际上，不少美国跨国企业已经开始意识到，美国本土的生产经营综合成本要比其他国家更低。例如，美国回流倡议组织（Reshoring Initiative）分析认为，至少对那些在美国国内销售的产品而言，在美国本土生产的成本更低。目前，该组织正在不遗余力地推广他们的制造成本计算方法，力图让更多的美国企业认识到在海外投资经营的诸多额外成本，从而推动更多企业回流至美国本土。 　　2.美国制造业复苏态势趋稳 　　尽管有不少学者对美国制造业回流政策的效果表示怀疑，但从客观上看，近年来奥巴马政府出台的一系列制造业支持政策取得了积极成效，制造业复苏态势逐渐趋稳，并支撑整个经济平稳回升。 　　金融危机后，美国制造业呈现出明显复苏态势。从制造业总体发展规模看，如图6所示，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呈现出“V”型走势，从2009年最低的11.4%逐步回升至2012年的12.2%。美国供应管理商会（ISM）发布的PMI数据显示，自2009年8月开始美国PMI指数一路上扬并基本处于50～60区间内运行，表明美国制造业复苏态势已比较稳固。从制造业吸收就业效果看，美国制造业领域的就业人数从2010年最低的1 152.98万人回升至2013年的1 200.5万人，尽管制造业吸纳的就业人数增长缓慢，但复苏态势已经明确。可见，从奥巴马推出一系列制造业支持政策的初衷看，美国实体经济得以强化，同时也带动了就业人数的增加，制造业回流政策的基本目的已然实现。 　　从制造业回流的直接效果看，一系列制造业支持政策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回流。一方面，美国吸引的对外直接投资已经逐年复苏，FDI净流入从.88亿美元的最低点，逐渐震荡回升至2013年的近3 000亿美元，净流入水平已经逐渐接近危机前的水平。另一方面，跨国企业逐渐从国外回迁至美国本土。根据美国回流倡议组织统计（如表1所示），2007年以来，美国回迁的企业已经达到286家（以制造业企业为主，不乏英特尔、福特汽车、康明斯等全球著名企业），仅2014年加入制造业回流浪潮的企业就有93家。同时，该组织的统计分析表明，自2010年1月以来（截至日），美国制造业就业增加了75万人，其中制造业回流创造的就业岗位达到14万（表1显示，平均每个回流企业可带动418人的就业），占到制造业总新增就业人数的19%。 　　更为重要的是，调查显示近年来美国跨国企业回流的倾向在不断加强。根据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BCG）于2012年2月开展的制造业调查显示，受到劳动力成本、生产质量、营商环境、消费市场等因素影响，在106家反馈企业中，有37%的企业正在计划或积极考虑将其制造业务从中国迁回美国，该结果与同年MIT开展的调查结果相近。2013年9月，BCG再次开展制造业企业回流意向调查，结果显示该比例进一步提高到54%。从调查结果看，美国跨国制造企业回流倾向持续提升，主要受到美国相关政策刺激以及中国劳动力成本、营商环境等变化的影响。
　　3.美国制造业回流政策刺激全球资本流向再调整 　　美国制造业回流政策的实施，不仅让诸多本国企业考虑向国内转移，更重要的是在全球资本市场激起了“千层浪”――通过区域营商环境的改变让更多企业围绕成本和竞争力开展再布局。在美国制造业回流政策推出之后，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以及印度、巴西等发展中经济体都纷纷制定自己的制造业推进政策，推动世界投资成本和营商环境的再调整。由此带来的是跨国资本和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布局，以降低生产经营成本，提高企业竞争力。例如，除不少美国企业正在考虑从世界各地撤回美国本土外，日本的西铁城、松下、日本大金、夏普、TDK等知名企业也纷纷计划将制造基地回迁至日本本土，德国的Bilstein、蒂森克虏伯等公司以及大量海外人才也陆续回流本土（王福君，2012）；与此同时，微软、优衣库、耐克、富士康、船井电机、歌乐、三星等跨国企业也加快撤离中国，纷纷在东南亚和印度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开设新厂。 　　四、讨论与我国应对的基本政策思路 　　近年来，奥巴马在每年度的国情咨文中都着力强调制造业的重要地位，政府推出的一系列制造业支持政策更加突出了制造业在美国经济中的战略地位。实际上，美国全社会已然形成了对制造业重要地位的再认识。但也应注意到，从施政纲领上看，美国更偏重于从培育创新能力、提升竞争力角度出发，进一步强化美国在高端制造领域的全球竞争优势，而非强化产业政策的直接干预（Anderson，2011）。尽管美国着重强化高端领域竞争优势的做法并不一定适合我国国情，但是美国制造业支持政策集中针对企业关键的几大投入要素，以降低企业成本、提升企业竞争力为核心的施政思路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在主动性上，美国制造业回流政策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实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的再平衡，以应对实体产业空心化导致的创新能力下降、金融风险虚高等问题。对比来看，我国实体产业空心化问题实质上比欧美国家更为突出，尤其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技术空心化，尽管我国产业体系健全，但很多制造业的核心零部件与价值链高端环节依然被欧美发达国家所掌控，产业创新发展动力不足，持续健康发展受制于人；二是资本空心化，虚拟行业与实体行业间的巨大利差导致实体产业资本大量向金融、房地产等领域流动，尚未形成有利于实体产业发展的融资环境，制造业企业融资成本高企、发展困难；三是人才空心化，制造业产业转型升级所需的大量高技术人才缺失，尤其是精通信息化与制造技术的融合性人才不足，很可能导致我国在新一轮产业变革中错失良机。在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但经济结构还有待持续调整优化，经济增长动力也亟需加快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而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根本出路在于着力培育微观企业主体的创新能力、不断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因此，在应对美国制造业回流政策上，我国必须积极制定针对性的产业政策，加大力度解决制造业发展存在的技术、资金、人才等问题，对制造业实施一系列“定向引流”扶持措施，引导各类要素更多地向制造行业各领域配置。 　　在可行性上，美国制造业回流政策之所以能够发挥成效，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实体经济生存与发展环境相对恶化，使得跨国企业的再布局从长期来看更加有利可图。从中国的制造业发展环境上看，工资增长大幅高于劳动生产率增速导致劳动力相对成本快速提升，同时能源成本上升、投融资环境恶化、产品质量不高、隐性成本与风险较大等诸多因素也成为跨国企业资本外迁的主要动因。在全球化开放市场中，企业自然会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生产经营成本与风险进行布局调整，面对区域发展环境的变化，企业拥有“用脚投票”的权利。本质上，对各国政府而言，产业竞争高地的争夺主要体现在企业发展环境营造能力上的竞争。面对类似美国的“制造业回流”战略，我国必须深刻反思并适时调整长期以来的产业政策体系，积极探索适应新时期产业发展的政策思路、目标与手段。尤其是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阶段，必须依靠体制改革和技术创新不断激发企业发展动力和活力。要大力推进简政放权与政府职能转变，紧紧围绕“增强企业竞争力”这一核心目标，充分协调各政府部门的政策、监管等职能，形成“力往一处使”的政策支撑体系，千方百计地降低企业劳动力、资本、能源等要素投入成本与税负，提升其产品质量与市场竞争能力。 　　参考文献： 　　胡峰，王芳.2014.美国制造业回流的原因、影响及对策[J].科技进步与对策（9）：7579. 　　李滨，张雨.2014.评估奥巴马的“再工业化”战略[J].国际观察（6）：7991. 　　钱诚，马宁.2014.中国制造业的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关系、趋势及实现路径[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15）：8186. 　　盛垒，洪娜.2014.美国“再工业化”进展及对中国的影响[J].世界经济研究（7）：8086，89. 　　王福君.2012.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日本、德国三国装备制造业回流及对中国的影响[J].经济研究参考（63）： 713. 　　王丽娜.2013.美国制造业回流的实施效果分析及对我国外贸的影响[J].对外经贸（9）：79. 　　王婷，谭宗颖，谢光锋.2014.从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看中国制造业的发展[J].科学管理研究（3）：113116. 　　徐建伟.2013.美国制造业回归对我国的影响及对策[J].宏观经济管理（2）：8385. 　　杨帅.2013.产业政策研究：进展、争论与评述[J].现代经济探讨（3）：8892. 　　张晓晶，李成.2014.美国制造业回归的真相和中国的应对[J].求是（12）：2830. 　　朱颖，罗英.2013.美国重振制造业的举措及对我国的影响[J].经济纵横（4）：111115. 　　ANdERSON A. 2011.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on Ensuring American Leadership in Advanced Manufacturing[R].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BAIly M N，BOSWORTH B P. 2014. US Manufacturing ： Understanding Its Past and Its Potential Future[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8（1）：326.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policies of manufacture reshoring in the U.S. is one of the most attractive and discussed themes. Based on the effect of factor input cost and competition of enterprise， policies of manufacture reshoring in the U.S. can be decomposed into 6 classes， i.e. technology progress policy，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policy， talent development policy， energy and resource policy， market expansion policy and investment environment policy.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makes the advantage of manufacture industry development cost fade in. The recovery trend of manufacture industry becomes stable， which makes remarkable effect and spurs the adjustment of global capital flow. Mainly focusing on innovation cultivation and competitiveness promotion， the policies enhanc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advantage in highend manufacturing arena instead of stressing the direct intervene of industrial policies. The idea of “centered on cutting enterprise cost and promoting enterprise competitiveness” is worth learning for China. In order to adapt the economy new normal，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development policy should be centered on promoting enterprise competitiveness， cutting enterprise cost of factors input and tax burden improving enterpris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and reducing risks enterprises face. 　　Key words： America manufacture reshoring； competitiveness of enterprise； cost of factor input；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Policy； relative cost advantage； labor cost； technology innovation capability； development enterprise environment； reindustrialization 　　CLC number：F1712.0；F276.7Document code：AArticle ID：15） 　　（编辑：夏冬，段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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