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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日本经济大国的地位及其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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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经济发展主要是以重工业发展为核心进行的,而重工业企业为追求生产数量与规模,多数采取低能源成本的生产方式,对能源的使用不彻底,也没有配套的除污设施,企业的生产行为就象是在进行一次次的能源浪费,使得能源资源本不富饶的中国面临更多资源保护与环境控制方面的问题。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论新中国经济发展路径
一、毛泽东探索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实质和特征
认真研读毛泽东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着述,并同他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结合起来进行思考,不难发现毛泽东探索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实质,简单说就是三个字,即“快发展”。中国经济为什么要发展、如何快发展以及向着什么方向发展,是他建国以后始终在思考和实践的问题。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研究十分透彻。他认为,自周朝以来至晚清,中国的封建制度延续了3000多年,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已经使得农民陷入了极端的贫穷和苦难。1840年以后帝国主义列强殖民入侵,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封建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三重压迫和剥削,致使中国人民日益贫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日益衰败。毛泽东说:“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建国以后,毛泽东希望通过彻底的经济变革,解放被严重束缚了的生产力,以较快的速度使中国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中国人民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毛泽东的“快发展”思想,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
(一)强调生产力的发展“快发展”首先就是要强调发展生产力。早在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就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仍然坚持强调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他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只有通过“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才能为新生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获得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才算充分巩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将要完成时,他曾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的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主义条件。”
(二)强调群众观点毛泽东历来深信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同时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对于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方面,他认为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归根结底靠的是人民群众,要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在他的带领下,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群众以主人翁的姿态热情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可以说,新中国所取得的每一个成绩都离不开人民群众的贡献。正像毛泽东所说,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任何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另一方面,他认为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最终目标和归宿,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是要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毛泽东强调对个人利益要予以重视,当时提出的“国家、集体、个人利益三兼顾”的经济思想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民主管理思想就是最直接的体现。
(三)强调统筹兼顾和综合平衡统筹兼顾和综合平衡是毛泽东“快发展”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统筹兼顾思想在实际中表现为: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统筹兼顾,平衡布局;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统筹兼顾,适当分权等具体方针和政策。如要统筹兼顾,正确处理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同时实现比例、速度和效益的统一,使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再如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必须适当划分,他说“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要统筹兼顾,赋予地方更多、更大的自主权,才能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发展也是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来的,并系统地进行了论述。他多次强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没有全国的平衡,就会天下大乱;“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
二、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发展方针和工业化道路
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多快好省”地发展国民经济。毛泽东最初设计的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应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要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据此制定和实行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并举取得了伟大成就;第二步是要在一定的时间内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创造出一定的物质基础,这一步大约需要10年到15年;第三步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步毛泽东最初估计需要50年到75年,后来又估计大约需要100年还多。应该说这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和时间表是清醒的和基本正确的,是符合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的。但是后来并没有完全按照这个战略部署去走,而是在实际上实行了速度与规模并举的“赶超战略”。即使这样,建国后前3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取得了巨大成就,这应归因于毛泽东探索时期确立的正确的经济发展方针和工业化道路。
(一)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一开头就明确提出,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围绕这一方针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要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要统筹沿海和内地工业协调发展,要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等等,在全文的最后,他说:“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直到今天,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仍然是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指针。只有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最大多数人团结在党的周围,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才能在未来1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立足点。毛泽东强调,我们要鼓点劲,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战争中那种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扬起来。要反对迷信苏联模式的教条主义,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一方面要把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放在中国自己的力量基础上,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另一方面要以争取外援为辅,自力更生并不排斥外援,只是不能依赖外援。毛泽东指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要批判地学,还要大胆吸收和利用外国资金,但争取外援不能放弃原则、损害主权。
(三)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工业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化的最初表述形式,在中国实现工业化是中国共产党人一直以来的伟大理想。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提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建国以后,毛泽东即把实现工业化作为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中心任务,并积极探索并力图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农轻重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核心问题。毛泽东指出:“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可以把毛泽东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的基本思想概括为:坚持一个中心,处理好两个关系,即以重工业为中心,处理好重工业与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处理好农业与工业的关系。中国工业化道路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在向生产资料生产倾斜的同时,充分注意消费资料的生产;在发展工业的同时,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在重视资金积累的同时,充分注意市场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协调发展的经济发展道路。
不可否认,建国后有长达20年的时间,我们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某些方面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和失误,使我们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充满了艰辛和曲折。邓小平在1985年曾回忆:“一九五七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大灾难。‘文化大革命’就更不用说了。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后,还徘徊了两年,基本上还是因循‘左’的错误,一直延续到一九七八年。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八年整整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很大发展。一九七八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二百五十美元”。可以说,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的严重扩大化的反右派斗争,忽视经济规律的“大跃进”运动,“共产风”盛行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损害党内民主的“反右倾”运动,直到阶级斗争扩大化至极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灾难性的打击。撇开具体问题,从较深层分析,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道路时出现的理论和实践上偏差,其主要原因可以概括为这样几点:
第一,对中国当时所处社会主义阶段的性质和认识不正确;第二,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认识不正确;第三,对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和发展人的主观能动性之间的关系认识不正确。承认这些失误、挫折并搞清楚其中原因,不是要否定毛泽东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功绩和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探索的科学性,而是为了总结经验,更好地推进中国的经济发展。毛泽东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曾经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为选择新中国经济发展的科学道路而做了艰辛探索。几乎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每一个方面都有毛泽东和他那一代人探索的痕迹和闪光的思想,虽然有的不完善、不彻底甚至前后矛盾、正确与错误交织,有的在实践中未能坚持和贯彻到底甚至被扭曲和背弃,我们仍然要承认,其中正确的方面是主导方面,它凝结了毛泽东和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心血,为后来人积累了宝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历史是不能割断的。中国共产党自执政以来的全部历史都是探索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和不断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道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点,没有前一时期的探索、积累和成就,就没有改革开放后的大发展。毛泽东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是我们党一贯追求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被实践证明是正确方面的经验,还是被实践证明是错误方面的教训,都是我们党的一笔宝贵的财富。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论FDI对中国经济发展作用的经济学分析
改革开放20余年,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和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外国资本纷纷瞄准中国市场,到中国投资设厂。近几年来中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额一直高居世界前列,到了2002年,中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FDI)金额更是高达500多亿美元,超过了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随着FDI的不断涌入,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FDI对一国经济的发展是起促进作用还是阻碍作用,一个国家是否引入越多的FDI越好?
二、外国直接投资对一国经济发展作用的发展经济学观点
外国直接投资对一国经济的影响问题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着争议,尤其是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否引入外国资本,如何引入外国资本都是关系国家发展的大问题,对于FDI的讨论也就更加迫切,更有意义。基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本文也将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出发,引入发展经济学的观点。
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上主要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是新古典主义的观点。新古典主义者认为,在自由竞争条件下,与国内资本一样,外资也为发展中国家预示了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美好前景,他们确信外国直接投资能够帮助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他们认为,外国直接投资是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发展中国家可以从跨国公司所产生的外部效应中获得利益。与新古典主义的观点相对应的观点是激进主义观点。激进主义者认为,外国资本的流入给第三世界国家平添了经济风险,它不仅无益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的改善,相反还加重了发展中国家贫困。他们认为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造成发展中国家更大规模的事业,外资的进入只是垄断而非注入新的资本资源,只是替换而非改善当地的商业行为,只是破坏而非改善了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与新古典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极端看法有所不同,结构主义者认为,投资方与东道国的利益分配格局取决于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谈判行为。但是,国际寡头结构性特征与东道国社会经营的共同作用,造成发展中国家的谈判地位与能力呈下降的态势,分配的利益日趋减少。不过他们同时指出,适当的政策安排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在与发达国家的谈判中取得有利的地位,改善收入分配的格局。应该说结构主义的观点还是比较客观地描述了外国直接投资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状况的;但是,结构主义最大的缺陷是没有如新古典主义和激进主义理论那样,建立分析外国直接投资影响发展中东道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框架。
三、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那么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的影响又是如何呢?是如新古典理论所说的那样,给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无穷活力?还是像激进主义理论所说的那样,给中国平添了经济风险,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还是有其他的情况?本文将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模型方法,对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
(一)模型的建立
在对FDI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的时候,我们将选取年之间的数据进行分析,主要的数据指标有7个:每年的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额、各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各年的就业人员数、各年的出口总额、初级产品出口额、工业制成品出口额以及各年的基本建设投资额。各个数据指标的具体数值见表1。考虑到国内生产总值、就业人员数、出口总额、初级产品出口总额以及工业制成品出口与FDI的关系,FDI与基本建设投资的关系都可以看成单调的、线性的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可以采用线性回归的模型建立变量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的是一元线性回归模型。
表1:样本数据 单位:亿美元
注:(1)FDI指的是外国直接投资,GDP为国内生产总值,TE为总出口额,EPG为初级产品的出口额,EMG为工业制成品的出口额,EMP为就业人员数,BC为基本建设总额。
(2)因缺乏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指标,这里用基本建设投资代替,按国家统计局对基本建设内涵的界定,它是包括基础建设投资的,因而基本建设投资指标对基础建设投资的替代型还是可以的。
(3)GDP和BC的数据是根据对应年份人民币兑美元汇价折算得到的。
(4)EMP的单位为万人。
数据来源:《2001中国统计年鉴》和《2003中国统计年鉴》
(二)样本数据的分析
我们把表1的样本数据带入回归模型,并运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参数进行估计,利用EVIEWS统计软件的运行可得到以下结果。
表2:数据分析结果
1.回归方程的统计检验和分析
(1)方程的显着性分析。从EVIEWS软件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除了初级产品的出口额对FDI的回归外,其他所有方程的回归的R2值都还算比较高:最小也有0.7左右,最大达到了0.886的高值。在F值方面,对于年间的数据回归的F值都大于F0。05(1,18)=4.41,另外的四组分组的数据的回归的F值在95%的显着水平上也都明显显着,这说明以上方程的对这是情况的拟合情况良好,方程总体可信。也就是说以上的各个变量之间存在真实的关系。
(2)变量的显着性检验。变量的显着性检验可通过T检验来完成,从上面的分析结果看,年间所有的回归方程的T值都大于t0.025(18)=2.101;对于分组的数据,即使是最小的T值4.24也比t0.025(8)=2.306要来的大。因此,也就是说,所有的回归方程都通过了T检验。这说明中国FDI总额对GDP、就业人员数等变量具有明显的影响,基本建设投资对FDI的影响也十分显着。
2.回归方程的经济学含义
(1)外国直接投资确实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劳动就业。从分析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FDI每增加一亿美元,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人员数就分别增加15.08614亿元和39.85244万人,这说明FDI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还是比较强的。另外,FDI对中国的出口也具有很强的正效应:FDI每增加1亿美元就能带来4.132388亿美元的出口额的增加。这增强了中国的出口创汇能力,而出口可以通过乘数效应促进一国经济的发展,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的促进作用。
(2)FDI有利于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在表2中,对于方程,其T值、F值都勉强算是通过了检验,但其拟合优度却远远达不到基本的标准。这说明FDI对EPG的解释力不强,这说明外国直接投资额的增加对初级产品的出口的影响不大,虽然随着FDI的增加,初级产品的出口额也随着增加,但这很可能是其他因素在起作用,而无法断定是外国直接投资增加的结果。而在加工制造业方面情况则明显不同,对于方程,虽然样本数据只有10个,但回归方程的各个统计值还是很好地通过了显着性检验,从而表明了,FDI对加工制造业的出口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回归系数我们知道,年间,每增加1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就带来5.760870亿美元的加工制造产品的出口,到了年间这个作用更大:1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能带来8.095663亿美元的加工制造产品的出口,这同时也说明了外国直接投资对加工制造
品的出口的作用越来越大,也就是说FDI有利于中国的出口结构的优化。而出口结构的优化又带来产业结构的升级。中国在改革开放伊始,其出口结构是以初级产品的出口为主,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转变为以加工制造业为主,甚至资本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出口结构,可以说中国已经初步达到了出口结构优化的目标。而FDI对出口的作用与中国的发展目标正好是相吻合的。
(3)基础建设投资在引进外资中的作用越来越小。基础建设情况是外商来华投资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高效率的基础建设投资是降低成本的有力保证。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方面的建设还很不到位,适当地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就能促使成本大幅下降。不过基础建设投资对成本的降低作用也是边际递减的。我们可以看到,年间1亿美元的基本建设投资只能带来0.128750亿美元的外资的流入,比年间的0.397616亿美元少了1倍多。而且年间的各个统计值也相应的下降了不少,说明了基本建设投资对一进外资的作用正在逐步削弱。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基本设施建设经过改革20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已基本达到外商投资设厂的基本要求,再考虑到外商投资设厂基本上是在沿海一带,可以说基本建设投资方面的提升空间已不大。
综合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从而支持了新古典主义的观点,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国内的学者普遍支持新古典主义的观点的原因。但是,FDI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这种促进作用到底是单纯的自然而然的作用还是像结构主义所说得那样是由于中国在与跨国公司的谈判中取得了有利的地位呢?我们认为,引入外资对一国经济的影响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一国的内在的文化制度上的一些因素,比如说,高识字率、高储蓄率等。同样是引进外资,东亚与拉美的情况就截然不同。东亚国家受传统的儒家思想的影响,普遍具有崇尚节俭,注重教育的风尚,从而使得该地区的识字率、储蓄率比其他经济水平相近的地区来的高。特别是储蓄率,我们可以用具体数据对比一下,1980年东亚太平洋地区的国内储蓄总额占GDP的百分比加权平均为28%,而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的对应的数据为23%,到了1994年两者的差距就更大了,这一年两者的相应的数据分别为37%和20%。除了文化上的不同以外,政治制度上、发展模式上的不同也影响着两地引入外资的效果。政治制度上,东亚国家,政府拥有绝对的权威,不仅政府机构中各级官僚必须服从于政府的权威,民族资本和外国资本在国内产业分工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也完全遵从权威政府的安排,而且政府代表着整个民族资本的根本利益,对外国资本进行程度不同,但总的来说有十分严格的限制。拉美国家虽然表面上看国家或政府拥有权威,但实际上,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形成的利益集团的多元化,受到不同利益集团支持的政府官僚们拥有很大权威,他们或者代表着某些民族资本的利益,或者是作为“外国资本的代理人同盟”的代表,因而实质上是政府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国内外各种利益集团。在发展模式上,东亚国家普遍实行的是典型的“出口替代”发展模式,以出口为导向,促使外国投资适应出口发展战略的需要,东亚国家(包括中国)在实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时候,大都制定有严格的产业发展政策,引导外国资本投向与国内工业结构升级相一致。而拉美国家多数实行的是典型的 “进口替代”发展模式,主要依靠廉价的初级产品的出口来支撑跨国公司的大量进口、利润汇出和特许权、专利权的使用费。
那么中国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首先,从文化上来说,儒家文化的根源就在中国,因而中国与其他的亚洲国家一样,有高储蓄率、高识字率的特点。其次,从政治制度上来说,中国政府的权威显然是毋庸置疑的,而且政府在对外开放上实行的是审慎的、渐进的发展策略,从而避免了外来因素给经济带来大的波动。再次,从发展模式来看,大多数的东亚国家一样,中国实行的也是“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我们的观点有点类似结构主义的观点,或者说包括了结构主义的观点。与结构主义不同的是,结构主义强调的是发展中东道国的外在的与跨国公司谈判的地位,而我们强调的则是发展中东道国的内在的制度性的文化性的因素。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解读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一、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模式与美国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以前，出口导向发展模式的重要特征表现为需求的增长主要来自国外，资本的增长则主要来自国内，而现在，资本的增长更加依赖于外国资本和台湾资本，而需求增长则依赖于本地资源。印证这种变化趋势的是，近年来，长江三角洲的气势似乎盖过了珠江三角洲，上海与香港的金融中心之争也是咄咄逼人，如果说香港、深圳和珠江三角洲是外向型经济体系，那么上海和长江三角洲的经济体系在地缘和传统上则较多是以内向（国内市场）为主要特征，这也是近年来跨国公司投资更多的选择上海的原因。中国国内市场的重要性最终要超过国外市场，中国的发展模式已经颠倒过来。
翻开世界经济历史地图就会发现，经济大国的近代工业均发轫于沿海，但成功的大国经济很快就转向内地工业资源密集区，至少美国的经济历程是如此。美国经济沿着这条道路发展起来的，而法国、西班牙、荷兰、汉萨同盟则在相反道路上衰弱了。在南北战争以前，美国的生产力和市场主要集中在东北部，但美国人并没有长期沉浸于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政策，而是调头西进，走“内向型”经济的发展道路。特别是19世纪早期，运输业和通信业的新技术推动了美国经济增长。美国通过其东部沿海的城市纽约和波士顿的金融中心从英国输入资本，运用这些资本在纽约、宾夕法尼亚和俄亥俄等州建立了炼钢和采煤等新兴工业。这些产品运往内陆，供应芝加哥等新兴城市和西海岸的城市。这些新城市则在美国的腹地开发出新的农业产地以供应世界市场。而加拿大、墨西哥和加勒比海各国等周边国家向美国提供原材料和某些特定的制成品以满足美国工业生产的需要。同时，从企业债券到股票融资等金融工具的出现，标志着19世纪末华尔街资本证券市场的成熟，这为20世纪产业重组和企业并购提供了金融平台，那些20世纪的大公司和跨国公司就是以此为基础成长起来的。结果，半个世纪以后，整个西部地区就为美利坚的民族生产力所充溢，为美国迅速跨入世界强国奠定了物质基础。20世纪初，当美国的民族生产力已足以称霸世界时，才打出“世界主义”和“门户开放”的旗帜。
这个历史经验，对于今天的中国经济发展，如“西部开发”和“启动内需”仍有借鉴意义。只是，这个经验对一个世纪之后的中国经济所具有的挑战意味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那些在成长中具有时序关系的阶段和过程将被压缩在一个较短时期来完成。
二、作为反例的日本经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的经济奇迹被归结为这样一种基本发展模式：在日本式经济中，政府为了达到它的（贸易立国、出口导向）目标，在市场中同时嵌入了激励和抑制因素。在经过长时间的实验后，日本实行的国家指导而私人所有的经济体制是日本二战后成为世界第二大生产高效的经济体的主要因素。南韩和台湾学习了它的主要原则和机构，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但自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当日本对美国的持续贸易顺差，即美国对日本的持续贸易逆差开始成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时，对日本经济成功的主流解释是它享有特别优惠的汇率，这一汇率是美国在战后占领期间为了帮助日本经济复苏而确立的，名义上1美元可兑换360日元。1971年，尼克松总统结束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体系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迫使日元升值，削弱日货在国际贸易中的价格优势。15年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的经济规模有两个德国那么大，在汽车、钢铁、电子产品、机器人、半导体、液晶显示器和其他工业上具有强大的竞争力。美国人更是惊呼日本的“威胁”。像尼克松一样，里根政府又寻求利用汇率缓解来自日本的经济压力。日，法国、德国、日本、 英国和美国的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云集在纽约的广场旅馆，达成“广场协议”。美国和欧洲认为日本在国际贸易中因其价格优势获得了太多好处，因此强迫日本同意一项抛售美元的协商机制，在以后两年多时间里，这一协议导致美元贬值30％，日元则相对升值。这就是著名的具有深远影响的“广场协议”，它成功地削弱了日本产品的竞争力。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从1985年1月的1美元兑换262日元升值到了1987年早期的1美元兑换158日元，日元升值导致日货国际市场价格大幅上升。
在这种背景下，日本恰当的经济政策应该是采取改革措施扩大内需，将它的经济重点转向依靠国内需求而不是出口，形成互惠的而不是仅仅对日本有利的贸易关系。开发国内需求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池田勇人首相的“收入倍增计划”，在一个人口规模是美国一半的社会兴起的池田消费革命是日本开始经济起飞进入高速增长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同样有很多机会扩大内需，如住房、医疗、城市规划、城市交通很有开发潜力，但日本没有采取这条路线，进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和转形。相反，日本却更加强化原有经济发展模式的方向，更紧地将自己和美国绑在一起。在大藏省的命令下，日本银行大幅降息以刺激投资。据东京的德意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估算，年，日本共向新企业、设备和研究投入了约3.6兆美元，目的是将生产成本减少40～50％。结果，由于没有考虑国际和国内消费者的需求，形成了巨大的生产能力过剩。这导致了日本至今仍没有克服的银行危机和经济滞胀。
由于利率太低，日本银行也向高风险和投机的借款人贷款，尤其是房地产部门。日本的土地使用模式过度地向农业用地倾斜，这构成了对农场主有利的政治体制，而农场主本身又是自民党一党统治的支柱之一。在这种结构下，日本的城市土地奇贵。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投资繁荣时，城市土地价格投机性上涨，成为投机性泡沫的基础。土地成了银行贷出巨额资金的抵押，这些资金又被用来购买土地或东京证券交易所的股票，同时，这些新获得的土地或股票又被作为抵押从银行里获得更多的资金。日本政 府认识到土地价格严重偏离实际价值，便开始实行紧缩货币政策来阻止银行向投机者贷款，日，将贴现率提高到4.25％，1990年8月再次提高到6％。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的软着陆产生了不良贷款危机和对整个银行体系无法清偿的威胁，这一威胁持续了10年，2001年早期仍没有迹象表明有所改善。
三、中国旧经济模式的缺陷和向新经济模式的转变
中国近代工业经济始于鸦片战争，西方殖民工业在东南沿海登陆，《南京条约》、《天津条约》进一步扩大了近代工业的发生范围，同时也使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成为殖民工业的市场。这一时期的上海、广州、武汉等地也相继产生了经营农产品加工的官办工业和“外资”企业，占全国工厂总数的64％，开始形成了全国第一批较大的工业点。但甲午海战的失败，意味着中国自然经济的北方防线崩溃，促进了中国工业经济以日本帝国主义利益为中心的重心北移。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英法德俄等国无暇顾及中国市场， 随之而来的是日本资本开始在中国增强。1927年，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会议，制定了全面侵略中国的计划，开始推行全面占领中国工业市场的战略。首先，日本在东北大力投资扶持重工业，建立了煤铁中心和钢铁工业；在此基础上发展化学、机械等直接服务于军事的工业；开发了东北的水力资源，以水电为主，建设了电网，为进一步推行侵略中国的战略提供了廉价动力。这样，东北的重工业围绕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目标很快就在全国上升到十分突出的地位。其次，日本在华北的重点是击垮中国的民族资本，掠夺华北资源，发展轻工业。抗战前夕，青岛已有50万纺绽，天津已有33万纺绽，与上海并列。这样，青岛、天津、上海成为全国三大殖民工业中心。最后，日本力图摧毁中国南方工业。
上述事实表明，由鸦片战争至抗战结束期间的殖民侵略及其相应的资本输入，确实把中国带入了近代工业，但这种工业从来就不是为中华民族利益服务的生产力。这种殖民经济的负面影响是，发生于东南沿海的殖民战争强加给中华民族的殖民工业破坏了中国近代工业的民族性和自然性，继而导致至今尚未消除的中国生产力布局不合理的现实。其具体表现为：工业生产力与其所需的自然资源在空间上严重脱离。拥有工业资源的内地和西部地区都不占有与其资源相吻合的工业生产力；而工业产值最高的东部沿海地区却不具有像内地和西部所具备的丰富的自然资源。不仅如此，中国发展农业自然条件最好的东南、华北沿海地区又是中国工业产值最高，而工业动力资源相对较少的地区。工业与农业在同一自然空间发展导致在一个自然空间内的竞争：少量的可耕地被大量工业用地挤占，工业污染又导致对农业自然资源的破坏。从长远看，这都将给中国经济持续发展造成基础性的破坏。
一个大国经济的形成大致要有两个标准：一是这种生产力应尽可能地与本国的自然资源相结合；二是这种生产力应与本国的市场相结合，不可能完全建立在外向型市场需求上。
中国经济工业化的进程，即中国工业经济向西部内陆腹地的开发始于1949年。这个过程大致分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中，政府的目标主要集中在改变近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留下的畸型的生产力布局。从“一五”到“六五”期间，中国政府一直注重对中国内地和西部地区的工业投资和开发。40年来，内地工业产值增加40多倍，相当于1949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0倍多。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30.6％上升到1983年的40.5％。在西南、西北地区形成了一系列工业基地或工业中心。这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过去那种工业生产力与其相应的自然资源严重脱离的经济格局，并减轻了工业对农业所产生的空间压力。但没有摆脱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束缚，这次西部开发，尽管作了大量投资却没有产生预期的效益。对于刚刚走上市场经济轨道的中国来说，在大规模对外开放的同时要形成国内市场机制，国家的最终实力只能根植于国内市场，而中国最有深厚潜力和资源却有待于大规模开发的市场并不在沿海地区而在广大的西部内陆。所以，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就是东接（东部沿海、财门）西引（西部内陆、发展空间）的大循环发展格局。中国西部正是中国生产力的走向所在，它对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中国加入WTO将会加快两大变化趋势：一是， 中国经济将通过其东部沿海的城市诸如上海、香港、深圳以及北京这些金融中心从国外输入资本，运用这些资本对西部内陆产业进行结构改造和重构，这种颠倒的经济模式不仅会持续下去，而且很可能会加速发展。二是，亚洲许多国家的出口暴跌，日本经济再次陷于低迷，亚洲的整体经济结构正处于重组之中。亚洲所有国家的土地、劳动力和资本这三种生产要素都需要重新配置，以尽可能充分利用中国融入世界经济带来的增长潜力。简言之，亚洲必须围绕来自中国的新生产能力和资本积累对自身进行重构。此外，中国入世的意义还在于国内市场国际化，由于中国在实物经济产业制造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人工成本比较优势，所以，中国市场将是国际市场中最具有竞争性的组成部分。从产业制造的规模和能力看，有的经济学家甚至预测：继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制造”、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日本制造”之后，新世纪有可能出现一个“中国制造”的时代。
四、中国经济新发展模式的关键和难题
通过对中国经济新发展趋势与美日经验的比较，中国经济与亚洲经济的未来走势变得清晰起来。首先，中国在整体上必须保持贸易赤字，对此无需担心，正如无需担心美国凭借贸易赤字建设铁路一样。然而，吸引巨额国际资本流入是中国新发展模式的关键。“中国必须使外国投资者确信，投资中国将有利可图。换言之，中国必须说服发达工业国、尤其是日本向中国输出资本品和先进技术，而中国则只需报之以写有所有权的承诺，即股权凭证。”
事实上，这种变化正在开始。还在去年夏天，《日本经济新闻》对日本大公司进行了一次调查，结果发现50％的被调查公司表示计划扩大海外生产。随着中国产品同日本产品之间的质量差距的缩小，越来越多的日本公司不断加大在中国的投资。日本厂商相信，中国是最重要的成长市场，发展潜力无法估量。今年，东芝已关闭了日本国内的电视机生产线，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接着，美能达也宣布，公司正逐步停止国内的相机生产，转而从上海进口。同其它日本公司一样，松下电器的生产重心也正向中国转移。11月，索尼宣布，将在中国投资设厂生产最新型的Vaio系列电脑，目前这种电脑只有日本和美国的厂家才生产得出来。另外，富士通和日立公司也有类似的投资计划出台。就好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从10月份开始，数家日本制造商纷纷公布了从其在中国设立的工厂进口自行车、摩托车、汽车、移动电话的计划。
日本经济学家相信，成长中的中国经济也将对21世纪的亚洲经济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按照经济学家早就得出的结论，如果高工资水平国家同低工资水平国家发生贸易关系，高工资一方不可能占到便宜。数据显示，中国从日本吸引走的投资导致日本国内制造业就业率下降了20％，日本开始出现了“制造业空洞”。
另外，在中国广大的内陆西部地区，外国投资者难以判断投资的价值。这意味着中国的不同地区将专门从事投资生产流程的不同阶段。沿海地区将专门生产其它国家需要但自身无法供应的产品和服务，向中国内陆投资就是这样的服务；内陆地区则专门为沿海地区生产产品。中、美、日三国贸易模式的演进中也存在着这种地区分工的复杂情况。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高于对日本的赤字。目前，日中贸易第一次出现了赤字。从贸易关系上看，现在的中国之于日本正如40年前日本之于美国，中国正在成为日本关键的供应者，日本则正在成为中国关键的市场。另外，亚洲其它位于中国周边的国家将 为中国的发展提供原材料，而这些资本品最终将用于中国内陆。这些周边国家将依赖“中国发动机”带动经济增长。这些国家不仅包括东南亚，还将包括资源丰富的俄罗斯远东地区以及中亚地区。
对于外国向中国提供的资本、高技术和产品，中国将以实物产品和股权进行支付。但这一新发展模式在操作中的困难在于，国际投资者将如何决定二者的构成比例，因而在这一模式中决定最优汇率成了一个需要慎重对待的问题。贬值的人民币将会创造许多就业机会，但却会减少流入的外国资本。尽管中国控制国内投资的自主权将因此加大，但外国投资的附加利益将减少。而且，贬值的人民币未必会带来就业上的净收益，因为资本流入可能会创造出新的出口行业，从而提供新的就业机会。相反，人民币坚挺会降低中国的出口额，从而对就业产生不利影响；但这将为外国投资的部门释放出劳动力，外国投资带来的附加性利益将不断增长。
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的汇率应根据就业需求来确定。因为目前的中日经济关系不允许实现充分的资本自由流动，所以，人民币必须保持低汇率，从而鼓励日本资金通过双边贸易流入中国，也就是以便宜的进口品压低日本的储蓄率。但这是旧模式。随着时间推移，两国间的资本和贸易流动很可能会实现进一步的自由化。自由化将使得人民币坚挺，资本正常流动，国内需求因此将更加强劲，中国的就业需求将得到满足。日本的劳动年龄人口正在下降，日本在未来将不存在太严重的就业问题，因此增加来自中国的进口只会对日本的劳动力产生较小的替代作用。可见，中日双边经济关系的改善将增加中国的就业机会，而日本人则可以保持其生活标准。所以，很自然可以把汇率作为一个手段来实现这些互利的目标。
另外，汇率难题还包括中国贸易伙伴的货币之间的汇率，它将如何影响中国向外国人出售商品和出售所有权凭证之间的平衡。第一个提出人民币升值说法的国家正是日本，出现了日本与中国关于两国汇率的争论。日本要求人民币升值，他们认为与中国迅速增长的经济实力相比，人民币却过于贬值，完全没有反映中国旭日东升般的经济，一直被固定在94年汇率的标准上，这等于是中国不但兼具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劳动力”的长处，甚至还具有“廉价的货币”这样的长处，因此中国政府必须提高人民币的币值。日本把调整汇率看作是力克“日益发展的中国”最强有力的手段。正如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牵制日本经济采取“日元升值”措施，日本在十几年后照搬照抄地用于中国，以牵制中国经济。预计围绕人民币币值的策略战还将持续下去。中国贸易伙伴之间的汇率会如何影响中国经济，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根据上面的分析，对于国际投资者而言，中国最诱人、也最有利可图之处很可能在于资源重新配置会带动生产率增长，而非试图猜测如何确定最优汇率。中国经济的新发展模式的魅力在于，国际投资者应致力于生产率增长前景最为光明的投资，而中国将是理想的投资地点。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中国经济发展的另类思考
中国经济发展的另类思考
主持人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馆长李昭淳：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今天是我们"广东学术论坛---中国趋势"第二场。今天主讲嘉宾是温铁军。温铁军是1951年5月生于北京，祖籍河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现任中国改革杂志社总编辑，1983年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三农"调研工作，
长期研究"三农"问题，发表了大量的有关著作，被农民誉为"中国农民之友"。他主张必须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两个主要矛盾，第一个是高度紧张的人地矛盾，第二个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20__年元旦，温铁军获中央电视台20__年度中国经济人物，成为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历的经济学家，中共高层智囊决策人物之一。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温铁军先生为我们演讲，本来温铁军先生是昨天上午讲第一场，但是由于温家宝总理昨天把他请进了国务院，就今天来讲。等一下由温铁军先生来介绍比较好。
第一个程序是，我们送了一个中堂，引用张横渠的两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请把礼品送上来。（掌声）这是广东唯一的作品能够进入人民大会堂的书法家为温铁军先生写的。
温铁军：我说不出话来，小子何德何能，受此殊荣！我们杂志社的同志也做了一个铜匾给中山图书馆作为回赠，小小礼物不成敬意。一个匾额，请广州省立中山图书馆笑纳！（掌声）
主持人：温铁军先生的讲话很重要，有请温铁军先生演讲，大家欢迎！
温铁军：先表示歉意，昨天上午我应该来开第一讲，刚才你们领导讲得是实际情况，我要去汇报一下宏观重大经济问题的意见，其实不只是我一个人，一共请了七位学者汇报情况，这是中央发扬科学决策的精神的一种办法，更多的听取各个方面的不同意见。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我觉得最好别把这些和"中共高层"联系起来，这么说我觉得很尴尬，在座的有我以前的同事，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跑腿的、搞调研政策的研究人员，干的年头多了一点，又比较认真一点，当然我也有很多问题，犯了很多错误，但是自己的毛病没有改，老是爱较真，就有了今天。（掌声）毛主席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我自己仍然认为，不管别人怎么看，我还是应该争取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所以我应该认真。有些说话已经说反了，说我们最不认真，我认为最好别这么看。我们党中央、国务院对当前的问题，乃至于对中长期的问题是非常认真的，我希望大家保持充分的信心，尤其应该总结、分析、反思我们以往的发展过程，找出经验、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我们才能真的做到从胜利走向胜利。
我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另类思考"。"另类"这个词，很少见之于我们的报端，大家知道，咱们的宣传工具基本上是比较主流的反映，但是在民间，其实有大量的非主流的话语，这些就可以归纳概括为"另类"，所以凡是非主流的都可以叫做另类。电脑的普及化使大家越来越知道使用转换键ALT，就是转换，它延伸出来的词汇就是一种调转不同于主流的意思，翻译成中文的时候，由于找不到更好的对应词汇，所以就翻译成"另类"。大家知道，不同文化的话语要往一块搀和的时候，很多话语就没法翻译。比如说"小康"翻译为""，欧美研究中国问题的汉学家们没有办法，只好音译为"xiaokang"。中国近几年被党中央强调为重中之重的"三农"问题，这怎么翻译成英文？中国在自己的实践中所提出的这些话语怎么翻译成英语？在座有很多英文比我好得多的人，谁能把"三农问题"翻译成英文？你怎么信、达、雅的翻译出来。比如说农业产业化，在西方语汇中，农业本来就是产业，产业的产业化怎么理解？都没法解释。其实这恰恰说明，"另类"或"差异"，不同的东西，是广泛存在的，希望大家去理解，认真的去解释，然后才能明白这个社会是多样化的。名词只是对一个话语的概括。所以，背一下江泽民同志的语录以证明我是正确的。从中国加入WTO谈判以来，江泽民同志就认为世界是多极化的，同时也提出了我们国家另类全球化话语，某些程度上另类可能成为一种主流话语。当然，三农政策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是理论化的去解释的话，确实是我或我的同事要去做的。第一，中国的问题并非农业问题，那个是1995年发出的一个报告，我们不应该只强调农业形态调整，这是另类的第一次出现。1993年农业部组织全国的蹲点调查，那个时候我们对安徽省做了一个分析，重点要分析财政、金融、税收、流通等等非农业问题，写了一个报告，叫《一个农业大省的困境》，那个报告也得到了相当的好评。回来了以后，我也又写了一个报告，题目也是怪怪的，叫《如果欲知农，工夫在农外》，引用陆放翁当年的诗叫"如果欲学诖，工夫在诗外"。事实上，90年代初期，相关的有不同意见必须以非公开形式发表，1996年写了一篇文章《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模式》，其实不是什么新问题，人地关系紧张不是老问题吗？自康熙年间人口过剩到现在，中国的发展不都是人口与基本国情矛盾吗？1996年我们把这"三农"问题作为常识方面的问题拿出来发表，其实我们不存在纯粹农业上的问题。当然，这些不同的意见提出的过程中我们也受过很多批评，当时的主流是照搬西方的做法，所以我们只要按照人家走过的路殖民战争造成贫民大量增加，工业化产生新贵族，大家都很抵制新的制度，新的工业势力打造坚船利炮，把贫困人口送出去，把旧贵族也送出去，欧洲大陆大量人口移出，基本上是贫困人口移出。现在有一个《南极公约》，任何国家都不能争夺南极冰冻大陆的主权，你的贫困问题，农村问题只能内部解决。我们自己和平解决，不向外扩张，当中国提出和平崛起的时候，没有哪个国家相信你的崛起是和平的。因为那些国家的崛起没和平，他的崛起是靠占了大半的世界大陆，把自己的阶级矛盾转移出去了，就形成了西方的福利社会，这在西方可能是另类，但在中国仍是主流。对于这种趋势，当我们说，我们希望再争取20年到30年的和平环境中国就能崛起的时候，人家不信。美国的费正清中心，大多数中国经济学者都知道这是做研究的权威机构，很多美国的经济学家都是从这儿出来的，在中国90年代经济快速增长的时候，它们有一句话：20世纪因为日本、德国的崛起，挑战当时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而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21世纪中国的崛起也必将因为要求改变国际经济秩序使社会面临极大的挑战。这个文字表述是非常清楚的，很客气。所以我们讲我们应该和平崛起的时候，第一，人家不相信，第二，如果你照搬西方的时候，问题是你不敢搬。就连我们现在提出我们一定要统一台湾，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都变成了世界各个大的资本集团和大的政治集团跟中国做交易的筹码。这个牌我们没法打，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欧美大国家，只要表示它支持一个中国，你就得开价。很多国内
的问题因此而复杂化。当我们90年代想照搬的时候，并非你不想照搬，而是人家说你要惹麻烦，到自己真的想照搬的时候，才发现这个事儿还照搬不得了。我们这种90年代上半期的不在主流的说法甚至变成了主流了，比如说"三农"问题，甚至变成了重中之重，今年变成了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个"重中之重"，其实也是特难翻译，一句话中国人听明白了，外国人听你至少要多花5多分钟去解释。恰恰是中国趋势本身就解释了另类和主流可以互相置换的。"对立统一"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所以我们先解释一下另类，实际上说的是一种转换，一种多元化的东西，什么东西还没有被人们充分理解，它就是另类。我的另类并不是完全超脱于主流之外，只是与大家所接触的话语不同而已。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信用秩序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
随着社会的扩大，特别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交易行为经常是跨地域、跨国度、跨文化的；潜在的交易对象都是复数；交易的双方不很熟悉，甚至完全陌生，既无法在短期内建立起足够的信任，又没有共同的习惯、惯例可以依赖；由于语言和习惯的差别，很可能产生误解；由于市场主体的不稳固性以及人员的流动性，有了错误、欺诈也难以追究经济责任；而且交易额经常很大，风险也就很大。在这种情况下要形成实际的理性的交易，交易费用将及其巨大，过高的交易费用会使交易者无利可图，从而使人们放弃或尽可能地减少市场交易。而市场有效交易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关系着宏观经济的基本表现。因此，缺乏信用秩序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市场经济是一种相对自由的经济体制，而这种经济体制的自由度需要完备的信用秩序来维系。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和发展的力量之源。然而，主体的多元结构必然导致利益趋向的冲突。信用秩序的作用就在于将市场主体自我对冲突的化解限定在一个可控的框架内。以免危及市场的交易安全。而中国在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恰恰忽视了信用秩序的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信用秩序的作用可以由经济管制来完成，交易的安全性不容质疑，所以信用问题并不突出。但是一旦对市场主体的管制大大减少，丧失信用又能获得额外利益，并且信用效力的个别化使之并不会丧失交易的资格和机会。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就自然成为交易手段的选择。当相当的市场主体为避免受害而主动放弃信用或者减少交易的时候，我们就面临一个“囚徒困境”。80年代延续下来的“三角债”问题和近年来日益浮出水面的金融机构不良资产问题皆源于此。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理解，信用秩序的主要功能在于建立和保持一种可以大致确定的预期，以便利市场主体的相互交往和行为。而制度经济学家更从这个角度把建立起信用秩序的法律确定为一种能保障确定预期的正式的制度。只有在比较确定的预期下，我们才能进行一切社会交往和社会活动；我们之所以存款、投资、买卖，皆因对自己的市场行为有一个安全的预期。我们清楚地知道，可以凭银行的存折提取本金和利息，进行的投资不会无故被没收或征收，卖（买）方不会卷款而逃或拒不履约。一个理性的人不会冒险进行交易的，除非交易可能得到的利润大到足以忽视成本。但对于整个市场而言，大多数的交易的利润是建立在成本基础上的。通过信用秩序来降低交易风险和交易成本就很有必要。因此，必须通过建立信用秩序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使之成为“信用经济”。这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宽带通道。
完善的信用秩序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信用评估体系、信用信息通道和信用制裁体系。市场主体能够随时了解交易对方的信用保证（资产、负债状况）和信用记录，这有助于增强交易信心。不守信的市场行为付出的机会成本在一般情况下，将远远大于预期的额外利益。市场的透明度要求任何财产的流转都将在司法介入时能够显现。试图通过“金蝉脱壳”来逃避债务将是非常愚蠢的行为。然而，目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由于大多数的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财政之间的某种关系使行政权力不自觉地干涉市场主体的信用秩序。此外，政府信用在目前也值得怀疑。回顾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许多“制度创新”是在当时国家制定法表现出来的经济制度尚未改变的情况下，由一些企业、经济组织、集团或地方政府发起的。制度创新者们往往会通过规避甚至突破法律来解决所面临的问题。然而，允许改革而违法所形成的无视法律尊严的行为习惯，会严重损害法制的统一性和法治的结构。目前，各地出现的地方保护主义和行政行为的恣意性就是这种改革方式所带来的恶果。
新华社披露了郑百文这家公司上市前后存在大量做假帐行为，从它的桂冠到它的崩溃，我们不禁要问，市场信用如此，我们还能相信谁？从法律的层面上说，为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恢复民众的信心，就要提高证券市场的透明度。 法律应当成为确保证券市场的透明度和公信度最有力的武器，然而在郑百文现象中法律却成为假帐的傀儡，郑百文上市来的虚构利润和报表作假都和一些中介机构有关，牵涉到的有上市发行人、会计审计机构等。在有多方参与的市场中，作为市场自律机制重要一环的中介机构在维系市场信用度、提供信用通道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中介机构被用做华丽的外衣来遮掩丑陋的躯体时，一旦人们发现真相，市场的信用也被人们弃为敝褛。后果是人们拒绝相信信用，这对我国的信用秩序来说是个严肃而客观的问题。当事实一再击跨人们脆弱的信用意识，要重建信用秩序是何等的艰难！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环境问题
摘要:本文从中国经济发展的角度,阐述了中国现存的环境状况,并从经济发展的政策、模式和资金投放等方面分析了中国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最后提出了经济发展中解决环境保护问题的几点建议。
关健词:经济发展 环境污染 环境保护
中国一直存在着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孰轻孰重的争议。中国环境保护法规的不足,公众环境保护意识的缺乏等等因素阻碍了中国政府有效地寻求一个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适当方法。本文首先阐述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类环境污染。之后评述了中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冲突中形成的污染原因。最后,本文研究了促进中国环境保护发展的几点对策,以求寻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点。
一,中国经济发展中产生的环境污染
1 能源污染。中国经济发展主要是以重工业发展为核心进行的,而重工业企业为追求生产数量与规模,多数采取低能源成本的生产方式,对能源的使用不彻底,也没有配套的除污设施,企业的生产行为就象是在进行一次次的能源浪费,使得能源资源本不富饶的中国面临更多资源保护与环境控制方面的问题。
2 大气污染。中国的主要能源供应资源仍然是煤,中国是世界煤消费最大国,同时还是世界原油消费第二大国。我国目前的空气污染相当于发达国家五六十年代污染最严重时的水平。大气污染以煤烟性污染为主,主要污染物为烟尘和二氧化硫,其中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约占70%。全国600多个城市中,大气环境质量符合国家一级标准的城市不到1%;全国大、中城市的总悬浮微粒和降尘基本都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给中国人民的健康带来破坏性影响。
3 水污染。中国城镇供水面临很多的问题,据统计,在660个大中型城市中,约有400个已存的各种各样的水问题;有1/4已达到警界标准。地下水资源已被渐渐污染,还有20%的水资源已无法再生为清洁水。而这所有的水问题都与企业生产过程中的排污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4 劳动力污染。企业大规模的生产必然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这种对劳动力的需要似乎与环境保护没有关系,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国重工业生产的产品多为非技术型产品,其生产岗位对劳动力没有技术上的要求,因而生产过程中对能源、资源的浪费较大。但是由于这些劳动力密集的工业还可以减少国家的就业压力,因而其环境污染问题更易被忽视,使得环境污染问题自然退居经济发展之后,使中国的环境保护问题面临更多来自经济发展需求的压力。此外,在改革进程中。由于政府已经逐步消除人口移动的限制,使更多的农民工涌入城市工业企业,中国的城镇人口增加,到2004年。中国城镇人口近总人口的42%。这使得中国城市人口进一步集中。这种人口城镇化的趋势,其代价是中国可耕种地面积的大量减少。同时还会产生粮食生产力的危机。城镇化的发展还会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企业劳动力为适应企业的发展,必须选择一种更为高质而快捷的生活方式。这促使粮食生产部门使用更多的化肥和农药来满足这种生活方式,这会使更多的江河湖海受到污染。土地污染也会更为严重。
5 垃圾污染。我国废弃物排放量大,工业废渣和城市垃圾大都堆积在城市的郊区和河流荒滩上,已成为严重的污染源,由于综合利用和处置率低。累计堆存量达65亿吨,占地5万余公顷,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仅为1.2%。全国有2/3的城市陷于垃圾围城。此外,随着中国化学工业的发展,有毒有害废弃物也有所增长。有毒有害固体废弃物都未经
过严格的无害化和科学的安全处置,成为中国亟待解决并具有严重潜在性危害的环境问题。
二 中国经济发展中产生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
最近20多年,中国经济持续以年平均9%的增长率高速增长,但是今后的发展也面临着许多巨大的障碍,除了技术进步之外,最大障碍就是资源和环境因素。虽然进入2003年后。新一代领导人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并着手予以解决,然而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种种冲突却使这一问题的解决不容乐观。
我国的经济发展一开始就埋下了环境污染的祸根。一直以来,中国盛行“商人崇拜”和政策上的“向商人倾斜”,国内许多政策措施都体现出经济发展为首任的思想,在《京都议定书》的签订过程中,中方代表即表示“国的首要问题是消灭贫穷,发展经济,中国政府不可能执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义务。除非是经济发展了”。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任何浪费污染环境的做法都可以借“发展经济”之名毫无阻碍地通行。错误的政绩观把“吸引外资”和“出口”当成了考核官员“政绩”的首要指标,出口污染环境的产品受到优惠的“出口退税”的公然鼓励,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外商投资企业被奉为上宾。并得到低税率的优惠。在这种环境换发展的政策指导下,中国当然会面临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的困境,高速的经济增长变为不可持续。
中国人均土地面积和资源储量都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中国要想使经济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投入更多的治理资金与技术资金促使企业使用最能保护环境的生产方法,有效利用资源。而我国各企业及政府部门对经济数量的追求往往让他们忽略或放弃了这部分投入,致使我国环境保护及相关资金支持和技术发展严重落后。我国在九五计划期间,政府拿出了360亿(约45亿美元)主要用于污染控制和防治,这是近两倍于六五、七五和八五计划986-2000)之和的环保投资,然而这一数据仍然低于1%的GDP数量。“十五期间”环境污染投资首次突破GDP的1%。达到1.18%。但这一投入并不能满足环境保护的基本需要。据环保总局与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每年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占GDP的百分之四到八,再加上生态破坏带来的损失,总的占到GDP的百分之十三到十五。在《中国绿色 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中指出。中国2004年全年环境污染造成经济损失占全年GDP的3.05%,治理成本占GDP的1.80%,如果在现有的治理技术水平下全部处理2004年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需要一次性直接投资约为10800亿元,占当年GDP的6.8%左右。同时每年还需另外花费治理运行成本2874亿元(虚拟治理成本),占当年GDP的1.80%。这一切资金要求与我们现有的投人数额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
我国经济发展正面临资源短缺的约束,但这只是表面现象,问题的根本还是在于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一种粗放型的方式。经济的增长主要是依靠资源的大量投入,造成了大量资源的浪费,产生了一种资源约束的错象。而且这种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也造成我国产品结构、进出口技术结构各方面严重失调,其发展的最终结果都将导致环境的急剧恶化。如果我国有好的市场经济,转变了现在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那么,就会促使技术的不断进步,能不断地开发出新的资源和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这时,资源约束的现象才会真正消失。
三 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有效措施
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快速发展期,处在环境污染、资源消耗的高峰期,环境状况距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有相当大的差距。如何在加快发展的同时,
切实保护好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是中国2l世纪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
1 把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来抓,加强各部门合作,最重要的是各级政府、各级管理部门、各级领导要牢牢树立科学发展观念,实行环境与发展的综合决策。同时,必须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要用绿色GDP核算体系代替传统的GDP核算体系,把环境保护纳入各级政府的政绩考核。
2 把环境保护作为产业来抓,分配更多的资金与技术资源给环保产业,加快先进环保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逐步形成环境保护技术研发体系,将环境保护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积极推动环保产业化进程,逐步规范环保产业市场,积极推动环保设施运营社会化、专业化、市场化,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环保产业宏观调控和运行体系。
3 把循环经济的发展作为新时期经济发展的重点工作,彻底放弃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有效发展循环经济需要完善的法律体系的支撑,循环经济的发展与传统的回收利用不同,它不是依靠计划安排来实现废旧物资的回收再生,而是通过法规和标准的严格执行,通过市场运作来发展的。因此,在循环经济的建设过程当中,我国还需不断加强环境法体系的建设工作,并赋予相关工作部门有效的执行权力,在完善的循环经济法律框架下,有效推行循环经济的全面发展。
4 把国际合作视为解决我国环境保护问题的重要工具,通过官方和非官方的各种渠道,通过政策讨论与对话推动我国在环保领域的国际合作,提高中国在环境政策、管理、技术及方面的能力,积极引进环境保护资金和先进的环境管理理念。为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提供动力与支持。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发展
摘要:目前,国内有许多人仍然认为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是非常不利的,认为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发展是弊大于利、挑战大于机遇。但中国数年的发展证明机遇与挑战同在,只要选择合适的模式,经济全球化是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
关键字:经济全球化 中国 外贸
经济全球化是现代经济、科技、政治高速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进入21世纪,由于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发展以及资本和技术的流动性,经济全球化使得不同国家的市场和生产日益变得相互依存。对于经济全球化,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出自各自的利益有许多赞成或批评的意见;尽管经济全球化的规范和完善还有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是不可逆转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的趋势是显而易见的。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正式成为WTO的成员国也使我国更加充分地融入了经济全球化的大潮,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多种多样的。日,江泽民同志在2000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界领导人峰会午餐会上发表演讲,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中国对经济全球化的观点:必须看到,现在世界各国的发展仍是相当不平衡,南北差距不断扩大。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有利于促进资本、技术、知识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给各国各地区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许多文献指出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不利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1)出口市场更加集中,与我国出口市场多元化目标相矛盾。(2)出口商品结构优化产生消极影响。(3)环保产业和绿色产品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绿色贸易壁垒给我国外贸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目前,许多人都认为经济全球化必然对我国出口、外贸、民族工业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然而,事实一定如此吗?
经过加入WTO后的这几年的发展,事实证明,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并非全部都是不利影响。主要有三点原因:(1)经济全球化给我国带来了更多引进、利用外资的机会,有利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年我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累计为11.66亿美元,以后逐年上升,进入20世纪90年代迅速增加,1997年达到452.57亿美元,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超过英国、法国居世界第二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最新统计数据表明,在过去20年中国共吸引300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占所有发展中国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30%。经济全球化进程将使我国能够更多、更好地利用外资,从而加快提升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有利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2)经济全球化给我国带来了更多引进世界先进技术并消化!吸收和创新的机遇。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众多技术领域之所以能够在短期内缩短与世界水平的差距,甚至在一些技术应用方面能够与世界同步,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经济全球化以及相关的科技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将使科技人才的全球化科技活动日趋活跃,使跨国公司的全球性科技活动加速发展,使国家之间的全球化科技活动不断深入,使民间的全球性科技交流得以加强。经济全球化能有效地促进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 。(3)世界贸易组织的不断发展扩大使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得到巩固和加强,在某种程度上可对贸易保护主义起遏制作用,有利于维护良好的贸易秩序。据世贸组织的一些专家估计,世界贸易量每年增长将达到2000亿美元。我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意味着我们将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企业有更多的机会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参与国际分工与协作。在遇到贸易争端时,企业还可以利用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公平!合理地解决与其他世贸成员的经贸摩擦。
从上文可以看出,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是多面的,有利也有弊,但是在应对这些机遇与挑战的时候,我们尽量将利益调整到最大化同时将弊端降低到最小化,从而实现我国的经济发展。在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时,我们做出的具体措施如下:(1)抓住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产业结构大调整的机遇,一方面发挥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通过调整结构和技术改造,不断提高其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使其升级换代,增强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利用国际产业转移的机会,把发达国家技术先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来,通过进一步发展来参与国际竞争。中国毕竟是一个人口大国,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劳动力优势。(2)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出发,适应知识经济的需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大力实施“科技兴贸”战略,不断促进和提高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比重。 (3)将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相结合。以贸易为先导,认真实施“走出去”战略,以适用技术通过一定规模的境外投资和境外加工贸易,充分参与世界经济分工,成为世界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以获取最大规模的比较效益。尤其要重视与世界跨国公司的合作,并建立长期合作关系。(4)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全面参与国际贸易竞争。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出口产品结构中,工业制成品出口、机电产品出口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比例很大。这是一个国家的实力所在,是我们发展的方向。
为什么说经济全球化对我国贸易的发展有弊的同时也有利呢?我们有以下的数据支持(这里主要只介绍外贸方面):贸易额增长是对外贸易发展最直观的表现。二十年来,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额由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加到1998年的3240亿美元,平均每年增长14.77%,在世界贸易中的位置由第32位跃升为第10位。进出口贸易的迅速增长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的服务贸易也有很快增长,1985-98年,服务贸易额以年均19.3%的速度增长,在全国对外贸易中的份额由6.9%上升到13.74% 。
所以,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不仅仅是弊,同时也有利。只要我们通过合适的方法降低风险,选择合理的发展模式,完全可以通过经
济全球化这个契机,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再上一个新台阶。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温铁军：中国经济发展的另类思考
温铁军：中国经济发展的另类思考
主持人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馆长李昭淳：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今天是我们"广东学术论坛---中国趋势"第二场。今天主讲嘉宾是温铁军。温铁军是1951年5月生于北京，祖籍河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现任中国改革杂志社总编辑，1983年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三农"调研工作，
长期研究"三农"问题，发表了大量的有关著作，被农民誉为"中国农民之友"。他主张必须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两个主要矛盾，第一个是高度紧张的人地矛盾，第二个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20__年元旦，温铁军获中央电视台20__年度中国经济人物，成为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历的经济学家，中共高层智囊决策人物之一。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温铁军先生为我们演讲，本来温铁军先生是昨天上午讲第一场，但是由于温家宝总理昨天把他请进了国务院，就今天来讲。等一下由温铁军先生来介绍比较好。
第一个程序是，我们送了一个中堂，引用张横渠的两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请把礼品送上来。（掌声）这是广东唯一的作品能够进入人民大会堂的书法家为温铁军先生写的。
温铁军：我说不出话来，小子何德何能，受此殊荣！我们杂志社的同志也做了一个铜匾给中山图书馆作为回赠，小小礼物不成敬意。一个匾额，请广州省立中山图书馆笑纳！（掌声）
主持人：温铁军先生的讲话很重要，有请温铁军先生演讲，大家欢迎！
温铁军：先表示歉意，昨天上午我应该来开第一讲，刚才你们领导讲得是实际情况，我要去汇报一下宏观重大经济问题的意见，其实不只是我一个人，一共请了七位学者汇报情况，这是中央发扬科学决策的精神的一种办法，更多的听取各个方面的不同意见。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我觉得最好别把这些和"中共高层"联系起来，这么说我觉得很尴尬，在座的有我以前的同事，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跑腿的、搞调研政策的研究人员，干的年头多了一点，又比较认真一点，当然我也有很多问题，犯了很多错误，但是自己的毛病没有改，老是爱较真，就有了今天。（掌声）毛主席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我自己仍然认为，不管别人怎么看，我还是应该争取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所以我应该认真。有些说话已经说反了，说我们最不认真，我认为最好别这么看。我们党中央、国务院对当前的问题，乃至于对中长期的问题是非常认真的，我希望大家保持充分的信心，尤其应该总结、分析、反思我们以往的发展过程，找出经验、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我们才能真的做到从胜利走向胜利。
我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另类思考"。"另类"这个词，很少见之于我们的报端，大家知道，咱们的宣传工具基本上是比较主流的反映，但是在民间，其实有大量的非主流的话语，这些就可以归纳概括为"另类"，所以凡是非主流的都可以叫做另类。电脑的普及化使大家越来越知道使用转换键ALT，就是转换，它延伸出来的词汇就是一种调转不同于主流的意思，翻译成中文的时候，由于找不到更好的对应词汇，所以就翻译成"另类"。大家知道，不同文化的话语要往一块搀和的时候，很多话语就没法翻译。比如说"小康"翻译为""，欧美研究中国问题的汉学家们没有办法，只好音译为"xiaokang"。中国近几年被党中央强调为重中之重的"三农"问题，这怎么翻译成英文？中国在自己的实践中所提出的这些话语怎么翻译成英语？在座有很多英文比我好得多的人，谁能把"三农问题"翻译成英文？你怎么信、达、雅的翻译出来。比如说农业产业化，在西方语汇中，农业本来就是产业，产业的产业化怎么理解？都没法解释。其实这恰恰说明，"另类"或"差异"，不同的东西，是广泛存在的，希望大家去理解，认真的去解释，然后才能明白这个社会是多样化的。名词只是对一个话语的概括。所以，背一下江泽民同志的语录以证明我是正确的。从中国加入WTO谈判以来，江泽民同志就认为世界是多极化的，同时也提出了我们国家另类全球化话语，某些程度上另类可能成为一种主流话语。当然，三农政策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是理论化的去解释的话，确实是我或我的同事要去做的。第一，中国的问题并非农业问题，那个是1995年发出的一个报告，我们不应该只强调农业形态调整，这是另类的第一次出现。1993年农业部组织全国的蹲点调查，那个时候我们对安徽省做了一个分析，重点要分析财政、金融、税收、流通等等非农业问题，写了一个报告，叫《一个农业大省的困境》，那个报告也得到了相当的好评。回来了以后，我也又写了一个报告，题目也是怪怪的，叫《如果欲知农，工夫在农外》，引用陆放翁当年的诗叫"如果欲学诖，工夫在诗外"。事实上，90年代初期，相关的有不同意见必须以非公开形式发表，1996年写了一篇文章《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模式》，其实不是什么新问题，人地关系紧张不是老问题吗？自康熙年间人口过剩到现在，中国的发展不都是人口与基本国情矛盾吗？1996年我们把这"三农"问题作为常识方面的问题拿出来发表，其实我们不存在纯粹农业上的问题。当然，这些不同的意见提出的过程中我们也受过很多批评，当时的主流是照搬西方的做法，所以我们只要按照人家走过的路?
殖民战争造成贫民大量增加，工业化产生新贵族，大家都很抵制新的制度，新的工业势力打造坚船利炮，把贫困人口送出去，把旧贵族也送出去，欧洲大陆大量人口移出，基本上是贫困人口移出。现在有一个《南极公约》，任何国家都不能争夺南极冰冻大陆的主权，你的贫困问题，农村问题只能内部解决。我们自己和平解决，不向外扩张，当中国提出和平崛起的时候，没有哪个国家相信你的崛起是和平的。因为那些国家的崛起没和平，他的崛起是靠占了大半的世界大陆，把自己的阶级矛盾转移出去了，就形成了西方的福利社会，这在西方可能是另类，但在中国仍是主流。对于这种趋势，当我们说，我们希望再争取20年到30年的和平环境中国就能崛起的时候，人家不信。美国的费正清中心，大多数中国经济学者都知道这是做研究的权威机构，很多美国的经济学家都是从这儿出来的，在中国90年代经济快速增长的时候，它们有一句话：20世纪因为日本、德国的崛起，挑战当时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而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21世纪中国的崛起也必将因为要求改变国际经济秩序使社会面临极大的挑战。这个文字表述是非常清楚的，很客气。所以我们讲我
们应该和平崛起的时候，第一，人家不相信，第二，如果你照搬西方的时候，问题是你不敢搬。就连我们现在提出我们一定要统一台湾，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都变成了世界各个大的资本集团和大的政治集团跟中国做交易的筹码。这个牌我们没法打，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欧美大国家，只要表示它支持一个中国，你就得开价。很多国内的问题因此而复杂化。当我们90年代想照搬的时候，并非你不想照搬，而是人家说你要惹麻烦，到自己真的想照搬的时候，才发现这个事儿还照搬不得了。我们这种90年代上半期的不在主流的说法甚至变成了主流了，比如说"三农"问题，甚至变成了重中之重，今年变成了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个"重中之重"，其实也是特难翻译，一句话中国人听明白了，外国人听你至少要多花5多分钟去解释。恰恰是中国趋势本身就解释了另类和主流可以互相置换的。"对立统一"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所以我们先解释一下另类，实际上说的是一种转换，一种多元化的东西，什么东西还没有被人们充分理解，它就是另类。我的另类并不是完全超脱于主流之外，只是与大家所接触的话语不同而已。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评价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
内容摘要:近年来,在世界范围上,中国被广泛地认为是引入外商直接投资促进经济发展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主流文献应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得出结论,认为外商直接投资透过资本形成、出口扩张、技术转移和推动经济结构和制度转变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本文则从涵盖结构主义、激进政治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等学派有关外商直接投资和后进发展研究的一个多方位视角,来评价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通过比较分析得出,外商直接投资一方面确实促进了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却妨碍了生产性效率的提升、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综合而言,总的效应却应该是偏向于负面的。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相对生产率,比较优势,经济发展
一、现有文献概述与批评
现有的研究文献绝大多数遵循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在不同程度上,它们接受这样的假定,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意义,是代表了接受体的资金和技术资源的一种“净增加”。这种分析主要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将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总量的主要指标的比率简单标示出来,然后“读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由此得出判断,按照国际标准,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和外商直接投资与固定资本形成之比,在1980年代相对较小,进入1990年代以后就开始大幅度上升。这些研究同时发现,在日益扩张的中国外贸出口中,外资企业所占份额也在急剧上升。这两项指标,对于迅猛发展的沿海地区省市表现得尤为显着(Chen et al. 1995; Kaiser et al. 1996; Lardy 1995; Whalley and Xin 2006; Zhang and Song 2000)。
第二种方法,可以说是第一种方法的补充,主要专注于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各项指标之间关系的回归分析。这种分析意在检测外商直接投资对可观测的指标,如GDP增长等的间接影响,这种影响在在第一种分析中不能够显示出来。另外也试图想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对那些不可观测的指标,如全要素生产率等的影响。这些分析发现对于各种不同的回归模型结果各异,但总体结论是,相关性都表现为正,而且在统计上显着。其中最乐观的发现是,在1990年代,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年增长达2.5%,加上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资本形成使GDP增长0.4个百分点,那么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总贡献在1990年代年平均达3%,也就是占整体经济增长的近1/3(Tseng and Zebregs 2002)。另外,其他同类研究还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流量与国内总投资增长也是显着的正相关。他们将这个结果视作是投资“挤入效应”的证据(Kueh 1992;Zhan 1993)。
在较为近期的研究中,上述第二种方法的应用较为普遍,主要应用于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即进行个别区域分析或跨区域比较。很明显,吸引较多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或省份普遍都表现出较快的经济增长。这些分析的典型结论,都是表现为显着的正相关,说明外商直接投资透过各种直接或间接影响,包括地方资本形成、地方投资的“挤入效应”、地方生产技术或知识使用效益的提高等,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由此得出的推论是,外商直接投资解释了不同地区或省份的不同经济增长表现,对总体中国经济增长有较强的政策含义(Berthélemy and Démurger 2000; Mody and Wang 1997; Wei 1994; Wei et al. 2001; Zhang and Felmingham 2002)。
现存这些文献研究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在它们的分析中,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很难区分开来(Li et al. 2002)。这个问题可以说贯穿所有的现存文献,但在区域和跨区域回归分析中尤其严重,因为所分析的这些区域与其他区域毕竟属于同一国家、同一种体制(即相同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使用同一货币。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存在着众多的机会,可以透过创造租金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尤其是在各地区间市场化程度差别很大的背景下更是如此。因此,即使外商直接投资与地方经济增长确实存在正相关,也难于判断地方经济增长到底是来自生产率的改进还是来自其他地区的租金转移,抑或两者兼而有之。极端情形是,租金创造效果如果超过生产率的改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效应,对中国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就有可能为负而非正。
从上文的讨论可以得出一个普遍论断,即,在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现有的文献中,有关外资促进地方经济增长的具体机制,究竟主要是透过促进生产率进步抑或是创造租金的问题,往往会在回归分析中被忽略掉。即使那些联立方程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测也是如此,问题不在于到底是外商直接投资引起了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增长促成外商直接投资进入,问题是,外商直接投资是通过创造租金还是通过生产率改进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因此,关键是要将有关两者的相关性的分析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定路径相联系,在这个特定路径中,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影响的机制必须要能够准确地识别和评估。
要将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分析与中国特定发展路径联系起来,逻辑上就必须超越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唯一指引的视野,诉诸更宽泛的理论框架。在相关理论文献中,与新古典传统相对,还有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和激进政治经济学,它们并不否认外商直接投资可以体现为额外的金融和技术资源,然而它们更加强调外资的其他特性,这包括外商进入国内市场的模式、技术转移的类型、塑造国内市场竞争模式的制度和结构环境,等等,认为这才是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后进发展的最关键因素,而且其影响往往是负面的(Lo 1995;UNCTAD 1995)。在相关的中国研究文献中,这些因素基本上都被忽略掉,这就使得研究得出的结论不尽全面、合理。
二、宏观指标的直观判断
从宏观指标的直接观测结果看,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已成为中国总体经济发展一个重要因素的观点,并没有得到经验支持。作为固定资本形成的一个因素,外商直接投资在年期间的年流入量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相比还是极其微小的,只有从1992年开始才大幅度增加。从1992年至2006年,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之比年均约为12%,从国际背景来看,大约是同期所有发展中国家平均值的两倍。尽管如此,由于外商直接投资是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在GDP中所占的份额同样很有限,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就只能更加有限了。可以断言,从1990年至2006年各年,外商直接投资透过资本形成来促进GDP增长,其贡献每年应该不超过一个百分点。
概念上,上述指标存在着三方面的局限性,从而有可能低估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第一,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并不反映资本形成中增加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因为对资本形成的贡献除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外,还有来自外商投资企业的净利润再投资。第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与资本形成的比率这个指标,本身并没有涵盖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投资“挤入效应”。第三,这个比率并没有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无法观测的影响。
对第一点来说,要加以确证必须进行企业层面的调查,但这是不可行的,因为这样的数据根本无法获取。直观判断,在
1990年代中期以前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规模有限,例如直至1994年外商投资企业在全部企业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仅达11%,因而,净利润再投资即使确实是总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只能是近年来的事。同样地,就第二点来说,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直至1990年代中期,改革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和各种微观经济主体的一个典型化特征,是表现出过度冲动的投资倾向,因而,由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任何可能的“挤入效应”也仅在近年内才有意义。就第三点而言,即外商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这是现有文献关注的焦点。部分研究是从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能够带来外汇的角度来考虑,而外汇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为技术进口提供资金来源,这些技术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在机械设备或工业投入品中。还有部分研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是通过改进外商直接投资接受企业、行业或区域的效率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其作用机制包括技术转移、促进经济制度和结构的转变、等等。
即使将因果关系问题、可出口品的竞争问题搁置一边,从现有数据推断出外资企业为中国外汇收入的增长起主要作用,这仍是颇为夸大失实。事实是,外资企业的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比重,1996年超过40%,2001年超过50%;然而,观察各年统计数据可以发现,外资企业的进口份额所占的比重更大。在年的13年中,外资企业每一年都存在相当规模的外贸赤字,形成对比的是,1989年以后大部分年份中国贸易表现顺差。尽管外资企业从1998年以来一直享有顺差,但这些顺差仅占国家总顺差很小的一部分。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外资企业的部分进口是随同投资一起进来的生产设备,在这一点上,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可能贡献可归结为两种形式:一是对使用进口设备的外商直接投资接受企业的技术转移,另一是,在长期上促使外资企业成为净出口者,只是,这种前景迄今为止始终还只是潜在可能性。与此相关的话题是,外资企业以什么形式来实现外贸扩展?众所周知,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占主导的外贸出口是加工贸易,这主要是由于外资企业的进出口活动所从事的主要是加工贸易。从加工贸易的生产特性看,加工贸易的增加值率(这里定义为净出口对出口总额的比率)在1998年以前一直保持上升势头,1998年以后则停止上升,基本维持在34%左右的水平。占全国对外贸易主要部分的加工贸易,其增加值率停留在这么低的水平,这与中国追求产业结构的升级是不相符的。
现在我们来分析外商直接投资透过改进经济效率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主流理论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以下列几种形式发生作用:向外商直接投资接受企业进行技术转移,对同行业或相关联行业的其它企业产生溢出效应,根据“禀赋”比较优势原则实现经济结构转变,按市场原则实现制度转变,等等。这些理论观点是否有效,全部或部分的利益能否得以实现,这些净效果主要表现在与中国其他行业相关的整个外资企业部门的绩效上。图1标示出外资企业相对于工业企业的生产率表现。可以注意到相对劳动生产率序列在年期间表现出长期的下滑趋势。从表面判断,这种趋势与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中国按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原则进行结构转变的论题是一致的,即,利用中国现有的“廉价劳动力”(充裕的劳动力供给)优势进行产业转变。这种趋势也与激进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倾向于使劳动非技能化的理论相一致。换句话说,这种倾向的结果很有可能是改进了资源配置效率而同时削弱了生产效率。这就有必要去考察总的效率指标,这个总效率指标一般用全要素生产率相对比率的演化来表示。在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流入和外资企业的大幅度增加这个长时期内,全要素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