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奇迹是如何发生的
　　摘自《》 作者：琳达-岳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在短短30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完成了一次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中国已经从世界最贫困的国家之一，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从1979年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高达9.6%。自计划经济体制转为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中国的GDP和国民收入每7~8年就能够翻一番。在这30年里，有6.6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这相当于世界总人口的1/10。作为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中国经济的发展关乎世界1/5人口的命运，因此，中国经济已经成为影响国际形势的一个举足轻重的因素。尽管如此，中国经济成功发展的内在原因和要素仍然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为何中国经济能以如此惊人的高速度持续发展？这背后的成功条件和决定因素是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还远远没有探明。
　　和其他大国一样，中国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有着很多自己独有的特色。作为一个转型中的经济体，中国已经将不少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转为私有制企业和银行，但是大型国有企事业单位仍然是中国经济的一大特色。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仍有大约一半的人口是居住于农村地区的农民。虽然农业在中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逐年下降，但2010年的经济数据显示，中国农村就业人口中仍有40%在从事农业生产。同时，中国是一个开放型经济体，21世纪的头10年里，中国的进出口额占GDP的70%左右。从这个数据来看，和其他同等规模的经济体如相比，中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是非常高的，因为英国的进出口额仅占其GDP的37%。在政治上，中国是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体系和市场支持机制还在不断地健全和完善中，中国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仍然比较薄弱。在这些市场支持机制缺失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取得了惊人的经济发展成就，这个现象被称为“中国悖论”，引起了很多经济学家的关注（参见Yaoand Yueh，2009）。在经济学研究中，一般来说，经济的发展和市场支持机制的健全程度应该是紧密相关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经济的发展虽然成绩骄人，却又有着一些奇特难解的特质。和其他快速发展的经济体一样，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否具有可持续性，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
　　本书详细分析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内在驱动因素，并探讨了中国作为一个超级经济大国崛起的形势和展望。除了经济理论和实证数据方面的内容，本书还从微观经济角度探讨了驱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微观层面的因素，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给出了一幅更细致的工笔蓝图。作者认为，和宏观经济数据相比，中国家庭和企业的微观调查数据更可靠、更富信息量、更能揭示出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和关键因素。本书的主题之一是：在对中国经济的分析中，着眼于经济学中标准的发展驱动因素固然很重要，但是关注中国经济的整体结构也同样重要。作者认为，分析中国经济的最佳角度，是从家庭和企业的微观数据和特点入手。
　　不管是国有企业的改制，劳动力市场的改革，还是促进出口的经济方针，中国经济的整体结构都有着其自身的独特性质，而不完全从属于传统的经济发展因素理论。例如，中国目前并不是一个工业化国家。早在1979年之前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就已经开始了其工业化进程，自改革开放以来，这个工业化进程又继续了一段时间。如今，中国正处在“再次工业化”过程中，很多工厂和企业大规模升级和更换陈旧过时的机器与设备。因此，虽然从经济数据上来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有一半归功于资本的继续积累，但是这种积累却与传统的“工业化进程”有所区别。换句话说，要解释中国经济的增长，不能仅仅依靠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型，还要考虑中国特有的经济发展特色，考虑中国独特的市场支持机制。在新古典经济发展理论中，生产要素（劳动力和资本）的积累决定了稳定状态下的经济水平（即在给定劳动力数量和给定国民储蓄水平下的产值）；而经济发展的速度则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的发展而提高的。对于中国经济来说，生产力的提高速度不仅受到技术发展的影响，还受到“生产要素再分配”的影响。例如，劳动力由国有产业流向私有产业的过程，就会极大地影响生产力的提高速度。对于中国来说，生产要素的再分配存在于每个产业部门的内部，因此，模型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模型中所提到的“城市化”进程和“工业化”进程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生产要素再分配”过程。作为一个经济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还有很多复杂的、独特的性质，以上举出的只是其中一部分。也正是因为如此，用“全要素生产率”a模型来解释中国经济的发展会遇到很多问题。全要素生产率模型中的经济增长包括很多要素，不仅包括那些技术驱动要素，还包括一些一次性的生产率推动要素（例如把资本从国有转向私有）。在这个模型中，这些要素都被归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预期的剩余要素。而另外一类经济增长模型是关注人力资本要素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这类模型虽然能够比较好地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方面，却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特色的“铁饭碗”现象。“铁饭碗”是指企业无条件地终生雇用员工，这种现象使得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和工作能力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同时还降低了劳动力的流动性，使得生产效率高的员工不能在最适合他们的劳动岗位上工作。因此，这些关注人力资本因素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只考虑了劳动力教育水平等传统因素，却忽略了中国劳动力市场改革的巨大效应。这种劳动力市场改革使得劳动力的人力资本能得到市场化的合理报酬，这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要研究劳动力市场改革的具体作用和效应，我们应该从微观层面入手，考察人力资本的回报率和劳动力市场的微观变化情况。
　　此外，许多经济理论往往将一国的开放程度与该国的经济增长直接联系起来。但鉴于中国的特殊情况，这些理论在中国并不适用。这些理论认为，开放程度与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这种正相关的具体机制是：进出口的繁荣和与国际市场的紧密联系可以促进市场竞争，帮助发展中国家学习国外投资者的先进技术和理念。根据经济增长模型，通过打开国门，先进的生产技术会随着境外资本一起流入，发展中国家可以借此“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脚步，最终整个世界经济趋于同步，这是对国际贸易开放程度的一种传统的理论解读。
　　显然，这样的理论并不适用于所有国家，也不能直接套用在中国身上。中国是一个开放性的经济体，但是在开放的前提下，中国政府对进出口和境外投资―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仍然有着相当程度的控制。这些政策使得很多中国企业免受外部的竞争，同时积极扶持国内企业的发展和成长。因此，虽然中国早在1978年就推行了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并在1992年之后加快了打开国门的脚步，但这些政策的特殊性决定了直接套用传统模型研究国际贸易的开放程度和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的关系，在分析中国经济的时候是行不通的。
　　在希望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引入先进技术的同时，中国政府仍保持着对汇率和资本账户的控制。因此，要度量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成效和影响，需要从多个角度和层面入手。例如，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还是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国家，居民储蓄率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左右。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时的外商直接投资极大地补充了国内投资的不足，占总投资规模的1/3左右。同时，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是中国生产率提高的一个有力的促进要素，因为中国的中外合资企业政策使得外商要想获得在中国生产制造产品的权利，就必须对中方合作伙伴进行一定程度的技术输出。要想比较准确地估计这种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技术外溢效应，我们必须掌握详细的企业层面微观数据。中国的中外合资企业和其他外商投资企业大多偏向出口方面，因为第一批这类企业大都建于适合发展出口业务的经济特区。中国的东亚邻国也有不少是凭借这种以对外贸易为主的出口模式而获得经济增长的动力的，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模式和这些东亚国家的模式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也正是因为上述原因，中国和周边东亚邻国之间有着很密切的经济联系。通过加入和创建这样的区域和全球产业链，中国最终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中国强劲的出口势头和固定汇率机制，再加上国家对资本账户的严格控制，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中国在21世纪前10年里积累下了非常大的经常收支账户a顺差，而则成了经常收支账户逆差最大的国家。到2010年，世界宏观经济（尤其是国际贸易）上的不平衡局势业已形成，顺差国家（主要包括中国、亚洲和中东地区石油输出国）的顺差持续稳定增加，而主要逆差国家（美国）的逆差也持续稳定增加。这种日益严重的不平衡形势从长期来看是不可持续的，中国不可能永远不断地增加顺差。因此，用出口型经济增长模型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显然只能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部分原因。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出口型经济增长模型的设计主要针对高度开放的小型经济体，这对东亚出口型小国适用，而对中国这个巨大的经济体显然不是完全适用的。中国所造成的全球贸易不平衡现象和其他林林总总的“中国效应”（即中国对世界物价水平造成的影响）都说明，在经济发展的研究中，必须把中国当成一个开放的大型经济体来对待。只有充分考虑中国经济变化对世界贸易的影响，我们才能够较好地解释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具体影响。
　　创新是技术进步的另一源泉。在内生增长模型中，知识生产函数决定技术水平，创新是由模型内部研发人员的情况决定的，因此技术水平并不被看作是一个“外生冲击”。这个模型比较符合中国的情况，因为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就加大了对科技研发的投入和对专利的保护力度。内生增长模型（包括一些人力资本模型的变种）试图解释为什么一些国家可以通过科学技术方面的创新取得持续的经济增长，并且这种增长和传统的增长不同，不存在报酬递减a的现象。也就是说，知识可以产生新的知识（所谓“站在巨人肩膀上”效应），于是科技创新带来的经济增长是报酬递增的，而传统的生产力要素积累所带来的的经济增长则是报酬递减的，因为如果不断增加生产力要素的投资，那么单位投资所带来的的经济效益会下降。经济学家们用这类内生增长模型来解释美国的经济增长，因为美国不但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还一直是科学技术进步的前沿和先驱者。但是，实证研究结果并不是非常支持这些模型，例如Jones（1995）的研究表明相当一部分美国科研工作者并没有真正做出科研方面的创新，也没有促进经济的增长。中国的科研工作者数量巨大，所以上述内生增长模型也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但是，中国一直以来并不处在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所以内生增长模型可能只适用于2000年以后的中国，而不能解释2000年之前改革过程中中国的高速发展。
　　而用制度发展来解释经济增长的模型是否适用于中国则比上述各类模型的适用性问题更加复杂、更难下定论。目前的主流观点是，健全的市场支持机制（如对产权的保护以及对合同效力的保护）和完善有力的法律系统可以促成强劲快速的经济增长。在这些主张好的制度能直接导致经济增长的文献中，研究对象基本上都不包括中国，因为中国没有深刻的殖民地历史，不曾全面地从外部引进先进的制度。在上述这些文献中，通过对有深刻殖民地历史的国家的研究，经济学家还发现，经济的发展也可以促进先进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一些关于中国法制起源和发展的研究表明（例如，参见Allen，Qianand Qian，2005），中国同时具有不健全的法制系统和高速的经济增长，这是一个很难解释的现象。由于现有的其他经济增长模型都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二战”以后各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有如此巨大的差异，所以制度增长理论被用来填补这一经济研究上的空白，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是制度上的差异导致一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发展更快。
　　在这一方面，中国无疑应该被当作一个“特例”来对待，关于中国的市场如何在不健全的法制环境下发展，不做深入细致的研究是不能随便下结论的。笔者认为，中国的非正式制度改革是其中一个绝对不可忽视的因素，中国大量的“双轨制”政策在官方管制的渠道之外又产生了新的市场机制，这一点在农业和国有企业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虽然这些制度创新是非正式的，而没有正式的法制保护和认可的官方改革措施，它们似乎也给中国经济带来了足够的动力。即使我们着眼式的法制保护，其实中国在很多关键领域上的法律制定和过去处于同一经济发展阶段的美国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因此，笔者认为制度增长理论适用于中国，但是我们应该对制度增长理论作适当的调整，因为中国的法制和制度完善都是一步一步逐渐进行的，而并非一步到位。在研究中国私营经济发展时尤其应该注意这一点，因为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改革之后，虽然国家在国有企业中所持的份额明显下降，但是国有企业仍享有一些优惠政策，这些政策对私营经济的发展是有一定的阻碍作用的。
　　此外，我们也不应该忽略非正式的市场机制（如社会资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在中国，因为缺乏完善成熟的法制和金融系统，企业家们做生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关系”（即社交网络）。中国的文化向来特别强调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因此社会资本是理解中国私营经济高速发展和自主创业的重要因素。要对社会资本进行数量化的度量，我们需要的不是，而是非常详细的个人和家庭层面的微观数据。
　　在未来30年内保持可持续的快速经济增长是中国政府的经济发展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不仅需要在科技和人力资本方面不断发展，还需要完成法制和政治治理方面的改革，同时要保证中国经济再平衡。在这一方面，中国需要做的事情包括拉动内需（消费、投资和政府开支），逐步让国内需求的增速超过出口的增速；使农业逐步转向服务业（含非贸易领域，如教育、医疗等）；加快城市化进程和提高农民收入；提高对外经济的自由度（如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等）。要实现上述各项目标，中国必须重新定位政府在国家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对现有的法制系统进行必要的改革。如今，大型国有企业的特权问题，和中资、外资私营企业在经营中所面临的各种不平等竞争的现象已经日益被人们所关注，这些现象不仅让人们对中国市场的效率存有疑虑，也限制了中国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能力。要真正成为一个超级经济大国，要释放出最大的潜力，中国必须进行微观和宏观层面上的双重改革：在微观层面上，中国必须通过促进生产力要素的发展进一步提高生产力；而在宏观层面上，中国需要逐步完成经济结构调整的伟大转型任务。
（责任编辑：孔令孜 HB001）
01/18 09:4412/29 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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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 图片来源：中国网
中新经纬客户端4月17日电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17日在2017年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上表示，下一阶段GDP的增速到底是多少不好做预测，但中长期中国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在增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潜力巨大。
毛盛勇表示，有一些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经常会对全球经济的增速，包括中国等一些主要经济体的增长情况进行预测。国内最近也有些学者和媒体的观点，有的表示乐观，悲观的情绪也有。
至于下一阶段GDP的增速到底是多少，毛盛勇表示，我们不好做预测，也很少做预测。但是下一阶段，中长期中国经济运行有两个基本特点是比较清晰的，是不容忽视的。
第一，中国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在增强
为什么这么说呢？经济稳定运行，一般来说增长速度要稳、就业要稳、物价要稳、收入要稳，这是几个“稳”。2015年经济增速是6.9%，2016年是6.7%，今年一季度是6.9%。去年各个季度之间，包括今年的一季度，经济增速在季度之间波动性非常小，这实际上也说明整个经济增长越来越平稳。
当然，经济增长速度平稳，不是说增长速度就不能有一点点波动，每个季度都一样，也不是说将来好了就是说一定是要逐季走高，这样不现实，也不符合规律。但是经济增长在这样一个速度的情况下，就业形势非常好，不仅仅今年一季度好，最近这几年，每年城镇新增就业都是超过1300万，城镇调查失业率都稳定在5.1%左右的比较低的水平，城乡居民收入也都保持比较快的增长。
毛盛勇指出，所以过去中央讲，经济运行要保持在合理区间，上限是物价涨幅要可控，下限是就业要有保障、收入要有保障，经济增长速度在这个区间高一点、低一点都是可以接受的。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来，经济增长速度预期目标是6.5%左右，当然在实际工作中要争取更好的成绩。
所以说，中国经济当前增长的稳定性在增强，这是一个基本判断。而且是什么原因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产业结构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从一二三产业比重来看，三产的比重已经超过50%，2016年是51.6%，而且服务业运行比较平稳，发展态势比较好，成为经济稳定运行的压舱石、稳定器。
从需求的角度来看，消费的贡献率在稳步提升，超过60%，消费又成为经济稳定运行的强大支撑，中国经济的稳定运行的态势是非常明确的。所以下个季度，比如一季度是6.9%，未来几个季度到底是多少，这不是最主要的，上升0.1、0.2更好，下降0.1也不是什么大事。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经济的稳定性在增强，这是一个基本事实。
第二，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潜力巨大
毛盛勇指出，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人均GDP也就8000美元，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也不会变。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四化”同步、协调发展的空间还很大，经济发展的潜力大、韧性足、回旋余地广。
从这些角度来看，经济发展的空间和潜力还很广阔。要素支撑也一样，我们将近40年的高速发展，积累了非常雄厚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也越来越丰富，再加上党中央国务院扎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扎实推进关键领域和重要环节的改革，改革红利也将源源不断释放。中国经济从中长期来看发展潜力是巨大的。(中新经纬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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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搜狐热点央行徐忠：如何理解十九大后的中国经济及相关改革？_凤凰财经
央行徐忠：如何理解十九大后的中国经济及相关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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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成功驾驭中国经济发展大局，在实践中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提出经济发
徐忠资料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成功驾驭中国经济发展大局，在实践中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提出经济发展新常态，到以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发展，再到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既是五年多来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结晶，也是统领新时代做好中国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只有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才能够更好地理解十九大之后的中国经济及相关改革。一、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看中国经济前景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并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主要就是得益于改革开放。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并于本世纪初加入WTO及住房市场化改革，全面推进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经济进入高速增长轨道。在这个期间，我国也经历了国有企业三年脱困、处理问题金融机构等改革的阵痛。加入WTO使中国经济全面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中国得以充分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利用出口和投资带动经济高速增长，为我们成功应对&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海啸冲击、通过大规模刺激政策在全球衰退中率先复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2013年以来，我国未及时退出危机后的刺激政策，仍通过信贷刺激，依靠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维持经济在较高水平增长。经过三十多年高速增长后，中国的经济体量已是全球第二，但面临的问题愈加凸显：一是人口红利消失殆尽，二是资本回报率大幅下降，三是宏观杠杆率不断攀升。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TFP）持续下降，虽然2016年略有回升，但整体上仍处于下降态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党中央做出了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科学判断，明确新发展理念，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目前，中国已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经济不能再依靠要素投入推动的传统增长模式。特别是，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经济问题的讨论已不仅是中国自己的问题，而是要放到全球视角中去思考。当前，各国经济的竞争实质上是制度的竞争，只有完善制度并通过制度的竞争才能带动中国经济再上一个新的台阶。习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有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在国际经济竞争中，我们的自信主要就是来自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避免两极分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强调完全让市场发挥作用的华盛顿共识成为各国的主流思想，即使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仍是如此。在全球化和科技进步推动下，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的比重在下降，贫富差距在扩大。按照《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作者皮凯蒂的话说，就是资本的回报率超过了劳动报酬增速和经济增长率，而这实际上并不利于中产阶级的发展，也是美国次贷危机之后西方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的重要原因。最近，特朗普推动的税收改革更有利于富人和穷人，但中产阶级获益很少。中产阶级发展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在全球化和科技迅速发展背景下，传统的西方社会很有可能由于贫富差距的扩大而终结。与之相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无可比拟的优势。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要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发展活力，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中国明确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确保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我们的扶贫攻坚工作突出表明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加注重中长期发展战略。西方由于选举政治安排，更多看的是短期，经济发展与政治周期密切相关。甚至，拉美很多国家都进入了高福利和民粹主义陷阱。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经历严重的滞胀，除了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政策因素之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选举政治给老百姓承诺了更高的社会福利。中国的经济发展更加注重中长期规划，着眼于长远。除了每年经济目标外，我们还有五年发展规划，党的十九大做出了&两步走&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我们始终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这是解决事关我国发展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的思想，也是我们重要的制度优势。当然，我们在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中，注重中长期发展战略和共同富裕，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同时，我们更要重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才能够真正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也才能够真正坚持四个自信。二、充分利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同时，要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从中国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经验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势既得益于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又得益于充分利用全国统一大市场。即在维护统一大市场的前提下分散决策，通过竞争优化资源配置效率，这也是推动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最为关键的两个抓手。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发端于中央对地方家庭联产承包制探索的积极肯定，我国的很多政策和制度也都是由地方先行先试再推广到全国，地方的积极性对制度的完善至关重要。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各地方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各地方利益以及不同地方与中央的关系也并不一致，这就需要充分发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作用，既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又能更好地发挥中央统一协调的作用。目前大家都比较关心东北的发展问题。但是，很多讨论都没有将东北作为中国统一大市场的一部分来分析，而是就东北而谈东北。东北的发展既要发挥东北地方的积极性，还要发挥全国统一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东北的优势不是国有企业，而是高质量耕地。然而，我国的土地制度仍是由计划分配的。在我国保证18亿亩耕地红线和粮食安全的国策下，目前建设用地的占补平衡无法跨区域实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土地本应更多用于城市化和工业化，而不是用于农业耕地，结果在沿海大城市周围存在大量实际闲置或荒废的土地，既没有也无法真正用于农业耕地。如果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土地市场，东北就能够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东北可以与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进行土地当量（类似折算成标准煤）交易，这样长三角和珠三角更多闲置土地能用于城市化和工业化，实现了发达地区城市化按照城市发展的规律发展。同时，东三省也能够利用比较优势和市场机制筹集发展资金，保持优质耕地和青山绿水，发展特色产业，维持社会保障平衡。类似地，新疆的发展，现在是全国各地搞对口支援。研究局曾做过专门研究，如果建立全国统一的碳配额交易市场，新疆就可以发展清洁能源和碳汇产业并通过统一的碳配额交易市场转让碳配额，从而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获得经济发展的资金。因此，我们要重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作用，通过市场机制建设，尤其是全国统一要素市场的建设，把各个地方的比较优势发挥出来，从而更充分地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目前，中国很多领域发展都体现了统一大市场的优势，如高铁、移动支付、网购和共享单车等&新四大发明&，但如何更好地发挥地方积极性，更充分地发挥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包括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关系，仍有很多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的问题。三、开放条件下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和国际竞争的关键是制度竞争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并不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面实现的，而是在开放的环境中取得的。在开放环境下，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并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最关键的是资本和人才，但这要靠制度保障。首先，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指的是&资本&而不是&资金&。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期，资金匮乏确实曾是困扰中国经济的难题。我们主要是通过引入FDI、压低工资抑制消费、工农剪刀差等方式，解决了发展中的资金问题。但是，目前中国并不缺资金，而是缺乏真正意义上能够承担风险的资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金融体系实际上有利于规模的扩张，有利于要素的投入并推动GDP增长。在GDP考核下，地方政府要发展经济，首先想的就是项目，为了解决资金来源成立融资平台，以政府隐性担保发债或贷款融资，这实际上不是依靠自己的资本金、有多少钱办多少事，而是通过融资担保、产业基金、政府服务购买等方式，引导金融资源进行项目开发，这实际上是股债不分、明股实债搞发展，没有资本的约束，效率也就无法提高。我国金融企业公司治理仍存在问题，实际上仍是行政化机关运行模式，并非以利润为核心的现代公司治理模式。金融机构如果给国有企业和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出了问题，对管理者的切身利益影响不大；反之，如果给民营企业的贷款出现问题，就可能被追究利益输送责任。但是，在公司治理完善的企业中，经营层必须为股东利益负责，企业行为都要围绕盈利来进行。正是由于缺乏真正意义上能够承担风险的资本，金融企业公司治理仍存在差距，才会产生刚性兑付问题。由于缺乏一个有效的风险分摊机制下，必然不断加杠杆，金融市场必然盲目扩张。事实上，亚当&斯密三百多年前就已经讲了，只有花自己的钱才是最好的。弗里德曼也说过，&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最为经济；花自己的钱给别人办事，最有效率；花别人的钱为自己办事，最为浪费；花别人的钱为别人办事，最不负责任。&其次，人才是竞争力的关键。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七大战略，其中有三个实际上是与人才相关的,包括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习总书记抓到了问题的根本。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高素质人才是关键。吸引人才并不主要取决于基础设施硬件，更主要的体现在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和法治等公共服务软件方面。近年来，我国高校发展只重视规模而非质量，反而使越来越多的国人把孩子送到国外接受教育。不过，国外教育为我国培养人才毕竟是短期的，长远看还是要改革我们的教育体系，更好地适应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的需要。另外，与人才密切相关的就是企业家精神。十九大之后，我们有很多重要的举措，包括强调保护民营资本，对侵犯民营企业家的案件重新审理，为企业家创造一个稳定发展的环境，这将创造一个有利于吸引人才、鼓励企业家精神的氛围。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和国际竞争的关键是制度竞争。在开放条件下，资本和人才都是流动的，只有真正完善体制机制，才能够更好地吸引资本和人才，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不久前，美国出台了新的税改方案。有观点认为，美国公司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由35%降为21%，中国是25%，与税改后的美国相差并不大。虽然中国的名义税负并不高，但中国的水电成本高，人力成本也不断上升。其背后的原因主要在于中国的要素市场是垄断的，要素价格是扭曲的，而作为要素市场垄断者的国有企业又是低效率的，其提供的服务必然也是高成本并转嫁给了其他企业。世界银行每年都公布各国营商环境的评价，发布对190多个国家的营商环境报告。近年来，我国政府大力鼓励创新创业、大力推进&放、管、服&，但2017年中国的总体排名是78位，很多分项目排名非常靠后，如建设许可排172位、创业环境排在第93位、税负排在130位、跨境贸易便利排在97位，等等。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中国要在关键领域进行改革，深化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等行业改革，房地产领域也要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切实降低制度成本，真正减轻企业的成本负担。四、为支持实体经济创造良好金融环境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金融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有力地支持了实体经济。目前，中国的银行业规模全球第一，股票资本市场规模全球第二，债券市场全球第三，并且是全球第二大信用债市场。最近的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中，信贷可得性排名在68位，要高于总体排名的78位。可以说，金融业的发展有力支持了中国经济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不过，可能是由于去年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把防范金融风险放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给人的感觉是金融出了很大的问题。而且，现在社会上一个流行的观点认为，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过高，但金融业并不为中小企业服务，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突出。从理论上来讲，金融是实体经济的镜象，金融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实体经济问题的具体反映。随着人口红利消失、投资环境恶化，过度投资导致潜在产出增速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经济增长对信贷投入和金融资源需求过多，这将推升金融资源的价格，从而导致金融部门的高利润，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也就相应较高。事实上，从国际经验来看，中小企业融资难是各国普遍的问题。但是，我国的实体部门中，很多都是政府推动的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国有企业主导的重化工业，这些软预算约束部门占据了大量信贷资源，挤出了有效率的民营中小企业融资，从而加剧了中小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当然，中国金融业自身发展也存在问题。目前中国仍是分业监管和事实上并未有效监管的综合经营，存在很多金融服务的空白点和监管套利空间。而且，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政策理念也在一定的偏差。一些政府部门对中小企业融资提出并不合理的要求：既要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贷款的占比不能下降，又要贷款利率不能高，还要不良贷款率不能上升。显然，小微企业本身倒闭、违约概率比较高，需要通过一定的高利率来抵补信贷风险和高经营成本。既要、又要、还要，这并不符合经济学规律，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在统计上做文章。如果控制住了利率，又不容忍不良贷款率上升，最后银行只能将贷款流向政府平台，因为很多平台是符合中小企业贷款统计标准的。另外，政府政策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方式应当是分开的，支持小微企业是政府的目标，政府应当为金融机构创造一个有利于实现此目标的政策环境，比如说财税的激励政策或相关金融政策。现在一刀切要求金融机构按照某种经营模式来支持小微企业，能否达到政府目标值得反思。金融机构发展方向、具体的操作流程、选择什么样的组织方式、开发哪些金融产品，都应当由金融机构自主决定，而不是由政府来做决策。如果政府&一刀切&地要求，最终结果可能事与愿违。五、结语中国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核心的问题是要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避免两极分化，更注重中长期发展战略，促进社会协调发展，有着很多无可比拟的优势。我们要牢固树立&四个自信&，关键是要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作用，改进体制机制吸引资本和人才，真正把我们的优势发挥出来。十九大报告给我们指明了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应当说，今后是任重而道远，还有很多硬骨头要一个一个地啃，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去踏踏实实地做。十九大之后把越来越多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放到了合适的位置。今后我们要打破部门的藩篱，站在国家整体的高度来理解中国的问题，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凝心聚力做好本职工作，实现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作者系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本文为徐忠在2018年1月上海市金融学会学术报告会演讲的部分内容。仅代表个人观点，与所在机构无关。原题为《徐忠：如何理解十九大后的中国经济及相关改革》）
[责任编辑：刁艳艳 PF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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