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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冒保险公司劝客户退保投理财 用10%收益骗8千人3亿
　　&昨天看到电视新闻才确认自己踩雷了！&5月16日，投资者徐婕依（化名）对记者称，4月份投资收益迟迟未到账，打电话也联系不上捷量时，她就隐约觉得要出事。
　　5月15日，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对外公布，上海捷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上海捷量&）长期假冒保险公司名义，承诺年化8%至10%的保本保息固定收益，诱骗客户提前退保购买非法理财产品，吸收8000余名投资者共计3亿余元资金。
　　这是继善林金融后，又一家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办公地4月初已被查封
　　据警方介绍，2015年2月至今，上海捷量通过不法手段获得上海多家保险公司的保单信息，随后指使公司业务员冒充上述保险公司客服，采取随机拨打电话、发短信等方式联系上述保险公司投保客户，诱骗客户提前退保，再购买非法理财产品，并承诺年化8%至10%不等、保本保息的固定收益。截至案发，捷量公司共吸收8000余名投资者共计3亿余元资金，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上海公安经侦总队一支队一大队副大队长林琛表示，目前，公安机关已对徐某、成某等2名主要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并已对信息泄露源头实施打击。
　　目前，上海捷量的网站仍能如常打开。不过，其位于中山北路3000号长城大厦2606室的办公地点早已人去楼空。
　　当《国际金融报》记者来到现场时，在长城大厦底楼指示牌上发现，整个大楼26层8个房间中，所有房间都标注了租用公司的名称，唯独2606号房间没有标注。
　　&上海捷量在4月初就被查封了，之前还有蛮多投资者过来，现在已经不多了，只是陆陆续续会有几个人过来问。&该大厦物业工作人员递了一张上海捷量相关的报案说明给《国际金融报》记者，&你按照上面要求提供的资料准备好，然后去报案吧。&
　　徐婕依表示，自己在今天上午就已经给警方打过电话，并把报案材料快递出去了，&现在只能等警方的进一步消息，能不能要回钱或者能要回多少钱，都没有确切的说法。&徐婕依在电话中始终不愿意过多描述自己选择上海捷量进行投资一事，而且对自己的具体投资金额也是讳莫如深。
　　令人唏嘘的是，目前还有不少投资者尤其是外地投资者还不太清楚上海捷量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更不清楚自己应该如何应对。
　　老年人成特定诱骗对象
　　不同于徐婕依，今天下午《国际金融报》记者在上海捷量办公室楼下碰到的上海大叔陈斯（音）则侃侃而谈自己被骗的经历。看上去似乎只有50多岁的陈斯，实则已近古稀，他坦言：&相比于在善林金融投资的几十万元，在捷量投的5万元不算什么。&
　　当然，陈斯的心并没有大到对接连踩雷毫不在乎，他表示：&以后钱就乖乖存银行，什么财富管理、P2P理财，都不会再参与了&。
　　而像陈斯这样的老年人，正是上海捷量过去几年来主要诱骗的对象。
　　据警方介绍，上海捷量的8000多名受骗者中，超八成受害人为60岁以上老年人。捷量主要的操作手法就是通过冒充保险公司客服，诱骗客户提前退保，购买其理财产品。
　　&其实，像我这种年纪的老人并不受保险公司欢迎，基本没什么产品可投。所以，2015年底，我本来是拿5万元给小孙女投保的。后来捷量的业务员打电话约我见面，说投保险没意思，短期内看不到投资回报的钱，而且收益率很低。捷量可以每年固定给到我10%的收益，而保险公司给到的收益还不到5%。所以，在保险合同的犹豫期内我就退保了。&陈斯说，&我每个月能收到428元的利息，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
　　&虽然钱不多，但这种每个月都能收到投资回报的感觉挺不错的。而投保险的话则要在好几年后甚至十几、二十年后才能拿到钱，往往令人不安。&陈斯说。显然，捷量正是抓住了老年投资者的这种心态来下手。
　　而且，上海捷量往往向投资者宣称，其与多家保险公司有合作关系，以进一步取得投资者的信任。&我当时问过捷量的那位业务员怎么知道我买了保险的，他说他们跟保险公司有很好的合作关系，自然能知道。&陈斯称。
　　但这些老人们并不知道，上海捷量在2017年就曾因虚假宣传而被新华人寿保险送上被告席。最终，上海捷量被判败诉，赔偿原告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30000元。尽管捷量发起了上诉，但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最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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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骨铭心的知青岁月 ：一份迟到的知青相册
黄寅敏知青
知青卜安奇
花泽飞知青
丛昌民(中)知青
熊秀兰知青
下图是稼依第三生产队集体户上海知青和当地农民。
翁文樑(中)知青
知青翁文樑
珍贵的知青照
郑东升(右)知青
知青卢正国
前排右稼依知青曹志斌
在砚山县稼依插队的上海知青。
草屋竹床，眺望星星闪光；犬叫鸡鸣，山泉晨雾催眠；梯田水重，双腿蝗吸虫叮。（勐啊曼松寨知青草屋前，左起前排：曹健华、朱晓钟、沈力人，第二排左起：何国发、闻志刚、李佩英、张屹、陈文宝。）
1968年第一批到版纳生产建设兵团的本溪中学胡洪海知青。
卜安奇知青
年轻时代的唐宏文
知青卢正国
知青包亚平（右）
知青照，前排右一包亚萍知青
兄妹知青郑东升与郑云霞
知青郑云霞
　　最近知青中流传着一个＂一双红舞鞋＂的真实动人故事。爱好芭蕾舞的知青郑云霞，在农村宣传队演出期间，遇到了一位爱好芭蕾舞的女中学生叫吴亚红，想跟郑云霞学芭蕾舞，郑云霞欣然同意并把自己一双心爱的红芭蕾舞鞋送给了吴亚红。40年后，吴亚红蒙发了寻找当年红舞鞋知青姐姐郑云霞的思念，并写了博文。历经数年，经好友发现博文引荐给郑云霞时，吴亚红己病故而去。
云霞微信感言：＂昨夜无眠[大哭]刚得到文山他同学的消息， 吴亚红已不幸于去年病故。[流泪][流泪][流泪][流泪][流泪]心好痛啊，一双红舞鞋，情系48年，如今留下的天上人间的遗憾，愿天堂的鲜花为她盛开，愿天堂舞台为亚红展姿，愿亚红的红舞鞋在天堂美丽飞旋……???我在微博己留言，也在寻找她女儿，圆亚红一个寻找我，而未了的遗憾[流泪][流泪][流泪]＂。
一双红舞鞋竟牵出半个世纪的感人故事。真是：磨难的岁月，纯真的情谊。无私的奉献，无限的梦萦。一双红舞鞋追述了当年上海知青郑云霞与当地部队之女吴亚萍的梦萦之情，吴亚红的博文写的情真意切！可惜己作故人。此博文一定会钩起当年稼依上海知青对知青岁月的难忘回忆。值此，小编十分理解吴亚萍为什么会为一双红舞鞋梦寻郑云霞，可能是她的妹妹吴亚红又为之四处寻找。这也是郑云霞当年真情助人的回报，真是比金子还珍贵。可惜我们圈子里没有大导演，完全可以拍摄一部知青岁月的感人电影了，祝贺郑云霞，这是人之晚年的一件幸事。
云南出版社原社长程志方对舞之韵歌点评：知青时代的故事和历史，是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精神文明史发展的一个极其复杂而璀灿的篇章，值得珍惜，细心全面客观研究。红舞鞋故事的意义和价值永恒！它为研究知青史提供了一个新的更深刻的视角。[强][强][玫瑰][玫瑰]
《舞之韵歌》一一双红舞鞋 13:54阅读：1,200一双红舞鞋
我有一双红色的芭蕾舞鞋，从1970年到现在陪伴我四十年了。从美丽的彩云之南到革命历史名城的贵州遵义，从辽宁古城的襄平到渤海明珠的大连，从沈水之北的盛京到边境江城的丹东……，它一直陪伴着我从花季的少年时期到青春如歌的中学、知青及大学时代，从20世纪的70年代到21世纪的今天，人生的旅途几经碾转，生活的轨迹不停地变化，家庭的住所多次搬迁，我却一直没有舍得丢掉这双红舞鞋，因为这双红舞鞋给我留下了太多的美好记忆……。
我是一名军人的女儿，五十年代出生在沈水之北、浑河之南的东北最大的工业城市沈阳，生来天性活泼、爱蹦爱跳的我，在那个年代也没专门学过什么舞蹈、乐器之类的，连幼儿园都没有去过。我这点业余爱好和艺术细胞，也许起源于我活泼的性格和模仿能力吧。听妈妈说，我五、六岁时，就经常到老爸的部队大院去玩，哪个叔叔、阿姨见到我，让我唱几句、跳几下，我就大大方方地唱几句“小燕子”，跳几下“花园里，篱笆下，我种下一朵小红花”，然后就得到了大人们的赞扬，我就美滋滋的。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就播下了赏识教育的种子，我就越发爱唱歌、跳舞啦。真正对舞蹈达到着迷的程度，在我的印象当中是从1966年开始，那时我在辽宁省实验小学读三年级，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缘故，学校不怎么上课，我们这些“红小兵”没人管，我一有空就到邻院的省实验中学，和一帮小姐妹仿照中学的红卫兵大姐姐跳舞，还不停地练弯腰、倒立、劈叉、前滚翻、后滚翻等基本功。我一跳起舞就开心，还经常按歌词意思，组织几个小同学自己排几个小舞蹈，有时到学校、街道、公园去自发演出……。这就是我爱好舞蹈的起步阶段。
1968年，妈妈和我们兄妹四个随父亲的部队到了云南，在那里渡过了我的中学时代。在云南砚山二中读书期间，我参加了学校文艺宣传队，经常排练节目，我最喜欢的节目都是以舞蹈为主，印象比较深的“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咏梅”、“长征”、“八角楼的灯光”、“沁园春·雪”等都是我酷爱的舞蹈，随着舞蹈的不断排练，我又和同学学了很多当地的民族歌舞“阿佤人民唱新歌”、“火车开进苗山寨”等，不断丰富舞蹈的种类与舞蹈词汇.在学校宣传队期间，我们经常到农村、部队、知青点、县城里演出，我们这支队伍活跃在当地广阔的大舞台上。1970年的夏天，有一次在砚山县大稼依镇和上海知青联欢演出，舞台就是晒谷场，灯光就是当地 的汽灯，在演出的过程中，我的眼前一亮，看到一位身材修长、漂亮的上海女知青，表演了一段白毛女选段，跳的是芭蕾舞。在那个年代，除了在样板戏电影中看到芭蕾舞，在现实生活中头一次见到这精彩的场面，也不知脚尖是怎么立起来的，我当时羡慕极了，按照现在的说法，我成了她的“粉丝”啦，在那一瞬间，我就下决心要认识这位上海知青姐姐，要和她成为好朋友，向她学习芭蕾舞……。联欢会以后，我就到后台找到了这位我非常崇拜的上海知青，我说：“姐姐，你跳得太好了，我们能认识一下，交个朋友吗？我叫吴亚红，是砚山二中的学生”。知青姐姐说：“好啊，我们认识一下吧，我叫郑云霞，我们知青点就离大稼依镇不远，有空来玩吧！”从那以后，我一有空就往知青点跑，让云霞姐教我跳“白毛女”选段，在交往的过程中，我知道她很小的时候就在上海少年宫学跳舞，芭蕾舞是她学舞蹈的一个主要训练项目，她天生就是跳舞的材料，修长的身材，个头能有 1米7左右，和当年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吴琼花的扮演者长的像极了。在1968年，云霞姐才16岁就离开了上海的父母，来到西南边陲的云南插队下乡，在广阔的农村锻炼成长。我能在云南认识一位上海知青姐姐，而且是我崇拜的芭蕾姐姐，真是我的幸运。在我的记忆中，后来她考取了当地的洲文工团，走上了她酷爱的舞蹈艺术之路。临行前，她送给我这双红舞鞋，我如获至宝，爱不释手，就开始自学、模仿的练起来……。起初，我穿着这双红舞鞋，站都站不起来，别说做舞蹈动作了，我就穿着这双鞋，扶着墙、扶着大树，一点点练足尖站立，脚趾不知磨破了多少次，脚脖子也不知崴了多少回，但我仍然坚持练着，有时还对着芭蕾舞剧照模仿“喜儿”、“琼花”、“红嫂”动作在练习，不断地自我陶醉、自我欣赏。别说，我还真有点天赋，胆也大，也刻苦，真能穿这双红舞鞋走脚尖啦！在砚山二中读书期间，我穿这双红舞鞋开始登台表演独舞了，可惜的是没有留下一张演出的剧照，那个年代，照张相太难啦！1973年7月，我在砚山二中毕业，毕业前夕，我们同学留影纪念，班级爱好文艺的同学合了一张影，有穿民族服装的、有拿乐器的、有做舞蹈动作的，都想把最精彩的片段留给未来的回忆，我那天扎上了“喜儿”的大辫子，穿上这双红舞鞋，我班有个华侨同学叫谭锋恩，他扮演“杨白劳”，都一起照到了这张合影中，不知我当时有多高兴，终于有我的“芭蕾”剧照了，可相片一拿到手，两只穿红舞鞋的脚都没照上，一只脚让石头挡上了，另一只脚让同学的手挡住了。哎，太遗憾了！
1973年，我离开了云南，回东北下乡当知青，我带上了这双红舞鞋，在广阔天地，这双红舞鞋是发挥艺术魅力的高峰时期，我穿着这双红舞鞋从青年点跳到公社、跳到区里……。1975年我在辽阳县沙岭公社文艺队任副队长，主要负责舞蹈的编排，每次演出，无论有多少舞蹈节目，都少不了我的芭蕾独舞“北风吹”，那时也算是一个亮点吧，当我们文艺队走遍沙岭公社三十几个生产大队，在场院、在土台上跳起我的“脚尖”舞时，我也随之有了小名气，每当有人说：“公社文艺队有个知青会用脚尖跳舞，我们快去看看吧！”我的心里就美滋滋的，那种感觉太幸福啦、太自豪啦！后来，这双红舞鞋又旋转在我大学时代的舞台上，最后一次跳芭蕾舞就是我最珍贵的那张相片。1980年的我，在欢送毕业生的联欢会上，“蒙山高，沂水长，我为亲人熬鸡汤……”的沂蒙颂那熟悉的旋律，伴随着这双红舞鞋，定格在那美好回忆的瞬间……。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时间的指针一晃转动了四十年，这双红舞鞋从1970年到1980年，伴随着如歌的青春时代，在时空的舞台上，旋转了十个春秋，又从20世纪的80年代跟随我到如今，珍藏了30年，每当看到这双红舞鞋，一股暖流与自豪感油然而生，我把这双红舞鞋的故事讲给女儿听，讲给学生听，那是我青春的记忆，时代的记忆，友谊的记忆，舞艺的记忆……。
望着这双红舞鞋，我在寻找着上海的知青姐姐……。“云霞姐，你现在在哪呢？你还记得这双红舞鞋吗？我能找到你吗……写于??
知青顾永康与郑云霞
朱晓钟(中间者)知青
张佩英(前右)知青
知青蔡斯怡
知青李梅娟
李梅娟知青照
知青赵兴汉
王冰帆知青照
知青周龙弟、查银娣
知青查银娣(右二)
知青侯文虎、蔡思怡。
知青蔡思怡
蔡思怡知青
知青常秋玲
知青陈汉皋
知青沈爱玉
知青孙国萍(中间戴眼睛者)
知青俞锡泉
翁文樑知青
当年的赵兴汉知青(右)
知青左起张平、毛民耀、卢正国、扬祥新、虞继云、邹云松。
知青毛民耀(左)卢正国
知青冯晓堂、曹志斌
双馨颁奖，彰示各地代表；电视事业，需要尽心职责；挥洒汗水，勤奋积累甘甜。（第7届全国德艺双馨电视工作者领奖会上，央视朱迅和云南台朱晓钟、丽江台和丽军合影。）
左赵兴汉，左2上海市胡延照副市长、右1扬承基，右2卢正国
左起郑云霞、卢正国、邵其伟（时任云南省副省长，也是上海知青）、姚丁芳、张劉英、毛民耀、张建华留影。
左起花泽飞、朱晓钟、乔汉荣、周庚兴、卢正国、孙建东、余蕴祥。
上海知青与上海驻云南办事处陈主任（右3）合影
朱克家(左)与卢正国
知青翁文樑、周庚鑫、卢正国
知青毛民耀、卢正国和昆明市长章振国(中)
知青查银娣、章振国(昆明市市长)、知青卢正国
知青岁月最宝贵的财富
有人说，人的经历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那么对我来说,我的知青岁月就是我一生中最难忘、最珍贵的财富。 　　我是一个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上海青年学生,还在牙牙学语时,就熏陶在“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社会环境中,对党有着深厚的感情。“文革”初期,由于在学校是团支部书记、“三好学生”而被推举为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宣传委员。没多久,被红卫兵造反派解散,停课在家看书、健身、练习书法、拉二胡。复课后的1968年10月,我首批接到带队去江苏大丰农场的红色通知书,11月就要出发。当时我为之一震,怎么那么快就分配了?经过几天的苦苦思索,我决定不去大丰农场,理由很简单,苏北地区语言难懂、气候太冷,要去就去南方。后来受同学胡洪海在云南西双版纳一封鼓动信的影响,我不仅毅然报名要求到西双版纳,而且还邀约了一批同学组成上山下乡“战高原兵团”,学校还专门授了一面团旗,并赠送了钢板蜡纸等印刷工具。 　　日是我和全家终身难忘的日子。记得是党的九大闭幕后的第一天清晨,我们一行600多位上海知青在送行亲人的一片号啕声中,第一次坐上火车徐徐离开了上海彭浦车站。告别时,我父亲、母亲和中专毕业刚分配到工厂的姐姐带着四个弟妹,全家都赶来送行。列车启动时,个个都以泪惜别。为不使母亲过度伤心,唯我还强颜欢笑,挥手告别。其实临别前几天,为了宽慰母亲的心,我白天装着无事,但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在床上偷偷地以泪洗面,总想着将要离开生我养我的父母、朝夕相处的兄弟姐妹和上海故乡、同学和亲友,不知何日才能归来。谁曾想到,这一别竟弹指40载,我从一个在云南举目无亲的上海插队知青,已成长为一个省级工会的领导干部。 　　回首往事,感慨万千,知青岁月仍历历在目。我插队的地点是文山州砚山县大稼依公社。记得刚到的第二天是1969年的五一节,我和孙世楚、顾家康、江风妹等8男3女分在一个集体户,我是户长,既要收拾整理自己的行李,又要张罗集体户自己开伙的各项准备工作,好在我们的带队干部是生产队的王老倌,四川人,整天戴着顶翻皮帽子,穿件土布大裤衩裤子,无论走到哪里手里都不离一杆长烟枪,开会时,那种老土烟味熏得我们几个特别是女同学够呛。王老倌50开外,浓浓的川音,是一个热心肠的老人,他帮我们买箩筐扁担,教我们如何挖马口自己种蔬菜,传授我们各种干农活的技术,每天一大早就来到我们门口喊“出工啦”,使我这个集体户长当的也轻松,只要每天组织好大家早请示晚汇报,学习学习就行了。而且,我们户有3位女同学,值班烧饭的事都是她们包了。 　　大稼依是个大集镇,10个生产队沿街排列,5000多人集聚在一起像个小城市,集镇上有小学、中学和县级的大粮管所,每个星期天都有大集市,周边几十里外的老百姓头天晚上就赶着牛拉着马来赶集,一公里多长的主街两边挤得水泄不通。当地老乡跟我们讲,解放前大稼依有“小香港”之美誉,繁华景象远近闻名。稼依中学的上游有一个大水库,流出的河水沿街而过,是全稼依的农田灌溉生命源。街边还有一条小溪叫沙拉河,是周边农民唯一的饮用水源。我们知青喝的,也是沙拉河水。取水时,我们挑着桶带个瓢,到溪边沙滩上拿瓢先刨出一个小坑,水就慢慢地渗进来,先轻轻地把混水淘完,待渗透进来的水清澈照人时,就把水一瓢一瓢舀进水桶里,挑水时在水桶里放一片南瓜叶子,水就不会晃出来,这也是农民兄弟传授我们的。 　　刚到农村,思念家乡和亲人是免不了的,特别是夜深人静或生病躺在床上的时候,脑海中全是父母兄弟姐妹在上海生活的情景,全是对同学和老师的回忆。我是一个感情丰富而又不轻易外露的人,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思考问题,在学校时同学说我少年老成,到工厂后上海同事称我为“小诸葛”,有事都愿意找我商量。随着时间的推移,“思念亲人关”还可以慢慢地适应。对知青来讲,最艰难、最磨练人的还是“劳动关”。刚开始下地劳动时,我们年轻气盛,总想着自己有的是力气,这些简单劳动算什么?谁知才干了两天,个个腰酸背痛,收工后一丢下锄头扁担就往床上躺,动都不想动。早上只要一听见王老倌在门口喊“出工啦”,就发毛了。有的知青干脆装着没听见,有的找借口不去了。我是户长,其他人不去,我也得硬着头皮去啊。在集体户里,我的体力不是最强的,一看就是个文弱书生,但我每月的出工率和王兆琪同学一样都是集体户里最高的。老乡还称赞我“拉超”(勤快的意思)。 　　在上海时,我们常听说“见人挑担不吃力”,到了农村我才体会到它的真正含义。记得有一次到远处出工,男的要顺带挑一担干牛粪,以重量算工分。我装了满满一挑,一称整整有120斤,谁知才走了二三百米,脚步就越来越沉重。虽然那时我已经学会了边走边换肩,但还是走一段停一会,6里路走了大半天,这是我一生中挑得最多的一次,也是最狼狈的一次。那些农村大娘和姐妹看到我们几个知青左支右拙的样子,个个捧腹大笑。还有一次,青年农民姚树林带我们上山砍柴,凌晨4点多钟,我们8个男知青扛着扁担、提着砍柴刀,每人带了一捆麻绳和干粮,打着手电筒摸黑上山了,太阳晒到头顶时才到达目的地。我们既不会爬树,又不懂如何捆柴,只能砍些小树枝或拣些地上的枯枝,大些的树枝都是姚树林帮我们爬上树去砍,又帮我们一个一个地捆扎好。返回时,想着总算走出了知青上山挑柴的第一步,我们个个心里都一阵阵高兴,8个知青柴夫紧随姚树林宛如一条长龙,在荒芜人烟的山间小道上一跃一跃地,一会儿上一会儿下,恰似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走着走着,知青一个个开始支撑不住了,长龙像散了架一样,相互之间的距离越拉越远,返回的速度也越走越慢,有的相隔百十米,走几步歇一会,实在挑不动了就把捆好的柴抽出几根沿路丢了以减轻重量,这样一路走一路丢,到天黑才走到村头,大家互相看看一天的劳动成果,不禁都笑了起来,除了姚树林挑的还是满满的一担柴,几个知青挑的一个比一个少,多的还有三分之一,少的只有细细的几根了。一天下来个个筋疲力尽,从此再没人敢提上山砍柴了。 ?
在农村两年多,我什么农活都干过。挑大粪、薅地、手摇水车、种蔬菜挖马口、修水库、晚上住在坟头看守玉米地,甚至到附近粮管所扛大包等。但我最害怕的农活是春耕挑秧苗。常人看来,挑秧苗有什么可怕的?不就是挑多挑少吗?其实不然,栽秧时节正逢雨季,我们几个知青戴着当地农民的大斗笠,穿着棕蓑衣,远看一样是个农民。我们先要把分散在秧田里农民拔好捆好的秧苗丢到田埂边,然后装满再挑到待栽插的田边,又均匀地甩到田里,以便农民姐妹栽插。看似简单,其实我最怕的是两个过程,一是怕下田,因为稼依的农田到了雨季蚂蟥最多,又大又粗,叮在腿上痒痒的,等你发现用手拉时,越拉越紧,最后还是农民兄弟教我们用手使劲在蚂蟥身上拍打,蚂蟥一缩就掉下来了。但被蚂蟥叮过的地方,半天都血流不止。我们几乎每天都会遭到蚂蟥袭击,每天都伤痕累累,一看到水田就害怕;二是怕挑着秧苗走田埂路,田埂路都很窄,有的只有一只脚宽,一到雨季田埂积水又湿又滑,就是空手都很难走,何况我们还挑着沉重的秧苗,光着脚全靠脚拇指嵌进淤泥里才能稳住身子,几乎每天都要摔倒几次,连人带秧苗掉在水田里,爬起来全身已湿透,还得自己装好秧苗继续挑着走。虽然很苦,但想想农民一辈子都是起早摸黑在地里劳动,比比他们有时也不感觉怎么苦了。 　　在农村插队期间,最难熬的莫过于晚上。那时稼依公社还没有通电,每家每户点的都是煤油灯,当地叫水油灯,一到天黑老乡们就关门休息了,街头静悄悄的,只有不时响起的狗叫声。没有家的知青们精力旺盛,不甘寂寞,很难打发时光。那时大家都住在一个大寨子里,队与队之间彼此相连,130多位知青分布在15个生产队,一到晚上就相互串门聊天,或三五成群在街上干吼干唱地闲逛,这还算好的。有的看谁不顺眼就邀约一伙人去打群架,还有的知青图好玩半夜起来抓鸡、打狗、或到地里割一捆甘蔗藏在床底下,虽然只是极少数人,但在当地农民中影响很不好。稼依的老乡对上海知青总的反映很不错的，知青和当地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有的生产队会计、保管员都由知青担任，对知青充分信任。那时我也不会串门,也很少和其他队知青交往,每天晚饭后就和孙世楚在干打垒的平房顶上拉二胡唱样板戏,这是我们俩在农村的唯一的共同爱好,然后一到天黑我就点着煤油灯自学,摘抄从四队知青陈申华处借来的《哲学词典》,翻看上海带来的鲁迅文学杂志以及我姐姐从上海寄来的历史文学书刊。从那时起我养成了作读书笔记的习惯,一直坚持至今。由于我在农村信守自己的诺言“洁身自好”,除了出工就是学习,1970年整团建团生产队全体社员通过恢复我的团籍时,在点着煤油灯的大院里,许多老乡异口同声地说我党员条件都达到了。当时我很感动,至今记忆犹新。1971年7月,我在农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又担任了生产队的党小组长,担起了生产队保管员的重任。同年9月16日,我第一批被招录到国防工业云南机器五厂,当时招录的上海和文山100多位知青中只有2名党员,我被分配在政工机关的组织干部组工作。当初为了想到车间当技术工人,不想留在机关,我还闹了一阵思想情绪呢。 　　在我的人生经历中,知青的岁月是短暂的,从日离开上海到日离开稼依公社,前后只有二年零五个月,但这二年多对我来说,是最磨练、最难忘,也是最有收获的岁月。在那个政治纷乱的年代,使我懂得了如何洁身自好、珍惜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二年多的艰苦劳动,使我了解了中国农民勤劳、朴实和安分守己的传统本色,懂得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思念、什么才是真正的艰苦磨练;在当知青的二年多时间里,我还养成了自学、独立思考、作读书笔记的好习惯,知识在于积累,直到现在,无论看什么资料、报刊杂志,只要有感兴趣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社会生活、名人名言等,我都及时一一摘抄下来,以备后用;从当知青到今天,40年来我始终坚持每天早上6点30分收听中央新闻联播和云南新闻。我今天的一切都是在知青年代打下的基础,我从没后悔过我的知青生活,更没后悔过我到云南插队,知青岁月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虽然经过自身努力和组织培养,我从一个在云南举目无亲的上海知青,成长为一个云南省总工会的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成为一名厅级领导干部,我首先要感谢的仍然是我的稼依老乡、特别是生产队的带队干部王老倌,可惜他已不在人世了。 　　在云南40年,经常有人会议论起上海人和上海知青,有的还当着我的面夸奖上海人最聪明、我是上海知青中的佼佼者。其实我并不这样认为,每次我都婉转客观地纠正他们的说法,全国并不是只有上海人才最聪明,哪个地方的人都聪明,不同的是上海人生在大都市,见多识广、精明细致是上海人的特点;我也不是上海知青中的佼佼者,与其他许许多多上海知青相比,无论学识、能力、才干都算不上是最强的,只不过自己比其他知青幸运,只能说是个幸运者。
撰稿于2009年插队40周年昆明
　　知青回沪后不忘插队农村老乡，结伴专程从上海回砚山稼依看望当地农村老乡。
卢正国看望稼依镇干部和老乡。
丘北县上海知青插队40年上海纪念活动（2009年于上海）
丘北上海知青（2009年于上海）
砚山县大稼依上海知青（2009年于上海）
砚山县平远街上海知青（2009年于上海）
文山县上海知青（2009年）
文山盘龙上海知青（2009年于上海）
蓝箭汽车厂的文山州插队上海知青。（2009年于上海）
蓝箭厂上海知青（2009年于上海）
蓝箭厂部分文山州插队的上海知青。（于云南曲靖）
上海知青曲靖相会。前排左起郑凌豪、王夏明、许龙翔、袁裕芳。后排左起方根宝、龚兴德、钟治平、李孝珍、董士杰。
部分知青在上海联谊活动。(于上海)
回沪上海知青重返红士地云南留影。（2007年于昆明）
2012年春节期间，回沪的蓝箭厂和文山州插队知青在上海联谊活动。(于上海)
上海知青联谊交流活动。(2011年于昆明)
　　2005年，原上海市人大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陈豪坐者左5（现任云南省委书记）率上海工会代表团考察云南期间，专程到西双版纳慰问仍坚守在云南工作的部分上海知青。坐者左7为云南省总工会副主席卢正国(上海知青)
　　知青作家沈石溪。原名沈一鸣，祖籍浙江慈溪，1952年出生于上海。1969年赴云南西双版纳插队，在云南生活了36年。曾任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为中国作协会员，上海作协理事，全国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从事文学创作，醉心动物文学，已出版作品六百多万字。作品被翻译为英、法、俄、韩、越多语种在全球出版发行。
曾获中国图书奖、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的百种优秀图书、“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台湾“好书大家读”优选少年儿童读物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图书奖等奖项。
沈石溪作品
知青画家孙建东，1952年4月生于上海，1982年1月毕业于云南艺术学院美术系，是著名画家袁晓岑先生的入室弟子。现为云南艺术学院美术学院教授（正高二级）、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云南省美协副主席，云南省政协常委，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2000年-2012年先后在台湾、法国、上海美术馆、云南省博物馆举办个展。曾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云南省先进工作者，并获云南省教育厅首批挂牌的云南省高校名师工作室。由天津人美出版《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孙建东》（大红袍）。
孙建东作品
当年知青的证券、证书。
云南上海知青纪念上山下乡40周年纪念册。
　　随着岁月的流逝，上海知青都已进入暮年。有的知青退休后回上海定居；有的知青过上了上海一一昆明两地居住的侯鸟生活；有的退休后仍定居在云南的上海知青，由于远离他乡、举目无亲，知青之间经常采用打羽毛球、打牌、结伴出国旅游、休闲度假或不定期的AA制聚会等抱团养老的方式笑迎晚年生活，不乏其乐融融、其乐无穷。
阳光知青，乐观一生。远离家乡、抱团养老。
知青参观古滇湿地公园
知青在上海联谊活动。
　　知青们参观孙澄院长创办的云南经济管理职业学院新校区
云南上海知青分布表
上海赴云南省知青57124人，农场（兵团）47600人和农村插队9524人。
一、日，抵达昆明1016人，分布西双版纳东风总场398人，红旗总场（橄榄坝总场）200人，
勐腊总场418人。
二、1969年3月起，到达云南插队上海知青9524人。
思茅专区：2362人。其中：澜沧县：1035人，勐腊县：460人，勐海县1137人左右（勐混，勐遮，勐阿三个公社）
临沧专区：1155人。其中：临沧县269人，双江县299人，沧源县93人，永德县208人，凤庆县130人，云县101人，耿马县78人
楚雄专区：898人。其中：南华县482人，姚安县220人，武定县196人。
玉溪专区：761人。其中：元江县501人，新平县259人，华宁县1人。
大理州：932人，分别安置在鹤庆、祥云、漾濞、洱源4县
文山州：657人，其中：砚山县343人，文山县110人，丘北县204人。
红河州：967人。其中：泸西县264人，弥勒县301人，开远市21人，蒙自县，河口县。
曲靖专区：1688人。其中：沾益县147人，富源县308人，嵩明县254人，寻甸县318人
丽江专区：128人。其中丽江县88人，永胜县39人。
至1977年名册在乡上海知青225人。
三、云南生产建设兵团
上海知青47600人（1972年底）
第一师：西双版纳农垦分局，上海知青33573人（1975年7月）
一团：景洪农场（景洪县）
二团：东风农场（景洪县）7937人
三团：勐养农场（景洪县）
四团：橄榄坝农场（景洪县）
五团：黎明农场（勐海县）
六团：勐腊农场（勐腊县）
十九团：勐醒农场（勐腊县）
二十团：勐滿农场（勐腊县）
独立一营：勐连农场（勐连县），上海知青325人（1971年5月）独立二营：振东农场独立三营：红星农场
水利一团：（勐腊县勐润）上海知青2893人
水利二团:（勐腊县勐捧）
上海知青2500人
水利三团:（景洪县曼岭）上海知青近千人
水利四团：（勐海县曼滿）上海知青干余人
水利五团：（勐海县曼老）上海知青1233人
第二师：临沧农垦分局，上海知青2601人（1970年5月）
七团：勐定农场（耿马县）1628人
八团：勐撒农场（耿马县）415人
九团：勐省农场（沧源县）170人，
独立四营：耿马农场（耿马县）
独立五营：双江农场（双江县）180人
独立六营：永康农场（永德县）95人
独立七营：勐底农场（永德县）113人）
第三师：德宏农垦分局776人（1975年7月）
十团：陇川农场（陇川县）
十一团：瑞丽农场（瑞丽县）
十二团：遮放农场（潞西县）
十三团：盈江农场（盈江县）
十四团：遮放农场（潞西县芒市）
十五团：新城农场（保山县潞江）
第四师：红河农垦分局1165人（1975年7月）
十六团：河口农场（河口县）
十七团：弥勒东风农场
十八团：勐拉农场（金平县）
独立一团（文山州农垦分局）：稼依华侨农场、平远华侨农场、健康农场、天保农场（文山州砚山县）
独立二团：甘庄农场、红河农场（玉溪元江县）35人。
独立三团：太和农场、宾居农场（大理宾川县）
独立四团：陆良农场（曲靖陆良县）191人。
独立五团：红星农场、省第四“五七”
干校（思茅江城县）整理于
1、《云南知识青上山下乡运动》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2、《中囯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
3、《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志》
4、《东风农场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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