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原因/失业率
造成失业的原因很多，因此失业的结构与变动情况是观察重点。失业原因可分为：摩擦性失业率摩擦性失业(Frictional unemployment)：是指人们在寻找工作或转换工作过程中的失业现象。增加职业训练计划与提高信息沟通（使失业者能确实掌握就业机会）可降低这方面的失业。在实际劳动市场上，失业率总是围绕自然失业率波动，原因之一是工人寻找最适于自己的工作需要时间。它是由于经济运行中各种因素的变化和劳动力市场的功能缺陷所造成的临时性失业。经济总是变动的，工人寻找最适合自己嗜好和技能的工作需要时间，一定数量的摩擦性失业必然不可避免。即劳动者想要工作与得到工作之间的时间消耗造成的失业。结构性结构性失业(Structual unemployment)：指市场竞争的结果或者是生产技术改变而造成的失业。结构性失业通常较摩擦性失业持久，因为结构性失业常表示人员需要再训练或是迁移才能找到工作。经济产业的每次变动都要求劳动力供应能迅速适应变动，但劳动力市场的结构特征却与社会对劳动力需求不吻合。由此而导致的失业被称为“结构性失业”，结构性失业，主要是由于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地区结构等)发生了变化，现有劳动力的知识、技能、观念、区域分布等不适应这种变化，与市场需求不匹配而引发的失业。结构性失业在性质上是长期的，而且通常起源于劳动力的需求方。结构性失业是由经济变化导致的，这些经济变化引起特定市场和区域中的特定类型劳动力的需求相对低于其供给。季节性季节性失业(Seasonal unemployment)：农业，营建业与旅游业特别容易受季节性因素影响。季节性失业是一种自然失业，它给社会带来两个方面的不良影响：一是季节性雇员由于就业时间短，收入受到影响(尽管有补偿性工资差别)；二是季节性失业不利于劳动力资源的有效利用。对季节性失业人员的职业指导应侧重于信息服务，指导他们在淡季以灵活的形式(如非全日制工作)临时就业。周期性失业率周期性失业(Cyclical unemployment)：由于总需求不足而引起的短期失业，一般出现在经济周期的萧条阶段。周期性失业的原因主要是整体经济水平的衰退；由于它是可以避免的，因而周期性失业也是人们最不想看见的。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的失业就完全属于周期性失业。每一个工人都从事着他们一直从事的工作，因此不存在摩擦性失业。与人们更倾向于手持货币而不是消费、企业被迫削减产出导致的失业相比，结构性失业同样极不明显。周期性失业与结构性失业、摩擦性失业等失业状况不同，周期性失业的失业人口众多且分布广泛，是经济发展最严峻的局面，通常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有所恢复。在中国经济仍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中，中国此前及未来几十年出现严重经济衰退和周期性失业的机率很低。非自愿非自愿性失业(Involuntary unemployment)：如果工资品(wage-goods)的价格相对货币稍有上升，现行货币工资水平下愿意工作的劳动总供给量和在此工资水平下的劳动总需求量都将大于现有就业量，那么劳动者就处于非自愿性失业状态。 是1936年由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其着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的概念。凯恩斯认为，如果工资品的价格较货币工资稍微上涨，劳动者愿意在当时的货币工资下提供劳动供给，而在同一时间的总劳动需求都大于已经有的就业量，那么就有非自愿失业的存在。
国外现状/失业率
10月1日,日本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经季节性因素调整后,日本8月份失业率为4.1%,环比上升上升0.3%,是6个月来首次出现恶化。其中,就业人数为6310万人,同比增加29万人,增幅为0.5%;失业人数为271万人,同比减少6万人,降幅为2.2%。
奥肯定律/失业率
菲利普斯曲线表明的是经济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之间的关系，可称之为“产出－物价”菲利普斯曲线。这种菲利普斯曲线以经济增长率代替了第二种菲利普斯曲线中的失业率。这一代替是通过“奥肯定律”实现的。奥肯定律美国经济学家奥肯于1962年提出，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具有反向的对应变动关系。这样，经济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之间便呈现出同向的对应变动关系。在这一关系的研究中，经常不是直接采用经济增长率指标，而是采用“现实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或是采用“现实产出水平对潜在产出水平的偏离”。这一“偏离”，表明一定时期内社会总供求的缺口和物价上涨的压力。现实经济增长率表明一定时期内由社会总需求所决定的产出增长情况，而潜在经济增长率则表明一定时期内、在一定技术水平下，社会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所能提供的总供给的状况。潜在经济增长率可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正常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即在各种资源正常地充分利用时所能实现的经济增长率；另一种是指最大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即在各种资源最大限度地充分利用时所能实现的经济增长率。这里采用的是第一种含义。这种菲利普斯曲线的表现形式是：在以现实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为横轴、物价上涨率为纵轴的坐标图上，从左下方向右上方倾斜的、具有正斜率的一条曲线。这条曲线的走向与第一、二种菲利普斯曲线正好相反。这条曲线表明：现实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与物价上涨率二者呈同向的对应变动关系，即正相关关系。当现实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上升时，物价上涨率亦上升；当现实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下降时，物价上涨率亦下降。在一轮短期的、典型的经济周期波动中，在经济波动的上升期，随着需求的扩张，现实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上升，物价上涨率随之上升；在经济波动的回落期，随着需求的收缩，现实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下降，物价上涨率随之下降。这样，这条曲线表现为一条先由左下方向右上方移动，然后再由右上方向左下方移动的曲线环。这条曲线环呈现为略向右上方倾斜、位势较低、且较为扁平的形状。“向右上方倾斜”，说明现实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与物价上涨率为同向变动关系；“位势较低”，说明物价上涨率处于较低水平；“略”向右上方倾斜和“较为扁平”，说明物价上涨率的变动幅度不大。
中国失业率/失业率
失业率是失业人口占劳动力人口的百分比。中国凡届满一定下限年龄、具有劳动能力、要求有报酬的工作而尚未获得工作职位的人口，称为失业人口。不愿工作而赋闲的人，或虽有工作愿望而尚未达到规定下限年龄的人，均不得算作失业人口。中国通称的待业人口。近年中国失业率根据1982年人口普查填表说明规定，待业人口应在劳动年龄内，即除下限年龄外，还有上限年龄的规定，这与国际上关于失业人口一般只规定下限年龄的统计原则稍有区别。此外，由国家统一分配的大中专、技校毕业生以及市镇复员退伍军人，正在等待分配工作的，单列为“待国家统一分配”，不视为待业人口。中国2007年全年新增就业人口超过1200万，城镇登记失业率降至4.0%，2006年中国的失业率为4.1%。这是中国失业率连续第三年下降。
各国情况/失业率
中国失业百分比失业率是失业人口占劳动力人口的百分比。中国凡届满一定下限年龄、具有劳动能力、要求有报酬的工作而尚未获得工作职位的人口，称为失业人口。不愿工作而赋闲的人，或虽有工作愿望而尚未达到规定下限年龄的人，均不得算作失业人口。中国通称的待业人口。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采用两种失业统计方法。一种是行政登记失业率，另一种是劳动力抽样调查失业率。两种失业率都是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登记失业率统计的是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进行失业登记、享受失业保险待遇并求职的失业人员数量。由于各国公共就业服务和社会保险发展水平不一，登记失业率在国与国之间不能比较。而抽样调查失业率基本依据的是国际化的失业定义，可以进行国际比较。十一五劳动和社会保障规划纲要因此城镇登记失业率和失业率是两种不同的概念，使用的统计方法也不同。中国公布的城镇失业率，是登记失业率，它是劳动保障部门就业服务机构对失业人员登记统计汇总的结果。应该说，城镇登记失业率，是政府制定就业政策的主要参考依据。由于中国就业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到劳动保障部门就业服务机构登记求职的失业人员数量不够全面，再加上就业和失业登记办法还不健全和规范，因此，存在着实际失业率高于登记失业率的现象。一些科研单位对城镇失业率有这样那样的推算，统计数字不尽相同，这些数据都可以作为参考，但不能作为决策依据。社科院披露的失业率是用“德尔菲法”调查出来的。这个方法实际上就是把调查的内容，向一定数量的专家、学者征求意见，然后把意见进行综合，最后形成结论。这次选择了50余名从事就业和劳动统计研究的学者以及相关政府部门的专家（官员），发问卷请他们对失业率、城镇失业承受能力等问题进行判断和预测。这些专家、学者长期关注这一领域，注意收集这方面的信息，他们的判断应该是有根据的。登记失业率，不等于实际失业率。中国还没有开展劳动力抽样调查，所以没有抽样调查失业率。今后将逐步建立劳动力抽样调查制度。但采用抽样调查方法确定失业率后，城镇登记失业率还要继续使用。2013年上半年中国调查失业率为5%。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昨出席招聘博览开幕礼时指出，香港最新失业率维持3.1%，为16年来的低位，当中15岁至19岁高危群组的8.9%失业率亦有明显改善，更是6年以来的新低；去年第四季青少年全职工作的月薪中位数为1万元(港币，下同)，远高于10年前的7000元，扣除通胀亦有8.6%的实质增长。他表示，目前就业市场好景，不少职位属“工等人”，变相令青少年容易就业。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日公布，去年10至12月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为3.3%，与去年9月至11月的数字相同，就业不足率亦保持不变，维持于1.6%的水平。据发改委网站消息,2015年上半年,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各地方各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就业工作扎实推进,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一是城镇新增就业稳步增加,失业率基本稳定。1—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718万人,已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71.8%。其中二季度城镇新增就业547万人,同比多增9万人。二季度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4%,同比下降0.04个百分点。6月末,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06%,比一季度末低0.13个百分点,保持了基本稳定的态势。二是市场用工需求保持稳定,求人倍率稳中有升。二季度,劳动力市场求人倍率1.06,已连续19个季度大于1。分地区看,东中西部求人倍率分别为1.03、1.11、1.08,用人需求全部大于供给。分技术等级看,初中高级技术岗位需求全部大于求职人数。三是改革成效进一步显现,“双创”对就业拉动持续加大。随着商事制度改革推进,市场活力进一步增强,上半年全国新登记注册企业200.1万户,平均每天超过1万户,创业创新带动就业势头良好。截至6月底,全国个体私营经济从业人员2.64亿人,比去年同期增加2800万人,增长11.6%。公开数据日，中国首次向外公开了调查失业率的有关数据。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署名文章《中国将给世界传递持续发展的讯息》透露，“今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稳中有进，上半年GDP同比增长7.6%；5%的调查失业率和2.4%的通胀率，均处于合理、可控范围。”5%的调查失业率，高于此前人社部公布的一二季度均为4.1%的登记失业率。而2013年的就业压力其实比较大，一位人社部专家表示，这和当前的经济形势密切相关。首次公开调查失业率李克强总理在上述署名文章中所说的5%调查失业率，可谓官方首次公开调查失业率水平。对于该失业率水平，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专家表示，前些年虽然没有公布该数据，但应该和2013年数据差距不大。该专家称，5%的调查失业率比例并不算高。李克强总理在上述文章中指出，未来十多年，中国将有上亿人口融入城市。更多人口进入城市，是否会增加城镇就业压力，中华全国总工会专家表示，城镇就业压力除了和劳动力供给有关，也和经济发展速度、发展方式有关，需要关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后新创造的就业岗位。总体上来说，就业压力还是比较大。希腊失业率希腊政府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影响，希腊2012年7月份登记失业率攀升至25.1%，创出历史新高。表明就业市场形势仍在恶化。当前希腊经济正在经历严重紧缩。官方数据显示，自2008年债务危机发生以来希腊经济规模萎缩了20%。青年失业率已经突破50%，达到了令人担忧的水平。经济学家估计，希腊经济2013年可能连续第六年出现衰退。希腊IOBE基金会研究员Angelos Tsakanikas说：“这是经济衰退带来的必然结果。”他说：“希腊的未来将会有更多不确定性。”希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失业率已经从6月份时的24.8%升至25.1%，与西班牙8月份时的失业水平相同。希腊和西班牙是欧元区17个成员国中失业率最高的两个，欧元区平均失业率已经攀升至11.4%，创下1999年有此类以来最高水平。希腊统计局报告说，7月份大约126万名希腊人失去工作，几乎每天有1000人失去工作。受影响最大的群体是15-24岁年龄段的年轻人。这个年龄段年轻人失业率高达54.2%。在2008年7月金融危机爆发前希腊全国境内登记失业人数仅为364000人。中国现状：第一大困局：世界工厂地位衰落，产业结构调整极难
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经历了年的十年辉煌，终于无可挽救地陷入衰落。最新报道是世界工厂的主要车间东莞出现第二波企业倒闭潮，据说去年一年左右的时间内，有不低于4000家企业关门。
世界工厂衰落的转折点是2008年，从2008年至2012年，公开的数字是，东莞有7.2万家企业被关闭。现在，以劳动密集型为特点的东莞企业大量倒闭，标志着以透支生态环境与劳工生命成本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在此之前，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按照官方说法是投资、外贸、内需，如今这三驾马车齐齐死火，今年一季度，外贸增速同比下降了15%(而11月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更曾跌至500点以下)，表明外贸这驾马车再也无法拉动中国经济增长。
过去20多年以来，房地产一直是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龙头产业。从前年开始，高度泡沫化的房地产业陷入停顿，虽然政府、企业努力撑住房市不让下滑，但房地产带动的几十个上下游企业却陷入全面产能过剩。比如离房地产最近的钢铁业、水泥业产能过剩高达30%左右;距离较远的地板、家具、纺织业等相关产业也严重过剩。这种产能过剩危机，被比喻成“中国经济的核威胁”，即像核弹一样，随时可能引爆经济危机。
上述问题预示着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无望。所谓经济结构调整，不是政府想调整就能够调整到位的(好比楼房，结构岂是可以随便调整的?)。早在2005年，广东省就开始号召腾笼换鸟，想淘汰劳动密集型产业，引进技术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结果是笼子空了，旧鸟离笼，新鸟没能进来，目前是珠江三角洲产业空心化。
世界市场饱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进入低端制造业，中国产能过剩，房地产绑架GDP，刺破泡沫意味着GDP大跌，谁也没有勇气。这是第一大困局。
第二大困局：庞大的失业大军。
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失业问题一直是悬在中国人头上的一把剑。1960年代中国就存在严重的就业困难，当时城市年轻人大量上山下乡，能招工、参军就是好出路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进入世界工厂的辉煌时期，也还存在大量失业人口，比如农村过剩劳动力高达1亿多。目前世界工厂衰落，失业问题就更严重了。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公布的城市登记失业率都不高于4.5%，这个数据不说明中国真实的失业状况。
第一，这个数据只计算了城市中去政府部门登记的人口，没有登记的不算在内。
第二，这个城市登记失业率将农村的失业者排除在外，而农村的过剩劳动力数量相当庞大。排除了这两部分人的统计数据，本身就有严重遗漏。
目前，中国失业大军由四个层次的失业者构成。
一是农村过剩劳动力，随着世界工厂的倒闭，大批农民工返乡，失业现象严重;
二是外资白领，随着大量外资撤出中国，不少原来薪资优渥的白领失去工作;
三是失业大学生，由于学校里要求大学生提供就业证明才发放毕业证，学生被迫想方设法让父母或者亲戚单位提供假的就业证明，学校提供的就业率已完全失去了意义。
四是城市中那些初、高中毕业后长期在家待业的青年，这些人，中国媒体将其称之为“啃老族”。
中国的失业者到底是多少?有两个数据可供参考。前总理温在2010年3月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时公开宣布：中国失业人口有2亿。另外一个数据由原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提供。今年1月林毅夫在2015冬季达沃斯论坛表示，由于工资上涨，中国将有1.24亿人的制造业岗位转移至其他发展中国家。目前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是9.4亿，一旦失业人口达到3亿，真实失业率相当于32%。
劳动力数量庞大，市场却饱和，同时大量机器人进入各行各业，对劳动力的总体需求下降，使就业成为第二大困局。
第三大困局：资源危机严重，对外高度依赖。
中国的环境污染是立体化的，即水(江河湖海)、陆(土地)、空(空气)全面严重污染，这方面资料很多，只谈资源危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严峻的资源约束，无论是作为生产资料的各种矿产，还是作为生活资料的粮食，中国都对外依赖严重。
石油号称“经济的血液”，中国现在60%以上依靠进口;铁、铜、锌等各种金属矿，对外依存度也都比较高。总之，中国经济安全严重依赖外部因素。民以食为天，仅以粮食一项来说，中国农业人口占60%，但粮食自给率到2014年已经降低至87%，三大主粮如大豆、玉米、小麦都依靠进口。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撇开因为土地污染导致的粮食污染不谈，仅就量上来说，中国有接近2亿人口的粮食依靠进口。这就使中国的粮食价格与国际市场粮价的波动连在了一起，只要有天灾人祸，比如战争等使产粮国减产，中国粮价就会上涨。
关于粮食对外依赖严重的不安全性，20多年前美国生态环境学者布朗写了篇《谁来养活中国》，提醒中国注意粮食安全，但是中国却将这个研究报告当作“反华势力抹黑中国的阴谋”，是“中国威胁论”，大批特批，批了好几年。近几年意识到粮食安全终于成了问题，对布朗态度有改变，曾邀请他来中国演讲，但最终还是接受不了人家许多观点，于是又冷了下来。对布朗这位学者态度的冷热变化，说明在中国讲真话很不容易。
资源危机将会是长期存在的问题，即便发生新的技术革命，大幅提升资源利用效率，资源问题也不是短期能解决的。
第四大困局：地方政府深陷债务泥潭。
中国的总债务规模，前年据外国投行估计，高达中国GDP总量的168%(麦肯锡全球研究所日公布最新报告，中国的债务总额已经达到了GDP的282%)。其中只有很少部分是个人债务，大部分是政府债务与企业债务，其中以地方政府债务居首，约有20万亿。
以前上报18万亿是少报，官员有政绩考虑。据国家发改委官员李铁所言，地方债务上报数(18万亿)不及实际债务的一半数额，他们在地方调研时，走了十几个城市，地方反映说只报了10%，有些报了20%、30%。上报数超过实际债务50%的几乎没有，因此这18万亿只占实际债务的30%-50%。对此，中央政府比较在意，2014年9月曾颁发“43号文”，让地方政府在日前将债务如实上报，暗示将由中央拿出钱来，为地方偿还部分债务。
原来担心头上乌纱不稳，对债务尽量瞒报少报的地方政府看到了希望，“诚实”上报，海南省还公示债务，结果是地方债务瞬间爆发式增长。财政部一看各地上报的数额，发现这“父爱主义”不能发挥，只好于今年1月下旬再度下发文件，宣布上报不合格，打回重报，还是限定在原来的20万亿左右。
现在的办法是，地方政府上报的20万亿债务，部分由中央政府埋单，部分由市场承担，剩余部分由地方政府、省政府承担。通俗一点解释，就是地方政府赖帐，如果引发群体性事件，省里象征性地承担一些以平息事件。
由于地方政府除土地之外，没找到新的生财之道，这个巨大的债务泥潭，令中央政府头疼。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如何进行新的利益分配?地方政府已经毫无筹码，中央政府会让步吗?这是第四大困局。
第五大困局：金融危机。
导致金融危机的因素除了债务危机之外，还有正在升高的坏帐率，以及超发货币形成的巨大流动性过剩。
先谈银行坏帐。目前出现的是改革以来，由房地产烂帐引起的第三次坏帐高峰。第一次坏帐高峰是在朱时代，从1998年开始，中国处理最初剥离的1700亿美元用了长达六年以上的时间。但是“前清后欠”，清理了部分旧的坏帐，又形成了更多的新的坏帐，使中国银行海外上市受到严重阻滞。中国政府干脆采用了一个“聪明”办法，成立四家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将这些不良资产即坏帐“剥离”后划到这些公司的帐面上，不影响银行帐面观瞻。其中部分不良资产打包卖给了外国投资公司──外国公司为什么要买不良资产?那是因为中国金融系统的运作当时对它们来说是个谜，想通过购买不良资产摸清中国金融系统的运作情况。
第二次危机是在温时代，银行坏帐又积攒了8000多亿美元。为了到美国上市，能够通过美国证券市场的“萨奥法案”(全称Sarbanes-Oxley&Act，简称SOX法案，美国国会2002年7月通过)，中国不得不雇请好几家声誉很好的美国评估机构帮助审计，如安永、普华永道等。当时美国证监会主席是美国资深政治家考克斯，对中国没有什么好感，把关很严。这些美国评估机构在审计中发现中国银行系统的状况太糟糕，估计很难通过，建议这些银行到香港上市，不以华尔街为目标。中国邀请十几家外国银行如瑞银、Citibank、美国银行、新加坡淡马锡等到中国银行做“战略性投资者”，允许其合约期满后退出。有了这些合作伙伴做包装，中国四大银行在香港和中国A股市场上市后卖得很好。这几只大旗舰一上市，曾占A股总市值一半以上，吸纳了不少资金，外国银行赚到盆满钵满，2007年后陆续退出。中国政府处理银行坏帐的本事，让外国同行目瞪口呆。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欧美各国艰难应对，即使是美国，最后也不得不让百年老银行雷曼兄弟破产。面对此情，《华尔街日报》有位专栏作者想起中国政府处理银行坏帐的“高招”，写了一篇调侃文章《党支部空降华尔街》，称应该请中国来处理华尔街的金融危机，成立资产公司，剥离银行坏帐，让坏帐在银行与公司之间的帐户上转了几次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再来谈中国的货币超发问题。近30年的中国经济增长，其中一个重要手段就是依靠超发货币。这些年来，中国成了世界第一大印钞机。年的10年间，基础货币增加88万亿元人民币，外汇资产增加了3.4万亿美元。
在投资兴盛时期，超发货币的负面效果还不明显;近两年投资减缓，结果导致国内储蓄增加，游资增多，加剧了流动性过剩困境。由于冲销工具极少，深谙中国金融情势的央行行长周小川终于筹思出一个冲销办法，这就是他于2010年11月在财新峰会提出的“池子理论”，大意是：为了应对短期投机性资本即热钱流入，要加固防洪堤;对已经进入国内的热钱，要筑好蓄水池。周小川筑的“池子”究竟是什么呢?通俗一点讲，一个是房地产，用房地产筑池子，圈住流动性。这就是中国房价节节上升，高居全世界之冠的原因。有人曾写文章，戏说北京一地的房地产变现后，其数量可以买下整个美国。
现在房地产不行了，就用股市做池子，圈住流动性，一旦股市下跌，市值蒸发，流动性就大大减少。
中国发了这么多钞票，但从基本生活用品来看，通胀率似乎不高，主要是因为消费物价指数(CPI)当中没将房地产计算进去，美国是将房地产价格计入CPI的。如果房地产价格上涨被计入CPI，中国的通胀率会相当高。
现在房地产市场下滑，就用股市做“池子”，股市的暴涨暴跌会暂时消解金融危机。这个方法比国民党发行金元券搞币制改革高明，国民党发行金元券等于是硬抢，因此国民党在遭遇政治失败、军事失败的同时还遭遇财政崩溃。而股市是让股民自己入套，输了也没法怨天尤人。不过，前几年国内《了望东方周刊》发表文章《红色经济学家冀朝鼎》，谈到向宋子文献币制改革之策的冀朝鼎是周恩来派去的卧底，在关键时刻出了这么一招，加速国民政府的垮台。
第六大困局：分配严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
近20多年来，中国权贵资本掠夺公共财与民财几乎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造成贫富差距十分悬殊、财富过度集中的不平等状况。
北京大学中国社科调查中心曾发布一个《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其中有几个数据：2012年中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这样的财富集中状态，这么高的基尼系数，放眼全球，唯此一家，连非洲最烂的国家津巴布韦都没达到这种不平等状态。因此，中国的低收入阶层，也就是穷人，几乎占人口的60%左右，一个穷人太多的社会，一个没有上升通道的社会，是一个不可持久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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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下载APP郎咸平：百姓欲哭无泪&为何中国工资低而物价高
　郎咸平：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博士；现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曾任沃顿商学院，密西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纽约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教授。郎咸平是世界级的公司治理和金融专家，主要致力于公司监管，项目融资，直接投资，企业重组、兼并与收购、破产等方面的研究
　　目前，中国是低工资、高物价，而美国是高工资、低物价，将这些因素组合在一起，就使中美两国实际收入之间的差距，远高于货币收入之间的差距。这种现象反映在现实生活中便是，美国工人仅靠一人之力便能养活全家，而在中国的工薪阶层，即便夫妻二人都有稳定的工作，他们共同负担一个子女仍心有余而力不足，有时还需要父母的接济。为什么中美两国工人货币工资之间的差距看似在缩小，但中国工人供养家庭的能力却在下降，甚至下降到了夫妻二人共同工作养活一个孩子都困难，这种状况在世界工业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最近几年，我国的GDP大幅攀升，但居民储蓄的上升却非常缓慢。如果储蓄可以用来衡量财富的指标，那么我们这几年的GDP尽管每年以10%的速度增长，却和老百姓的关系不是很大，因为老百姓的财富并没有相应的增加。也就是说，老百姓财富的增长速度和国家GDP的增长速度差距逐渐拉大。国民的收入跑不过GDP的增长，更严重的是，我们国民的收入竟然也跑不过CPI。所以，这次两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提出，“十二五”期间国民收入水平要与GDP同步增长。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现实呢？答案十分简单：中国财政。
　　无论是美国的低物价，还是中国的高物价，都是中国财政运行的结果。这也是美国政府如此关心中国改革开放的根本原因。
　　首先，美国低物价与中国的财政补贴有一定的关系。中国外贸的财政补贴政策，一是通过出口退税的方式按商品发放；二是通过亏损补贴的方式对企业发放。
　　其次，中国的高物价，则是中国实行高额税收和通货膨胀的结果。中国税收占消费品价格的比重最高竟达64%，而商品本身的比重只有36%，中国老百姓每购买100元商品中就包含有64元的税收，超过商品本身近1.8倍。如此惊人的高额税收加到商品价格里面，自然会造成物价扶摇直上。
　　但情况并不仅仅如此，问题还远没有结束，中国老百姓还要承担因出口商品造成的巨大通货膨胀的损失。因为中国每出口1美元商品，国内就要按照大约1:7的汇率增发7元人民币来加以平衡。以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2.3万亿美元来算，国内由此增发的人民币要超过16万亿元，相当于万亿元市场货币流通量的近5倍。这些由外贸出口结汇投放的巨额货币，全部以通货膨胀的方式转嫁到了老百姓头上，造成老百姓手中货币的大幅度贬值，物价自然就会相应大幅上涨。
　　由此，我们也看到一个让老百姓欲哭无泪的现象：中国出口商品越多，赚取外汇越多，老百姓就越倒霉。
　　生产的商品出口到了国外，由此换取的美元也借给了国外，而把借此增发的人民币留在了国内市场上，变成了没有任何商品做基础的“废纸”。
　　这些增发的“废纸”与现有货币一起流通，必然会造成现有货币大幅贬值和物价大幅上涨。其结果就是中国老百姓不仅损失了出口商品那一大部分财富，连手里的货币财富也都遭受贬值损失。
　　而美国的情况恰恰与中国相反。美国市场上的货币流向了中国，而中国的商品流入了美国市场。这样货币减少而商品增加，钱少物多必然导致物价下降，美国老百姓手里的钱便能购买更多商品。
　　再加上流向中国的美元又通过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回流到了美国财政部，美国财政部就可以用中国的这些钱来增加公共品的供给，能够进一步起到降低物价的作用，这又提高了美国老百姓的购买力。
　　总之，如果站在中美两国老百姓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国家立场上看待这个问题，事实将更加清晰，中国老百姓生产的商品，被美国用美元买走了，而美元被中国政府拿走买了美国国债；美国老百姓得到了商品，中国政府得到了美元，而中国老百姓唯一得到的，就是手里现有货币的贬值。
　　结果是，美国给中国印发美元纸币，中国给老百姓印发人民币纸币；美国用这些纸币为美国老百姓换来了所需要的各种商品，中国则相反，由于纸币的大量增加而稀释了人民币的币值和群众的购买力。
　　形成这个中美财富魔方中最关键的环节，就是货币增发和商品增加之间的分离：即中国新增加的商品流向了美国等西方国家，而新增发的货币却留在了中国市场，不断稀释着老百姓手里货币的购买力。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趋势。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高工资低物价，而中国却反过来低工资高物价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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