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到底运了多少黄金去台湾？
关于中国大陆贫穷的原因，官方告诉人民的有：一穷二白的底子、“自然灾害”、美帝封锁、苏修卡脖子、“四人帮”、人口太多了......&还有一个我们从小到大都在被灌输的说法：蒋介石运了很多黄金去了台湾！关于中国贫穷的原因，大陆政治教科书归咎于蒋介石运往台湾的黄金太多，也促使不少大陆人对蒋介石愤恨。而且，也有不少人以为，台湾的经济腾飞，主要是依靠当年蒋介石从大陆抢运到台湾的黄金。
那么，蒋介石到底抢运了多少黄金去台湾？最近海外有文章介绍。资料来源于国民党的对手民进党。
民进党籍的陈师孟于2000年5月出任中央银行副总裁后，去过位于新店山洞的“金库”查看。陈师孟说，当年蒋介石带去的黄金，估计只有三百多万两，迄今仍有不少储放在架子上，它们形状不一，多为当年用金圆券从民间换来，且成色不足，很多只有92%，根本达不到99.99%的可用标准。陈师孟认为，如果说那些金条对台湾最初的经济稳定起到了作用，那也多半是心理上的，而并不是在实际经济活动中。他曾建议把那些黄金运到瑞士等地成色加工，但被高层否决，担心泛蓝炒作，演变成政治风暴。而陈师孟得发现，也与在大陆的相关资料相对应。据《中国通史》第十二卷近代后编（）“第五章国家垄断资本，第五节官僚资本的崩溃”介绍：自1947年2月，国民政府实行紧急措施方案后，即出现资金逃流海外现象。随着军事上的惨败，逃资更加剧。据日联合社报道，国民政府的金银外汇储备2.75亿美元，在上海保管者不过1/3，约0.73亿美元的储备已运台湾，余均存国外。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两次下令用轮船从上海运走国库黄金2775358两、银元1520万枚、美元1537万元、珠宝以及大量外汇，总价值约5亿美元。
对比以上两种资料，民进党的说法为三百多万两，大陆《中国通史》的说法为277万两，差距并不大。而据广东省人民政府调查统计委员会1951年5月的《1950年广东综合统计》刊载，1950年3月物价趋于稳定以后，国家收兑的金银数量大增；广东省1950年一年共收兑黄金745.5万两，银元101.2万枚，纯银5323.6万两。从以上数据可知，仅1950年一年，在广东省收兑的黄金就有745.5万两，两倍于蒋介石从大陆带走的黄金。当时的广东并非最发达地区，而全国收兑黄金的时间也不止这一年。
蒋介石抢运去台湾总价值约为5亿美元的黄金白银，对于全中国来说，并不是一个天文数字。说少不少，说多也不多。提供两组数据作参考：（1）为了抗美援朝，中国大陆欠下苏联的外债为40亿美元；（2）截至1978年，中国大陆对越南的援助总额为200亿美元左右（按当时国际市场价格计算），其中，无偿援助占93.3%，无息贷款占6.7%。也就是说，蒋介石带到台湾去的金银，仅仅相当于抗美援朝中国大陆欠苏联外债的八分之一，是大陆支援越南的四十分之一。
近年来，随着历史资料的披露，人民得以知道历史真相。1949以前的黑暗、腐朽、堕落、恐怖、民不聊生等等邪恶词汇堆砌而成的中华民国之印象，也逐渐被还其真面目，大陆的教育、教科书、媒体宣传等等灌输的意识，也逐渐被剥离开人们的脑海。
民国经济并非一穷二白，略举数例：
1920年11月，上海的“火柴大王”刘鸿生创办“鸿生火柴公司”。工厂技术人员经过半年多的试验研究，采用高强度的胶粘剂，解决了火柴头受潮脱落的难题；并购置磨磷机，提高了赤磷面的质量。此后，他们又对生产技术进行了大大小小的多次改进，火柴质量一再提高，鸿生成为众口一词的名牌产品，不但在国内成了抢手货，还打入了南洋市场。1935年7月，刘鸿生首先邀集国产火柴制造同业成立联合办事处，继而以此名义与美商火柴公司达成协定，成立了华中地区火柴产销管理委员会，并制定了相应的火柴生产、销售限制办法。最后，刘鸿生又以中华火柴同业联合会首席代表名义，与日商在华火柴同业会进行谈判。日商迫于华商联合会与华中管理委员会的一致行动，不得不加入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社。
留学海外的侯德榜，带来了在美国设计好的图纸，与工程技术人员一道，测试各种机器，经过调整改进，终于揭开了苏尔维制碱法的秘密，解决了大规模制碱的一系列技术难题。1926年，永利碱厂生产的红三角牌纯碱，质量已经超过了英国卜内门公司的洋碱。这年秋天在美国建国
150周年国际博览会上，红三角牌纯碱荣获金质奖，使中国人扬眉吐气。
1906年周学熙筹建“启新洋灰公司”；由于产品质量好，所以销路很畅。启新水泥很快被全国重大的建筑工程改采用，津浦铁路上的淮河铁路桥、黄河大桥，京汉铁路上的洛河铁桥，北宁铁路上的渭水铁桥，以及青岛、烟台、厦门、威海等地的海坝、码头，用的都是启新生产的马牌水泥；北京图书馆、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大陆银行、交通银行、河北体育馆、上海邮政总局等当时的有名建筑，也都是用马牌水泥建造的。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这些建筑大部分仍然完好无损，与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并肩挺立。外国商人、特别是日本商人为了争夺中国水泥市场，与启新公司展开了一场殊死的竞争大战。日本商人为了挤垮启新公司，孤注一掷，拚命压低价格。他们的水泥在日本的销售价是每袋
2.97两白银，运来中国的运费合到每袋2.5两白银，但他们却以每袋3两白银的价格出售，也就是说每卖出一袋就要亏损白银2.47两。这是一场不见刀光血影、没有呐喊冲杀的战争。启新公司也及时采取了应付措施，将原来每桶的售价2.25两白银降到1.55两白银，袋装水泥从每包1两白银降到0.7两白银。启新公司的水泥生产在产量和质量上不断提高，成本不断降低，并且多次在国际赛会、博览会及国内展览会上获得奖章和奖状，所以日本商人那种自杀式的倾销，最终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启新公司垄断中国的水泥市场达14年之久，销量达到全国水泥总销量的92％以上，不仅为中国民族工业争了光，也为中国人在国际上赢得了宝贵的荣誉。
1929年开始，天津永明漆厂经过3年多的苦战、几百次的试验，研制出了物美价廉的油漆新配方，“永明漆”不但风行国内，而且美、英、日、荷、德等国的150多家厂商都和永明公司建立了业务联系。1945
年，醇酸树脂漆在永明漆厂投产成功，取名“三宝漆”成为中国油漆工业中又一个超越西方的名牌产品。
很多资料上说“解放后”中国才能制造万吨轮，可是上海江南造船厂在1918年至1919年接受美国订货，制造四艘同一类型的万吨货轮，都是全遮蔽甲板、蒸汽机型货船。分别命名为“官府号”、“天朝号”、“东方号”、“震旦号”。船长135米，宽16．7米，深11．6米，排水量14750吨。其中第一艘“官府号”于
日下水，四船经美国运输部验收，工程坚固、配置精良，美国政府对其建造质量十分满意。
民国政治开明，文人有骨：
大陆政治教科书说鲁迅有骨气，其实民国时候，文人有骨气成为了风尚。比如蔡元培，就远比鲁迅有骨气。蔡元培一生辞职无数次，其中仅在北大校长任上就先后多次辞职。如日向总统提出辞职，抗议张勋复辟；日，为抗议“中日防敌军事协定”，又向总统提出辞呈；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为抗议逮捕学生，于5月8日提交辞呈，9日悄然离京；日，蔡元培再度辞职，并在《晨报》刊发辞去北大校长职务的声明：为保持人格起见，不能与主张干涉司法独立、人权之教育当局再生关系，业已呈请总统辞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之职，自本日起，不再到校办事，特此声明。
蔡元培的几次辞职，诞生了两篇杰出的宣言：《关于不合作宣言》和《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前者为了正义，后者为了自由。日发布的《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掷地有声：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鬼鬼祟祟，想藉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
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抗战期间担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兼中央大学经济系主任，多次在公开演讲中指责孔祥熙大发国难财，“这种猪狗不如的‘上上等人’就是孔祥熙和宋子文之流……必须把孔祥熙、宋子文撤职，把他们不义的家财拿出来充作抗战经费”！
马寅初连续发表文章与演讲，揭露国民党的腐败，痛斥孔宋之流的无耻，使国民党政府大为头疼，也遭到很多权贵的忌恨。宋霭龄、宋美龄等人向蒋介石施加影响，要求对马寅初进行严厉处置。一天，蒋介石召见重庆大学校长叶元龙，训斥他，“你真糊涂，怎么可以请马寅初当院长？你知道他在外边骂行政院长孔祥熙吗？他骂的话全是无稽之谈！他骂孔祥熙就是骂我。”末了，蒋介石说：“下星期四你陪他到我这儿来，我要当面跟他谈谈。他是长辈，又是同乡，总要以大局为重！”校长怕碰钉子，让侄子去向马寅初转达蒋介石的意思。马寅初一听，火冒三丈地说：“叫我去见他，我不去！让宪兵来陪我去吧！”又说：“从前我给他讲过课，他是我的学生，学生应当来看老师，哪有老师去看学生的道理！他如果有话说，就叫他来看我！”
蒋介石知道后无计可施，只好对校长说：“我是想同他谈谈经济问题。你回去告诉他，以后有时间，随时都可以来找我。”但马寅初始终置之不理。孔祥熙为了拉拢马寅初，想请他出任财政部长，也遭到他了的严词拒绝。
1940年3月蔡元培病逝，中央研究院院长职位空缺，需要补选。胡适、翁文灏、朱家骅三人被学界目为主要候选人，其中又以胡适呼声最高。但胡适此时正担任驻美大使，力促美国对日作战，不少人想取而代之，权势炙人的孔祥熙更是觊觎已久；由于孔氏一家向为学界所鄙薄厌恶，所以，孔氏图谋一经披露，便引起学界公愤。不少人虽然希望胡适回国领导中研院，但又不愿让孔氏得逞，便不拟投胡适的票。此时蒋介石也想对选举施加影响，在选举前亲自下条子要“举顾孟余出来。”
此举触怒了学界，学者们就此对权贵进行了坚决的抵制。选举前夕，担任评议员的学者聚会，陈寅恪大谈学术自由主义，“我们总不能单举几个蒋先生的秘书。”学界的态度为蒋介石所知，却又无可奈何。最终，评议会正式选举的结果是：翁文灏、朱家骅各二十四票，胡适二十票，顾孟余只得一票。顾氏惨败，反映了学界对权势的漠视、对学术自由的珍视及维护这种自由的风骨与勇气。
今天，有几个文人敢说自己有骨气？甚至又有几个敢说自己能算“文人”？
&& 蒋介石从大陆运走多少黄金
微博上常有人说“蒋介石把大陆所有的黄金运往台湾，使台湾经济迅猛发展”，或感叹蒋介石“丢下一穷二白的大陆”、“只有5000两黄金储备”，甚至有人认为三年大饥荒也跟“蒋介石全都把黄金运到了台湾”有关系。
这种将两岸经济差异和49年后大陆经济建设的种种挫折，归罪或部分归罪于蒋介石运走黄金的说法，由来已久。但这种说法纯属想象，并非史实——蒋介石确实运走了大批黄金；但留在大陆的黄金并不比运走的少；运台黄金与台湾经济起飞之间，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一、蒋介石并没有运走大陆的所有黄金
虽然蒋介石在败退台湾时运走了当时国民政府国库中的几乎所有黄金、银锭、银元和美钞，只给中共剩下来了5000两黄金和30万块银元，但就此说蒋介石“运走了大陆的所有黄金”却是大谬不然，因为中共手中当时也掌握了大量的黄金，还有更多的黄金存在于民间，解放后被新政权强制兑换成了人民币。
蒋介石最终运台黄金总数为330万两
&随着大陆和台湾相关文献的逐步解密，蒋介石运台黄金的总数也逐步被核实。对这个问题研究比较透彻的是吴兴镛（其父吴嵩庆当年受蒋介石委派主持并参与黄金运台，曾任国民党军财务军需署长15年，被称为“蒋介石的总账房”），他根据其父亲的日记、蒋介石日记以及两岸解密档案，计算出当年蒋介石命人分五批从大陆共运送了330万两黄金至台，此外还有价值350万两黄金的外汇和银子，最终运台金银外汇总额度换算成黄金总价值约为700万两。根据吴兴镛比较整理的《中央档案馆与大溪档案馆记载黄金量对照表》，蒋介石运台金银、外汇的具体数额如下：
分两次运：日从上海运到基隆；日从上海到厦门后，后又运至台湾。
第一次共774箱，合纯金两。第二次黄金151箱，合纯金572899两，银币1000箱，合400万元。合计黄金257多万两/90吨。
月，从上海到厦门，后又运到鼓浪屿。
共90万两/33吨（国民党军队财务署点收的是99万两）。
日到9日，从上海空运到台北。
两次共60万两/20吨。
日-6月5日，从上海运至台湾。
黄金19.8万余两、银元120万元。
1949年8月从美国运回台湾。
黄金共447.5万—456.5.7万两；还有1亿多两银元及银砖，近亿元美金（关于银元、银砖和美金运台只有总数额，缺乏详细资料）。
上表是根据吴兴镛所著《黄金密档——1949年大陆黄金运台始末》所制，表中各个数据吴在书中均交代了具体来源并进行了核实，此处不予赘述。据上表显示，蒋介石运台黄金总额为464.9万-486.7万两。吴兴镛在书中介绍说，其中的155万两又返运大陆用于支付1949年的陆军政费用（其中24.9万又运返台湾），最终运台黄金总数为330万两。
编者注：1、关于单位：1两=31.25公克；1盎司=
31.2375克；1吨=1000千克=31,250,000两=31,237,500盎司；2、关于价值：50年代每盎司黄金约合35美元；目前每盎司黄金约1400美元左右。
这些运台黄金只有一小半是1948年国民党用金圆券从民间强行兑换来的
长期以来很多人都认为蒋介石从大陆运走的黄金是1948年开始实行金圆券之后从大陆民众手中（尤其上海）强迫兑收而来，其实，金圆券兑换所得的黄金仅占国民党运台黄金总量的三分之一左右。那么到底国民政府从民众手中强兑了多少黄金呢？
蒋经国在1948年9月底的说法是：“上海市民过去一个月中，曾向国家兑换110万5652两……元美钞，再加白银、银元及港币，总合金圆券3亿7200万元，已占全国兑换总数的64%。”同时，根据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日向蒋介石的报告，当时共收兑黄金166.3万两，仅上海一地收兑的黄金就达110.3万两。
由此可见，当时国库中的总共所有的456万两黄金中只有166.3万两左右的来自1948年的金圆券民间兑换，那么，其他的三分之二的黄金从哪儿来的呢？
档案显示，抗战胜利初期，国民政府国库中的黄金储备仅有3万两，后来没收了汪伪政权国库中的黄金49.5万两。其余的黄金主要来自美国。抗战期间美国借用了中国的机场及大量人力物力，战后美国一次性交付中国4亿美元补偿，国民政府就用其中的2.2亿美元从美国购买了645万两黄金，分批运回国内。美国国会在1948年8月的国务院《白皮书》（中美关系）中专门提到此事：
“从日起，到日止，总金额五亿美分，分11次拨付了国民政府。其中二亿二千万美元是购买黄金，每英两（编者注：即盎司）35美元，共约628万5700英两。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境内出售，以减少游资，并压低金价，以控制通货膨胀。”（吴兴镛《黄金密档——1949年大陆黄金运台始末》P171）
这批黄金中，宋子文1945年为努力抑制法币贬值抛售了353万两到民间，到1948年国库加上从汪伪政权接收的50万两，共剩下340多万两黄金，这是后来运台黄金的主体部分。
也就是说，蒋介石运台黄金除了用金圆券兑换的166.3万两外，其余的是八年抗战全民付出的心血。
留在大陆而被新政权控制的的黄金总量，其实多于蒋介石运台黄金总量
经常有人说蒋介石将大陆所有的黄金运台后，只给中共留下了6000两黄金和20万银元，并说这就是当时大陆所有的黄金储备。这是一种误读，这6000两黄金和20万银元只是中共占领上海时从国民政府国库接管的金银，并不能简单地说中共所掌控的金银就只有这些。其实，中共在建国初期通过强制兑换从民间获得的金银和外汇数量并不比蒋介石运到台湾的少，当时的大陆在金银和外汇储备等方面并非“一穷二白”。
首先，从总的数据来看，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国库中黄金的总数为690万两，而蒋介石最终运台黄金数量为330万两，也就是说，国库黄金中还有360万两黄金分散在大陆的民众或国民党军政人员手中。从另一个方面考虑，宋子文1945年为抑制法币贬值抛售了353万两黄金到民间，1948年国民政府用金圆券的形式从民间兑换回166万两，也就是说，仅抗战后从美国运回来的黄金，截至国民党牵台后，至少仍有190万两散落在民间，虽然这些黄金可能会有一部分在1949年由于战争或政治原因流落到台湾民间、香港和国外，但肯定仍有相当一部分留在大陆民众手中。
其次，上文已经提到，1949年蒋介石又往大陆运送了155万两黄金作为军政费用，其中仅24.9万运返台湾，其余的130万两留在了大陆，即便减去国民党部队撤出大陆时带走的部分，仅大部分应该都被国民党投诚部队掌握或被中共缴获。例如：
吴兴镛在《黄金密档》中说，其父吴嵩庆在日记中记录：“1949年8月初，他接到蒋介石电话，要他把刚刚运往兰州的5万两黄金追回一部分。……8月25日，解放军攻占兰州，马步芳逃到重庆，蒋介石白白丢掉了5万两黄金。这一大笔黄金大概有一部分进了马步芳个人口袋。”“12月6日，财务署还从台北空运5万两黄金到成都，补给退败入川的胡宗南部队。……后刘文辉、邓锡侯已与中共代表联系好，准备起义。留在成都的5万两黄金，以后也没人提起过，也不知道都落到何人手里。”从这些细节中我们可以推测，不少作为军饷运回大陆的黄金应该都落到了中共手中。
当然，这些只是间接的比较弱的证据，要说明到底还有多少金银留在了大陆，主要还是看中共在解放区本身就持有的黄金数量（当时解放区的金银政策是只许进不许出）、在接管城市过程中接管了多少金银，以及在建国初期通过《金银管理办法》和《外汇管理办法》从民间兑换了多少金银。
中共新政权建立后，立即加强了对金银和外汇的管理，禁止一切金银和外国货币在中国市场上流通，并要求民众将金银和外币兑换成新政权的人民币。从大陆建国后的一系列运动的情况看，民众保有大量黄金的可能性比较小。至于这个过程中到底兑换了多少金银和外汇，尚未发现全面的资料，陈云在1950年6月的说法是：
黄金和白洋，现在是处于相当的冻结中，要加以使用。什么时候使用，这要看人民币稳定的程度。我看今年大概还不行，要等力量大的时候，再有步骤地收美钞、黄金和白洋。先收美钞，再收黄金，最后才是白洋。黄金的数目不会太少，据说社会上有五百万两，就算一百五十万两，也可折合一亿多美元。今年我们如果又收美钞，又收黄金，又收白洋，没有这个力量。（《陈云文集》第二册《调整公私关系和整顿税收（一九五○年六月六日）》
根据《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全国黄金和外汇储备”（P72）的数据，1952年，大陆的黄金储备已达500万盎司（498万两或156吨）和1.39亿的美元，而这两年国家的黄金生产量仅有2.3吨，也就是说大部分的黄金和美元应该是通过民间兑换得来的，这还没算上建国初期朝鲜战争和各种建设所消耗的黄金和外汇量。这就说明，黄金兑换量至少不低于陈云的估计。
至于当时具体兑换了多少金银外汇，中共在解放区时掌握金银的情况，还有在战争期间接管的黄金总量，都未有详细的数据，但根据1952年的黄金和外汇储备来说，留在大陆的黄金和外汇数量至少多于蒋介石运台黄金总量。
二、台湾的经济起飞跟蒋介石运台黄金关系不大
蒋介石运到台湾的黄金都用来做什么了呢？台湾经济的高速发展真的如有些人说的跟这些黄金直接相关吗？
大陆运台黄金主要用途：军费和发行新台币
吴兴镛在《黄金密档——1949年大陆黄金运台始末》一书中有详细的交代，这些黄金的主要用途有以下几方面：
1、作为发行新台币的准备金
根据吴兴镛在书中所引述的台湾大溪档案，日陈诚以“台湾省政府主席”的身份用80万两黄金和1000万美元做了2亿新台币的准备金。对此，袁颖生根据徐柏园的“政府迁台后之外汇管理初稿”所写的《光复前后的台湾经济》中有详细的描述：
“变售黄金以支应开支及以黄金折发军饷，主要系发生在民国三十八，九年（年）。仅是黄金的变售价款，估计在此两年就分别有新台币超过1亿6千5五百万元（约60万两）及接近3亿9千4百万元（约140万两）。……此两年度省财政岁入分别不过1亿6百万元，及3亿8千7百万元，则变售黄金价款在1949年即高出年度省财政岁入的56.53%之巨，1950年仍略多1.86%，自为政府的巨额收入，而在省财政及‘中央财政’的岁入中，都未见列记……此200万两黄金数量与前五次公告之新台币发行之准备金（部分又被‘变卖’回收新台币）极相近。可能部分就是把‘央行’黄金（部分为‘财务署’保管的黄金）转给台湾银行发行新台币，大张旗鼓地公告，把超额发行的新台币用来作军饷，然后……静静地把部分黄金变卖，收回民间新台币，来防止通货膨胀，而在老百姓眼花缭乱之际，国民党迁台初期的财政经济就稳定下来了。”
也就是说，这批黄金对新台币的发行、稳定台湾金融市场以及抑制通过膨胀至关重要，如果没有这批运台黄金，国民党政府在赴台初期没有美援的情况下，恐怕根本无法在台湾立足。
2、军费支出
据吴兴镛介绍，除了1949年返回大陆100多万两黄金作为军政费用外，运抵台湾的黄金在1951年美国重新提供援助之前，主要用于支付60万军队的军饷、购买军需米粮、进口汽油零件及填补50%到100%的年预算赤字。
仅军饷一项，据当年代表蒋介石在“财务署”管黄金的赵志华回忆：“曾在近9个月中经手约12次，每次以10万两黄金，以每两280元，换为新台币2800万元做为国民党军队薪饷”。仅在两年国民政府仅花费在军政方面的费用就高达200万两（其中110万两用于军费，90万两用于政费）。
150多万入台人口对于当时只有600多万人口的台湾而言，无疑是繁重的经济负担，连蒋经国也说：“政府在拨迁来台初期，如果没有这批黄金来弥补，财政和经济情形早已不堪设想了，哪里还有今天这样稳定的局面。”但是如果入台的这么多人完全靠这批运台的金银的话，恐怕支撑不了两年财政就会崩溃。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的1950年7月份，台湾的财政就已经陷入了危机，直到1951年美国重新对蒋介石进行援助，才让台湾真正稳定了下来，否则，不仅新台币的发行无法成功，而且台湾的经济也完全会因为通货膨胀而崩溃。
&& 3、其他用途
运台黄金还用于支付蒋介石1949年下野期间的总裁办公费，比如日蒋介石访问菲律宾，8月6日访问南朝鲜共花费了16万美金，就出自这批黄金。
此外，据说以《民族报》起家的《联合报》从财务署保管的黄金中总共拿了3000两和数目不详的美金。
关于运台黄金花费的具体情况，吴兴镛为我们呈现如下：
黄金数额（两）
拨付台湾银行作为新台币准备金&
财务署军费（大陆）&
财务署军费（台湾）&
补助政府经费（大陆）&
38．5万（其中2.3万返运回台）&
补助政府经费（台湾）&
台湾《联合报》开办费&
财务署保管的秘密军费中支出的台湾军政费用（估算值）&
财务署剩余的黄金&
编者注：上述拨付台湾银行的120万两黄金中，至今尚有约100万两上海黄金储存在台湾文园“国库”里。（吴兴镛《黄金密档》P304）
台湾经济起飞主要靠经济改革和美国援助，基本与运台黄金无关
虽然运台黄金在国民党牵台初期发挥了巨大作用，特别是保证了新台币的发行和抑制了通货膨胀，为国民党在台湾的立足打下了基础。但是，从上文我们也可以看到，仅靠运台黄金，国民党政府仅仅支撑了不到两年就已经捉襟见肘，出现了财政紧张，如果没有1951年的美国援助，恐怕台湾的经济和财政会全面崩溃。
台湾的经济为何能在60年代以后飞速发展并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呢？其主要原因在于：
1、美国为台湾提供了相当于11857万两黄金的援助
恰恰在台湾开始出现“生产凋敝、物资医乏、物价飞涨”的时候，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国基于政治利益考虑，恢复了为期15年的对国民党政权的经济援助，从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到1960年代中期，台湾接受的美援总额达41.
5亿美元（按照当时的价格1两黄金约合38美元，那么美援的价值就相当于11857万两黄金），其中军援和经援分别约占57%和43%（数据来自《美国研究》2002
年第3期牛可《美援与战后台湾的经济改造》）。无论从数额、持续时间还是重要性上看，大陆运台黄金显然都无法与美援相比。美援的进入稳定了台湾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使台湾的通货膨胀率由1950年的400%降至1951年66%，1952年降至23%，1953年降至8.8%，1954年降至2.4%。
&当台湾的经济趋于稳定后，美国的援助主要用来扶植台湾经济发展，最主要的是为台湾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贷款和支持。
同时，蒋介石将美援资金的十分之一专门拨付农村发展与复兴委员会，以促进台湾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进而为台湾经济的起飞积累了资金。
2、国民党当局卓有成效的改革
国民党政权牵台后分别制订并实施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其中币制改革、税制和外汇制度改革，在农村实行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耕者有其田等政策，使台湾的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
1953年起，国民党当局开始鼓励优先发展进口替代工业，主要扶植民营经济发展：
“台湾当局给私营企业以照顾和支持，银行以更多的资金贷给私营企业，贷给私营企业的比重逐年增加，1960年贷给公营企业占53%，贷给私营企业只占47%，到了1979年，这个比例就倒转过来，而且拉开了距离，贷给公营企业只占23%，而贷给私营企业增加到77%。因此，私营企业发展迅速。1960年公营企业占企业总数47.9%，私营占52.1%。1975年公营企业降到22.7%，私营企业增加到77.3%。从1953年到1978年，公营工业产值增长12.5倍，民营工业产值增长74.8倍，民营工业的产值在整个工业产值中所占比重，也由1952年的43.4％上升到1978年的79.1％。”
1960年代，国民党当局相继降低粮价、改善外汇贸易方案、给民营企业充裕的资金融通、奖励投资和鼓励加工出口，为经济发展进一步注入活力。1974年开始推动“十大建设计划”，着重发展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同时以“加速经济结构转型”和“促进投资”为主促进工业发展。
综上所述，可以说，台湾经济之所以能实现飞速发展，主要得益于美国的援助和国民党当局的经济政策，蒋介石运台黄金在初期维持台湾的经济和财政已经捉襟见肘，在后来的经济发展中也就作用不大了。当然，作为台湾经济发展金融后盾的新台币之所以能保持稳定流通，蒋介石运台黄金在50年代也的确功不可没，所以也不能说台湾经济的起飞与这批黄金完全无关。
1、蒋介石运往台湾的黄金的确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财富，特别是八年抗战的全民心血。台湾的确曾从中受益，这是无可争论的事实。
2、大陆当年并非像谣传的那样在金银和外汇等方面一无所有或者只有少的可怜的金银外汇储备，从现有材料推断，中共在大陆掌握政权后所收兑和掌握的金银及外汇数量并不比蒋介石运到台湾的少。
3、台湾的经济发展主要靠美国援助和国民党当局合理的经济政策，而非什么蒋介石运台的黄金。反观大陆，虽然也有苏联的全面援助，但经济并没有发展起来，反而不断陷入困境，这是建国后大陆经济政策错误不断的后果，与蒋介石从大陆运走的金银和外汇关系不大，至于将“三年大饥荒”归罪与蒋介石把黄金运台的说法，更是荒谬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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