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香港能挑战两大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心的地位吗

金融时报:香港能挑战两大金融中心的地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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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金融时报》3月17日文章】题:香港能挑战两大金融中心的地位吗?
你能从零开始建立一个重要的金融中心吗?
随着亚洲的经济实力不断加强,该地区不可避免地会诞生一个全球金融中心吗?
这是《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发表之后引发的两个问题。报告列出了46座城市的金融中心排名。这个指数是由Z/Yen研究咨询公司提供的。
按照1至1000的得分范围,伦敦比纽约高5分,得分最高,为765分。
伦敦在决定排名的五个方面均领先纽约;人力、商业环境、市场准入、基础设施和总体竞争力。
该报告对数百名金融机构主管进行了网上调查并对另外47种单独的竞争指数进行了综合考察。
报告称伦敦和纽约堪称“全球”绝无仅有的两个金融中心,而排名第三的香港只能算是“国际”金融中心。
可能会有一些亚洲人将此排名斥之为英美人的粗制滥造,因为印度和中国等国家的自信心如此之高。
在亚洲的任何一座机场,你会无一例外地见到巨型广告牌,吹嘘所在城市的金融中心的力量。
世界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上市就是去年10月发生在香港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当时,中国工商银行绕开伦敦和纽约,筹措了219亿美元的资金。
亚洲的确在世界金融中心排名榜的前十名中占据了四个位置,其中香港以684分位居第三,紧随其后的是新加坡(第四)、悉尼(第七)和东京(第九)。
香港在人力因素方面得分很高,在专业服务领域形成了强大的专业特长。
很多人也许不知道,香港拥有的注册金融分析师的数量排名全球第四,仅次于美国、加拿大和英国。香港的注册金融分析师人数将近3000名,而1995年只有200名。
金融服务人群还包括精通法律的人员,香港有5000名诉状律师和1000名出庭律师。
悉尼在规章制度和生活质量方面得分很高,但它的排名因“很多金融专业人员前往较大的英语金融中心”而大大下滑。
有没有亚洲的金融中心能够上升到排名榜首?
报告指出,“很多人猜测上海、香港或新加坡是否会成为全球金融中心”。
目前的共识仍然是:亚洲没有一家中心能够成为第三个全球金融中心,而且该地区经济繁荣所产生的流动资金很可能分散在两三个中心,但香港最有可能成为伦敦和纽约的竞争对手。
金融中心是指流动资金所去之处,而且市场的流动资金很难流走。因此,现在还难以看到伦敦或纽约的地位受到威胁。
但前提是,金融中心不实行考虑不周的法律,比如美国实施的有关法律,结果导致伦敦在欧元债券市场获得了优势。
一些接受网上调查的人士说,随着技术不断进步,伦敦和纽约的实力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内有所下降。他们认为随着电子交易进一步取得进展,实际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将减弱。但是,集专业服务于一体仍然是金融中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报告可能挫伤诸如孟买、上海和首尔这些中心的自信心。孟买排名第39位,比迪拜落后了14位。
上海排在第24位,尽管据预测它今年将通过首次公开上市筹资350亿美元。
责任编辑: 刘峻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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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金融时报》:香港的挑战 上海自贸区会不会抢走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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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人谈论的焦点已从新加坡转向中国内地的金融之都上海
在香港,人们以往的“消遣”之一是大声表达对一个问题的担忧,即香港是否会逐渐丧失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让位于新加坡。
但最近,香港人谈论的焦点已从新加坡转向中国内地的金融之都上海。从亚洲首富(Li Ka-shing)到香港餐馆的食客,所有人都在问:近期揭牌成立的会不会最终抢走香港的午餐?
由于细节尚不清楚,因此人们很难判断上海自贸区是否会像三十多年前邓小平为实施经济改革而创立的深圳特区一样,成为资本市场的“特区”。就连香港财政司司长(John Tsang)也说自己不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觉得你倒是可以跟我说说,你认为上海自贸区是什么,”曾俊华开玩笑说。“不过…任何时候中国加大开放力度、在部分区域放松管制、或是推出利于市场开放的新改革,对香港而言肯定都是好事。”
许多不像曾俊华那样乐观的人依然认为,上海自贸区近期不太可能对香港构成挑战,部分原因是香港拥有强大而独立的法律体系。
不过,当前这股不安情绪其实反映的是,随着“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政策于2047年到期,人们对这块前英国殖民地前景的担忧在不断加深。由于个人税率低,失业率也低得令人嫉妒(仅为3.3%),香港仍是一处诱人的工作地,特别是对那些被中国发展活力吸引而来的欧洲侨民来说。在这些欧洲人的家乡,已经看不到这样的活力了。
但香港也正与许多问题抗争:从糟糕的空气质量到高不可攀的房价,再到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这一切都对香港的竞争力构成了挑战。海德思哲(Heidrick & Struggles)的高级猎头理查德 博登(Richard Boden)说:“在是否去香港这个问题上,对国际流动持开放态度的人士有种非黑即白的倾向。”
“他们要么说 该死,那就去吧 ,要么以各种理由说 不去 ,理由多与人口密度大、学校资源少和空气质量差有关。”
劳动力市场也正在变化,这些变化虽然令某些群体受益,却损害了其他群体的利益——特别是香港本地的专业人士,他们越来越难找到一份薪水足够支付房租的工作。“很多人说,在最赚钱的银行业,香港人的饭碗正被曾在美国、英国接受教育的张三、李四们抢走。”香港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Regina Ip)说。“有种被逐步侵蚀、竞争力丧失的感觉——几乎引发了日益严重的身份危机。”
埃森哲(Accenture)大中华区金融服务事业部董事总经理曹雅仕(Alex Trott)说,在中国内地没有人脉的西方侨民在香港也面临着更多的竞争,虽然他相信中国内地还没有多少人具备美国和欧洲金融机构要求的经验。
香港也面临着中国经济相对放缓的不利因素,这已冲击了香港的贸易与金融交易量。贸易在香港经济中占据很大的比重。
2009年,受中国企业上市推动,的融资规模跃升全球排行榜首位,就与中国有关的交易而言,其重要金融中心的地位得到了稳固。但香港2012年丢掉了第一的宝座,并一直没能成功夺回,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人们的乐观情绪。商务集团[微博](Alibaba)近期表示,由于香港不允许阿里巴巴按照其希望的所有权结构上市,它有可能放弃在香港逾600多亿美元的首次公开发行(IPO)计划,前往纽约上市。
香港当局已经明确表示,不会为了一家公司而改变规则。但有迹象表明,香港开始担心自己错失机会,和(HKEx)总裁李小加(Charles Li)近期都曾表示,香港应该就是否需要修改其上市规则开展一次严肃的讨论。
与此同时,香港希望继续保持其离岸人民币交易和存款市场的主导地位。
虽然伦敦和新加坡等其他金融中心近期宣布与中国达成协议,通过提高以人民币对中国内地资产再投资的能力而提升竞争力,但专家表示,香港目前还没有受到严重威胁,因为它仍然是中国内地和世界之间一个重要的金融枢纽。
但刘淑仪强调,即便香港眼下没有面临直接挑战,也决不能骄傲自满。她表示,虽然外企认为香港是个“做生意的好地方”,但它们的确担心,随着中国逐渐崛起,香港能否在长期内保持竞争力。
“显然,中国正在努力克隆更多的国际金融中心,这无可厚非。”叶刘淑仪说。“中国是个大国;中国不能只有一个香港。”
香港也不得不考虑其他与中国崛起有关的因素,比如香港是否要维持延续了三十年的港元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度。
包括香港金管局(HK)前总裁任志刚(Joseph Yam)在内的一些专家建议,鉴于香港与大陆的经济融合日渐深入,香港应将港元与人民币挂钩。
与此同时,香港也在加紧准备应对自1997年回归以来最大的政治挑战。
根据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相关决议,到2017年,香港可实行普选。回归以来,特首一直是由大约1200名有影响力的政界和商界领袖选出的。
有人批评现任香港特首梁振英(CY Leung)及其团队,称他们没有更快地行动起来,启动特首产生办法向《基本法》规定的普选过渡。
一家名为占领中环(Occupy Central)的组织计划于明年夏天举行大规模示威,试图迫使北京方面无法提名特首候选人。
曾俊华则认为,虽然各个跨国公司对此事可能有不同看法,但他们不会过分关注直选的争论。他说,“企业对最终结果的关注度要大得多”。
但叶刘淑仪表示,外企担心抗议示威运动可能损害香港社会以稳定著称的声誉。当被问及为何这些几乎是世界上最为和平的示威会有损香港时,她说,年轻人对高房价越来越愤怒,特别是目前贫富差距在扩大。
“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香港真是一片法律和秩序的绿洲……如果我们破坏了这一点,我们就毁掉了自己的商机。”
本文来源:财经网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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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杭州教书的一美国人(右)与上海民眾交谈。(新华社)
2014亚洲国家EPI英语熟练度排名
一项跨国英语熟练度调查显示,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之后渐採中文教学,加上上海中產阶级日渐重视英语能力,上海成年人的英语能力首度超越香港。
《金融时报》报导,跨国私人教育集团EF旗下的EF Education First,12日公布2014年英语熟练度指标(English Proficiency Index,EPI),63个非英语国家地区里,香港排名跌至第31名,得分仅52.5分,在中级程度里吊车尾,台湾还比香港高出1名。《金融时报》指出,香港1997年回归后,不再完全以英语教学,因此成年人的英语能力大幅下跌;相较之下,上海逐渐增加的中產阶级因意识到英语是经济国际化指标,因此下「重本」学英语。此外,愈来愈多中国学生去英语系国家留学,也是中国英语能力提升的原因之一。报导指出,目前香港居民的英语熟练度已降至和北京、天津差不多。上海正在挑战香港的全球金融中心地位,其就业大军的英语水准将发挥关键作用。但全球猎人头公司Hays驻上海的中国区总监Simon Lance认为,香港人在中国求职时仍被认为拥有「很强的优势」。在EF EPI的亚洲国家排行榜中,中国的排名仅37名,远远落后于前段班的星马,也不及中段班的南韩、印度、日本、印尼、台湾、香港,甚至比同是后段班的越南、俄罗斯糟糕,只赢过泰国。有网友批评:「如果说上海优于香港,但整个中国却排名不佳,这只证明中国教育资源分配高度不均。」不过EF EPI的排行榜因缺乏各国具有代表性的样本,常被批评比较像是网路调查而非实际英语能力统计。(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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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关心的,才是重点!金融时报:上海想超越纽约&很难
【经济日报╱记者李宇欣/综合报导】
上海市宣告将在2020年挑战纽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最近又购置「华尔街金融牛」的复制品安置在外滩,英国金融时报称,这是「最坦承的竞争」,但上海十年内要超越纽约的可能性不高。
报导说,此议题是2009年香港学者张五常提出,点名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已和香港并驾齐驱,并在2020年可望超越纽约,成为全球第一的国际金融中心。
这个说法符合上海市的口味,但却挑战着中央政府的权威,过去一年来,上海不断朝着此目标前进,但速度缓慢、成效也不高,这是上海本身金融体质不足?还是中央政府无法释放权力?
2010年前半年的《全球金融中心竞争力报告》出炉,纽约依然稳坐第一,伦敦紧追在后,香港跃升到第三名位置,上海挤进第六名,但报告指出,上海的名次是靠着「名声优势」拉上去的,整体有进步但不代表实质上真的世界第六。
虽然上海有充分理由挑战纽约,但势必会挑战到大陆的金融改革、市场经济和政策开放程度,这些都是中央政府紧抓不放的环节,尤其是大陆的货币汇率、股市期货和银行制度等,都和国际间的市场经济「相去甚远」。
大陆政府强调,不能套用欧美的标准来检视中国,如果上海真的要成为全球金融中心,必须取消对于资本的管制,上海该如何和中央政府的管制力道配合,全世界都「张大眼睛在看」。
长期观察大陆的资本市场,着有《中国私有化:股市的内幕》的作家侯伟(Fraser
Howie)表示,大陆政府推出让海外公司交易的国际板,并开始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但近期的目标似乎只让它变得「更具有兑换性」,而不是放弃对于资本的管制,这些措施只是表面上的进步,本质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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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伦敦如何维系国际金融中心地位_第一财经
伦敦如何维系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第一财经日报胡润峰 07:19
伦敦历史上多次进行监管体系的变革,其中最著名的要算1986年的“金融大改革”。在撒切尔内阁的干预下,金融城解除管制,引入竞争,将此前极为封闭的金融城推向全球市场。改革导致一些英国金融机构被外国对手吞并,因而引发争议。
事实证明,此次改革巩固和加强了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提起国际金融中心,纽约和伦敦是最无争议者。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则是两大国际金融中心的代名词。不过,与华尔街相比,伦敦金融城在中国受到的关注明显不足。
近年来,伦敦金融城屡遭冲击,无论是十余年前欧元问世,还是至今余波未平的金融危机,都被认为会动摇其地位。事实正相反,伦敦金融城正在缩小与华尔街的差距。
全球金融界最为认可的金融中心排名是 GFCI(Global Financial Centers Index),伦敦在最近一期,也就是2010年3月发布的GFCI中继续高居首位。其他一些欧洲城市,如法兰克福、苏黎世等,则受金融危机拖累,名次出现下降。
伦敦何以在金融危机后维系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英国酝酿着怎样的金融监管体系变革?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有何借鉴?
3月底,《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前往伦敦,先后采访伦敦金融城、伦敦证券交易所、波罗的海交易所及汇丰银行、巴克莱资本、富达国际、普华永道、卡斯商学院等机构,探求上述问题之答案。
最国际化名副其实
伦敦是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市。走在伦敦街头,随处可见来自包括亚非拉在内的各种服饰。有统计表明,今天的伦敦居民一半以上是有色人种,游客更是来自世界各地。
这一特点也体现在其金融业中。与头号竞争对手纽约不同,伦敦没有一个庞大的国内市场作为腹地,这反而成就了其最具国际化的特色。
以最重要的上市公司和全球跨境贷款两个指标看,上市公司中外国公司的比例在伦敦为19.87%,纽约为13.8%,香港为0.7%;伦敦的全球跨境贷款占比为20%,纽约为9%,东京为7%。上海上述两项指标均为空白。
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发行部董事总经理毕卓识(Tracy Pierce)告诉本报记者,目前有3000家公司在伦敦上市,包括600多家来自70个国家的外国公司。
毕卓识的主要工作是吸引海外企业来伦敦上市,以及协助英国企业到海外上市。为接待这次来自中国媒体的采访,她戴上了在北京买的珍珠项链。“在600家伦敦上市的外国企业中,中国占51家。我们相信会有更多中国公司来上市。”
从机构数量看,伦敦金融城是世界上金融机构最为密集的地方,这里有世界最大的外汇市场和国际保险市场,有最古老的证券交易所、黄金市场,这里的欧洲货币市场和商品期货市场在国际上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同时,伦敦汇聚来自各地的银行家、会计师、律师、分析员等多方面人才。
香港一位资深金融界人士评价说,无论从资金来源与应用的国际化,还是从人才聚集看,伦敦都称得上真正的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香港与新加坡还只能算是区域性金融中心;而上海目前只能算是中国内地的金融中心。
长期的国际化环境,令伦敦金融界人士普遍有着极为开放的心态。
伦敦金融城政府国际事务总监司申特(Peter Sissons)告诉本报记者,往年金融城市长访华,跟中国商务部长交流的时候,一直都会争取英国企业到上海上市。如果上海推出国际板,“这是金融城争取到的成果,我们会感到非常鼓舞,让企业有更多融资渠道,我们不感到受威胁。”
司申特表示,伦敦希望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两方企业可以互相到对方投资,是双赢。在英国,利物浦是第二大资产管理中心,爱丁堡等地的金融市场也很发达,伦敦没有包揽天下的想法。
伦敦波罗的海航交所是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的提供者。其行政总裁潘杰明也向本报记者表示,波罗的海航交所与上海航运交易所一向联系密切,包括上海航交所新近推出的集装箱指数也得到过他们的帮助。“我们很支持上海发展为国际航运中心。”
伦敦的国际化甚至引来国内不满。有人认为,伦敦城从来只考虑自己的发展和利润,而对整个英国的经济和工业的发展却不够关心。为此英国政府还曾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减少伦敦城的对外投资、对高收入实行高税收等政策。
监管体系重构
英国悠久的自由资本主义传统以及开放竞争的做法,创造了金融创新得以繁荣兴旺的环境。伦敦金融业向来以有效监管、良好企业管治及市场透明度著称。金融危机之后,伦敦也开始反思金融监管体系,重建监管体系呼声很高。
卡斯商学院院长Richard Gillingwater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介绍,在金融危机爆发时,英国政府、英格兰银行(英国央行)及金融监管局互相推卸责任,不能有效运作。随着事态发展,终于英格兰银行与金融监管局部分部门都合并起来了。
Gillingwater称,加强监管是必要的,首先全球各国应加强监管银行业,特别是有大客户基础的银行,研究应该容许它们提供哪些服务,例如应否进行高风险的对冲活动。
伦敦金融城市长安司棣向本报记者表示,英国将加强金融监管。金融危机后,一些公司的架构比以前稳固,因为他们的董事局加入了有公信力的人士。安司棣称,他希望 G20峰会能够探讨建立一套全球都认同的监管标准。
汇丰银行全球经济师葛霖也认为,多个国家应同时监管金融业,而不只是英国。
安司棣称,英国民众对金融城的批评没有像华尔街遭受的抨击那么激烈。
Gillingwater则介绍,金融危机后,卡斯商学院对课程作出调整,在很多金融技术性课程内,加入了道德的考虑,亦增加了商业道德及经济史的课程,希望学生能从历史中学习,对问题有更深入了解。“我认为金融危机爆发与从业员的道德有关。”
伦敦历史上多次进行监管体系的变革,其中最著名的要算1986年的“金融大改革”。在撒切尔内阁的干预下,金融城解除管制,引入竞争,将此前极为封闭的金融城推向全球市场。改革导致一些英国金融机构被外国对手吞并,因而引发争议。
事实证明,此次改革巩固和加强了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曾任伦敦证交所主席的尼古拉斯·古迪森在《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称,伦敦金融城的改革证明,竞争是促进繁荣的硬道理。正是因为破除了竞争壁垒,伦敦才吸引了世界各地大量极具竞争力的人才和资本。
其实,伦敦也受益于其他金融中心城市的失误。美国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因其过于严厉,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外国公司到纽约融资。
如今,英国金融业的监管体系,兼具原则性与灵活性。以伦敦证券交易所为例。毕卓识向本报记者介绍,他们提供四个不同市场,包括主板、专业证券市场、专家基金市场及AIM创业板。主板的高级级别是欧洲最高的要求,入选FT富时指数者必须来自于此;AIM创业板则没有特别门槛,甚至不用证明有盈利能力。
有趣的是,在谈到金融监管话题时,金融城受访人士均会提及中国没有受到金融危机大的冲击,并认为这应归功于监管的成功。普华永道英国顾问委员会副主席史达德(John Stuttard)更是宣称,金融危机证明“格林斯潘错了,刘明康是对的”。
“通往欧洲的跳板”
毫无疑问,伦敦金融城越来越关注新兴市场,尤其是中国。
英国贸易投资总署行政总裁Andrew Cahn告诉本报记者,当他四年前接受这一任命时,当时的财长、现在的首相布朗对他说,特别要把焦点放在中国。“我因此减少在欧美的员工,把他们用于中国、印度及其他新兴市场。”
Andrew Cahn说:“英国是欧盟在中国最大的投资者,而中国是英国第十大投资者,但我们仍要进一步促进双边贸易关系。”
本报记者所采访的多位金融界人士,均有中文名字,且对中国情形颇为熟稔。吉利收购沃尔沃、力拓商业间谍案都是每次正式会谈间隙或茶点时间的谈资。
英国国会跨党派中国事务组副主席钟斯3月29日见到本报记者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今天最大的消息是吉利汽车收购富豪,是继联想收购IBM后,中国企业再一次收购西方名牌。”
英中贸易协会主席白乐威在谈及人民币升值时对本报记者称:“与美国人不同,我们不会教中国政府如何处理人民币,这是无意义的。”
英国政商各界,均希望中国把英国当做“通往欧洲的跳板”。Andrew Cahn称:“我期望未来10年中国增加海外投资,而英国是很自然的投资目的地,因为它是进入欧洲的窗口,亦有很弹性的劳动力市场,根据世界银行的指数,英国具有便利的营商环境,有很好的大学,税制和监管制度亦完善。”
毕卓识亦告诉本报记者,她在上海、北京、广州及深圳时,向中国企业强调在伦敦上市的好处是,可作为通往欧洲的跳板,欧洲占全球GDP 31%,有4亿人口,在拓展投资产品及找并购对象方面,伦敦是很自然的选择。
史达德则称,中国的银行每年都派人来英国两周,包括一周在剑桥学习,另一周则到访金融城,到汇丰、渣打及德意志等银行交流。普华永道过去协助不少中国企业来英国投资和收购,亦帮英国企业到中国投资。
史达德认为,跨国并购产生的文化差异的确是个要留意的问题。在英国开公司很容易,且不难请到中国雇员,英国的税制及法律制度简单,领取牌照时间亦短。中国企业可以先在英国开设代表办事处,继而决定是否作重大投资,例如建行和交行便是如此,这样降低企业承受的风险,实现可持续发展。
司申特向本报记者介绍,围绕即将在上海召开的世博会,伦敦做了很多准备。
伦敦金融城与英国贸易投资总署花了很多时间和资源,展览将有不同主题,包括推广金融服务业。伦敦金融城、巴克莱及金融时报会在世博会期间举办论坛,主题包括从金融危机中吸取的经验等。
伦敦金融城在北京和上海建立了代表处,致力于推广“伦敦金融城”这一品牌,包括英国整体的金融服务。
伦敦波罗的海航交所行政总裁潘杰明称,亚太区的航运活动增加,特别是中国运入很多原材料及运出制成品。他们过去几年在亚太区下了很多工夫,制作了来往印度中国运铁的指数、来往西非与中国运油指数、来往巴西与中国的运铁矿指数及来往中国与澳洲的运铁指数。
金融机构也都关注中国的投资机会。无论是汇丰银行全球经济师 Stuart Green、巴克莱资本副主席韦德颖,还是富达国际企业总管及投资评论员Tom Stevenson,都向本报记者详细地介绍了其公司的中国战略。他们对人民币升值、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房地产泡沫等中国话题亦津津乐道。
编辑:群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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