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兴农家乐现在的价格？_百度知道
长兴农家乐现在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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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兴移民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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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兴史上几次规模移民&&&&长兴的地层上，记录着2亿5千万年前的生物，生活着冰川时期的植物和恐龙时期的动物。&&&&考古发现说， 100万年前，长兴一带曾有过古人类活动，这个时间可能早于北京的山顶洞人。出土石制品的层位揭示，远古的人们在长兴劳动生息的时间相当长。&&&&据考，上古时，太湖是个波涛汹涌的海湾， 7000年前，长江入海口还远在镇江一带。&&&&近几年来，考古学家在长兴七里亭旧石器遗址、小浦合溪洞穴遗址，发现了远古人类使用过的诸多石器，证明这里旧石器时期已有人类活动。这一重大发现被誉为“浙江远古文化宝库的奇葩”。它同时也给人无限的想象，这些原始人类，是“天造地设”就出现在蛮荒时期的长兴，还是从外地比如中原地区、中南地区甚至远自非洲迁来？笔者以为，是外地“移民”而至的可能性更大。从夏商周一直到春秋战国的先秦时期，部落、群体、王国间的战乱、斗争，不时烽烟四起，无数生活长兴的先民，逃往这块土地、那块区域，又有无数的先民从外地辗转来长兴，特别是由于长兴处于吴国越国的时段，“你方唱罢我等场”，血雨腥风，刀光剑影，人口的流动，迁出和迁入，不时交替进行。&&&&有专家统计，自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战争的时段较和平的时段更长。由此，“铁打的战争”，流动的人口，在多农民起义、多“过境”战略地区、多军事重镇等不同历史时期扮演不同军事身份的长兴，移民一直没有停止过，永远是一条股市般的磁波线。大战之后，有大量的移民迁入；难得的和平时期，由于江南地区的开发与繁荣，外地因战事、饥荒、人口爆炸等因，致使一些人口也陆续前来，更有因为做官、游览长兴而慕旖旎风光者、手艺人商人感受了长兴的发达等原因而驻留扎根长兴大地者。&&&&长兴背山面湖，地势雄峻，加之为襟带苏浙皖三省的“门户”，使其为历代尤其是我国经济重心转移江南后的兵家必争之地。“地理”的特殊，使长兴成为战争的“重镇”。而战争对于一个地域最明显的影响，无过于人口的锐减、瘟疫疾患的流行及财产的掠夺、资源的破坏。&&&&考察宏观历史，结合本地方志的零散记载和笔者的研究分析，梳理出历史以来长兴出现过的几次相对较大规模移民：&&&&晋室东渡建都建康（今南京）时，大批士族豪门也迁至南京及其外围地区，长兴的一些大家族如陈家、王家等就是这些由北而南下的代表。如晋室东渡时，陈家先人、太尉陈伯珍渡过长江，定居曲河（今江苏丹阳县）。其孙陈世达担任长城（今长兴县）的地方官，全家遂定居今长兴下箬寺。梁武帝天监二年（503），陈世达后代陈霸先诞生，太平二年（557），陈霸先在建康建立陈朝，此后陈姓就成为望族。（又：明万历年间又一支陈姓分支由浙江海宁迁来长兴槐坎六都村。）王姓，晋朝的王导辅佐元帝渡江，在江南繁衍成为王氏大姓，长兴也有其中的一部分。晋朝，长兴有潘姓定居，故族人自称晋潘，分支多在今林城、白阜、东埠、大岕口一带。韩姓，祖籍山西太原，于西晋太康年间（281—289）始迁来今长兴白岘水曲岕。其分支散布于今吴岕口、仰峰岕、青岘岭、吕山胥仓桥及花墙里一带；&&&&两宋时期特别是宋室南渡，建都临安（今杭州）后，湖州成了“陪都”、“后花园”，相应的，长兴也有一些北人南迁而定居，如长兴的钦家，据《长兴县志》载：宋高宗南渡后，赐姓为钦。其族人由福建迁入长兴横山小沉渎等地（又：《长兴县地名志》记载：明初，皇帝钦命元代皇族迁太湖长兴，赐姓钦。一户京畿蒙古皇族变成钦姓人家落户在太湖边，后发展成钦家浜村。）宋太宗雍熙四年（987），一批胡姓人氏来长兴定居。宋时，一支徐姓由江东（今吴县）迁入今长兴煤山尚儒村。南宋初年，有一支杨姓随同宋室南迁，定居长兴。长兴的胡姓，始于宋太宗雍熙四年（987）来长兴定居者。长兴的望族臧姓，先祖臧谟在宋宝祐年间官知徐、兖两州事，值兵乱致仕后，为长兴山水吸引，遂迁居到今夹浦，其所住的村子后因此得名臧家村。明代长兴臧家先后出了多名进士，著名戏曲家、文学家臧懋循就是其中之一。长兴的朱姓，源于宋朝理学家朱熹的孙子朱钰为长城令，后在长兴定居下来。在白溪建有朱家祠堂，近年有韩国朱氏前来归宗认祖。明代文人、朱家后裔朱升，在朱家祠堂的白溪村，建有白溪画庄。杨姓出自姬姓，东汉时，开始播迁长江北。唐末，为避中原之乱，渡江南迁，部分族人定居长兴。南宋初，又有一支杨姓随同宋室南迁，在长兴定居。故长兴的杨姓始出一祖而非同支。今天在长兴，杨姓后人集聚的地方，有以他们姓氏而得名的杨家土斗、杨家桥、杨家村等。长兴的孙姓，第一支在唐末由河南陈留地方的孙姓举族南迁而来。到元朝时，又一支孙姓来长兴定居；&&&&元末明初，作为军事重地之一，长兴在朱明王朝的建国统一布局上，也是一个“落点”。朱元璋的将领耿炳文取胜占领长兴后，修建了县城今日大致的范围。其后，有部分移民在不同的年代陆续迁来。长兴的李姓，宋时一支先后移居今安徽广德与吴兴东迁。明初，一位叫“李君祥”的人入赘今长兴大午山，繁衍子孙，后分布今长桥下泗，虹星桥下全（下前）、山里，蠡塘徐庄等地。明永乐时期，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方孝孺因坚拒为起兵“靖难”而夺取了皇位的燕王朱棣即位书写诏书，遭灭十族，遇难者达873人。但方家并未因此“断根”。据湖州书家方兴国介绍，其祖居长兴县和平镇方家庄，大都也是方孝孺的后裔。当年闻悉方孝孺被杀，方孝孺有若干后人逃到和平山区。落户后，村名也因方家人集聚而得，并有家谱可以佐证。方兴国的祖父方子青，曾是民国年间和平一带的著名中医郎中，后移居湖州城里。明朝成化年间，洪桥顾家之第五世顾昶，挟扁仓术苕霅，悦其时长兴的清丽山水，始迁居长兴顾家潭，繁衍子孙，明代刑部尚书、著名文人顾应祥为其后代。后来顾家人从顾家潭分居在今二都仙洞、画溪桥、南街刘清惠公牌坊、顾家田畈村、县城大东门白云桥、南门黄堍桥、光阳桥、钮店桥、拦皇土斗、周家桥、竹桥村、芦家荡等16处。元朝至正年间，范忠为湖州路总管拜武烈将军。因家安置在弁山之西，遂“置义田以合族，立义学以训后”。该地方后来因为范姓“子孙聚衍称范湾”；&&&&太平天国后，由于人口锐减，长兴迎来了史上规模空前的移民潮。战争期间外逃到长江以北至黄河流域一带的长兴土著，战争结束后又部分回迁，但更多迁来的是河南、湖北、安徽、苏北人，少部分为浙江温州、台州、绍兴、金华人。国民党要员雷震，其父即是从河南罗山迁来。太平天国后最大规模移民浪潮&&&&人口迁移，作为人口问题的重要表现形式，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人口问题日益受到社会的关注，不同历史时期的人口及迁移史，成为国内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1996年秋，湖州籍著名历史学家葛剑雄先生和日本大阪大学文学部的滨岛敦俊教授等人到长兴县调查社会情况，回去后写到他们发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长兴县城一带的人口，主要来自周围的移民，离县城稍远的丘陵地区是来自浙江南部和河南的移民，离县城最远的山区基本上是土著居民。这一格局是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才形成的。”&&&&太平天国战争，波及十六省，一度占领城镇600多座。苏、浙、皖三省为主战场，而长兴处于三省交界地区，是太平军和清军往来三省的必经之地，因而成为争夺的重点地区之一。所受创伤之巨，人口死亡及流徙之多，在长兴历史上是未有过的。左宗棠在《左文襄公家书》里记载：“人民死于兵燹，死于疾疫，盖几靡有孑遗。”太平天国后期，李秀成率其部下围困湖州城整整三年才攻破。城破时，人民死伤无算。据说，城内务前河的河水被流血染成红色。又，湘军曾国荃的部下，纪律很差，在地方上抢劫杀害不计其数。所以长兴的本地人对于曾氏兄弟并无好感。因为他们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君临民众，颐指气使，乡民们敢怒不敢言。连年的战乱，使湖城溯苕溪西上，经长兴县、安吉县而至孝丰县，在这个区域内，往往走上十里不见人烟。&&&&根据长兴地方史志，长兴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全县有户877782户，人口349811人；嘉庆八年（1803）全县有户95494户，人口360064人。有专家推算，按这样的人口繁衍，正常数，咸丰元年长兴人口约47.2万。但经过了随后的太平天国战争，以后频繁发生的蝗灾、饥馑和瘟疫，使长兴大地遭受了巨大的灾难，清官员吴煦在《致窦蔗泉函》内描述：“弥望荆榛，赤地千里，各处屋宇人民不过十留一二。”战争中，长兴西部受创最重，“几不遗种类”，成为移民集中的地方。《长兴县志拾遗》记载：“泗安之方、谢二区，吴皖通衢，兵燹尤重，客民十七八，良莠不齐。”同治六年（1867）至同治十年（1871），长兴县人口一直只有1万余户， 2.2万左右，为汉朝以来人口历史最低点。&&&&太平天国战后的移民潮，在浙北长兴等地持续了半个世纪，迁入者约占总人口的70%。&&&&其迁移的过程分为招垦和自行迁入两个阶段，本地区因此逐渐形成了土客杂处的格局。同时还有少量人口外迁或在长兴县区域内部迁移。也有与太平军作战胜利后的部分湘军、淮军官兵留在了长兴。（在战争中，有一些长兴本地人外迁到福建、广东避难，著名大户王家的书画家王毓辰王毓奎兄弟就逃到了广州。长兴地方志专家还认为，战争期间，有数万长兴本地人迁到了黄河中下游地区。）战争期间，还有区域内部的迁移。一种是逃往乡下。如咸丰十年（1860）二月，近邻广德失守的消息传到长兴后，“在城附廓居民大半逃避乡间”；一种是乡人迁进城里。清同治《湖州府志》记载，当湖州府城被太平军围困后，“乡民远几长兴等处陆续进城，团局按户编查，有二十余万。”一种是迁往水乡。如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攻占长兴，“邑民避难于郡东之戴山、后林、袁家汇渚处，浮家泛宅，锁尾流离。”直到今天，很多村名叫“王家庄”或“李家村”的，却往往几乎没有姓王姓李的人家，大都是这些王姓李姓人家非毁于其时的战火，就是逃亡了它乡，所居者都是后来陆续迁入的住户。&&&&其实这次移民浪潮，最早始于清乾隆年间，而在太平天国后，形成了高潮。河南汝宁府罗山县、光山县及少数信阳州（民国后改州为县）人，规模迁移到江浙皖三省，是太平天国后才开始的。&&&&移民愿涌来长兴有多种原因：&&&&经济利益的诱导，是最基本的原因。流行于皖南的花鼓戏《唐老三下江南》，生动描述了成千上万移民“下江南”的动因：&&&&有人说江南田地好。&&&&有人说孝丰县好大竹山，&&&&一棵毛竹做水桶外做扁担，&&&&那杉树能造米粮舟船。&&&&一束稻子能打一大碗，粟谷米能长到一尺二三。&&&&棉花桃子赛鹅蛋，&&&&一串钱能买八十斤盐。&&&&葫芦长得水桶大，&&&&南瓜长得磨盘圆。&&&&其次是清政府政策的“鼓动”。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布告开垦，免三年完粮纳税。河南（以罗山、光山为最多）、湖北（以孝感、随县、麻城为最多，但其总数不过河南人的十分之二、三）的农民，闻风响应，由陆路步行经安徽之六安、霍邱、渡口至芜湖后再分散至上述各地。政府的布告，本系曾国藩欲鼓励湖南的农民，前往开垦，但由于湖南人大部分当过兵，在江浙抢劫致了富，大都不愿意前来开垦。河南移民子弟、国民党元老雷震先生在他的著述里，曾有这样的记载：“民国二十三年夏，我初次到湖南，看到乡间农民穿的布衣，都很整齐，很少破烂，比起江浙农民所穿的衣服要好得多。我小时候看到地方上到处都是湖南人的产业，什么会馆之类，迨民国十五年（从日本）返国时，一处也不见了。据说，都是些不肖子孙的管事人盗卖了。”&&&&由于“湖”、“河”在吴方言发音中近似，河南靠近湖北的人，听到清政府布告的消息（笔者小时候听村里老人家形容那时“下江南，钱多得可用耙子耙”），也纷纷南下开垦。在清咸丰年间，由于捻军在河南汝宁府一带甚剧，地方上因之穷困不堪，听到了“垦荒”的消息，也好象是一条新的生路，犹如中国的闽粤人当年移往南洋谋生一样，强壮者以及富于冒险精神的农民，遂结队南下，逐渐地，大量的移民，在长兴落户、开垦、安居、扎根，繁衍后代。&&&&再者是人口膨胀的压力。早在乾隆后期，河南光山县就人口增多，境内几乎没有田可供租赁。太平天国期间，光山罗山人口没遭受什么损失，加上当地的早婚习俗，人口战后激励增加，使人口压力空前强大。许多人就选择了迁移到江南地区垦荒。&&&&光绪23年（1897）长兴县开垦清赋局为河南移民发的垦荒执业印照&&&&另外，自然灾害或不堪忍受原籍地沉重的赋税杂疫，也是一些人移民而出之因。&&&&当然，各地人的迁移，往往并非一种原因所致。也正因如此，才使得这场人口迁移规模大而持久。&&&&移民到长兴后，主要分布在哪些地域？&&&&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被裁撤的湘淮兵勇捷足先登的地方，就是长兴。此后，河南、湖北、湖南、安徽、苏北及浙江省东南部地区的温州、台州、绍兴、金华等地移民纷涌而来。到同治十一年，长兴人口突增加到3.6万户8.0万人口。其因除了部分战时逃亡的人员返乡外，移民的进入是主因。到光绪六年（1880），长兴移民数量已经超过土著。&&&&事实上，作为类型来说，来长兴定居的“移民”也十分复杂，既有官宦、裁撤的湘兵淮兵，遣散和逃藏的太平军战士，也有商人、手工业者、艺人及前来垦荒的农民，当然人数以垦荒的农民最多。朱镇《长兴志拾遗》卷下《风俗》记载：长兴“自粤匪乱后，客民垦荒豫楚最多，温台次之，农忙作散工者，夏来冬去又数千人。 ”&&&&长兴移民以河南人最多，而河南人中，尤以罗山、光山为最多。《中国经济志：浙江省长兴县》内引述民国初年的调查，其时长兴县“农民籍贯，以河南籍最多，百分之四十以上，本地籍占百分之四十弱，余均台、绍、温、金、湘、皖、江北等籍。 ”&&&&河南移民主要分布在三个地区：西南部的今仙山、管埭、长潮、天平、林城等乡镇区域，南部的今吴山、和平、便民桥等乡镇区域，中南部的今包桥、长桥、虹星桥、观音桥、蠡塘、港口等乡镇区域。河南移民在县内分布相对集中，如以吴山乡的小溪口为中心，方圆十里的几十个自然村的居民，“大部分是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从河南光山、罗山一带移民垦荒者。 ”&&&&温州、台州移民，主要分布在县内的今和平、水口、白阜、太傅、长潮、仙山、二界岭、白岘等乡镇，其中以太傅最为集中，全乡13个行政村中有10个村为温州平阳移民的集居区。&&&&苏北移民因从事水产业，所以大的河港两岸成为他们的主要活动地区，他们主要分布在长兴东北部太湖沿岸、长兴港、泗安港、港口龙溪港、吕山港等所在乡镇区域。&&&&长兴的安徽移民虽然在人口上不占优势，但来源广泛，除皖南的徽州府外，皖中、皖北的安庆、庐山、凤阳、和州、滁州等五府州的十二县均有移民迁居长兴，尤以桐城、怀宁、合肥、巢县等县为多。安徽移民主要分布在今泗安、管埭、林城、水口、长潮、仙山、煤山等乡镇。像水口乡的徽州庄村，以安徽徽州移民集聚而得名；江排岕，也居有很多安庆移民。笔者近期到长潮岕做田野考察，其内张岭一带，有数百胡姓人家，曰皆是安徽徽州一地迁来。湖北、湖南的移民人数相对较少，主要从事水产业，分布在县城城郊的大桥头、雉城皇家湾等地。&&&&有人曾对长兴移民的分布特点做了一个歌谣般的总结：“本地人住城镇，安庆人住高山，平阳人住丘陵，河南人住田畈，苏北人在港滩。”清末最大规模移民对本地发展的影响&&&&长兴“出产”的诸多著名政治人物，从“老底子”来说，均为移民的后代——陈霸先、顾应祥、雷震及解放后的李焕、王震等。当然；我们可以说，他们最终能成就伟业大名，既有他们“移民血统”的原因，也离不开移民文化与土著文化融合的共同哺育。大的移民群体，如河南移民等，来到长兴，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地方上的政策、政局。一个村如果都是移民，那这个村的事物基本上由这些移民“说了算”，或者说，至少他们在对待某些政策上有影响力。一个县也如此，河南移民人口在这个县中占据了多数，那么当天朝推行政策的时候，地方官员在制定相关“土政策”的时候，不能不考虑整个移民群体的“分量”、“反应”。&&&&风俗是特定社会文化区域内历代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或规范，是民族文化的积淀，它历经一定的自然、社会环境逐渐形成。依据同治《长兴县志》卷十六“风俗”记载：“吴兴士风之盛甲于浙西，而长城视旁邑为尤盛。”“长兴山水雄壮，故人多尚气。上者为正气，其次为节气。又其次，则流而为血气，以故士大夫好修而尚气节，齐名好胜而多争讼。至于婚丧务侈靡，饮会多优戏。”由于“长兴地介湖山，盗贼公行，民间鸡犬不宁。自广德宜兴往来客商，常被劫掠，告讦之风，浙省号为第一。”“婚礼评媒议婚。有先通名者，有登女家之门而求拜者，有略致礼币为定者。”历史以来长兴民风的剽悍、劲健、爽利可见一斑。&&&&以河南为主导的清末大规模移民进入长兴，带来了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在与长兴土著的接触、关联、人情往来中，他们必然呈现自己的文化形态。久而久之，带来了对长兴政治、经济、风土人情、文化生活等人文生态多方面的影响。&&&&清末规模空前的移民来到长兴，带来了物产的交流、生产力的提高（开垦荒地）、商贸的繁盛。在风俗土人情上，不同移民群体的风俗习惯（河南人、平阳人、安庆人、建德人、本地人）在时间的积淀中相互影响：河南人的过年过节等习俗、客气豪爽的待人接物方式影响了本地人；本地人的勤俭、崇尚读书、善谋等也间接影响了移民。温州平阳人擅长经营、做生意，活跃了经济。不同地区带来的文化的交流、融合，影响、调整了彼此的思想和生活观念，使长兴文化出现一种雄健、开放的地域特质。民间文化上，河南人百叶龙、舞狮、旱船的引入并吸收南方元素，使长兴的百叶龙舞出今天的风光；移民的望族、本地自然山水和地域文化的滋养，使文人纷现（陈霸先家族的书法和做诗才能，徐家、臧家、吴家的诗人辈出）、书画群体出现（王姓书画世家）；东晋等时期北方士族如陈家等的迁入、经受因地理区位促成战争频仍之“洗礼”、战后“胆子大”的外地人涌来——使长兴的“武”文化、“体育”文化发育良好（历史上相当数量武举人的出现、现在南京军区、成都军区里多位长兴籍军官的出现、多位长兴籍奥运选手等体育人才的出现、天平等地“武术之乡”的出现等皆是这种文化结出的果子。&&&&移民对本地生产方式和城镇经济也带来较大影响。各地自然条件千差万别，形成了不同的各具特色的社会经济模式。生活在某一经济模式下的人们，对从事的某种职业视为自然。即使他们远迁他乡，也往往寻找与自己家乡相似的环境而定居。这种对环境和职业的选择，直接影响着移民在长兴的分布。&&&&如长兴的苏北移民，分布在沿太湖各乡镇及长兴港、泗安港两岸；金华府属各县农民，擅长手工业，如缝衣匠、补碗匠、木匠、篾匠等。他们在农业耕作之余，往往喜欢到各地去找些零时性的工作而挣“外快”。长兴泗安镇，交通发达，商人云集，而这些商人，大都是外地移民。一般安庆、徽州的商人经营木材，江苏商人经营药材，宁波绍兴的移民经营钱庄或典当业。&&&&移民促进了荒地的开垦，带来了新的物种和技术的交流，也对城镇经济的繁兴带来重大影响。如虹星桥镇，“嘉道之间列肆联廛，颇称繁庶。咸丰十年粤逆窜踞县城，三三月十二、十三等日民团于此剿贼，殉难者千余人，克复后流亡四集，理残兴废，十余年来渐复旧观矣。 ”夹浦镇“十数年来聚落渐成，依然乡镇矣”。&&&&当然，历史的演绎、变迁，特别是太平天国之后的100多年来，随着土客民集聚一村一镇的生活，彼此交游、通婚及生产组织的进一步加深，无论是客民还是土民，生产、生活的方式和习俗的沿袭，彼此都没有尽然原滋原味，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换一种表达说，是大家都走向了某种“共同”体，“十里不同风”在今日很难找到典型的例证。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所谓“破旧立新”之后，我们不无遗憾地说，我们破得过多，继承得太少，立的新风更少。有的只是跟风，盲目的所谓“现代风”、西洋风。&&&&话又说回来，在长兴的土地上，由于移民较多，且很多来自一地的移民，基本集中一村一庄生活，因而风土人情、性格趣味、文化生活，还是相对完好地保存了一些特色，尤以河南客民、长兴土著、温州客民们的习俗保存，相对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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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以后长兴移民土民间的纷争和融合 &&&&&&&&&&&&&&&&&&&&&&&&&&&&&&&&&&&&&&&&&&&&&&&&&&&&&&&&&&&&&&&&1、移民长兴，土客民之间的冲突 &&&&同治三年（1864）天京陷落，太平军余部从湖州、皖南撤入江西、福建，使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战事平息。战争，使三省遭受惨烈的破坏。近人王韬在《弢园文录外编》中如此描述：“江、浙、皖三省被蹂躏之地，几于百里无人烟。” &&&&战后，人口剧减，田地荒芜，民生凋敝，这是清政府所不愿看到的。早在同治元年（1862），御史刘庆就提出，战后各州县馆里应以召集流亡，垦辟地亩为要务，并以此二事作为考核官吏政绩的依据。对那些能够召集流亡，尽心民事者，“随时登之荐牍以备擢用”。战争结束后，清朝政府把“修农利，安流徙”作为一等大事来抓。清政府在同治五年也就是1866年谕令各省招垦荒田。在清廷及地方大吏的督饬下，各州县先后设立“劝农局”、“招垦局”、“开垦局”等机构，负责招垦事宜。苏浙皖三省在大力招引本地战时外逃的民众返乡的同时，也向外省、外府县农民“招手”前来开垦。 &&&&同治初年浙江巡抚左宗棠创行“撤勇归农法”，就地安置了一批被裁撤的兵勇。同治五年（1866），马新贻继任巡抚后，制定了详尽的垦荒章程：“嗣后不拘本地外处之人，凡愿承垦，均准计口授田。有主者由主招垦，无主者由官招垦”。招垦的原则是“不择地而居，不择人而予”。对于浙江的招垦，各地农民反映强烈，文献记载：“浙西招垦之令下，四方客民闻风麋集。”如温台地区“闻杭湖各属有招人垦荒之举，皆愿来了。或携家而至，或结伴以行，非不有愿受一廛之志”。招垦之初，移民主要来自本省的宁、绍、温、台地区。 &&&&两湖、河南、安徽等地农民也陆续迁入。他们多乘船沿江东下，前往江南各地。 &&&&清末天平天国战后，移民迁移数量以河南为最多随着移民的不断增加，土客之间因土地等问题时启争端，大为地方之患。“湖州长兴、孝丰等县，自经兵燹，居民鲜少，田亩荒芜，守令广招开垦，外省人民乘间侵占，遂至喧宾夺主，殴斗频兴，居民恒苦其扰，转相逃避。……以至客民愈增，土著愈减，为湖州以大害。” 河南迁来的人，尽管都是些“老粗”或“目不识丁”之辈，但他们自视甚高，认为江浙地方乃蛮荒鄙野之地，老百姓不大懂中原上国的规矩，“重利轻义”，功于算计，所以从心里不太看得起。他们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是不愿与土民门来往的。攀亲、通婚其时更谈不上。 &&&&根据老家的地缘、亲缘、血缘等，河南移民们大分散小集中，形成了很多“河南村”、“河南湾”。他们在这个湾或村中保留着从中原带来的语言、生活习惯、待人接物方式，成了一个个“方言岛”、“客籍方言区”。 河南人认为他们老家尽管穷一些，但是中原，讲道德礼仪，讲为人大方、豪爽。他们中原，才是中国的正统文化，才是合乎礼教的规范。譬如说，本地人的妇女可以随便跟男子讲话，或在客厅里，或在门外，河南人就认为这是不懂礼教的缘故。外面有事情找到河南人的家里，除非来客是至亲或近房本家，不然，纵有天大的事，这家的男人如不在家，女眷是不会出来答话的。河南人到别人家做客，一般在人家中堂或客厅里，很规矩，不随便东张西望。不随便到人家厨房间去看人家做了什么菜。人家若客气，赶鸡抓鸭要待客，一般是要主动去阻止的，而人家到河南移民人家做客，总是想办法拿出最高的吃食、烟酒来招待。 &&&&特别是，如果不是人家客人特意邀请，一般河南人在别人家，是绝对不能去人家的卧房。笔者认为，这是传统礼仪的潜在显现：尊重主人家的隐私，不随便进人家睡觉的地方窥探。笔者小时候的年代，常被大人灌输，“到了‘蛮子’人家做客，肉元子、元宝蛋是不能随便动的，除非人家将这两样用筷子夹到你碗里并且夹碎了。”这当然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农村里大家生活条件都不太好，这几样好菜为了待客“做样子”，但河南人骨子里认为本地长兴人比较小气、精明的因素也在其中起作用。因为同样是苦，但正月里到河南移民家做客，大都情况下，主人家是一定要你把这些肉元子元宝蛋夹碎让客人吃下的。时至今日，笔者回老家——一个河南移民聚集村，村里人还是将长兴土民称“蛮子”或“老百姓”，当然，其中鄙视的成分很少了，会认为他们是一类跟我们同样的人。但与他们近距离交往，多少还是有些“格”，这是血液、习惯和语言使用等本身带来的差异。 &&&&河南人身材比较高大，孔武有力，有时与土民发生争执，便有些粗暴甚至惟“力”是视。笔者小时候听外婆讲，河南人移来长兴，一般被“赶”在（土斗）区像泗安地区，且相对集中；温州平阳人，大概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来自山区，一般被“安置”或“赶”进和平等山区；土地肥沃的地方，大多数还是属居住长兴多代人成土民的。资料显示，河南等地移民，最初到长兴时，常因为这样那样如土地、习惯、礼仪等方面不“和谐”，而与本地人发生冲突。虹星桥镇东城“河南湾”里，当时就有一个叫“丁老大”的人，相当于一个部落的首领（或者是被河南移民推举、“雇佣”的保护者），人非常勇武，备有鸟铳等武器。一旦有河南移民老乡被本地人欺负，丁老大就会带着鸟铳及其他几个帮手来“支援”。河南人由于深受传统宗族观念影响，一般一个家庭中，不论哪个兄弟姐妹受当地人欺负，其他人都会蜂拥而上。 &&&&根据一些史志记载，初期来长兴开垦的人，对于本地人的态度，很多的时候采用“蛮力政策”，三言两语不合，即开口骂人、动手打人。所以早期的移民土民之间，仇视甚深，以致于常常发生械斗事件。极端的场面，甚至会发展成这样：一些河南人在途中遇到河南人与本地人发生争执或械斗时，不论他们认识不认识这个事件中的河南人，也不问到底事情由谁引起，河南老乡有没有道理，他们会一定加入到河南人这一边，帮忙吵架，以壮声势，以期能吓住或震慑对方；如果双方已经开架，河南老乡也会脱衣勒袖来助阵。可以这么说，河南移民在江浙开垦的地方能够立足，在早期一定程度上是靠“拳头”打出来的。因为河南人较为耿直，有点“戆”，而江浙人比较狡猾，讲道理、用计谋，河南人往往输他一筹。本地人因为个子相对与河南移民矮，力量也相对较弱，用“力”博弈也输他一筹。这是典型的“智”和“勇”的相斗，很难说谁都占优势或劣势，最后以达成某种相对的“和谐”、“契约”而告终。（人说南人北相或北人南相的人，相对较厉害，原因何谓？笔者认为主要是这两类人“智勇相兼”，总体素质也胜人一截。） &&&&在河南人口头中，流传着这样一段故事。在光绪初年，有一位河南人来做长兴县的县“领导”。遇到一次客民土民的纠纷，本地人在堂上口口声声地说：“河南佬野蛮，河南佬不是东西……”等等，说得太多，这位县知事听得不耐烦了，即把惊堂木重重一拍：“本先也是河南人，为什么河南人都不是好东西？来人，给我重重地掌嘴！”本来河南人“老粗”多，不太识字，而本地人乡绅很多，他们非常喜欢告状，且告状的结果每每是河南人输，但在此以后，这些本地人再也不太愿走“告状”之路了。 &&&&为了“捏成一个拳头”，团结更多的河南移民同乡，形成一股合力，彼此有个照应，据已故的虹星桥镇上洪村郑知音老人生前告知笔者，当时的河南移民还成立了一个同乡会。在苏州召开的一届同乡会会议上，他被选为副会长。 &&&&不同的群体之间，由于体能、性情、信仰、风俗等不同，在生产生活的靠近中，必然伴随着纷争和搏弈。然后在彼此的妥协、契约中，渐趋或“彼此对立而统一”，或“求同存异”，或被“消化吸收而融合”。 &&&&毋庸讳言，长兴土民客民间的纷争，主要还是不同的文化背景而衍生而出的，他们具体表现在： &&&&1、民风的差异。有研究专家以清末民初浙江十一府为例，分析各地不同的民风：“杭嘉湖三府风气华侈，金衢严三府土瘠薄而民情均近柔驯。……宁绍风气奢俭不同，而地频海澨，民情巧诈。……处州民气尚称安静，温州次之，台州则悍戾成风”。长兴移民中，有部分来自宁绍温台。由于温、台一带民人尚气好斗，故战后迁来长兴后，在杂居风俗习惯差异大而易发生矛盾中，他们的这种性格，特别张扬。平时自分门户，“其有事号召，直相应于千里之内”。河南人习俗信奉风水，“听信堪舆之言，往往聚众数百人，于数十里外土民有坟之地，恃强扦葬”。河南客民认为土民“未开化”、“不懂规矩”、“重利轻义”、“精于算计”，故很长时间对长兴土民冠以“蛮子”这一带有轻贱的称为；而长兴土民认为客民“粗鲁”、“野蛮”、“不讲道理”，也冠河南移民以“夜壶”这一带有侮辱性质的称谓。 &&&&由此引发土客冲同。战后由于长兴移民势力强大，土著居民往往对此敢怒不敢言。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彼此积怨不可化解，甚至出现了在一个村庄或一定范围内，土客结帮联合，相互对抗。 &&&&2、地域观念的差异。很多移民成对结对而来，或一个家族，或一块乡土，彼此间有天然的血缘、地缘联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他们在一个村一个湾定居下来，对异地、本地之人，有一种天然的排斥感。何炳埭先生在《中国会馆史论》一书中有言：“传统中国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具有高度的血缘性和地缘性。以近代观点来看，这种高度的血缘性和地缘性在传统中国社会造成了零散分割的局面，加强了小群的观念，削弱了大群的意识。” &&&&3、语言和风俗习惯的差异。国民党教育部长朱家骅曾在他的《浙江移民问题》一书中说：“语言不通，习俗各异，为移民前途一大障碍，因为主客隔膜，即无从发生感情。” 为了生存，为了直接的切身的利益，长兴外来移民和土民纷争，主要集中在了“实实在在”的3个方面： &&&&一是土地的纷争。战后初期，长兴境内许多荒地，为外来移民所垦种。随着本地逃难的人的陆续回乡，“稽查田亩，指认屋宇，两湖人据为己有，不肯原业退还”，于是，土客民之间发生了冲突。一些河南移民为了求自卫或在争斗中抢得上风，还从老家聘请大刀会师傅迁来传授武术。 &&&&二是水利之争。天平天国战争结束后，清朝政府把“修农利，安流徙”作为一等大事来抓。清政府在同治五年也就是1866年谕令各省招垦荒田。大量的移民前来长兴，垦荒的群体很大，西苕溪等河流沿岸的棚民集聚越来越多，久而久之，使河岸两边的水土出现坍方情况，一遇洪水等，则冲破薄弱地带，侵入村舍、粮田。移民时有为一己之利，肆意在灌溉水源上游筑坝阻水，致使土民的肥田变成旱地，引起纷争。 &&&&三是学额之争。清代各府、州、县学每年录取生员的数量都有定额。移民的到来，子弟们参加迁居地的考试，必然要占去一个地方有限的名额。开始时，因为土著人口稀少，生童不敷学额，这种争端几乎没有，前期而来的移民子弟入籍贯后较顺利地获取考试的权利，但随着规模移民的到来，移民子弟就大面积地占取学额，无形中予当地学童以“挤压”，如此，不满和纷争开始多起来。在整个浙江范围内，长兴县的学额之争，是最厉害。 应该说，当时的浙江对移民非常重视，因为开始是清政府官方出台政策鼓励移民到长兴来开垦的。对他们的子弟的应试，也很是关注。光绪二十一年（1895），浙江省制定了《安集章程》，规定：“凡有入籍客民本身子弟愿应试者，应先出示晓谕于试前三个月，由董保赴县报明，传集面试，查明年貌三代相符者，列册收考。若先未报明，不准与试，俟下届查明再办，以杜冒混。”但在光绪十五年（1889），长兴县还是因为考生籍贯不清，发生扣考事件。 &&&&为了消除这种争端，光绪二十四年（1898），闽浙总督边宝泉等奏请“以客民入籍年限为始，系到浙后所生子弟，查对年龄，合例方准与试”，合计人数，限以定额。经朝廷裁决，长兴县客童名额。依照江西棚民定例，于县额内分拨。“数满五十名，另额取进一回，再多递加，以四名为率”。这些举措采取之后，土客民之间的关系得到缓和。 &&&&2、客民给长兴带来的影响： &&&&长兴这块土地，以千年的文明、自然的生机，接纳了河南湖北安徽等外省以及本省温台绍宁等地移民，这些外来移民，带着离乡背井的伤痛，更带着顽强的生存意志，在长兴丰茂的区域内，拖儿带女，扎下根来。他们以辛勤的劳动、聪明和智慧，以及自己血液内的文化，在长兴大地上开垦，种植养殖，供养子弟读书学习。他们为这块土地注入了新鲜血液，输送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大量人才。有的还脱颖而出，闯出了更大的“市面”，为长兴增添无限荣光。&& &&&&以河南为主的移民移来长兴时，因为贫困，受到长兴土民的歧视，他们不让住进大村，不与其通婚，甚至平素都尽量避免接触和往来。但随着移民通过垦荒等，经济条件得到逐渐改善，这种情形也得以逐渐改观。棚民、客民、移民，无论怎样不同称呼，但通过开垦和辛勤劳作，慢慢地，他们中有些人就“发”起来了，成了远近有资产、有身份的人物。 &&&&前面讲的郑知音老人，是河南移民的后代。他父亲是当年吴山乡南西（土斗）的一个大地主，很有名，也很有面子。他勤俭持家，厚待佃户，团结乡里。因为亲缘的关系，笔者与郑氏家族非常熟悉。作为远道而来、求生立足的河南移民，郑知音爷爷兄弟俩十分争气，能吃苦。他们不但受雇帮人做“大师傅”（佃农），而且一有点积攒，就想办法买田置地。有一年，西苕溪正赶上稻子成熟的深秋发生洪水，当地（土斗）区里很多农田被淹。兄弟俩听说一富户人家，因为水深淹没了稻子，嫌请人下很深的水将稻子收割起来不划算，就决定放弃成熟的稻子不收了。经得同意，郑家兄弟俩买来一瓶烧酒，坐在（土斗）上，喝几口老酒，脱掉外衣，一下子钻进水田里，一手摸着稻根，一手用随带的镰刀快速刈割，手满把了再浮头出水面。岸上的弟兄，把湿淋淋的连杆稻穗一点点摊放（土斗）埂上晾晒。哥哥下水割累了，弟弟下水，弟弟累了，哥哥再来接手。当驱寒的老酒喝干了，（土斗）埂上他们抢救出的稻穗也排满了。兄弟俩，就是这样艰苦创业，后来每人发展到拥有水田数百亩。到了郑知音父亲这一代，他父亲也非常能“守业”，虽有万贯家产，到从不浪费。笔者听到的讲述是：每年冬天，这位“郑老爷”都要到港口河埠头去捡菜皮。一些“吾乡人”（当地河南人对南浔等地的商贩称呼）运着一船船的大白菜来卖，买的人挑菜时，会将外面的一些老旧包叶剥弃，“郑老爷”就是将这些河边荡漾的老叶捞捡回去，切去一些腐败的部分，再洗尽留下来的大部分，然后抹上盐腌制在瓮坦里，做冬天佐早饭的腌小菜。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当年这些移民创业是如何艰辛，守业也是多么艰难。 &&&&而因为创业、守业留有了一份丰厚的资产，使包括郑知音在内的“地主少爷”在解放后来吃尽了苦头，这是他们当初万万没有想到的。郑知音年轻时曾到上海震旦大学读书，乘轮船回到港口，也是眼戴墨镜，洋气得很。回家还叫个轿子抬着，风流倜傥的样子。当解放的时候，因为祖父辈攒下了数百亩田地，使他进了南湖林场“劳改”。后来结束“劳改”回村，他在乡间穷困潦倒，但还力图保持一种心理的自慰和“优越感”。每次与读书回乡的笔者聊天，他满口的ENGLISH，讲起他在国外或黄埔军校毕业的哪个同学给他来信了，很是得意。他身上显露的这份可怜的迂腐，让人感慨世事的变化和人世的沧桑。 &&&&移民过来几代，有了“资本原始积累”后，祖辈父辈对孩子的教育十分重视。长兴乡贤尚传道曾有文记述，长兴县小溪口周围，当时居住着大批河南移民，其中雷、尚、韩、王等姓氏家族，通过垦荒积累，成为了地主。他们经常在小溪口茶馆店里聚会，“议论国家大事，评断乡里是非。”经济条件的好转，移民对自家子弟教育重视，他们期盼着后人能通过读书、科举，步入仕途，提高家庭在当地的地位，荣光耀祖。如河南罗山移民尚展云，光绪初年迁居长兴，靠中了清朝最后一名乌程县的秀才。移民的第二、三代后人，在民国初年开始崭露头角，如国民党要员雷震，其祖父在同治五年（1866）迁入长兴。通过自己的努力，到其父亲时，已成为一方地主。 &&&&客民涌入长兴对地方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太平天国战争使长江下游地区人口锐减，在长兴，战争造成的“损失惨重”一方面缓解了清中期以来人口“爆炸”的压力，但另一方面，战争的过于惨烈也因此使长兴人口出现过于稀薄的现象，如此，在政府的鼓动下，大规模的自西向东的人口迁移，首先填补了本地的人力资源。一个地方及至一个国家，人口是“第一资源”。再大的国土，再多的财富，“无人”坚守也是枉然。近年俄罗斯、日本通过多种激励政策鼓动国民多生育，就是一例。其次，外来人口的规模移入，也促进了长兴的近代化进程。在政策鼓励下，许多农民通过垦荒等方式，获取了小块的土地，调动了生产积极性。他们安居扎根，繁衍后代，辛勤劳动，带来中原一些先进的生产方式，使长兴本地的经济得以重建，社会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久乱初平，地多人少，土地分配平均，人民布衣素食，无奢侈之消耗，农村经济渐向繁荣大道上前进”。并且，面对商品经济直接或间接的刺激，“握有地权的小农因其更多的经济自主，会比寻常租佃关系下的农民更自觉地对这种刺激作用作出反应”。包括长兴在内的其时整个湖州府属各县，本地百姓多从事蚕桑业，“不暇用力于耕作，以致全境田亩多由客垦。”生产力因为外来移民，而得到了发展；竞争意思、勤劳观点，又因为有外地移民的迁入，而得到加强、强化，先进技术的较量和优势互补，这些无疑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因而，有国内专家指出，中国近代化在江南地区的率先发展，与天平天国战争及其引发的人口迁移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移民带来的影响，还表现在文化和生活习惯方面。正因为移民带来的不同区域的文化，与本地的土著文化进行了碰撞，长兴今天的文化因子才如此丰富、多彩，光芒四射。在百年来的岁月里，不同文化间的从碰撞到影响到某种程度的融合，形成了长兴地域文化的独特性、多样性、开放性和包容性。这是长兴发展最大的文化资本，是“终极较量”而获胜的不二法门。 &&&&这些影响表现在以下多个方面： &&&&1、外地移民带来的艺术形式 &&&&在古代，信息交流主要靠人的“面对面”传播，而人口迁移则是文化交流、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 &&&&人是观念、信息、文化的载体，当人迁移流动时，不论是迁移流动的个体，还是群体，所具有的各种文化特征，所遵循的文化模式、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生产生活方式，毫不例外地随之而移动。以生活方式为例，生活方式以人为载体，个人有个人的生活方式，群体有群体的生活方式，因此人口迁移的同时也迁移了他们的生活方式。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等同样如此。随着大量的移民迁入长兴，他们将原籍的文化也带了进来，从而对长兴本地的文化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表现在教育和艺术、饮食、地名、方言及风俗习惯等方面。 移民习惯风俗传入长兴的，以河南人为主，影响至深。 &&&&艺术形式的影响： &&&&歌舞类，有跑旱船、打蛮船和犟驴舞三种艺术形式。 &&&&跑旱船：又名玩彩船，由河南移民传入。 &&&&旱船是依照船的外观形状用竹篾制成的小船，是一种在旱地上模拟水中行船的民间艺术，船上装有带尖方顶，人们叫它“蔽棚”，用四根约一米的小柱子撑着与船身相连，船身长两、三米左右，宽约七、八十公分，船下无底，船底四周以棉布裙围缀遮挡，避免坐船人露脚。旱船从上到下装饰以红绸、纸花为主，造型美观，色彩鲜艳；顶棚上有的悬挂彩灯、彩带或其他装饰物，下面围缀上绘有蓝色的水纹图案。远远望去，酷似真船。 &&&&坐船者用绸带将船身系于腰间，有的背在双肩上，前进后退作行船状，由于表演者的双脚被船上的围缀所遮盖，走动起来如女子坐船在水中划行。坐船者原来都是男扮女装，现在也还有一些是男扮女装的，但多数是由姑娘、媳妇化装后直接饰演姑娘、媳妇。坐船者在表演中，模仿船在水中行驶的状态有：起锚、开船、拨水、波浪行、卧船、翻身、跨船、下篙等；坐船者表演的动作有：跑步、碎步、蹲步、搓步、慢步等。坐船者的表演需要有较高的艺术手段，既要和撑船人密切配合，又表演女子的各种修饰动作，而且还要操纵船身，模仿船在水中行驶的各种形态，形象地塑造出水面行船的各种情景。 &&&&撑船者一般一人，也有数人撑船的，分别称之为“头道篙”、“二道篙”，划桨引船，在前头带路，做出各种各样的划船动作，另外还可由一至二人分别扮演村姑或老婆帮船。撑船者的动作有：旋风飞脚、翻跟头、单叉、双叉、爬虎、跑步、搓步、摇桨、撑篙、起放锚等，帮船者的动作要滑稽、诙谐，这些演员武把式要好，才能演得精彩。 &&&&玩旱船所用的服饰道具除旱船外，还有船桨、撑篙、戏衣、饰物等。玩旱船使用的乐器有大锣、小锣、鼓、镲等打击乐器，也有的地方加上一至两支锁呐伴奏，气氛热烈，情绪活跃，具有浓郁的地方风情和民族色彩。 &&&&玩旱船的表演以跑圆场和走“八”字、摆画面、亮把式为主，边跑边唱。唱歌以地方小曲为主，有“门调”和“小调”之分。“门调”就是在人家的大门口随口编的，见啥唱啥，一般多为赞美之词、吉祥话或笑话。“小调”即为固定的地方色彩浓厚的民歌，有《青枝绿叶水中漂》、《十送》、《报花名》、《十绣》等。唱的时候通常还要有一群帮腔的人，烘托民歌群起群和的效果。 &&&&表演一般逐村逐户地进行，一户门口要唱两三段门调或小调。如果主人也爱唱，对起歌或闹起笑话来，那就唱的多了。如果主人好客或玩得好，主人会在你要走的时候，放一挂小鞭炮，挽留你，这时又要重新唱一曲，也有可能再三挽留，那就再三的唱。玩旱船表演每到一个村庄，几乎全村的人都要来看热闹，人山人海，喜气洋洋。 &&&&目前玩旱船已作为一门民间艺术，既在逢年过节表演，也可单独组织表演队在重大节目中表演。笔者最近到泗安仙山湖边，就看到一群民间艺人在跑旱船。唱词现编，让来往的游客观赏，增添景区的文化气氛。 打蛮船：蛮船用木材制成，一米多长，船头供以木雕小观音，船上架有大锣、小锣、钹、镲、扁鼓五件乐器，演唱者自打自唱。演唱曲调为河南调“数垛子”。唱词多为即兴编唱，内容多为讨彩头的语词。笔者小时候也看多数次这种表演，只觉得唱者所打的“竹管子”内，有一串铜钱，一拍打，哗啦啦响。 犟驴舞也是河南移民带来江南的一种歌舞，但或许由于长兴山区少见驴马之故，这种歌舞本地不太“时兴”。看来，艺术的种子与植物的种子一般，“水土不服”，也难生根发芽。 曲艺类，则有皮影戏。 &&&&河南皮影戏源于河南罗山、光山一带。皮影是用经过处理的半透明的牛皮制成，影长尺余，上面有“兼工带写”的人物造型，刻制精微。一般领、手处共装有三根竹棍，便于操作。同治年间，罗山县皮影艺人张雁斌、梁子英、汪金升、汪金宽等随河南南下移民来到靠近长兴的安徽广德，演唱皮影戏。演唱内容以民间流传的“封神榜”为主，故又被称为“神戏”，常用来祈求丰收、祸避灾。皮影戏开始只在河南移民区流行，后来本地人也对这种曲艺感兴趣，观者日众。皮影戏音乐唱腔激昂、奔放，这跟河南人直率、豪爽的性格十分吻合。唱腔根据生、旦、净、末、丑分为五大类。 &&&&现在长兴的百叶龙，已是名震南北，誉满神州，并且舞出国门，在澳大利亚、法国也“大出风头”。从百叶龙的形成，我们能明显地看到南北文化、客民土民文化是如何融合而盛开花朵的。 && “龙狮文化”一直是中原文化的特产。太平天国后，这种舞狮舞龙文化，随河南移民下江南而带到长兴。整个清末、民国及至解放初期，它们时常在长兴各河南移民生活区表演。因为影响很大，长兴虹星桥镇刘井的舞狮还被邀到上海滩百乐门舞了一年时间。古老的“龙狮文化”在长兴生根，河南移民农耕祈求风调雨顺，舞龙舞狮也岁月繁荣翻播中在接受本地文化的熏陶。如“刘井舞狮”，作为中原移民带来的艺术样式，刘井舞狮以前一直很“武”，北方“勇猛之气”很足。表演时，随行要带一只笨重的八仙桌。舞到高潮时，“狮子”要跃到桌子上表演。现如今，移动表演带个大八仙桌很不方便，表演者“上桌子”也带有较大的安全风险，而“站在桌子上耍”，也不利于新时代教化。近些年来，江南的“文”气开始注入其中，很多环节被改造。现在“狮子上桌子”变成了“狮子滚绣球”，滚的“绣球”则是西瓜代替。一方面“狮子滚绣球”是晚清以来江南民俗文化的常见形式，另一方面，西瓜（绣球）又是“西瓜之乡”虹星桥的品牌、特产，“刘井舞狮”一箭双雕。南北文化的融合由此可见一斑。 &&&& 再如百叶龙。百叶龙源于河南移民聚居的林城天平一带一个优美的民间故事。说的是从前，当地的一个荷池边住着一对自由恋爱的年轻夫妻，男的叫百叶，女的叫荷花，生下了一个儿子身长龙鳞。族长不容，怒杀百叶，抢走荷花，举刀向孩儿砍去，孩儿化作小龙腾空而起。小龙泯怨报德，眷恋着生养它的土地，每逢干旱，即来降云播雨。当地村民感念小龙，从池塘中采来荷花，精心制作了一条花龙“百叶龙”。 &&&&在这里，中原的“龙”元素和江南吴地的文化场域——荷塘结合在了一起，荷塘有灵动的水，有荷叶荷花。百叶龙舞动起来，“静则荷塘月色，流光溢彩；动则蛟龙腾空，气势磅礴”，既有中原文化的雄健——蛟龙从池中骤然跃起，翻腾飞舞，九曲回肠，给人一种翻江倒海、气贯长虹的磅礴气势，又有江南的细腻柔媚——荷花池内祥云朵朵，荷花满池，彩蝶纷飞，南北文化由此刚柔相济，浑然化一。 &&&&2、外地移民对本地饮食文化的影响： &&&&我国南北纬度相差很大，东西距离也很漫长，加上不同地区的地形、阳光、雨水等，出产着不同的植物动物。56个民族，饮食五花八门，同是汉族，东西南北差异也很大。河南湖北的移民，来到长兴等地，也把自己原籍的特色食品带了进来。比如说，春节期间，河南移民喜欢制作糍粑，来到长兴后，这种家乡习俗不变。用上等的糯米，在大锅里蒸熟后，放进石臼里，几个壮汉抡起木槌，像抡起斧头砍树般轮番捶打。笔者小时候在伯父家看打糍粑，冬天里几个堂兄弟轮打，个个热汗直流。打成胶状后，两个捶手连槌一起挑托着糍粑大团扔入一只铺好了炒米粉的大竹匾里。笔者母亲和几个妯娌一起糅，放在板上压，然后切成一大块一大块。一些边边角角的小东西，则送给一旁眼巴巴看了很久的小孩子们尝鲜。而那时，春节期间，本地长兴人一般都做团子。后来本地人也跟河南人一样，学起打糍粑，而河南人呢，有些人家时不时也做些团子。当然，现在做团子在长兴农村还比较盛行，过年、祝寿、过清明，无论是本地人还是移民，都喜欢做点团子，成了“规矩”，而打糍粑，大概因为比较繁琐，要体力、要工夫，而且一旦打起来，可不是一点点就歇手，所以渐渐在城乡式微了。可惜呵，因为糍粑实在是一种非常好吃也很养人的食物。 &&&&河南移民，还比较喜欢腌菜。笔者尤记小时候，每年冬天，地里的白菜一担担收回来后，家里总会备起一只大缸，让笔者和弟弟在油灯下踩腌菜。一层白菜团上去，撒上一层盐，然后在上面轮番而均匀地踩，直踩到出现汁水了，再铺上一层白菜，再撒上一层盐，再踩。当然，有时也腌制萝卜干、萝卜缨子、辣椒、大蒜跎子等。此外，还腌制肉、鱼、鸡、鸭、鹅等。腌咸菜下饭，是冬天直到第二年春上的早稀饭佐菜。平时中餐或晚餐，家里也时备碗咸菜碗。笔者想来，因为当年的农村，荤腥少，无论大人小孩，体力消耗大，盐分流失多，而嘴巴常常没“味”，如此咸菜成为一种既调味又易得的菜肴。以后，这种“咸菜碗”延伸出了一种意思：艰难岁月、生命底色。因为笔者读了大学，进城工作后，也常听到偶遇的村人相告：“公家人好啊，城里人好啊，吃‘腥气饭’，有鱼有肉，但也不要忘了乡下那个‘咸菜碗’哦”——这是善意的提醒，哪怕人生得意，也不能忘本；发达了，也不要忘记曾经艰难的岁月。 &&&&事实上，移民带来的特色食品，不但丰富了本地的饮食品种，也给本地的饮食文化注入新的内涵。像河南等移民喜欢吃腌制食品，喜欢吃辣、酸，本地人喜欢吃甜，久而久之，本地人不但喜欢吃甜，也开始吃辣吃酸吃腌菜了。现在则是“不分”了，大家都“通吃”。 &&&&3、外地移民对本地村落命名的影响： &&&&天平天国战后，本地区土著人口稀少，最先迁来的移民往往入住遗存的村落，后来的，因为大村住不进去，最后只得在山边上或其它地方搭建茅棚作为暂时的居所，故后来很多开垦的移民被以“棚民”冠称。随着同地、同族人的陆续迁来，人口也繁衍很快，这样的居住区后来就发展成了一个完整的村落，长兴县这样的“移民村”，渐次形成了一批，有资料表明有57个之多。这些村的得名，有数种。较多的直接以姓氏命名，如沈家村，就是根据清光绪年间一批沈姓家族的人在该地定居而得名的，以这种方式定村民的，在长兴有24个之多。也有直接以移民原籍命名的，这是移民为了表达对故园的思念，也是直接区分其它地方的标志，如平阳村，系清末由平阳移民所见；徽州庄村，有徽州移民所建。还有以建筑物和地理位置命名的，如大棚子村，就是因为湖北荆州地区移民迁来开垦时，为了安全，搭建大棚子聚居，后来发展成村，也因此得名；古山庵村，因其村以前有一座规模较大的古庵而得名；南山脚村，系温州、台州移民在南山脚下建村而得名。还有的村名，命名中寓寄了移民的祈求，也反映了土著的心态。如会同村，村中居民多为清末一户苏北人迁移至此，后迁来的人多起来，就因大家“会同而来”得此村名。 &&&&虽然在河南移民来之前，长兴县的自然村中，以“湾”命名的村落也较多，资料显示同治年间有51个，这些“湾”的得名，一般皆因该村处于河流的拐弯处而来，但自河南移民迁入后，长兴自然村中有“湾”者，成倍增加，1983年编印的《长兴县地名志》中竟多达162个，盖因为河南方言中，“湾”就是村庄之意。河南移民直到今日见面，陌生人间询问，便是“你住在哪个湾里？”但河南移民命名的湾，跟本地居民居住的湾，有一种差异。河南人的命名，一般是“姓十家十老（小）十湾”，如“李家大湾”、“何家老湾”。加老或小，一方面有表示这个村人口的多寡、历史的远近，但更是一种河南人说话的“腔调”。而本地人则是“姓十家十湾”。这是一种不同地域文化的显现。 &&&&河南人还有一个表示所住地方的称谓就是“厂（场）”。现在在长兴，陌生的河南人见面，会询问：“你是哪个‘场子’来的？”“你住在哪个‘场屋’？”此“场”亦作“厂”。久而久之，“场屋”一词，在长兴人的土话中也常听见，这就是文化融合中的语言融合。 &&&&“场”在河南语中，有草棚之意，这是移民来长兴时的处境的间接表征。当年由于属外迁而来，有点“居无定所”的感觉，哪里可以垦荒，就辗转哪里，所住的地方，临时搭个草棚，也就是“场”。久而久之，同族同乡的人来多了，能在一个地方扎根了，这个地方也就得名“姓十家十场”了。后来地方史志在编定地名时，就用了“场”或“厂”表示。当然，“场”或“厂”，在其它地方的移民区中，也常称谓。长兴县境内，这样的村名可举出一长串，如河南厂、雷家厂、湖北场、江北厂、王家厂、闵家厂、茅亭厂、罗家厂、谢家厂、殷家厂、温家厂等等，不胜枚举。 &&&&4、外地移民对本地语言的影响 &&&& 战后移民对长兴文化的影响，最明显直观的体现当属方言。.不同地区的移民涌入，使本地区原来的语言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太平天国之前，长兴本地的语言主要属于吴语系统的太湖片。战后，河南、湖北、浙江平阳、安徽安庆、江苏苏北等不同有代表性语言种类随着移民的迁入而带入，使长兴地区出现“七嘴八舌”、“五方杂处”的状况。经过百余年的发展衍化，如今已形成了包括长兴在内的皖浙“客籍方言区”，其中以官方分布最广。有语言学家研究称，“从安徽马鞍山、当涂、芜湖往南，形成一个走廊，越走越宽，经宣城、郎溪、宁国、广德，延伸到浙江的长兴、安吉（包括旧孝丰）、临安（包括旧于潜、昌化）等县，并且跟其他官话区连成一片”。 &&&&经过百年来的发展衍化，长兴出现了本地方言和“客籍方言区”并呈的状态。其中“客籍方言区”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 1、河南话，在目前的长兴，有最广泛的使用区域，使用人数与本地的“长兴话”不相上下。当然，现在由于交通的便利和人与人交往的日益频繁，很多人同时能掌握、使用着河南话与长兴话，甚至“温州话”或更多。有些本地的长兴土著，由于生活在人数占多的河南湾里，从少到大与河南移民生活在一起，操持的河南方言与正宗的河南移民一般无二。目前使用河南话的乡镇，在长兴主要集中在原来的仙山、二界岭、管埭、长潮、天平、林城、吴山、和平、便民、蠡塘、观音桥、包桥、虹星桥、长桥等地。 &&&&2、江淮官话：分布在原来的水口、后漾、煤山等乡镇。 &&&&3、苏北话：分布在原后漾、夹浦、鼎甲桥、洪桥、横山、和平、长城等乡镇； &&&&4、闽语：闽语是温州平阳、苍南和福建松溪等地移民的方言。主要分布在原白阜、太傅、长潮、仙山、泗安、二界岭、和平、吴山等乡镇，其中以太傅最为集中。原来全乡13个行政村有10个村通行闽语。 &&&&在移民和土著的长期生产生活的“交错”中，文化、习俗也在彼此融合，相互影响。在长兴，为了交流、交际的需要，很多人同时会说两三种方言，由于人口的原因，河南话和长兴话成为县境内最重要的交流语言。由于远离故土，与迁移来的老家联系，随着一代代人在本地出生、成长而越来越疏，同时与本地土著的交流、交际越来越频繁、紧密，故有些地方，因为村落中移民和本地人相比前者相对较少，则移民的方言会发生一些变化。如河南话，其语音从总体上看属于北方的官方系统，但在长期受长兴方言影响后，有些入声字读成了喉塞音尾，接近吴语。同时，在语法方面，有一些独特的句式和表达方法，尤以语气词为突出。而且由于所处环境的不同，移民方言语音变化的速度也大不相同。如虹星桥镇的东城、港口等村，由于村里河南罗山移民较多，平时日常彼此间交流的方言全部是河南话，故迁移百余年来，一整套的语词、句几乎无任何变化，这一点，从《中国改革报》记者、河南罗山土著人宋华来长兴的考察文章表述以及当下诸多河南罗山前来长兴打工人的对话感受中，都觉得“一点都没有变”。但同样是河南罗山的移民，在安吉县梅溪镇的河南移民话语中，你会感受到因受本地方言长期影响后的些许变化。如虹星桥镇东城的河南人说到街上去为“上街(jie)”，而梅溪镇高桥的河南人说到街上去叫“上街(gai)”；东城河南话说鞋为“鞋(xie)子”，高桥人说鞋为“鞋(hai)子”。同样的字词，读音就很不一样。同时，长兴土著方言在河南移民方言的影响与冲击下，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如长兴本地话中很多字的次浊生母趋向清晰化，“煤”等字的生母发音基本不浊；“怪”等字的韵母在本地方言中读&gua&，但在一些受河南、苏北方言影响的地区，一些长兴人也跟着读“guai”音，且受河南方言影响读“第四声”的去声，受苏北方言影响读“第一声”的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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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真不知道，学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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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兴确实就是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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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的太好了，强人啊。可能浙南移民比较少吧，作为“平阳人”还是有不少遗憾，很少有看到自己祖先，及风俗的介绍。也非常感谢作者能做这样的考究，非常有意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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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报纸上看了。
花是艳美的
心是苦苦的
根还在污泥里
年纪一大把
却还是那么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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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稿子是徐惠林老师写的吧。建议楼主以后把作者的署名写一下。人家也是花了很多精力才整出来这么一篇稿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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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了，原来还有这么多“河南村”在长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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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着南京几乎都有类似的情况。楼主辛苦。那年头过来的“温州”“平阳”移民也不少，但他们有许多是更早更早的移民潮由闽南移来在温州一带（包括台湾）定居 多年后，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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