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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民营企业产权制度创新论文.pdf 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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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
1、坚持以“求实、创新”的科学精神从事研究工作。
2、本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和取得的研究
3、本论文中除引文外，所有实验、数据和有关材料均是真实的。
4、本论文中除引文和致谢的内容外，不包含其他人或其它机构
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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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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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版和纸质版；有权将学位论文用于非赢利目的的少量复制并允许论
文进入学校图书馆被查阅；有权将学位论文的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
行检索；有权将学位论文的标题和摘要汇编出版。保密的学位论文在
解密后适用本规定。
作者签名：
民营企业的崛起是我国体制改革的最大创新。在国家宏观政策的指引下，民
营企业凭借其自身独特的优势，参与市场竞争，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我国
的社会经济生活中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我国的民营企业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并发展壮大的。由于产生和成长
的特殊性，民营企业普遍采用家族式的产权制度，呈现出产权主体的超经济性、
产权结构的一元化和封闭性、产权关系的模糊性等特征。这种产权制度在一定程
度上适应了企业初创时期发展的需要，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民营企业规
模的不断扩大和外部环境的逐渐变化，其弊端开始显现，突出表现在这种制度安
排方式无法实现现代产权制度安排中存在的诸多外部利润。因此，变革现有产权
制度，成为民营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民营企业要保持持续、稳定发展，必须克服制度供给的制约，进行产权制度
创新。要明晰企业内部产权，建立法人财产所有权；优化企业产权结构，实现产
权多元化：开展资本运行，促进产权的流动；开放企业产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通过以上途径，逐步建立现代产权制度。
民营企业产权制度创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解决目前我国民营企业存在
的产权问题，不仅涉及到企业本身，还涉及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诸
多外部环境的改善和优化。因此，要使民营企业产权制度变迁顺利进行，还必须
具备一定的实施条件，需要企业家和政府等要素的支持与配合。
关键词：民营企业 产权制度 制度变迁 创新
The quick emerging of nongovernmental enterprise is actually the result of our
country’s systematic reformation．For many years，they have been actively involved in
the market competition and won great success by relying on the macro—policy of the
country and ofcourse，their own special advantages．
The nongovernmental enterprises have been developing under special historical
situation．They are generally run by families and property structures are
centralized，cosed but ambiguous in their property relationship．To some extent，this
property system caters to the needs of the enterprises in their infancy．However,with
the deepgoing ofthe Open Policy in our country，the changing ofthe outside situation
and the continuous expanding of the scale,the nongovernmental enterprises gradually
reveal their drawbacks．The most prominent among all is that the arrangement of the
property system can’t properly deal with the outside profits which shouldn’t be the
case in a modem system．
正在加载中，请稍后...[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这期文章汇编选用了多篇《选择》周刊发来的文章，并引用刘军宁先生的文章标题作为本汇编的题目。的确，今天需要这样思考了：中国到底需要改革还是改制？30年了的改革中国到底被改成了什么样？其他文章的内容或多或少都涉及了中国问题。请大家注意阅读。]
中国需要改革还是改制？
国美收购大中惹出的劳资矛盾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殷辂：《制度问题还是人的问题》
张宏良：《辽宁西丰：正在拉开中国内乱的历史序幕！》
刘军宁：《从改革到改制：什么决定中国的未来？》
周其仁：《人人享受卫生保健的限制条件》
吴稼祥：《隔离疗法：联邦化改革道路》
张五常：《新劳动法的困扰》、《再谈新劳动法》
马英九：《民主再造工程──台湾民主第二阶段改革宣言》
朱学渊：《民主制度的胜利》
曼莫汉?辛格：《全球经济中的中国和印度》
马玲：《奥运会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影响》
章星球：《企业倒闭风潮与中国就业问题
梁北岳：《“世界工厂”对中国带来的危害和难 解 的 矛 盾》
杨光：《中国历史上的朋党政治》
何必：《国美与大中联手挑战劳动合同法》
张新光：《建国以来集体林权制度变迁及政策绩效评价――以大别山区的河南省新县为例》
陈洪宪：《江苏阜宁：侵吞国有资产三十六计(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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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军观察中心编者按：殷教授这篇文章的深意可能很多人看不出来，靠法维系社会还是靠德维系的社会？这个问题中华民族已经探索几千年了。中国人早就发现尚法和靠法维系的社会非常残酷，于是自秦始皇之后，转向了尚德。中国人取法乎上，之所以选择德，主要是因为：如果一个社会整个人心都坏了的话，再多的法律治理也无济于事，并且只能是坏上加坏。所以，中国社会和政治历来选择治理人心，只要人心不坏，社会就不会出问题。而西方文化的尚法仅仅是人类文明的初级阶段，不学着去做一个好人，再建立这制度那制度，都管不好这个社会。殷先生是真正看出了这一问题的人，但今天的中国还亦步亦趋地跟在“法治”的话语后面，盲目地唱着“法制救国”的调子。其实法律和法律工作者们，不过是人类变恶之后才产生出的一堆衍生物。中国的圣王政治实际上是最简单有效的政治。如果中国今后刻意追求西方的法制社会，这个国家未来的混乱可想而知的。所以建议大家好好看看殷先生文章中指出的“法弊”问题。]
发件人："yinkx" &> 收件人： "仲大军" &> 抄送：发送时间： 21:27:04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殷辂来稿&
制度问题还是人的问题
&&& 在反腐败问题上目前已形成了一个共识，即应该从源头、从本源上消除腐败产生的土壤，但对于什么是本源却非常模糊。很多人将腐败看成是制度的腐败，但制度的不完善并不一定是制度本身的问题，不是制度设计就能解决的，它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解释的社会问题。
　　朱子曰：“今世有二弊：法弊、时弊。法弊但一切更改之，却甚易，时弊则皆在人，人皆以私心为之，如何变得！”朱子告诉我们，制度问题并不一定是法弊，在很多时候是时弊的表现。技术性的制度缺陷是容易解决的，但与人心及社会风气直接相关的时弊却不是靠制度设计能够改变的。礼义崩溃、世风贪鄙，则制度的漏洞层出不穷，再精致的设计也会由于人的问题而出现问题。
&& 清代汪志伊在《警陈吏治之事疏》中说：“自古有治人无治法，因一弊即立一法，而法卒不能周，立一法又生一弊，而弊终莫能除。且法愈密则规避愈多，则废驰愈甚，由此观之，与其详于立法，不如慎于用人，盖人正而弊自除也。”单纯从制度形式上说，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没有弊端，制度所显现出来的弊端并不仅仅在于制度本身，它与社会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果看不到问题的本质而机械地堵塞漏洞，单纯地完善制度之形式，就会陷入不断“完善”但永远不能完善的境地。
　　一般人在谈论制度时，将制度问题看成是认识一切问题的起点，其实，制度问题在特定的社会风气和环境下恰恰是问题的结果，甚至将一切归咎于制度的思维方式也是有社会原因的。制度的缺陷（法弊）有可能导致腐败行为的发生，但是，在腐败成风（时弊）的前提下，根本不会存在完善的制度。一些学者喜欢谈论“制度理性”，但如果将“正义”外在化，变成与人无关的技术，以形式或程序的“正义”取代正义，那么，“制度理性”必将不断受到个人“理性”的挑战，对这种“正义”追求也必然是一个无法停止的过程。将问题完全归咎于制度，而“好”的制度恰恰是建立在“性恶”假设之上，这种“完善的”制度是对“恶”的确认还是改造？在社会风气受到严重污染的前提下，“制度决定论”和所谓的“制度理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必定是对这种状况的确认。把消极、被动的手段当成是决定性的因素，社会面貌或风气的改善就不可能成为现实。古人云：“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制度设计无论怎样精致，它都属于被动防范的范畴，如果缺乏人自身的提升，制度必定越来越复杂，形成“法愈密则规避愈多”的状况。
　　越是在社会风气败坏的时期，人们越看不到自身的问题，越寄希望于制度建设，制度条文的出台速度也就越快，但这些条文大都停留在书面形式上，并不能真正成为一种制度。这实际上是一种恶性循环：由于社会风气败坏、腐败泛滥而导致制度的漏洞越来越多，迫使政府出台一系列堵漏措施，但由于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这些增加的制度环节并不能按其设计者的意愿发挥作用，相反每一个环节都会由于“人的问题”而出现问题，导致腐败的泛滥及社会风气进一步恶化，而这又提供了完善制度的“理由”。因此，当制度创新成为朗朗上口的时髦用语的时候，应该分析这种思维产生的社会背景，应该问一下所谓的“制度漏洞”是腐败问题的原因还是其结果。只有跳出了就制度论制度的思维框架，问题的本质才会显现。
　　堵漏措施发挥不了作用，人们又将希望完全寄托于西方的政治制度，以为建立起这种制度问题就能自动解决，但这难道不是同一种思维方式的延续？脱离“治之本”而谈“治之法”，把制度孤立起来而谈所谓的制度建设，极容易将制度器物化，陷入“某种制度决定论”的泥潭。子曰：“政者，正也。”政治的本质在于“正”，监督出于“正”，制衡出于“正”，这才是真正的政治。如果监督出于私利，制衡出于私利，即使有“完善的”制度形式，监督、制衡必然是变形的。在腐败问题上，一些人所说的制度问题就是没有建立“以利制利”的监督、制约机制，以为只有建立在“私利”基础上的食物链才靠得住，看不到问题的本质就在于有利无义。建立在私利基础上的监督极有可能形成有利就监督、无利则不监督的情况，这与其说是反腐败不如说是以腐败制约腐败。如果每一个利益集团都停留在自身的私利之上，将政治看成是私利的竞技场，那么在这种监督的过程中又会产生新的腐败。比如，我们一再强调要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但如果仅仅为其私利而去监督，那么必然会出现新的腐败。监督和制约非常重要，但建立在道义基础上的监督才是真正有效的，在缺乏一个最起码的自觉和自律的社会中根本不可能存在有效的监督机制。监督机制的形成不是依靠复制西方制度就能实现的，如果在复制的同时将其内含的人性假设一同复制到现实生活中，那么，建立所谓的监督制约机制就永远是一种假设。
　　反腐败要依靠制度，但真正完善的制度并不是孤立的，它有赖于正气的抬头、社会环境的优化，同时又与择善任能联系在一起。脱离人而谈制度，制度不可能真正完善。反腐败从本质上说并不是一个技术问题，并不存在不反自消的灵丹妙药，如果不能克服“见物而不见人”的思维障碍，不分正邪、不触动社会面貌，单纯地依靠物化了“制度”或其它的技术性的“降温”手段，则很难起到扶正祛邪的作用，反腐败不可能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发件人：&tianyang001&&&&
收件人： &大军&&&& 抄送：发送时间：
23:36:40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张宏良文&
辽宁西丰：正在拉开中国内乱的历史序幕！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张宏良
&&& 辽宁西丰，这个昔日血雨腥风百兽哀鸣的皇家围猎场，2008年初再次响起了围猎的号角。只是这次围猎目标不是当地的飞禽走兽，而是天子脚下的北京；并且不是北京一般的地方，而是中央机关所属单位；并且不是一般的中央机关所属单位，而是中央政法委所属单位；并且不是一般的中央政法委所属单位，而是中央政法委的机关报，是驻有一个武警中队保护的《法制日报》；抓捕3天前发表文章“诽谤他们县委书记”的一名女记者。虽然这位中央大报的女记者哭哭啼啼东躲西藏最终逃过此劫，没有像她文章中描述的那位女商人一样被投入监狱，但是它却意味着中华民族将有可能在劫难逃，至少是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内乱边缘。
&&& 在中国历史上，当地方官僚对上不在乎中央政府，对下不在乎百姓死活时，几乎无一例外地或者是爆发大规模内乱，或者是爆发灾难性外患，或者是内乱外患一起爆发，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的历次浩劫无不与此有关。而目前中国地方官僚对中央政府的蔑视程度，更是达到了闻所未闻登峰造极的惊人地步！一个不过七品芝麻官的小小县令，竟然跨越省市两级政府，派人直奔京城军机处抓捕京官，是非对错暂且不论，其行为本身就已经构成了犯上作乱的大罪，所以数千年来中国历朝历代都从未发生过类似事件，西丰县令可谓是中国千古第一县令。如果说西丰县衙直闯京城军机处抓人已属千古奇闻的话，比事件本身更加让人震惊的是事件发生后完全颠倒的君臣反映：面对网络媒体排山倒海的讨伐声浪，西丰县不仅没有丝毫恐慌，反倒出奇地镇定自若、理直气壮、公告不断，声称县令对此事“十分宽宏大量”（中央应该感到庆幸，倘若不是遇到一个宽宏大量的县令，估计将会直奔中南海抓人）；中央方面经过多日沉默后的第一个反映，不是震雷霆之怒、扬天子之威，而是通知媒体不要炒作此事，动用国家力量为西丰效力，进行化解掩盖。中国网络公众再次扮演了当初义和团的悲剧角色，本来是帮助中央讨伐西丰，结果是中央和西丰联合起来禁止网络炒作，当初义和团就是本来在帮助朝廷打洋人，结果却遭到朝廷和洋人联合镇压。如同当初清政府不仅没有成为中国人民反抗洋人侵略的工具，反倒成为洋人镇压中国人民反抗的工具一样，中央和地方官僚的位置再次颠倒过来了，地方官僚不仅不再是中央政府手中的工具，中央政府反倒成为地方官僚手中的工具。
&&& 中国集权政治制度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跨越数千年的超稳定结构，就在于其塔式权力结构有着不可僭越的君臣隶属关系，以道统为基础的内在秩序和以皇权为核心的外在秩序，形成了塔式权力结构的牢固支架，以往30年诸如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等丛林法则的兽性化训练，摧毁了权力金字塔的道统基础，金字塔的塔基已经彻底酥透朽透，随时都有可能化为一团随风而逝的齑粉尘烟，维系金字塔不倒的唯一力量只剩下权力脚手架的外部支撑。而西丰案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标志着这最后的权力脚手架也已经开始被拆除，并且拆除这最后脚手架的不是来自于外敌入侵或民众造反，而是来自于地方官僚。任何人都能够想象到，一个小小西丰县委就可以随心所欲派人进京抓捕京官，如果是再大些的铁岭市委或者辽宁省委呢？如果是拥兵数十万的各大军区司令呢？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内乱和分裂几乎都是由此开始的。虽然就表面来看，中国依然是个中央集权国家，中央号令地方，地方服从中央；但是在功能和内容上，整个国家机器已经被分割成无数块隶属于各级官僚的私产，成为各级地方官僚对上玩弄中央、对下欺压百姓的私人工具；实际上的中央集权国家只剩下一个徒有虚名的强大躯壳。并且此种情势愈演愈烈，从最初“政令出不了中南海”那种中央政府的边缘化，直至发展到目前这种直接进入中央政府抓捕违背地方利益的各类京官。
在此我们无意分析这位西丰县令，更无意去判别此类权力、资本和媒体之间利益纠葛的是非对错，无论最终这位县令结局怎样，此案都与个人品质没有任何关系，道理很简单，好官不会这样做，贪官不敢这样做，现在之所以能这样做，完全是制度设计的结果，是政权（不仅是权力）私有化的结果。最近越来越多的各类执法人员随心所欲当街杀人的频繁案例，如同西丰案一样，表明了中国的国家政权、中国整个国家机器正在走上私有化道路，中国的私有化改革，已经超越了经济私有化的发展阶段，转而进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私有化发展阶段，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政权私有化现象。中国地方官僚之所以能够无需罗织罪名、无需栽赃陷害，在光天化日之下随心所欲地杀人于闹市，就在于政权私有化使他们感觉到运用职权杀人，如同掏钱买东西一样地十分自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前些天湖北天门市执法人员仅仅因为路人对他们拍了张照片，就把对方当街活活打死；沈阳、广州的执法人员仅仅因为对方不听话，甩手一枪将对方当街射杀；既然连一般执法人员都可以把冒犯自己威严的人随意射杀，作为执掌数十万民众生杀大权的县委书记，要把冒犯自己的人投入监狱，也就顺理成章了。许多人总是把这类恶行归结为是集权专制的结果，其实恰恰相反，在集权专制时代，莫说地方官僚不能滥捕滥杀，即便是权倾天下的中央高官也不能滥捕滥杀。
《水浒》中的高太尉相当于现代国防部长，要加害林冲那样一个普通教练，也只能费尽周折地让林冲“违规犯罪”才能达到目的，而无法像现在西丰县令那样随便一句话就能把对方投入监狱；《水浒》中另一位张都监相当于现代的卫戍区司令，在西丰县令看来，应该是一句话就可以把身为囚犯的武松拉出去斩首，可是让西丰县令等现代地方官僚难以理解的是，一位堂堂的卫戍区司令要整死一个普通囚犯，竟然要兴师动众地设局栽赃，甚至花钱收买黑道才能下手。在西丰县令等地方官僚看来，像高太尉、张都监等人的官都他妈的白当了，居然整治个儿把老百姓都这么费劲，完全是一群地地道道的“笨蛋吃货”。从高太尉、张都监害人的笨拙手法中可以折射出即便在集权专制的封建时代，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僚也很难做到滥捕滥杀。慈禧太后时代是史学家笔下极其专制腐败的时代，可处死《杨乃武与小白菜》那样的普通小百姓，都要经过两宫皇太后的批奏。可见，地方官僚滥捕滥杀，绝不是中央集权或者一党专政的结果，古今中外历史上，中央集权的时期很多，一党专政的时代也不少，有谁见过地方官僚敢于抛开中央甚至冲着中央去滥捕滥杀（政变除外）？没有，一个都没有，只有发生在当今中国。
&&& 政权私有化正在把中国变成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政治怪胎，每一个地方政府，每一个行政单位，每一个地方官僚，都不再只是整个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与国家机器形成了类似物理学上的那种全息关系，拥有国家机器才具有的包括镇压在内的全部职能，如同全息照片剪掉的任何一个部分都具有完整图像一样，中国任何一个地方官僚同样具有国家的全部职能，这种部分与整体在功能上的完全重叠，造就了各级地方官僚的皇家化，形成了大大小小数不清的土皇帝，全国有多少官僚，就有多少土皇帝。土皇帝做久了，不仅在百姓和其他同类面前具有皇帝的感觉，甚至对中央也会无形中流露出皇家习惯。西丰县令属下不假思索地去京城抓人，就是这种皇家习惯的自然流露，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没有过脑子，如果当时有哪怕是5分钟的冷静思考，恐怕借他八个胆子也不敢派人去中央政法委抓人，道理很简单，虽然中央政府被边缘化了，但是中央政府下面许多大大小小的土皇帝并没有被边缘化，随便哪个土皇帝一发怒，这位西丰县令就会立刻堕入无边地狱。虽然中国历史上土皇帝现象由来已久，但一般都是存在于那些人迹罕至的偏远蛮荒之地，像目前中国这样官僚集团整体上皇家化的现象从未有过。
&&& 不仅政治生活皇家化了，甚至包括个人生活都皇家化了，越来越多的地方官僚搞起了三宫六院。今天官僚包养二奶并非是三妻四妾的复活，而是在建设皇家的三宫六院。皇家三宫六院和富家三妻四妾最本质的区别，就是富家的三妻四妾只是性欲工具和生育机器，没有官衔和职务；皇家的三宫六院则有着明确的官衔和职务。环顾当今官场，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就是有越来越多的二奶正源源不断地由床上走到主席台上，只要宝贝儿一撒娇，想要什么乌纱帽就有什么乌纱帽，其政治上的风光远远超过了以往皇家的三宫六院，以往皇家三宫六院的官衔再大，其风光范围也仅限于宫墙之内，现代土皇帝的二奶宝贝儿，则可以公开抗着顶带花翎巡游天下。不仅二奶本人要什么乌纱帽就有什么乌纱帽，甚至二奶又包养的二爷都可以官运亨通，云南省昌宁县原县委书记杨国瞿，为包养的二奶招聘二爷时公开悬赏说：“县里有谁愿意做她（即杨国瞿的二奶）的丈夫，我就给他一个局长干干”。在此，政权的私有化和官僚的皇家化已经发展到了何等程度，甚至超越了历史上绝大多数皇帝的权力。
&&& 正是这大大小小的无数土皇帝，把中国变成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型国家――官僚主权国家，表面上统一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实际上是一个内部十分松散的官僚联邦式国家。官僚成为国家主体，国家主权既非整体主权，也非个体主权，而是完全的官僚主权；一切权力归官僚，包括立法权、执法权，监督权等等所有权力，统统集中在官僚手中；官僚是国家至高无上的神圣权威，什么都可以怀疑，官僚统治不能怀疑，什么都可以打倒，官僚权威不能打倒。所谓改革从开始就是强化官僚统治的手段，对上改革中央对下改革百姓，用民主对抗中央，用市场掠夺百姓，逐步形成了官僚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摆脱了人类历史上针对官僚设置的所有约束。中国古代社会是天子主权，官僚要受皇权制约；现代西方国家是资本主权，官僚要受资本制约；毛泽东时代是人民主权，官僚要受人民制约；唯独当今中国是官僚主权，官僚不受任何社会制约，并且有权制约社会任何方面，对上可以约束中央，对下可以约束百姓，官权把皇权和民权同时踩在了脚下，成功建造了一个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空前绝后的官权天堂。天堂里的人们是绝对自由的，中国的官僚也是绝对自由的，莫说去中央政法委抓人，如果手里有军队，中南海也可随时掀个底朝天。
&&& 如同历史上军队私有化往往造成兵灾一样，政权私有化则造成了比兵灾更加可怕的官灾，兵灾只是祸害当前一代人，官灾则是祸害子孙数代人，官灾是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灾难。我们之所以讲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其根本原因就是官灾的泛滥，自然资源濒于崩溃，道德资源完全崩溃，鬼妻、残童、窑奴、性奴等突破人类文明底线的野蛮兽行，经济殖民化的空前发展，成千上万亿资产源源不断地流向西方，超越历史上任何一个糜烂时代的变态性挥霍等，所有这些罪恶现象几乎无一不是官灾泛滥的结果。官灾泛滥，表明中国的私有化改革不仅已经由经济领域发展到了政治领域，并且由一般的权力私有化发展阶段上升到了政权私有化发展阶段。自从私有制产生以来，私有化一般仅限于经济领域，即便历史上那些极度腐败时期，也只是出现过权力私有化的现象，政权私有化的现象极少发生，即使发生也只是在国家分裂最初极其短暂的混乱时间内，随着地方割据的明朗化，地方政权很快就会恢复其皇家性质或者国家的公共性质（尽管这里的公共是统治集团内部的公共），像目前中国这样在和平时期便普遍形成了政权私有化的状况，无论中国还是世界历史上都还是第一次出现。政权私有化不同于一般权力私有化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镇压职能。无论历史上还是当今现实生活中，一般权力私有化的特点就是以权谋私、收受贿赂、卖官鬻爵，并不具有镇压职能，无论拥有多么高的官位，都无权直接镇压对方，哪怕对方只是一个囚犯，而只能通过栽赃陷害的方法造成犯罪事实，才能把对方变成国家机器的镇压对象，这就是高球害林冲、张都监害武松要费尽周折设局栽赃的原因，如果他们拥有西丰县令那样的镇压权力，只需一句话，十个林冲和武松也早死光了。况且《水浒》还是文学作品，所描述的是集腐败之大成的最典型的腐败环境，其间注入了大量想象和文学加工，即便如此，其腐败也不过仅限于权力私有化，并没有形成政权的私有化，可见今天的腐败程度已经超出了历史上关于腐败的最大胆想象。一如《水浒》中描绘的那样，权力私有化的腐败会把好人逼上梁山，激起民众的革命造反，而政权私有化的腐败，则同时带来两个方面的危害，既会激起民众造反，又会导致社会分裂内乱。
&&& 政权私有化最可怕的就是会形成国与民之间的生死对立，强迫全国人民如同岳飞一样地面临悖论选择：抗战胜利被国家处死；抗战失败被敌寇杀死；除了卖国当汉奸，舍此没有其它任何活路。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无数视死如归的铁血汉子最终难逃汉奸命运的根本原因。男儿可以笑赴沙场喋血刑场，却很难接受被贪官当作汉奸处死的悲剧命运，而能够逃脱被当作汉奸处死的唯一途径，就是趁还活着时真的去当汉奸。如果说经济私有化把全国人民变成了资本的奴隶，那么政治私有化则有可能把全国人民变成冷漠的汉奸。中国人之所以特别痛恨贪官，中国历史上之所以有杀贪官的传统，中国历代造反之所以把反贪官作为主要口号，就在于中国的所有灾难和悲剧无不根源于贪官。而今天的政权私有化，更是远远超过历史上的贪官腐败现象，贪官只是以权谋私，政权本身还具有公共性质（至少是集团内部的公共性质），政权私有化则如同产权改革中把国有企业变成私人资本一样，直接把公权变成私权，变成官僚个人的私人财产，如同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后企业内部的所有厂房机器设备都属于老板一样，政权私有化以后政权范围内包括老百姓在内的所有一切，也就天然属于官僚，所谓以权谋私的历史现象也就不复存在了，倘若此时再说以权谋私，如同在说以私谋私那样没有了任何意义。稍微注意一下媒体舆论就会发现，以权谋私这个概念正在从人们的议论中逐步消失，并且官僚本身对传统的以权谋私也逐步失去了兴趣，当下国有企业老总舍弃亿万资产去拼命从政的现象就是典型，目前一些国有企业老总年薪已有上千万，加上期权、MBO（管理层收购）等收入，一上任就是亿万富豪，还是合理合法的亿万富豪，可是目前中国的官僚却想尽千方百计，也要舍弃亿万资产去当一个年薪也就10多万的副部级官员。可见，中国已经超越了以权谋私的权力私有化发展阶段，进入了政权私有化的土皇帝时代。
&&& 前面说过，中国问题的根源在于官灾的泛滥，官灾的泛滥在于政权的私有化，政权私有化则是清算文革的结果。由于现代中国的大众民主诉求是通过文革表现出来的，对文革的清算便自然形成了对公民大民主的清算，所有公民的民主权力都遭到彻底否定，包括最野蛮资本主义社会都承认的罢工权力都被彻底剥夺，罢工是世界公认的公众最低权力，是驴牛骡马等牲畜都具有的天然权力。排山倒海般清算大民主的政治浪潮，把中国推上了背离世界政治文明的发展道路，使中国由一个世界公认的政治上的先进国家变成为政治上的落后国家，在世界人权法庭上由原告变成了被告。当文革大民主也就是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模式被彻底妖魔化以后，可供中国选择的就只剩下两种政治模式：苏联式的集权政治和西方式的集团政治。当时中国左派右派的斗争，就是选择苏式集权政治模式还是选择西式集团政治模式的斗争，如果没有家族利益的介入，这两种政治模式的斗争将会一直继续下去，家族利益的介入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方向，推动中国走上了政权私有化的发展道路，这主要是上述两种政治模式与家族利益形成尖锐矛盾的结果。
&&& 苏式集权政治本质上是一种皇家政治，只承认皇家利益（党的利益），不承认家族利益，并且身份和权利相统一，任何人都不可能把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变成自己家族随意更换的“账房先生”，要想垂帘听政特别是全家老小谁都可以垂帘听政，那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而西式集团政治本质上是资本主导的政治，不承认任何特权，不仅不承认官僚家族特权，甚至连政党特权都不承认，更是家族利益无法容忍的政治制度。于是中国的政治改革在客观上就被圈定在一个极其狭小的范围之内，既要改革中央领导的集权政治模式，又要避免资本主导的集团政治模式，更要反对人民主导的大众政治模式。由于政治改革把中央、资本和民众同时排除在民主进程之外，民主本身变成了地方官僚的一种特权享受，民主改革变成了对方官僚对上约束中央对下约束百姓的一种特权手段，中国的政治改革与古今中外历史上所有政治改革完全形成了相反的路线，历史上所有政治改革都是约束官僚权力的改革，中国古代是通过加强皇权来约束官权，现代西方是通过扩大民权来约束官权，唯独当今中国完全相反，是通过巩固和加强官权，来对抗中央的集权和镇压百姓的民权。巩固和加强官权的武器就是30年来响彻云霄的那句漂亮口号：“民主法治”，民主用来对抗中央，法治用来整治百姓。把民众排除在外的民主只能是对抗中央的民主，摆脱了中央和民众制约的法治只能是镇压百姓的法治。可以说，30年来最受各级官僚欢迎并且被各级官僚喊的最多的口号恐怕就是“民主法治”了，甚至是30年来各级官僚唯一一句发自内心的政治口号。
&&& 正是通过所谓民主法治建设，社会所有权力所有资源越来越集中到各级官僚手中，官权越来越成为超越一切的绝对权力，不仅公众百姓越来越无可奈何，甚至中央政府也越来越无可奈何，政权已经逐步私有化到官僚个人手中，几个官僚随便凑到一起召开一个民主生活会，就可以更换党中央总书记，甚至干脆连民主生活会这种走形式的障眼法都懒得要了，凭老爷子一句话就可把堂堂现任党中央总书记抓起来，一直软禁到死。那位被软禁的总书记不明白权力的私有化，已经把党中央总书记变成了一个耳坠般的纯粹摆设，试图以最高领导人的身份进行垂死挣扎，酿成了所谓八九风波，八九风波是皇权（中央集权）和民权对官权的最后一次反抗，随着皇权和民权的两头失败，中国进入了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官权时代。后来的总书记看透了官权时代权力把戏的全部奥秘，出于蓝更胜于蓝，采用了借力打力的办法，私有化一步到位，由权钱交换直接过渡到权钱合一，政权私有化再上一个台阶，天下官僚尽入囊中，彻底封杀了老爷子出招的全部路数，成为中国历史上成功制住垂帘听政者的第一人。只是政权私有化苦了天下百姓，毁了中华民族，埋下了天下大乱民族解体的罪恶祸根。
政权私有化的过程，就是一个纵官作恶、纵官为匪的过程，扒房子圈地、占人财产、淫人妻女、致人死命，逼男人为奴，迫女人为娼，富人成为野兽，穷人成为牲口，堂堂文明古国变成了血腥动物世界，富人和穷人从两个方面与国家形成对立，富人因掠夺而对国家未来产生恐惧，穷人因被掠夺而对国家现在产生恐惧，成为国人恐惧对象的国家是最脆弱的国家，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分崩离析，随便任何一个外敌入侵就会投降亡国，世界近代史上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都能够轻易打败中国的根源就在与此。当初作为官僚总代表的李鸿章卖国卖到了空前疯狂的程度，对所接触的国家无一不受贿，对所接触的企业无一不索贿，慈嬉光绪母子连心，眼见大清江山被瓜分何尝不痛心，但是洋务运动的改革已将国家主权转移到地方官僚手中，被称为集权专制集大成者的慈禧太后，却只能像狗一样地哀求李鸿章，并忍痛抓捕关押自己的儿子来讨好地方官僚，幸亏李鸿章不好色，否则强迫慈嬉太后做二奶，恐怕慈嬉太后也不敢拒绝。
如果说大清王朝晚期地方官僚坐大，是官僚集团通过洋务运动自下而上篡夺皇权的结果，那么近30年官僚集团的绝对权力，则是由上而下主动推行的结果。虽然从表面上看，并没有像经济私有化那样制定明确的政治私有化方案，但是诸如“权力下放、放权让利”“取消罢工自由和四大自由”等政治改革的基本指向，无一例外地都是解放官权，完全是一场解除制约、放纵权力的官权解放运动，特别是“永远不搞政治运动”的承诺，等于是公开下达了贪腐放纵令，开闸放贪、纵官逐利，全面拉开了权力私有化再到政权私有化的历史大幕，中央政府被逐步边缘化的晚请悲剧开始再次上演。虽然表面上中央政府仍然十分风光、说一不二，实则已如同二奶那样沦为地方官僚手中的玩偶，一个小小西丰县就敢去中央政法委系统抓人，再看媒体控制更能反映出中央政府被边缘化的状况，除网络之外的整个媒体都在研究如何对付中央对付百姓，对付中央和百姓的右派舆论遮天蔽日，而研究对付官僚集团的文字一个都没有。右派精英召开的“西山会议”公开提出共产党是非法组织，右派老巢《××春秋》甚至在研究推翻共产党的具体时间，全都发生在北京却未遭到任何干预，而反对他们的左派却是言论遭到封杀，人员遭到警告。可见，在地方官僚眼里，如同二奶只是他们用来满足性欲的工具一样，中央政府也只不过是他们用来满足私欲的工具。中华民族正在从内部遭到肢解。
&&& 政权私有化所形成的官僚绝对权力和官权至上原则，把中国社会的权力金字塔翻转颠倒过来了，翻转颠倒的金字塔是最危险的金字塔，随时都会轰然倒塌。如果塌向左边，砸死的将是亿万百姓，所以左派殊死抗争地向右推；如果塌向右边，砸死的将是官僚买办，右派也在拼命支撑地向左推；左右两派都竭尽全力要砸死对方。结果却是相反相成，来自左右相反的两股政治力量不仅互相抵消，而且在相互冲击过程中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旋转推力，推动颠倒的金字塔犹如陀螺般地旋转起来，左右之间的斗争越激烈，形成的旋转力量就越强大，这只巨大政治陀螺旋转的速度就越快，其颠倒状态就越稳固。如果没有外力的冲击，它能数十年上百年乃至几百年地就此旋转下去，一旦遭遇外力冲击停止旋转，立刻就会轰然倒塌。中国历史上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两大政治力量冲击形成的旋转力量，推动中国的政治陀螺旋转了二千多年，几乎耗尽了中华民族全部活力，后来遇到八国联军稍一冲击，立刻就陷入了几乎亡国灭种的百年战乱。
&&& 目前闯过百元大关的石油价格拉开了发达国家经济衰退或经济危机的序幕，衰退和危机将把数十万亿美元如狼似虎的饥饿外资驱赶到中国，中国陀螺的旋转将再次被打断，上次陀螺停转后是百年战乱，这次会有多久？愿上苍佑我中华。
&&& 中华民族确实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发件人："Flynn" &.cn> 收件人： "Flynn" &.cn> 抄送：发送时间： 10:34:10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转发: 长江水位降到142年最低&
长江水位降到142年最低&
中广新闻／夏明珠
&&& 长江流域今年酷旱，水位掉到142年最低。大陆正面临十年来最严重的旱灾，气候通常比较潮湿的华南，受灾尤其严重，几百万人饮水都成问题，一月八号，长江流经汉口的河段水位降到13.98公尺，这是自1866年以来最低水准。&
&&& 湖北的一个农夫说，今年的旱灾，严重的程度令人难以想像，几天前，他看到好几艘船在长江上搁浅，这辈子，他从来没见过这种状况。&
&&& 从去年十月至今，长江的主河道，已经有四十多艘船搁浅。官员说，今年的旱季比往年提早一个月报到，长江水位下降的速度，也比往年快。
发件人："选择周刊" &> 收件人： "Choice Weekly" &> 抄送：发送时间： 18:42:37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选择周刊第168期
从改革到改制：什么决定中国的未来？
政治学者& 刘军宁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从1949年开始。从1949年到今天，中国经历了1949年到1976年、1976年到1978年、1978年到2007年三个阶段。从1978年到2007年的近30年中，中国的关键词是“改革”。
&&& 1978年中国做出改革的决策，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如果不改革，国家机器就运转不下去了。我们通过下面这个例子来看当时中国所选择的改革方式：一栋楼出现问题，如果其结构尚可以加固，可通过改造或者加固来解决；如果其结构的根本出现问题，就需要把楼拆掉，重新建设，这一思路也适于判断中国的根本制度。1978年，邓小平的判断是：中国的社会结构存在问题，但不是致命的，可以通过加固来改变的，即通过改革对社会主义进行自我完善。于是，中国人选择了一条渐进改革的道路，即通过逐步的改革、加固和改造，让社会主义的大楼变得更加坚固、结实。从那时起，中国步入改革的年代。
&&& 渐进改革有其固有的特点，即只涉及制度的肉，不触及其骨架；只进行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只增加一些新东西，而不触及旧的根本，即增量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即每一项改革措施都要经过中央认可，作为中央的决定层层贯彻下来；是走走停停的改革；改革的标准模糊，不知哪些措施是可行的，哪些措施是不可行的。
&&& 中国经过近30年的渐进改革，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没有触动旧制度的根本，没有解决根本的制度问题，且一些新的危机和问题正在积累和加速。目前，在现行的制度框架内，改革已经没有空间了，下一步的举措需要动结构。显然，中央现在还没有决定动结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局面可以拖下去，在改革之后，中国的关键词究竟是什么？如果前30年是“改革”的话，未来中国的关键词就是“改制”。
&&& “改制”有几个尺度：第一是从命令走向市场，从国有企业走向私有。中国虽然是市场经济国家，但从南方和广东关于油供应的报道可以看出，油的价格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控制的，中国的绝大部分上市公司都是国有控股，中国的经济只是披上市场经济的羊皮罢了。第二是从专政到民主，中国宪法表明中国的根本制度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可以拆开来看，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专政，而不是人民民主。如果宪法上还写着坚持某种专政，无论是什么专政，我都觉得中国的制度转变没有成功，中国不能生活在一个专政之下。其三，中国要以人民为本的国家走向以公民为本的国家。“人民”在很多国家是一般性的、没有特别明确意义的词语，但在中国却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词语，而且非常抽象，是集体本位的。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名称是自相矛盾的，人民只是所有人当中的一部分，如果一个国家只属于所有人当中的一部分，就不可能是共和的。
&&& 我认为，中国未来的30年，至少需要从以上几个尺度进行改制。
&&& 如果说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是利益驱动的话，那么改制将是信仰驱动的。不是科学、制度决定中国的未来，而是信仰决定中国的未来。目前制度危机的背后是信仰危机。信仰有一个很奇妙的特点，它能让信仰者获得一个更高的标准，信仰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公司与公司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差异。
&&& 有人认为决定国家差异的是经济、科技、政治，这只表面现象，事实上，制度差异是造成国家之间的差异的主要原因。中国的执政党认为，中国的优越在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是制度使中国和其他国家不一样。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执政党同样认同制度差异决定了国家之间的差异。不同制度的差别在于不同制度背后所包含的信仰，制度的内涵是信仰。这个制度不是别的，正是宪政民主的自由制度！这个信仰不是别的，正是对自由、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的信仰！
&& （本文系作者日在南航ICON年度精英论坛上的演讲）
人人享受卫生保健的限制条件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周其仁
&& “2000年人人健康”，是1977年世界卫生大会提出的全球目标。30年过去了，这个目标究竟实现得怎么样，其间有哪些经验教训值得中国规划未来医改时吸取？作者认为，离开了对现实约束条件的把握，完美动人的目标并不自动等于实际问题的解决。
&& 当世卫提出这个目标，即“HealthforAllbytheyear2000”(简写HFA/2000，直译是“2000年人人健康”)的时候，离开承诺要实现的时间还有23年。英国贝弗里奇爵士在二战岁月里为英国规划战后社保计划，规划的过渡期也是20年。大体到1960年代，英国的确建成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虽然贝氏当年测算的建设成本完全没谱)，而财政不堪负担、服务质量以至遭到民怨，都是后来才浮上台面的问题。在比较发达之国，英国模式、德国模式、外加前苏联模式的福利保障一起上了路。再努力一把，从1970年代末到新世纪来临之前，把社会福利推广普及到所有发展中国家，“环球同此凉热”，总是有可能的吧？
&& “HFA/2000”还不完全是根据发达福利国家的经验提出来的。我看到的背景介绍说，世卫提出这个宏伟目标时，受到过一个发展中国家经验的启发。这个发展中国家就是中国，就是1970年代中国农村的 “赤脚医生”和农民合作医疗体制。以当时公开宣示的案例看，一个农民1年交1元钱，外加很少一点挂号费和药费，就可以在本村范围内得到最基本的医疗服务――这样的医疗服务网络覆盖了5亿农民，让世卫组织激动一下的理由是充分的。
&&& 不过，“人人健康”更多的还是一个远景式口号。第30届世界卫生大会提出目标的正式表述，其实是 “到2000年使世界所有的人民在社会和经济方面达到生活得有成效的那种健康水平”。这个提法也较空泛，所以第二年，世卫组织又发表 《阿拉木图宣言》，提出通过推行 “初级卫生保健(primaryhealthcare，简称PHC)”是实现HFA/2000战略目标的关键措施和基本途径。
&&& 中国政府很快对上述全球目标作出了正式承诺。也许因为世卫参考了中国经验，所以时任中国卫生部长还特别提出，“我国应在实现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战略目标方面走在全世界前列”。1980年代中，“2000年人人享受卫生保健”数度写入中国政府报告和长期发展规划。1990年，卫生部等五部委联合颁布了 《关于我国农村实现 “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规划目标》，给出了“初级卫生保健”的中国定义和指标(“初级卫生保健是指最基本的，人人都能得到的、体现社会平等权利的、人民群众和政府都能负担得起的卫生保健服务。”)并指出，“我国农村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基本途径和基本策略是在全体农村居民中实施初级卫生保健。”1997年，中国《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决定》还是坚持，“到2000年基本实现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
&&& 仟僖年终于来临了。全球实现了“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吗？或者退而求其次，至少实现了覆盖所有人的“初级卫生保健”？没有看到世卫这样说。中国做到了没有？中国也没有说。可是2002年，中国政府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又提出 “到2010年使农民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很明白，“2000年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的承诺根本就没有兑现，否则不需要再提2010年。问题是，2010年也很快就要来到，届时能不能做到？
&&& 我认为对政府未能兑现的承诺要作分析，不能由于没有做到就再也不提了，好像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那回事。这是因为，既定目标没有实现，里面总有一些经验教训值得记取。回避现实――哪怕是令人尴尬的现实――就把这点经验教训也“回避”了，对未来没有半点好处。个人的看法，2000年中国没有实现的 “人人享有卫生健保”，既因为承诺的目标大而无当，更因为对现阶段我国推行医保的限制条件缺乏清醒的认识。
&& 先谈目标的大而无当。本来中国农村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的做法，财务基础是农民在一个个小集体的范围内，自筹资金并实行一定程度的互济。所有农民和在农村生活过的知青都知道，不同地方的农村集体之间、甚至同一地方的不同小集体(生产队和大队)之间，收入水平和集体福利都存在不小的差别。在这个财务基础上搞起来的医疗制度，说“人人享有”也可以，但以为人人享有的福利标准是 “整齐划一的”，不免就是“美丽的误会”了。其实就连“人人”，也不能完全较真。比较客观一点，那是一套比较普遍实行的、平均的绝对水准很低、各农民小集体之间相对水平差距甚大的医疗制度。
&&& 当这个出口转内销的 “2000年人人健康”被写成中文“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健康”，再被写入中国政府文件之后，问题就严肃起来：作为一项政府承诺，到时候兑现不了，问谁的责任？中国政府不是联合国机构，可以写下无数美妙动人的远景和目标，实际做不到也没关系，反正继续开会、继续编文件、继续大把花联合国经费就是了。中国政府要负具体行政责任，公开承诺不能兑现，言而无信，也是开玩笑的事情吗？
&&& 老老实实说，“201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是根本难以实现的目标。这不但是因为中国人口数目巨大、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更因为中国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转型变革过程之中，以下三大制约条件将长期约束包括医疗卫生方面的政府承诺。
&&& 第一个制约条件，是长期被抑制的城市化，在改革开放以后加速爆发，巨量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融入城市，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可能形成一个新的社会结构。这是赤脚医生的人民公社时代没有的事情。现在不提别的，单每年春运的规模――1亿人口上火车，几亿人口坐汽车――哪个国家历史上见过？这对医保有重要影响：按人口属地原则设计的保障制度，怎么应付绝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民工的医保设在贵州、四川、安徽，工作生活却在北京、广州、深圳，在外有病，是回老家看，还是看了拿了账单回去报销？这些问题，所有德国模式、英国模式都没有遇到过。那些老牌国家，是在城市化大流动阶段早已经结束，多数人进入新的城乡社会结构，有了“正规就业”以后才搞起福利制度来的。“苏联模式”更没有这个问题，因为那个模式――尤其是其中国版――根本不让人自由流动。
&&& 有专家说，所以中国才要用税收支付医疗保障，就是“公费卫生健保”，人不分天南地北，走遍天下(国内)到哪里看病也免费。当然，只要免费看病做得到、可持续，什么话也不要说了。问题是做不到。因为这里有第二个制约条件，即财政状况。近年中国财政收入增长比GDP增速快了许多，不免让人想入非非。不过，财政收入不论增加了多么快，中国财政还是有赤字，政府还是内外举债――就是说财政开支增长得更快，要花钱的地方更多。以教育为例，“政府教育经费占GDP的4%”，也是政府多年承诺要做到的，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做到。个人看法，那个承诺在技术上就难办，因为政府预算是每年3月两会决定，但GDP要到年底才知道。所以哪一年GDP增长得快，哪一年政府教育开支的比例反而更低。教育如此，根据什么说卫生医疗就可能“例外”？
&&& 我不反对在政府现有总开支中增加卫生经费――特别是公共卫生经费――的绝对数和比例。但是有一条，此项增加，一定要以其他项目的减少为前提。就是说，做加法要以做减法为条件。现在的趋势是，家家做加法，谁也减不动，结果就是政府在国民收入大盘子中的总份额越来越高。这个趋势不扭转，什么“内需驱动的增长”根本就是无源之水。这一点，应该把各部门专家放到一个房间里，大家吵个明白。讲重要性、伟大意义，没有人不同意。卫生重要，教育重要、环境重要、治安重要，国防更重要――这都没有问题。问题是，每个都“重要”，钱从何来。水少了加面，面少了加水，把总税负和政府进项搞得越来越大，非出更大的漏子不可。
&&& 这就带出了最后一个制约条件，公共财政体制的监督和政府行政效能。不去说严重的贪污腐败，因为讲了也未见有改善。剩下来的公共款项利用，凡是读过前几年中国国家审计长报告的，应该都有深刻印象。反正我是没有在贝弗里奇报告的英国――或者任何被称为福利国家的其他地方――看到过类似公币被滥用情况的报告。至于现在政府讲排场，办公场所、公车和一切公款开销的规模和水平，就是不看系统资料，人们也有机会在日常生活里略知一二。
&&& 这点很重要。因为所有医保无论叫哪种模式，总要把钱集中到政府机构管理。要是政府行政效能差，腐败程度高，写得再好听的目标，实际上做起来也一定南辕北辙。这一点，我们既为中国医保尚不普及而感到遗憾，但也要为之感到庆幸――否则像“上海社保”那样的案子岂不更多？而以“人人享受卫生健保”伟大名义集中起来的公共资源，岂不是有更多部分可能落到“近水楼台先得月”分子的口袋？所以，万不能以为，建了一个保障账户就等于实现了“人人享有卫生保健”。
&&& 现实条件约束了中国医改的可及目标，也约束了实现可及目标的模式选择和时间规划。把天下五花八门的福利方案搬来容易，但要把人家的约束条件也搬来，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天下国家不是一家，政府也不是一家。中国医改只能从自己的制约条件出发，才可能避免再次开出无望兑现的支票。
隔离疗法：联邦化改革道路
民间学者& 吴稼祥
&&& 如果把当今世界上的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变革过程看成是治疗过程，从治疗方法上看，有两大流派。一派以俄国为代表，其治疗方法被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萨克斯称为“休克疗法（Shock-Therapy）”；另一派以中国为代表，大多数西方研究者不以治疗过程看待它，而称之为“渐进改革”。不过，依我看，用治疗过程看待中国改革也未尝不可。中国改革作为一个流派，可以叫做“隔离疗法”。
&&& 1、“新经济隔离区”
&&& “隔离疗法”一般用来对付恶性传染病，比如麻风病。有一部好莱坞影片，是著名影星霍夫曼和弗里曼演的，说有只猴子把出血热传染到美国一个小镇，政府的第一反应，就是动用军队对小镇进行隔离，不许人员出入；还差一点用机载导弹把小镇“处理”掉了，如果不是及时找到了那只猴子，用它的血液制作出抗体的话。在那些受极权体制束缚的国家统治者看来，任何外界来的新事物，都象那只猴子带来的出血热一样，被看成恶性传染病。
&&& 不过，对于那些既需要猴子那样的新事物，又害怕它携带传染病的非现代国家的领导人来说，划出一定区域“喂养”猴子，又对该区域进行隔离，就是一个聪明的选择：既可以堵住恐惧新事物的死硬保守派的嘴，又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有自己的安全感，如果新事物试验成功，可以扩大“隔离区”，如果失败，“瘟疫”不至于传播到更广大的地区，及时关闭它就是了。
&&& 因此，所谓深圳经济开发区，最初不过就是一个“新经济隔离区”而已。但是，一个人的毒药，却可能是另一个人的美食。特区新经济被某些人看成苍蝇、蚊子和传染病，却被小老百姓看成海市蜃楼。结果，把特区和内地隔离开来，不让内地人进入，本来是为了防止内地人受害，结果却成了阻止内地人受益。对保守派来说，本来是为了防止特区“污染”内地，而对改革派来说，却成了保护特区不受内地旧体制腐蚀。当经济特区越办越好，吸引力越来越大时，在特区里实行的新经济制度和新经济政策，就会慢慢扩散到内地。
&&& 2、制度变迁模式
&&& 不仅经济特区是这样，中国开始于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也是如此，运用的也是隔离疗法。起初，农村单干只被隔离在安徽农村，它周边的省份都加以抵制。1980年，我回安徽做学年论文调查，途径江苏边境时，看见边界线上旗帜招展，上面大书特书：“坚决抵制安徽单干风！”等到安徽粮食产量逐年上升后，对安徽农村的隔离才逐步被撤销。
&&& 隔离疗法有其合理性。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如果一开始就在全国范围内对新事物、新制度进行实验，一旦失败，代价就很大，而且还不容易调整和纠正。如果当年国民党政府对共产主义进行隔离疗法，中国的历史就可能重写。二战结束时，德国修建柏林墙；韩战结束时，南北韩之间划定三八线，奉行的政策，其实都也是隔离疗法。两边的制度竞赛了半个多世纪，最终拯救东德的是西德，对北韩实行“阳光政策”的是南韩。如果不是人为地障碍，柏林墙倒得更早，三八如今已不存在。但即使这样，德国民族和韩国民族比中华民族付出的代价还是要小些，因为有一半的人民和国土被隔离在大饥荒和文革那样的灾难之外。
&&& 作为制度变迁的一种模式，隔离疗法坚持的是制度竞赛和制度培育思想。在人们还没有判明一种新制度是否比原来的制度优越的时候，划出一定区域或空间对该制度进行培育，不仅可以减少制度冲突，防止社会全面失范或全面陷入制度性灾难，还可以减少制度变迁成本。这种变革模式，有时也可以被称为“双轨制”。所谓“双轨制”，是指在同一时间里，让新旧两种制度并存，用旧制度保持社会的相对稳定，用新制度寻求社会的发展空间。这样，社会在发展中有稳定，在稳定中有变革。
&&& 3、香港是中国联邦化改革的起点
&&& 中国农村改革实行的是双轨制，价格改革和产权改革实行的也是双轨制。双轨制改革开始时是抓大放小，比如先抓住生产资料的价格，放开蔬菜、肉类、蛋禽的价格；先放开流通领域的经营权，抓住生产企业的经营权；先放开发展农村和小城镇的私有经济，在大城市坚持国有经济；先放开边远地区，让其引进外资，抓住内地中心城市不放，等等。今天，在媒体业也在实行类似改革：中央抓住10家左右的大报不放，逐步放开其它小报；中央大报必须传播党的声音，大报自己办的若干小报可以炒各种社会新闻。
&&& 在双轨制下，旧的一轨，一般是存量，新轨是增量；旧轨是死的、凝固的、缺乏吸引力和生命力的，新轨则是生气勃勃、不断发展的一轨。一张大报，是旧轨，但它下属办的许多家子报、子报的子报是新轨。随着时间的发展，旧轨在社会生活中的比重自然不断下降，新体制就这样慢慢确立起来。这就是中国20年来经济改革的轨迹。这种改革模式，被不少西方研究者认为是基本成功的。
&&& 中国的政治改革也可以借鉴在经济改革方面的成功经验，而且事实上，从邓小平时代开始，已经在用“一国两制”对复合制现代国家体制进行隔离试验。这可以被当作中国联邦化改革的起点。联邦化双轨制改革已经启动：一轨新，在香港、澳门；另一轨旧，在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如何将新轨逐步引进大陆，就是中国联邦化改革要解决的课题。
新劳动法的困扰
香港大学教授& 张五常
&&& 三年前贝加写中国前途，不乐观。他的看法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有可观之境，很大机会会拿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举出二战后的德国与日本的例子，说服力相当高。三年前我持不同观点，也当然希望他错。然而，在内心深处，我知道贝加有机会对，而当时神州大地正开始引进西方的胡涂政策了。我不同意贝加，因为他不明白中国，不知道我当时正在研究的中国经济制度。在这制度中，地区的县有很大的经济话事权，县与县之间的竞争激烈，会迫使他们反对中央上头推出的对竞争不利的政策。我担心的是人民币的处理，尤其是汇率那方面，因为货币问题地区政府是没有话事权的。
&&& 北京不久前推出的新劳动法，共九十八条，洋洋大观，对地区的竞争制度很不利，应该不容易推行。问题是这「新劳动法」由国家主席推出，势在必行。六月二十九日通过，明年一月一日起施行。公布内容是几个星期前的事，网上吵得热闹。我本想早作分析，无奈正在写《人民币的困境》那系列的五篇文章，脑子集中，分「思」不下也。
&&& 这几天翻阅有关新劳动法的文件，也读到一些市场的热闹回应，认为问题太复杂，不可能用一篇甚至一系列文章详尽分析。前思后想，决定只写一篇，不针对细节，只谈一些基本的经济原则。
&&& 新劳动法因为约束合约选择而引起的热门话题有四方面。一是机构之间的派遣工作，二是试用期，三是补偿金，四是无固定期限合约。后者吵得最热闹，是法例第十四条。篇幅所限，这里只略谈这第十四条，复杂的。简化而又不大正确地说，这「无固定期」法例是指一个员工在一个「单位」工作了十年，法定退休期之前单位不能解雇。这是说，一个员工被雇十年后，不管合约怎样写，法律上会获得终生雇用的权利。
&&& 中国之外，我知道终生雇用有两个其它实例。其一是日本，终生雇用的安排曾经普及。起自百多年前德川幕府的家族传统，不解雇成员。这制度之所以能持久，主要因为基本工资低，员工的收入主要靠分红。这终生雇用制今天在日本再不是那么盛行了。
&&& 第二个与第十四条更相近的例子，是美国的大学的终生雇用合约（香港的大学也拜之为师）。一个博士被聘为助理教授，合约三年，续约再三年。六年后，再续约就升为副教授，获得终生雇用合约，否则被解雇。今天不少美国大学，是获得终生雇用后，可以永远不退休。这大学的终生雇用安排，起于要维护教授的思想与言论自由，初时只用于公立大学，后来好些私立的也被迫跟进。
&&& 效果怎样呢？说是维护思想自由，结果是维护懒人。考虑减薪吗？教师工会立刻出现，吵得一团糟。当年我因为拒绝入「会」而弄得不愉快。可能最大的祸害，是有了终生雇用制后，力争上游的青年才俊因为上头「满座」而无职可升。七十年代在美国任教职时，我替那些结了婚、有了孩子的助理教授的前路茫茫爱莫能助。今天，因为上头「满座」，要在美国的大学获得终生雇用简直免问，而以短暂合约续约再续约的安排是来得普遍了。这是香港人说的散仔打散工。原来的计划是终生雇用，到头来短暂合约变得普遍。这是美国学术界的不幸。
&&& 目前中国要推出的新劳动法，第十四条之外还有其它数十条，一般是要维护劳工的权益。短期不会有大影响，因为正在盛行的，是员工炒老板，不顾而去另谋高就，老板跪下来也留不住。然而，有朝一日，经济缓慢下来，老板要炒员工，在新劳动法的保护下，工会林立会出现。举国大罢工的机会存在，证明贝加是对的。到那时，北京不容易压制工会的成立与罢工，因为员工可以说是依新劳动法行动。
&&& 不要误会，我的心脏长在正确的位置。有生以来，我永远站在劳苦大众那一边。任何法例只要对贫苦人家的自力更生有助，我没有反对过。问题是法例归法例，效果归效果，数之不尽的说是维护劳工的法例，有反作用。支持这观点的研究文献无数。我自己在街头巷尾跑了一生，结交的穷朋友无数，怎可以不为他们说话？不是说新劳动法不会帮助某些人，但这些人是谁呢？他们真的是需要帮助的劳苦大众吗？给某些有关系的或懂得看风驶舵的人甜头，某些真的需要帮助的就失却了自力更生的机会。这是经济历史的规律。
从经济原则那方面看，是如果要增加自力更生的机会，正确的做法是清楚界定资产权利之后，我们要让市场有合约选择的自由。在雇用合约那方面，雇主要怎样选，劳工要怎样选，你情我愿，应该自由，政府干预一般是事与愿违的。我不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更不相信市场无所不能。这里有一个严重而又不容易处理的问题：劳工合约的自由选择，好些劳工不清楚他们选的是什么，不知道法律对他们有什么保障，不知道他们是否受骗了。无良的老板这里那里存在。这方面政府要做的不是干预合约的选择，而是要设法协助，对劳工解释他们选择的合约是说什么，法律可以帮多少忙。如果劳工清楚明白，政府不要左右合约的选择。可惜澄清合约的本质是困难程度相当高的工作，而今天中国的劳苦大众，合约与法律的知识不足，是以为难。不同收入层面的员工有不同层面的知识，新劳动法不应该一视同仁。
&&& 基本的问题，是如果大家对合约与法律的知识足够，合约的自由选择对经济发展是最上算的。北京不应该因为这些知识的不足而以新劳动法左右合约的自由。这新法有机会把改革得大有看头的经济搞垮了。北京的责任是教育与传播合约与法律知识，因为种种原因，这些事项市场不容易处理。硬性规定劳工合约要如此这般，是干预市场运作，不可取也。
&&& 最近为高斯写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一文，我指出九十年代后期中国有通缩，而算进当时产品与服务的质量急升，这通缩严重。房地产之价下降了三分之二。然而，这时期经济增长保八，失业率徘徊于百分之四左右。毫无疑问，这个推翻了佛利民的货币理论的经济奇迹，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合约选择的自由度够高，尤其是劳工合约那方面。如果当时中国有今天要推出的新劳动法，严厉执行，失业率逾百分之八恐怕是起码的了。很不幸，因为新劳动法的推出，我不能不在该文补加一个脚注。九十七岁的高斯不会高兴：他坚持该文要以中国大凯旋的姿态收笔。
（本文转载自作者博客）
再谈新劳动法
&&& 拙作《新劳动法的困扰》发表后，在国内引起大得出乎意料的反响。要求访问的媒体众，都推却了。然而，不少读者与同学要求再作深入一点的解释，我想，身为教授，藉这机会示范一下对经济问题探讨的方法，也是好的。任何经济问题我喜欢从不同的角度衡量，然后合并起来看整体。这样处理与课本或大学教的不同，但对理解世事可得心应手。经济问题要这样处理才对。用惯了转换角度，熟能生巧，可以转得快。同学们学经济，从第一天起要学转换角度，习以为常，天资一般的十年后对制度运作的理解有机会登堂入室。不这样，苦学数十年也无济于事。
这里我从不同的角度再看二○○八年一月一日推出的「新劳动合同法」，假设同学读过上一篇。分点说，每点角度不同，都是前文没有说过的。
（一）这几年国内的贫苦人家的收入上升得快，是好现象。五年前苏浙与广东一带的农工月薪约三百，今天约八百（不是天天有工作的日工今天约六十）。四年前，上海高档次住宅的女佣月薪约八百，今天约一千五百。三年前一个装修技工的日薪约五十，今天约九十。
上了年纪的香港朋友应该记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的低下劳力（尤其是女佣）的薪酬上升得非常快，但相比之下，香港昔日低收入的上升速度，只约今天国内的一半。那时的香港是弗里德曼认为难得一见的经济奇迹，却不及今天的中国。这就带来几个问题。从最重要的改善低收入的劳苦大众看，今天的中国破了人类纪录好几条街，为什么北京偏偏要在这个时刻去左右这个发展呢？有谁够胆站起来，说那新劳动法对改进低收入阶层比今天的市场做得更好？市场的自由合约选择既然大显神通，干预不是很蠢吗？该新法无疑是为协助低收入的人而设的，为什么高收入的也一视同仁地处理？
（二）去问这几年收入上升了一倍的劳苦大众：「生活怎样呀？要政府帮助吗？」他们会回应：「很苦呀！希望北京大人高抬贵手。」他们不是说谎话，而是讯息增加了。是的，只不过六七年前，无数的贫苦人家没有进过需要穿上鞋子的食肆，结交不到几个月入数千的朋友。今天收入上升了一倍，看到了新人新事，增加了知识。当他们见到收入比他们高得多的，不容易解释，于是不平则鸣。他们关注的是收入的差距，可没有想到，从收入百分比的相对升幅上看，贫富的差距正在收窄。他们不甘于耐心等待。不是说只要有耐心就可富裕起来，而是他们今天有机会，可以自己发奋图强打上去。不管这些人的投诉，再几年生活继续好转，他们就不投诉了。这是香港昔日的经验。
是的，历史重复过无数次。增加了一点知识但还是远为不足的老百姓，往往认为政府的扶贫政策，或今天推出的新劳动法，会对他们的收入有助。可惜历史无情，这类政策的一般效果，是扼杀了贫苦人家自力更生的机会。新劳动法的推出，我可以看到某些人会获得掌声，可以看到某些人会获得甜头，但看不到此法会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老百姓。纵横经济研究大半生，这类推断我从来不错。
（三）也是这六、七年，我屡次提及的协助农民转到工业去的接单厂家，毛利一般从百分之四十左右下降至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后者近于底线，再下降几个百分点就要关门大吉了。那所谓毛利，是要支付厂房、机械、维修、管理、灯油火蜡等成本的。毛利百分之二十五还捱得住，是近于天才了。
为什么那毛利率这几年急速下降呢？劳力工资上升是个原因；出口以美元结算，而人民币兑美元上升了也是一个原因。为什么这些厂家不提升产品的价格呢？是越南与印度等地，他们的工资比中国低相当多，而今天国内厂家的竞争对手，早就不限于国内的了。北京如果不派人作实地调查，就要相信我：目今的接单工厂，工资出到尽，但聘请不到工人。新劳动法的推出，作几年看，一定会增加这些厂家的成本压力。
（四）新劳动法共九十八条，加起来会鼓励工会的诞生。今天国内比较大的工厂是有工会的，由北京上头监管，不坏。但在西方，那些称得上是「独立」或「民营」的工会很头痛，可以把经济搞垮。这方面读者不妨参考德国二战后的不幸史实，以及当年英国的撒切尔夫人与美国的里根总统对工会的手起刀落、强硬处理，斗个你死我活才把经济搞起来。四十年前我求教过戴维德等前辈，他们一致认为足以为祸经济的工会要有政府的间接鼓励或支持。北京推出的新劳动法，对「独立」工会诞生的鼓励是明显的。
独立或民营工会对经济的祸害，主要是租值转移与租值消散。在租值转移那方面，传统的分析是工会把老板或资本家的身家局部转到劳工那边去，削弱了前者力争上游的投资意向。但我认为更头痛的租值转移，是把生产力强的员工的收入中的租值，转到不事振作的员工那边去。当年在美国我拒绝入教师工会，主要就是这点。认为自己的学术贡献了得是人之常情，所以反对工会条例含意着的平均主义。至于这些租值转移必会带来的租值消散，往往庞大，是搞垮经济的重心所在。
租值消散是非常重要的经济话题，复杂的，篇幅所限，不能在这里解释。关于这话题，今天行内还有不少人认为最重要的两篇文献，是我在一九七○及一九七四发表的。不喜欢读英语的同学，可参阅《经济解释》的卷二与卷三：《供应的行为》与《制度的选择》。
（五）世界各国的政府机构，一般都有类似「新劳动法」第十四条的无固定期的终生雇用的合约安排。但政府机构一般不是私营的，既非牟利，也不是做生意或产出可以在市场出售的商品。尽管如此，按章工作的政府公务员也往往因为有铁饭碗的保护而变得工作散漫了。因为有工会的存在，欧洲某些国家的某些私营机构有铁饭碗的合约安排，劣绩明确。我不明白，中国的经改今天有大成，一个主要原因是粉碎了当年「做是三十六，不做也是三十六」的铁饭碗，为什么这次新劳动法的推出，又把铁饭碗搬回来？不一样，但杀伤力类同也。希望北京的朋友知道，中国人多地少，没有资格仿效西方的人少地多的奢侈政策。
（六）当我翻阅新劳动法例之际，脑子不断地想着雇用员工的老板会怎样应对。会炒人吗？炒哪一种？可以炒后再聘吗？会采用两家或以上的公司把员工调来调去吗？会大幅减薪而转用分红合约吗？也不断地想着面对第十四条的十年关头的员工会怎样应对。已经成家立室，要不要在被炒前抢先另谋高就呢？还是多擦老板的鞋？开个小店子，自己雇用自己，会不会是较为安全的家庭保障呢？
是的，新劳动法可以有数之不尽的阐释，不容易肯定，而这样一来，劳动市场的交易费用急升无可避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大家面对的有两方面的选择。其一是该法写得或管得下无对策，使我想到《地球停顿记》*那套旧科幻电影，经改会停顿下来。其二是政府上头或管或不管，阐释变化多端，那么在交易费用急升下，律师发达可期矣。
民主再造工程──台湾民主第二阶段改革宣言
国民党前主席 马英九
一、核心理念─以宪政主义的精神，开启台湾民主第二阶段改革
&&& 台湾民主政治的发展，是华人文化圈史无前例的奇迹，也是型塑今日台湾社会风貌最重要的历史进程。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我们目睹了台湾人民追求政治自主的壮盛决心，也承受了各种政治激情所带来的对立、猜忌与伤害。我们的民主固然具备了形式上的条件，但是民主生活的内涵却仍然极为贫瘠，其原因何在呢？
我们认为，台湾民主的困境，是从未真正落实宪政主义(constitutionalism)的精神。宪政主义强调分权制衡，主张法治与捍卫基本人权，并严格限制政府不得滥用权力，这是优质民主必要的基础。然而民主在台湾的实践，却偏重于选举，对于民主的实质内涵──宪政主义的理念，未能给予足够重视，以致于政治人物违法滥权不断，而各界除了扼腕之外，竟不能有所作为，这也使得台湾的政治只有「转型」，却无「正义」。
在解严二十年后的今天，人民对台湾民主质量低落的抱怨，朝野政党应该深自反省，不应续以戒严时期的心态，妖魔化对手或整日掉入历史功过的争论中。
现在我们有必要重新根据宪政主义的原则，检讨过去民主政治发展的经验，使台湾可以摆脱族群动员、民粹主义，以及政府贪污腐化的噩梦，让台湾人民真正享受民主转型所承诺的福祉。
过去二十年的政治发展，可以看成台湾民主政治的第一阶段改革。此期间内，我们完成了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国会全面改选、政权和平转移等重要工作。从2008年开始，我们希望启动台湾民主第二阶段改革，具体实现权责相符的宪政体制、推动政党良性竞争、落实司法审判独立、强化防贪肃贪机制、鼓励公民社会蓬勃发展，并维护弱势的基本人权。我们将以行动证明U台湾不仅可以有普选的民主，更可以实现理性、公平、负责、清廉的民主。台湾的民主可以不必流于空洞，只要我们肯努力，一定可以充实民主的内涵，展现优质民主应有的活力。
二、具体主张
1、 确立宪政主义的基本精神
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得以顺利发展，是因为坚守宪政主义的精神。宪政主义主张人人拥有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政府权力必须受到节制、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一切措施依法而行、行政体系严守中立。这些基本原则，是一个民主国家对抗专制暴政或民粹主义的关键所在，也是我们追求优质民主的确实保证。
我们执政之后，将尽一切努力落实民主的核心价值，使宪政主义成为朝野政党的共识。我们期待民进党不要受限于台湾民族主义，从而放弃他们对宪政民主应有的坚持。我们也主张加强宪政主义的公民教育，使全国人民都能了解民主的真谛，对民主政治恢复信心。
2、实现权责相符的中央政府体制
自1991年以来，为因应民主化的需要，我国已历经七次修宪。修宪的结果，固然有博得全民肯定地方，也有引发各界争议之处。有关中央政府体制，我国的规定接近法国双首长制。此一制度虽非完美，却自有合理运行的规范。不幸的是，陈水扁总统从未依照现行宪法的精神，由国会多数党或多数联盟组阁，并屡屡违反多数治理原则，建立少数政府，这也是过去七年来造成政治动荡的根本原因。
如果本党赢得总统选举，我们将依循宪法规定，清楚掌握府、院、国会间应有的分际，严格遵守宪法关于总统职权的规定，任命立法院多数党或多数联盟组成内阁，并以合乎宪法精神的作为，建立足以体现「权责相符」原则的宪政惯例。即使民进党赢得立法院多数席次，我们也将依据宪法精神，任命民进党人担任行政院长，实现蓝绿共治。
我们不赞成以修宪或制宪为手段，追求更改国名或藉此刺激选票的短视作为，但有鉴于社会各界对现行中央政府体制的评价不同、对朝向内阁制或总统制发展有分歧意见、并且对国会减半后的议事正义有所关切，因此我们执政后除将努力行宪，并拟于总统及立法院改选两年后，成立宪法评估小组，检讨现行宪法实施以来的优缺点，以及国会减半后的议事成效。如果朝野能有普遍共识，我们将推动进一步的宪政改革，以响应国人对宪政秩序的期待。
3、推动政党良性竞争
目前台湾民主发展之所以令人感到忧心，除了陈水扁总统一意孤行，违反宪法规定扩权滥权之外，也与朝野政党间的激烈对抗有关。事实上，民主政治虽然以政治竞争为常态，但各政党不应以消灭对方、垄断统治权为目的。过去威权统治时期，本党固未遵守宪政民主原则，曾阻扰与压制反对党运动。但台湾民主转型过程，本党扮演主要推手，并清楚界定民进党为「竞争对手」，而非「敌人」。不幸的是，民进党至今仍以各种手段，丑化本党为「外来政权」，并操弄族群认同。最近更炒作解严题材，不断算老帐，搞清算。此种作为，完全无助于台湾民主的正常发展。
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我们呼吁朝野各党回归民主政治的常轨，相互尊重，在宪政轨道上，进行良性竞争。事实上，民主国家内只应有政党竞逐，不应有敌我斗争。一味将政治上的竞争者污名化为背叛国家的敌人，是没有政治道德、没有民主素养的行为。我们将尽一切努力，营造一个具有互信基础的政治竞争环境，让人民可以放心地选择他们的政治价值，以及代表这些价值的政党。
4、落实司法独立及行政中立
台湾的司法经常为人所诟病，认为无法摆脱政治势力的支配与影响。司法改革运动推行多年，虽已相当程度革除司法弊端，但是总统对大法官的提名方式、以及政府有关部门对检调单位的控管，仍使政治阴影无所不在。然而，司法未能完全独立，则法律主治的宪政原则就无法落实。因此，我们执政后，将检讨目前独立机关的提名制度，希望专业、操守与担当成为提名的主要考虑，不容政治决定一切。我们也将严禁政治势力介入司法人事、调查与审判，并积极推动司法改革，提升司法公正形象，以构筑人权保障的最后防线。
除了司法独立之外，我们也会严格要求各级文官遵守行政中立原则，禁止目前常见的「以行政资源助选」的歪风。对于宪法所规定的监察、考试两院人事，以及与行政部门有关的独立机关，如中央选举委员会、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等，我们都将予以充分尊重，以确保其职权行使的独立与公正。
5、鼓励自主的公民社会蓬勃发展
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是民主巩固所不可或缺的基石。健全的公民社会，包括各种自发性的人民团体、活跃的公益社团、积极的专业组织、绵密的小区网络、各类型社会运动，以及批判性的大众媒体。公民社会在政府、市场与家庭之外，形成民主国家另一个重要的环节。由于公民社会的存在与运作，民主政治才能建立广泛的草根基础，并使平等参与的理念深入人民心中。
基于公民社会的特殊属性，我们主张政府应该协助人民团体排除其形成过程中的法令障碍，提供人民团体宽广的活动平台，但不介入人民团体的活动内容。我们将重新检讨集会游行法与人民团体法等相关法律，使其与时俱进，成为社会进步的正面力量。
另外，政府亦须仔细倾听人民团体及大众传播媒体的声音，虚心检讨自己施政的成败。我们绝不允许类似民进党政府搜索媒体、恫吓媒体的行为，也不会将独立批判的民间声音解读为「唱衰台湾」的言行。
相反地，我们将遵循宪政主义的原则，致力营造一个充分保障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结社自由的公共空间，使「自由之家」对台湾的自由度评比，再度回到第一级。我们相信鼓励公民社会的成长壮大，将可以向全世界展现台湾民主的成熟与自信。
6、强化整饬贪污的机制
民主国家除了确保人民积极参政的权利，也必须提供一个廉洁、有效能、有正义感的政府。过去几年来，政府的贪渎问题日益严重，尤其民进党政务官涉嫌贪腐人数之多，更是前所未见。而陈总统亲属涉及弊案，甚至引起百万人民街头抗议。我们在痛心之余，必须加速建立完整的防贪、肃贪制度，使类似丑闻不再上演。
我们执政之后，将立即建立廉政指标，明定公务人员清廉办事的流程与规范，要求中央与地方政府一体遵行，并责成各级首长以身作则，亲自推动。我们也要加强检察体系防贪与肃贪的功能，使司法单位有足够的权限、人力与资源去打击贪污腐化。至于延宕多时的阳光法案，我们也将协调立法院尽速通过，以使黑暗势力无所遁形。我们决心使台湾的政府清廉度与透明度名列东亚前茅，让台湾人民为自己的民选政府感到骄傲。
7、以审议民主促进行政及立法改革
代议民主经常为人所诟病者，一在决策过程不够公开，二在讨论过程不够理性。为使决策过程更为公开，有人主张经常进行公民投票，让一般人民得以直接参与国家大事的决定，避免公共政策沦为少数菁英的禁脔。但是扩大参与范围的结果，却又容易产生讨论不足、以情绪取代理性的后果。为了进一步改善民主参与的缺失，有人引进「审议民主」的理念，希望透过公民会议或小区协商的方式，弥补现行各种民主决策程序不够开放、不够理性的缺点。
我们从国内外各种实践经验得知，审议民主的理想终须进入行政与立法过程，否则纯属抽样性、局部性的公民会议并不能取得民主决策的正当性。因此，我们主张推动行政及立法改革，由行政院及立法院内部自行建立理性审议的程序，以加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透明度与理性程度。换言之，我们将努力把平等对话、理性沟通、寻求共识的精神转化为制度性的规范，以大幅提高台湾民主决策的质量。我们认为不论澎湖开放赌场问题、苏花高兴建问题以及立法院人事同意权问题，都应依循前述审议民主过程，以求取政策与人事决定的合理性与正当性。
8、维护弱势的基本人权
我国宪法明定全国人民无分男女、宗教、种族、阶级、党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并享有各种基本人权。然而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弱势者仍无法真正享有宪法所保障的平等权利。举例而言，女性之就业机会、原住民之文化尊严、同性恋者之法律地位、农渔劳工之实质所得等，皆无法与男性、汉族、异性恋、中上阶层相提并论。随着社会的变迁，近年来更出现外籍客工、外籍配偶、新移民后代、独居老人、长期失业者、罕见疾病患者等遭受各种不合理、不平等对待的严重问题。
一个无法充分保障弱势者基本人权的社会，就不是一个值得骄傲的民主社会。我们承诺于执政之后，立即修订各种不合时宜、有违人权的法令，以维护社会弱势者的基本权益。同时，我们也将透过公共政策，矫正过去政府未能积极扶助弱势者的缺失。更重要的，我们要加强人道主义的公民教育，让全体社会成员皆能培养慈悲、宽容、公义的心胸，以给予所有弱势者应有的关怀、尊重与救济。
民主社会永远存在分歧意见，也永远存在各种利益冲突。但是透过宪政主义的实践，分歧的意见不致撕裂整体社会，而冲突的利益也可以获得制度性的协商与解决。我们呼吁全体国民，珍惜台湾民主发展的既有成果，正视台湾民主发展的困境，并认真思考以宪政主义开创第二阶段民主改革的可能。
我们期待未来的台湾政治社会，不再受制于选举动员的惯性反应，而能有超越胜负、为国家建立长治久安基础的格局。我们呼吁民进党的朋友们，不要继续操弄族群认同及敌我斗争，而能以负责任的政见与我们共同建立民主政党竞争的典范。我们更希望透过这场总统大选，让未来世代重新找到关怀公共事务的动力，并能持续不断地为追求宪政民主的理想而献身。
解严二十周年是新的起点，让我们共同为台湾民主的第二阶段改革一起努力！
（作者是国民党前主席）
发件人："James Zhu" &> 收件人： "James Zhu" &> 抄送：发送时间： 23:59:28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民主制度的胜利。。。&
&&& 学渊评：既然说台湾是中国的一地，台湾人的实践也是中国人的实践，台湾能走出专制主义的死局，并提升民主制度的水准，则是全中国的经验和希望。陈水扁是一个很能catch point（抓点子）的人物，选前他告诉民众，选国民党或选民进党的实质是‘选中国，还是选台湾’，但是民众不吃这套落后意识的煽情口号了。这次马英九提出的总统竞选的口号是‘廉政肃贪’，又太切合中华民族的腐败传统了。民主制度初期，可能会有低级议题发生，但是它会向高级议题进化。台湾的贪腐与大陆相比，实在微不足道；但台湾人民还要用制度去了解决它，手段就是规则化的多党政治和愈来愈多的理性选票。
民主制度的胜利
&& 这次台湾立法委员选举，本来人们就预测国民党会胜过民进党；但是选举结果公布，国民党赢得的席次之多，甚至超过了国民党自己原来的估计。这样的结果出人意料，但是也耐人寻味。接下来就是总统选举，让我们拭目以待，给双方都鼓鼓气。对于这次的选举结果，各方人士纷纷提出自己的解释，读来很受启发。作为大陆人，我首先一个感觉是，在台湾，民主制度日趋稳固与成熟。整个选举过程和平有序，选举结果揭晓，各方都表示服从选票的裁决。更难得的是，胜者不骄狂，败者不气馁。这就让人对台湾的民主有更大的信心。
&&& 民进党自二○○○年上台执政，到现在已经整整八年。这中间的成败得失，很值得大陆反对人士认真学习与吸取。从受打压的斗士，到合法的反对派，再到执政党，原有的道义光彩自然就褪色了，而缺乏执政经验和足够的管理人才这一先天弱点就显露出来了。应该说，不少民进党人士是善于学习的，其中也有相当优秀的治理人才，但总体上仍嫌不足。民进党执政以后，原来坚持的一些基本价值反倒因为已经站在当局的角度而不再被坚持，这在相当程度上让原来的同盟者失望，使得选票流失。这也是此次失败的原因之一。同时，内部监督机制不完善，使得一向以清廉为代表的民进党的形象也收到影响。这一切都提醒大陆的反对人士在坚持抗争的同时，也要注意学习，学习各种经营管理当代社会的有用的知识。
&&& 由于中共打压，台湾苦于没有足够的国际空间。这是台湾人民，不分朝野，不分蓝绿，大家共同的痛。在这一点上，各党各派可以寻求最大公约数，凝聚共识，不宜一味的对抗。另外，也要注意结合理想与现实。近些年来，大陆经济获得很大发展，但一党专政依然如故。无论从什么角度讲，大陆的民主化对台湾都是有益的，我们希望台湾无论蓝绿都能对大陆的民主化给予更大的关切与支持。
&&& 同时我们更应当看到的是，这次选举结果，其实并不是国民党的胜利，因为在民进党执政如此令人失望的情况下，国民党的政党得票率并没有增长。选举结果只是表达了民众对民进党的失望而已。应当说，这次选举，是民主制度的胜利。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民主制度下，一个执政党，即使曾经占尽政治优势，但是一旦政策失当，就会受到选民的制裁。在民主制度下，民众可以充分当家作主，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国民党在胜选后表现得戒慎恐惧，表明他们学到了教训，知道民意如流水，随时会翻盘，这是民主政治给他们的教训，同时也证明了民主制度的价值。那些曾经认为台湾的民主很“恶质”，给台湾带来“退步”的人，现在应当反省了。
全球经济中的中国和印度
印度总理& 曼莫汉?辛格
日上午 在中国社科院的演讲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陈佳贵博士，尊敬的各位学者、女士们、先生们，中国社会科学院闻名遐尔，能够在此与诸位交流，我深感荣幸。贵院是一所一流的学术机构，在过去30年里一直走在知识界的前沿，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我很高兴到这个伟大的国家进行访问。中国在经济上取得的辉煌成就令印度人民钦佩，中国的崛起是当今时代最重要的发展之一。作为中国最大的邻国和朋友，我们对这一重大进程不可能不受到触动。中国伟大的学者、当代最著名的印度学家季羡林教授曾精辟地指出，中印两大文化圈之间相互学习和影响，又促进了彼此文化的发展。这就是历史，也是现实。&
　　女士们、先生们，今天印度和中国都处于快速变革的时期，我们两个社会的中心任务都是发展。我们的社会制度虽然不同，但是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当中印人口加起来有25亿的大国摆脱束缚，发挥创造力的时候，它的影响注定是世界性的。世界知道这一点，也在密切地关注着。因此，我想借今天的机会，谈谈印度的发展经验和我认为的21世纪印中合作的特殊机遇。&
　　女士们、先生们，温家宝总理最近在新加坡发表了《只有开放金融，国家才能富强》的演讲，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外经济开放使中国深深受益，也使印度深深受益，印度正在发生着变化。我承认，中国的成功是促进变化的一种动力，这一进程始于上世纪80年代，于1991年深入发展。在我们的制度下，只有通过公众讨论才能实现变革，而达成政治共识需要时间。&
　　但是，我高兴地告诉大家，自1991年以来的16年间，印度各界政府都致力于推进改革进程，使印度走上了今天的快速发展之路。在过去五年中，我们的年均经济增长达到了8.5%，这是前所未有的，也使我们有信心相信能做得更好。我们力争在不久的将来，将年均增长率提高到10%。印度国内信心十足，对未来充满乐观。
　　女士们、先生们，今天印度和中国都处于快速变革的时期，我们两个社会的中心任务都是发展。我们的社会制度虽然不同，但是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