帐号:密码:下次自动登录{url:/nForum/slist.json?uid=guest&root=list-section}{url:/nForum/nlist.json?uid=guest&root=list-section}
贴数:1&分页:拖延症重度患者发信人: sfRED (拖延症重度患者), 信区: RealEstate
标&&题: Re: 看一个城市人口是流入还是流出，哪些数据最直观？
发信站: 水木社区 (Tue Sep 27 10:49:03 2016), 站内 && 居民用电量 && 【 在 ngn2222 的大作中提到: 】
: 看一个城市人口是流入还是流出，哪些数据最直观？
&& - 来自最水木 -
-- && ※ 来源:·最水木 客户端·[FROM: 106.121.75.*]
文章数:1&分页:||广告合作：
|||||||||||||||||||||||||||
过去5年，中国大陆增加了3565万人。2011年的13.47亿，到2016年底变成了13.82亿，相当于新增一个加拿大、一个半澳大利亚的人口。
把这3565万个鲜活的生命化为人口统计上的数据，它们可不会老老实实按照自然增长率呆在原地。它们化为无数的1，参与到中国、也是世界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中去。
这是服从于某种大格局的系统性流动，它反过来也重塑了当代中国。说起内在原因，没有谁比司马迁那句话解释得更贴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为了尽可能弄明白统计学意义上的三千多万人究竟去了中国哪里，我首先选择了人口500万以上的特大、超大城市，在人口流向中，它们从来都是最大块头的磁铁;同时为了观察得更全面，又追加了人口低于500万的省会城市、特区城市，作为区域中心城市，它们的吸附效应绝对不容小觑。没想到的是，正好凑了100整。
查数据是一件痛苦且幸福的工作。数据易于获得的程度基本和经济发达程度正相关。前六七十个城市的数据，去到各地政府官网很轻易就可以查到，顶多就是不够系统或不同来源的数据有冲突，需要你多翻几个页面，多做一点数据验证。
再二十个城市，就要费些功夫。时间近一点的还比较好查，远一点的就难了许多，需要用当年的一些若干文件、数据来还原，而且还出现了统计口径不一致的情况。
最后十几个城市的数据，就是一种折磨。要么根本没有，比如拉萨、长春个别年份的数据，完全不按照官方标准来&&宏观经济数据很早就要求使用常住人口，但依然有地方顽强的使用户籍人口，或者混用;要么，完全没影子，需要你自己去搜集官方的相关数据进行推演，比如湖南永州、邵阳、乌鲁木齐、哈尔滨&&
但无论如何，总算完成了这份近五年中国100城市的常住人口变迁统计表，虽然有个别空依靠公开渠道不太可能填上。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试着回答一下：过去五年增加的三千多万人究竟去了哪里;中国人比过去更爱&动&吗;他们的流动究竟蕴含了怎样的经济逻辑，将会给个人以怎样的启示&&
一、流向：城市、大城市、一线城市
见下表(部分)：
这100个城市，过去五年人口增长超过100万的有5个城市：
天津以207万居首，后面依次是北京、深圳、广州、重庆
人口净增超过50万以上100万以下的有6个城市：
郑州、成都(不含简阳)、武汉、上海、长沙、石家庄
人口净增25万以上50万以下的有22个城市：
杭州、青岛、阜阳、泉州、福州、保定、济南、合肥、临沂、信阳、南宁、乌鲁木齐、西安、厦门、沧州、贵阳、菏泽、南昌、永州、邯郸、邵阳、大连
33个城市五年人口净增1902万。这么说可能没什么感觉。你就想象一下，24%的人口规模却生出了一半多的孩子，或者全国一半多新生儿降生到了不到50万平方公里的区域里&&
现在看一下中国人口密度图和超特大城市分布图，是不是立刻有一点密集恐怖症的感觉了?
世界经济发展历程已经证明，系统性的人口大规模流动往往和&大事件&相依相偎。过去三十年，这种流动在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长的高速增长、当然还有令很多人抱怨的高房价时代。
显然，决定人口增减的主因不是自然增长，而是用脚投票。投的什么票?钱、机会、上升空间、教育、安全、便利等等。
有城市被选择，自然就有城市被抛弃的。
过去五年，核心城市中出现人口负增长的也有8个，人口下降最大的也是一个超大城市。人口净流出城市集中在传统农业大省以及东北老工业基地。这大概也是某种轮回。
二、纸面上的秘密
人口数据，可以给人产生简单、粗暴的直接冲击。
有一些是因为超乎日常经验、想象之外而造成的。
比如，人口超过1000万的超大城市中居然还有石家庄、保定、临沂、南阳，和它们对标的可是北上广深，再加上新一线天津、成都、重庆、武汉，还有老牌的哈尔滨。这样的对比实在太违和了。
对这四个城市，你只能感慨人家底子足够厚，这四个城市的自然增长率几乎秒杀所有一线。
再比如，省会城市在本省人口总数不是第一的居然有十多个省份。最狠的是山东，省城济南人口排名只能排在第6，难怪在山东考大学竞争那么惨烈。
还有就是个别数据&怎么看都不象真的&的问题。
比如有一个省近五年人口净增长为负。从年，常住人口稳定的每年增加1万人，但到2015年，一年间净减少9万人，2016年还在继续减少。这个省当年没有重大灾害，也没有限制人口政策出台。那两个年增1万，透着古怪。
另外，有一些属于数据难查到令人抓狂的。
比如湖南、黑龙江、吉林、新疆、西藏五省都存在下辖市常住人口数据部分或全部缺失的情况。新疆、西藏情有可原，人家地广人稀，内地的很多抽样统计方法在这两地不适用，但吉林、湖南的几个城市到底是什么情况：一个干脆注明经济数据使用户籍人口，一个干脆也不说，但就是没有。
这两个省近些年有大量人口外流，莫不是一旦公开常住人口数据，面子上挂不住?
三、真正的秘密总是躲在幕后
1、中国人越来越不喜欢迁移了
最近二三十年，人往城里跑都是主旋律，但愿意跑的人正在飞速下滑，分水岭就在年。
年是人潮汹涌的年份，当年排名前13的城市人口净增高达2137万人，超过同期全国的新增人口，那样的迁移规模有一种空前绝后的感觉。
，排名前13位的城市人口净增只有543万。仅仅4年时间，中国人口迁移规模下滑速度之快，超乎想象。
急速下滑的数据表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准备定居了，不打算再四处折腾了。
2、人口迁移分散化趋势明显
年，有13个城市人口净增超过100万，人口流动集中在少数一线城市、区域中心城市。
相比较而言，年，人口净增超过100万的城市下滑到5个。越来越多城市进入接纳外来人口最多的排名榜中，人口净增在25万至100万之间的增加到28个，有一些迅速上升为人口大城，比如石家庄、长沙、杭州，有一些则逐渐淡出，比如东莞、佛山、厦门。
不少一度出现人口负增长的城市近两年出现人口回流的态势。最典型的是哈尔滨，哈尔滨在2013年人口应过千万，但在2014年后人口降到千万以下，到2016年终于重回&超大&之列。
3、城市外来常住人口占比将开启下降通道
2016年的自然增长率是过去11年中最高的，如果我们以稍低的5&为基准，代入这100座城市，有38个城市人口净增长数低于概略的自然增长数。
也就是说，中国的这些超特大城市中有小一半在2016年处于人口流失状态。当然，这样的测算只是帮助理解，没那么精确。另一个数据更直观，有39个城市2016年人口增加数少于过于五年平均的常住人口增加值。
2010年前后，由于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而且很多人来了就留下了，就此奠定了许多城市人口结构。以一线城市为例，2012年北上广深外来人口占比分别是37.4%、40.3%、36%、72.7%。
5年后，北上广深外来常住人口占比分别是37.2%、40.5%、38%、66%，深圳的数据变动最大最有意思，合理的解释是，由于深圳落户政策相对宽松，所以很多外地人变成了深圳人，即便深圳人口流入一直在增加，但有更多的人落户了。
未来若干年，大城市消化外来常住人口的速度将会加快，新外来人口的增长可能赶不上城市签发户口本的速度。
四、大拐点在敲门了
人口数据重要，是因为它直接决定了需求，在很多层面影响供需基本律，并产生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城市人口变化既然是&利&塑造的，那么它就可以在很多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上给出趋势性的相对准确的判断。
那房产举例吧，关于房产，业界有一句话的经典秘笈：短期看政策、中期看供需、长期看人口。政策，普通人捉摸不住。
人口数据则是现成的，只要不是今年买了，明年就想着卖，人口数据就已足够。至于供需，说到底人口也是关键一个因素，只不过还得结合土地供应、开发完成度等等其他因素统一考量。
今天我们只说人口因素。从人口看房产，大体可以判断中国楼市繁荣整体上已到尾声。
1、很多城市将陆续出现无人接盘的情况
大多数情况下，人口增幅与房价涨幅正相关。人多的地方，需求旺盛，涨也正常;反之，如大连、温州、长春、乌鲁木齐这样人口流失的地方，房价能维持低增长就不错了。
当人口增长减缓，而且减缓的范围还在扩大，那问题就出现了。这些城市里的房子今后还能卖给谁?如果再考虑到中国讳莫如深的&空置率&，那么这个问题就会被瞬间放大了。
2、人口流入迅猛的地方可以重点关注
天津、北京、深圳、广州、重庆、郑州、成都、武汉、上海、长沙、石家庄都属于过去五年增长超过50万的。另外，还有最近十年出现百万增长的地方，比如东莞、厦门，这样的增长不是三五年可以消化的。它们都值得重点关注。
需要注意的是，北京、天津、上海2016年出现人口增长大幅下降的情况。由于这种下降属于典型的政策因素，它只是暂时强行中止了大量需求，那就不排除这种需求在某个时候强势反弹。
3、房价走势与人口变动出现严重背离的地方也值得关注
人口增幅不错，而房价却长期低迷的地方，比如广州、重庆、成都、西安、长沙&&
以西安为例，过去五年新增人口31.9万，人口增长呈加速态势，而过去一年的房价却出现了负增长。西安是西部少有的复合型城市，产业配置合理，人才流入层次较高。房价出现负增长在正常情况下无论如何都难以理解，只能将之归因于政府的人为干预。
而任何背离供需的人为干预往往意味着巨大的机会，所以对于这些地方而言，如果不是出现土地、住房超额供应的情况，那么有购房指标的人抓紧时间买房吧。那可能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投资。
4、城市化完成度低的地方可以适度关注
中国超大、特大城市中，有一些农业人口占比比较高，城市化程度低的，主要集中在河南、河北、山东等传统农业大省，以及近些年实现了自我扩张的城市，比如合并了简阳的成都等。
这些地方提升城市化水平就能创造大量需求，如果人口居然还在增长，那就意味着机会。
这些地方的人口增长，要么是因为回流，但更大的可能则是生孩子。全面放开二孩后，生孩子就是城市竞争力。这比一线城市的提供户口、住房、搬家基金招揽人才还靠谱。
5、人口增长有限，房价上涨迅速的地方则要谨慎
这类城市有厦门、苏州、南京、珠海&&
以苏州为例，过去五年人口增长10.7万，年均2.1万，房价却蹿升至全国第14，最近一年涨幅44%。可以考虑的因素有二，一历史上的外来人口量还没能完全消化，二是城市住房供地严重不足。如果这两个因素都没有，就要保持高度警惕了。
人口是决定一地经济决策最基本的数据，它的变动可不是房市、房价这么简单。观察一个城市常住人口的变化，我们可以得出很多有意思的结论&&你的城市是在被抛弃还是正朝气蓬勃;你的城市能容得下你的人生、抱负、理想&&或者更直接点，如果你真的买了房，你的这笔人生最重要投资到底是不是划得来。
要知道，让中国愿意背井离乡的地方、人们更愿意扎堆的地方，也往往意味着那里&利&多多&&赚钱、换工作比较容易，财富积累不拿么费劲，房子升值更快，维持阶层投入少&&
你可以不相信绝大多数统计数据。但这个数据不太会说谎。
它就是人口数据。
眼下，正是这个数据告诉我们，大变局在敲门了。
【责任编辑：靳静波 】
热门点击排行
中国·河南·郑州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五大街经北三路
电话：6 (广告)
联系信箱：
邮编：450016《中国各地人口净流入流出示意图》基础是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_中国房价吧_百度贴吧
&&&&&&&&&&&&&&&&&&&&&&&&&&&&&&&签到排名：今日本吧第个签到，本吧因你更精彩，明天继续来努力！
本吧签到人数：0可签7级以上的吧50个
本月漏签0次！成为超级会员，赠送8张补签卡连续签到：天&&累计签到：天超级会员单次开通12个月以上，赠送连续签到卡3张
关注：18,511贴子：
《中国各地人口净流入流出示意图》基础是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
铭成嘉、尽快尽量、梦想家爱喝茶. . . 被楼主禁言，将不能再进行回复
这张示意图是风雪祁连先生的作品，采用2010年的数据。数据来源是很简单的：每个县的常住人口除以当地户籍人口减去显示中国每一个县区的人口净流入流出（为流入，蓝色为流出，深色为流入流出率高，淡色为流入流出率低）。伴随经济形势加剧变化，和户籍制度改革，流入流出速度正在加快
注意：此图由软件生成，基于人口数据因此，西藏、新疆、内蒙、等西部偏远地区的县区会造成部分人怀疑。记得那些荒凉的地区人口极少会引起数据上的趋势显得畸变。比方说西藏可可西里地区的双湖县面积11万平方公里但人口才1.2万。人口增长1％（120个人）在地图上显得大片粉色。对应的大片红色、粉红，都是由于当地人口数量很少，少量变化带来的数据差异
从201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可看出，北上广深是过去十年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所谓逃离北上广深，只是小部分人发的牢骚。事实上，每天都有大量的人持续冲向北上广深。2010年中国城市净流入人口前30：这前30名城市，其经济发展、人口数据、房价预期、发展指标，就呈现一个长期向好的模式从2010年至今，这30个城市的房价增长水平，就显著超过其他城市。
为什么例如：大连、沈阳、福州、贵阳，其房价显示为长期的滞涨涨幅并不明显。请自行搜索，以上城市的房地产造城规划、规模他们的心太大城也造的太大
上海、北京、天津、苏州、深圳、广州、东莞、佛山、惠州等珠三角城市依然保持着强劲的人口流入势头，长三角的宁波、杭州、温州、南京、无锡、嘉兴等城市人口净流入也在快速增加；其他经济中心城市如成都、厦门、哈尔滨、武汉、青岛也都表现出区域发展的龙头作用。从下面这张图可以很好的看出，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北部，都是人口净流入地区。此外，新疆的克拉玛依、乌鲁木齐，青海西宁，甘肃兰州，宁夏银川等地也是人口净流入地区。下面是另一个统计机构，运算得出的中国人口流入流出地区示意图
净流出人口最高的两大区域分别是苏北-鲁西南-河南-皖北-湖北地区和成渝贵地区，其次是广西。即图中蓝色连成片的部分。几点结论：1）根据2012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数据，全国的自有住房拥有率高达89.68%。很多媒体包括人民网说，这意味着我国住房刚需旺盛的时期已经过去。当时我在甘犁教授微博留言说，您没有考虑到中国的人口迁徙问题。中国近30年的人口迁徙，是世界人类史上最大一次人口迁徙，近60000万人从农村进到城市，还有几万万人在进城的路上，后世历史学家会写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很多人离开农村到城市，他们在农村有房子，但回不去了，他们想在工作的城市买房。这个人群的数量，不可小觑，上海有900多万，北京有700多万。这也是这些城市房价高涨的推动者受害者。
2）马太效应是世间的基本规律。资源集中程度越高的城市，人口流入越多。人口流入越多，想来的人更多。经济越落后的地区，人口大量流出，头也不回。我在前两天的一个回答里说，中国不需要均衡发展，也是基于此。理想中是需要开发落后地区的，开发图中的深蓝地区；但现实是这些地区资源贫乏，大家用脚投票，宁愿在大城市扫大街也不愿回去住三层小楼。为什么？人都是理性的。从美国日本的城市圈看，中国的几大城市圈人口在未来将越来越多。交通拥堵、空气污染、房价高企，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还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涌入。
横向看几个大都市圈人口占比：日本东京都市圈（面积1.34万平方公里），人口3700万，占全国人口的28%；法国首都巴黎都会区（面积1.7万平方公里），人口1200万，占全国人口18%；英国首都伦敦都市区（面积8400平方公里），人口1400万，占全国人口22%；美国纽约都市圈（面积3万平方公里），人口2000万，占全国人口6%，广义纽约都市圈6500万，占美国人口的20%；德国鲁尔城市群（面积1万平方公里），人口1100万，占全国人口13%.我们再来看北上广：北京（面积1.6万平方公里）人口2000万，占全国的1.5%；上海（面积6340平方公里）人口2400万，占全国人口的1.7%；广州（面积7400平方公里）人口1300万，占全国人口的1%.从城市人口聚居比例来看，中国的特大城市与国外差距相当明显，中国目前的人口还在加速流动中，远没有均衡。基本稳定，可能在30年以后。那时的大格局是，人口主要集中在22个城市群，其他地区人烟稀少。
3）城市规划问题。京津冀北部、长三角、珠三角那么多人，未来更多人，是不是应该多腾出建设用地，修更多的房子？人口净流出的地方，以后人更少，是不是相反？在北上广深周边划18亿亩耕地保护线，是促进房价飙涨的重要措施，是愚蠢的行为。这些地方的房子，不是修多了，而是修少了。人口那么多，还会越来越多，房子的增长速度远远跟不上人口增长速度，这才是造成房价高企最重要原因。4）房价问题。人口净流入的地区，房价将会持续攀升。所以这幅人口净流入地图也是投资地图，照着越深色的地区买房，基本不会错。原因很简单，还有源源不断的人涌进来，中国的人口分布远没有均衡。很多现实不符合我们的理想，可它就是现实。
广州楼价信息资讯就上安居客!网罗全城热售楼盘资讯,导购,问答!广州楼价-力荐找房平台-&安居客&:全城优惠楼盘一览!
最后上2012年全国地级行政区人均gdp图、和人口流入趋势很相似
北京的非常住人口就有1000万
贴吧热议榜
使用签名档&&
保存至快速回贴哪里可以查询一个城市的概况，如人口结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等_百度知道
哪里可以查询一个城市的概况，如人口结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等
我有更好的答案
仍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混乱：年为起步阶段，是可检索到首篇对当代中国人口迁移问题进行专题研究的论文。从年，论文主要是一般性分析或小规模的调查，中国近年来的快速城市化以及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的迁移和流动.人口迁移和流动的基本状况：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人口迁移对经济发展、人口分布起着重要影响，约占总数的47%，其中相当部分是对流动人口管理，我们对中国人口迁移的状况一直缺乏清晰的认识。这一阶段的大发展，除了学科发展的自身要求外80年代以来，从根本上否定了人口自由流动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重要作用，有关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的研究几乎是空白、地理学，对经济发展和社会整合等多方面正在并将继续产生深远影响，由此也决定了当代中国人口迁移和城市化问题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人口和发展研究方面最具活力的领域之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显化及其转移问题开始成为一个研究热点，并逐步向相关问题和学科扩展，形成跨经济学。由于缺乏直接的资料，特别在早期的研究中更是如此。中国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研究在最近20年中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进入90年代以来，政策研究部门和学术研究机构继续对80年代后期开始对社会形成强烈冲击的“民工潮”了较为深入的调查和研究。马侠（1987）利用户籍迁移统计资料，首次通过数据反映了年的迁移状况，是总量研究方面的一个重大进展，但该文所用年的数据是不完整的（杨云彦1994）、特别是城市化研究散布于众多学科，田方等（1986）主编的《中国人口迁移》较系统地总结了建国后至80年代中期的主要迁移活动，包括边疆地区的开发型移民，但在理论建构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不成熟的色彩。在经过早期以数量型为主的迅速发展后，现在是对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研究本身进行回顾与总结的时候了。本文将对年中国（大陆）中文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专题研究当代中国人口迁移和城市化问题的资料进行回顾和总结。作为经济和社会双重转型条件下的重大现实问题、暂住人口、“民工潮”等课题进行研究的成果，这一部分数量最多。对迁移和流动的管理和战略进行了较广泛的探讨。1995年形成一个新高潮，论文达到65篇。由此大致形成三个阶段、市辖区）之间的各类改变户口登记常住地的人口移动以及发生在各经济类型地区之间的和各自然类型地区之间的具有人口学意义的改变户口登记常住地的人口移动”。这种划分在其后我国迁移与流动的统计、调查及研究中被较普遍采用，考察了建国以来至70年代末的迁移状况，总结了省际迁移的两种方式，这一阶段迁移和流动方面的资料极其缺乏，研究理论和方法也很薄弱，因此。由宏观背景和政策需要等因素所决定，早期人口研究的重点集中在人口再生产方面，有关人口迁移和流动的研究很少见，只有一些介绍国外人口迁移状况和政策的资料零星散布于各类期刊。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人口迁移特别是非农产业部门的劳动力迁移调配纳入了国家计划之中，其研究方法和主要成果带有浓厚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特色。仇为之（1981）发表的“对建国以来人口迁移的初步研究”，以及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和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都为迁移研究打下良好基础（庄亚儿1995）。综合利用相关资料进行的研究如李梦白等（1991）对大城市流动人口状况进行了较全面的总结和分析，资料来源主要依据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人口学》专题②，根据标题中的关键词进行检索，另外也补充了一些《人口学》专题中没有收录的论文，由于迁移研究。在专著方面，研究成果迅速涌现，初步确定人口迁移和流动研究的框架地位，中国人口科学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跨国迁移和流动等，这一部分约占16%.二、迁移研究的主要进展经过近20年的研究和探讨，我们基本上弄清了建国以来人口迁移和流动的过程，其主要进展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主要如《中国人口》丛书；第三部分为专题研究，包括环境移民、开发移民，都有专门章节讨论人口迁移，为之后的人口迁移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和资料基础。李德滨（1987）的《黑龙江移民概要》总结和分析了解放后至80年代初自发或组织迁入黑龙江的移民，也具有重要价值。年为人口迁移研究大发展阶段，约占总数的37%，包括全国或地区性人口迁移的状况、过程、包括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提出的设想和建议等；杨云彦（1994）主要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抽样数据对人口迁移状况作了较详实的分析，还有几方面的有利因素：一方面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人口的流动性大大加强，要求学术界对此问题开展专门研究；另一方面资料条件得到明显改善。1996年以来是人口迁移研究开始走向深入的阶段，户籍迁移统计资料的整理和发布，中国社科院人口所主持的“74城镇迁移调查”，若干特大城市“流动人口调查”、基本特征以及主要的机制等。对迁移所产生的复杂的社会经济效应开始较深入的探讨，而在研究方法的创新。魏津生将迁移定义为“发生在国内不同省区或县（市。1，以及检索手段的不完备，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国外研究方法的引入，讨论了“迁移”和“流动”的定义问题。其中，主要可分为三大组成部分：第一部分为对迁移进行综合性研究的论文、水库移民、自流人口问题等。胡焕庸等（1984）编著的《中国人口地理》和孙敬之（1987）主编的《中国人口》丛书，欢迎指正。一、关于人口迁移研究的简要回顾从70年代后期开始，在引入并改进国外研究理论和分析方法方面有初步的尝试。从1984年开始，迁移和流动研究开始迅速发展：1984年检索到11篇论文，1985年为22篇，1988年成为迁移和流动研究的一个高潮，有41篇论文，对一些情况只能根据间接的推算来判断。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首次全面调查了中国人口迁移的状况，为迁移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资料支持。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村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改革的推进，即组织移民和自发迁移，认为主要的迁出区有3个，即黄河、长江下游地区、四川与湖南，我国东中部若干特大城市都相继开展了流动人口调查，殊属不易。魏津生（1984）、张庆五（1988）对中国人口迁移的概念界定等基础性问题进行了分析、社会学等多学科研究的格局。城市流动人口的剧增强化了政府部门和科研机构对人口流动问题的关注，从80年代中期起。文中还首次绘出迁移流向（示意）图。在当时资料极其缺乏的情况下，该文较准确地刻划了中国人口迁移的状况。仇为之（1981）根据各省，检索到的迁移和流动研究论文仅有5项；彭勋等（1992）从理论上探讨了人口迁移的学科体系，但这一阶段为后期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水库移民、婚姻迁移、区年人口增长速度和比重的变化。但长期以来，研究成果在数量上的扩张已经明显缓慢，以及跨学科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从研究内容上看，其覆盖的内容广泛、流向及其结构特征，迁移的一般理论与方法等内容；第二部分为对人口流动。杨云彦（1992）利用1987年1%人口抽样资料和1990年普查资料推算了改革开放以来迁移规模的变化，认为改革开放后迁移流向、机制及类型都发生了重大逆转。但时至今日，关于人口迁移和流动的研究，这种混乱首先反映在人口迁移流动的概念界定和统计口径上，如把人口迁移仅仅局限于完成了户口迁移的那一部分人，而将没有完成户口迁移手续的所有移动人口全部称之为“流动人口”；把城镇功能性的短期驻留或过境人口与就业型、定居性的常住人口也统称为“流动人口”等等。由于界定上的混乱，导致调查和统计工作的困难，一方面取得了有关人口和劳动力流动的深入细致的资料，另一方面却连最基本的总量指标至今都无法确定。虽然有关部门发布了一些资料，但这些资料的质量不高、口径不一，往往不具备可比性，无法由其整理出连续资料。公安部门公布的有关人口迁移的资料，不仅存在统计质量上的问题，而且其覆盖面有限，它所包括的只是有户口迁移的那部分人口，其占总人口的比重甚至呈下降趋势，这和8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流动性大大提高的现实是不相符的（于蜀等1998）。关于暂住人口，公安部门公布的城镇暂住人口数字统计口径过宽，而且漏报现象比较严重。各次普查和全国性的抽样调查得到的多是存量指标，口径也多有变化，影响到资料的可比性。2.流动人口与“民工潮”：一般来说，流动人口特指那些临时性的人口移动，而在目前情况下，通常使用的“流动人口“概念包括了所有没有”户口迁移“手续的人口移动，无论这种移动是短暂的或长期的。资料表明，目前急剧增加的人口流动实际上包含着两种主要的类型：一种是伴随经济发展而增加的城市功能型流动人口，他们在城市滞留的时间一般较短，这类流动人口的流向由城市功能、城市辐射范围所决定，时间和空间分布相对平衡；另一类就是进入城市寻找工作机会的劳动力，这类”流动人口“规模大，在城市滞留时间长，且流向相对集中，因而产生的社会震荡也更大。后者通常依其户口登记状况被称之为”暂住人口“或”外来人口“，由于这一特殊群体符合人口学研究中人口迁移的基本特征，于是他们也被看作一种特殊形式的迁移，即相对于”计划迁移“而言的”非正式迁移“，其与计划内迁移的不同主要通过户口登记状况的差异反映出来。由于户口至今仍然在城市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非正式迁移“人口无法享受和城镇”正式“居民同等取得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机会和权力，于是形成不同户口状况的移民在就业机会、行业和职业流向、福利与社会保障等多方面迥然各异的移民群体（杨云彦1996）。“非正式迁移”在计划经济时期就已存在。李德滨（1983）探讨了计划经济时期向黑龙江的自流人口问题。陈郁（1984）首次利用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对“人户分离”①的状况进行了研究，郑桂珍（1985）首次对上海市1984年时点流动人口进行了全面调查并估计流动人口规模为70万。之后有关城镇流动人口的调查分析和文章急速涌现，李梦白等（1991）对此有全面的总结，陈贤寿等（1996）指出近年来流动人口“移民化”、“家庭化”的趋势。进入90年代以来，有关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即“民工潮”问题，成为研究的热点。这些研究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从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角度出发，研究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城镇“暂住人口”问题；一是从跨区域流动角度出发，研究“外来劳动力”或“民工潮”问题（中央政研室1994）。这方面的研究，已从早期关注的流向、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行业分布、职业状况、婚姻、家庭等一些静态的人口学特征，逐步深入到流动的过程、在流入地的收入与消费状况、行为方式的变化、社会冲突与整合等社会经济动态特性（韩晓耘1995），以及劳动力外流对流出地的资金、信息、技术回馈，乃至对流出地的社会经济影响（秦德文1994）。3.迁移选择性、迁移模式与机制：移民和非移民之间一般存在规律性或普遍性的结构差异，这种差异可以认为是迁移对移民进行“选择”的结果，也就是迁移的选择性。境外曾有学者对中国计划经济环境下的迁移是否存在选择性提出置疑。事实上，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选择性可能更加突出，但选择机制会有所不同。由于中国长期坚持控制城镇人口增长和控制非农业人口增长的政策，国家对迁入农村、包括城镇郊区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在政策上基本不予限制，因而比较容易落户并完成户口迁移手续。对迁入城镇的人口实行严格的选择，将迁移权优先给与城市经济发展急需的专门人才和技术人员。在迁移途径上，主要是计划内的干部调配，高等院校招生和分配。因此，计划迁移政策在迁移人口的来源、结构和去向上都表现出明显的选择性，计划内迁移的主要是高文化程度的专门人才和国家干部，流入国家行政事业单位、大中型国营工业企业和高层次的服务业，主要从事脑力劳动或技术性职业等。在所有的迁移选择性中，在年龄上存在最为普遍的选择性。在一般情况下，青年人有着明显的迁移倾向，迁移人口明显集中于15～35岁年龄区间内。早在80年代初，有关调查即证实了这一现象。吉平（1983）调查发现迁入北京市的人口中有74%是在劳动年龄段内迁入北京的，其中绝大部分在30岁以下。李豫等（1984）发现年间北京市迁出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达93.2%.迁移对性别的选择性是随迁移的性质而变化，某些类型的迁移对性别的选择性很明显，如婚姻迁移受历史、传统等多方面影响，婚姻迁移以女性占绝大多数。根据1987年全国1%抽样调查的情况，在婚姻迁移中女性占93.3%，性别比低至7.2，基本是女性一统天下。正是这类迁移在性别构成上的高度选择性，使不平衡的婚姻迁移有可能对迁入、迁出地产生深远影响（杨云彦，1994）。移民文化程度与迁移的关系，也是迁移选择性中的重要方面。从中国的情况来看，移民平均文化程度一般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与中国高等院校的招生、分配，干部调配等计划迁移密切相关，但在农村劳动力流动中发现相反的情况（赵耀辉1997）。王桂新（1993）、刘启明（1992）、丁金宏（1994）等对省际迁移的空间模式进行了探讨，其中特别讨论了距离在迁移流向中的重要作用；严善平（1998）用地区间迁移模型检验了省际迁移中迁移存量、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等因素的影响；还有一些研究运用西方经济学分析方法对劳动力流动的机制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蔡方1997）。4.关于迁移效应：人口移动以其所具有的空间上的不平衡性和结构上的选择性对迁入、迁出地产生多方面的影响。首先，人口移动直接改变了迁入地和迁出地的人口总量，并通过转移生育间接影响两地的人口数量对比；其次，人口移动所可能引起的生育行为变化将改变两地的人口再生产模式；由此，人口的分布状况以及发展模式都将发生变化；另外，人口移动将改变两地的人口结构。人口移动导致的人口空间结构变化有两种情况：集聚性的迁移将会强化人口分布的不均衡状况，而扩散性迁移则使人口分布趋于平均。人口和劳动力的区域流动还可对地区差距产生影响（蔡方1998）。人口移动对生态环境也将产生直接的影响。在生态脆弱地区，人口的入迁可能会加剧生态环境的恶化，特别是在农业移民中对环境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但也有少量因人口入迁后对生态环境加以科学治理而使其得到改善的情况。人口移动的社会效应是一个受到特别关注的课题。人口移动在实现均衡的过程中不断地打破旧有的平衡，从而引发了多层面的摩擦。这一社会整合过程从长远看有利于增强社会的活力，从短期看则有可能带来社会问题，如文化冲突、犯罪等。移民行为调整是人口移动社会效应微观方面的重要内容。从一种文化背景和特定社区流入另一种行为方式和文化氛围中的移民，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差异迫使移民在冲突中进行着调整，同时他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可能影响迁入地的土著居民。移民通过多种文化的相互交流融合，形成富有生机的移民文化，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可能导致社会冲突。一般来看，处于少数地位或带有落后的文化背景的移民更有可能采取调整自身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途径主动或被动地适应迁入区的生活方式而被同化。在移民占多数地位的情况下，可能会将自己的文化强加给迁入区。在迁入地，土著居民对具有相对先进文化背景的移民可能采取较为友好或是倾慕的态度，而对由落后文化区迁入的移民多采取歧视甚至敌视的态度。在这方面较受关注的是对女性婚育行为变化的研究（林富德等1998），这些研究若能结合与迁出地的对比将更有价值。当前，“外来人口”对流入地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既是一个复杂的学术问题，又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由于担心“外来人口”影响本地就业，一些地区特别是特大城市纷纷出台了干预外来人口就业的政策法规。丁金宏（1995）、赵敏（1995）等分析了外来人口就业及其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其结论认为外来劳动力对本地就业的影响是有限的。陈浩（1996）探讨了劳动力外流对农村发展的正面与负面影响。5.关于政策与评价：《人口研究》编辑部组织了专题讨论外来人口问题（该刊1997）。从整体上看，学术界和社会对流动人口的态度，已经由比较排斥走向比较宽容。对外来人口的管理问题，刘世定（1995）对政府行为进行了详细的实证分析。对与迁移相关的政策评价，主要集中在移民、户籍管理制度与城镇化政策方面。在开发性移民与环境移民方面，建国后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移民、环境移民及水库移民。向边远地区移民的主张一直占主流地位。如仇为之（1981）文中即提出应继续向西部移民，王勋（1984）更提出具体规模。但向西北移民的主张受到来自人口地理学界的批评（原华荣1985），其中关于水资源约束的证据是最有说服力的。有关评价西北组织移民也间接支持了这些批评（陈伯敏等1988）。80年代后期，有关向西北移民的关注被环境移民所取代（解书森等1988；张善余1995；张志良1995）。水库移民作为一类重要的组织移民，也一直为有关研究所重视（张思平1983）。尤其是三峡工程移民更是倍受关注（朱农1995）。1998年长江中下游流域的特大洪水，对移民安置提出了新的课题。关于所谓“外来人口”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这方面需要在理论和实证研究上取得进一步的突破，如外来人口的法律地位问题。劳动者的平等劳动权力是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力，而对所谓“外来劳动力”的歧视性政策无疑侵犯了这种平等权力。“外来劳动力”字面本身就含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甚至是歧视性的。我们限制非本地户口劳动力的劳动和就业，其法理依据和理论解释是什么？目前对所谓“外来劳动力”的歧视性待遇既无足够的法律依据，也不符合市场经济基本原则。其次，我们对劳动力市场的了解十分有限，外来劳动力对本地劳动力供给状况、工资、整体经济运行及新就业机会的创造，影响相当复杂。目前在歧视性的政策环境中，“外来劳动力”大多只能在城镇艰苦的条件下从事低收入和重体力的职业，其有限工资的一部分被作为补偿由政府收取后返回用于城市职工的补贴①，城市（本地）劳动力则利用其有利的制度性地位“寻租”②。在这种制度安排中，即使“外来人口”干得再好也无望融入城市社区中。长期对城市的倾斜和保护政策，限制了农村人口分享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改善福利的机会。户口制度作为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适应性已经十分强烈和明显。三、中国城市化进程及其研究相对于人口迁移问题，城市化问题更早受到关注。这主要是因为在人口科学被打入冷宫时，城市科学仍在艰难地生存，从而为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科学的迅速发展积累了基础。但是，对城市化问题的研究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一样，仍然历经曲折。新中国城市化走过的40余年历程，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魏津1985）：年是城市化迅速、健康发展的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城乡之间和工农业之间的比例关系较为协调，城镇人口由5765万人增加为9949万人，年均增长率达7.1%，大大超过了这一时期总人口的增长速度，使其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由10.6%上升到15.4%，从而显著缩短了中国同发展中国家乃至世界先进国家之间在城镇化水平上的差距。在这一阶段中，中国城市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农村人口的迁入，尽管当时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平均高达3%，超过农村人口，但在城镇人口增长中只占44%，仍有56%的增长是由迁移取得的。年是城镇化超速发展阶段。由于经济建设上的急于求成和主观臆断，使中国工业和城镇化在脱离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超高速发展，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上升到19.7%.年，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逆城市化阶段。随着国民经济的大调整，城镇人口被大批精减，前后共动员了约3000万人返回农村。到1965年底城镇人口已接近于1957年的水平，但随着总人口的增长，城镇人口比重反而降低了。这种逆城市化是对前一时期超速发展所作的纠正。年，是城乡人口大对流的阶段。一方面，这一时期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出现了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干部下放为特征的逆城市化运动，前后累计约有3000万城市知识青年、职工及其家属、政治上有“问题”的人被强制性地迁往农村。另一方面，城镇企事业单位又大量从农村招收职工，而且由于管理上的混乱，使得很多农村人口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变成了城市人口，其总数累计亦达2000余万人。进出相抵后，城镇人口净迁出约500余万人。在工业建设方面，出于备战目的的“三线”建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宏观布局，但基建投资没有形成城镇对非农产业的吸收能力。这期间中国城镇人口增长极为缓慢，城市化水平甚至下降。总的来看，中国城市化水平不仅低于发达国家在同一工业化水平时的城市化水平，也低于目前在同一发展水平上的发展中国家。也就是说，与一般城市化水平相比，中国表现为“城市化不足”。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剧烈波动，与我们在城市化上认识的波动密切相关。关于城市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这一问题，历来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城市化是现代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而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城市化是发展带来的“病症”。长期以来，反城市化思想在中国有着深远的影响，但中国的反城市化思想同西方又有不同的地方，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辜胜阻，1991）：第一，消灭“三大差别”的思想。这一思想寄消灭城乡、工农和脑体劳动之间的差别的希望于抑制城市发展、实现所谓城乡一体化上，形成反城市化的主要依据。第二，自然经济思想。由于对物质资料生产的狭隘理解，城市第三产业的职能被大大弱化，城市化无法促进。第三，城市化阶级性的思想。有观点认为“工业化导致城市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规律”，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工业化不必走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老路，中国应进行没有城市化的工业化。，从不同学科研究中国人口迁移和城市化①的成果迅速涌现
为您推荐：
其他类似问题
换一换
回答问题，赢新手礼包
个人、企业类
违法有害信息,请在下方选择后提交
色情、暴力
我们会通过消息、邮箱等方式尽快将举报结果通知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