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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谈国考热：辛苦几十年不如体制内分套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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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谈国考热：辛苦几十年不如体制内分套房
11月25日，国家公务员考试现场拥挤的人群，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今年参加公考人数达112万，录用比53∶1。一些热门岗位，数千人同时报考的壮观景象有增无减。公务员热持续升温，离不开大学扩招、毕业人数增加这个客观基础，也与人们心目中公务员的高“含金量”紧密相关。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人们择业观念虽发生了大变化，但社会上“官本位”思想基础依然深厚，“学而优则仕”观念依然盛行，考进体制内、成为公务员无疑是跻身仕途最基本的起点。同时，对体制外就业来说，高房价制造出的“蜗居”、“蚁族”，外企、民企在激烈市场竞争中随时可能带来的“裁员”、“减薪”等行为，都是生活中的不确定性。而公务员外表光鲜、稳定性强，社会地位高、福利待遇好，自然具有无法抵挡的巨大吸引力。
辛辛苦苦几十年，不如体制内分套房。近年来，在经济多年持续高增长的背景下，老百姓生活的安全感并未与收入同步增长。恰恰相反，由于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等因素，担心收入下降、担心丢工作、担心养老生病等焦虑心理，在人群中十分普遍。越来越多大学生不仅热衷考公务员，他们在择业时，也普遍更加注重工作的福利待遇，而对自己的专业、能力、爱好与工作的匹配性，及工作强度、环境、人际关系等其他软要素，关注度都在不断下降。
毋庸讳言，随着各级政府与公共部门的功能完善、规模扩张和结构优化，客观上增加了用人需求；优秀人才愿当公务员，对于改善公务员队伍的人才结构，提升工作质量，肯定有积极作用。但许多公务员岗位不一定能充分施展个人才华，如果社会人群特别是大学生群体都想当公务员，如果社会普遍认为只有跻身机关才有最好的就业出路，这是必须要改变的。
大学生爱考公务员，一个重要原因是公务员是“铁饭碗”。破除公务员“职业崇拜”，首先要打破“铁饭碗”、破除“终身制”，通过推广聘任制等制度，建立公务员退出机制，彻底改变“一考定终身”的状况。
更重要的是，要建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体制内外、不同性质、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人创造平等的发展机会。特别是要加快改革步伐，淡化体制界限，打通人才自由流动通道，缩小收入差距。只有当越来越多的人不只热衷于进入公务员队伍，而更愿意、也有条件自己创业，或者在企业、非机关岗位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时，这个社会才会充满持久活力。
（据人民日报11月29日报道）
本文来源：乌鲁木齐晚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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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内隐性福利内幕:最高可获北京闹市房产
新闻频道：
它可以是一块普通的香皂，也可以是北京闹市区的一套住房；
它可以是“留住人才的法宝”，也可以是“赤裸裸的腐败”；
它常常不合理地存在着，你却不能简单地否定它——
《中国经济周刊》见习记者赵剑云|北京报道
“‘空饷’，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了维护这个体系（官员体系）稳定的一种隐性福利。”
近日有媒体报道，湖北省武穴市教育局让30个年龄在50岁以上的干部“退居二线”吃空饷，以便把职位腾出来，为年轻一点的公务员留出“发展空间”。
针对这一现象，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学者梅赐琪如是说。
当然，并非所有的“吃空饷”现象都是为了维护官员体系的稳定。
今年以来，各地“吃空饷”被曝光事件屡见不鲜。
1月，山西省静乐县原县委书记杨存虎之女被曝光：5年累计“吃空饷”10万元。
2月，还在上学的山西省长子县教育局局长李某之子，入编为当地一所中学的正式教职工。
4月，山东省沂南县检察院针对当地发生的数起国家工作人员“带薪坐牢”现象开展专项调查，发现近三年办理的职务犯罪案件已判刑的61人中，有32人的工资没有变动。
6月，江西省武宁县清理出各类“吃空饷”人员85名。
截至7月底，陕西省榆林市半年内已清理纠正“吃空饷”人员2100多名。
“‘吃空饷’正成为财政资金流失的黑洞。”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教授在接受《检察日报》采访时指出：“吃空饷”是公共权力的滥用，是一种变了形式的比较严重的腐败。
公务员、国家企事业单位的“隐性福利”，近年来屡次出现在公众视野，每一次都会引起广泛的关注或质疑。如：位于北京闹市区、仅为市场价1/8的央企福利房，每月倒给500元话费的内部手机号，每年获财政补贴数千万元的机关幼儿园等。而最近的一个例子，则是审计署披露的：2011年，中科院以项目名义给在编职工发放近亿元福利。
何谓福利？
福利的规范名称为职业福利。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仇雨临在《职业福利概论》一书中，给职业福利下了一个定义：职业福利是企业（单位）基于雇佣关系，在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的引导下，以企业（单位）自身的支付能力为依托，向员工提供的各种以非货币工资和延期支付形式为主的补充性报酬与服务。
一位匿名的福利专家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职业福利范围很广泛，可分为法定福利和企业（单位）自主福利两类。法定福利是依法建立的，任何就业单位和职工都要参加，比如“五险一金”；自主福利其实就是人们常说的“员工福利”，是企业（单位）自愿为员工提供的，国家并未立法强制执行，如年终奖、补充住房津贴、教育培训等。
具体包括职业养老金、健康医疗保障、住房援助等具有补充保障性质的核心项目，以及各种补贴、教育培训、福利设施等多样性的福利计划。比如带薪休假、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是法律规定的职工福利。
何谓隐性福利？
在上述福利专家看来，隐性福利是单位为职工提供的一些基于职业便利的优惠福利措施。比如航空公司的员工可以买到便宜机票；好学校教师把子女安排在本校上学等。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则认为，隐性福利是指某些部门、单位在政策、制度之外发放的各种货币或非货币形式的收益。除了制度内的福利，哪怕是单位发给员工的大米、肥皂、抽纸等日常用品，都算是隐性福利。甚至有些制度内的福利，如果发放额度超过了发放标准，也算是隐性福利。比如交通补贴，“本来应该发600元的，最后发了3000元，超出标准的2400元，也算是隐性福利。”
对一般的企业来说，国家鼓励它们给员工多发福利。但目前，机关事业单位、国企的隐性福利每次曝光，都会引来公众的质疑。
上述福利专家认为，深层次原因主要是隐性福利所造成的社会不公。“哪个单位不想给自己的职工增加福利？只要不伤害其他社会成员利益、不触犯法律就行。”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则告诉《中国经济周刊》：“隐性福利”实际上应该算作“灰色收入”，但“灰色收入”不全是隐性福利，比如回扣。
提高福利待遇，绝对是值得每一个人尽情歌颂的好事。但许多时候，它却暧昧地存在着。
福利，五花八门
一元钱能吃什么？
这个曾在网上被热议的话题，有人给出了让很多人意外的答案：中央部委食堂一顿丰盛的午餐。
有媒体报道称，部委食堂大多以自助餐为主，一顿午饭一般不会超过10块钱，有些机关只需个人掏一两块钱“意思一下”，“因为上面出了个什么规定，说必须要有自付的部分”。有的机关食堂，则出现了“免费午餐”。不只如此，某部委食堂还配有营养师，营养师会根据每次机关体检的结果，在配餐上做相应的调整。
物美价廉的饭菜、优质的服务，让许多人对部委食堂艳羡不已。
最常见的福利还有劳保用品，其发放的初衷是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安全和健康，确保安全生产；常见的劳保用品有手套、安全帽等。而一些单位发放的劳保用品，并不一定和工作直接相关。
“4盒抽纸、两瓶洗洁精、两小袋碧浪洗衣粉、两块透明皂、两条毛巾”，这是在北京某事业单位工作的小江每年都会领到一两次的“劳保用品”。而某银行则更人性化地将劳保用品货币化，直接发放购物卡。在该银行工作的小张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去年春节，单位发给老员工每人4张、新员工每人两张某大型超市的购物卡，每张1000元。
此外，端午节发粽子、中秋节发月饼这样的福利也很常见。2009年被广为关注的“月饼税”，据说，就源于某单位中秋节给高管发了2000元的购物券，导致一场关于公务员发月饼是否该缴税的争论。
近年来，iPhone、iPad这些流行的电子产品也成了一些单位的隐性福利。一中央部门下属事业单位员工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该单位去年举办年会，单位给员工设置了一个抽奖环节。奖品是价值近5000元的iPhone4S和价值3000多元的iPad2，而且中奖率100%。手气差的员工，也能保证抽到一个iPad2。
当然，这还只是实物层面，有的福利还和员工的精神享受有关，比如旅游福利。据记者了解，上海一家国企的普通员工，每年仅旅游福利就有6000元。某部委每年会给员工发500元的“图书费”，以便大家看书学习。
再比如免费的音乐会、电影、话剧门票等。每次有大牌歌星来京开演唱会时，北京某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小宋，就会接到无数个亲戚朋友的电话，因为工作关系，小宋所在的部门每次都会有赠票。“我也挺为难的，因为许多巨星演唱会的门票很紧俏，转手最少就是几百元，甚至有时更高，我不看，但是老向单位要，也不合适。”
此外，北京几所高校的应届毕业生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今年天津某政府机关来北京高校做宣讲会，就公开承诺给本科生员工提供免费攻读在职研究生的福利。一位自费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在职研究生的学生介绍，她攻读在职研究生的费用，大约要30000多元。
当然，还有直接发钱的，主要表现在优厚的津补贴上。河南某县一位副局长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单位每月给局级（科级）干部3000元的汽车油补，而自己每月的油钱大约六七百元。
各种名目的“费”，在福利中也屡见不鲜。东北某省一家商业银行规定，只要本单位员工在私家车的车身上展示该银行的Logo，单位每年将“支付”该名员工8000元的“宣传费”。“私家车上贴单位Logo，客观上也是向公众宣传我们银行嘛。”该银行一位员工说。
北京某国企员工则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所在的单位，“是个节都有过节费”，甚至六一儿童节，所有员工都有几百块钱的过节费。
当然，福利还具有鲜明的单位特色。
北京某电信运营商的一位员工告诉记者，作为普通员工的他，每月手机话费中，市话1000元以内、长途100元以内，不用自己掏钱。“市话当然没问题了，长途一不小心就打超了。”
实际上，在2009年，财政部就发了一份《关于企业加强职工福利费财务管理的通知》。《通知》规定，“国家出资的电信、电力、交通、热力、供水、燃气等企业，将本企业产品和服务作为职工福利的，应当按商业化原则实行公平交易，不得直接供职工及其亲属免费或者低价使用。”不过，这一规定在一些部门并没有严格地执行。
此外，隐性福利还有“假公济私”类的。甘肃省某事业单位职工小马告诉记者，该单位近年来改善办公条件，目前每位员工都配有三台电脑，一台台式机、两台笔记本，“所以，家里根本不用买电脑了，两台笔记本拿回家足够用了，维修、更换都是单位买单。”小马单位的办公楼和家属楼在一个院子里，所以，单位20兆的宽带也就“顺便”进了家属楼，“下载电影特别快”。
当然，上述种种福利与福利房比起来，则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福利中的极品——住房
虽然早在1998年，国务院就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彻底废止了原先的福利分房制度。但在一些单位，远低于市场价的福利房依然存在。
在北京，仅职工宿舍这一福利，每月就能为一些公务员、事业单位、国企职工节省1000元到3000元不等的租房开销。要是能分到单位的福利房，就如同瞬间中了彩票，资产和收益都将在百万以上。
张先生是某中央部门在编职工，据其介绍，自己参加工作两年后，2009年单位就给他提供了一套北京四环内的福利房：二室一厅，60平方米，价格为5500元/平方米。而该地段的商品房，价格在每平方米2.5万元左右。这一套福利房比市场价便宜100多万元。
据张先生介绍，房子的面积跟职工的级别成正比，级别越高，房子越大，“领导的面积会大一些”。一切手续都是按经适房走的，虽然现在还没有拿到产权证，“购买五年后应该有产权”。
今年5月，据媒体报道，在北京市西直门附近，一栋新盖起的高层住宅楼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附近区域已经几年没有建过住宅楼了，上世纪70年代盖的老楼市场价都接近4万元/平方米。这是某央企为本单位职工盖的福利房，价格为5000元/平方米，如果转手卖掉即可赚几百万元。而今年4月，北京北五环附近“被央企团购”的某楼盘的“房号”，竟被炒至100万元。
1998年，福利分房被叫停后，一些地区部分单位以“集资合作建房”的名义，变相搞福利分房或商品房开发。
2006年8月，针对这一问题。原建设部等三部委联合下发了被外界视为“措辞严厉”的《关于制止违规集资合作建房的通知》，规定：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一律停止审批党政机关集资合作建房项目。严禁党政机关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搞集资合作建房，超标准为本单位职工牟取住房利益。
不过，福利房并没有消失，又以“经济适用房”或者“限价房”的名义继续存在。一位知情人士向媒体表示，实际上各部委零散的福利分房、建房活动仍在进行，但分房的对象仅限于“核心公务员团队”。
“房子的福利，是很多人选择一些体制内单位的重要原因，有的部委，基层员工收入还不到5000元，没有住房福利，在北京简直活不下去。”一位中央部委的工作人员说。
北京市的一位公务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已经工作四年了，因为没有福利房，买房时不得不“啃老”。而上海某单位的一位去年刚入职的公务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自己单位也没有福利房，为此他还劝退了一名本想报考自己单位的师姐。“就算体制内，还是得找个牛逼的体制内啊。”他感慨地说。
“制度内没有给够”
福利房，在苏海南看来，“明显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只有少数部门、少数人能够买得到，别的部门、别的人们买不到，显然不合理嘛。”
据苏海南介绍，国外基本上没有隐性福利，我国的隐性福利是在整个社会分配制度不健全、分配秩序不规范的大背景下出现的。诱发的原因很多，而一些部门、单位和人员“想方设法从公家谋取好处，美其名曰改善职工生活，存在片面追求物质利益的错误思想”，是其思想根源。
其次，相关制度、政策不够清晰细致，“可以搞哪些福利、如何搞，讲得不是很明确”；同时对违规搞隐性福利要承担何种法律等方面的责任，没有明确、具体的便于操作的法则，“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单位、有些人胆子大，就会继续这么做。”这是隐性福利屡禁不止的制度根源。
“还有就是我们的监管不到位”，一些部门“老打一些擦边球”，监管部门不好惩罚或者不敢惩罚，也助长了这些问题的发生。
此外，苏海南表示，由于我们制度内有的东西没有明确或“没有给够”，会引发一种冲动：一些公职人员觉得自己的收入（货币的、非货币的）总体上应该达到一定的水准，而制度安排的远远低于这个水准，他们为了跟市场上具有相同层次人员的工资福利水平找齐，就会另想办法。
关于“没给够”的原因，苏海南解释说，是因为现在公职人员的数量到底是不是科学合理，政府心里没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制度内提高标准，而公职人员人浮于事，财政将负担不起。而且，公共部门的工资以及制度内的福利要真是定高了，老百姓也会反感。
“比如目前机关事业单位的基本工资标准都不高，结果津贴补贴就发得较多，超过了基本工资。而各地区的津补贴很不平衡，有的地方很少，有的地方则发得太多了。福利发放的情况也一样，正常的福利如果不清晰明确，隐性福利就可能泛滥。”苏海南说。
不合理，但别简单否定
隐性福利，最近一次大规模出现在公众视野，是在今年6月。
6月底，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2011年度中央预算执行等审计情况时表示，中科院所属9个单位以项目名义发放近亿元福利，环保部下属单位挪用项目资金85万元发放餐补，国土资源部挪用项目资金1116万发放补贴，工信部未报预算发放津贴补贴433万元。
苏海南告诉《中国经济周刊》，“隐性福利的来源有好多方面，大部分实际上还是财政的钱，只不过不是用于工资支付或者福利支付的项目之下的资金，而是从其他渠道拆支或漏支等等；此外，有的来源于单位的创收。”
中科院新闻办公室6月30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事业单位决算中，“工资福利支出”是一个大项。根据审计署的审计，该院所属9个单位在部分科研项目执行过程中，确实存在扩大人员经费开支范围的问题，其中绝大部分用于职工工资，极少量用于科研项目聘用人员的社保费等，并不是简单地“以项目名义发福利”。
中科院新闻办表示，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既有不断规范政策执行的问题，也有不断完善现行制度的问题。政府有关部门正在研究科技资源配置制度的深化改革。随着科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这一问题应该会得到解决。
“隐性福利，总体上来讲肯定是不合适的，劳动者的工资福利等各种收入，特别是公职人员的全部收入都应该制度化、规范化和公开化，不应该有隐性的收入或隐性福利。”苏海南说，“但对引发隐性福利的原因，要客观分析。其中，有错误思想认识的影响，有制度存缺陷、监管不到位的影响，这些都是应该通过相关措施予以纠正的；同时我们也要理性分析，对某些本该给却没有做出制度规范，或虽然制度做了规定却没有合理确定水平的，就不宜简单否定，而应通过认真调查仔细分析后再做决定，是否补充设置相关福利。一句话，要关紧‘后门’，同时也要开好‘前门’，让公职人员的各种收入包括福利都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与社会上相当人员收入水平基本平衡，拿得既合理又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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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体制内很多官员抵触房地产税，几乎各领域改革都有阻力
澎湃新闻网记者 欧昌梅
15:47 来源：澎湃新闻
       “全面改革和财税改革已经到了攻坚克难阶段，几乎各个领域的改革都有明显阻力。”12月16日，全国政协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在北京接受澎湃新闻网专访时如是说。       贾康现年60周岁，原在财政部直属研究机构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任所长一职，刚于今年8月29日卸任。       在谈到房产税时，贾康直言，体制内官员很多“也是抵触的”。多年来，房地产税改革时有呼声，“加快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的要求，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十分明确，但还迟迟没有听到动静。       对于资源税改革，在贾康看来，关键是应让税负传导到整个产业链，在税、价、财联动配套改革中理顺资源、能源产品的比价关系和价格形成机制，促进节能降耗、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的打造，并乘势培育地方税体系，落实省以下分税制。资源税的税负影响传导到最终消费品时，政府应及时适度提高低保标准，让最低收入阶层的实际生活水平不下降，而不是坐而论道，总把讨论放在改革的难度上。体制内很多官员抵触房地产税       澎湃新闻网：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对财税改革而言，同样是要进入深水区。财税改革面临哪些难题？       贾康：要说难点，几乎每项改革都有困难。改革到了攻坚克难的阶段，就是要面对困难。对于财税改革来说，企业、公众往往表现出首先最关心的是税改。       “营改增”（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总体来说有一定共识，但也要精心处理一些难题。到了资源税改革，各方顾虑就更大一些了，有的行业一直说自己受不了。       今年12月1日煤炭资源税从量变从价，对煤炭行业而言，同时整合税外其他各种基金和收费，使其一开始实际税负基本不变，企业能接受。但以后企业还是要适应从价征收后市场波动带来的考验。关键的问题在于，不是要让煤炭行业完全吸收税负，税负应在产业链上传导到中游和下游，这才能促使大家从自身利益出发，节能降耗。       资源税负向中游推，首先就会涉及电力体制改革。中国80%的电是煤烧出的火电，但目前电力改革关键部分，发电和配电两端的改革，寸步难行。煤已经不可逆转地由市场去定价格，但电力领域却过度垄断，过度管制，不能够让市场充分发挥应有作用，比价关系、价格形成机制严重扭曲。       房地产税就更难了。一直说加快立法，但迟迟没听到动静。说了这么久，还没提到人大立法议程上。提到房地产税，网上更多是情绪的宣泄，甚至咬牙切齿，常见有的发声音跳着脚骂人。       澎湃新闻网：据你观察，哪些人对房地产税的意见较大？开发商的反对声是不是较强烈？       贾康：不只是（开发商）。我观察到，各级体制内的官员很多也是抵触的。各种说法都有，包括拐着弯说不行，比如有人说，这个税要是推出来，房地产要跌得不成样子。       现在来说，仍要明确肯定中央历次文件，直到三中全会《决定》，一直是锁定这个改革大方向的，目前，这个改革首先要抓紧加快立法工作，把实施把方案设计好，而不是放弃改革，无所作为。应尽快在立法过程中明确房地产税的“调节高端”原则，让大众（包括官员）吃“定心丸”减少抵触。某些点状具体问题的顾虑、阻碍因素和难题，不是首先去争论不休的地方，首先应聚焦的，是回到全局，回到改革必须推进、其决定性成果要取得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上。现在大量的讨论不是放在怎么攻坚克难，而是说这儿也难，那儿也难。都在讲自己部门、局部的、个体的利益，全局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靠什么去追求？各方利益的协调权衡，还是要落在总书记所说的“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上。       澎湃新闻网：税改必然会影响普通人的生活，在改革中需注意什么？       贾康：以资源税为例，比价关系和价格形成机制改变以后，市场会更多体现资源产品、能源产品的稀缺性，使相关产品价位走高，企业有了竞争中节能降耗的压力，以及千方百计开发有利于节能降耗的工艺、技术的动力，市场优胜劣汰会挤出落后、过剩产能。资源税负传导到最终消费品，老百姓的生活品也要受影响，这不可避免，不能回避这个问题。       政府要做的是什么？资源税改革启动后，传导到最终消费品的时候，政府要及时适度提高低保标准，让最低生活水平、最低收入阶层的人实际生活水平不下降，政府要托这个底。中等收入阶层以上的人群要适应比价关系的变化，调整消费习惯，趋向于低碳化生活方式。       但在宣传上，几乎无人说这个话。赢取叫好声的却是，“资源税改革有必要，但绝不能把税负转嫁给企业和老百姓”，这样说后掌声一片，但其逻辑是有内在矛盾的。应该在产业链上从上游、中游到下游，让比价关系和价格形成机制一直理顺下来，产生产能的优胜劣汰和生产、生活方式的“绿化”。预算体制改革，首先要做的是预算透明       澎湃新闻网：除税制改革外，财税配套改革的另外两个领域进展如何？       贾康：整个财税改革有三大领域的任务：预算改革，税制改革，以及中央地方财税体制调整。税制改革任务包括，“营改增”、资源税、消费税、房地产税、环境税和个人所得税。最先做到位的应该是“营改增”，按照计划，2015年“营改增”要实现全覆盖。消费税改革看来也要动了。       三大领域的改革都难。预算改革首先是要提高预算透明度。前些年预算透明度在逐渐提高，但要达到比较稳定、成熟、符合公众诉求的状态，还要做很多努力。       澎湃新闻网：一般所说的预算透明度，应该达到什么程度？       贾康：首先是全面，跟着要越来越细致，之后还需要适应公众诉求，形成回应机制。比如大家说看不懂，政府方面就不能光强调预算的专业性，说你就是看不懂。政府应努力做出通俗的解释，回应大家关切的问题。       这个工作量比较大，但要一年一年做下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后，预算透明将是什么状态，这是值得期待的。经济社会发展到了一定阶段，老百姓必然会关心税收、预算，还有相关的法治、公众意愿表达机制等。公众有了公开透明带来的“知情权”，跟着发展的必然是质询权、建议权、监督权，最后实现的便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公共事务决策权。       澎湃新闻网：财政部刚刚公布了11月份的财政收支情况，接下来不到一个月还有2万多亿元要支出。年底突击花钱已经不是新闻了，什么原因使得年底突击花钱反复出现？       贾康：年年如此。有多方面原因，不全属“突击花钱”，但也确有此因素。我们的预算确实比较粗，有些可花可不花的钱，到了最后一个月用钱单位会想方设法花出去。花出去后，就不影响下一年度安排预算时所谓的基数。       随着预算越来越透明，越来越细化，年底突击花钱的空间会得到压缩。另一方面，这一现象跟我们目前采用的预算会计“收付实现制”也有关。在收付实现制下，上了账，钱就是花出去了。年底之前要结算，所以最后一个月呼拉拉地什么东西都上了账。       如果实施权责发生制，预算年度之间的衔接会更平稳。权责发生制下，政府要有一套完整的资产负债表，一整套政府财务报告体系。有些钱已经“名花有主”，按照权责发生制，比较早地就会体现在支出安排里，不会像收付实现制，非得最后上账才表现钱已经用出去了。       现在已经明确要求引入权责发生制，编制跨年度预算。跨年度预算有一定弹性和更好衔接的机制，总体来说，预算会更清晰。“土地财政”等问题并非分税制导致       澎湃新闻网：一提到财税改革，很多人会指出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弊端。你怎么看待分税制改革？如何把眼下的财税改革和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衔接起来？       贾康：首先必须肯定，大方向上，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是和市场经济相匹配的制度安排，别无选择。1994年后出现的问题，如地方基层困难、土地财政、隐性负债问题，把板子打在分税制身上，这是打错了地方。1994年以后，省以下没有真正进入分税制状态，深化改革受阻。恰恰是由于分税制没有能够“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地贯彻落实，才造成这些问题。       五级分税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可参照的案例，1994年来不及处理省以下四级怎么分税的问题，当时首先是把中央和省为代表的地方间的分税制框架推出来了，然后省以下各自去试。结果各自试的“过渡”变成了“凝固”，省以下没有试出分税制，结果是形成了五花八门、复杂易变、讨价还价色彩很浓重的分成制、包干制，这才是深化改革所要解决的真问题。       澎湃新闻网：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这一改革应从什么方面寻求突破口？       贾康：首先要确定分几层事权，如果按照五层框架，划出五层的事权明细单，那太困难了。五级配税基，路走不通。柳暗花明靠什么？必须扁平化到中央、省、市县三级。三级事权，配上三级的财权、税基，再跟上三级预算、三级产权和多级举债权。现在是在努力朝这个方向走，但仍比较难。       比如说五级变三级，怎么变？农村税费改革走到取消农业税和乡镇的“三提五统”后，乡镇没有收入，完全称不上一级实体的层级，就不用考虑给它配税基。所以“乡财县管”，乡镇综合改革，已经使得乡镇这一层级不再是实体层级。       剩下的问题是市和县两层，有可能按照浙江经验，变成省直管县，放在一个平台上。现在也在推，全国两千多个县级行政区里有一千多个已经实现省直管县。有可能以后把市和县变成一个平台，可以行政先不同级而财政同级，以后再按中央文件精神，行政上也可以逐步实现省直管县。
责任编辑：李跃群澎湃新闻报料：9 &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财税改革,房地产税,房地产税立法,预算透明,中央地方财权事权划分,土地财政,分税制,资源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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