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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戈专栏丨货币供应新方式:近忧与远虑
核心 观点:
1.在外汇占款大幅下滑的情况下,去年以来我国的货币供应却呈现出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方式:央行极少调整法准率(2016年仅有一次降准),却大量使用各种创新工具。但操作中也暴露出市场波动加剧、量价预期混乱和抵押品不足等弊端,继续简单沿用上述做法的可持续值得商榷,过度依赖超额续作或非最优方案。
2.尽管今年M2增速目标(12%)低于去年(13%),且外汇占款下滑压力有望相对减缓,但今年流动性工具到期的数量将比去年显著多出5万亿左右。巨额的流动性工具到期成为今年流动性缺口的重要来源,并使得流动性缺口整体大于去年。尤其今年下半年流动性投放的到期规模庞大,届时流动性缺口及其补充的压力将明显增大。
3.上涨、汇率贬值预期有所缓解,面对巨额的流动性缺口,货币政策若能辅之以小幅渐进、多次灵活地调整法准率,或有利于其“稳健中性”目标的实现。传统教科书以及许多市场人士总误认为法定准备金率的调整是一剂“猛药”。但事实上,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法准率的调整不过是灵活应对外汇大量流入流出的政策操作而已。
在外汇占款大幅下滑的情况下,2016年以来我国的货币供应却呈现出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方式:央行极少动用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工具(2016年仅有一次降准),却大量使用各种创新工具,如常备借贷便利(SLF)、中期借贷便利(MLF)、抵押补充贷款(PSL)及其它公开市场操作来提供银行间市场流动性。2017年初,央行还推出临时流动性便利()来缓解短期的流动性紧张。据统计,2016年央行通过逆回购向市场投放的流动性共计约25万亿元,是2015年的6.66倍;通过MLF向市场投放的流动性共计5.52万亿,是倍。
诚然,在汇率预期不稳、资产价格高企的宏观背景下,上述创新工具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外汇占款下降引致的流动性短缺。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银行间市场的波动明显加剧,市场对货币数量和资金价格的预期有所紊乱,甚至还暴露出部分商业品紧张等新问题。2016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适应货币供应方式新变化,调节好货币闸门”。那么展望2017年,在货币政策“稳健中性”的基调下,上述货币供应方式是否可以持续?银行间市场的价与量的矛盾如何演进?准备金率的调整是否值得期待?这些都是市场关注的热点问题。
一、2017年流动性缺口有多大?
基础货币是货币政策目标M2的增长基础,也是央行可以调控的“流动性闸门”。 如果要预测未来银行间市场流动性(即基础货币)缺口有多大,就是要估算为了实现既定的GDP以及M2目标,流动性需求和流动性供给(在不进行货币政策操作的前提下)之间的缺口有多大,即:流动性缺口=流动性需求-流动性供给。
流动性需求
通常地,流动性(即基础货币)的需求可由广义货币M2的目标供给量除以货币乘数测算得出的。基于2017年M2目标增长率为12%,那么到2017年底M2需要增加18.6万亿元至173.6万亿元。关于货币乘数的预测,考虑到2012年后该值一路单边上行,因此不适于采取过去几年的平均值去预判。展望2017年,在央行更加严厉的信贷政策和金融去杆杠的背景下,我们假设货币乘数及其信贷能力或不会进一步扩张,因此可采用2016年的季度平均值5.12近似作为2017年货币乘数(暂不考虑降准)。在上述情形下,2017年末流动性需求(基础货币)应达到33.9万亿(=173.6/5.12),较2016年末的30.9万亿元,约需新增3万亿元。
流动性供给
1.外汇占款的增减。2016年末的新增外汇占款为-2.9万亿元,降幅较大。2017年1月以来,外汇占款降幅收窄。特别地,2月份外汇储备甚至出现意外回升,资本外流呈现出减弱的迹象。尽管如此,美联储仍处在加快的加息周期中,中美贸易摩擦增加的概率依然较大。综合上述情况,我们估计2017年外汇占款可能仍会下降,但降幅显著小于2016年。预计全年外汇占款下滑范围约在1.1万亿元到3万亿元之间。
2.流动性工具投放及到期。2016年频繁使用的各种流动性工具在2017年即将大量到期,这无疑是未来流动性及其货币供应减少的重要方面,也是区别于往年流动性投放的最大特点。据统计,2017年各种流动性工具跨年到期量约为7.1万亿元,其中MLF是最大的构成部分。具体地,从去年秋季开始,央行重启了14天和28天逆回购,并且将MLF(主要是6个月和1年期)的操作数量提升至7千亿左右。这些将导致今年逆回购的跨年到期量较前一年增加了1.2万亿,MLF的跨年到期量同比增加2.79万亿元,尤其是今下半年到期压力将明显增大。
在2016年末30.9万亿的流动性供给(即基础货币数量)基础之上,2017年的外汇占款预估下滑1.1到3万亿元,流动性工具到期约7.1万亿元,这使得2017年的流动性供给数量较上一年共减少约8.2到10.1万亿元,达到20.8万亿元(=30.9-10.1)到22.7万亿元(=30.9-8.2)。
表1:2017年流动性缺口测算
注:流动性工具到期的7.1万亿元的组成:MLF 3.46万亿元,逆回购1.36万亿元,PSL 2.05万亿元和SLF0.13万亿元。
流动性缺口
基于上述流动性需求和供给的测算,我们预计2017年流动性缺口为11.2-13.1万亿元之间,较2016年继续增多1-4万亿元(表1)。综合来看,尽管今年M2增速目标(12%)低于去年(13%),且外汇占款下滑压力有望相对减缓,但今年流动性工具到期的数量将比去年显著多出5万亿左右。巨额的流动性工具到期将成为今年流动性缺口的重要来源,并使得全年流动性缺口大于去年。
二、货币供应的创新方式可否持续?
考虑到流动性缺口的不断增大,今年的货币政策可否沿用去年思路简单地“提量续作”呢?在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维持在高位的情形下,传统的准备金率工具是否有适时调整的可能?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认真审视过去一段时间创新型流动性工具的利与弊,不断探索更优化的政策工具组合的可能。事实上,在国内房价高企、汇率贬值预期强烈的现实条件下,上述创新工具确实对2016年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随着流动性缺口的不断加大,有关创新的流动性提供方式的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
一是银行间市场利率波动性显著增加,“价价矛盾”时常发生。以隔夜、7天和一个月的银行间质押式回购利率为例,在去年流动性操作最多的第一季度和第四季度呈现出大幅波动。特别是2016年四季度至今,随着操作规模增大以及政策工具重心往中长期的MLF上增加,短期和超短期利率震荡幅度显著升高。从时间点来看,隔夜回购利率振幅的加大是在央行重启14天和28天逆回购之后;1月期回购利率则从12月份开始波动加剧,这也恰恰紧随MLF投放规模的加大。
上述现象似乎说明,央行若同时控制短期和中期的多个政策利率,容易造成若干政策利率与多个市场利率之间的价格差异,甚至同一期限的不同品种之间存在明显价差,进而出现同期限不同价格的“价价矛盾”,从而加剧市场利率波动。事实上,在同时控制短期和中期政策利率的情形下,短期市场利率会同时会受到中期政策利率和短期政策利率的共同影响,从而形成市场利率演进的多重均衡路径,其波动性势必增大。
图1:银行间市场利率波动性明显增大
数据来源:Wind资讯,华融证券整理
二是市场预期出现量与价之间的紊乱,“量价矛盾”日益凸显。过于频繁的创新性工具的大量运用使得市场难以充分理解其价格和数量变动所释放的信号,容易形成冲击效应并导致市场预期紊乱。今年春节前后,央行分别上调了MLF、SLF以及逆回购利率,很多投资者解读为央行发出紧缩的“加息”信号,而央行则认为利率上行是市场化招投标的结果,是在资金供求影响下“随行就市”的表现。我们认为,造成央行与市场之间预期及理解不一致的根本原因是,在央行目标过于多元化的现实下,其既想调控流动性的数量又想保住其价格,如此两者兼顾就容易引发“量价矛盾”。
图2:央行是“随行就市”还是“真正升息”?
数据来源:Wind资讯,华融证券整理
更具体地,从量上来看,今年1月央行的MLF投放规模不仅对冲了当月到期的MLF数量,还考虑到了春节后的1.5万亿公开市场操作的到期,也就是说央行意在维持资金数量的稳定。与此同时,市场利率却与政策利率的偏差越来越大,MLF政策利率不得不“被动”上调。可见,政策利率既是央行引导市场利率走势的工具,但同时也会受到市场利率的制约。整体来看,当以“量”为重心使用流动性工具但其价格制定又与市场有所偏离时,政策利率往市场利率调整纠偏过程中的各种变动都容易被投资者过度解读,进而发生市场预期的紊乱。前期“利率上调+流动放量”的组合引发了市场与央行之间的理解偏差,这不利于货币政策的预期引导。而事实上,预期管理是至关重要的,成功的预期引导有时甚至能在货币政策不动“一兵一卒“的情形下而实现其宏观调控目标,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
表 2:金融机构所需利率债类抵押品规模估算(不考虑LCR考核)
数据来源:Wind资讯,华融证券整理
注:存量数据截至2017年1月末;均为估算值。
三是银行间市场抵押品捉襟见肘,“数量矛盾”浮出水面。现阶段央行的流动性提供往往都要金融机构有抵押品支持,目前金融机构的抵押品主要是利率债。根据2017年1月末数据测算,公开市场逆回购需要利率债类抵押品2.05万亿,MLF需要抵押品3.68万亿,加上估算的银行间质押式回购中利率债约为4万亿,总规模大约为9.73万亿。尽管今年1月末商业银行持有的利率债(主要是国债和政策金融债)规模为15.3万亿,远大于公开市场操作所需的抵押品9.73万亿,但还需考虑银行为了满足流动性覆盖率(LCR)考核所需要持有的优质流动资产中的利率类抵押品规模。以LCR比率较高的五大行为例来计算,五大行至少需要8.20万亿(60%)的一级资产,估算出全部商业银行需要利率类抵押品为11.71万亿(假设五大行为了达到LCR考核所需的抵押品占全部商业银行所需抵押品的70%)。叠加长期资金MLF所需的抵押品3.68万亿,一共15.39万亿,已经小幅超过了目前市场上的利率债存量15.3万亿。虽然央行可以扩充利率债之外的债券或者贷款作为抵押品,但其信用等级等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索。
图3:金融机构所需利率类抵押品规模或已超市场存量(考虑LCR考核)
数据来源:Wind资讯,华融证券整理
三、结论与启示
一是在外汇占款大幅下滑的情况下,去年以来我国的货币供应却呈现出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方式:央行极少调整法准率(2016年仅有一次降准),却大量使用各种创新工具。但随着创新工具规模的加大,操作中也暴露出市场波动加剧、预期混乱和抵押品不足等弊端,继续简单地沿用上述做法的可持续值得商榷,过度依赖超额续作或非最优方案。
二是尽管今年M2增速目标(12%)低于去年(13%),且外汇占款下滑压力有望相对减缓,但今年流动性工具到期的数量将比去年显著多出5万亿左右。巨额的流动性工具到期将成为今年流动性缺口的重要来源,并使得流动性缺口整体大于去年。尤其今年下半年流动性投放的到期规模庞大,届时流动性缺口及其补充的压力将明显增大。
&三是展望未来,如果房价上涨、汇率贬值预期有所稳定,面对巨额的流动性缺口,货币政策若能辅之以小幅渐进、多次灵活地调整法准率,或有利于其“稳健中性”目标的实现。传统教科书以及许多市场人士总误认为法定准备金率的调整是一剂“猛药”。但事实上,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不过是灵活应对外汇大量流入流出的一种中性货币政策操作而已。
参考文献:
李斌、伍戈:《信用创造、货币供求与经济结构》,中国金融出版社,2014年。
伍戈、李斌:《货币数量、利率调控与政策转型》,中国金融出版社,2016年。
伍戈、李斌:《货币创造渠道的变化与货币政策的应对》,《国际金融研究》,2012年10月。
伍戈、王苏阳:《货币政策是否应调控中长期利率》,《金融发展评论》,2015年4月。
伍戈:华融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曾长期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部门,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华盛顿)担任经济学家。亢悦:华融证券宏观研究员,英国赫瑞瓦特大学博士,曾任英国斯特林大学经济学系讲师。罗蔚:华融证券固定收益研究员,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硕士,曾供职于大都会管理中心和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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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细说华融拍卖 外汇注银行影响不良资产市场
http://finance.sina.com.cn 日&10:12 《财经时报》
  作为华融第二次打包出售不良资产财务顾问的主协调合伙人,陈嘉强接受《财经时报》专访时指出,准备上市的国有商业银行对全部不良资产定出详细处置计划尤为重要,这关系到股东信心
  本报记者 王平平
  “中国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及资产管理公司,目前都缺乏整体处置不良资产的计划。但是,制订这种详细的处置计划非常重要。这会增强股东信心。”
  距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去年12月17日第二次打包出售不良资产至今已经两月,作为此次交易财务顾问,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主协调合伙人陈嘉强近日接受《财经时报》专访时,仍感到兴奋不已。
  但是他最希望说的是:中国在处置不良资产的问题上,必须更加强调计划性。
  华融第二次打包出售不良资产,被外界认为获得了很大成功,但陈嘉强认为,当前中国的银行业不良资产处置状况依然不太让人满意。“如果想快速处置不良资产,必然需要一个活跃的不良资产处置市场。而这个市场作为卖方的产品,就是一个一个资产包,多推出一些资产包,会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这个市场”。
  他认为,对于正在准备上市的国有商业银行而言,给出明确的处置不良资产的时间表,对增强投资者信心格外重要。
  去年10月,安永曾推出一份题为《2003年度回顾:中国的不良贷款》的研究报告,指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已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成功地减少了不良贷款。这些“最容易处置的资产”很快将会被处置殆尽,而那些“核心”的不良贷款,却仍然丝毫未动。
  这一观点很快招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反对。对此,陈嘉强解释:容易做的事情先做,这是许多人的习惯,“但一个不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忽视的事实是:因为缺乏统一信息系统,这些银行不一定了解他们的不良资产状况。而那些资产管理公司是不是将他们承接下的不良资产都看了一遍?这是一个问题。”
  陈嘉强指出,必须先了解不良资产性质如何,并进行分类归结,定出详细处置计划。“因为对不同性质的不良资产的处置方法并不相同――有些可通过重组计划,将企业搞活;有些可直接跟债务人谈判;有些需要通过法律手段变卖资产,没收抵押品等;有些则可以直接通过破产方式处置。”
  解析华融二次交易
  早在两年前华融第一次打包出售不良资产时,安永也担任了财务顾问。那时只有高盛、摩根士丹利、美林、雷曼兄弟等机构对接手这笔资产兴趣浓厚。“但是,两个月前的这次交易,除了一贯对不良资产感兴趣的海外机构,几乎亚太区投资最大的几家基金都来了。”在陈嘉强看来,这次交易最成功之处是吸引到19家国际投资者的兴趣。
  华融公司称,第二次打包出售不良资产拍卖的资产价值250亿元人民币(按1美元合8.28元人民币计算),其中总值人民币222.2亿元的不良资产组合已分配给中标方。
  据陈嘉强介绍,华融此次推出的大资产包,按地区划分为22个资产单元,其中3个资产单元因投标的投资者出价达到华融所要求的价格,直接卖出;另有14个资产单元虽然投资者出价未达到华融事先设定的价位,但华融觉得这一投标价能接受,可进一步谈判;剩余5个资产单元,因出价与华融理想价格距离较远,华融认为没必要进一步谈判,收回不卖。
  他说,目前华融正与各中标方就14个可进一步谈判的资产单元探讨合作模式,如组成合资公司等方式进行共同处置。“从交易结果看,相当让人满意。”陈嘉强说,直接卖出的3个资产单元与14个可进一步合作的资产单元账面价值,占总资产包账面价值的85%。
  处置越慢,价值越小
  陈嘉强更满意的一点是:19家支付信息费看资产包的投资者中,11家投了10份标书(其中有2家作为一个集团)。“投资者可对1个资产单元或多个单元组合进行投标。最终22个资产单元有人投标。这说明投资者对不良资产处置有着浓厚兴趣”。
  按照规则,投资者只有缴纳信息费,才可以阅读华融和中国工商银行的有关债务文件。对华融这次交易感兴趣的19个投资者共支付了5万美元费用,这是最近亚洲不良资产拍卖中支付信息费最高的一次。
  “中国应该趁着投资者对不良资产有兴趣的机会,多多利用外资,快速处置不良资产。”陈嘉强指出,在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也多采用打包出售的方式集中处置不良资产。
  他说,在任何一次不良资产处置中,中标的投资者都会在中国建立服务队伍,他们对不良资产处置很有经验,如果不间断地有不良资产交易,中国处置不良资产会方便很多。
  “对于投资者来说,拿到第一笔交易,需要尽职调查,需要聘请法律顾问,花费很大。这些投资者出于降低固定成本的考虑,希望有更多处置不良资产的机会,否则他们会对这个市场的兴趣减少很多”。
  据说,台湾在2002年共推出7到8个资产包,许多投资者都被从内地吸引到了台湾。“不良资产的固有特征是处置越慢,价值越小。”他说,中国需要尽快把这一市场搞活。
  陈嘉强介绍,韩国近四五年处置不良资产非常有成效,基本上每个季度都会推出几个资产包。每年年初,有关方面会事先做出安排,大体估计今年将会有多少的不良资产可供出售。
  注资银行会影响不良资产市场
  今年1月,国务院宣布对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实施股份制改造,并动用450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等为银行补充资本金。
  “利用新资金,可以帮助这两家银行很快剥离不良资产。”陈嘉强对记者说,国家注资国有商业银行是一个必然步骤,但要强调的是,这次国家“买单”与以前的“买单”有本质的不同――这次国家会严格监管钱到底怎么花,国家注资这一举措,会正面影响不良资产市场。
  陈嘉强认为,处置不良资产是国家经济改革的重要环节之一。“不良资产的存在会减少银行放贷资金,银行利润减少。与此同时,银行放贷资金减少后,一些经营效益不错的企业无法从银行获得其发展所必需的资金。”
  陈嘉强说,目前中国不良资产处置最常用的方法是:跟债务人协议,或通过重组方式,或通过打折收回不良资产的方式。而国际市场较为普遍的做法是没收抵押品、变卖抵押品。在不良资产市场,投资者愿意出价最高的不良资产是有抵押品的不良资产,特别是房地产。
  陈强调,资产证券化应该是下一步方向:第一步是1999年中国成立资产管理公司,集中处置不良资产;第二步是利用外资,通过打包方式处置不良资产;下一步应当是资产证券化。
  “证券化的好处,是将债务以及没有流通能力的不动产变成可流通证券,投资者可比较方便地流通。”陈嘉强说,利用证券化处置不良资产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要有配套法规,有完善的法规使相关部门实施有效监管;二是发行债券,需要国际认可的评估机构评价债券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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