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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换肝十年：只知道这个肝很年轻，从北京送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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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本书写成了，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时候我还活着，我要把它献给我妻子，我的母亲，同济医院医护人员，当然还有我自己。”
谷雨计划第一批支持的作家。
作为一个做过肝移植的人，我的年龄与一般人的计算方式已经不一样了。
一般人是寿命，而我叫存活期。存活期不是从出生算起，而是从手术之日开始计算――那个陌生的、别人的肝脏，在我的体内能够活多长时间。
我是2006年10月做的肝移植手术，到现在已经存活十个年头了。虽然，在世界范围内，像我这样的人也有存活40年以上的。而在我国，存活十年仍然是不错的成绩。
做完肝移植手术，我为自己设定第一个目标：活到退休。退休后是“保六争七”，保住六十岁，争取活到七十”，我一直为这个目标而努力。
六十岁是人的一个花甲，是人生的一个轮回。在我们土家族的民俗中，人只有活过一个花甲，才算完整的一世人，才能进入家族殿堂，才可以轮回到下一个人生。六十岁差一天都叫短命。短命的人在那边就不叫人了，叫鬼，短命鬼，不能入列宗祠，只能到处游荡。
在我国，每十个人中，就有一个病毒携带者，每十个肝病病毒携带者中就有将近2个人患病。全国每年有高达两千多万的肝病患者群，每年有几千人排队等待换肝。由于供体和资金原因，许多人根本等不到那一天。而在过去每年接受肝移植手术的一千多人中，只有一部分人能活过5年，能活过10年的则是幸运中的幸运儿。而今天，我做到了。从此以后的每一天，我都是在创造属于我自己的奇迹。”
这是一位换肝者的故事。是“谷雨”支持的第一批非虚构写作计划之一。“谷雨”计划既注重宏大叙事、反映当下中国，记录历史的非虚构写作，同时也青睐源于个体经验的生命故事，因为这些极致的个体生命体验，成为我们体察世间人生的一极，通过这一极可以联接陌生的生命，开启另外的世界。某种意义上来说，别人的故事，也是我们自己的故事。
安戈的这部作品原名为《换肝记》，凡十万余字，我们从中摘取了近2万字，分上、下两篇推送。对这个故事有兴趣的读者或机构，可通过“谷雨”或与作者直接联系。
换肝，时至今日，我从来没有想过，也没有朝那个方向想，总觉得它离我很远。对那东西的感性认识是从电影明星傅彪开始的，他在电影《大腕儿》里面的经典对白是我经常模仿的：“是这个意思吧。”
胡彪是在天津做的手术，第一次手术过后，活了一年，出问题了。第二年又换了一个新的肝，这回，不到一年，人就没了。
换肝，我认为那是人生的极终之旅，是万不得已而为的事，是人的另一种挂法。
再就是经济上的问题，换一个肝，得多少钱啊。我一警察，生病这么多年的，早已是因病致贫了。哪里还有钱换肝，不敢想象的事。
不过到了现在这个样子，我已经没有想法了。
一切听妻子的，她说什么就是什么，她怎么弄就怎么弄。结账，转院，就这么定了。
第二天一早，一辆救护车拉着我跨过长江，朝江北驶去。
48岁，肝病缠身生命拐弯
噩梦是从2002年11月的体检开始的。
体检后不到一个星期，上面通知我和另外一位同事去复查。当时我还不以为然，心想会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好查的，不去。可是，不去还不行，非得去，说这是体检中心的特别通知，既关乎警察队伍的战斗力问题，同时也事关一个警察的身体健康问题。领导连劝导带恐吓，我只好又去了体检中心。
去了以后，医生并没有给我做什么特别检查，也就是抽个血化验了一下，后来给我几张单子。全是关于是肝脏方面的，不是看得很懂，结论是肝病病毒感染。
第一次就诊是在滨湖医院传染科一间十分简陋的诊断室里，桂希恩教授接诊了我。
桂希恩教授给人的第一印象就一个字，帅。别看他年近七十岁的人，高高的个儿挺拔的身材有莫有样。花白的头发，白皙的面孔，有款有型。他的眼睛和鼻子是欧式的，脸型是中式的，精神矍铄，举止儒雅。柔和的目光带着关切的神情爱抚的看着你，让你油然而生敬仰之感。
这位老帅哥先看了看我的化验单，问我最近有什么不好的感觉。
那时的我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有病。我说没什么特别不好的，能吃、能睡、能工作；开车，旅游，走四方，没有什么不好。
他看着我，目光柔和。问我有没有四肢无力，食欲不振。有没有像感冒一样打不起精神。
我回想一下，还真有。说，就是特别能睡，有时候下班后，回到家里，往沙发上一躺下，再醒来就是第二天早上。还有，洗澡也能睡着，记得好几次，晚上泡在浴缸里，冷不丁就睡着了，常常水冷了，把人冻醒。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就这。
还有，不愿爬楼梯。我住四楼，以前都是走楼梯上上下下，最近几个月不愿意走了。
啊，还有，我想起前不久开车时发生的一件事。从上江回江城，一路上人特别困，眼睛皮总是打架。心里一直默默地念叨： “坚持到潜江服务区要休息一下，睡会儿觉。”就那样坚持往前开，开着开着，终于眼前晃过潜江服务区的路牌，意识告诉我：潜江到了，我就睡着了。其实那时候离服务区还有两公里，那个牌子只是个预告。等我惊醒时，正好到达服务区路口，也就是说，我是在睡着了的情况下，开了两公里，吓得我一身冷汗。
老帅哥指了指旁边只有50公分宽的小床，说，“你躺下，我给你摸摸。”
他按压我的肋间，很深很深的压，我配合着做深呼吸。又压腹部，说我的肝脏有肿大，说我感染上了肝病。还有中度脂肪肝、还有胆结石、脾肿大，建议我立即住院治疗。
▲2004年，换肝前的安戈，他在单位负责电视宣传工作。
2002年底的我很忙，我在单位负责电视宣传工作，还在电视台开着栏目，每周都有两期节目播出。因为节目播出的时间段是安排在早晨7点，所播出的片子得在播出之前送到电视台。那个时候没有现在的传输手段，全靠人工传递。常常工作人员做完节目，要到凌晨两三点钟才能制作完成。作为主编，我得看播出前的最后一遍，等送走了片子，就到了该起床的时间了，而我，这一天还没有睡觉。我估计我的这病就是这样熬出来的。
等到2003年再次就诊，结果已经到了早期肝硬化。我问桂教授，这样的情况会是什么样的后果？教授说，“如果不及时治疗，发展下去会形成胃底静脉曲张，甚至胃出血。肝脏进一步硬化，如果还不控制住，进一步往下发展，就是肝癌。”
好可怕啊，说得我背上滋滋冒汗。我意识到我必须接受这个现实：我由一个正常的人，已经变成了一个肝病病人；我48岁的美好岁月已经打上了句号；我的人生在这里拐弯了。
有一度，我非常虔诚的配合医生，我想，不让我好好工作，就好好做一个病人。
记得在滨湖医院住院两周，病毒下降到了检测线以下，各项肝功能指标都达到正常值，肝病好啦！
啦啦啦啦啦！
出院的时候，老帅哥桂希恩教授给我开了药，一种叫贺普丁的进口药。
这种药很贵，一百五十多块钱一瓶，说是目前最好的抗病毒药物。但这种药有两个特点，一是副作用大，容易产生抗药性，一旦产生抗性，这药就不起作用了；二是一旦服用，就得天天吃，不能停。
我的理解是，除非你不吃，要吃就吃下底。
我打开包装盒，里面装一个瓶子，瓶子有密封盖，里面就是棉花，掏尽棉花，还是棉花。最后一不小心就能看到小小的如绿豆般大小的药丸，一共只有，只有，只有七粒。
我想，不是天天要吃的吗？怎么才这么几粒啊。
那么大的瓶子本来可以装上100多颗，为什么不把瓶子装满，哪怕装半瓶也行啊。后来发现，进口药都是这德行，从贺普丁到后来的博路定，全是一个套路。
然而，这种药是目前抗病毒最好的药，国内没有抗病毒的药，没有。
这事我当时很费解。我们国家很早就把卫星送上了天，在地上爆炸了原子弹、氢弹。还经常听说我们的许多科研成果走在世界前列。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肝病大国，一粒小小的抗病毒药丸，怎么就没有呢？当然，国家战略容不得我等肝病患者操心，反正抗病毒药物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嫌贵嫌麻烦，还得吃。
可惜好景不长。
大概只过了半年多，人又没有精神了。厌食，无力，浑身发软。除了上次的症状还加上黄。尿黄，眼睛发黄，皮肤发黄，身上发痒。一个感冒上身，人就倒下了。伴有高烧，腿肿，腹胀。
一检查，黄疸接近正常值的五倍，转氨酶，转肽酶，都超过三倍以上。其中还有一项反应胆管的指标高达900多，是正常值的一百倍。这一次的症状应该是比上一次加重了。但因为治疗及时，住院十几天，全部症状消失，又好啦！
从第一次出院到第二次住院，这中间间隔有半年多的时间没事，也是我的病情发展过程中相隔时间最长的。此后的岁月里，病程越来越长，相隔的时间越来越短。
不过，从此，我明白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肝病这种病一旦上身，你是再也摆脱不掉的，病毒根本不可能彻底清除，除了移植，其它所有的治疗手段都只是治标，不能治本。即或是看上去已经痊愈，那病毒始终潜伏在你的体内，一有机会就会卷土重来。
▲2008年汶川地震，安戈与被救助的灾民在一起。
2004年，政府各个部门相继设立新闻发言人，我所在的警察厅成立了新闻发言人办公室。作为第一任负责人，我率全省各个市州公安局新闻发言人，参加中央某新闻媒体在昆明举办的新闻发言人培训班。
作为带队的我，明显感到力不从心。厌食，下肢肿胀。穿了袜子就穿不进去鞋子，只能光着脚。困倦更是如影随形，就连走路都想睡觉。迟到是经常的事，常常一觉醒来，等我赶到会场，人家已经差不多要中场休息。我只好尴尬的等在走廊里，以免招来异样的目光。或者硬着头皮坐在角落里，听着听着就又睡着了，也不知一同参加培训的同行如何看我。
到江城的第二天，我再次住院。比超检查，肝脏边沿呈锯齿状，并且腹内积水。
在过去住院时，经常听到病友议论说谁谁谁不行了，已经肝腹水了。而今，我也肝腹水了，内心好凄凉。我茫无目的地拿起电话，按了好几个号码，也没有按完最后一个数字。我不知道打给谁。不能打给妻子，她的压力已经很大了，不能打给我妈妈，她老人家要知道她的儿子肝腹水，不知道要哭成什么样子。打给别的人吧，谁有功夫听你说肝腹水？后来接电话的是我的哥哥。
我哥哥大我一岁半，我们一床被子盖了16年，他也欺负了我16年，也照顾了我16年。我们在一起从不好好说话，总是打架。但是，当有人欺负我的时候，他又去打别人。
我说我住院了，肝腹水。他没吱声，好长时间电话那头空空荡荡的。我们都那样听着电话里空空荡荡。好久，只听到他哽咽的说，“怎么就肝腹水，怎么就肝腹水？”然后就哭起来了。我捂住嘴挂断电话。
哥哥他在另外一个城市居住。在大饥荒年代，我们饿倒在放学的路上，他抢人家担子上挑的拐子给我吃（一种野生植物）。我们一起去偷隔壁伯伯家的梨子，我放哨，他上树。或者他放哨，我上树。那天，我们到对面山上砍竹子，冰天雪地，镰刀往路上一砍就是一道白白的印痕。回来的时候，我嫌背竹子下山麻烦。便从山顶上骑在一捆竹子上往下滑，我脚刚一离地，只听得 “嗖”的一声，竹子载着我，从高高的山上像离弦之箭，直往山下射去。一开始耳边还有石头滚落的声音，到后来，滚落的石头被我远远地甩在后面，几百米高的山坡，瞬间就下到谷底。好长时间后，那些滚落的石头纷纷赶到谷底，“哗哗哗”，如山崩地裂，地动山摇般。只听得哥哥在山上哭喊，“兄儿――（弟弟）”。
有兄弟真好，不光是掩护偷梨子，危难的时候有人为你担惊受怕，还能在肝腹水的时候有人接电话，听你诉说。
自从肝腹水以后，我便成了医院里的常客，多则两三个月，少则几十天就要住一次医院。那个时候我跟妻子开玩笑说，如果要找我，就去医院找吧，如果医院里找不到我，那是在去医院的路上。如果路上还是找不到我，那我就是挂了咯。
尽管到了肝腹水的程度，我仍然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这病一定会治好的，我妻子对此也很有信心。她是学临床医学的，我用过什么药、对什么药敏感、什么药疗效好、每次的诊断处方她都细心收集，一一记录在一个本子上。还到处打听偏方，从中筛选出她认为可能有效的方子，便弄来试试。什么虫草鹿茸，还有长白山人参，都是我经常吃的。尽管那些东西往往价格不菲，她好像眼睛都不眨一下，逮到就买。还专门买了一个什么多层保温紫砂锅，把那些东西和无盐的瘦肉一起炖的吃。虽然味如嚼蜡，可一想到妻子用心良苦，也许会对肝病有用，便硬着头皮吃下去。如此几个月，花费数万元，无果。又听说蚂蚁能治疗肝硬化，不知从哪里弄来黑黑的一大包，伴着蜂蜜，搅和成浆糊状吃，那个难吃啊，不堪言。
病魔并不因此就放过我。
那一年的春节回家。车到达上江市长途汽车站是晚上11多点多钟，一出站，妻子在接我，她问我怎么不坐早点的车，我说本来应该九点多钟到的，正要上车时，出了状况，内急。我告诉她，一开始只是肚子疼，拉了就好了。但怎么拉出来的全是黑色的？她问，是干黑还是稀黑，我说都有。她停了好长时间不说话，我问有什么问题？她轻轻地说了句，胃出血，就说别的去了。
胃出血？我听桂希恩教授说过，肝硬化的发展就是胃出血，心情有点沉重。路灯清冷，远处有鞭炮声，一辆出租车停在我的面前，问要不要车，我妻子说不要谢谢。一路无话。
自从胃出血，我的内心再次受到很大的冲击。这表明，尽管每次住院都治好了才出院的，每次都是肝功能指标正常了的，可是整个肝脏，还是没有停止硬化的脚步，反映到日常生活中，不能着凉，不能太热，不能吃饱，不能饥饿。吃不了肉，不能吃鸡蛋，喝不得豆浆。不敢出门，不能远足，从心理到躯体，都是一个病人。
病情正在按照桂希恩教授的预言发展，只是比他估计的要快的多。2006年5月发生的事，让我真正意识到这个病有多么的恐怖，多么的不可逆转。
那天珠海的李家耀先生路过江城来看我，我们是老乡，又是多年的老朋友。我在家里给他做了一顿饭，也炒了几个菜，高兴嘛，陪他吃了点。
送走他后，正在收拾桌子的时候，突然感到喉咙发热，没来得及去卫生间，一股东西直往上涌，热热乎乎的，腥腥的直接冲了出来。我赶紧蹲在地上，顺手抓起一个盆子，东西从嘴里澎涌而出，不一会儿，盆子就装满了。红色的，鲜红鲜红，当时心里那个凉啊。
好好一个肝，迅速走向衰亡
妻子请老家的算命先生为我算了一卦，算命先生说我52岁命里犯煞，只要挺过这个生日就没事了。那一年，我的农历生日在9月21日，也就是说，未来的一个星期决定我的去留。
2006年的9月13日，早上喝了一杯豆浆，我像往常一样去上班。不知道什么时候趴在桌子上就睡着了。醒来时，觉得今天怎么这么安静，其他办公室也没有一点声音。原来是到了中午，都下班回家吃饭去了。我试图站起身来，可站立不稳，周围摇晃得厉害，但还是坚持着走回家。好在住的很近，总算是走回去了。妻妹已经做好了午饭，我不想吃，摇摇晃晃奔床而去。妻妹跟进里屋，直问怎么了怎么了。我说我不行了，赶紧去叫一辆车。
她怎么叫的车，我怎么下的楼，我全然不知。这时脑子里只有医院，病床，赶紧啊。
人是摇摇晃晃的人，车是摇摇晃晃的车，路是摇摇晃晃的路，一边晃着还一边给张医生打电话。居然还遇上一个不认得路的的士司机，我还得给出租车指路。从来没有的感觉:天旋地转，天昏地暗。前面的路像地震中的画面起伏扭曲，车像阿拉伯飞毯漂浮不定。我心里默默念叨着坚持、坚持，一定要坚持到医院。
不知过了多久，终于看到了江城大学滨湖医院的牌子......
只见那牌子一晃，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入夜，我游走在黄泉路上，不是我不想活，是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病痛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这个时候我的大脑特别的清晰。我开始认真考虑死亡。这人间是没法呆了，不能呼吸，每吸入一口氧气，都变得奢侈，这日子怎么过？我开始策划如何解脱这个痛苦，如何离开这地狱般的人间。
妻子是去哪里了，怎么还不回来？也没有个消息。现在是白天还是黑夜，是上午还是下午，也没有人告诉我。
这时进来两个人，是一个病人搀扶着另外一个病人，他们都挂着吊瓶，把那两个病床占了。两个人望着我 “嘿嘿”的笑，我也朝他俩笑笑，那个笑很阴，很冷，很恐怖。那个病人对我说， “等打完这瓶液，跟我走。”我说，我不能走，我要等我妻子回来。
一会儿又进来两个人，一个很高，一个很矮，高的头顶着天花板，矮的只有床架子高，他们不是走进来的，是飘进来的。都穿着长长的白大褂。两人盯着我看，面无表情，又围着我的床转了一圈，走了。
又过了一会儿，又进来一个人，橘红色的上衣，两手插在兜里，边走还边笑，笑眯眯的那种。走到我床前，摸我的额头。
我说你有没有碰到两个人，一高一矮，穿的白大褂，高的有天花板高。她笑笑，说，“走廊里没有人，也不会有天花板高的人。”
明明刚刚出去的，他们是干什么的啊？我还说刚才又住进两个病人，都住满了。还说打完这瓶液要我跟他走。
她说，“没有，什么都没有，是幻觉，要不就是做梦。”
我一看，真的没有病人，床还是空的。
“你怎么不问我到哪里去了？”她说。
我说你到哪里去了。
她说，“只要还有一口气，赶快赶快送同济。我到同济医院去了”
原来，妻子接到我病危的电话，正好在上白班，她匆匆跑回家，揣上一包饼干就出了门，边走边啃，坐当时最快的交通工具 “汉光高速”，赶过来。她说在车上一路听着车上的广告，一边迷迷糊糊的睡，“经常放的就是那些片子，也没有个新鲜的，好多台词都能背诵出来。”她还象模象样学了一句广告词：“只要还有一口气，赶快赶快送同济。”
▲安戈换肝后退休前，著名摄影师宋刚明说老田形象不错，一定要秀一个，于是就秀了。
从滨湖医院到同济医院，两院相隔就一条长江。那天，我没有妻子所说的那种 “一过长江就觉得有救”的那种感觉。但是，当医护人员把我从救护车上弄下来，用一张担架床把我推进病房，往床上那么一放，我一下子感觉病好了许多。这是真的，好了许多，就从我的身体接触到同济医院的病床那一刻。
同济医院移植科在外科大楼22层，我被安排在9号病房。
这之前，我没有见过这样的病房。走廊很宽，地很平，担架车推过去平稳而轻松，一点也不颠簸。地面经过防滑处理，护士小姐轻盈而匆忙的脚步刷刷走过，没有声音。
深秋的阳光透过明亮的玻璃窗，撒在房间里，柔和极了。我对妻子说，我感觉好像好多了啊，她说是的，她说她也是这么感觉的。
这一天是2006年的9月21号，农历七月二十九，正是我52岁生日。你说奇也不奇，怪也不怪。
一群医生走了进来，只听得妻子说声“陈教授来了，”人已经到了跟前。
走在前面的陈知水教授中等身材，皮肤白皙，看上去很年轻，一时间很难把这个年纪的人和同济医学院教授，全国移植界知名专家，同济医院移植中心主任联系在一起。
他拿着听诊器，俯下身，揭开我的上衣，双手在我蜡黄的腹部滑动。动作轻柔而熟练。这使我很感动，好久没有医生这样了，上次还是桂希恩老帅哥。住院那么久，没见过哪个医生俯下身子去摸你。据说现在的医生都有更先进的检查手段，并不怎么随便去摸病人，更何况是肝病人。
陈知水教授五个手指还停留在我的肚子上，回头吩咐蒋医生和杜医生，说，病人的病情很严重，要尽快做好术前准备，一有肝源马上做手术。
教授说，就在这几天，就有肝源，说移植科准备了些资料，放在护士站，讲手术风险和注意事项的，要我妻子拿些看看。
妻子有点担心，说我现在的黄疸指数是400多，这么高能不能做啊。陈教授说，没问题，以前七八百的也做过，黄疸指数不是主要的。我妻子冲我笑笑。我想他们是医生，又都是校友，手术什么情况下能做或者不做，是他们之间的学术问题，我大可不必操心。我只是一下子听到尽快手术后，心理准备不足。换肝手术，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这种手术又有怎样的风险？忐忑。
医生走了，病房里恢复了平静。这间病房本来是单人房，房间不大，放有两张病床，我住在靠门的一边，是加床。靠窗的一边还有一张病床空着，床头贴个蓝色的5字。我来之前，5号病床也住一位手术病人，江西来的，昨晚不治，走了。本来靠窗的那边向阳，透光，透气。可妻子觉得那床不吉利，坚持要我住加床。
上午10点多钟，单位领导来了，随身带来的还有一张支票。妻子拿给我看，是财政转移支付支票，金额是30万元。从昨天动议转院，到今天上午10点，仅仅十几个小时的时间，30万元就到了。就正常的财经手续而言，已经是特事特办了。
我的肝硬化速度，在业内应该算是发展最快的。从2002年底开始发现早期肝硬化，到2006年，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一个好好的肝脏就废了。
等待肝源，难熬的日子
天亮了，早餐送到了门口，妻子为我要了份稀饭，我喝了点，感觉不拒绝食物，就是苹果也是可以尝尝的。这是个好兆头，又吃了一片苹果。
这一天没看到医生。
第二天也没有见到医生。
到了晚上，护士小孟来了，手里拿个手术包，说白天做手术去了，没时间给我放水在，这才来。我妻子跟他说话，问怎么一天都没看见几个医生。小孟说昨晚都做手术去了，下半夜才开始，一直做到今天中午才下手术台。那个病人呀，肝坏了，胰腺坏了，肾脏也坏了。三个器官一次移植。陈教授，蒋继贫医生，杜敦峰医生都连续上了十几个小时的手术台，现在估计是累趴在哪里了。
原来是这样啊。
次日，当地一家有影响的报纸发出一条消息，说，昨天，同济医院为一名病人成功进行了我国首例肝、胰腺、肾脏三器官联合移植手术，病人状况良好，正在重症监护室做进一步治疗。
报道还提到了陈知水教授的名字。
我只能猜测，住院之前，陈教授就说过，过几天就有肝源供体，来了之后也说过，就这两天可能手术，还吩咐蒋继贫做好术前准备。从时间点看，应该说的就是这个供体，可昨晚我没进手术室，做手术的是另外一个人。可能是我血型不匹配，也可能是那个人病情更危重，反正我是逃过了。说实话，有点窃喜，妻子也说，现在的身体状况，不一定承受的了那么大的手术，多住一些日子，等恢复些了再做也好。
自从肚子里的水抽出一盆后，能睡觉，也能吃点东西了，浑身的瘙痒也得到缓解，整个人舒服多了。心情得到改善，对周围环境也关心起来。
5床的病友姓刘，都叫他刘老师，是江城一所高校管图书的，患的是肝癌。他很年轻，四十多岁，看上去手术很成功。恢复得也不错，精神尚可，有说有笑。为人也很谦和，看到我病重，他从不大声说话。他的老婆更是不离左右，悉心照料。爱动脑筋的我发现一个现象，无论是护士还是医生对他都特别好，就连做清洁的阿姨，对他都是毕恭毕敬，十分尊重。
联合移植成功后，陈知水教授来查房，跟我妻子说，还要等等一段时间，这次配型没有成功。我妻子对这一点是完全是有预见的，配型这事，说不清楚，有时候哪怕是亲人之间，也有配不上的。依我看，这东西全靠运气，你运气好，跟谁都有可能配上，运气不好，跟谁都有可能配不上。总之，我这次运气不好，没配上，那位病人的运气好，他配上了，我为他祝福。
医生说了，要等待下一次机会，具体时间没法确定。
那些日子，基本上每天都要输很多的液体。有消除炎症的，有降黄疸和转氨酶的，有抑制病毒的。
尤其是每天还要吊两瓶白蛋白，这个东西我很在意。因为我知道，它很贵。几年前，我最初接触到白蛋白的时候是100多一瓶，后来涨到300多，这次已经是500多块钱一瓶了。
白蛋白对肝病有很好的治疗效果，但不是每个病人都用得起的。我周围的病友，在输白蛋白问题上常常纠结。输吧，那么贵，医保又不能报销。不输吧，医生说了，只有那个东西在肝功能特别糟糕的情况下很管用。我是没有报销之忧，但我还是一看到吊那个东西，就问医生，能不能不打或者少打。你想，一天两瓶，就要1000多块钱啊。加上其它的药，还有住院费用，每天要好几千块。当着病友的面，我从来不敢说医疗费的事。别人问起，也只是敷衍过去。因为我知道，住院的人中，绝大多数都是要自己掏腰包。就是有医保的，也要受到药品目录的限制。像白蛋白这样的生物制品，医保是绝对不给报销的。面对他们，我有些战战兢兢，有时竟然有像做了贼的感觉。我无法做到在别的病友都在使用廉价药品，而我输着白蛋白却无所顾忌。
▲同济医院病房，来自贫困地区的母女，母亲正等待为女儿捐肾。
同在一个病房里，特别是在过去的肝病房，一间大房子，里面住着五六个病人，往往因人的成份不一样而医疗保障迥异。
记得那一次在江南医院住院，我们一起住5个人，除了我，还有一家银行的行长、一个大学生、一个在广西榨糖的汉川人、一个孝感的农民。
每天早上，早班护士都会把要输的液体瓶子一个个挂在架子上，然后等白班护士上班时集中开打。有时候，其他人的瓶子都挂上了，针也打上了，可就是有那么一二个人的空空如也，不见动静。
这种情况很常见，那一定是账上没钱，等你交了钱，护士再来给你输液。这在我们老家叫做一手芝麻一手糖。那一次，我们几个人的都打上针了，可是那个大学生和那个农民兄弟没有护士光临，农民兄弟躺在那里看着天花板，妻子也不在身边。大学生就问护士，我的怎么还不来？护士先是没理他，一会儿进来，送一张单子过去，嘴里叫道，几床几床的，差钱啦。农民兄弟接过单子，看也不看，便默默地放在床头，也不说话，然后头偏向一边看窗外。大学生小伙接过单子，看了又看，喃喃滴说，“怎么又差钱了，前天还交钱了3000块的。”
农民兄弟的妻子是去借钱去了的，看来那天妻子是没有借到钱，她回来后在病床边站着不知所措的，就那样站在那里，好半天。最后无奈的收拾病人东西，说，“不住了，回家去，回家找中医治疗。”那天，他们就那样走了，他不到五十岁，家有两个女儿在外面打工，我还说等出了院去他家玩的。我一直在想，他后来怎么样了，是好了，还是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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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间病房，也是一个社会，差距大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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