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板在哪儿？  ；结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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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板在哪儿？  ；结构转型
作者: 张斌 邹静娴经济成长过程不仅是人均收入提高过程，也是经济结构变化过程。国际经验显示，收入增长轨迹与经济结构变化轨迹有着高度对应关系。通过观察中国经济结构变化轨迹并将其与高收入国家类似发展阶段展开对比，我们得到以下发现：①中国从制造到服务的经济结构转型动作标准，不存在过早去工业化；②工业化高峰期以后，中国的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更快发展，投入、生产和产品多个环节显示产业升级状况良好；③消费、投资和出口都在经历高收入国家类似发展阶段的再平衡；④经济发展的真正短板，不是产业和技术，是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不到位，是城市化进程不到位。纠正短板需要逐步推进“从发展到服务”的政府职能转型。中国不存在过早地去工业化基于收入、增加值份额和就业份额等多方面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在2010年前后度过了工业化高峰期。中国第一、二、三产业的增加值份额变化轨迹和水平值与高收入国家类似发展阶段高度一致。中国经济从制造到服务转型的动作很标准。中国从制造到服务转型的拐点所对应的人均收入水平是8032国际元，中国工业增加值/GDP之比的峰值是42%，高收入国家从制造到服务转型所对应的人均收入均值是8000国际元，峰值的均值是40%。中国会不会成为高收入国家？世界上还没有哪个经济体按部就班地经历了比较成功的工业化并且开始从制造向服务转型的经济体没有成为高收入国家。所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工业化远没有达到这个高度就开始去工业化了。中国没有过早地去工业化。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更快增长高收入经济体的经验显示，并非所有的服务业都在工业化高峰期以后出现更快的增长，只有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才会更快增长，较少使用人力资本的服务业增长与GDP持平或者落后于GDP增长。工业化高峰期以后的中国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增速快于GDP增速。年期间，服务业增加值平均增速最快的依次是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址勘察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金融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教育，以上行业平均增速超过15%。接下来是房地产，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批发和零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这些行业平均增速均超过10.4%的GDP名义增速。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住宿和餐饮的平均增速均低于10.4%的GDP名义增速。行业间的差异表现说明，工业化高峰期以后的人力资本/技术密集行业较GDP增速有更高的增长，劳动密集型行业则稍高或者低于GDP增速，这与高收入国家类似发展阶段的经验类似。产业升级仍在快速进步没有一个能够反映制造业升级状况的综合指标。从研发投入和专利、生产过程、产业和产品等多个维度观察综合判断，中国的产业升级状况良好。投入环节：产业升级需要国家或企业在研究开发（R&D）上大量投资。中国1991年研发投资占GDP的比例是0.7%。2010年中国的研发投入强度超过经合组织国家的中位数，到2012年则超过了经合组织国家的均值（2012年是1.88%）。截至2014年，中国的研发投入强度上升至2.05%，超过了许多发达国家。生产环节：亚当.斯密早在18世纪就提出提高效率的重要源泉是专业化和更细密的分工。钱纳里等结合众多国家的工业化发展经验指出，“工业化期间，尤为重要的是中间投入品的变化，中间品在生产中的使用增加，表明生产的专业化程度和产业联系的复杂程度都在提高。这种发展趋势是工业化的确定性特征之一。”中间投入品在产出中的占比提升是专业化分工和提高效率的重要标志。中国工业部门的中间品投入在产出中的占比在持续提升。基于投入产出表，可以计算得到分行业的中间投入品占该行业产出的占比。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中间品投入在产出中的占比从1995年的70.7%上升到2014年的78.2%。各细分行业的中间品投入在产出中的占比均有不同程度提升。即便是在工业化高峰期以后，工业部门中间品投入占比上升的进程并未因此打断，工业部门的专业化细分还在继续。产品环节：以出口复杂度衡量，中国2000年出口对应的收入水平为14643美元，2014年出口对应的收入水平为24014美元。工业化高峰期以后，中国的出口产品复杂度仍保持了持续提升。基于生产链和出口增加值率的研究发现，中国的出口增加值率持续上升。出口附加值率的提升主要来自行业内效应，而非行业间效应。中国制造业企业更加专注于进口中间品替代，而不是出口新的产品。消费、投资和出口再平衡从高收入经济体类似发展阶段的经验来看，从工业化初期到工业化高峰期，消费占比持续下降、固定资产投资占比持续上升，出口增速上升（来自出口市场份额扩张）；工业化高峰期以后，消费占比开始持续上升，固定资产投资占比持续下降，出口增速放缓（出口市场份额停止增长甚至下降）。中国的经历与高收入经济体类似发展阶段的经验高度类似。中国的消费/GDP自改革开放之初的61%下降至2010年工业化高峰期的48.5%，此后开始持续回升，2016年上升至53.6%。固定资本形成占比1980年代初为30%，此后不断抬升，2010年达到45%的峰值，此后停止上升步伐开始缓慢下降，目前仍停留在较高水平。出口增速放缓，半数以上来自出口市场份额下降。高收入国家的出口市场份额随人均收入增长主要呈现出口驼峰型变化轨迹。主要发达经济体到达出口市场份额峰值的收入临界点在7,800-20,000国际元之间，多数集中在15,000国际元左右。中国目前的出口市场份额增长放缓与高收入经济体的经验基本吻合，是这个发展阶段的共性表现。真正的短板是政府公共服务和过度管制的服务业部门中国与高收入国家类似发展阶段的主要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 从产业角度看中国第一产业就业占比偏高，二、三产业就业占比偏低；② 政府服务以及社区、社会和私人服务占比偏低，金融、保险、房地产和商业服务占比偏高；③ 官方口径下的私人消费占比过低，投资占比过高，尤其是建筑安装类投资过高。与二、三产业就业占比偏低密切相关的另一个指标是城市化率。中国截止2016年的官方按照常驻人口统计的城镇化率为57.4%。与此形成鲜明对照，高收入国家在工业化高峰期以后城市化率都达到了70%以上。中国在工业化高峰期以后城镇率仍在持续攀升，即便如此城市化率还是大大低于高收入经济体类似发展阶段。较低的城市化率与第二、三产业就业占比偏低形成了对应。政府服务占比偏低同样与较低的城市化率有关。比较而言，城市较农村会提供更多的政府服务，较低的城市化率与政府服务占比较低形成了对应。差距背后，是政府“重发展、轻服务”的职能定位以及相关改革措施不到位。长期以来，各级政府公共政策决策和公共资源投入更加看重当地GDP和税收增长，这紧密关系到地方官员的“政绩”。这个激励机制导向下，政府更看重建设项目，这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投资占比过高以及投资当中建筑安装类投资过高。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缺少必要的激励机制，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更多被政府视为只有投入、鲜有回报的负担。政府在改善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方面的意愿和投入严重不足。一些可以依靠市场提供的服务，比如医疗、教育当中的很多服务受制于管制政策不能充分发展。城市在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方面的不充分，在加上土地、户籍等政策改革不到位，使得城市对于众多农村人口只能是个暂时的工作地点，而不能长久地安定生活。这解释了为什么城市化率偏低，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口偏低，以及政府服务以及社区、社会和私人服务占比过低。需要逐步推进“从发展到服务”的政府职能改革。随着中国收入水平提高和经济结构转型，政府职能需要与时俱进地做出调整，把工作重心从项目建设逐步转向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实现“从发展到服务”的政府职能改革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只有社会各界对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的有效监督和问责，才具备改善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的激励机制。只有广泛、充分接收基层民众信息，经专家科学论证，才具备改善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的信息和技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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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短板是啥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张斌、邹静娴
　　经济发展的真正短板，不是产业和技术，是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不到位，是城市化进程不到位。纠正短板需要逐步推进“从发展到服务”的政府职能转型。
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短板是什么？
　　经济成长过程不仅是人均收入提高过程，也是经济结构变化过程。国际经验显示，收入增长轨迹与经济结构变化轨迹有着高度对应关系。通过观察中国经济结构变化轨迹并将其与高收入国家类似发展阶段展开对比，得到以下发现：1，中国从制造到服务的经济结构转型动作标准，不存在过早去工业化；2，工业化高峰期以后，中国的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更快发展，投入、生产和产品多个环节显示产业升级状况良好；3，消费、投资和出口都在经历高收入国家类似发展阶段的再平衡；4，经济发展的真正短板，不是产业和技术，是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不到位，是城市化进程不到位。纠正短板需要逐步推进“从发展到服务”的政府职能转型。
　　中国不存在过早地去工业化
　　基于收入、增加值份额和就业份额等多方面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在2010年前后度过了工业化高峰期。中国第一、二、三产业的增加值份额变化轨迹和水平值与高收入国家类似发展阶段高度一致。中国第一、二、三产业的就业份额变化轨迹与高收入国家类似发展阶段高度一致。中国经济从制造到服务转型的动作很标准。中国从制造到服务转型的拐点所对应的人均收入水平是8032国际元，中国工业增加值/GDP之比的峰值是42%，高收入国家从制造到服务转型所对应的人均收入均值是8000国际元，峰值的均值是40%。
　　中国会不会成为高收入国家？世界上还没有哪个经济体按部就班地经历了比较成功的工业化并且开始从制造向服务转型的经济体没有成为高收入国家。所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工业化远没有达到这个高度就开始去工业化了。中国没有过早地去工业化。
　　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更快增长
　　高收入经济体的经验显示，并非所有的服务业都在工业化高峰期以后出现更快的增长，只有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才会更快增长，较少使用人力资本的服务业增长与GDP持平或者落后于GDP增长。
　　工业化高峰期以后的中国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增速快于GDP增速。年期间，服务业增加值平均增速最快的依次是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址勘察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金融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教育，以上行业平均增速超过15%；接下来是房地产，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批发和零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这些行业平均增速均超过10.4%的GDP名义增速；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住宿和餐饮的平均增速均低于10.4%的GDP名义增速。行业间的差异表现说明，工业化高峰期以后的人力资本/技术密集行业较GDP增速有更高的增长，劳动密集型行业则稍高或者低于GDP增速，这与高收入国家类似发展阶段的经验类似。
　　产业升级仍在快速进步
　　没有一个能够反映制造业升级状况的综合指标。从研发投入和专利、生产过程、产业和产品等多个维度观察综合判断，中国的产业升级状况良好。
　　投入环节：产业升级需要国家或企业在研究开发（R&D）上大量投资。中国1991年研发投资占GDP的比例是0.7%。2010年中国的研发投入强度超过经合组织国家的中位数，到2012年则超过了经合组织国家的均值（2012年是1.88%）。截至2014年，中国的研发投入强度上升至2.05%，超过了许多发达国家。
　　生产环节：亚当．斯密早在18世纪就提出提高效率的重要源泉是专业化和更细密的分工。钱纳里等结合众多国家的工业化发展经验指出，“工业化期间，尤为重要的是中间投入品的变化，中间品在生产中的使用增加，表明生产的专业化程度和产业联系的复杂程度都在提高。这种发展趋势是工业化的确定性特征之一。”中间投入品在产出中的占比提升是专业化分工和提高效率的重要标志。中国工业部门的中间品投入在产出中的占比在持续提升。基于投入产出表可以计算得到分行业的中间投入品占该行业产出的占比。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中间品投入在产出中的占比从1995年的70.7%上升到2014年的78.2%。各细分行业的中间品投入在产出中的占比均有不同程度提升。即便是在工业化高峰期以后，工业部门中间品投入占比上升的进程并未因此打断，工业部门的专业化细分还在继续。
　　产品环节：以出口复杂度衡量，中国2000年出口对应的收入水平为14643美元，2014年出口对应的收入水平为24014美元。工业化高峰期以后，中国的出口产品复杂度仍保持了持续提升。基于生产链和出口增加值率的研究发现，中国的出口增加值率持续上升。出口附加值率的提升主要来自行业内效应，而非行业间效应。中国制造业企业更加专注于进口中间品替代，而不是出口新的产品。
　　消费、投资和出口再平衡
　　高收入经济体类似发展阶段的经验来看，从工业化初期到工业化高峰期，消费占比持续下降、固定资产投资占比持续上升，出口增速上升（来自出口市场份额扩张）；工业化高峰期以后，消费占比开始持续上升，固定资产投资占比持续下降，出口增速放缓（出口市场份额停止增长甚至下降）。
　　中国的经历与高收入经济体类似发展阶段的经验高度类似。中国的消费/GDP自改革开放之初的61%下降至2010年工业化高峰期的48.5%，此后开始持续回升，2016年上升至53.6%。固定资本形成占比80年代初为30%，此后不断抬升，2010年达到45%的峰值，此后停止上升步伐开始缓慢下降，目前仍停留在较高水平。出口增速放缓，半数以上来自出口市场份额下降。高收入国家的出口市场份额随人均收入增长主要呈现出口驼峰型变化轨迹。主要发达经济体到达出口市场份额峰值的收入临界点在7，800-20，000国际元之间，多数集中在15，000国际元左右。中国目前的出口市场份额增长放缓与高收入经济体的经验基本吻合，是这个发展阶段的共性表现。
　　真正的短板是政府公共服务和过度管制的服务业部门
　　中国与高收入国家类似发展阶段的主要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从产业角度看中国第一产业就业占比偏高，二、三产业就业占比偏低；（2）政府服务以及社区、社会和私人服务占比偏低，金融、保险、房地产和商业服务占比偏高；（3）官方口径下的私人消费占比过低，投资占比过高，尤其是建筑安装类投资过高。
　　与二、三产业就业占比偏低密切相关的另一个指标是城市化率。中国截止2016年的官方按照常驻人口统计的城镇化率为57.4%。与此形成鲜明对照，高收入国家在工业化高峰期以后城市化率都达到了70%以上。中国在工业化高峰期以后城镇率仍在持续攀升，即便如此城市化率还是大大低于高收入经济体类似发展阶段。较低的城市化率与第二、三产业就业占比偏低形成了对应。政府服务占比偏低同样与较低的城市化率有关。比较而言，城市较农村会提供更多的政府服务，较低的城市化率与政府服务占比较低形成了对应。
　　差距背后，是政府“重发展、轻服务”的职能定位以及相关改革措施不到位。长期以来，中国各级政府公共政策决策和公共资源投入更加看重当地GDP和税收增长，这紧密关系到地方官员升迁和官员集团福利。
　　这个激励机制导向下，政府更看重建设项目，这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投资占比过高以及投资当中建筑安装类投资过高。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缺少必要的激励机制，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更多被政府视为只有投入、鲜有回报的负担。政府在改善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方面的意愿和投入严重不足。
　　一些可以依靠市场提供的服务，比如医疗、教育当中的很多服务受制于过度管制政策不能充分发展。城市在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方面的不充分，在加上土地、户籍等政策改革不到位，使得城市对于众多农村人口只能是个暂时的工作地点，而不能长久地安定生活。这解释了为什么城市化率偏低，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口偏低，以及政府服务以及社区、社会和私人服务占比过低。
　　需要逐步推进“从发展到服务”的政府职能改革。随着中国收入水平提高和经济结构转型，政府职能需要与时俱进地做出调整，把工作重心从项目建设逐步转向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实现“从发展到服务”的政府职能改革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只有社会各界对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的有效监督和问责，才具备改善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的激励机制。只有广泛、充分接收基层民众信息，经专家科学论证，才具备改善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的信息和技术保障。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原主任)
责任编辑：贾韵航 SF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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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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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志凌：解决当前中国经济问题，更紧迫的是“补短板”
黄志凌 11:13
原标题：《解决当前中国经济问题，比&去产能&、&去杠杆&更紧迫的是&补短板&!》
我国于1997年前后告别低收入来到中等收入阶段，2016年预计进入真正意义上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 而2015年、2016年我们已经实际感受到了防止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巨大压力。仔细梳理当前经济问题，表面上是&过剩&矛盾突出，然而其背后掩盖着大量的结构性矛盾。弥补短板才是一种更现实的选择。
使中国经济更长时间保持一定增速是战略需求
观察经济史，一个国家(尤其是人口超过1亿)从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比较容易，从中等收入国家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也不是太难，难就难在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最终跻身高收入行列。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主要发生在中等偏上收入阶段。我国于1997年前后告别低收入来到中等收入阶段，2013年人均国民收入达到6560美元，2016年预计进入真正意义上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这就意味着对中国的考验还没有真正到来，但2015年、2016年我们已经实际感受到了巨大压力。
对于中国而言，最终跻身并屹立于高收入国家行列，关键在于经济增长保持在6.5%~8.5%的通道里运行足够长的时间。简单测算之后不难发现，按照年均7%增速预计到2023年才能迈进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如果经济增速低于7%，很难说清楚什么时候可以跨越高收入国家的最低门槛。一个大型经济体以这样的时间长度晋级高收入国家，存在外部环境方面的很多不确定性，而如果速度再下滑，则可能出现较大的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对于中国而言，速度目标是战略目标，速度需求也是战略需求。
从国际上的经验教训看，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是必要的。比如日本、韩国，甚至韩国在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经济仍维持了一段时间8%左右的高速增长。相反，拉美、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经济增长过早地出现&刹车&，导致长时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自拔。
从中国经济现实与长远战略来看，经济长期低速运行并伴随着大幅波动，绝对不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情。一旦市场信心被破坏，就会造成悲观预期，投资、消费趋于保守，失业问题、财政问题、社会问题可能接踵而至，改革空间被大大挤压，形成经济发展&陷阱&。
中国经济增长的传统模式还有空间，不能放弃
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调整、转型、升级特征日趋明显。在传统产业、旧动力调整衰减、优化升级的同时，大量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动力不断涌现，可谓低迷中有繁荣。新旧动力的转换过程可能伴随一定的经济下行压力，但同时增长空间也蕴于经济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之中，中国传统经济增长空间仍然巨大，而新经济增长空间才刚刚开启。
基础设施仍然存在&补短板&需求
近年来，基础设施投资增速较快，明显高于房地产开发和制造业投资增速。基础设施投资主要集中在中西部铁路、农村道路、城市地下管网、污染治理、农田水利等方面。伴随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大量城镇将升格为中小城市，&一带一路&、&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等战略实施等，基建投资需求前景广阔。根据全球基础设施中心(GIH)测算，到2030年全球基础设施投资市场将存在10至20万亿美元的投资缺口，将为中国基建产能输出、带动相关投资提供巨大平台。
环保投资一直是经济投资&短板&
&十一五&期间，全国环保投资仅为2.2万亿元，&十二五&期间升至4.1万亿元，但远远跟不上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为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自主贡献方案(INDC)目标，中国从2016年到2030年将投入30万亿元人民币，&十三五&期间环保投资将达到10万亿元左右。2015年中国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投资增速高达24.4%，2016年在投资整体下滑的背景下仍然显示了良好的增长势头。
技术升级改造的投资需求空间巨大
当前中国装备工业增加值率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6~8个百分点，而与此对应的则是技术更新改造投资增长缓慢。2015年，全国新建和技术改造类固定资产投资占总投资额的比重为14.6%，比2010年提高不到1个百分点。虽然研发经费投入持续上升(2014年占GDP比例2.05%)，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投入强度水平，但与美国等发达国家3%~4%的水平仍有很大的差距，未来投资需求空间巨大。
如果未来技术改造投资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它将成为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随着经济转型升级加快，高技术产业投资呈现快速增长态势。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15.1%，比全部投资增速高4.6个百分点。尽管当前高技术产业投资总量不大、比重较低，但快速增长态势符合经济转型升级的要求。尤其是，在当前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增长乏力的情况下，高技术产业投资快速增长有利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减缓传统产业投资下滑影响。
消费需求空间巨大，文、体、娱前景良好
2013年以来，新兴消费业态快速发展，消费结构不断优化，消费升级类商品和服务不断涌现。2015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贡献率超过60%，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显著增强。
中国13亿多人口规模、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经济水平带来的消费力量，在世界经济大国中是独一无二的。目前一线城市居民的消费需求结构已经接近发达经济国家，二三线城市正在向一线城市靠拢，农民消费需求结构日益城市化。数据表明，中国年均收入10万元以上的富裕家庭呈现快速增长态势，资产1000万元的富人阶层也不断涌现。中国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已降至30%~40%之间，根据联合国标准，已属于相对富裕国家行列，居民消费开始由&享受型&向&休闲型&阶段转变，消费需求结构与档次已基本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中国消费领域的上述阶段性变化加之庞大的人口规模，将推动整体消费能力持续提升。
中国已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消费市场;作为全球智能手机用户最多的国家，自2012年以来中国居民数据流量使用的增速达到三位数;旅游消费需求连年持续高速扩张，出游方式趋于多样化;文体娱乐消费增速居全球前列，2015年电影票房收入达68亿美元，增长近50%，增速居全球前列，月份，限额以上单位体育娱乐用品类商品同比增长17.1%，明显高于消费平均增速。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网络零售经济体。新产品不断涌现，高端电子信息产品和智能化、自动化设备等产销量迅速增长，月，新能源汽车产量同比增长92.5%，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SUV)增长47.3%，智能电视增长25%，智能手机增长10.8%，新能源汽车销售同比增长131.1%，其中纯电动汽车销售增长171.2%，4月份则分别同比增长190.6%和 243.8%。
居民部门杠杆率较低，储蓄水平较高，为消费发展与升级提供支持。目前，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还不到40%，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70%以上的杠杆率相比差距甚大，而储蓄水平较高，提高居民部门杠杆率促进居民消费升级前景良好。
国际市场需求仍然较大，不一定悲观
近年来，中国进出口贸易整体延续同比下滑态势，近期呈现回稳势头。与此同时，外贸发展结构持续优化，转型升级在加快，对国际市场需求前景不必过于悲观。
随着金融危机影响逐步消除，全球经济缓慢复苏，中国外贸环境也将得到改善，为对外贸易增长创造支撑。而由于出口竞争力的提升，中国出口在全球中的占比不降反升。
2015年，中国出口占到全球总量的13.8%，比上年上升1.5个百分点，比2010年上升3.5个百分点。高附加值出口快速增长，中高端产品出口占据主导，低端产品出口占比显著下降，一般贸易占比上升，加工贸易占比下降。2015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到中国出口总额的28.8%，比上年增长0.4%，一般贸易占到进出口总额的54%。月，高技术产品出口占比上升至近30%，一般贸易占同期进出口总额的56%，比一季度提高1个百分点，比2015年同期提升近1.6个百分点，加工贸易占比不断下降。
亚洲开发银行发布的《2015年亚洲经济一体化报告》显示，中国在亚洲高端科技产品出口中所占份额从2000年的9.4%升至2014年的43.7%，位居亚洲第一，以高铁、核电和卫星等为代表的中国高端科技产品深受亚洲各国的欢迎。这标志着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突破正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中国高端科技产品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日益增加。
中国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在全球具有绝对竞争优势
还应该看到，中国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在全球具有绝对竞争优势，国际经贸关系不必拘泥于商品出口市场，实施&中高端&战略可以降低国际贸易摩擦，带动国际贸易需求。中国是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大国，基础设施建设能力位居全球前列，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优势，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巨大需求将带动中国相关对外贸易和投资发展。
中国2013年以来提出的&中高端&战略是十分明智的。&中高端&战略既符合中国经济能力，又有巨大的市场需求，不仅新兴经济体对于中高端产品有着需求巨大，受制于绝对成本与相对成本原因，发达国家对于中高端产品也有大量需求。中国应坚定实施中高端战略，既错开了与欧美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高端竞争，而且开放高端市场增强对欧美日的吸引力;又错开了与新兴经济体的低端竞争，有助于不断加强与东南亚、非洲、拉美等新兴经济体的经贸合作。
中国经济升级的首要任务是补短板
仔细梳理当前经济问题，诸如产能过剩、M2过多、杠杆率过高、企业亏损不断增加，表面上是&过剩&矛盾突出，经济升级的关键似乎应该是&去产能&或者&去杠杆&。然而，经济表面&过剩&的背后掩盖着大量的结构性矛盾，低端落后产能过剩与高端先进产能不足并存，简单的&去产能&、&去杠杆&并不意味着资源将自然流至短板，也就无法消除亟待弥补的&短缺&。因此，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精准发力弥补短板，借助预期管理引导资源流向，加快推进经济升级，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是一种更现实的选择。故而，&补短板&比&去产能&、&去杠杆&对于解决当前经济问题更具紧迫性，更具针对性，也更具战略意义。
从实践上来看，产业竞争优势不取决于规模，而是取决于是否掌握核心技术。而我国在全球核心技术实力排名中，只处于入门级，工信部部长苗圩更直言，在全球制造的四级梯队中，中国尚处于中低端制造领域的第三梯队。很多中国企业因为缺乏核心技术而深陷&产能过剩&泥潭：我国材料和制造业大而不强，以钢铁为例，年产量超过世界总产量的一半，却仍生产不出一些特种高质钢材;高性能飞机发动机严重依赖进口，国产大飞机项目一度搁浅;汽车发动机主要是外资、合资品牌;医药行业仿制药占比超过90%，外资医疗设备垄断国内市场。核心技术缺乏，一方面制约了优势产业产能扩大，另一方面不能使过剩产能中的经济资源顺利外流。此外，一旦发达国家与我国爆发政治经济摩擦，我国的这些优势产业、企业很可能受制于人。
因此，补&核心技术&之短板，不仅可以扩大产能，提高有效供给，而且可以引导资源和就业向优势产业、企业流动，进而解决其他企业产能过剩、就业不足等原因。
&补短板&不仅要明确方向，更要落实举措。&补短板&不仅是给予优惠政策，更要加大有效投资。投资是决定经济发展的最关键因素，合理扩大投资尤其是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是补短板、调结构的有效手段。当然，启动投资手段要特别注重投资方式和投资方向，集中于技术升级以及产业结构升级，防止无效投资，即应当重点鼓励投资于诸如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生物、节能环保、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鼓励民间投资、万众创业与万众创新是激活市场的重要途径，但国家层面重大技术集中攻关、行业性技术升级规划，产品层面的国家标准制定与监管到位，法律层面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层面的人才引进与激励机制，资本层面多元化、多层次市场建设等，更具有战略意义。对此，决策层应有充分认识和坚定的决心。(黄志凌系中国建设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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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孙维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