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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999-7956燕赵都市报：我们依靠什么解决穷人太穷问题？_新闻中心_新浪网
燕赵都市报：我们依靠什么解决穷人太穷问题？
http://www.sina.com.cn 日14:37 燕赵都市报
　　作者：郭之纯
　　“穷人经济学”创始者舒尔茨的关门弟子、以“新农村运动”闻名的经济学家林毅夫，近日以“穷人经济学”理论分析“十一五”的经济发展方式。他认为，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的，而在于穷人太穷。因此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尽快使“穷人致富”。他为此开出的药方是：重点发展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10月14日《北京晨报》)
　　“穷人太穷”―――应该说，这四个字的确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前社会经济结构的一个软肋。若论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富人有多富或者是否“太富”，并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而穷人的数量尤其是“太穷”者有多少，却的确是一个回避不开的棘手问题。如果一个社会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太穷”，穷到没有尊严，穷到难以维持基本生存，穷到绝望的程度，则这种局面便是值得反思并认真对待的。而在我们当前，随着基尼系数的持续加大，恰恰就出现了这种需要引起警惕的局面：在一些富人财富急剧飙升的同时，有更多的穷人正在因为种种原因滑入生存底线以下―――因为一次“企业改制”导致的下岗、因为一次拆迁建设导致的失房失地、因为一场疾病、因为孩子升入了大学……
　　但是，虽然我同意林毅夫教授对“穷人太穷”已经成为主要矛盾的分析，对他开出的“重点发展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这个药方，却难以遽表完全的赞同。首先我认为，从这个角度认识为什么“穷人太穷”，方向似是有误；其次退一步说，即便这一药方在技术层面是成立的，但在之前也必须有其他方面更充分的改进和准备。
　　该药方的意图是让人们更多就业。然而，睽诸现实不难发现，为什么当前穷人会越来越多、越来越穷、乃至到了“太穷”的程度，其更大的原因却并不是由于就业特别不足―――岂不闻现在很多地方在闹“”，而在有些农村地区也有很多土地被弃耕吗？也不是由于他们不够勤劳―――有谁见过不勤勉的民工？有多少农民是因为不好好耕作而变穷的呢？而更具说明作用的另一方面是：有些人虽然在持续不断的就业中，却也难逃“太穷”的行列。
　　因而，“穷人太穷”真正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获取的机会太少，更是因为他们在被以各种方式不断地剥夺！譬如，有些农民之所以“太穷”，是因为曾经被各种搭车的税费压得喘不过气；或是因为失地时补偿太低而又未能得到好的安置；或是因为田地鱼塘遭遇无处求告的污染；或是因为进城务工时工钱被拖欠、或工伤致残后被无情踹出……城市新贫困阶层越来越穷的原因亦是如此：他们在企业中辛苦半生，却突然被告知要“改制”了，要“房改”了，要“医改”了，教育要高收费了……于是，一生积蓄刹那时化为乌有，倾刻间回归赤贫。
　　所以，在分配原则不变、劳动者权利不能确保的情况下，谈通过增加就业解决贫富差距问题，近乎痴人说梦―――就业越充分，只是说明被剥夺的人越多而已。这或许会使“富人更富”，却不能确保穷人不会更穷。
　　从这个角度说，当前的穷人太穷，与富人太富是否有着某种潜在的因果关系，便是一个非常值得琢磨的问题。最近，胡润版富豪榜发布，再次引起一片喧嚣。人们已经看到，上榜的400位富豪共拥有6000亿元的财富，相当于中国去年GDP的6%。前10名的门槛，已由去年的45亿上升至63亿。这些数字或许足够表明，当前的富豪们是越来越富了。但是，他们之中某些人的富有，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以穷人的越来越穷为代价的呢？当然，这或许是一个不能随意臆测的问题。但以常识判断，其间应确实是有着一些因果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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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贫富差距新特点：“穷人太穷”转为“富人太富”
摘 要虽然基尼系数实现了“七连降”，但中国贫富差距依然严峻。中国贫富差距的核心特征快速地由穷人太穷转变为富人太富，贫富差距呈现出代际固化特征2008年以来，中国收入基尼系数成功实现“七连降”。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的收入基尼系数在2008年达到了0.491的峰值，此后的七年间持续下降，截至2015年已下降到0.462。有观点认为，收入基尼系数的持续下降意味着中国的收入差距正在不断缩小，并进一步得出中国贫富差距也在逐步缩小的结论。但仅仅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可能难以准确判断中国贫富差距的真实情况。一方面，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是基于对城镇和农村住户抽样调查计算得到的，调查数据存在一定的偏差。因为对高收入住户调查特别困难，拒访率高，导致样本中真正的高收入户大量遗漏。而且，高收入户对其收入的记载和陈述失真程度大，低报收入的情况相当普遍，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小鲁曾指出，特别是当涉及从非正常渠道获得的收入时(通常称之为“隐性收入”)，通过常规方法的收入调查几乎无法获得真实信息。另一方面，贫富差距除了包括收入差距，还包括财产差距，而且财产差距更重要。因为收入是流量，只能反映某一时间段内财富的变动，无法衡量某一时间点上财富的大小。相比之下，财产是存量，涉及资产和负债，比收入涵盖更多的信息。因此，单纯从收入差距的角度考察贫富差距是不全面的，要想更加精确地衡量居民贫富差距的大小，应该从存量即财产差距的视角出发。将上述两方面因素考虑在内，本文发现中国的贫富差距依然严峻，这种严峻性主要表现为三个特点。第一，由于“隐性收入”主要分布在富裕家庭，而且财产也主要由富裕家庭持有，因此贫富差距依然高企。第二，中国贫富差距的核心特征快速地由穷人太穷转变为富人太富。第三，贫富差距开始呈现出代际固化的特征，富裕人群的子女通过继承父辈的财富依然保持富裕，而贫穷人群子女则因为教育不公平等因素而依然处于社会底层。“隐性收入”拉大贫富差距“隐性收入”主要分布在富裕家庭，财产也主要由富裕家庭持有，因此贫富差距形势依然严峻。考虑隐性收入之后，收入差距将明显拉大。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2010年指出，中国普遍存在的寻租现象加上政府的监管漏洞，催生了大量“隐性收入”，其主要来源包括四部分：钱权交易及以权谋私(虚假发票买卖、礼品收购等收入)、公共投资与腐败(借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贪污公款)、土地收益的分配(与土地权力相关的租金收入)、其他垄断利益的分配(垄断带来的超额利润)。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收入基尼系数只是根据居民的公开收入进行测算，遗漏了大量未公开的“隐性收入”，因此不能准确反映收入差距。由于隐性收入主要分布在高收入家庭，如果将“隐性收入”考虑在内，中国收入差距将会进一步加大。王小鲁的研究表明，2008年中国城镇10%最高收入家庭的“隐性收入”占城镇居民“隐性收入”总量的比重高达63%。将“隐性收入”考虑在内之后，2008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最高收入组的实际人均收入是最低收入组的26倍，远高于官方数据所给出的9倍;城镇居民家庭最高收入组的实际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家庭最低收入组的65倍，也远高于官方数据所给出的23倍。根据武汉大学经管学院的刘穷志和罗秦(2015年)的测算结果进一步表明，若将隐性收入考虑在内，中国2011年收入基尼系数将达到0.53，明显高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0.477)。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很长时期内，由于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居民持有的财产较少，世界银行1982年的报告指出，中国居民“除了储蓄存款的利息以外，没有私有财产项下的收入(股金、股利及利润)”，彼时财产差距也不严重。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居民拥有财产的数量和形式变得日益丰富。例如，个体、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居民家庭通过开办企业开始持有生产性固定资产。再如1998年住房改革之后，居民可以通过购买住房持有房产。因此短短十几年中，中国居民的财产以惊人的速度不断积累。1995年中国居民家庭净财产均值仅有1.2万元，2012年家庭净财产均值已经高达25.4万元，在十余年的时间里增长了21倍之多，同期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人均纯收入分别只增长了5.7倍和5倍。由于财产(尤其是房产)主要由富裕家庭持有，在此过程中，家庭之间的财产差距也越来越大，财产基尼系数从1995年的0.4大幅上升至2012年的0.66，上升幅度高达65%。考虑到财产基尼系数总体上明显高于收入基尼系数，且在短时间内大幅上升，因此财产差距更能体现中国贫富差距的真实情况。有观点认为，中国的财产差距目前尚不严重，因为发达国家相比于中国往往有更大的财产差距。为此，我们进一步将中国的财产差距与发达国家进行对比。从表1可知，表面上看中国的财产差距的确没有发达国家那么严重。截至2012年，中国财产基尼系数(0.66)仅高于日本，明显低于美国和法国。但是，发达国家的财产差距是基于成熟的产权制度和私有制经济形成的，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在一些国家甚至有下降的趋势。例如，法国的财产基尼系数从2010年的0.758下降到了2014年-2015年的0.7左右，英国则从0.72下降到了0.68左右。更重要的是，发达国家居民家庭的财产差距经历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才逐渐产生，而中国的财产差距却是在短短十几年时间内迅速产生的，即便目前财产差距状况相比发达国家尚不严重，也需要高度关注。“穷人太穷”转为“富人太富”中国贫富差距的核心特征在十几年前主要是穷人太穷。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贫困人口数量庞大，1978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多达2.5亿人，占当时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这些贫困人口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贫富差距的核心来源。林毅夫在国内较早地指出，中国贫富差距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从对中国2007年的数据计算也发现，扣除1%最富有家庭后中国城市最富有10%家庭组所拥有财富占总财富的百分比为33%，农村的相应百分比为39%。这与美国的64%和加拿大的58%相比明显低得多，可见当时中国贫富差距问题还不在于最富有群体过于富有。但近几年来，贫富差距的核心特征从穷人太穷快速地转变为富人太富。根据瑞士银行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可以计算出，2008年-2015年中国所有居民财富(中位数)增长率为64%，而前10%富裕人群的财富增长率达到了96%，前1%富裕人群的财富增长率更是高达131%。《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显示，前1%富裕人群占有全国约三分之一的财产，而后25%贫穷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为1%左右。我们参照李实等(2014年)的方法，将2012年家庭调查数据分别剔除前10%富裕家庭和后10%贫穷家庭重新计算财产基尼系数，发现剔除前10%富裕家庭财产基尼系数下降了0.17，而剔除后10%贫穷家庭财产基尼系数只下降了0.04，这进一步表明当前中国贫富差距的核心是富人太富。造成目前富人太富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其一，富裕人群持有了越来越多的房产。过去十几年里中国房地产市场经历了黄金发展期，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涨，2001年-2015年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房地产价格平均上涨幅度均高于10%。房价上涨不仅使得富裕家庭本身持有的房产不断增值，而且激励富裕家庭更多地购买房产，两方面因素使得房产越来越向富裕家庭集中。2002年家庭净资产前10%家庭的房产占全社会房产的比重为46.5%，相比之下，家庭净资产后10%家庭则处于房产负债之中，所占比例为-0.2%，二者差距已高达近47个百分点。2012年家庭净财产前10%的家庭占有了超过一半的房产，比重高达55.7%，家庭净资产后10%的家庭持有房产的比重虽有增加，但也仅仅只有0.5%，二者差距进一步扩大到55个百分点。其二，金融体制不完善使富人通过股市进一步扩大自身的财富。中国股市具有“重融资、轻投资”的特点，上市企业大都以融资为目的，很少分红，投资者通过买卖二级市场上的股票往往难以获得高收益。根据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2012)》的统计，有高达56%的家庭参与股票市场投资最终亏损，仅有22.3%的家庭盈利。相比之下，股票在一级市场发行上市的过程中，通过资产评估、溢价发行能够实现高市盈率以及上市后价格的飙升。现实当中，普通人群只能投资于二级市场，而很大比重的富裕人群则拥有企业，能够参与到一级市场进行投资交易。富裕人群将所拥有的企业上市，并在一级市场上发行股票，就可以大幅提升财富规模。2001年证监会宣布实施股票发行核准制度之后，用友软件、康美药业(16.100, 0.12, 0.75%)等家族企业在向上市公司转化的过程中实现了“一夜暴富”。创业板的诞生更是造就了大量财富新贵，根据胡润研究院2013年《胡润创业板富豪榜》统计，有高达337位公司股东通过创业板上市，成功使其财富超过5亿元，而这一数字在2009年仅为33人。贫富差距呈现代际固化特点皮凯蒂在其新著《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财富集聚现象的出现使得子女通过继承财产就可以轻易致富，使得一个人的财富的多寡不仅由劳动所得决定，更由继承的财富决定，因而出身要比后天的努力和才能更重要。”这实际上说明了贫富差距具有代际固化的特点，所谓代际固化，是指子代的收入和财产水平与其父代的收入和财产水平呈现高度相关，父代贫富差距的特征会传递给子代。中国近2000年的科举制度虽然有导致知识僵化和遏制科技进步等缺陷，但是有一个重大的优点就是可以增加社会流动性，从而使得贫富差距不至于出现过度的代际固化。即使单个家庭很贫穷，也可以就读于家族的免费学堂。只要通过总的来说还算很公平的科举考试，就有改变命运的机会，即“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同样地，“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恢复高考，改变了“文革期间”以家庭出身为标准来推荐上大学的不合理制度，大大增强了社会流动性，因此深得人心。不过，近年来中国贫富差距代际固化的特征日益显现，越来越多的“拼爹”、“富二代”、“穷二代”等社会现象就是贫富差距代际固化的直观体现。一方面，富人的子女通过继承父辈财富依然保持富裕，形成了所谓的“富二代”。在2015年中国胡润百富榜前100名的企业中，家族企业和夫妇企业的占比高达52%，而2015年胡润全球富豪榜前100名的企业中该比例仅为24%。由于家族企业和夫妇企业的财产往往由其子女继承，这意味着在中国富人的子女通过继承财产而致富的概率明显更高。另一方面，处于社会底层的穷人其下一代很可能还是穷人。农民与农民工是典型的社会底层群体，他们的子女由于机会不平等依然处于社会底层这一现象是中国贫富差距代际固化的突出表现。根据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和麦可思研究院的调查显示，农民与农民工子女较多就读于高职高专院校。2014届高职毕业生中有52%的家庭背景为“农民与农民工”，且近四年来该比例呈现总体上升趋势。相比之下，管理层子女则较多就读于“211”院校，这说明农民与农民工子女难以得到良好的教育机会。不仅如此，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毕业半年后平均月薪在各阶层中分别排在倒数第一位和倒数第二位。定量测算结果也表明中国贫富差距代际固化日趋严重。衡量贫富差距代际固化一种常用方法是代际收入转换矩阵法。如表2所示，该方法将父代和子代的收入水平进行分组，针对中国的测算结果显示，对于收入处于后20%的父代而言，其子代收入仍处于后20%的概率高达0.42，而子代收入跨入前20%行列的概率仅有0.05，可见穷人其下一代很可能还是穷人。相比之下，对于收入处于前20%的父代而言，其子代收入依然维持在前20%的概率为0.43，而子代收入跌入后20%行列的概率仅为0.04，可见富人的后代更可能是富人。衡量贫富差距代际固化的另一种常用方法是代际收入弹性法。代际收入弹性是度量子代收入相对于父代收入变化程度的指标， 该指标数值越大说明代际收入相关性越高，收入差距代际固化问题越严重。陈琳(2011年)计算了1995年-2005年间中国的代际收入弹性，发现期间中国的代际收入弹性达到0.6以上。王美今和李仲达(2012年)采用1989年-2009年CHNS数据测算得到的中国代际收入弹性更是高达0.83。相比之下，德国、英国和法国的代际收入弹性均在0.4以下，美国的代际收入弹性也低于0.6(见表3)，均低于中国，这同样表明中国收入差距代际固化问题已较为突出。之所以富人的后代依然是富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遗产税的缺失。由于富人往往拥有巨额的财富积累，富人的后代通过继承父辈财富自然就成为了富人。美国、日本和欧洲的大多数发达国家以及越南和南非等发展中国家都征收遗产税(李永刚，2015年)，遗产税提高了代际之间财富转移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富人财富向子代的传承。而中国遗产税到目前为止依然缺失，富人可以毫无成本地将财富遗留给后代，这也使得“富二代”现象日趋严重。而穷人的后代依然是穷人，则很大程度上归咎于教育不公平。学区制的存在限制了家庭自由选择学校的权利，高收入家庭往往能够通过支付择校费和购买学区房等方式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而低收入家庭则通常不具备择校能力。此外，不少穷人的子女往往因为无法负担费用而失去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而富人的子女则通常能顺利进入高等教育学府求学，甚至去世界知名高校留学。教育不公平使得穷人的子女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在就业市场上竞争力越来越弱，从而导致穷人的后代依然是穷人。贫富差距的代际固化使子女的收入和财产水平很大程度上在其出生的时候就已经由其父母的收入和财产水平决定，而子女的后天努力可能很难改变这一不利局面。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贫富差距在代际之间不断传递和延续，将加剧贫富差距的程度，使贫富差距演变为长期的社会问题。长期内无法改变贫穷的现状会使社会底层人群丧失信心和希望，甚至产生仇富情绪，滋生对于社会与政权的不满，这会大大影响社会稳定，甚至催生严重的社会危机。虽然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收入基尼系数实现了“七连降”，但并不能因此得出中国贫富差距不断缩小的结论。因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未将“隐性收入”考虑在内，而且贫富差距除了包括收入差距，还包括财产差距。由于“隐性收入”主要分布在富裕家庭，而且财产也主要由富裕家庭持有，因此贫富差距形势依然严峻;中国贫富差距的核心特征由穷人太穷快速地转变为富人太富;贫富差距开始呈现出代际固化的特征。国际经验表明，墨西哥、阿根廷、智利等拉丁美洲国家经历高增长后，在人均GDP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时，贫富悬殊往往是造成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缺乏动力，进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中国目前的GDP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位，人均GDP已突破8000美元，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严峻的贫富差距很可能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加大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这对于中国实现经济进一步增长和迈向高收入国家是十分不利的。因此中国有必要对当前贫富差距的新特点给予更多的关注，以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更快更好地完成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目标。陈彦斌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陈小亮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文章来源：《财经》杂志】相关阅读：赵皓阳：疯狂的资本——为何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一、马克思的末日预言我们先从这本书，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讲起。众所周知，马克思预言了资本主义的自我毁灭。托马斯指出，在马克思时代，大量工人生活在城市贫民窟，工人们工作时间很长，工资却非常低，甚至在某些方面比封建制度下的农村悲剧更加悲惨。而马克思、恩格斯的中心论点很简单：如果经过半个世纪的工业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还是和之前一样悲惨，而立法者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禁止工厂雇佣八岁以下的儿童，那么工业发展的好处在哪里?工人们技术创新、辛苦工作以及进入大城市的好处又在哪里？然而道义并不能摧毁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的出发点也从不是道德批判而是唯物史观——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托马斯将马克思的末日预言提炼为“无限积累原则”，即资本通过剥削工人剩余价值将不可逆转地不断积累，但始终掌握在一小部分人手中，是一个没有天然界限的过程。这就是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终将灭亡的分析依据：如果资本收益率稳步降低——这样将遏制资本积累，并导致资本家之间的激烈冲突；如果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无限制地增长——这迟早将变成大规模工人运动的导火索；同时资本无限积累并扩大再生产，而无产阶级一无所有并不能提供多余购买力——这必将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上述不论发生何种情况，社会经济均衡或是政治稳定都将变成奢望。更详细的解释看这篇文章：然而在马克思时代，收集庞大的数据佐证和严谨的数学推导似乎是一种奢望。例如，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使用了一家纺织厂的账本，他说这是账本主人转让给他的。纵使账本显示，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固定资本和可变资本总量与一年总产值的比率非常高，已经明显超过了10，这种水平的资本/收入比的确令人震惊。然而一个账本可以具有代表性，却无法使经济学家们满意。马克思也是 年英国议会报告的忠实读者，他用这些报告来证明工人的悲惨、车间的事故、糟糕的卫生条件和资本家普遍的贪婪。马克思甚至以非常印象派的方式，尝试使用遗嘱认证的统计数字，以表明拿破仑战争以来英国财富的急剧增加。问题是，尽管马克思有这些重要直觉，但是在那个年代，想获得全面、科学的统计数据太过虚幻。不像我们现在敲敲电脑，全世界重要数据几秒钟就弹至桌前，马克思做不到，各国政府开始有计划地收集、整理、统计相关的经济数据那都是凯恩斯时代的事了，这就是他注定的时代局限性。西方经济学者诟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多从其缺乏坚实的数学基础出发的，然而讲道理的话，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成型与十九世纪中期，他的数学水平在当时整个经济学研究中是处于平均水平的，只不过西方经济学“枝繁叶茂”后继有人，后人如列宁、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主要集中在政治和哲学上，所以十九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再拿到当今学术界来看，就显得有些陈旧了。而托马斯·皮凯蒂的书既然敢叫《21世纪资本论》，无疑是用了当今学界最先进的数据和数据分析来诠释这个问题的，虽然他对于马克思的政治观点并不完全认同，但是他书中扎实的数据和详实的分析完全可以为马克思主义经济观点写下完美的注脚。《21世纪资本论》主要基于两大数据：一类是关于收入不平等和收入分配的数据；另一类是关于财富分配和财富——收入关系的数据。数据的来源是基于全世界30余位顶尖学者共同努力所建立的世界收入数据库——一个关于收入不平等演变过程的最大的历史数据库。&二、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r>g托马斯·皮凯蒂认为，财富分配的动态变化表明，有一个强大的机制在交替性地推动着收入与财富的趋同与分化。促进财富趋同力量——也就是缩小贫富差距的力量，比如教育的普及、技术的进步、累进制税率的推行，然而，那些长期存在的促进不稳定和不平等的力量并不会自动减弱或消失。书中所研究的，主要是财富不平等的分化力量。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的根本力量，就是这个贯穿全书的重要的不等式：r>g。这里r 代表资本收益率，包括利润、股利、利息、租金和其他资本收人，以总值的百分比表示；g代表经济增长率，即年收入或产出的增长。从宏观角度来看，资本收益率是高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这就意味着越有钱的人、资本越多的人，就能从经济发展中享受到更高的收益。经济增长多出来的蛋糕就那么大，资本分到的多了，只能凭借劳动的穷人分到的自然就少，贫富差距就是这样慢慢拉大的。资料来源: piketty.pse.ens.fr/capita121c可以看出，无论是世界还是法国，资本的收益率一直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远高于经济增长。r在长时期内都高于g，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纵观人类发展历史，资本收益率至少是产出（收入）增长率的10~20 倍。随着对未来经济增长预期的降低，这一差距将更加扩大。&从微观角度上讲，私人资本的收益率r在长期显著高于收入和产出增长率g。不等式r>g意味着过去的财富积累比产出和工资增长得要快——这就是贫富差距愈演愈烈的根源。长此以往，企业家不可避免地渐渐变为食利者，而劳动者凭借着缓慢地工资增长根本无法完成财富的积累，资本可以越来越强势地支配那些除了劳动能力以外一无所有的人。理论上来讲，发展过程和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是，人类劳动、技能和知识在生产过程中越来越重要。而从历史上来看也是如此，马克思的“末日预言”为何没有实现，就是因为生产力发展使蛋糕越做越大，底层人民也能享受到更多的经济发展带来的果实——虽然不平等是加剧的，但是改善的生活境况会大大削减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从历史上看，第二次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造成了无产阶级运动的第一次低谷，西欧各主要无产阶级党派在获得了一定的利益后（议会席位或部长），纷纷倒向帝国主义政府，工人阶级则在一战中成为了帝国主义战争的炮灰，而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则是在经济最不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俄国。第三次科技革命至今，更是造就了大量的“脑力劳动者”，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白领”，这些人究竟算不算是“工人阶级”，是否具有革命性，依然是当今左派争论不休的话题，连这个都还没讨论清楚更遑论共产主义运动了。然而历史上又一次例外，就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此时大工业生产下的无产阶级刚刚形成，还不存在自觉性、革命性以及指导他们的科学理论。此时资本家可以肆无忌惮地从工人身上榨取利益。托马斯的数据库表明，整个工业革命时期，纵使技术进步带来了生产率史诗般地飞升，然而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连续半个世纪下降。英国学者罗伯特·艾伦就把类似于此时的工资长期停滞（甚至下降）称为“恩格斯停顿”。相应的，资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8 世纪末、19 世纪初的35%~40% 增加了10个百分点，达到19 世纪中期的45%~50%一一也就是说几乎所有技术进步的福利都被资本和资本家所独享了，劳动人民无论是绝对收入还是相对生活水平都处在每况愈下中——正是于此时，马克思撰写了《共产党宣言》，并着手写作《资本论》。在马克思生活的资本主义时代里，经济增长全部流向了资本利润，而客观上已经非常可怜的工资却停滞不前。也正是基于此，马克思认为万恶的资本家绝无挽救的可能性，资本主义迟早要完。其实要细究的话，他那个年代的资本主义确实死了，完全通过剩余价值剥削而占有100%技术进步带来的边际效益提升的资本家们几乎死绝了。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无产阶级运动反而变相地为资本主义续了命，资本家们开始领悟到要同工人们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而不是让永无止境的贪婪成为自己挖好坟墓。托马斯认为，马克思描述了一种“一种真实的困境”，而避免马克思“末日预言”的唯一逻辑出口就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只有生产率和人口的永恒增长才能补偿新资本单位的永恒增加。否则，资本家的确在自掘坟墓了：他们要么在阻止利润率下降的绝望战斗中相互毁灭——必须通过新的殖民地来解决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永恒问题（德国和法国在1905年、1911年摩洛哥危机中为争夺最好的殖民地而兵戎相见，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要么强迫劳动者接受国民收入中越来越小的比重，最终导致无产阶级革命因而资本被全面没收（在某些国家曾经实现了）。总而言之：贫富差距的根本动因就是书中从头至尾都在强调的以r>g公式表达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机制与市场竞争不完全没有关系，因而也不会因为市场变得更加自由或竞争变得更加完全而消失。甚至作者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越完善、越“正统”，r>g的趋势就越明显。&可以这样说，经济发展可以掩盖一切问题。然而当今世界经济低迷，依然没有从08年的金融海啸中走出来，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的矛盾必将愈演愈烈，这是我们在未来必将面对的重大问题，可以说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占领华尔街运动三、收入不平等：劳动与资本先看三组数据：资料来源: piketty.pse.ens.fr/capita121c&如果看那些百分数有点眼花的话就直接比较基尼系数好了，在劳动收入不平等较低的社会里——如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基尼系数为0.19，而最高的极度不平等——现实社会中并没有出现，预测2030年的美国可以达到这种水平，也只有0.46。为什么我要说“只有”，来看一下资本的不平等：资料来源: piketty.pse.ens.fr/capita121c当只考虑资本时，低度不平等的理想社会不存在，而中度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同样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北欧国家），就已经达到了0.58——已经超过了极度不平等的劳动收入。而再往上的不平等度，分别为0.67、0.73、0.85。从这张图也可以看出，所谓的中产阶级占主流的“纺锤型社会”就是一个虚构的神话。综合考虑到劳动收入、资本收入的不平等，总收入不平等如下：资料来源: piketty.pse.ens.fr/capita121c可以看到，劳动收入的不平等是“温和不平等”，而资本收入的不平等是“极端不平等”，资本一己之力拉高了整个不平等的水平。在所有社会里，半数人口几乎一无所有：最贫穷的50%人群占有的国民财富一律低于10%，甚至一般不超过5%。而上层阶级：在法国，根据最新数据(年)，最富裕的10% 占有总财富的62%（而最贫穷的50%只占有4%）；在美国，美联储最近所做的调查表明最上层10%占有美国财富的72%（底层的50%人口仅占2%）。我们只是说这是“不平等”，而并没有说这是不是“公平”，因为是否平等是可以从数据上显而易见的，是否公平则有不同的哲学、伦理学解释。而托马斯·皮凯蒂认为，现代民主的基础是认为源于个人天赋和勤奋的不平等比其他不平等更合乎情理——至少我们希望向这个方向发展。这就指明了他的价值观，也就是宁可多一些劳动收入的不平等，而少一些资本收入的不平等。这样也可以鼓励所有人努力奋斗、创造价值——因为这样可以得到应有的回报。资料来源: piketty.pse.ens.fr/capita121c那么根据r>g这一定律，国民收入增长这块蛋糕中，有多少被最富阶层瓜分了呢：看上图，自1980年以来，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就开始快速度扩大。前10%人群的收入比重从20 世纪70 年代的30%~35%，上涨到21 世纪伊始的45%~50%一一提升了15 个百分点(见上图) 。而在这归入前10%人群的15%增长中，大约11%，属于那'1%' （即那些在2010 年收入超过352000 美元的人群），这其中又有大约一半归属于那'0.1%'，即年收入超过150 万美元的人群（见下图）资料来源: piketty.pse.ens.fr/capita121c可以看到，贫富分化、资本集中的加剧，不但反正在所有人口中的“10%与90%”中，同样发生在top10%中的“1%和9%”中。事实上，资本不平等已经无法逆转，我们不得不悲观地发现，当今社会最富裕人群的生活水平是仅靠劳动收入的人永远无法企及的。——这是否违背了民主的初衷？作者认为是的，而这种价值观的问题我们放到最后部分集中讨论。资料来源: piketty.pse.ens.fr/capita121c最后再来看一下新兴国家的收入不平等水平，红色的线是中国。因为在1980年之前，中国劳动收入（工资）几乎绝对平等，而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私人资产，所以具有统计意义的只有这一节短短的红线。虽然中国不平等指数相比于其他新兴国家是最低的，但是加剧的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以及所引发的社会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重视。四、徒劳的政策可以看到，资本如一头洪水猛兽，如果不加以限制就会永远按照r>g的规律永恒地吸取全社会发展的成果，那么有哪些经济、政策措施可以限制疯狂的资本呢？&第一，通货膨胀。似乎字面上也可以理解，当钱不值钱了之后，肯定是对钱多人损害大。像劳动者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可供贬值的积蓄，自然就平安无事了。然而事实上，历史上各国通货膨胀从未成为调节财富分配不均的有效手段，反而甚至会成为了掠夺人民财富、薅羊毛的手段。首先，富人总有有效的手段购买保值物品、规避资本风险，无论是公司股票或黄金、土地；而中产产阶级和有少量资产的平民往往会在一次恶性通货膨胀中变为赤贫阶层。其次，通货膨胀机制不能无限制地运行下去，通货膨胀一旦成为常态，贷款人就会索要更高的名义利率，物价的上涨就不能再取得预期的效果，工资的增长往往是滞后性的、无法跟上通货膨胀的速度，即便是一无所有的最底层人民，生活质量也会受到损失。此外，高通货膨胀往往有自加速的趋势。这个过程一旦启动，后果可能很难控制，某些社会群体的收入可能大幅提高，而其他人则不然。在法国，从1945 年到1948 年，通货膨胀连续4 年超过50%，虽然这实际上将公共债务削减殆尽，但是，数百万的小储户被洗劫一空，而这也使得20 世纪50 年代持续的老年人贫困问题更加恶化。在德国，物价在1923 年增长了1亿倍。德国的社会和经济在此期间遭受了永久的伤害，并成为了纳粹上台的动因之一。&第二，公共资本。就是用国有的、社会所有的资本取代私人资本。既然资本可以无限制加速增长，那么把扩大国有资本，让全民共享资本收益，国安民乐，岂不美哉？事实上，在罗斯福新政后，在凯恩斯主义的指导下，资本主义各主要国家确实有一段时间大力发展公共资本，也使得当时全国贫富差距达到最低水平（参见上面美国那张图的低谷）。然而1980年过后，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指导下，最近数十年来公共资本在国民资本中的比重急速减少，私人资本急速增加，尤其是在法国和德国，净公共财富在 年曾达到总国民财富的1/4 甚至1/3 ，而今天仅占几个百分点（公共资产勉强能覆盖公共债务）。资料来源: piketty.pse.ens.fr/capita121c甚至还有个别国家的公共资产为负数，就是一无所有全都是国债了。第三，累进制税率。简而言之就是对富人多征税、对穷人少收税甚至补贴。然而这也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作者悲观地指出，西方国家的“累进制税率”不如称作为“累退制税率”——越富的人需要承担的越少。自1980年以来，美国和英国收人累进税的大幅下降（两国都曾经是二战后累进税的引领者），也许能够解释超高水平收人的增加。同时，在当前资本自由流动的世界中，国家间的税收竞争开始增强，这让许多国家免除了累进所得税中对资本收入的征税。欧洲的情况尤其如此，那些相对较小的国家早已被证实无力达成协调的税收政策。其结果就是无休止的竞次(race to the bottom)，导致降低公司税的税率，免除对利息、红利和其他金融收入的征税等，而其后果都要由劳动收入来承担。后果之一就是在大多数国家对顶层收人者而言，税收已经变为累退的。例如，&2010 年对法国税收的一个详尽研究考察了所有的税收形式后发现，整个税收的平均税率随着收人等级是下降的:收入分配底层的50% 人口，其税率为40%~45% ;往上的40% 的人口，其税率为45%~50%；然而，收入顶端的5% 甚或1%，其税率却更低：收入顶层0.1% 的人口，税率只有35%。资料来源: piketty.pse.ens.fr/capita121c为什么我们总要提1980年这个节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因为有一个苏联狐假虎威地摆在那里，同时全球共运成为了悬在所有资本家和西方政府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于是乎各种讨好工人的福利政策、增加工会权利的法案，以及严苛的累进制税率、相应的大资本管制政策纷纷出台，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降到了最低水平。然而随着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全球共运退潮，英美里根政府、撒切尔政府上台，新自由主义政策全面推行。可以看上面的图，贫富差距的拐点、累进制税率的拐点、私人资本增速的拐点，全部在1980年。在这个“累退制税率”血淋淋的事实面前，作者表示，只有外部的“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冲击”，才可以解决世界财富在r>g的漩涡中愈陷愈深。但即便如此作者也并不认同如共产主义革命一般对所有原有制度推倒重来的做法，但是就目前来看，能够给资本主义以外部动力、自我改进的，似乎只有“灭亡”的危险才能让资本家们甘心吐出嘴里的骨头。五、价值观的撕裂除了r>g这一条“铁律”外，资本还呈现出“边际效益递增”这一不寻常的趋势。总所周知，边际效益递减是一条经济学定律，然而这条定律仅限于物质生产领域，在资本投资领域确是失效的，在资产管理中出现了永无止境的“规模经济”，即资产规模越大，平均收益率就越高。通俗点讲，你有一两万块钱，大概也就能放到余额宝赚年化2%的利润；绝大多数银行理财产品都是有门槛限制的，平均5%收益的至少5-10万起购；当你的资产超过百万时，就会有更优质的理财产品供你选择，包括房地产等实业投资——这在资本没有达到一定数额时是无法做到的；如果再上一层楼，就会有专业的理财团队替你打理投资，优厚的收益可供投资者做一个彻底的“食利者”；当你动用几亿资产去寻求收益时，全世界最诱惑的机遇都将摆在你面前，成倍的收益率绝不是想象。可以想象一下，资本收益不但是高于国民收入/经济增长的，而且在资本收益内部，大资本的收益也会碾压小资本，贫富差距也会呈几何指数增长。那么争论就来了，资本收益率线性递增与在实体经济中投资的线性递减是相悖的。基于此一些经济学家批判，这是大资本具有特殊的“权势地位”造成的，就像“政治权力”不平等一样，是“不公平”的，是为“民主社会精神”所不容的。然而支持者认为，比如说我请律师，花5000块请的律师肯定没有五百万的律师水准高；我看医生，专家号也比普通号贵。我肯定是花大价钱享受到优质服务，市场经济的自然之理。理财产品的收益也可以等价为服务质量，那肯定越贵越好了，不然这对于富有者是不是就是“不公平”了呢，这就是讲究效率的市场经济啊。好了，我们已经看到了，这里已经出现了“民主社会价值观”和“市场经济价值观”的割裂。再来看另一个典型的事例。人口增长除了对经济发展和国家的相对实力带来影响外，还与社会不平等状况具有重要联系。在其他各种条件相同时，强劲的人口增长往往能发挥均等化的作用，因为它削弱了继承财富的地位一一每一代人在某种意义上都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联想一下汉武帝的“推恩令”，大致就是这个意思，十几个儿子一起分家产，分个几代，贵族和平民区别就不大了，竞争环境也就相对平等了。然而我们面临现在的境况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口增长锐减——甚至不少国家出现了负增长。经济越发达、收入越高，年轻人生育愿望就越低；孩子越少，继承的财富就越多（而且是父系、母系双方积攒的财富）。越有钱人生的越少，生的越少后代就越有钱，我们在贫富差距中似乎进入了这样一种恶性循环。资料来源: piketty.pse.ens.fr/capita12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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