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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经济形势的四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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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经济形势的四大指标
关注微信公众号用一个词来描述当下的经济形势，你会用什么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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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一个问题：
现在这个时点，用一个词来描述这个世界的经济形势，你会用什么词？
可能很多人一片模糊。
其实这个词已有公论：七年来最好时刻。
金融危机后，全世界首次出现了同步复苏的情景。
在此之前，人们听到最多的是美国率先复苏，欧洲、日本等则萧条缠身，迟迟不动。
到了今年这个时候，主要经济体终于迎来了共同增长的欢腾时刻。
日本实现了连续6季度的增长；欧元区的增速一度超过了美国，连久处困境的希腊都开始正增长。新兴市场也与发达国家同步复苏。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称，该组织追踪的所有45个国家，今年都有望实现经济增长，这是2007年以来的第一次。
今年年初，媒体上最多的标题是：每十年一次的危机会不会再次出现。
从过往经历来看，逢七、逢八是年份，是被危机诅咒的年份。
1987年，黑色星期一全球股灾
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
到了现在，报章上出现最多的字眼是：全球同步复苏。
那么，此刻中国呢？用一个词来描述中国的经济形势，这个词是什么？
同样有共识，这个词是：超预期。
如果要加上一个限定词，那么就是：一连串意外之下的超预期。
怎么个超预期？
上半年GDP增长达到6.9%。在经济下行、增速换档的阶段，一般能保持6.5%就不错了。这个数据超预期，一出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渣打银行、花旗银行、野村证券等都上调了今年的预期。
据说，一个月前在北方海滨开的那个会上，上半年的数据让大佬们可以“今天我们不关心钱，只关心政治”。
但上半年这个“超预期”，背后却藏有一连串的转折，藏有一连串的意外故事。
第一个意外，美元的助攻。
这两年中国经济曾陷入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险境，人民币水银泻地式地下跌，资本江水决堤式地外流。
更凶险的是，这个风险又与楼市泡沫同时出现，因此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业界热传一个生死之问：保房价还是保汇率。
这两者，客观上无法兼顾，保房价，就得保持货币宽松，继续放水，但货币发行越多，就会越不值钱，会引发进一步贬值。
到去年下半年，很多研究者几乎有些绝望了。两个雷，必须得踩一个，会引发什么连锁反应，没有人知道。
就在这时，一件意外发生。
美元在今年年初达到103.820的高位后，掉头向下，进入下跌通道，创下了33个月来的低位，到如今已累计贬值12%。
这是一个神助攻。
人民币在不动声色之间，不但止住了下跌之势，还一路回涨，迈过了6.9，6.8，6.7，6.6，6.5五道坎，9月8日收至6.4797。
人民币的回升，有资本管制加强、央行推出“逆周期因子”等因素，但美元下跌这个神助攻是重要原因。
美元为什么下跌？它同样是一连串意外，概括起来是：
其他国家走强了。欧洲、日本经济转好，欧元、日元等货币走强，美元相对来说就贬了。
特朗普落空了。美元之前走强，很大程度建立在特朗普的改革预期上，但现在基建、税改一再受挫，市场开始修正预期。
黑天鹅减少了。今年以来，荷兰、法国大选均顺利过关，并没有出现之前市场担忧的黑天鹅事件，作为避险资产的美元，需求减少。
但中国经济超预期，汇率的贡献并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下面这个。
第二个意外，去产能的蝴蝶效应。
前两年中国曾陷入了一个巨大的产能过剩泥淖。
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四万亿计划，为了刺激经济，上马了很多项目，开动了很多生产线，但相当部分并非是市场的需求，于是形成了过剩产能，形成了一大片僵尸企业。
高层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三期叠加”——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最后一个跟产能过剩问题就相关。
过剩产能趴在那里，整个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是有问题的，整个实体经济是不健康的。
陷在泥淖里，首先得把脚从烂泥里拔出来，才能前行。
于是，一场充满阵痛又不得不为的去产能、去库存轰轰烈烈地展开。
当时没有多少人看好这个动作。它一是在制造失业，二不代表新生产力，只是在还旧债而已。
谁都没想到，这个不新不时髦没有想像力的动作，却成为今年上半年经济领域的主调。
去产能就是把小厂小作坊给关了，产量减少后，先是引发了钢铁、煤炭、铁矿石等的疯狂涨价，继而波及到股市，走出一波黑色系行情。&&&&
这还没完。去产能引来大宗商品景气度上升，这个影响不光在国内，外溢到全球，大宗商品从去年开始也走出一波行情。
而这一轮全球经济的好转，大宗商品涨价是重要因素。
瑞银（UBS）8月份的一份报告称：
60%的全球增长加速可以归因于商品价格的强势上涨，商品价格上涨背后，正是中国政府强势推进的去产能产业结构升级。
事情到了这里还没结束。如果中国去产能只是在为全球经济复苏作贡献，那跟吃瓜群众关系不大。
这个事情有趣的地方在于，其他国家经济好了，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增加，中国的出口数据立马由负变正，由去年的&-2% 转为今年上半年让人惊奇的15%，出口增加进而拉动了中国经济，成就了目前的靓丽数据。
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说，今年上半年经济好于预期，最重要的是出口增速的反弹，超出了几乎所有人的预料。
中国的数据与全球的经济暖凉联系在一起。中国为什么要挺全球化？这是根本原因，谁要说我们能独善其身，要滚一边去。&
于是，去产能这个动作完成了一个波及全球的蝴蝶效应传导：
去产能—大宗商品价格上升—全球经济好转—拉动中国出口—提高中国增长率 &
第三个意外，特朗普的礼物。
这几年中国曾陷入冲突的边缘。特朗普意外当选后，先是大叫贸易战，后突破惯例与台湾地区领导人通话，当时所有人都判断，未来几年中美关系难弄，政治不确定性带来经济不确定性上升。
但从一系列结果来看，特朗普阴差阳错的几个决策给了中国机会。
这个话不光我在说，纽约时报也在说，8月份它的一篇报道标题就是“特朗普的「不靠谱」让中国看到了机会”。
特朗普第一个礼物当然就是汇率。
美元在他上台后，一路下行，给了人民币喘气的机会。前面说了，这与特朗普施政表现有莫大关系。
当初雄心勃勃的2万亿美元减税、10万亿美元基建、1万亿美元资本回流美国，只听楼梯响，不见下楼人，执行力让人失望。
经济上的困局反映在了美元上，政治上的困局反映在了人事上。通俄门，种族主义门，导致了白宫核心幕僚走马灯似的换人。
特朗普的支持率破了美国总统的最低纪录。
2月、3月、4月和8月特朗普支持率对比（来自CNN）
国内一系列困局，逼得特朗普使上了政治家非常时期常用的一招：通过制造国际冲突来化解国内矛盾。
4月份时我对他的这个策略做了分析，在这点上，国际主流媒体也有共识。
英国《金融时报》在评论特朗普时直言不讳说：面临国内危机的政府往往更愿意在国外冒险，“四面楚歌的总统试图利用国际冲突来摆脱国内困难局面”。
特朗普的这个意图，给中国送了第二个礼物。
为了拉拢中国在安理会投票制裁朝鲜，特朗普明显在其他方面做了让步。
由于特朗普政府要争取中国支持联合国出台新的对朝制裁措施，原本预计在上周五宣布的启动第301条款调查被推迟了。而且，在上周六联合国安理会投票决定制裁朝鲜之后，特朗普宣称取得了外交上的胜利，并称赞了中国的支持。（金融时报）
前不久特朗普提出了对中国的301条款调查，也是明显地形式大于内容，反对党的人也看不下去了：
特朗普模式仍在继续：对中国口头强硬，但实际行动软弱程度超乎任何人想象。——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纽约州民主党人Chuck Schume
特朗普内政外交的处境，让他很难真正跟中国打贸易战。他倒很想把国际冲突的目标选为中国，但不太现实，一是对手体量较大啃不动，二是中国不软不硬、不阴不阳的策略，特朗普也很难发力，打中国的冲突牌，美国内部只会更分裂。
专栏作家菲利普o斯蒂芬斯在FT上撰文说：
上天正眷顾中国领导人。在唐纳德o特朗普(Donald Trump)主政的白宫，被当做外交政策的好斗孤立主义，为北京提供了放手大干的机会。
中国确实有点受到眷顾的感觉：在汇率和外储快撑不住时，美元突然生变；在增长动能乏力时，熄火多年的出口突然受外需拉动发力；在冲突临门时，对手却受到多重掣肘。
中国经济的好气象，引发了新周期的争论。这个争论，各方在概念上并不统一，有点打嘴仗抠字眼的意思。
但这个争论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如何判断现在这种形势，如何看待未来走向？它们关系着我们还买不买房，该怎么进行财富配置。
先抛出一个总的观点：
对于经济小盛世，需冷静，靓丽数字的背后，有另一面危机。更根本的是，目前的这个时代在发生着20多年来未曾有过的变化，它将新淘汰一批人，将进行财富的重新分配组合。
下面具体说一下。
第一，资本外流和汇率风险的警报并未解除。
现在一个反常现象是，人民币对美元在升值，对欧元、日元、英镑等却一直在贬。
与2016年底相比，截至2017年7月底，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了3.0%，人民币兑欧元、日元、英镑汇率却分别贬值了8.2%、3.9%与2.2%。
也就是说，在美元持续走弱的背景下，其他货币的表现其实更强，涨得更多，人民币并非“风景这边独好”。
另一个现象是，资本外流仍没有停止，截至今年7月，央行的外汇占款连续21个月负增长。
有一个少被人注意的现象正在发生。
在资本出海受到严控的背景下，来自香港的资本却四处出击，以英国最为瞩目。伦敦金融城的三大地标建筑——对讲机、奶酪刨、小黄瓜，都有落入华人之手的趋势。
下图从左到右为：李锦记7月份刚买的“对讲机”、“重庆李嘉诚”张松桥3月份买的“奶酪刨”，和据说正被华人洽购的“小黄瓜”。
这背后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资本换了一个“马甲”到外面买买买。
公众号“英伦投资客”创办人傅士鹏分析：
今年几个关键事件发生之后，大陆公司以企业形式出来收购房地产等敏感领域的交易已经大大减少，但个人名义、香港主体、离岸公司、家族办公室之类的出海方式却因此增加，市场上出现了大批神秘私人买家和代理人。
香港凭借自由换汇的优势扮演了十分微妙的特殊角色。今年到目前为主总共21笔中国对英地产投资，其中16笔和香港直接相关（直接来自香港公司或者公司就在港交所上市），剩下几笔涉及在香港发债融资也是间接相关，直接从大陆出来不经过香港的投资所剩寥寥。&
可以看出，资本外流的压力仍在，只是换了个“马甲”。这既是资本的流动本能，也是大国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后的本能（当年美日也是如此）。
未来人民币未来如何走，得把美元走势、把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弄清楚。
我认同社科院研究员张明的判断，具体的有点专业你不必都弄懂，核心意思是说汇率有其客观规律，再强大的外在干预也不可能太持久：
第一，中美利差重新缩小是大概率事件；
第二，中国通胀率持续高于美国通胀率是大概率事件；
第三，除非中国在近期推出重大国内结构性改革举措，否则中美竞争力差距的持续缩小也是大概率事件。
基于这三个概率测算，人民币下半年承压较重。普遍认为，十九大后变数增多。
第二，老动能与新玩法。
基本面好转，依然有赖于传统的两大动力：出口和投资。
出口前面已分析了，投资主要仍是房地产投资。
房地产前段给人的印象是严控，但数据显露出的是另一番光景，上半年最亮眼的3月份和6月份经济数据，都与房地产相关。
3月份自不必说，房地产市场处于新一轮楼市调控实施之前最后的狂欢时期，财政支出同比增速为2015年12月份以来次高。而6月份大超预期的经济数据，也是与房地产销售的逆势反转（地方政府大幅扩大了一手房的批准预售面积并限制了一手房市场价格）和超前期的财政支出增速（近20%）分不开的。
中国还是老模式，经济一不行，就靠房地产，屡试不爽。
房地产是周期之母。启动楼市的本质，是保证全社会的开工率。房地产牵涉的产业链条长，一个项目一开工，上游的原材料，中游的建筑业、制造业，下游的服务业，都会动起来。
但现在遇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楼价已很高了，北京上海的价格放到世界一线城市里，已不算便宜。房地产的泡沫谁都看得见。
这个时候要通过刺激房地产来保持“小盛世”，来保证经济的增长，有点像走钢丝。但不靠房地产，其他的动能暂时顶不上，结构转型、消费拉动、新经济，都是慢变量、长时间的事。&
我们看到在这样的背景下，租房时代被高层郑重提出，租购同权、以租代售、土地出让禁售70年等颠覆式做法出台。
这可理解为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的尝试，也可理解为保增长的新变通措施。
此话怎讲？&
就是一方面不能再鼓励房产买卖了，那样房价还会往上涨，但同时，为了保经济增长，房地产的建设不能停，开工率得维持，于是照旧批地批项目，但这些项目不能拿来买卖，只能拿来租赁，这样就兼顾了冻结交易和保证开工率。
从香港模式转换到新加坡模式，房地产业的下半场已经开始。
这条路如果走通，确实将改变楼市的现状。
房价被一直控制着不松动，这个时间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长。
楼市被控，股市是不是有机会？
中国这些年有楼市-股市跷跷板的现象，资金在一个地方找不到机会，就往另一个地方跑。这次股市应该会有一波中级行情，这几个月来看，有热起来的迹象。
但不会再出现15年那样的疯狂。记住一个规律，股市的资产泡沫不会在同一届政府手里出现两次。
第三，真正意义上的拐点时代到来。
中国经济享受到了全球同步复苏的红利，但硬币的另一面是，全球经济好了，意味着各大央行货币大放水正式终结。
08年金融危机后，各国为了刺激经济，竞相展开了史无前例的印钞行动，现有的资产价格都建立在这样的大宽松基础上。
金融危机后美国“印钞”量猛增5倍
美国率先进入货币紧缩周期，欧洲也放言即将开始，中国的利率中枢水平早已开始抬升。美国接下来缩表，对资金面的挑战更大。
房产、股市都与货币发行紧密相关。全球这一货币大拐点的出现，将会影响至深，我们必须重建预期，重建资产的评估体系，&
而国内，一些重大变化也在悄然出现。
如前面所说，楼市中，新加坡模式的推出；股市中，IPO提速；冷冻多时的国企改革，以联通为代表的混改，开始重启。
从这一届政府的执政特点、执政思路来看，有一个基本点，就是对各个领域的控制度加强，高度控盘。
可把它称之“可控二元结构”。
在很多领域，市场调节和政府控制并举，有形和无形两只手皆强，各个部分都归于可管控的机制之下。
比如楼市，除了市场化的商品房，公租房建设日益吃重，而且明确租赁项目的开发要以国企为主。
比如国企改革，既强调现代公司治理模式，也强调党建。
比如金融改革，在一片金融自由化的尝试后，重构体系，成立金融发展稳定委员会。
让市场的归市场，让政府的归政府，而不是单一的自由市场取向。
可控二元结构的形成，再加上全球央行货币大放水结束，拐点时代真的到来，
那种全民躺着赚钱、买套房很快翻倍的时代很难再有。&你的赚钱难度几何倍上升，对赚钱预期需有调整，追求短期暴利既不现实更很危险。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对丛林法则有过经典论述：
存活下来的物种，不是那些最强壮的种群，也不是那些智力最高的种群，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最积极反应的物种。
拐点时代，哪些人会胜出？
80年代下海致富，是靠胆子大，别人不敢做的你敢；90年代炒股致富，是靠运气，懵懂无知闯入这个领域；21世纪头十几年炒房，是靠敢于用杠杆，敢投入，闭眼买，买哪里无所谓。
而在未来，能胜出的，最可依靠的就是认知了。
前段在美国Reddit网站上有一篇爆文，讲最新的阶层差别。
美国精英和一般中产现在的差别，不体现在奢侈品上，因为随着消费民主化，贷款工具的普及，中产购买名牌包、表、衣服已不是难事。
那么精英阶层和一般人的区别在哪里？有钱人越来越在文化资本和教育健康上建立护城河。这种区别体现上是否坚持看《经济学人》，是否坚持健身，是否以有机食物为主，是否愿意一年花十几万在学习和教育上。
这些文化资本的东西，决定了人最底层的区别，决定了人的视野和认知。这种护城河很难跨越。因此虽然消费日益民主化，但阶层固化却在加剧。因为有钱人的孩子和一般人的孩子所受教育差别越来越大。
有个观察者曾注意到，这几年因为直播大热，一批主播在非常短的时间内积累出巨大的财富。他们当然享受着暴富带来的物质提升，买包买房买车，纵情享乐。但其中有一个女主播，拿钱去英国留学。这位观察者说，这位女主播很可能是这一批暴富的人中最有可能实现阶层跃升的。
对于没有富爸爸、官爸爸的一般人来说，唯一能让自己胜出的，就是认知上的提升，明白如何决策，如何配置。
所以，有时对外在的风云变幻看淡一点，管它是资本管制还是鼓励外出，管它是楼市严控还是信贷宽松，管它是新周期还是老套路，你是胜出，还是被时代甩下，取决于你自己。
最后以前段时间有名的一个段子来结束，它的本质是说，你的视野、你的认知决定了你的命运：
头等舱旅客看到了即将撞上的冰山，正急忙回房间整理东西准备转移。
二等舱的感觉到了船体的摇晃，正在问出了什么事。
三等舱的还在喝酒睡大觉。
四等舱的人正在导游带领下，赞叹船的伟大与壮观。
五等舱的人正集体学习讨论冰山的渺小。
您在几等舱？&
变革时代 适者生存如何正确认识我国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宏观经济政策？
如何正确认识我国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宏观经济政策？
09-02-24 &
如何正确认识我国当前宏观经济形势？ 一个由计划经济国家逐步向市场经济国家转轨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市场经济体制还远远没有建立起来，转型期需要持续相当长的时间，用物价指数等经济指标这套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成熟市场经济理论来衡量和评价中国经济的宏观形势，并以此为依据对未来的发展趋势作出判断，虽然也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但却很容易产生误导和偏差。这也是国内学术界和理论界分歧巨大的原因所在。中国尝试运用货币政策和货币手段来干预宏观经济发展态势，屡屡收效甚微和近乎失灵，最终都不得不以来行政手段解决问题，其原因就在于完全市场化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学理论，由于中国的具体国情不同，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前提条件和假设条件不一样，照本宣科的结果，不仅说明和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将问题更加复杂化，陷入迷茫和争论就是很正常的事情了。 对于这一点的感性认识，在国际油价近年来处于高价位运行，并不断创出新高的时候，对中国经济宏观形势的影响就看得十分明显。 中国如果完全放开油价，与国际油价接轨，运用经济学理论和模型，很容易得出将使中国的物价指数上涨2至3个百分点的结论，现实的反应也会很快体现出来，那么自然就是一种通货膨胀的态势，远远不是如今有许多经济学家所担心的通缩阴影。所以说，中国的物价指数并非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情况，加上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区域状况的严重不均衡，统计数字的误差就将放大到失真的程度。 中国无论是在客观上还是主观上，都不存在经济发展拐点和通缩的问题。城乡的巨大差别，以及中国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都使得中国高速发展的势头难以扭转。即使一时的有可能出现的通缩情形，也是由于社会基础公共消费品（水、电、油等）的政府管制所掩盖下出现的问题，并非投资下降所导致。中国在宏观经济领域出现一些所谓的?论，虽难以理喻但却不难理解。由于社会基础公共消费品的政府严格管制，使得这些特殊商品的生产和流通环节，以及相关管理部门的市场化程度很低，企业和相关部门的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十分缓慢，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合理配置无法通过市场机制产生作用，依然是计划经济模式下的管理方式，所以才会出现非供求关系真实状况反映下的“油荒”，煤电油运的瓶颈。 政府和经济学家们的分析十分谨密与客观，从局部和细节问题的解决上，方法和措施也是十分到位，但对于宏观经济态势的把握总觉得有些力不从心，原因就在于改革的全局观在现实中得不到充分的体现和发挥，对于世界经济的发展状况缺少经验和深刻理解，对于中国宏观经济的未来发展缺少底气和科学的指导。加息和人民币升值，只不过是一种局部和细节的经济关系调整，构建和谐社会，以及社会的均衡发展，需要的是统筹兼顾。油价的上涨，消费者自然不会满意，但炼油企业亏损四百多亿难道就是合理的吗？方方面面都不满意，实质上就是中国社会的社会生产关系没有完全理顺的现实反映，还没有完全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宏观调控看到和抓住这一点，才是真正找到了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症结。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不加快，力度不加大，行政管理宏观经济的方式和现状就无法改变，市场经济体制就很难建立。经济学家们一方面不希望政府过多地干预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又担心市场经济发展的失控，需要依赖政府的管制。就经济说经济，割裂了经济与政治的辨证关系，以及相互作用和影响。 分析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不能简简单单地就事论事，依赖某个经济指标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政治因素，地域环境，国际经济形势的发展与走向，中国的社会结构等诸多方面的因素都会对于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产生不同作用。 中国的奋斗目标和理想是民族崛起和实现强国梦，那么在宏观经济的理论研究和客观实践过程中，完全西化就是十分不足取的，一定要采取“扬弃”的态度。世界的发展，向全球化和不断的加深加大社会分工的方向演变，中国一方面要在世界大分工中找准找好自己的位置，同时，国内的分工和细化也要同步进行。要同时发挥宏观与微观两个积极性，解放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切束缚。充分发挥市场手段和计划手段的各自优越性，保障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和健康。 世界是普遍联系的。宏观经济形势的研判也不能割裂开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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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正确认识我国当前宏观经济形势？ 一个由计划经济国家逐步向市场经济国家转轨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市场经济体制还远远没有建立起来，转型期需要持续相当长的时间，用物价指数等经济指标这套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成熟市场经济理论来衡量和评价中国经济的宏观形势，并以此为依据对未来的发展趋势作出判断，虽然也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但却很容易产生误导和偏差。这也是国内学术界和理论界分歧巨大的原因所在。中国尝试运用货币政策和货币手段来干预宏观经济发展态势，屡屡收效甚微和近乎失灵，最终都不得不以来行政手段解决问题，其原因就在于完全市场化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学理论，由于中国的具体国情不同，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前提条件和假设条件不一样，照本宣科的结果，不仅说明和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将问题更加复杂化，陷入迷茫和争论就是很正常的事情了。 对于这一点的感性认识，在国际油价近年来处于高价位运行，并不断创出新高的时候，对中国经济宏观形势的影响就看得十分明显。 中国如果完全放开油价，与国际油价接轨，运用经济学理论和模型，很容易得出将使中国的物价指数上涨2至3个百分点的结论，现实的反应也会很快体现出来，那么自然就是一种通货膨胀的态势，远远不是如今有许多经济学家所担心的通缩阴影。所以说，中国的物价指数并非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情况，加上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区域状况的严重不均衡，统计数字的误差就将放大到失真的程度。 中国无论是在客观上还是主观上，都不存在经济发展拐点和通缩的问题。城乡的巨大差别，以及中国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都使得中国高速发展的势头难以扭转。即使一时的有可能出现的通缩情形，也是由于社会基础公共消费品（水、电、油等）的政府管制所掩盖下出现的问题，并非投资下降所导致。中国在宏观经济领域出现一些所谓的?论，虽难以理喻但却不难理解。由于社会基础公共消费品的政府严格管制，使得这些特殊商品的生产和流通环节，以及相关管理部门的市场化程度很低，企业和相关部门的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十分缓慢，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合理配置无法通过市场机制产生作用，依然是计划经济模式下的管理方式，所以才会出现非供求关系真实状况反映下的“油荒”，煤电油运的瓶颈。 政府和经济学家们的分析十分谨密与客观，从局部和细节问题的解决上，方法和措施也是十分到位，但对于宏观经济态势的把握总觉得有些力不从心，原因就在于改革的全局观在现实中得不到充分的体现和发挥，对于世界经济的发展状况缺少经验和深刻理解，对于中国宏观经济的未来发展缺少底气和科学的指导。加息和人民币升值，只不过是一种局部和细节的经济关系调整，构建和谐社会，以及社会的均衡发展，需要的是统筹兼顾。油价的上涨，消费者自然不会满意，但炼油企业亏损四百多亿难道就是合理的吗？方方面面都不满意，实质上就是中国社会的社会生产关系没有完全理顺的现实反映，还没有完全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宏观调控看到和抓住这一点，才是真正找到了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症结。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不加快，力度不加大，行政管理宏观经济的方式和现状就无法改变，市场经济体制就很难建立。经济学家们一方面不希望政府过多地干预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又担心市场经济发展的失控，需要依赖政府的管制。就经济说经济，割裂了经济与政治的辨证关系，以及相互作用和影响。 分析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不能简简单单地就事论事，依赖某个经济指标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政治因素，地域环境，国际经济形势的发展与走向，中国的社会结构等诸多方面的因素都会对于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产生不同作用。 中国的奋斗目标和理想是民族崛起和实现强国梦，那么在宏观经济的理论研究和客观实践过程中，完全西化就是十分不足取的，一定要采取“扬弃”的态度。世界的发展，向全球化和不断的加深加大社会分工的方向演变，中国一方面要在世界大分工中找准找好自己的位置，同时，国内的分工和细化也要同步进行。要同时发挥宏观与微观两个积极性，解放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切束缚。充分发挥市场手段和计划手段的各自优越性，保障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和健康。 世界是普遍联系的。宏观经济形势的研判也不能割裂开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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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正确认识我国当前宏观经济形势？ 一个由计划经济国家逐步向市场经济国家转轨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市场经济体制还远远没有建立起来，转型期需要持续相当长的时间，用物价指数等经济指标这套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成熟市场经济理论来衡量和评价中国经济的宏观形势，并以此为依据对未来的发展趋势作出判断，虽然也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但却很容易产生误导和偏差。这也是国内学术界和理论界分歧巨大的原因所在。中国尝试运用货币政策和货币手段来干预宏观经济发展态势，屡屡收效甚微和近乎失灵，最终都不得不以来行政手段解决问题，其原因就在于完全市场化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学理论，由于中国的具体国情不同，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前提条件和假设条件不一样，照本宣科的结果，不仅说明和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将问题更加复杂化，陷入迷茫和争论就是很正常的事情了。 对于这一点的感性认识，在国际油价近年来处于高价位运行，并不断创出新高的时候，对中国经济宏观形势的影响就看得十分明显。 中国如果完全放开油价，与国际油价接轨，运用经济学理论和模型，很容易得出将使中国的物价指数上涨2至3个百分点的结论，现实的反应也会很快体现出来，那么自然就是一种通货膨胀的态势，远远不是如今有许多经济学家所担心的通缩阴影。所以说，中国的物价指数并非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情况，加上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区域状况的严重不均衡，统计数字的误差就将放大到失真的程度。 中国无论是在客观上还是主观上，都不存在经济发展拐点和通缩的问题。城乡的巨大差别，以及中国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都使得中国高速发展的势头难以扭转。即使一时的有可能出现的通缩情形，也是由于社会基础公共消费品（水、电、油等）的政府管制所掩盖下出现的问题，并非投资下降所导致。中国在宏观经济领域出现一些所谓的?论，虽难以理喻但却不难理解。由于社会基础公共消费品的政府严格管制，使得这些特殊商品的生产和流通环节，以及相关管理部门的市场化程度很低，企业和相关部门的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十分缓慢，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合理配置无法通过市场机制产生作用，依然是计划经济模式下的管理方式，所以才会出现非供求关系真实状况反映下的“油荒”，煤电油运的瓶颈。 政府和经济学家们的分析十分谨密与客观，从局部和细节问题的解决上，方法和措施也是十分到位，但对于宏观经济态势的把握总觉得有些力不从心，原因就在于改革的全局观在现实中得不到充分的体现和发挥，对于世界经济的发展状况缺少经验和深刻理解，对于中国宏观经济的未来发展缺少底气和科学的指导。加息和人民币升值，只不过是一种局部和细节的经济关系调整，构建和谐社会，以及社会的均衡发展，需要的是统筹兼顾。油价的上涨，消费者自然不会满意，但炼油企业亏损四百多亿难道就是合理的吗？方方面面都不满意，实质上就是中国社会的社会生产关系没有完全理顺的现实反映，还没有完全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宏观调控看到和抓住这一点，才是真正找到了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症结。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不加快，力度不加大，行政管理宏观经济的方式和现状就无法改变，市场经济体制就很难建立。经济学家们一方面不希望政府过多地干预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又担心市场经济发展的失控，需要依赖政府的管制。就经济说经济，割裂了经济与政治的辨证关系，以及相互作用和影响。 分析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不能简简单单地就事论事，依赖某个经济指标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政治因素，地域环境，国际经济形势的发展与走向，中国的社会结构等诸多方面的因素都会对于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产生不同作用。 中国的奋斗目标和理想是民族崛起和实现强国梦，那么在宏观经济的理论研究和客观实践过程中，完全西化就是十分不足取的，一定要采取“扬弃”的态度。世界的发展，向全球化和不断的加深加大社会分工的方向演变，中国一方面要在世界大分工中找准找好自己的位置，同时，国内的分工和细化也要同步进行。要同时发挥宏观与微观两个积极性，解放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切束缚。充分发挥市场手段和计划手段的各自优越性，保障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和健康。 世界是普遍联系的。宏观经济形势的研判也不能割裂开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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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税收与经济的关系问题是一个老话题。历代统治者都把税收作为国家经济命脉和政权的根基，古今中外的政治家、经济学家都论述税收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历史上的每次重大变革、变法都涉及税收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在我国经济转轨时期，从理论上弄清税收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对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适应世界经济发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税收宏观调控作用，促进我国经济跨越式发展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全面进步，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政治经济意义和社会历史意义。    一、税收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    任何事物有位才有为。研究税收与宏观经济的关系问题，首先要认识税收的范畴，弄清税收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为此就要研究经济与分配和分配与税收的关系问题。    宏观经济是指整个国民经济及其运行状况，是相对微观经济(部门经济或局部经济)而言的，是对社会物质生产和再生产活动的高度概括，它包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四个方面的活动及相互关系。社会再生产四个方面的活动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其中生产决定分配、交换、消费等三个环节，分配、交换、消费等三个环节并不是被动地、消极地适应生产，而是积极地影响生产，反作用于生产。在这四个环节中，生产是生产者的事，交换是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事，消费是消费者的事，政府一般不参与不干预这三个方面的活动，但通过税收参与企业和个人的收益分配，影响各方面的经济活动。    恩格斯把经济所包含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四个方面的关系概括为生产关系。马克思认为这四个方面的关系都与财产所有权有关，财产关系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这就如同科学技术凝结在劳动产品中一样，财产关系凝结在四个关系之中。要保证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就要用法律明确财产关系，保护财产关系。劳动者的劳动权、企业的财产权、国家的政治权力都要参与收益分配。工人拿工资、企业拿利润、国家拿税收是收益分配的基本形式。收益分配关系确定财产归属，是财产关系在经济上的体现；财产关系一旦形成，又反过来决定收益分配关系。财产和分配的关系问题是经济的核心问题和要害问题，关系到各方经济利益，各方对此最敏感最关心。税收之所以成为各方利益矛盾的焦点，就是因为它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到国家与企业、个人与国家、中央与地方的利益。我国经济改革的实质就是对所有制、产权制度和分配制度进行改革，调整财产关系和分配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调动各方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    税收参与国民收入分配，是国家生存发展和国民共同利益的需要，是由国家政治权力和国家所有制决定的。马克思说：“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权力：一种是财产权力，也就是所有者的权力，另一种是政治权力，即国家权力。权力统治着财产，……捉弄财产。”恩格斯说：“为了维持这种权力，就需要公民缴纳费用--捐税。”“纳税原则本质上纯属共产主义的原则，因为一切国家征税都是从国家所有制来的。的确，或者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样就没有国家所有制，而国家就无权征税，或者是国家有这种权力，这样私有制就不是神圣不可侵犯，国家所有制就高于私有制，而国家就成了真正的主人。要求国家宣布自己是全国的主人，从而用社会财产来为全社会谋福利；我们要求国家实行一种只考虑每一个人的纳税能力和全社会真正福利的征税办法，作为达到目标的第一步。”    马恩论述告诉我们：税收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一种形式，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国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是国家主权在经济上的重要体现；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征税不能超过纳税人的承受能力，税收是国民的福音。在世界被各个国家分治或由各个国家瓜分占有的条件下，任何一个单位和个人都有自己的国籍，它的生产经营一般都在某一个国家里进行，它所有一切首先属这个国家所有，并受该国家的保护。即使在以跨国经营为标志的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税收管辖权的划分也是以纳税人的国籍为依据。国家所有制使国家有权对管辖区内的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征税。国家政权机关管理国家事务、兴办公益事业、保护单位和个人财产及人身安全，都需要大量财力作后盾。然而，国家政权本身不创造财富，国家财力来源于税收，税收来源于经济，国家要把税收蛋糕做大，更好地为人民谋福利，就要大力发展经济。    从上述得出如下结论：第一，经济包括分配，分配包括税收，税收是分配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国家生存发展的经济基础。第二，经济决定分配，分配反作用于经济。税收参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涉及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和国家建设的各个方面，影响社会再生产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第三，国家政治权力和国家所有制高于企业和个人的财产权和所有权，决定劳动权、财产权和所有权的收益分配关系。税收与国家政权的生存紧密连在一起，与人民利益息息相关，既是经济问题，又是政治问题。国家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税收代表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运用政权力量，发挥税收职能作用，促进全国经济平衡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第四，财产和分配关系是经济的核心和要害。税收处在国家与企业和个人、中央与地方等各方利益分配的焦点上，是各方最关心最敏感的经济问题。必须从全局利益出发，统筹兼顾各方利益，用法律手段正确处理税收与各方利益分配关系，调动各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正是从这些意义上讲，税收属宏观经济的分配范畴，在国民经济运行中占据重要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经济决定税收与税收对经济的反作用    经济决定税收和税收反作用于经济，是经济税收观的基本观点，对于正确理解、认识和处理税收与经济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一)经济是税收的源泉，决定税收的产生和发展，具体表现如下：    1.经济决定税收的产生。税收分配的对象是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生产的剩余产品或剩余价值。一般来说，经济活动延伸到哪里，税收就跟踪到哪里，哪里有经济活动，哪里就有税收。    2.经济规模决定税收规模，税收规模随经济规模扩大而扩大。如全国2001年GDP达到95933.3亿元，比1995年的58478亿元增长64.05%，平均年增长10.6%；全国税收2001年达到10453.4亿元，比1995年的3927.9亿元增长166.13%，平均年增长27.68%。河南2001年GDP达到5645.02亿元，比1995年的3002.7亿元增长87.99%，平均年增长14.66%；河南国税收入2001年达到260.54亿元，比1995年的143.77亿元，增长81.22%，平均年增长13.53%。    3.经济结构决定税源结构。一是产业结构决定税源结构。发达国家一、二、三产业的大体比例为10%、20%、70%；中国2001年三大产业的比例为15.23%、51.15%、33.62%；河南三大产业的比例为21.86%、47.16%、30.98%。从上述比例来看，发达国家的主体税源已经转向第三产业，中国的主体税源仍在第二产业，河南是中国的农业大省，农业增加值不含税，决定河南经济增长和税负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二是所有制结构决定税源结构。改革开放以前，公有制经济占绝对优势，非公有制经济占GDP不到1%，税收99%来自公有经济。目前，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经济总量上平分秋色，来自非公有制经济的税收达到30%以上。三是地区经济结构决定税源结构。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达，来自该地区的税收占全国税收30%以上。河南省辖市区税收占全省税收80%左右，税负达到7%左右，而县城及农村税收只占20%左右，税负只有2%左右。    4.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税负水平。国家征税要从计税收入中扣除企业成本和居民基本生活费。发达国家作了这两项扣除后，可分配的收益基数仍然很大。而发展中国家作了这两项扣除后，可分配的收益基数小，如我国企业微利经营，甚至亏损，国家征所得税很少。又如我国对大量达不到起征点个体户不征税。所以，尽管各个国家的税制相似，但各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税负差异很大。我国现行税制在设计上参照了国际税制，尤其参照发达国家的税制。然而，发达国家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一般不低于30%，发展中国家一般不低于15%，中国2001年税负只达到16%。在中国境内发达地区税负高，欠发达地区税负低；城市税负高，县城以下税负低。    5.经济科技含量决定税收增长。科学技术是经济和税收增长的推动力。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大，带来的税收多。技术落后的传统产业，增加值小，带来的税收少。凡是经济和税收高速增长的地区，都有高新技术产业支撑；凡是经济和税收增长缓慢的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相对落后，传统产业占的比重大。    6.经济状况决定税收征管。企业行业特点和规模以及企业所有制和收益分配多元化，决定税收征管方式和方法的多样性。如规模限额以上的企业出于内部管理需要，一般都要建账，加强财务核算。对这类企业实行查账征收。大量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一般不建账，大量交易不开票。长期以来，对这类业户实行定期定额征收，漏税较多，征管方法亟待改进。目前，河南国税部门对税源进行分类管理，探索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征管办法，已经初见成效。    7.经济改革决定税收改革。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为了搞活国有企业，发展个体私有经济，引进外资，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先后进行两步利改税和建立新税制的重大改革，不断调整完善税收政策，促进经济发展。    (二)税收对经济的反作用，主要通过税种、税率、减免税、税负、征管等要素调节各方经济利益，影响经济发展。税收对经济的影响具有两重性：当税收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时，就会促进经济发展，反之，则阻碍经济发展。具体表现如下：    1.税种对经济的影响。每个税种都有它的征收目的和范围。一般来说，主体税种侧重组织财政收入，税基广，具有普遍调节经济的作用；其他税种侧重调节某种经济行为，且有增加财政收入的功能。    2.税率对经济的影响。税率是税制核心，它对企业实现的收益进行分配，确定国家与企业各占份额，最终确定财产归属。税率高低表明国家征税深度，亦称调节经济的程度。美国经济学家阿瑟o拉弗用一条开口向下的抛物线表明，税收随税率增大而增大，当税率超过纳税人承受能力时，税收就随税率增大而减少。可见，税率适当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税率过高则影响经济发展。    3.减税对经济的影响。减税产生扩张效应，如：刺激民间投资和需求、吸引外资、促进资本在地区之间和国际之间流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复苏和持续增长，提高企业竞争力，增加经济发展后劲。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采取了一轮又一轮的减税措施，但并没有减少税收总收入。各国减税后，宏观税负不但没有降低，反而呈上升趋势。我国现行减免税虽有多种形式，但都是为了支持、鼓励、保护和照顾某类企业和个人的生存发展而采取的税收优惠措施，其中许多减免税带有歧视性，不但减少财政收入，而且影响企业公平竞争。中国应当选择无歧视性的减税政策。    4.税负对资源配置的影响。税负反映国家征税深度，也反映国家干预经济的程度。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把企业利润都拿走，资源由国家配置。发展市场经济，就要让企业有利可图，以激励民间投资，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增加经济活力。如果国家征税后，大多数企业微利甚至亏本，就会妨碍民间投资，削弱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影响经济活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能用税收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和保障低收入阶层的基本生活，一般不能把税收用于盈利性的生产投资，否则，国家配置资源，加重企业负担，部分企业受益，容易产生腐败，导致企业竞争不公平，影响市场经济发展。所以，税负高低关系到资源是由国家计划配置还是由市场配置，关系我国经济转轨和旧体制复归。    5.税收征管对经济的影响。税制靠征管来落实。科学严密的征管，不仅可以正确贯彻落实税收政策，把应收的税征上来，发挥税收的调控作用，而且可以发现税制中的问题，促进税制改进和完善，同时还可以方便纳税人，节省纳税人办税时间。反过来说，征管疏漏，税款流失，造成实际税负低于名义税负，削弱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引起企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影响经济发展。    三、税收与经济管理体制    国家只要征税，税收就要发生作用。税收宏观调控是国家有意识地发挥税收职能作用，促进经济发展。要正确理解和认识这个问题，就要研究税收与经济体制的关系问题。    经济体制是国家管理国民经济的方式和方法，包括计划、财政、税收、物价、金融等手段。在历史上，国家经济管理体制有两种形态，一是市场经济体制，二是计划经济体制，二者在资源由谁配置、对微观经济管与不管和如何管等问题上有本质的区别。古典经济学家亚当o斯密认为市场富有效率，主张自由放任，市场调节，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美国供求学派凯恩斯认为市场有缺陷，主张政府干预，达到供求平衡。许多国家政府采用凯恩斯理论，避免了经济大幅度波动，缓解了经济危机，保持了经济持续发展。后来的许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家都承认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同时认为市场并非灵丹妙药，主张政府调控，不能让那只看不见的手捉弄经济。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资源由国家配置，企业既没有经营自主权，也没有独立的经济利益，包括税收在内的各种经济杠杆对企业的经济活动失去影响力，税收只是国家筹集建设资金的工具。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使经济失去生机和活力，所以要进行经济改革。我国经济改革的取向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发挥政府对市场的宏观调控作用，政府对经济的管理由直接控制转向间接调控，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央关于经济改革的文件中都强调发挥宏观调控体系的作用。1994年10月中共中央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越是搞活经济，越要重视宏观调节，越要善于在及时掌握经济动态的基础上运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以利于调节社会供应总量和需求总量、积累和消费等重大比例关系，调节财力、物力、人力流向，调节产业结构和生产力的布局，调节市场供求，调节对外经济往来等等。”日，中央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有健全的宏观调控体系。党的十二大以来，几届中央主要领导人都强调发挥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避免经济大幅度波动，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杠杆。经济体制包含税收手段，经济体制改革包含税制改革，决定税制改革；税收是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在宏观调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每次重大经济改革都要反映到税收上来，都要对税制进行相应改革。改革开放初期，党和政府放宽政策，搞活经济，为此进行两步利改税，建立多税种、多环节、多次征的复合税制。日，党的十四大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此酝酿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第三次税制改革，即1994年出台新税制，实行税利分流和分税制。1999年11月，中国加入WTO，需要改革完善中国现行税制，促进对外开放，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    要发挥税收的宏观作用，就要从理论上弄清以下几个问题：    (一)国家宏观调控需要财力作后盾，税收是国家财力的主要来源。因此，要扩大税收规模，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加强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支持落后地区的发展，促进全国经济平衡发展。    (二)正确处理国家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分配关系，是财税体制的核心问题。因此，税收规模的扩大，不能超过企业的承受能力，否则，就会削弱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    (三)公平竞争是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必须公平税负，促进企业的公平竞争。    (四)发展是硬道理，税收政策必须体现国家产业政策，支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扶持弱势产业的发展，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    (五)税收调控作用包含在税制中，通过征管来实现。当前，一方面企业负担重，经济效益不高，亏损面较大，靠提高税负，增加税收不大可能；另一方面我国财政赤字连年增加，债务连年上升，靠减税刺激经济增长，也不大可能。但是，税制不尽合理，税负不平，税收流失较多，税外收费额较大，费挤税的现象相当突出。因此，要完善税制，合理设置税种，调整税率，清费立税，清理减免税，开征新税种，扩大税基，加强税收征管，增强税收的宏观调控能力，促进经济发展。    四、税收调控与经济发展    税收调控是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其目的是要提高宏观经济管理水平，提高经济效益，促进全国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因此，应当根据当前形势，采取相应的税收措施和对策。    (一)调节供求关系，促进供求平衡。经济能否均衡发展，取决于需求与供给是否均衡。我国经济自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通货紧缩、供大于求、民间投资不足、大多数低收入阶层消费不足。国家在货币政策失灵的情况下，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发行国债，扩大投资，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到2002年，我国经济走出低谷，出现快速增长势头。但是，国家债务连年攀升，政府投资，部分企业受益，影响企业公平竞争；一些地方和企业争项目、跑项目，容易产生腐败；一些项目缺乏科学论证，仓促上马，盲目建设，重复建设，造成浪费；有些国债资金被用于“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甚至被挪用。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重视累进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在调节经济、实现供求平衡中的作用。在通货紧缩、供大于求时，企业和个人收入减少，税率自动降低，刺激民间投资和消费，促使经济升温；在通货膨胀、求大于供时，企业和个人收入增加，税率自动上升，抑制民间投资和消费，促使经济降温。发达国家实行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既发挥税收对经济自动调节器的作用，又保护了税本，或者说企业不因国家征税而蚀本。我国税收，流转税占的份额大，所得税占的份额小，对经济调节缺乏灵活性，征税容易侵蚀税本。1994年实行的新税制，与当时通货膨胀有关，1996年以后，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我国经济转为通货紧缩，需要对现行税制进行改革，实行减税政策。然而，我国执行的是一条增税政策，税收超常增长。在正常情况下，税收与GDP的弹性系数在1左右。1998年至2001年，我国税收与GDP的弹性系数为2.40、3.33、1.99、2.84，平均2.93。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由1996年前的两位数降到7%左右。据前世界银行工业部顾问基思马斯顿用实证回归分析法测算，税收占GDP的比值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下降0.36个百分点。所以，要发挥税收调节经济的作用，就要调整税制结构，逐步建立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体系。在此基础上，可根据供求状况，实行以减税为重点的积极财政政策，既是发挥税收的宏观调控作用，也是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    (二)调节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促进全国经济平衡发展。2001年，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62481.9亿元、28667.8亿元和14329.8亿元，分别比1992年增长了328.2%、300.8%和254%，平均年增长速度为17.5%、16.7%和15.1%。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7448元；上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7382元，位于全国之首；河南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5942元，位于全国中等偏下；贵州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2865元，位于全国最低。可见，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都有很大发展，但发展水平的差距明显扩大。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各个地区的经济能否平衡发展，关系到国家的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因此，为了促进各地经济的协调发展，让各个地区都走上富裕之路，必须实行分税制，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通过转移支付的办法，支持落后地区的发展，缩小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    (三)调节个人收入差距，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但是，市场经济本身不是趋向共同富裕，而是趋向两极分化。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收入来源渠道增多，收入水平普遍提高，同时出现了个人收入差距扩大乃至悬殊的现象。一方面，农村还有几千万人口的温饱问题未解决，城市也有上千万的贫困人口；另一方面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和亿万富翁估计达到1000万人以上。2001年，科学研究、综合技术服务业和外资企业人均年工资高达1.6万多元，为全国平均工资10870元的147.19%，而国有单位职工的平均年工资为11178元，城镇集体单位职工的平均年工资为6867元，农、林、牧、渔业的人均年工资只有5741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860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2366元。因此，对合法收入应当保护，并依法征税；对过高收入作适当调节；对于非法收入，必须坚决取缔和打击。要完善个人所得税，将各类应税个人所得税征税范围，实行按年综合计征个人所得税，同时开征遗产税、赠与税和社会保障税，加大个人收入调节力度，缩小个人收入之间的差距，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四)调整税负，促进公平竞争。市场经济要求税收公开透明，保持中性，不扭曲企业的经济活动，给企业创造一个透明的、公平的、可预见的税收环境，促进企业公平竞争，优胜劣汰，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所以，税收负担一要公平，二要合理，三要透明。所谓公平，就是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不搞歧视政策；所谓合理就是税收负担不超过企业的承受能力，不削弱企业的竞争力，不影响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所谓透明就是让企业预见自己缴纳的税款。按照原则来衡量，我国2001年税负为16%，相当于发展国家的税负水平，若考虑政府部门收费，企业税费负担在30%以上，接近发达国家的税负水平，许多企业微利经营，甚至亏损。我国主体税种生产型增值税的法定税率为17%，若按国外可比口径换算成消费型增值税的税率为23%，高于大多数西方国家20%以下的税率水平。我国企业所得税的法定基本税率为33%，高于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多数国家的税率水平，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不统一，对外资企业优惠较多，外资企业的税负轻于内资企业。在内资企业中，由于管理上的原因，规模限额以上企业的税负较重，大量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税负较轻。因此，要把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扩大征税范围，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适当降低税率，取消不必要的税收优惠，加大税费改革力度，加强税收征管，尤其改进和加强小企业和个体户的征管，努力实现公平税负的目标，促进企业公平竞争。    (五)调整税收优惠政策，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税收优惠是国家利用税收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以减少税收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当今社会，科学技术突飞猛进，高新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20世纪初的10%猛增到80%。所以，应当把税收优惠的重点放在支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上，可采取投资抵免、降低税率、税前费用扣除、加速折旧等形式，加大对科技、教育、社会保障、农业、生态环境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扶持力度。实施税收优惠政策，要贯彻国民待遇原则，清理整顿过多过滥的减免税，取消歧视性的税收优惠，避免引起不公平的竞争和反倾销案的发生。    (六)调节对外经济往来，促进对外开放。中国加入WTO是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标志着中国在更高层次、更宽领域的对外开放，给我国经济和税收带来新的发展机遇，需要采取应对措施。一要按照WTO规定的公平、透明、无歧视、国民待遇等原则，完善我国税制，与国际税制接轨，合理合法地分享经济全球化的成果。二要通过《税收协定》等法律文件，界定国与国之间的税收管辖权，避免重复征税，促进企业走出去，引进来。三要履行加入WTO承诺，降低进口关税，调整税率，使关税总水平降低，但在某些产品的税率上有升有降，以保护我国幼小产业的发展。同时要改进出口退税的管理办法，实行免、抵、退，扩大产品出口。四要加强国际间的征管合作，大力开展反避税斗争，维护我国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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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很特殊，既不同于90年代中期以前的严重通货膨胀，又不同于前几年的持续通货紧缩趋势。虽然去年以来消费品物价指数由负转正，投资品和部分生产资料价格涨势强劲，去年九、十月后物价上涨趋势较为明显，但消费品价格除粮食等农产品上涨较快外，其余比较疲弱，甚至还有下降。消费品物价指数总的看还在合理区间移动。当前我国虽然由于部分行业投资扩张较猛，引起部分物资如煤、电、油、运筹供应紧张，但我们的劳动力不紧张，失业率还在增长；资金不紧张。银行存差很大；生产能力不紧张，大部分特別是制造业、工业消费品能力宽松甚至过剩.我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大约为9—10%。现在实际增长率仅及潜在增长率的下限，未到上限。不过碰到的瓶颈制约应当引起重视，因为它影响发展的全局。从经济运行来看，当前既有局部过热，特别是投资过多的现象，又有在总体上供大于求，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前几年，我国实行的宏观调控政策，实质上是“从松”的经济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之所以讲稳健，实际上是放松银根的同时防范金融风险。现在通货紧缩趁势已经淡出，宏观调控政策应该由“从松”的政策转向“中性”政策。由“从松”转向“中性”，就是要求适度收紧。现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力度逐步减弱，方向正在调整转型。稳健的货币政策也要从紧一些，但不能太紧。所谓不能太紧，就是说不能像治理严重通货膨胀时采用约刹车手段。对一些消费热点和投资重点还要继续支持，还要支持扩大就业；但对过度的低水平重复投资要“削峰”，采取“中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实质上是要“双防”，既要防止通货膨胀苗头的滋长，又要预防通货紧缩趋势重现。要坚持上下微调：松紧适度，这与中央提出的“稳定政策，适度调整”是一致的。 　　防止通货紧缩趋势，虽然目前并不紧迫，但还是要警惕其再现。从经济走向上看，从去年到今年是从通货紧缩趋势向通货膨胀趋势转化。因此，首先要挡住通胀苗头的压力，特别要注意控制投资的过度扩张。防止大起大落，关键是防止投資的大起。整体经济的大起大落，往往肇因于投资的过度扩张。投资扩张的规律首先是引起投资品需求的扩张，继而引起消费品需求的扩张，再进而引起生产能力和产品供应的扩张。故而物价走势的轨迹，也是投资品和生产资料先涨，消费品后涨；终而因供大于求导致双双下跌。我国本轮物价上涨趋势，也是上游产品价格涨幅高于下游产品。按照通例，下游最终消费品价格上涨滞后期约为半年到一年。但我国此轮物价上涨，上游产品能否顺畅将涨价传递到下游产品，与过去相比，受阻因素颇多。如居民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就业增长落后于经济增长，社保教育等支出预期加大等导致消费倾向下降，关税减免，进口限制放宽取消，以及国际通缩尚未过去等等，最终消费需求受到上述种种限制影响，生产资料价格上涨难以向最终消费品传递。至于上游产品涨价能否通过成本推动最终消费涨价，未必尽然，主要原因是劳动工资。因为就业问题困难，涨不上去，通胀的一个核心机制即工资与物价的轮翻上涨，现在看不出有发生的迹象，所以现在离严重的通货膨胀还很远。在这种情势下，过一两年后，一些部门过度投资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而形成的生产能力过剩。会导致通缩压力。所以，对新一轮投资扩张造成的产能过度膨胀要密切注意。通过投资规模的适当控制，我们既能遏止因投资膨胀而导致的投资品价格领先上涨，防止通胀苗头滋长于先，又能抑止过度建设造成的产能过剩，防止通缩趋势再现于后，实现双防的目的。 　　现在宏观调控当局对于防止通货膨胀压力非常警惕，并为此采取了收缩货币信贷一系列措施，是非常必要的。今年货币供应增幅和新增贷款规模的安排均低于上年实际水平，有助于约束投资过度扩张，控制物价上涨趋势，使CPI同比增幅保持在3%左右。但亦不排除形势发展出现不可预计的不确定因素，显示出现有财政信贷政策调控力度不足，投资规模得不到有效控制，上游产品上涨趋势迅速向下游最终产品传递，引起通胀预期骤升，泡沫性需求（包括对资产的需求和产品的需求）爆发的现象，推动通胀升级。如果CPI升至5%以上。并持续数月、半年以上，在通胀加剧的情势下，则需考虑出台更加从严的调控措施，如大幅减少赤字国债，向上调整利率，进一步提高准备金率等手段，但这只是作参考的预想，且要有备用之具。目前至少在近期较少有现实的可能性。 　　现在让人比较放心的是，通货膨胀有益论的市场大大缩小了，大家提高了对防止通货膨胀的警惕。像在87年、88年通胀时期那样，有人郑重其事地把通货膨胀政策当作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在人民日报上公开推荐出来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像在93—95年通货膨胀时期那样有人推出“两位数的通货膨胀不可怕，两位数的经济增长才过瘾的主张，有人提倡有人响应的事情也不会再有了。这次出现通胀的苗头后，某些利益集团对通胀的期待，也只剩下了“怕冷不怕热”的微弱呼喊。但是社会上和政府宏观调控当局更多倾向于对宏观经济运行进行理性的思考对策探讨，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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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中国宏观经济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指的是通货膨胀），国家提出要防止经济发展由过快转为过热，以及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转变为全面上涨的宏观经济目标，中央银行在此背景下提出了从紧的货币政策，并采取了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加息以及允许人民币更快升值的做法。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日益开放，所以任何政策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影响。下面对此做简单讨论。 一、提高准备金率。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存款准备金达到了创记录的16%，这一罕见的数字，体现了央行减少流动性的决心，特别是对冲顺差带来的流动性激增的问题。这一措施的正面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可以直接减少货币投放量，从而起到抑制投资，避免经济过热和物价上涨的作用。但其负面效果也比较多，首先这是一种被动措施，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特别是顺差继续增加的情况下，该项政策已失去自主性，随时可能失灵，效果也会减弱；其次这种措施有一刀切问题，既抑制了过度投资，也抑制了急需资金支持的广大中小企业，由于目前的过度投资大都有政府背景，所以有限的资金又几乎全被政府性项目占用，这种情况在实践中问题已日益明显，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负面影响很大，中小企业发展不好，回过头来又直接影响就业问题。 二、提高利息。加息的目标和提高准备率是一致的，但相比提高准备金率更温和一些。单从国内来看，加息对抑制投资过热和通胀的效果是有限的，特别是政府背景的投资项目，对利率不太敏感，对通胀的影响有限，主要由于本轮通胀的成本推动性很明显。但负面影响不容忽视，一是影响中小企业融资成本，抑制中小企业发展，这有点类似于存款准备金的影响；二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利息过高，极易导致热钱流入进行套利，又进一步增加流动性，效果适得其反，这种情况事实上已经存在；三是造成地下融资活动泛滥，民间融资成本极高，也给金融带来不稳定，这里有内资和外资的共同作用。 三是加快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升值好处在于，一是可以减少顺差，从而减少流动性，抑制投资过度，减轻通胀压力；二是可以部分抵消进口成本上升的压力，对输入型通胀有缓解作用。负面因素主要有，一是提高中国产品成本，在对外依存度极高的情况下，容易造成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社会不稳定；二是对通胀的缓解有限，美元大幅贬值，人民币对其他主要货币不升反降；三是在目前升值预期不明的情况下，渐进升值造成热钱大量流入。 综合以上分析，当前的货币政策是有利有弊，没有一个可以真正解决中国经济问题。提高准备金率和加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经济过热，但会使得中国经济中冷的一面更冷。人民升值从长远来看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短期的负面影响也不能小视。 出现上述情况，既有货币政策本身不可能几头兼顾，任何政策都有两面性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很多是属于非经济性问题，或者说根本就是一个体制问题。例如，经济过热问题，主要是政府背景的过度投资造成的，而中小企业投资是偏冷的，根本不存在过热的问题；价格问题，除国际背景外，更多是资源配置扭曲造成的，大量的资源投入到房地产等快速致富行业，以致对关系民生的投资委缩，这也是产业结构问题；顺差问题，更主要是这些年过度引进外资造成的，盲目追求“不求所有，但求所在”，主动沦为别人的加工厂，等等。 这些因政策失当造成的宏观经济失衡问题，只能靠推动行政体制改革和调整政府行为的办法来解决，靠纯粹的经济政策是不会有太好效果的。这也是近几年宏观调控效果始终不理想的重要原因，国家领导层似乎对此并没有清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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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的护理教育经历了深远的技术和社会变化，已从中等教育过渡到高等教育及在职护士的继续教育。目前美国护理教育的起点为大专教育，主体部分为本科教育，辅以部分硕士、博士教育，其发展速度和质量较其他国家快而高。 1 美国护理教育的发展 美国的护理教育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18世纪70年代，美国爆发南北战争。由于战地护士护理水平低下，造成大量伤员救治的延误。这使美国人开始反思护理在疾病治疗和恢复中的地位，并审视护理教育对提高护理质量的作用。1778年在纽约医院开始了护理职业训练。受1860年南丁格尔创建的正规护士学校的影响，美国的许多医院先后开设护士学校。1909年明尼苏达大学设置了非学位的大学护理教育，学制3年。1916年，纽约教育学院和辛辛那提大学开设了4年制本科教育，学生毕业后授予学士学位。由于二战的爆发导致护士极度短缺，加之美国护理界人士的不懈努力，促使美国的高等护理教育得到较快发展，同时也导致大专护理教育的出现。到20世纪60年代，本科教育渐渐成为美国护理教育的主流。硕士学位的护理教育于20世纪50年代兴起，70年代得到快速发展。美国的博士学位护理教育起步也比较早，最先于1963年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开设，20世纪70年代只有4所，以后迅速发展。 美国现有本科护理教育院校661所，硕士研究生教育院校367所，博士研究生教育院校323所。据2002年4月美国卫生社会福利和健康保健资源部公布的全美注册护士抽样调查数据：全美共有注册护士2696540人，其中，大专护士占34.2%；本科护士占32.7%；硕士学位护士占9.6%；博士学位护士占0.6%；总计受过高等教育的护士占总数的77.2%。 2 美国护理教育体系 美国目前的正规护理教育主要分6个等级，即：注册职业护理教育、注册护理教育、大专护理教育、本科护理教育、硕士学位护理教育、博士学位护理教育。 2.1 注册职业护理教育(licensing vocational nursing program) 注册职业护理教育开设在学院，招收高中毕业生或已在医院工作的护士助手。课程主要是有关急、慢性疾病的护理。学习基本注射(肌肉注射)法、预防及康复的基本知识。学制1年~1.5年。学习结束后参加所在州的考试，通过者成为助理护士(LVN)，从事基本的护理服务，但没有资格作静脉注射。 2.2 注册护理教育(diploma nursing program) 传统的注册护理教育以医院开设为主，但目前一般开设在学院。招收对象为高中毕业生或在医院工作的LVN。课程主要是职业教育课程学制一般2年。毕业后参加州的注册护士考试，通过者成为注册护士(registered nurse，RN)。具有独立应用护理程序为病人服务的能力。目前单纯的注册护理教育已不能满足社会需要近30年来注册护理教育锐减。特别是那些只开设注册护理教育的院办护士学校已基本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大专及本科护理教育。 2.3 大专护理教育(AssociateDegreePrograms) 大专护理教育一般由社区大学开设，学制为2~3年，招收对象为高中毕业生或注册职业护士，类似于注册护理教育。大专护理教育的课程也分为普通课程及专业课程两种。但根据其招收对象的不同，其课程的侧重有所不同。对于高中毕业生，普通课程及专业课程的比例为1：1，学制为三年；对于那些注册职业护士，由于他们的护理工作经历及以前所学过的护理课程，可以免修部分专业课程。普通课程及专业课程的比例为2：1，学制为两年。毕业后，可参加全美国注册护士考试。通过者以注册护士的身份可在各种卫生医疗保健机构从事护理工作。他们具有向各个年龄段的个人、家庭及人群提供护理服务的能力，但主要工作在临床。大专护理教育在过去的30年里，特别是60、70年代发展迅速。进入80年代之后，大专护理教育虽仍在增加，但增长的速度明显减慢。 2.4 本科护理教育(baccalaureate nursing program) 本科护理教育是为培养专业护理人才而开设的。一般由四年公立或私立大学开设，招收对象为高中毕业生或RN。高中毕业生学制4年，RN学生学制2年。毕业生需修满128学分~132学分。目前，多数护理学院的课程设置不仅包括传统的学科课程，还包括保持健康、护理管理与领导、家庭护理、老年护理、计算机应用、康复护理、重症护理、伦理学、经济学等内容。教授的知识包括：沟通与交流、团体合作、跨国文化、护理实践标准、病人的权利等。护生需具备的基本能力包括：判断力，信息的收集与利用、危机干预、批判性思维、领导与管理能力，病人教育和组织能力。护生的专业行为技能包括：解决冲突、消费限制、维护病人权利、继续教育，以及既往史、现病史的评估，给药、吸痰、灌肠、皮肤护理等。他们尤其强调加强对学生经济学、伦理学、计算机和判断力、管理技能、人类灵性的培养。强调院系应参加地区组织机构发起的工作研讨会，探求最佳的课程设置模式，以致于能最有效地将必要的知识和技能传授给护生们。自60年代起，本科护理教育在美国发展很快，已成为美国护理教育中的主力军。 2.5 硕士学位护理教育(master’s degree program) 硕士学位的护理教育旨在培养护理教学和管理人员及高级专科护理师，一般设在具有本科护理专业的大学或学院里。招收对象有三种：具有护理专业学士学位的注册护士；具有其他专业学士学位的学生；具有护理大专学历的注册护士。学制一般为2年。不同起点的学生所设置的课程不同，课程设置以加强训练行政管理技巧及专业临床实践技能为重点，内容包括：护理理论、护理研究、临床应用与其他专业课程。例如成人保健、儿童保健、社区保健、老年护理学、麻醉护理学、护理管理、产科护理学、精神卫生保健、康复护理学、护理信息学、肿瘤学、早期干预、婴儿护理。毕业生需修满36学分~46学分，并通过综合口试和笔试，或一篇研究论文，同时尚需从事进一步的临床实践。有两种基本类型的学位：理科硕士学位和护理学硕士学位。 获得护理硕士学位的毕业生大部分将以专科护理师的身份工作在临床，授于部分或全部处方权。另一些毕业生则将以护理骨干的身份从事护理教学及科研工作。这些毕业生负有发展护理领域、提高护理水平的责任，并参与开发先进护理技术的研究，同时也具备将护理理论及先进护理技术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 2.6 博士学位护理教育(doctoral program) 博士学位护理教育旨在培养高级护理教学、护理科研、护理管理人才及独立开业的专科护理师、健康咨询顾问，一般设在具有博士学位教学能力的大学或学院里。招收对象主要为具有护理硕士学位、或与护理学有关的硕士学位且在护理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生。护理科学专业主要教授高级专科及综合护理知识和技术，其研究主要是如何将新的护理理论运用于实践并加以推广；哲学专业主要是培养学生的理论研究能力，如何发展及测试新的护理理论；教育专业主要培养学生开展护理教学的能力；护理学专业侧重于培养学生综合护理操作和运用护理理论的能力。完成护理博士学位教育需要修满90学分，完成许多统计学和护理研究方面的课程；毕业时，必须完成严格的口试和笔试及专业研究论文。学制一般2年，有的需3～4年完成。 美国的护理教育已经具备了从初级、中级到高级的完整体系。他们始终认为，发展护理教育是护士改变自身社会地位及提高护理质量的关键，教育是打开权利及尊严的钥匙，教育是一个专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护理教育的水准和层次高低直接影响护理工作的质量和护理学科的进步，当受到良好教育的护士在实践中充分发挥全部潜能时，社会、家庭、社区和个人都将获取最大的利益。美国护理教育的成就表现在不断提高护理人员的整体专业水平和能力，他们始终认为提高护理队伍的整体素质也是他们21世纪的目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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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这是由政治体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人民在政治体制改革中的地位决定的。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政治体制改革既是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一个强大动力。这就要求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能脱离经济社会发展的总进程，而必须同这个总进程相协调、同步伐。这就决定了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要随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改革的推进而不断推进。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包括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我国全面改革的主体。我们搞政治体制改革，从根本上说，是为了进一步把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就是为了人民。同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又要紧紧依靠人民。要准确把握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意愿，努力适应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积极性的不断提高，充分发挥人民在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主体作用。必须清醒看到，无论是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相比，还是同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的新期待新要求相比，我国政治体制都还有不少亟待加强和改进的环节。我们要按照党的十七大对政治体制改革作出的部署，坚持从国情出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总结和科学运用自己的成功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让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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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很特殊，既不同于90年代中期以前的严重通货膨胀，又不同于前几年的持续通货紧缩趋势。虽然去年以来消费品物价指数由负转正，投资品和部分生产资料价格涨势强劲，去年九、十月后物价上涨趋势较为明显，但消费品价格除粮食等农产品上涨较快外，其余比较疲弱，甚至还有下降。消费品物价指数总的看还在合理区间移动。当前我国虽然由于部分行业投资扩张较猛，引起部分物资如煤、电、油、运筹供应紧张，但我们的劳动力不紧张，失业率还在增长；资金不紧张。银行存差很大；生产能力不紧张，大部分特別是制造业、工业消费品能力宽松甚至过剩.我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大约为9—10%。现在实际增长率仅及潜在增长率的下限，未到上限。不过碰到的瓶颈制约应当引起重视，因为它影响发展的全局。从经济运行来看，当前既有局部过热，特别是投资过多的现象，又有在总体上供大于求，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前几年，我国实行的宏观调控政策，实质上是“从松”的经济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之所以讲稳健，实际上是放松银根的同时防范金融风险。现在通货紧缩趁势已经淡出，宏观调控政策应该由“从松”的政策转向“中性”政策。由“从松”转向“中性”，就是要求适度收紧。现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力度逐步减弱，方向正在调整转型。稳健的货币政策也要从紧一些，但不能太紧。所谓不能太紧，就是说不能像治理严重通货膨胀时采用约刹车手段。对一些消费热点和投资重点还要继续支持，还要支持扩大就业；但对过度的低水平重复投资要“削峰”，采取“中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实质上是要“双防”，既要防止通货膨胀苗头的滋长，又要预防通货紧缩趋势重现。要坚持上下微调：松紧适度，这与中央提出的“稳定政策，适度调整”是一致的。 　　防止通货紧缩趋势，虽然目前并不紧迫，但还是要警惕其再现。从经济走向上看，从去年到今年是从通货紧缩趋势向通货膨胀趋势转化。因此，首先要挡住通胀苗头的压力，特别要注意控制投资的过度扩张。防止大起大落，关键是防止投資的大起。整体经济的大起大落，往往肇因于投资的过度扩张。投资扩张的规律首先是引起投资品需求的扩张，继而引起消费品需求的扩张，再进而引起生产能力和产品供应的扩张。故而物价走势的轨迹，也是投资品和生产资料先涨，消费品后涨；终而因供大于求导致双双下跌。我国本轮物价上涨趋势，也是上游产品价格涨幅高于下游产品。按照通例，下游最终消费品价格上涨滞后期约为半年到一年。但我国此轮物价上涨，上游产品能否顺畅将涨价传递到下游产品，与过去相比，受阻因素颇多。如居民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就业增长落后于经济增长，社保教育等支出预期加大等导致消费倾向下降，关税减免，进口限制放宽取消，以及国际通缩尚未过去等等，最终消费需求受到上述种种限制影响，生产资料价格上涨难以向最终消费品传递。至于上游产品涨价能否通过成本推动最终消费涨价，未必尽然，主要原因是劳动工资。因为就业问题困难，涨不上去，通胀的一个核心机制即工资与物价的轮翻上涨，现在看不出有发生的迹象，所以现在离严重的通货膨胀还很远。在这种情势下，过一两年后，一些部门过度投资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而形成的生产能力过剩。会导致通缩压力。所以，对新一轮投资扩张造成的产能过度膨胀要密切注意。通过投资规模的适当控制，我们既能遏止因投资膨胀而导致的投资品价格领先上涨，防止通胀苗头滋长于先，又能抑止过度建设造成的产能过剩，防止通缩趋势再现于后，实现双防的目的。 　　现在宏观调控当局对于防止通货膨胀压力非常警惕，并为此采取了收缩货币信贷一系列措施，是非常必要的。今年货币供应增幅和新增贷款规模的安排均低于上年实际水平，有助于约束投资过度扩张，控制物价上涨趋势，使CPI同比增幅保持在3%左右。但亦不排除形势发展出现不可预计的不确定因素，显示出现有财政信贷政策调控力度不足，投资规模得不到有效控制，上游产品上涨趋势迅速向下游最终产品传递，引起通胀预期骤升，泡沫性需求（包括对资产的需求和产品的需求）爆发的现象，推动通胀升级。如果CPI升至5%以上。并持续数月、半年以上，在通胀加剧的情势下，则需考虑出台更加从严的调控措施，如大幅减少赤字国债，向上调整利率，进一步提高准备金率等手段，但这只是作参考的预想，且要有备用之具。目前至少在近期较少有现实的可能性。 　　现在让人比较放心的是，通货膨胀有益论的市场大大缩小了，大家提高了对防止通货膨胀的警惕。像在87年、88年通胀时期那样，有人郑重其事地把通货膨胀政策当作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在人民日报上公开推荐出来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像在93—95年通货膨胀时期那样有人推出“两位数的通货膨胀不可怕，两位数的经济增长才过瘾的主张，有人提倡有人响应的事情也不会再有了。这次出现通胀的苗头后，某些利益集团对通胀的期待，也只剩下了“怕冷不怕热”的微弱呼喊。但是社会上和政府宏观调控当局更多倾向于对宏观经济运行进行理性的思考对策探讨，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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