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本书是《美国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的姊妹篇。是为了使人更好的理解前书而作。虽然美国的历史只能追溯到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短短的400多年，而其社会的根却深深地扎在一千年前甚至更早时期的欧洲。美洲大陆的早期历史是属于土著印第安人的。我们的讲述将从欧洲中世纪的后期开始。这之后的数百年，欧洲将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美国正是孕育产生于这种变化之中。欧洲是美国诞生的思想、文化、社会、宗教母体。不了解欧洲，就不可能真正地认识美国。　　另一方面，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其他地区，成为了现代化的先驱？为什么农业时代科技和生产水平高度发达的中国没能在300年前甚至更早时期引领世界的潮流？这一由“李约瑟之谜”衍生出来的千年之问一直在学术界争论不休，也在很多普通人，特别是中国人的心中萦绕。本书将试图从一个特定的视角给出这一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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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欧洲近现代崛起的支点　　欧洲的全面崛起是近五百年来人类社会发展最重大的历史变故。和很多学者认为欧洲崛起源于思想启蒙、人性解放，源于自由、民主、博爱的观点不同，我们认为这种崛起的支点实际上是欧洲中世纪后期因各种客观原因导致的城市力量的壮大。虽然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会用大量的篇幅来描述欧洲的思想变革，但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城市的变化对整个欧洲历史的决定性影响，就很容易陷入理想主义甚至浪漫主义的漩涡，失去客观冷静看待人类社会的眼界。　　1.与众不同的欧洲中世纪城市　　中国的城市和西方早期的城市，一般都是国家的政治中心。是中央政权向地方延伸的关键节点。当权者的政治力量、军事力量在城市中往往非常强大。但中世纪欧洲的城市却不同。日耳曼人对西罗马帝国的入侵和破坏，使过去雄伟的古城变为一片废墟。城邦主义被封建主义所替代。除了罗马等少数城市以外，政治中心已经从原来的城市转向了封建庄园中的城堡。　　欧洲中世纪的城堡：　　　　中世纪的欧洲，大多是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农奴被束缚在土地上，除了在自己的份地上耕种，还要轮流到领主的地里去劳动，并向领主交上自己生产的部分农产品。草场、山林、水域、磨坊等则由领主和农奴共同使用。庄园中所需要的基本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由庄园中的工匠来生产。庄园外的世界陌生而危险，庄园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安全、更多的家族联系，并且使人们能更方便地找到铁匠和神甫。自给自足、封闭的庄园经济注定不可能为整个庄园提供非常完善的产品系列，特别是领主们非常需要的奢侈品。与此同时，总有一些人因各种原因无法在庄园中求得生存——或者是不堪压迫，或者是找不到能给予委身条件的领主。这些被排除于西欧封建庄园经济体系之外的人员，尝试着从事当时并没有被完全融入封建庄园体系的商业，通过短途、长途贩运，促进不同地区的商品交换，将本来封闭独立的庄园联系起来，使他们发生商业关系，并从中获利。为了提高商业活动的效率，商品交换一般都倾向于在集中的场所进行，这就自然地形成了集市，为了更好的进行商业活动和获得安定的生活。这些集市在条件满足的时候就开始向城市转变。城市中的商人分为行商和坐商。坐商负责当地贸易资源的组织，并卖给行商，行商则在不同地区之间进行商品的贩卖。还有一部手艺人也在城市中定居下来，进行手工制品的生产。独立于庄园的自由手工业者生产的手工业制品，成为商人对外销售的稳定商品来源。二者之间逐渐形成一定的依赖关系。商人和自由手工业者成为城市人口的主要来源。　　欧洲中世纪的城市：　　　　“十字军”东征打通了东西方商品贸易的通道。地中海地区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逐渐成为中世纪贸易的中心地带。它的影响一直向内陆渗透，从威尼斯伸向伦巴底，又进入德意志，从比萨伸进托斯坎尼尼，从热那亚越过塞尼亚，从里维耶拉沿莱茵河谷而上至勃艮第和香槟市。另一个重要的贸易中心地带是北海、波罗的海地区。由佛兰德尔和德国的商人控制，主要经营各国的土特产：罗斯的皮毛、蜂蜜，英国的羊毛，佛兰德尔的呢绒，德意志的粮食。有两条国际贸易通道连接这两个地区：一是12至 13 世纪的陆路通道，翻过阿尔陴斯山，经法国香槟伯爵的领地，到达佛兰德尔。一是13 世纪以后的海路通道，从地中海出直布罗陀海峡，到英国和北海各港口。因此， 欧洲的城市首先在意大利发展起来，威尼斯，热那亚，米兰，佛罗伦萨都是中世纪著名的城市。此后内陆的米兰、佛罗伦萨等城市也发展起来。佛兰德尔地区的城市布鲁日、根特成为北欧重要城市；莱茵河、波罗的海和北海沿岸，出现了汉堡、不来梅、卢卑克等城市。一般来说，成为城市的地方要么在封建庄园的城堡附近，要么在寺院周围或以寺院为中心修建，要么在水陆交通的要道上。在城堡附近的，往往以堡字作结尾，例如斯特拉斯堡、汉堡、纽伦堡等；在寺院周围修建的往往以圣字开头，如圣泽门、圣日耳曼、圣波耳等；在河流渡口附近建设的城市名字也可能和此有关，如牛津等。大约有5000个新兴的城市或城镇在11世纪出现在整个欧洲。　　由于在欧洲封建制下“没有无土地的领主，也没有无领主的土地”，因此城市在理论上总是属于某个封建主的。具备商业和军事头脑的封建主为了在外地入侵时有避难的场所，或者为了充实自己的财源，以及方便的获得外部世界的各种商品，会向城市发展提供帮助。他们甚至主动建立城市或集市，提供优惠的政策，吸引并招徕农奴、流浪商人和手工业者。并且从轻课税，宽大司法。例如德国的萨克森和巴伐利亚公爵狮子亨利在伊萨河畔建立了慕尼黑城。他还重建了吕贝克，修筑了城墙，设立了市场和造币厂。法国香槟伯爵领地处于低地国家、佛兰德斯与意大利之间，以及德意志与西班牙之间的两条交通要道的交叉点上。从意大利运来的东方货物，从英国运来的羊毛，从佛兰德运来的呢绒，以及从斯堪的纳维亚及低地国家运来的货物都在此交易。在香槟与布里伯爵的保护与赞助之下，香槟集市会根据每年的宗教节日沿着固定的，可预知的线路举办包括香槟伯爵领地内四个城市（两次在特鲁瓦城，两次在普罗文城，一次在拉尼城，一次在巴尔城）轮流举行的六个各为期至少六周的集市。香槟集市成为全欧性的商业中心，并在13世纪后半叶达到全盛期。　　但是，对大多数封建贵族来说，他们更愿意居住在城堡而不是城市中，他们中的大部分对庄园经济游刃有余，对城市工商业的管理却一窍不通。他们更愿意让城市成为一个内部管理不用操心，却能不断给自己提供财源的经济体。因此他们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对城市实施严密的管理，而主要是向其索取贡赋，并给自己在城市中保留许多特权。在教会领地上建立的城市，教会通常也建在城市中，不过教会不是一个政治组织，所以并不能完全承担社会管理的职能。因此，无论在封建贵族还是教会领主领土上的城市，公共事务一般都由市民自己协商解决。而自带武器和干粮的市民是城市唯一的武装来源，因此城市内部的事务只能采取民主决策的方式。这和希腊城邦国家民主制度形成的原因非常相似。当然，私人财产的不同使得富人能够在城市中承担更多的义务，也自然拥有了更多的政治权利。但他们并没有能力成为城市的统治阶级。
　　2.“农商业”到“工商业”使欧洲城市全面崛起　　斯皮尔伯格的电影《战马》中，英国德文郡农民的儿子阿尔伯特训练马拉犁耕地的情节，给中国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在中国一般都使用牛来耕地，马主要用于马车和坐骑，所谓“骏马行千里，耕地不如牛”。其实中世纪的时候欧洲也主要用牛耕地，因为拖拉重物时把挽具套在颈项上，用牛可以，用马则极易窒息而死。但中世纪后期，欧洲发明了胸带挽具，或称马拉犁，套在马肩上，不但拖力提高 4～5 倍，而且速度更快。由于一些重挽马的力气比牛更大（普通马和牛的挽力在300-400公斤，而一些重挽马的挽力可达到700-800公斤，但中国古代的马主要是蒙古马，体格较小，达不到这样的挽力），而且欧洲主要耕种旱地小麦，又主要采取漫播而不是中国的行播方式，非常适合使用马作为犁地的工具。所以马被广泛用于农业耕种，大大提高了生产力。除此之外，三圃制也在中世纪后期被广泛推行。它将耕地分三部分：春耕地，秋耕地，休耕地，年年轮换，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百分之十五以上；重型轮式犁也取代了过去的扒犁，扒犁只能翻耕贫瘠的砂土，而轮式重犁则可翻耕草地和肥沃的洼地；最后是水车和风车的广泛使用，尤其在北欧作用甚大，它可排干低地、沼泽的水，还能带动水磨。这些农业技术的进步，导致了耕地扩大、农作物单位产量增加和人口的迅速增长。8～9 世纪英国主要农作物大麦、小麦、燕麦等，种子与收获量比例是1:2， 年为1:3.7， 年达到1:4.7。公元600年左右，欧洲人口降至二千万，到1200 年突破六千万，1250年接近七千万，1300 年约七千三百万，达到欧洲中世纪人口最高峰。　　马拉犁：　　　　农业的发展，使食物的供给变得充裕，人类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第一次有机会从获取食物转变到其他方面。庄园里不再需要所有农奴进行耕作来获取足够的食物。而庄园的土地也不需要全部用于粮食作物的生产。随着人力和土地资源的逐渐富余，庄园里的生产开始发生变化。葡萄、棉花等经济作物的种植越来越广泛，庄园里的手工活动和工匠越来越多，生活日用品的生产比重不断得到提高。与此同时，城市市民的生活比庄园中的农奴拥有更多自由，一句中世纪名言就是“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因此一些有手艺的农奴开始通过赎身和逃跑等方式逃到附近的城市里从事手工业生产，城市的规模渐渐扩大。工匠在城市的大量聚集是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正是这种聚集，使得城市的经济模式开始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可以想象的是，如果没有农业生产的变革，没有富余食物和劳动力，防止农奴的流失必将成为关系庄园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在这种状况下，庄园主绝不可能容许任何农奴离开土地跑到附近的城市里求生。而事实却是，庄园主在一些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容忍了一定数量的劳动力流失。　　中世纪后期，随着从事手工业的人口的不断增加，手工业技术获得全面的进步，水力、风力、机械、各种铁制机具普遍应用于冶金、采矿、纺织等各个手工行业。9世纪开始，出现了将旋转运动转变为往返运动的曲柄，并在12世纪被广泛运用。1335年还发明了复式曲柄。12世纪90年代西欧出现了脚踏综线织布机，使布匹的生产速度大幅提高，13世纪末水力捣浆的出现和眼镜的发明，使书籍的需求和供给都加大，促进了印刷业的发展。15世纪40年代美因茨的古登堡出现了活字铸版，更使印刷业进一步繁荣。而火药的应用使武器生产发生了重大变革，冷兵器逐渐被热兵器替代。商业活动的频繁也使欧洲的造船业水平获得很大提升。此外，欧洲还出现了机械锯，带有落锤的锻炉，具有固定板和活门的箱，窗用玻璃，油灯罩，蜡烛，手推车，眼镜，运河上的水闸，有摆的落地大座钟等等。这些变化，使手工业生产的技术水平上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而且不但绝对水平提高，技术更新的速度也开始不断加快。　　城市商业活动最初的目的是在庄园和庄园之间贩卖其各自不同的物产，使各个庄园之间实现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的互补。根据经济学中的“边际效用递减”原理，当人们都用自己产出较多的物品去换取自己缺乏而别人产出较多的物品，也就是进行物品的均匀非配时，整个社会的需求都将获得更大的满足。比如粮食产量丰富的埃及，用自己富余的粮食到缺粮的黎巴嫩去换取自己急需的木材，就使两个地区需求的满足度都得到增加。这正是商业在那个时代的价值所在。这也意味着商业本身并不能创造更大的产出，不能成为一种核心生产力。尽管自希腊时期开始欧洲的商业活动就异常发达，但任何以商业立国的国家，主要经济来源还是从贸易中抽取物品均衡产生的增值的一部分，而对于创造新的价值贡献并不是太大。这一状况，直到随农业发展而来的另一个产业的巨大变化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观。这个产业就是——工业。　　农业的产量主要决定于土地，就算农民每天工作24小时也不可能使土地上多种出多少粮食来，而工业的产量却完全决定于人的效率和工作时间。只要不断改进技术，并努力的工作，就能生产出更多的商品。在农业为经济主体的时代，农民靠天吃饭，商人也只能靠天吃饭。某个地方的物产再好，产量也是有限的，这限制了商业活动的规模。然而手工业的兴起，对商业活动最核心的商品来源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只要某件商品有需求和销路，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工匠生产这种商品。并会想着法子不断提高生产的效率和产量。这样商人就有充足的商品可供贩卖。而对于手工业者来说，商人满世界的买进卖出，为他们生产的手工制品提供了销路，并为他们带来了更充足和便宜的原材料。这时，手工业者和商人逐渐形成了一个利益联合体，手工业不断促进商业的发展，商业又不断促进手工业的发展。二者的相互关系形成一个互相依赖互相支持良性循环的正反馈机制。而手工业和商业也被最终整合为一个共同的行业——工商业。当商业最终升级为工商业的时候，它的威力才真正开始显现。任何一个中世纪末期的商人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商业活动将在未来对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带来怎样巨大的影响。　　工商业的联合发展推动了城市经济水平不断提升，城市逐渐成为整个欧洲经济的重心。在弗兰德尔地区，12世纪就出现因呢绒生产的发展而使羊毛供给不足，不得不从英国进口羊毛的情况。13世纪弗兰德尔已经成为巨大的毛纺织业产区，德国商人为弗兰德尔呢绒提供了最稳定和最大的的市场。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带动了城市的繁荣。弗兰德尔地区的根特市的居民在14世纪中叶达到56000人，布鲁日也达到了35000人。在德意志地区的易北河和萨勒赫流域到13世纪城市增加到2000座。各种食品、原料、手工业制品和奢侈品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城市中开市交易。没有一座城市不是对其周边地区起着非常重要的经济中心作用。德意志的经济已经形成了以这些城市为中心的大大小小的区域性经济圈。　　经济的崛起，使城市成为中世纪后期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后面我们将看到，它是怎样一点点地撬动中世纪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的整个社会板块，成为欧洲在近现代崛起的重要支点。
　　3.在合纵连横中争取自由　　城市经济虽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封建社会的基本格局并没有改变。城市建立在封地之上，不得不接受封建领主的管辖。封建领主将其视作自己的囊中之物予取予求，肆意干涉。随着力量的一天天壮大，城市不甘于接受这种任人鱼肉的局面，为努力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开始了奋起抗争。　　虽然封建领主也许并不企图完全掌控城市的管理，一些领主还对城市发展持比较宽容的态度（例如巴塞罗那伯爵雷蒙德?贝伦厄就在1118年宣布从此以后不再向来该市的船只征税），但农业社会行政管理的习惯心理和城市财富对他们的诱惑，使他们仍然有干涉城市运作，并进行各种盘剥的冲动。封建领主常常在城市中享有广泛的特权。他们垄断某些商品的专卖权、市内公共炉灶和磨坊的占有权，并要求各类工匠无偿提供劳动服务等；例如弗兰德尔的列日主教罗伯茨（教会也是欧洲中世纪重要的封建领主）就下令除非得到圣特隆德修道院长的同意，否则任何人不得在圣特隆德市的威拉培姆伯特等河流中捕鱼，以此垄断当时收入颇丰的渔业。封建领主还强行征收各种税赋，如货物税、通行税、过境税、桥梁税、码头税、河流税、货车税、轮船税、市场税、摊位税、市政管理税等。莱茵河上的征税关卡，12世纪末为19个，13世纪达到35个，14世纪达到50个，15世纪达到60个。因为征税，通过该河流的商品成本提高了100%。封建割据本身，也造成了对市场经济发展的障碍，封建领主之间的战争以及相互设立的关税壁垒和交通阻碍，严重影响了商品交易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工商业的活力来自每个个体的自由贸易活动及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封建领主的干涉和奴役破坏了城市工商业者的生存逻辑，会使城市逐渐丧失创造财富的能力，势必激起城市的强烈反抗。　　中世纪早期，城市发展所需的粮食和农作物主要来自其相邻的封建庄园。由于这时主要施行实物地租，所以庄园的产品主要都在封建领主手中。也就是说封建领主是城市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当然，封建领主也依赖城市提供生活必须的工业品及奢侈品。因此二者是一种共生的关系。但在中世纪后期，随着贸易网络的发达，城市可以从较远处购买粮食，以及货币地租使粮食的处置权转到了农民和粮食批发商手中，城市对封建领主的依赖性下降了。另一方面，因经常受到洗劫和压迫，城市很早就开始发展军事力量。他们首先修筑了坚固的城墙，圣奥马尔的市民挖了一条又宽又深的壕沟，用挖出来的泥土竖起了一个围墙，在上面插上了尖尖的栅柱。在891年，圣奥马尔市借此成功将维京人击退。此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军事力量不断加强，十二世纪时，威尼斯拥有的木场、码头、造船所、工厂和仓库可以同时建造或修理二十四艘战舰。他们跟埃及和北非的穆斯林进行战斗，攻击萨拉森人，从萨拉森人手中夺取岛屿和港口。而米兰人在莱尼亚诺战役中狠狠地打击了德意志军队，确保了城市的独立。随着城市对封建领主的依赖降低，以及经济军事力量的增强，面对已成为城市发展最大障碍的封建领主，城市市民采用各种暴力和非暴力的手段进行了争取自由的顽强斗争。他们还结成城市同盟共同对抗封建领主。著名的德国城市“汉萨”同盟所遵循的《吕贝克法》第一条就规定：“每个城市都要加强防御海盗和其他破坏者，以使航海商人自由进行贸易”。城市市民建立了一种称为“公社”的组织，商人和手工艺者加入该组织联合起来保卫自己的权利，抵制他们世俗和教会的领主。很多城市通过暴动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独立和自主。因为教会往往在城市之中，而封建贵族则生活在城堡里。所以在教会为主导的城市，这种暴力冲突最为突出，在琅城，起义群众杀死了主教高德里；在拉昂，起义群众同样杀死了当地主教。1066年列日地区的狄奥都主教被迫同意给惠伊的居民颁发自由宪章；1077年，康布雷市反对主教格拉德二世的暴动，建立了阿尔卑斯山以北最古老的自治城市。　　在城市争取独立的抗争过程中还得到了另一股力量的支持。　　欧洲大陆，尤其是法国和德意志地区，封建贵族的力量特别强大，时时觊觎国王的权力与威望。尽管中世纪王权衰微，但封建王室从来没有停止过加强王权的努力。当发现城市作为一支独特的力量发展壮大之后，国王立刻将其视为可以依靠的对象。国王向城市颁发特许状来支持其获得集体自由，从旧有的封建义务中解脱出来。同时也为自己争得财源和兵源。很多特许状都规定了城市市民有为国王履行军事义务的条款。12世纪时，法王腓力二世给很多城市颁发了特许状，支持这些城市自治，免除他们对原有领主的封建义务，让他们直接隶属于国王。他因此被称作“城市最好的朋友”。不过特许状并不是一种一次性的城市独立契约。城市的独立和自治往往是由多种特许状逐渐积累而形成的一种事实。例如在亨利一世时期，伦敦市民给国王支付100银币而获得了选举治安官的权利；林肯市民用4枚金币和200枚银币获得了选举市长的权利；牛津市民用200枚银币获得了成立商人行会的权利；亨利二世时期，剑桥市民用1枚金币和300枚银币获得了包税权……有一些特许状则是城市在国王的支持下，在市民的抗争中由封建领主颁发给城市的。在罗亚河谷的罗瑞斯城的特许状成为法国其他的一百个城市效仿的原型，而在诺曼底的布里特尤尔的特许状则是许多英格兰城市的特许状的原型。这些特许状包括了获得人身自由、确保生命安全、获得土地和财产所有权、免除封建赋税、确认某些经济特权、确认独立司法审判权、获得市政管理权等丰富的内容。由于历史的原因，意大利地区的封建势力相对弱小，而神圣罗马帝国又对城市对抗教皇给予了大力支持。所以城市在斗争中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1040年，米兰中小贵族和工商业者联合赶走了大主教，并在1045年成功获得城市自治。1100年左右，不少城市发展成为城市国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认为自己在北意大利地区拥有统治权，但因1176年发起的战争失败，不得不于1184年与伦巴底同盟妥协，达成康斯坦协议，除保留宗主权外，几乎放弃了一切干涉伦巴底城市内部事务的权力。　　就这样，在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和中世纪经济基础的封建庄园包围之中，城市作为一种异数如雨后春笋一样茁壮成长起来，成为了中世纪后期欧洲社会的重要一极。这是欧洲在近现代崛起的一个决定性因素。马克思?韦伯指出，只有在西方城市中，才产生了政党与政治家，产生了西方艺术史上所有的独特现象，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同时也产生了理性化的市民法。城市是西方宗教制度的控制中心，并孕育出了近代西方文明的承载者——市民阶层。市民阶层就是城市工商业者，是城市的主体。他们团结起来进行斗争，争取城市工商业发展的社会条件和每个市民的生存发展权。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城市终于获得了自身发展所必须的自治和自由。这也是其未来可以不断壮大，并真正改变欧洲政治经济版图，改造欧洲社会的重要前提。
　　城市的自由分为低级自由和高级自由两个层面。低级自由包括人身自由、财产和土地自由以及封建赋税豁免权。在自治城市中获得人身自由很容易。如在亨利二世颁发给诺丁汉市的特许状中就规定“无论任何人，只要和平时期在城市里居住一年零一天，除国王外，任何人对他无任何权利”。因此中世纪后期很多农奴逃亡到城市去寻求自由。在封建时代，城市的这种从不自由到自由的地位上升，被马克思?韦伯称为“一种伟大的，本质上是革命的革新”。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使土地上的劳作者必须向领主服徭役，交租税，人身被束缚在土地上，并且土地不得随意出售、转让和继承。这完全不符合城市工商业发展的需要，城市后来通过特许状争取到了自由租税权，即只需要缴纳足够的租税，其他的封建束缚统统解除，土地也可以流转。1155年洛里斯的特许状第17条规定：“谁愿意出售其地产都可以这样做。他收到价款后就可以自由自在的，不受干涉的离开本城”。博韦市的特许状则规定“任何一个人买进一块地产，并管理了一年零一天，且在上面盖了房屋。如果这时有人对这块土地提出权利要求，可以不给他任何答复，买者可以安然无恙”。封建赋税，特别是临时起兴的苛捐杂税或征兵对城市的工商业发展负面影响极大，在特许状中，封建赋税被大大降低，并通过包税制等方式将征税权归还给城市，使城市的赋税减轻并变得稳定而可预期。如法国洛里斯市的特许状规定：“国王或任何其他人都不得从洛里斯人手中收入任何捐税、贡物或向其强征勒索”，“洛里斯教区居民徒步或骑马远征，如果他希望能够当天从那里回家，但因路途遥远而办不到的话，他就不必参加远征”。人身自由、财产自由、赋税减免，是城市市民的权利底线，各级封建领主为了更好的获得城市繁荣的收益，在与城市的斗争中逐渐放弃了这些权利。　　高级自由则包括城市司法权、城市官员任免权。城市中最初掌握司法权的是封建法庭或教会法庭。这些法庭所适用的封建法律很难适应工商业活动的需要。此外，很多城市还属于不同的领主，法院管辖重叠，法律和诉讼程序不一。再加上封建法庭往往远离城市，审理过程漫长，根本不能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11世纪末开始，意大利北部、法国南部、弗兰德尔地区纷纷建立起自己的城市法庭，并在特许状中得到确认。1127年弗兰德伯爵颁给圣托梅尔城的特许状声明“我允许他们和任何人之间，甚至他们和我本人之间也不例外，受到市法官应有的审判”。但是，除了少数独立性很强的城市外，大多数城市获得的司法权并不完整。往往只有民事权而无刑事权。在官员任免方面，中世纪早期的城市，封建领主往往通过任命封臣或家奴为官员来实现对城市的控制。他们代表领主对城市进行敲诈和剥夺。城市市民通过不懈的努力和斗争，终于也在各种特许状中逐渐获得了自己任免城市官员的权利。　　在争得自由和权利之后，城市反而出现了权力的真空。城市工商业者为了联合起来保证自身安全，保持内部和平，维持城市治安，规范社会秩序，以及对付共同的敌人——封建领主的需要，在彼此之间缔造了社会治理的共同契约。因为反对封建领主的压迫本身就会反对权威统治，再加上封建领主绝不会接受城市产生类似于自己的新权威（他们更容易接受由分散的城市工商业者进行的联合自治），所以不平等和特权很难在这种共同契约中出现。这些契约都是平等的政治契约。实际上这样的契约在特许状颁布之前就已经事实存在。1115年，圣康坦城制定了《圣康坦建城章程》，明确提出城市的公社成员要“维护和遵守对所有宣誓人的共同帮助，遵守共同的准则，服从共同的权力，维护共同的防务”。桑利斯的居民在1173年宣誓“在他认为是正义的举动中，一个人要帮助另一个人，但他们决不允许一个人夺去另一个人的东西”。阿布维尔城在获得自治时宣称“确认并保证所有宣誓者在正义需要时，互相信赖、互相支持、互相协商、互相帮助”。这些城市契约虽然还显得有些粗糙，但已经隐隐具有了宪法的意味。　　这些涉及个人和社会治理的自由权利的逐渐获得，共同遵守的平等契约关系的建立，成为城市工商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没有人身自由和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没有和平有序的社会环境，工商业活动就无法正常开展，更无法建立工商业发展的良性循环机制。城市的繁荣也就无从谈起。如果城市不够自由，财产和人身安全得不到保护，市场秩序得不到维护，工商业者就会到别的地方去建立新的城市。而农业生产者却依赖于土地，不可能随意迁徙。这正是工商业社会和农业社会的重大区别。
　　4.社会治理在城市走向现代　　中世纪的自治城市有三类，一类是以意大利地区为主的获得了完全治权的完全自治城市；一类是以及法国中北部和弗兰德尔地区为主的获得了相当大部分治权的半自治城市；剩下的绝大部分则是获得了自由权和少许特权，而没有获得完全治权的弱自治城市。　　我们先来考察一下意大利的完全自治城市。意大利城市自治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直接民主阶段，一是代议制阶段。　　在意大利的城市共和国中，每一个新市民都要参加准入仪式，并在仪式上进行宣誓遵从法律和行政命令，参加市民大会并给予建议，服兵役、纳税等等。这样他就成为了一个法律认可的市民。但是，为了保证市民有能力履行上述义务，往往对成为市民有财产的要求。例如帕尔玛城就要求成为市民者有100里拉的房产。如果该市民未履行义务，房产就会没收或拆毁。城市早期的的自治权力掌握在市民大会手中。市民们一旦听到传令员的叫喊或钟声，就会到教堂或广场集合参加市民大会。市民大会是城市的绝对权力机构，它对城市的法律、税收、宣战、司法行政长官选举、公共财政管理、公共工程管理、工商业管理、慈善事业等作出决策。而其表决方式通常是呼喊。1997年香港回归以后，电视台曾转播过一次香港的政治议事过程。当主持人提出一项提议后便说：“赞成的说赞成，反对的说反对”。然后参会人员有的说赞成，有的说反对。接着，主持人说：“我觉得，赞成的居多”，于是提议获得通过。这大概就是当年城市市民大会表决方式的遗存。不过，这种表决方式显然是比较粗糙的。而且随着城市的扩张市民的人数越来越多，用市民大会的方式进行决策和公共事务的处理变得越来越困难，越来越缺乏操作性。更重要的是，人群的聚集往往容易造成情绪的传播，产生激情和狂热。这容易被某些政治人物所利用，威胁城市的安宁。　　由于直接民主所存在的弊端，城市治理逐渐走向了代议制。其立法职能逐渐由选举产生的议事会代替，而司法行政职能逐渐由选举产生的司法行政机构所代替。议事会是城市的立法机构，但又兼有很多行政职能，不像现代议会和政府的职能划分那么清晰。议事会包括大议事会、小议事会、特别议事会等类型。大议事会的人数在100-1000人，有广泛的代表性。但由于规模仍过于庞大后来逐渐让位于小议事会。小议事会的出现一方面是大议事会人数精简的需要，一方面也是执政官制度被首席执政制度代替后保留一种集体决策形式的需要。小议事会人数一般在24人-100人。议事会采取多数决定机制，重要的事项需要三分之二、四分之三、五分之四甚至十七分之十六的赞成才能通过。表决方式也不再是呼喊而是秘密投票（大议事会也有采取公开投票的）。特别议事会主要是解决城市的财政或军事危机，会往往享有特别豁免权，并在财务和军务中能行使特别的权力。有的特别议事会后来发展为常设机构，与大、小议事会一起构成复杂的议会体系。如威尼斯就有四个议事会（小议事会、四十人委员会、元老院、大议事会）。议事会的选举一般将城市划为不同选区。每个选区的选民通过抽签决定谁是选举人，再由选举人选出议事会成员。　　意大利城市的最高司法行政机构有委员会和行政首长两种模式，前者有时候叫执政官，后者有时候叫首席执政，相当于市长。执政官由城市的多人担任。例如米兰1117年有18名执政官，到1140年减少到6名。大多数城市的执政官一般在4-12名。执政官一般采取多数表决制。首席执政，一般由一人担任，通过独立决策进行社会管理，这种方式的管理效率更高，所以后来逐渐代替了执政官的集体决策方式。13世纪初，在大多数意大利城市中行政司法权和军队统帅权都集中在首席执政手中。但首席执政官往往不是城市居民，而是从邻近城市中聘任产生，以使其超然于城市中的家族和派系纷争之外。行政司法长官的任期往往只有数月到一年。12世纪末，司法开始和行政分立，1145年，皮维亚首先出现独立的司法执政官，1153年、1158年又分别在米兰、比萨出现。此后逐渐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法院。民事、刑事由不同的法院处理。比萨还分了习惯法院和成文法院。而审判时市民陪审团已开始出现。不过最高司法权仍归于首席执政。城市的执政官必须履行议事会的决议。如1219年皮亚琴察执政官无法签订与帕尔玛和克雷默的停战协议，就是因为该协议未在议事会获得通过。此外，执政官的就职誓词作为一种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还对其有方方面面的限制。如不得在职务内有法外收入，不得单独与教皇和外国首脑有私人文书往来，甚至未得议事会允许不得与外国人结婚，不能在国外购买土地。最高行政司法长官往往由议事会选举产生。　　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行会和同业公会等基层组织。行会是手工业者的行业组织。为了避免恶性竞争，同一行业的手工业者自发组织起来，建立行业管理机构，它禁止来自外部和起自内部的各种竞争，对劳动时间、产品规格和数量、商品价格、帮工和学徒的人数，都有严格的规定和限制，在城市公共事务中代表该行业谋求政治利益（城市商业的情况和手工业类似）。由于行会是自发组织，而行会的成员规模也有限，因此行会内部的管理很自然的采用了直接民主制。城市手工业者和商人纷纷加入不同的行会（同业公会）以维护自己的利益。行会也因此成为了城市最主要的政治单元和选举单位，并左右着城市的政治格局。例如佛罗伦萨的政府由一个执政团包括六至八名执政官组成，负责政府的日常事务，行使最高管理职能。其执政官是从城市七个最大的行会如制衣行会、呢绒销售商会、丝绸商、银行家、法官、公证人、医生等协会所决定的名单中挑选出来的，往往采取轮流执政的办法，每人执政期只有两个月。　　阿尔卑斯山以北的自治情况和意大利类似。在那里，早期仍然通过市民大会来进行重大问题的决策。在法国欧里亚克的市民大会由该城全部年满20岁且居住超过一年零一天的人组成，昂布伦城则由年满14岁的人组成。此后，市议会和市长逐渐获得日常事务的处置权，使市民大会的功能被弱化。选区或行会成为决定市议会成员的重要单元。在欧里亚克城，三个教区各自选出20名市议员，而在马赛，市议会由83名常任议员和100名各行会选出的师傅组成。有的城市行政司法长官通过选举产生。如英国的伊普斯威奇在1200年选举产生了执行官和王室财产管理官，他们在每个教区指定4名市民。这些市民再共同选出12名法官。有的城市则由市议会兼行司法权，或由市议会选举司法官。市长是城市的首席执行官。在鲁昂由市议会选举三名市长候选人，由国王从中任命市长；在波瓦第尔，由百人议事会直接选举市长；在波尔多，市长由50名市议员选出。有些市长也兼有司法权。由于是半自治城市，所以有时候领主指派的官员会和城市市民选举的官员一起组成政府。如1252年，特鲁瓦就规定由领主指定市长和陪审员，由市民选举市议员。　　在工商业城市中，没有一个权威力量是城市政治的主导。各行业各阶层的人士通过共和制、代议制和民主制的平台进行利益博弈。实现城市的社会管理。而不同于罗马寡头贵族元老院的具有明显代议制特征的城市“议会（或议事会）”，成为西方社会未来政治的关键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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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社会大变革的思想储备　　农业的发展，城市的崛起，已经对旧有的封建制度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城市不但要取得自治和自由，还需要进一步改变整个社会生态，在全社会建立起适合工商业发展的新的社会结构。不过，人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生命。尽管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内在需要决定着人类社会的总体走向，但个体的行为却往往和精神力量有着巨大的关系。当社会发展到必须变革的临界点时，总是需要文化思想领域给予高度配合，否则这种变革也许会被延缓数十甚至数百年。西欧社会在近现代的崛起，本质上是在和其他文明的时间赛跑中赢得了速度优势，其加速度的获得又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文化思想的同步变革。　　1.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寻找未来　　1.1 文艺复兴在时代呼唤中到来　　中世纪的欧洲，教会作为上帝的代言人，对整个欧洲普世世界进行了全面的精神统治。普通人被认为无法和上帝直接沟通，必须通过教会才能获得上帝的启示。也只有通过教会才能向上帝忏悔自己的罪行。教会只允许用拉丁文书写圣经，剥夺了普通人通过本民族语言学习圣经的权力。并且还通过《普通注疏集》与《行间注疏集》等“圣传”垄断了圣经的解释权。其他的解释统统被认为是异端邪说。教会藉此确立了自己的宗教权威和行为合法性。但不能不说，教会的作法其实是和其宗教学说适应了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在庄园经济为主的中世纪社会生态下，农奴依附于领主，领主又根据等级层层依附。要维护中世纪社会结构的合理性，就必须有一种思想通道来解释这种等级差异。并对下层人民所遭受的古难进行疏导使其尽可能不影响社会结构的稳定，从而维系正常的社会秩序。基督教会提出的君权神授理论将上帝作为分封的最高级，为整个封建等级制度找到了合法性根源，巩固了从上帝开始层层分封的社会结构。另一方面，基督教又将人们所遭受的苦难归结为自身的原罪，并且只能通过教会认可的行为进行自我救赎，才能在死后升入天堂摆脱俗世的苦难。从而撇清了各级领主压迫和掠夺的根由，并从精神上为人们找到了解脱的路径。这也大大降低了人们武装反抗压迫的思想动力。正因为如此，基督教会和其宣扬的意识形态受到了欧洲各国和各级封建领主的大力支持。而教会在中世纪能够实现“黑暗”统治的基础也正是来自于此。为了维系基督教会的权威和整个封建制度的社会秩序，教会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严格的控制。象古希腊罗马那样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制度、思想内容和文艺创造不会被允许。而基于实证的科学，基于思辨的哲学都会对基督教会所倡导的宗教理论造成巨大挑战，因此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　　中世纪末期，随着社会生产生活的变化。基督教会开始变得不合时宜。这种变化产生的根由，正是城市的崛起和工商业全面发展的结果。和封建领地庄园经济不同的是，城市工商业发展的基础是市场经济。这种新的经济形态运作完全依赖于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农业生产靠天吃饭不同，工商业、特别是工业生产靠的是生产效率和市场运作。并且具有通过竞争优胜劣汰自我完善的能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物资和人力都通过市场进行配置。保持各类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是市场经济能够具有活力的基本保障。因此解放人、歌颂人成为了新的经济形态建立的内在需要。另一方面，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力，必须以可验证可测算可推理的科学精神和理性主义作为指导。神的意志绝不比几何学更能保证产品获得竞争优势。第三方面，市场经济需要建立可预期的规则体系和基础设施保障。并且要将这种体系和保障扩展到尽可能大的市场范畴。在因封建制而层层分裂的西欧社会，市场也被分割为无数个小的部分。每个市场之间贸易壁垒高耸，货币、交通、文字、度量衡均不统一，商业流通极其困难。因此，打破封建领地之间贸易阻碍，建立统一市场也成为工商业发展的迫切需求。基督教会和封建贵族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反对科学、压制人性和新的社会发展形势已经格格不入。因此，人文主义、理性主义、反教会、反分裂成为了这一时期社会变革的强烈需要。　　文艺复兴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文艺复兴的诞生还有三个重要的助推剂：黑死病大流行、拜占庭灭亡和地理大发现。中世纪末期的黑死病大流行，给欧洲带来了深重的灾难，1/3的欧洲人因此而丧生。举目尸横遍野惨不忍睹。这场灾难给人们的心灵造成巨大的冲击，使活着的人更知道生命的可贵，更加珍惜现世的生活，并且产生了享受人生的强烈愿望。1453年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以后，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灭亡，许多希腊学者逃到意大利和西欧其他国家，大量希腊罗马时代的文化典籍和艺术珍品传到西欧，让人们了解到伟大的古希腊、古罗马时代，人们曾经那样自由、艺术、享受的活过，曾经有过那么辉煌灿烂的文明。相比基督教会统治下的中世纪社会，这又造成了对人们心灵的一次巨大冲击。15-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使人们看到了“人的力量”。看到了通过人自身的努力去发现一个新世界，创造一种新生活的可能。文艺复兴时期，“人的发现和世界的发现”成为相辅相成的两大文明成果。
　　1.2 中世纪思想被温水煮青蛙式的绞杀　　文艺复兴，从形式上来说是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全面继承与发展，是在文艺、科学、政治、哲学等各个领域的一次文化大爆炸。希腊罗马的雕塑艺术、西塞罗的文风和维吉尔的诗歌被继承和发扬光大，出现了号称文艺复兴文学三杰的但丁、彼得拉特、薄伽丘，号称文艺复兴艺术三杰的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以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戏剧家莎士比亚。还有塞万提斯、布鲁诺、伽利略等等。他们一个个成绩斐然，堪称巨匠。如达?芬奇的代表作《最后的晚餐》一改过去刻意渲染哀痛气氛，表现众门徒各自陷入沉思，描绘犹大远离众人而去的场景，选择了耶稣在用餐时宣布座中有人要出卖祂，众门徒大为震惊的那一刻。可谓匠心独运。米开朗基罗的《大卫》雕塑，体格雄伟健美，神态勇敢坚强，身体、脸部和肌肉紧张而饱满，体现着外在的和内在的全部理想化的男性美。在这里塑造的是人物产生激情之前的瞬间，使作品在艺术上显得更加具有感染力。从思想本质来看，文艺复兴也是对古希腊罗马人文主义的继承发展。文艺复兴时期，“人”的地位大大提高，人性受到推崇并逐渐成为新的社会尺度。那些热情奔放的意大利人由于长期受城邦政治和商业精神的影响, 形成了一种讲究实利和感官享受的利己主义生活态度, 以及一种不拘形式、为所欲为的自由性格。文艺复兴基本特点不是理性的批判，而是激情的宣泄，与中世纪的思想文化形成鲜明的对比。　　达?芬奇《最后的晚餐》：　　　　米开朗基罗《大卫》：　　　　　　从单个事件来看，一部小说，一幅绘画、一件雕塑并不会立刻触及到基督教会和封建贵族所掌控的社会秩序。实际上很多人文主义者同时也有着虔诚的宗教信仰。因此在文艺复兴的早期，很多教会和封建贵族还保护支持过这些文艺复兴的文学、艺术家。许多教皇如尼古拉五世、庇护二世、朱里亚二世、利奥十世等本人就是人文主义者或者是人文主义者的保护人和资助者。教皇们在精神上的支持和经济上的赞助是人文主义发展必不可少的前提。梵蒂冈图书馆、圣彼得大教堂、西斯廷教堂及其壁画以及其他许多杰出艺术品的流传，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些附庸风雅的教皇们。对于神权政治和宗教社会来说，文艺复兴实际上是一种温水煮青蛙式的绞杀。当人文主义的浩浩洪流借文艺复兴之势冲入中世纪神庙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变得不可阻挡。　　当然，这并不是说旧的势力在面对新挑战时完全被蒙在鼓里，实际上这种顽抗也是相当激烈的，但通过文艺复兴而不是宗教冲突或政治运动来首先实现文化思想领域的变革的确减小了社会进步的阻力。另一方面，西欧社会的分裂均衡格局使得各地对待人文主义者的态度不尽相同。而且人文主义的背后是城市、工商业者和市场经济，实际上是先进的生产力和财富的代表。在分裂格局下的各类政治势力间的高度竞争、合纵连横，使得旧势力要壮大自己还不得不依靠这些新生力量的支持。特别对于各国的君主，文艺复兴中的反分裂、反教会思想大可借以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欧洲的分裂格局，反而成为新的意识形态可以更容易建立的关键因素。　　有人说，文艺复兴是倡人性、反神性，倡世俗、反宗教。其实这并不准确。文艺复兴反对的并不是对上帝的信仰而是天主教会。反对天主教会阻断了普通人和上帝的联系，垄断了圣经的解释权，并藉此胡作非为。人文主义者不但大都有着虔诚的基督教信仰，而且人文主义思想的理论根源往往仍来自上帝的观照。文艺复兴时期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用不同的民族语言重新书写《圣经》，并对《圣经》重新进行诠释。让普通人都能够读到、看懂《圣经》，直接接受上帝的启示。享有“人文主义之父”誉称的彼得拉克，称“宇宙是以人为中心的，是上帝为了人类的世俗生活而造就的东西”。曼内蒂的《论人的美德与尊严》中提到“上帝是把人作为最美丽、最诚实、最富有和最终是最有力量的创造物所塑造出来的”。皮科的《有关人的尊严的演讲》则指出“上帝在人出生之时，就赋予人以各种生命的根芽与各种生活样式的源泉”。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以人为本”的思想都是置于上帝造人的框架之下的。人文主义者并不反对上帝。事实上，直到今天，基督教信仰仍然是西欧社会的主流思想。《圣经》依然是发行量最大的出版物。　　不过，人文主义者仍然在意识形态上建立起了全新的价值观，人性的发挥，生命的享乐，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追逐财富和事业的正当性逐渐为人们所接受。人有逐利的天性。而当新的意识形态对其赋予精神认同之后，这种天性便在整个社会迅速的泛滥起来。文艺复兴的影响从文化思想领域最终扩散到政治领域。而最大的影响就是对传统封建权力合法性的颠覆。
　　2.为了上帝的荣耀　　仅仅依靠阿尔卑斯山以南的文艺复兴，可能还不足以为撼动封建制的社会结构提供足够的思想文化支撑。而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宗教改革成为了社会变革的另一个精神支柱。尽管有人把儒学称为儒教，但中国人在本质上是缺乏宗教认知的。在了解西方社会发展的时候，如果忽略了宗教的巨大影响，会产生严重的意识隔膜，将我们阻拦在西方世界之外。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这种陌生的宗教思维的嬗变，怎样强有力的推动了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基督教从罗马帝国末期开始就获得了宗教权威。在中世纪更成为欧洲的普世宗教。普世价值的概念最初指的就是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宗教价值观。根据基督教的教义，世界由上帝所创造，上帝是世间一切的主宰。人类有着与生俱来的原罪。有一天世界末日将会来临，而世间所有的人都会接受末日审判，并决定是在天堂永生还是在地狱永死。很多外国影片，如《2012》、《先知》中都有着强烈的末日审判思想。被选中进入天堂的人称为得到救赎。而在基督教信徒的意念中，获得“救赎”可能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　　罗马帝国末期基督教分裂为西方的天主教和东方（即拜占庭帝国）的东正教。天主教会提出，普通人无法和上帝直接沟通，只有通过教会才能获得神的启示。而得到救赎的方式则是通过教会所认可的各种行为来偿罪。每做一件善功就能增加一分获得救赎的希望。这种教义，使得作为神唯一代言人的天主教会完全控制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并为教会谋得各种利益。因为教会垄断了对神的旨意的解释权，就可以把任何希望世俗世界采取的行动都打上救赎的标签。中世纪末期，天主教会为了进一步敛财，开始兜售“赎罪券”。宣称只要花钱购买这种赎罪券就可以大大增加自己获救的机会。在推销赎罪券时，主教们说道：“抢劫教堂犯出9个金币，谋杀父母或兄弟姐妹的犯人出15个金币，就可以获得赦免。金币投进柜子叮当一响，灵魂就已升入天堂！”对教会来说，这真是一种无本万利的生意。然而这种空手套白狼之术终于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整个西欧世界为此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在天主教之外的一个新的基督教分支逐渐成熟起来，并越来越占据主流，这就是“新教”。和一些人想象不同的是，宗教改革并不是要改革对上帝和基督的信仰，而是强调要恢复基督教信仰的本来面目，反对天主教会借上帝的名义来谋取私利。并形成了对“救赎”概念的全新解释。宗教改革并没有触动基督教的核心教义，反而加强了人们对它的信仰，并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日，路德在维滕贝格大教堂门前贴出《九十五条论纲》，对教会出售赎罪券的行径进行猛烈的抨击，从而拉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著名宗教史学家威利斯顿?沃尔克说：“能以自己毕生事业深刻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人物寥若晨星，而路德便是其中之一”。宗教改革的发起者和先驱者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在他们身上体现了基督教圣徒们的殉道精神和高尚品质，他们敢于触犯教俗权威, 甚至不惜以身殉道。例如宗教改革的先驱胡斯虽明知康斯坦茨会议充满危险，仍毅然前往。当他被教会以异端罪送上火刑架时，胡斯高声叫道“啊，神圣的单纯”。路德在赴沃尔姆斯帝国会议为自己的观点作辩护时，在日记中写道“即使沃尔姆斯的魔鬼有如房顶上的瓦片那样多，我也还是要坦然前往”。路德本人的动机是想在纯洁信仰的基础上维护基督教世界的统一。然而宗教改革的呼声在德国和北欧各国的广大民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很快就把运动的火焰烧遍整个西欧。　　宗教改革运动的中心是德国、瑞士和英国，德国产生了路德的信义宗，瑞士产生了加尔文的归正宗。安立甘宗则在英国被确立为国教。这三大主流教派都反对天主教会的陈旧形式和腐朽道德，强调信仰的至高地位和主张个人直接与上帝交往, 并且都把《圣经》作为最高权威。　　路德教派信义宗神学思想的核心是“因信称义”，路德说：“只是信，不是行为，才使人称义，使人自由，使人得救”。他认为信仰是人获救和在上帝面前称为义人的前提, 救赎的根源在于上帝的恩典, 而信仰则是获得上帝恩典的一种确证。当个人与上帝建立起一种正当的关系时，就能“罪得赦免”。因此“义”不在于人所做的善功和道德实践，而在于上帝的恩典和人对上帝救恩的虔诚信仰。天主教会把称义当作一种行为善功，忽略了上帝的恩典，轻视了信仰的作用，神化了教会和教士。路德宣称只有《圣经》是基督教信仰的唯一权威，个人无须通过教会和教士的中介，仅凭信仰就可以直接与上帝交往。马克思指出：“路德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却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人从外在宗教解放出来, 但又把宗教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路德的宗教改革主张得到了德国广大民众和部分诸侯的大力支持，最终导致了基督教世界的大分裂，打破了罗马天主教会一统天下的专制格局。这种宗教分裂的局面引发一系列宗教战争，并且通过1555年的《奥格斯堡和约》和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将“教随国定”的原则确立为处理宗教分歧的基本原则。该原则确认了宗教分裂的事实，从而使宗教宽容精神取代宗教专制主义成为新时代的精神特征。正是在这种宗教宽容以及由此而演化出来的普遍宽容的精神氛围，才使现代科学和民主成为可能。
　　加尔文教派归正宗的核心理念是“命定说”。谁可以获救，谁应该受到惩罚，是上帝一早就裁定的。用符合世俗道德伦理和善恶标准的行为来改变上帝的裁定无疑是痴心妄想。因此不管你做了多少善功，对于改变自己的获救状态来说都于事无补。这对于信仰基督教的西方人来说是一个近乎绝望的结论。然而谁是被上帝拣选获得拯救之人呢？加尔文认为，能够按照上帝所安排的世界秩序行事，能够让自己的行为随时随地符合上帝期望，并给上帝带来荣耀的人，就是上帝的选民。也就是说，救赎是不能改变的，但却是可以证明的。获救的确证不仅仅是信仰，还表现为行为。信仰是圣洁和获救的内在确证，善功则是它们的外在确证。一个被上帝拣选的人，他的内心必定充满了对上帝的信仰，他在道德行为、宗教活动、家庭生活和劳动工作等方面也必定表现出俭朴、友爱和勤奋等美德。这一切活动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拯救，而是因为只有被“拣选”的人才可能一生都能按照上帝的旨意行事，并使上帝荣耀。这是一种“天职”观念，把劳动看作神圣的职责，一种增加上帝荣耀的手段，一种为了上帝而非自身利益的奋斗精神。由此产生了新的禁欲主义，它不是通过天主教所宣扬的远离尘世和自我折磨，而是通过勤奋劳动和俭朴生活来体现。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 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韦伯在这里指的就是加尔文教派的禁欲主义，它鼓励勤劳、节俭和发财致富，只要发财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私欲而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发财的手段不是采取让上帝蒙羞的不正当方式。资本主义的发展，源于对利润的科学核算和不懈追求，也来自每个劳工对自己劳动报酬的渴望。这就是资本主义精神。正是因为这种精神，促进了企业之间、劳动力之间的充分竞争。并在经济规律的指引下，使整个社会的创造力得以迅速提升，进入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然而在传统经济活动中这种资本主义精神是缺乏的。企业老板只要有稳定的供货渠道及客源，有稳定的收益，就没有动力去扩大再生产和提高竞争力。工人也只希望拿到满足生活需求的薪水就够了，这导致支付更高的计件工资，工人的产量反而更低的奇怪现象发生。而且根据天主教的教义，通过金钱获得利息是一种罪行，这使得中世纪的金融活动非常受限，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受到很大的制约。新教的禁欲主义改变了这种状况。在被弃选的恐惧之下，人们工作的目的不再是满足生活的需要，而是通过拼命的赚钱来荣耀上帝，证明自己符合上帝的安排，是上帝的真正选民。在这种精神力量的推动下，工人不知疲倦的工作，企业家通过勤俭节约积累资本，通过科学理性的经济核算、改进技术、提高质量来最大限度提高企业利润，银行家想方设法为企业提供融资并获取利息。这是市场经济能够成功运转的动力源泉之一。加尔文教派所提倡的“天职”观念和现世性的禁欲主义精神成为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有力杠杆。至此，资本主义的快车才真正发动起来。　　加尔文是“唯一的国际性的宗教改革家”。在新教三大主流教派中，加尔文教是影响最大的世界性宗教，它不仅在日内瓦建立了政教合一的神权共和国，而且广泛流传到荷兰、英国、北美和法国等地，成为对上述国家和地区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清教徒（和法国胡格诺教派）的思想基础。需要说明的是，资本主义精神并不是由宗教改革唯一决定的。我们前面用大量的篇幅论证了资本主义起源的经济和政治因素。而经济和政治成因又来自人逐利的天性。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其实不可能杜绝世俗的逐利目的。文意复兴以来人文主义更加强了这种世俗的逐利观。宗教改革之后，这种世俗的逐利观和宗教改革后基于宗思想的逐利观有机的结合起来，在精神层面被合法化了。为了证明自己被上帝拣选和为了满足生活与享乐融合在一起，证明成功和炫耀财富的需要融合在一起，铸就了西方人“不断逐利是天职也天经地义”的人生信条，并在实质上塑造了西方人科学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使个体逐利的欲求成为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强大的经济发动机，强有力的推动了西欧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由亨利八世所开启、由伊丽萨白一世所完成的英国宗教改革改变了教权凌驾于王权之上的传统政治格局，为近代民族国家的崛起创造了有利条件。亨利八世进行宗教改革的直接导火索则是由于一桩离婚案：随着与西班牙关系的恶化，亨利八世对于自己的婚姻问题日益不满。到1527年，他的王后西班牙阿拉贡公主凯瑟琳已年逾40，只有一个女儿玛丽。这时亨利八世爱上了有新教倾向的贵妇安妮?博林，决定离婚再娶。亨利八世向罗马教皇克雷芒七世提出请求。因为凯瑟琳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姨母，教皇害怕得罪查理五世，拒不批准亨利八世的离婚。亨利八世为此毅然改弦易辙，于1529年11月召开议会，开始实行宗教改革。亨利八世通过颁布《至尊法案》将国王的权力置于教会之上，并剥夺修道院的土地和财产，将英格兰的民族利益提升到比罗马天主教会的宗教利益更加神圣的至高地位。英格兰的宗教改革不同于德国的宗教改革，它是由国王运用行政手段自上而下推行的。在英格兰的宗教改革活动中，纯粹宗教性或神学性的问题并不突出，它的重心在于教俗关系（主要是教权和王权的关系）和教会财产的处理方面。英格兰宗教改革的主要目的也不是为了弘扬信仰和纯洁教会，而是为了维护民族的尊严和英格兰的利益。亨利八世开创的英国宗教改革运动，在经历了爱德华六世的向前推进和“血腥的玛丽”的反动复辟之后，在伊丽莎白一世当政时期得到巩固，并且使得具有浓郁民族特点的安立甘教成为英国国教。为英国民族国家的强盛、民主政治的生长和实验科学的勃兴创造了良好的土壤。　　北部欧洲的宗教改革与南部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不同。文艺复兴是具有古典文化传统的拉丁文化圈里一场阳春白雪的思想解放运动，而宗教改革是发生在日耳曼文化圈中的一场下里巴人的群众运动和社会变革。生活在北部贫瘠土地上的日耳曼人对罗马天主教会的虚伪的道德体系和暴虐的专制统治怀着一种强烈而朴素的愤慨。宗教改革的主要成就表现在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领域中，表现在朴素的世俗社会和平凡的日常工作中。宗教改革不仅成为欧洲中世纪社会与近代社会的历史分水岭，也成为南北欧洲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逆转的关键原因。宗教改革以前，欧洲的基本情况是南方富庶而北方贫穷。宗教改革以后，北方渐渐超过南方。法、英、荷等民族国家取代罗马教会和哈布斯堡王朝国家而成为欧洲事务的新主宰。黑格尔把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称为近代“黎明之曙光”，把宗教改革称为“黎明之曙光以后继起的光照万物的太阳”。
　　3.是谁蒙上我的眼　　启蒙运动将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人文、理性等思想在理论上给予了彻底的阐释，构建起了社会、政治、经济全新的理论大厦。彻底颠覆了原有的以神学和封建等级思想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人的天性和权利，人类社会的组织关系，政权的合法性，经济发展的动因等在全社会形成了全新的共识。　　3.1启蒙运动颠覆社会思维模式　　欧洲大陆在从封建制进入绝对君主制之后，市场经济集团和君主之间的矛盾开始凸显。以法国为例，当时的贵族基本上都被王权所征服，法国建立起中央集权君主制政体，贵族成为在国王控制之下的地主和国家官员。此外，天主教会的独立政治力量身份也被大大削弱，转而成为支撑绝对君主制合法性的工具。这种情况下，王权没有动力再进一步打压教士和贵族阶层，反而要依赖他们来实现全国从政治到思想的集权统治。因此，教士和贵族作为第一第二等级不用纳税，而资本家、劳动者和农民作为第三等级，承担了国家的全部赋税。历史学家在分析这一时期的社会特点时，往往忽略经济对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而倾向于使用道德尺度，用残酷的压迫引起反抗来说明社会变革的必然性。假设这一时期只有教士、贵族和农民三个等级的话，就算压迫很严重，也不会从根本上影响社会形态变迁，最多进入新的治乱循环（也就是推翻一个国王，又产生另一个国王）。而当第三等级包含了资本家和劳动者组成的市场经济集团时，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我们知道，城市工商业和市场经济的大力发展，是西欧在近现代崛起的根本原因。市场经济集团在这一过程中不断的壮大。逐渐具有了左右社会走向的力量。因此，第一二等级在税收等各方面的特权已经越来越不能为这个集团所容忍。另一方面，绝对君主制在这时已经开始制约市场经济的发展。例如重商主义是王权加强统治和攫取财富的重要手段，因此各国之间贸易壁垒高耸，但市场经济却要求全球市场尽可能的开放，越是贸易自由，越有利于整个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尽管海外殖民地部分解决了销售市场和原材料问题，但贸易距离最短的欧洲市场的开放却因为各国之间的重商主义贸易封锁而困难重重。再如在国内，由于王权和官僚集团的权力巨大和不受限制，市场经济逐渐向官僚资本主义发展。谁离权力中心更近，谁就更能在市场上获得不对称优势，从而实现谋利。这大大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法则。使市场经济的发展受到很大的制约。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经济与绝对君主制以及残存的封建等级制和教会制度都形成了尖锐的矛盾。这种矛盾使得在经济上已经具有巨大能量的市场经济集团急需建立起新的政治制度，获得政治话语权，从而维护自身的利益，推动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这就要求必须首先从思想上进一步打破教会的权威性，使宗教无法为绝对君主制张目，从而否定君主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否定封建等级制的合理性；这种经济、政治方面的需要，是启蒙运动得以发生的重要驱动力。　　启蒙运动者是资产阶级和其所代表的市场经济集团的代言人，为了推翻君主的统治，他们喊出了一个响当当的名词——“自由”。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自由其实是资产阶级和其代表的市场经济集团的根本利益诉求。首先，从资产阶级自身的利益出发，自由无疑必须包括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其次，为了最大限度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保障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自由又包括了人身自由和公民权利。最后，为了防止宗教狂热和不容异说对市场经济体系的威胁，自由还包括了宗教信仰的自由；随着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市场经济集团体现出对自由的强烈渴望，绝对君主制开始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启蒙运动者运用的最重要的思想武器就是“理性主义”。康德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天主教能够对人的思想产生作用，教会能够最终形成强大的精神统治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宣扬无条件的信仰，只有信仰是唯一正确的，而不能期望通过理性思考去论证宗教的合理性。“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人的思考是对真理的亵渎。只有充分的信仰，并付诸实际行动，才可以感动上帝，使自己获得救赎。因此，打破天主教的精神统治，就必须打破人不应该通过理性去思考的教条。另一方面，上千年封建等级制度，已经造成了沉积在人们心中的等级合理性观念。如果不让人们有勇气去思考自己和另一个人的关系，那么人与人的平等，人的自然权利，社会的契约关系等学说就不可能为人所接受。康德从1781年开始，9年内连续出版了《纯粹理性批判》（1781）、《实践理性批判》（1788）、《判断力批判》（1790）等一系列有独创性的理性主义伟大著作，为欧洲带来了一场哲学思想上的革命。　　理性主义得到宣扬，科学所起的作用非常大。科学，毫无疑问是理性思考的产物。在这个时期，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等一系列科学创建和发现已经形成。这大大的开阔了人们的视野，科学所具有的可推导可预期可验证特性带来很大的影响。尤其是科学运用于生产所展示出的巨大创造力使人们大大坚定了对科学的信心，从而开始真正接受理性主义的思想观念。古希腊罗马的逻辑思辨传统无疑是启蒙运动重要的思想资源顺，中国儒家思想中的程朱理学对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发扬也起过重要的作用。当人们纷纷开始运用智力进行理性思考的时候，天主教的精神统治和贵族封建等级制度便开始忽喇喇地倒塌了。“人和世界仅仅是自然法则产物”的无神论以及“上帝在创造世界和自然法则之后就让其自发运作再也不作干涉”的自然神论开始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无论上帝是否创造世界，自然法则成为了社会思想中新的精神主宰。正因为如此，各种宗教迫害被废止，任何人都不能再以上帝的名义对其他人进行迫害。政治和宗教的彻底分离以及宗教信仰自由逐渐成为事实。在这一时期的历史中我们常见到一个名词“宽容运动”，就是指此。　　随着中世纪天主教思想的倒台，“天赋人权”观，正式走上了历史舞台。启蒙运动所宣扬的自由、平等等观念都可以看作“天赋人权”观的推论。所谓“天赋人权”，就是任何人都拥有天然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可以称之为“自然权利”，这些权利包括生存的权利、行动自由的权利、思想自由的权利、追求幸福的权利等等。滥杀无辜、非法逮捕、异端审判、包办婚姻等行为显然都侵犯了人的自然权利。既然这些权利是人天然拥有的，那么人与人的权利就不应该存在差异，这是人人生而平等的理论基础。因此，任何人都不能为了自己的权利而损害他人的权利。伏尔泰曾经说过：“我不能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贵族阶级可以不纳税，第三等级必须纳税就不符合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就损害了他人的权利。而自由就是权利不可剥夺。当然，启蒙运动中所说的自由、平等、人权等还有更丰富的涵义和解释。例如卢梭就认为人的自由有天然自由、社会自由、道德自由三种，只有基于良知的道德自由才是最终最高级的自由形式。　　应该说，相对于当时的社会现实，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观念是有进步意义的。它对于市场经济所需要的经济活动的自由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更为社会的和平博弈提供了理论依据和保障。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天赋人权”观本身并不完全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这可能是一个令人感到诧异的结论。其实仔细观察会发现，“人权天赋”和“君权神授”，从语法结构上就能看出极大的相似性。而其本质上的相似性在于二者都是一种不容置疑的断言，都是超验而非经验的。可以说，自然法则和自然权利是整个启蒙思想两个最重要的逻辑原点。这两点是其他所有启蒙思想和理论的立论基础，但却是无法证明的。其实任何理论都必须有逻辑原点（公理），物理学、数学、哲学等等无一例外。所以一个理论存在无法证明的逻辑原点（公理）是正常的，这是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有限的必然结果。但将这种逻辑原点上升到绝对真理的高度，就是一种宗教化的行为了，这种行为走向极端就会形成宗教狂热和不容异说。而这恰恰是启蒙运动所坚决反对的。　　理性主义和天赋人权观使整个社会的思维模式被彻底更新。人们不再将不平等和君权至上视为理所当然，并开始重新思考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和构建人类社会。
　　3.2 启蒙运动构筑全新的社会认知体系　　尼德兰革命、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特别是后者对启蒙运动的产生起了很大影响。知识分子从中看到了建立一种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制度的可能——这就是，架空或消除王权，通过议会等方式建立起市场经济中各利益团体和平的博弈机制，使政治最大限度的为经济服务。在这种理念的启发下，启蒙思想家以天赋人权、自由平等为理论基础，提出了自由贸易理论、社会契约论和三权分立学说。　　亚当?斯密是自由贸易理论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他撰写的《国富论》被喻为西方经济学《圣经》。他提出，贸易中交换的双方都以对自己更不重要的东西去交换对自己更重要的东西，因此双方的福利都是提高的。随着贸易的不断发展，整个社会的福利就会得到提高。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运转中，经济人以自利为出发点从事经济活动，在自由贸易和完全竞争的环境下却会引导社会资源向最合理的地方流动，从而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这种资源自动最优配置的理论又被形象的称为“看不见的手”。《国富论》中还提出了分工理论等列经济原理，为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自由贸易理论的提出，是市场经济对重商主义说不的结果，也是市场经济对权力干预说不的结果。它的为工商业的发展找到了方向，为社会变革找到了目标——那就是剪除封建势力和王权对经济的一切干预，打破一切贸易壁垒，让市场经济自由飞翔。　　应该看到，在全开放经济体之间或某个封闭经济体内部来看，自由贸易理论所提出的自由贸易使整个社会资源配置合理、福利增加的观点是正确的。但在“人”这一关键要素不能自由流动的国际经济关系中，这一理论却不能显然成立。这和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有关。亚当?斯密是英国人，英国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其他国家，一旦各国之间实施自由贸易，英国的商品就可以迅速占领各国市场。这将导致其他国家的民族工业因无法抵御竞争而崩溃，最终成为英国的产品倾销地和原材料来源地。英国之所要在亚非拉地区广建殖民地而不将殖民地和本国在政治经济上一体化的根本原因在此。这也是英国为了打开中国的贸易市场不惜和中国开战的原因。斯密的理论无形中成为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扬殖民主义的理论推手。当然，这是后话。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理论显然对构建新的社会模式，对各国内部的社会变革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君主和宗教统治的合法性被打倒之后，社会秩序的维持，社会管理职能的实现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理论阐释。这时兴起了很多新的以人和人的自然权利为出发点的社会理论，其中最著名的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卢梭认为，人人生而自由。他们最初本不需要交出自己的自然权利建立政府这一类社会管理机构。但是生活的现实使得人们必须团结起来才能共同应对困难保障生存。这时社会就产生了。人们在同一个社会中生活，社会秩序就成为最神圣的权利。是其他一切权利的基础。暴力是无法带来权利的。人们为了更好的生活而自愿加入同一个集体，既然是自愿的，那么这个集体就应该能够保证每个人的权利和财产，并且其管理方式应该是受到所有人同意的约定（即契约）。满足这些条件的情况下，个体将自己的权利让渡给集体。集体代表个体行使所有人的权力，这就是人民主权。当主权体形成之后，它还不能直接为每个个体即人民服务，因为所有人随时随地在一起处理集体公务是不现实的，因此必须找到一个代理人来进行整个社会的管理。这个代理人就是政府。他由主权体授权进行社会管理，本身并没有权力，甚至也不是契约方。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对政治进行了全新的解释，特别是其主权在民的思想形成了政权民授的新的执政合法性基础。影响深远，为现代国家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石。　　在社会契约论之外，孟德斯鸠进一步建立起三权分立学说。孟德斯鸠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所以权力必须受到约束。而约束权力的最好办法就是“用权力约束权力”。并且是最高权力之间的互相约束。他提出应该将最高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权分立。其中立法权是制定法律、体现国家的一般意志，并且立法权应该由人民集体享有；行政权是执行立法机关的意志，维护公共安全，防御外国侵略的国家权力，应该由一个人管理。司法权是惩罚犯罪和裁决私人讼争的权力；依照法律规定的方式来行使。孟德斯鸠在分权之外设计了制衡。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有行政审查等各种制约手段，而行政机关又拥有对立法的反对权，立法机关也不能审讯行政人员。司法权的独立天然的会对立法和行政行为形成监督，而司法权本身只负责审判和诉讼，无法影响法律和行政命令的实施。通过这种权力架构设计，实现了政治权力的分离、制约与平衡。这一学说深刻的影响了未来西方国家的政治架构。英国的司法权一直从属于议会，但2009年司法权终于和立法权分离，就是三权分立学说一直延续到现在的政治影响力。　　政治对经济的干预是市场经济无法正常运作的重要阻碍，从十二世纪开始，延续了七百多年的复兴罗马法运动，就是在一步一步的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使经济活动在制度中稳定下来，降低政治对经济的干预，实现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的独立。三权分立学说建立以后，更呼唤着法律系统的独立。当法律系统从政治系统中独立以后，整个社会的规则化和功能分化进程便全面加速起来，经济在制度可预期、市场不受干扰的环境中获得更大的发展。罗马法的复兴，最初是从意大利注释学派对《国法大全》的研究开始的。后经过评论学派的理论探讨和在实践中的应用达到高潮，并传播到西欧大陆的其他国家。在启蒙运动期间罗马法复兴对近代自然法的创立有重要影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也可以溯源到罗马法中。罗马法复兴的过程中，在欧洲产生了以英国为首的判例法传统，形成了海洋法系的基础；又产生了以法国为首的成文法传统，形成了大陆法系基础。　　启蒙运动是资产阶级所代表的市场经济集团为挣脱绝对君主制、封建等级制和神权统治的束缚而推动的思想大变革运动。它以自然法则和自然权利支撑的“天赋人权”观为逻辑起点，以理性主义为思想武器，获得了自由贸易理论、社会契约论、三权分立学说、复兴罗马法等一系列重大理论成就，建立了全新的社会认知体系。
　　第三章 千年未有之变局　　在城市异军突起的大背景下，欧洲社会的力量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完全动摇了旧有的社会结构，而新的思想文化风潮更进一步为其推波助澜，欧洲社会的大变革就这样不可阻挡的到来了。　　1.“民族国家”浪潮　　民族国家的建立在人类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但其概念却一直比较模糊。有人从民族的角度，认为民族国家就是单一民族所组成的国家，该民族的所有人都生活在同一个国家，该国家的所有成员都属于同一个民族。这被认为是民族国家的理想状态。也是一些民族追求独立的法理依据。然而这样的民族国家概念，更多的是一种民族主义的延伸，并不能充分彰显其社会学意义。因此，我更倾向于接受从国家的角度来阐述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就是一个对内打破市场、法律、政治、文化壁垒，对外主权、外交统一的国家，最终以国家为单位形成了全新的民族认同。法兰西民族和德意志民族的区别远远没有印度的婆罗门和吠舍大。然而这并不妨碍法国、德国都被称为民族国家。社会学家们认为，民族国家的建立，是任何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都无法绕行的必经之路。　　1.1 王权与城市联手建立欧洲新秩序　　中世纪的国家是从上帝（教皇代表上帝的旨意）开始的往下层层分封。依次形成王国、公国、侯国……一直到骑士领。王国不过是分封的一个层级而已。而且根据“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封建法则，公国以下的各级行政单位，并不认为自己属于任何王国，底层农奴更是只知道自己的直接领主而不知道国王。这种情况下，人们没有国家认同感。王国这一行政级别也不可能将自己的法律和政令通达全国。无法对内实现有效的税收，也就没有行使全国社会管理的财政基础，无法形成消除贸易壁垒的全国市场，无法整合全国的军事力量，也就根本不可能对外行使独立的主权。既然国家不能为人民做点什么，人民对国家也就没有什么归属感。管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服务好自己的直接领主，就是自己生活中的全部。在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条件下，这一状况虽然不太好，却也还不至于影响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但在城市崛起，工商业狂飙突进的大背景下，全封闭的封建领主制度越来越面临巨大的挑战。因为城市工商业的发展，迫切需要打破各级封国之间的贸易壁垒，建立起全国的统一市场。也需要国家的贸易政策在区域间保持统一和稳定。而对工商业发展至关重要的交通、货币、语言文字等等，都有着统一的迫切需要。　　而与此同时，原来作为经济主体的庄园也在悄然变化。工商业的发达、农业技术的发展，使封建领主的意识不断发生改变。在粮食和人力有富余、生活必需品越来越可以通过商品交换获得，财富越来越体现为货币拥有量的社会背景下，封建庄园逐渐由原来的全能型向专业化生产转变。庄园内部的原始手工业或许很难和城市竞争，但经济作物的种植和经济动物的养殖却具有不可替代性。特别是随着纺织技术的发展，对羊毛的需求突飞猛进，庄园主们发现养羊比种粮食赚钱得多，结果纷纷把农民赶出土地，开始圈地养羊。这就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圈地运动”。庄园经济的这种变化，使得工商业发展所需要的原材料供应得到极大补充，而无家可归的农民则进一步形成了工商业发展所必须的劳动力来源。这一切还得益于农业生产的发展。试想，如果圈地运动的结果是剩余土地根本养不活这片土地上的人更养活不了附近城市的工商业者。那这样的运动还有没有发生的可能？无论城市的崛起还是庄园经济的专业化都离不开农业技术变革所带来的大量富余食物和劳动力。这也是我们将中世纪农业的发展看做现代化起源的主要原因。中世纪后期，在城市工商业的影响下，封建庄园经济逐渐解体，封建领主越来越意识到工商业所带来的巨大回报，这使得在种植养殖业的专业化之外，乡村手工业也迅速崛起，并和城市手工业形成了竞争局面。这又进一步推动了整个西方世界从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转变。　　中世纪欧洲的王室、贵族、教会构成三足鼎立的利益博弈和权力制衡关系。每一方都无法形成对另外两方的绝对优势。如在1250年，路易九世统治着法国广阔的国土。但王室的领地只占整个国家的约四分之一，其余部分则被分给数十个王公和教士以及几百个较低级的领主。中世纪的历史从某种角度看就是这三股力量不断博弈的历史。城市的崛起，对西欧国家的政治格局造成了重大的影响。被讥讽为“不过是大一点的领主”的各国国王，第一次找到了可以制约各封建贵族和教会的真正依靠对象。城市争取自治的活动得到了国王们的大力支持。二者互相扶持，矛头都指向了封建贵族和教会。与此同时，农奴的大量流失，一方面减少了庄园的劳动力数量，一方面使领主不得不降低农奴的各种赋税和封建义务，这在客观上使封建领主的实力不断削弱。国王与城市结盟，使城市获得了自治权，国王则通过城市的财政和军事支持大大增强了军事武装能力。国王因此和城市建立起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这为其打破下级封建主封闭储备了军事条件。另一方面，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为民族国家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这些都成为欧洲王室用于建立民族国家有力的思想武器。正是在这种此消彼长之中，欧洲王室开始建立起对贵族和教会的绝对优势。1214年布汶战役中，腓力二世完全依靠城市提供的军队获得胜利。打败了英王、弗兰德尔和德意志的封建贵族，最终确立了王权在德意志内部的优势。随着国王在军事上对封建贵族、教会不断取得胜利，西欧各国由封建割据逐渐走向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建立起政令统一的民族国家。1383年，葡萄牙的诺昂起义夺得了王位，并获得了议会授权，建立了集权统治，成为欧洲第一个真正的民族国家。1492年伊莎贝尔女王与国王费尔南德依靠城市、小贵族和教会的支持，消除了封建割据的大贵族势力，成为第二个民族国家。得益于向民族国家的转变，葡萄牙和西班牙开启了大航海时代。在路易十一和查理八世时期，法王消除地方势力，完成了法国领土的真正统一，建立了法兰西民族国家。丹麦人在与瑞典的战斗中失败以后，认为贵族分裂是国家虚弱的原因。1660年，腓烈特三世将行政区从贵族采邑管理改为领薪的文官管理。此后克里斯廷五世颁布了统一的“丹麦法”，废除了中世纪的地方分治法律，建立了丹麦民族国家。不过民族国家也并不都是王权国家。1588年尼德兰北方七省联合成立了荷兰共和国，采取共和制，并由一个共同的行政处理全国事务，成为荷兰民族国家。
　　1.2 不走寻常路的英国　　英国在中世纪欧洲各国当中，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他的王权力量一直比较强大。当西欧大陆普遍认同“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原则时，英国国王却认为“我的附庸的附庸还是我的附庸”。国王在国内可以设立郡、百户、村这样的行政级别，并派驻官员（官员主要派驻到郡一级，称郡长）。在西欧大陆几乎不向国王纳税的背景下，英国的地方官员却可以为国王获得税收。英王的年收入占全国总收入接近20%，而最大的封臣岁入也不过国王的1/5。所以英国贵族并不容易凭借自己的割据势力单独与英王进行对抗。而同时期的法国则完全不同，很多贵族封臣的势力都和法国国王接近。不仅如此，英国大的封臣的封地往往分散在10~20个不同的郡，很难进行有效的力量整合。在英国最重要封臣不是公爵、侯爵这样的大封臣，而是只拥有40~50个骑士领的男爵。男爵最终成为了英国贵族的主要力量。单个男爵又绝对不可能对国王构成威胁。正是这种复杂的局面，导致了英国贵族只能相互团结起来共同与王权抗争，避免国王对封建领主的税收盘剥越来越重。这种团结的方式，就是英国的“议会”。由于国王对下级封建领主的控制力较强，并不太依赖城市的支援，所以国王和城市的关系远不如欧洲大陆那般亲密。实际上国王对城市的压迫也非常严重，这使得城市反而成为了封建贵族依靠的对象。二者结成同盟共同反对王室的压迫。　　英王约翰因为与法国战争的需要，不断加大额外的税收，而战争又屡战屡败，这使得封建贵族与国王的矛盾被激化。封建贵族联合教士、骑士和城市市民对国王发起了武装斗争。战争以王军的失败告终。英王约翰被迫接受封建贵族的“男爵法案”，也就是后来的《大宪章》。大宪章保证贵族和骑士的领地继承权，由贵族和骑士组成王国的“大会议”（也就是英国议会的前身），只有得到这个会议的同意，国王才能向封建主征收额外的税金。从大宪章的内容来看，并没有太多的民主自由涵义，仅仅是国王与封建贵族斗争妥协的产物，是彻底的封建契约。然而这其中却有几点值得我们玩味的地方。首先，这一次，所有阶层都站在了国王的对立面。究其原因，还是源于英国王权的长期强势，既要对封建贵族盘剥，也要对城市盘剥，还要对教会僧侣收税。因此，贵族、教士、城市市民只有联合起来才能与王权相抗衡。这种强势的王权，却造就了一个强大的对立面——代表王权以外所有阶层的利益中枢“议会”。这使得英国的王权在此后受到极大的限制。成为英国没有出现“绝对君主制”的重要原因，这又反过来成为英国王权至今还没有彻底消失的原因。其次，我们发现英国的战争其实是各个阶层进行利益诉求达成妥协的手段，战争的目的并不是要推翻英王的统治，而是要争取自己阶层有利的条件。这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贯穿在西方历史的长河之中。而中国历史上的战争基本上是以政权更迭或建立独立王国为目的。很少能在战争之后达成阶级之间的妥协。再次，《大宪章》的签署是西方契约精神的重要体现。斗争的结果最终是以协议的形式反映到文件的具体条款之中的。尽管英王约翰不久就废除了大宪章。但此后英国议会与王权的斗争全都是以签署新的协议作为结束的标志。最后，在《大宪章》的第三十九条规定：除非经过由普通法官进行的法律审判，或是根据法律行事；否则任何自由的人，不应被拘留或囚禁、或被夺去财产、被放逐或被杀害。根据这个条文的规定，国王若要审判任何一个人，只能依据法律；而不能以他的私人喜好来进行。这是对人身自由的保障，是市民阶层参与反对王权斗争获胜而得到的权利。虽然他不是《大宪章》的核心内容，但这里闪现出的人性光辉将在未来几个世纪被不断放大。直到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英法百年战争爆发前，英国的王权力量有所削弱。在百年战争中一些贵族趁机扩大私人武装，百年战争后，英国也出现了封建贵族割据而王权相对弱小的局面。此后，因王位继承问题而进行的红白玫瑰战争使英国大贵族在自相残杀中锐减，贵族势力再度削弱。最终，兰开斯特血统的亨利?都铎（亨利七世）夺得了王位，建立了统一的英格兰王朝——都铎王朝。并在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父女手中进一步建成中央集权的英格兰民族国家。这时贵族、教会和城市又只有利用议会团结起来整合各阶级力量制约王权，表达各阶级利益诉求。　　无论是王权的增强还是议会对各阶级力量的整合，都在客观上结束了地方封建割据的中世纪社会生态，促进了全国政治统一、市场统一、政令统一，货币统一、文字统一和全国交通网的形成。民族国家的建立为工商业的发展扫清了障碍，大大提高了城市的地位，使国家变得越来越强大。而未能尽快进入统一民族国家行列的德意志和波兰等国，现代化的进程变得非常漫长。
　　2.资本来到世间　　资本主义的诞生，是欧洲崛起最关键的环节。资本家为了在竞争中生存、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推动的生产改进和商业创新像滚雪球一样快速高效的提升了人类社会整体的创造力水平。那些曾令欧洲人高山仰止的东方帝国开始逐渐被抛在脑后。　　2.1 资本主义在欧洲顺利启航　　中世纪末期工商业发展势头遇到一个瓶颈，这个瓶颈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行会。工商业发展要求行为个体有充分的经济自由。在等价交换和自由贸易的原则下通过供需关系所形成的经济规律作为指挥棒，形成在竞争中发展的良性循环机制。行会是城市的基层组织和重要的政治单元，是城市工商业活动管理的主体。在早期，它为维系工商业活动的正常秩序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但让我们再回顾一下行会的特点“它禁止来自外部和起自内部的各种竞争，对劳动时间、产品规格和数量、商品价格、帮工和学徒的人数，都有严格的规定和限制”就发现这其实很象是一种计划经济。随着个体工商业者生产能力的增强，越到后期行会对个体劳动者的生产管理越严格。生怕由于个体的强势打破整个行业的平衡。但这恰恰扼杀了城市工商业的活力。这时候它已经不是在促进生产发展，而成为了经济繁荣的障碍。　　早期的行会内部采取比较平等的方式来处理行会内部事务。会员在身份上一般来说是平等的。但随着经济发展，行会内部逐渐出现了贫富差距，相对平等的会员地位被打破。行会内部的一部分富裕阶层把持了行会的实际权力。受行会中师傅们的种种限制，帮工和学徒的身份逐渐固化，上升为师傅的通道被断绝，城市中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帮工阶层。他们结成“兄弟会”、“伙伴社”等与行东进行斗争，要求提高待遇，缩短工时，经常进行罢工，成为行会内部的不稳定因素。如1350年伦敦剪毛业帮工的罢工和1410年德国康斯坦茨裁缝帮工的罢工。商人的利益和贸易的规模密切相关，也和商品的进价关系很大。但手工业行会限制产量、限制价格竞争的做法，对商人的利益造成很大影响。随着经济的发展很多原料需要进口而很多商品需要出口。由于商人掌握着原料的进出口渠道，使他们有力量通过分化瓦解的方式渗透入手工业行会，富裕的匠师开始或明或暗地不遵守行会章程，摆脱行会的束缚，与商人眉来眼去；受到压迫的帮工阶层也开始和商业资本合作。手工业行会终于在自行分化的过程中被商业的冲击力量攻破。城市行会的会员，逐渐地两极分化，一小部分是富有的匠师和亦工亦商者，一大部分则逐渐沦为城市无产者。到16世纪，英国的行会制度已基本消灭。而欧洲大陆各国的行会制度残存的时间则较长，德国的行会制度到19世纪才逐渐消灭。　　生产条件和产能规模的限制解除之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开始发挥出巨大的作用。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