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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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为什么总挨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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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受伤的多是民企
日10:42  
新财经 易水寒 
到底该如何对待民营企业的“原罪”,目前各种观点莫衷一是,各有道理。有观点认为,大多数民营企业家非但没有“原罪”,甚至还有“原功”,他们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走在了改革的前沿;也有人认为,有罪就是有罪,一些当初不守法的民营企业家即使为社会经济作出了再大的贡献,也是天网恢恢。但是,“原罪”一词到底该如何理解,有罪和无罪之间的红线应如何划定,却没有争论出一个令社会信服的结果。
判定有罪还是无罪是司法机关的事情,我们也应当相信司法机关的鉴别能力和政治智慧,毕竟他们是以法律为准绳办事的,并享有最终解释权。其实,讨论“原罪”的核心并不是一个“罪”字,而是呼唤一种公平和透明。正如本文作者所说:我并不想为这些富豪们叫屈,而是这些事情的发生总是让人不平。
日,民营石油大亨龚家龙突然被湖北省公安厅带走,据说涉嫌金融犯罪。龚家龙的未来不得而知;更不得而知的,还有龚家龙创办的民营油企的命运。
龚家龙被抓前不到一个月,物美集团董事长张文中被有关部门带走协助调查。有媒体称,张文中被调查是因其“抹不掉的原罪”。
在顾雏军案的庭审上。尽管辩方律师为顾雏军作了无罪辩护,顾雏军本人也在庭上声泪俱下地反复强调:“我没有在科龙任职,怎么会挪用科龙的资金?”但从整个庭审情况看,最终宣判结果很可能对其不利。
我并不想为这些富豪们叫屈,这些企业家自身或多或少存在着问题,甚至犯罪的嫌疑。但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大一些,从整个商业环境来看,特别是国企与民企的不同待遇来看,则这些事情的发生总是让人不平。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受伤的多是民企?
民企“原罪”,需要用智慧去思考
2004年的一天,我拜访了山东某服装集团的老总。在酒桌上,这位身家数亿元,拥有世界第一大服装生产基地的老兄借着酒劲吐了不少苦水。他说,现在很多人仇富,说我们第一桶金“不干净”。“我承认,我的第一桶金不光彩。上世纪80年代,当大多数人还在国有企业的机器旁边应付差事的时候,我已经辞职下乡去收购鸡蛋,然后骑车数十里地赶回城里卖。你知道,那时候这叫‘投机倒把’,抓住不杀头也要判十几年。现在,倒卖点鸡蛋还需不需要冒这么大的风险?我就是那时候起家的个体户,没有这‘不干净’的第一桶金,改革开放能来得这么快?经济发展能这么迅速?现在物质生活丰富了,人们口袋里的钱多了,想买什么都能买到了,而我们却有了‘原罪’。”
的确,从大多数民营企业家身上,我们或多或少都能找到各种各样“原罪”的影子,但我们也必须明白,中国的商业环境还缺乏透明和公平,作为企业家,主要责任是让财富增值。也许他们在某一个阶段的违法,在另外一个阶段就成了合法。如何判定这个违法与合法的界限,是需要用智慧去思考的。
就拿顾雏军的案子来说,对于虚报注册资本的指控,顾雏军的辩护律师李贵方认为,当年格林柯尔受让科龙股权,政府希望加快进程并给予协助,旧《公司法》要求无形资本在注册资本中的占比不能超过20%,新《公司法》这一比例已经放宽至70%,顺德格林柯尔当时这一比例为75%。众所周知,绝大多数情况下,法律是滞后于现实的。在原法律已经不适应社会需要,并且已经进行了相应调整后,那么,当初貌似违法的问题,在今天的环境下应该如何评判?我们不能把一个人的未来拴死在那枯燥的法律条文上,因为一个不能让人信服的判例,最终伤害的是整个社会的信心。
民企和国企,谁在伤害国家经济
据统计,截至2004年,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创造的产值为65971.1亿元。同年,民营企业创造的工业产值30898.6亿元,将近国有资产创造价值的一半。与前一年相比,国有资产年增长26.4%,民营企业增长40%。除这些基本数据之外,众所周知,绝大多数国企拥有民营企业不可比拟的垄断优势和资源优势。2005年,国有企业利润总额9047亿元,同比增长25%,再创历史新高。其中,中央企业创造利润6413亿元,占国有企业利润总额的七成以上,且大部分是垄断性企业。以中国石油为例,继2004年利润总额1100多亿元后,2005年利润总额达到1756亿元,占中央企业利润总和的27%,其上市公司以1330亿元净利润,成为亚洲最赚钱的公司。2006年上半年,中央企业实现利润3500亿元,再度增长16%。
国有企业一方面通过垄断不断攫取利润,另一方面,在一些市场竞争激烈的行业,却存在巨大的资产损失。多年来,国有企业的平均亏损面超过45%。2003年,仅中央企业就申报核销了资产损失3178亿元人民币。这相当于其9.2万亿元资产总额的4%左右,3.2万亿元净资产的9.9%。2004年,中央企业清产核资共清出各类资产损失高达3520亿元。2005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亏损企业的亏损额再创历史新高,亏损额1026亿元。在过去几年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也共计核销损失接近2万亿元。
然而,那些享受着垄断优势的国有企业老总头上的光环越来越光鲜,却很少听说有哪些亏损的企业,有人出来承担责任。
经济学家张五常曾经撰文写道:1981年我以白纸黑字写下,中国改革最困难之处,是那些政府可以容易地维护垄断或专利的行业。不幸言中!五年前我说,国企的长远困难不是亏蚀,而是赚钱,因为亏蚀迟早要收档,但赚钱就鼓励政府继续把垄断权维护下去。也不幸言中。
张教授的不幸言中,恰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悲哀。
面对重重门槛,民营企业的激情如何释放
2004年2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亦称《非公36条》)。在这份文件的三十六条意见中,明确了非公经济的社会地位,并承诺鼓励非公经济进入垄断行业、公用设施和基础建设、国防科技、金融服务等领域。《非公三十六条》的颁布,被看做是非公经济春天到来的信号。
仅仅过去一年多,《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的出台,似乎又把这一扇稍稍开启的窗户关死,几个民营企业老总的相继出事,似乎预示着民企的严冬又要到来。
几乎所有人都明白,凡是在垄断的行业中,总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相反,在那些开放的行业中,由于民营企业的介入,却不断做出令人振奋的成绩。无论是制造业、服务业还是高科技行业,民营企业的佼佼者们都能够与国际大企业同台竞争,上演出一幕幕精彩的民族经济振兴大戏。
在中央电视台的大型纪录片《大国崛起》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经济腾飞的清晰脉络。几乎所有崛起的大国政府,都不遗余力地鼓励民间力量创新与扩张,都无一例外地重言守诺。有了政府的支持和鼓励,民间的聪明才智和社会创造力被空前地激发出来,形成了两百多年来一幅波澜壮阔的大国画卷。
我们可以骄傲地说,中国用了三十年时间走过了西方大国二百年走过的道路。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离真正的崛起还远得很。小河没水大河干,小河有水大河满,这一自然界不容篡改的真理,还没有真正深入人心。民间经济的力量不断受到打压,激情和能量无处得到释放,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向前发展的速度。
如今,民营企业还没有爬过垄断的门槛,“原罪”的门槛又被钉在了前面。不知道中国的民营企业还需要爬过多少道门槛,才能真正挺起胸膛自豪地说:“我们是中国崛起的力量!”[责任编辑:apple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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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终于承认:人不总是理性的
图片来源:《头脑、社会和行为》#政见专栏#本文摘要:经济学界和政策界终于选择正视一个再也简单不过的常识:人不总是理性的。◎ 王韬 / 政见观察员世界银行最近发布了一份报告,题为《头脑、社会和行为》。一句话总结这份报告的意义就是,经济学界和政策界终于选择正视一个再也简单不过的常识:人不总是理性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体验理解这一点毫无难度,但社会科学家尤其是经济学家对此置若罔闻、视而不见已久,很多人不喜欢这个结论,也不愿意相信这一点。其实,不承认这一点没关系,但关键在于:经济学家秉持这样的信念来制订和实施政策。有不少批评认为,世界银行的专家们一直以来依据过分简单化的行为假设来实施发展项目。在各种理论上可行却遭遇水土不服、效果大打折扣的发展项目遭遇批评之后,世行终于选择反思一下。之所以改变态度,用报告的说法就是,过去几十年大量的实证行为研究总算提供了比较充分的证据,证明人不是按照经济学里完美的理性人行事的。报告在第一章就为经济学做了有趣的辩护。“从亚当?斯密起,经济学就在探索心理和社会对人决策的影响。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认识到 '货币幻觉'——从名义而非实际来思考货币价值,并且将其运用在解决长期失业的解决方案上。他同样认识到很多长期投资反映出 ‘动物精神’——直觉和情感,而不是冷静的精算。纲纳?缪达尔(1974 年与哈耶克一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曾是研究文化停滞的学生。赫伯特?西蒙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说人每次只能处理有限信息,因此无法权衡所有的成本收益,衡量所有可能的结果。艾尔伯特?赫希曼则强调人们具有复杂的动机,他们珍视合作和忠诚。”报告接着说,“然而,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到保罗?萨缪尔森和其他人的研究,都存在着 '拒绝享乐的、内省的和心理的因素的倾向'(萨缪尔森 1938 年语)。而在著名论文《论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1953)中,米尔顿?弗里德曼也说经济学家可以放心地忽略心理因素对于市场结果的影响。经济个体可以被当作是冷静、理性、完全自利的人,因为如果人们不这样,就会被这样行事的个体淘汰出市场……”报告想说,不是说经济学家不想研究非理性,只是此前没有足够的行为证据提供支持。这样的辩护不是完全没道理。经济学界内部对人是否理性的确有长久的分歧。早期的思想家对于人的心理因素和道德情感都有强调,近年来行为经济学派也与主流经济学有所分流。尽管如此,整体而言,如此辩护有避重就轻之嫌,截至目前,关于人的行为特征的认识分歧仍然无法弥合,纯理性主义的追随者依旧狂热一一最重要的是,他们仍然占据主流。撇开这些 “指控” 不谈,从内容上看这份报告倒是颇具诚意,值得细读。整个报告比较系统地梳理了近几十年行为、心理和认知研究的主要成果,参考了大量最新的神经科学、心理学、行为经济学的研究。为撰写这份报告,世行也征求了数百位相关领域的专家意见,近年来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研究颇丰的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担任了顾问,其他一些知名的行学者,比如哈佛大学法学教授凯斯?桑斯坦等人也都位列其中。报告指出,完美的理性人假设人们在掌握完全信息的情况下进行计算机式的最大化决策。但事实上,我们的思维有三个截然不同的特征,自发式的思考(Think automatically),社会化的思考(Think socially),以及模式化的思考(Think with mental models)。说得更直白些,就是人们常常依靠直觉而非蓄意的思考作出决策,并且会受到他人行为和社会环境的影响,而且思维总是基于固定的模式。第一点,直觉式的思维。对这一点最重要的研究来自 2002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其实卡尼曼本来是心理学家,后来经济学界把他当作了自己人,他就成了行为经济学的主要人物。卡尼曼和其他一些研究者发现。人们的思维存在两套系统。一套快,一套慢,一套无意,一套刻意。慢系统负责刻意的、理性的、计算式的决策,而快系统则是非刻意的、基于直觉和经验快速做出的反应。无论我们承认与否,人们的许多决策都是基于直觉系统作出的。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生活习惯:喝咖啡还是喝茶,其实并不经过脑子。而除了这些无关紧要的生活中的行为,许多至关重要的决策也同样受到直觉系统的影响。第二点,社会化的思维。传统假设将每个人都视作冷静理性的自利行动者,但事实上我们的行为深刻地受到社会环境、社会规范和文化的影响。将人性视为同质化的自利个体、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以此达到了高度的抽象。但真实的情况是,特定的社会环境会极大地增加人动机和行为的复杂性。在传统的理性自利假设下,无处不在的搭便车让合作无以为继。但行为学家在多个国家的研究则发现,在所有的国家,人们的行为都与搭便车理论的预测不符,而且不同文化中人们的合作行为存在差异。第三点,模式化的思维。理解这一点很简单,只需要想一下无处不在的成见和标签化的认知。看到新事物,人们倾向于迅速地通过归纳类别、身份、简单的概念、贴标签来认识并且进行阐释。而这些模式化的认知,又根深蒂固地受到特定的文化和信念体系的塑造。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不能简单地认为人们会全面、无偏地摄取外界信息并且做出最优决策,相反,我们往往会在不经意间过滤信息,选择性地接受。在总结了上述人的行为和认知特征之后,报告对各类世界银行的发展项目逐个做了反思。众所周知,世行一直致力于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扶贫、儿童健康以及家庭金融等各个领域的支持,但也因为其特定的政策立场和并不十分成功的干预而遭受批评。不过报告认为,有关人类行为的研究成果将为各种干预策略带来启发。在最后一部分,报告则探讨了上述研究对项目实施官员的具体实践有何指导意义。虽然这份报告的内容和形式令人耳目一新,也受到不少好评,但是这并非将行为研究引入公共政策实践的最早尝试。早在 2010 年,英国政府就成立了一个直接向首相负责的工作小组,名为行为洞见团队(Behavioural Insights Team)运用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为英国政策提供建议。但结果不出所料,在一个对个人自由威胁极度敏感的民主国家,民众完全有理由担忧这样的 “干预” 变成 “操纵”。最终,这一机构私有化变成一家独立的咨询公司。这样的担忧其实也完全适用于世行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发展实践。如果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能够回归人性的常识,这当然是可喜的。但好消息也有可能是坏消息,对人的非理性的研究会不会又产生新的傲慢和谬误?此外,正如英国民众担心的,我们如何保证这样的研究不被滥用呢?最新合辑下载:Dropbox:http://goo.gl/DSi8XY豆瓣阅读:http://t.cn/R7TKiCP百度网盘:http://t.cn/R7YvMHe回复1114可见:“APEC蓝” 背后: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社会责任回复1017可见:政绩不够,数字来凑;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回复0730可见:“小步快跑”:官员晋升的密钥我们是政见(CNPolitics),欢迎关注,也欢迎分享到朋友圈或转发给好友。政见出品的内容均为原创,个人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及网站链接 CNPolitics.org;媒体机构(含各类网站及微博、微信平台)转载请联系授权:Webmaster@CNPolitics.org。欢迎推荐或自荐研究成果,来稿请致上述邮箱。回复日期可浏览当日文章,如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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