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第一文，火爆的襄阳打工婶《我是范雨素》原文
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
我是湖北襄阳人，12岁那年在老家开始做乡村小学的民办老师。如果我不离开老家，一直做下去，就会转成正式教师。
我不能忍受在乡下坐井观天的枯燥日子，来到了北京。我要看看大世界。那年我20岁。
来北京以后，过得不顺畅。主要因为我懒散，手脚不利索，笨。别人花半个小时干完的活，我花三个小时也干不完。手太笨了，比一般的人都笨。上饭馆做服务员，我端着盘子上菜，愣会摔一跤，把盘子打碎。挣点钱只是能让自己饿不死。
我在北京蹉跎了两年，觉得自己是一个看不到理想火苗的人。便和一个东北人结婚，草草地把自己嫁了。
结婚短短五六年，生了两个女儿。孩子父亲的生意，越来越做不好，每天酗酒打人。我实在受不了家暴，便决定带着两个孩子回老家襄阳求助。那个男人没有找我们。后来听说他从满洲里去了俄罗斯，现在大概醉倒在莫斯科街头了。
我回到了老家，告诉母亲，以后我要独自带着两个女儿生活了。
童年，我和小姐姐俩人脚对脚躺床上看小说。眼睛看累了，就说会儿闲话。我问姐姐：我们看了数不清的名人传记，你最服的名人是哪个？小姐姐说：书上写的名人都看不见，摸不着，我都不服气，我最服的人是我们的小哥哥。
我听了，心里不以为然。是呀，书上的名人是看不见，摸不着。但我们生活中能看见摸着的人，我最服气的是我的母亲。小哥哥无非就是个神童罢了。
我的母亲，叫张先芝，生于日。她在14岁那年，因能说会道，善帮人解决矛盾，被民主选举为妇女主任。从1950年开始干，执政了40年，比萨达姆、卡扎菲这些政坛硬汉子的在位时间都长。不过，这不是我服气母亲的原因。
母亲只有几岁的时候，伪爷（外祖父）把她许配给房子连房子的邻居，就是我的父亲，以后母亲就能帮衬我的舅舅了。我的父亲年轻时是个俊秀飘逸的人，可父母亲的关系一点也不好，他们天天吵架。
从我记事起，我对父亲的印象，就是一个大树的影子，看得见，但没有用。父亲不说话，身体不好，也干不了体力活。屋里五个娃子，全靠母亲一个人支撑。
我的母亲是生在万恶旧社会的农村妇女，没有上过一天学。但我们兄妹五人的名字都是母亲取的。母亲给大哥哥起名范云，小哥哥起名范飞。希望两个儿子能成人中龙凤，腾云驾雾。母亲给我们仨姐妹的名字起得随意多了。大姐姐叫范桂人，意思是开桂花的时候成人形的。小姐姐是开梅花的时候生的，应该起名叫梅人，但梅人，谐音“霉人”，不吉利。妈妈就给她起名范梅花。我是最小的娃子，菊花开时生的，妈妈给我取名范菊人。十二岁那年，我看了当年最流行的言情小说《烟雨濛濛》，是琼瑶阿姨写的。便自作主张，改了名字，管自己叫范雨素。
大哥哥从小就有学习自主性，但没有上学的天赋。每天夜里，舍不得睡觉地学习，考了一年，没考上大学，复读了一年，还是没考上。大哥哥生气了，说不通过高考跳农门了。大哥哥要当个文学家跳农门。我们家是个很穷的人家，两个姐姐的身体都有残疾，长年累月看病，家里穷得叮叮当当响。可是因为大哥哥要当文学家，当文学家要投资的。大哥哥把家里的稻谷麦子换成钱，钱再换成文学刊物、经典名著。没有了粮食，我们全家都吃红薯。幸运的是，妈妈的五个娃子没有一个是饿死鬼托生的，也没有一个娃子抗议吃得太差。
大哥哥又读又写了好几年，没有当成文学家。身上倒添了很浓的文人气息，不修边幅，张口之乎者也。像这样的人，在村里叫做“喝文的人”，像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一样，是被人鄙视的。
但是，大哥哥和孔乙己有不一样的地方，大哥哥有我们英勇的母亲。因为母亲的缘故，没有人给大哥哥投来鄙视的目光。
母亲口才很好，张嘴说话就有利口覆家邦的架式。她长期当媒人，在我们襄阳被人喊作“红叶”。母亲当红叶不收一分钱，纯粹是做好事，用现在的词语叫志愿者。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农村，家家都有好几个娃子，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像母亲这样的人，是最受欢迎的人才。
大哥哥没当成文学家，没跳出农门，这不是要紧的事。但大哥哥需要结婚，这是大事。像大哥哥这样类型的人，在村里被人叫作文疯子，说不上媳妇。可是我们有厉害的妈妈，她向来能把黑说白，能把大哥哥的缺点说成优点。凭着母亲的凛凛威风，我们这穷得叮当响的人家，给大哥哥找了一个如春天的洋槐花一般朴实的妻子。
结了婚的大哥哥依然迂腐。他对母亲说，村官虽小，也是贪官污吏的一部分，他让母亲别当村官了，丢人现眼。那时候，我虽然年龄小，也觉得大哥哥逗，哪里有每餐啃两个红薯的贪官污吏？
但是，母亲什么也不说，辞掉她做了四十年的村官。
大姐姐生下来五个月，发高烧，得了脑膜炎。当时交通不方便，母亲让跑得快的舅舅抱着大姐姐往四十里外的襄阳城中心医院跑。住上了院，也没治好大姐姐的病。大姐姐不发烧了，智障了。
据母亲说，是打针药时下得太重了，大姐姐药物中毒了。
大姐姐傻了，可母亲从不放弃。母亲相信自己能改变这个事实，她相信西医，相信中医，相信神医，不放弃每一个渺茫的机会。经常有人来家里报信，说哪个地方，有个人成仙了，灵了。母亲便让父亲领着大姐姐讨神符，求神水喝。讨回来的神符烧成灰，就着神水，喝到大姐姐的肚子里。一次次希望，一次次失望。母亲从来没放弃过。
小姐姐的小儿麻痹症，一直治到12岁，腿开了刀，才慢慢好转。
母亲生了五个娃子，没有一个省心。
曾经的我很膨胀。
我是母亲年近四十岁生的唯一健康的小女儿。我的童年，母亲忙得从来不管我。我在六七岁时，学会了自己看小说。这也不是值得夸耀的事，我的小姐姐和大表姐都能看一本本砖头厚的书。童年唯一让我感到自豪的事，就是我八岁时看懂一本竖版繁体字的《西游记》，没有一个人发现过，也没有一个人表扬过我。我自己为自己自豪。
我那个年龄，很容易骄傲。我的成绩一直是班上最好的。我上课时，从来没听过课，脑子里把看过的小说自编自导一遍。一本叫《梅腊月》的小说，在我脑子里导过一千遍。
我上小学的年代，文学刊物刊登得最多的是知青文学，里面全是教人逃火车票，偷老乡青菜，摘老乡果子、打农户看门的狗，炖狗肉吃的伎俩。
看这些小说，我感到一餐啃两个红薯的生活是多么幸福呀。不用偷，不用抢，也没有人打我，还有两个红薯吃，还能看闲书。少年的我，据此得出了一个道理：一个人如果感受不到生活的满足和幸福，那就是小说看得太少了。
我不光看知青文学，还看《鲁宾逊漂流记》、《神秘岛》、《孤星血泪》、《雾都孤儿》、《在人间》、《雷锋叔叔的故事》、《欧阳海之歌》、《金光大道》。通过看小说，我对中国地理、世界地理、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了如指掌。只要报一个地名出来，我就知道在世界上哪个大洲。说一条河流出来，我能知道它流向地球上的哪一个大洋。
我十二岁了，我膨胀得要炸裂了。我在屋里有空白的纸上，都写上了“赤脚走天涯”。在十二岁那年的暑假，我不辞而别，南下去看大世界了。
选择南下，是因为我在1982年的一本杂志上，看见一个故事。北京有一个善人，专门收养流浪儿。她在冬天收养了一个流浪儿，那个孩子冬天睡在水泥管道里，把腿冻坏，截肢了。我对这个故事印象深刻，知道如果去北京流浪，会把腿冻没了。
我按照知青小说教我的七十二道伎俩，逃票去了海南岛。那里一年四季，鲜花盛开。马路上有木瓜树、椰子树。躺在树下面，可以吃木瓜，喝椰汁。我吃水果吃腻了，就上垃圾桶里找吃的。小说里的主人公都是这样生活的。头发很短，脏兮兮没洗脸的我，看着像一个没人理睬的流浪男孩。人贩子辨认不出我的性别，也没盯上我。
可这种日子会过腻的。没有学校读书，没有小说看，也没有母亲。我在海南岛上浪荡了三个月，决定打道回府。一路逃票，回到了家乡，回到了母亲身旁。
一回到家，只有母亲还用慈祥的眼神爱着我，父亲和大哥哥对我恨之入骨，说我丢了他们的人。村里，年长的族兄找到了母亲，说我丢了整个范家的脸面，让母亲把我打一顿，赶出去。
这时候，十二岁的我清醒过来。在我们襄阳农村，儿娃子（男孩）离家出走几天，再回来，是稀松平常的事。而一个娘娃子（女孩）只要离家出走，就相当于古典小说的私奔罪。在我们村里，从来没有女孩这么做，我离家出走，成了德有伤、贻亲羞的人。
我没脸见人，也没脸上学了。最关键的是，我也没勇气流浪了。怎么活下去？活下去是硬道理。
母亲并没有抛弃我。这个时候，我的神童小哥哥已读完大专，成了智商、情商双高的人才，当了官。母亲支使神童哥哥为十二岁的我谋了一份民办老师的工作，让我在一个偏远的小学教书，安顿了我。
荏苒岁月颓。转眼间，母亲的孩子们全成了成年人了。母亲为我的大姐姐求医问药了二十年，还是没治好大姐姐的病。大姐姐在二十岁那一年，发了一次高烧，医治无效，死了。
小姐姐长大后，成了乡下中学教语文的老师。在学校教书时，小姐姐的才子男朋友去上海另觅前程了。脑子里有一万首古诗词内存卡的小姐姐恨恨地说：“一字不识的人才有诗意。”小姐姐找了一个没上过一天学的男文盲，草草地打发了自己。
大哥哥还在村里种地，锄头、镢头、铁锨，把大哥哥要当文学家的理想打碎了。大哥哥现在只种地了，过着苦巴巴的日子。再也不搔首问天，感叹命运多舛。
少年得志的小哥哥，在40岁那年，迷上了赌博。可能因为官场运气太好，小哥哥在赌场上只一个字，输。输钱的小哥哥借了高利贷。很快，还不起债了，他每天都在腾、挪、躲、闪着追债人。官也被撤了。
世态炎凉，小哥哥没有朋友了，没有亲戚了。小哥哥在深夜里，在汉江二桥上一遍遍徘徊。
这时候，母亲站了出来，她一遍遍劝慰小哥哥。母亲说四十岁的儿子，是个好娃子。这不是小哥哥的错，是小哥哥当官的朋友把小哥哥教坏了。
母亲说，对不起小哥哥，那时没有让年幼的小哥哥复读一年。如果复读了，考上了大城市里的大学，到大城市当官，大城市的官员素质高，不会教坏小哥哥，小哥哥就成不了赌鬼了。母亲说，人不死，债不烂，没什么好怕的，好好地活下去。有母亲的爱，小哥哥坚强地活着。
我离开对我家暴、酗酒的男人，带着两个女儿回到襄阳，母亲没有异样，只是沉着地说，不怕。但大哥哥马上像躲瘟疫一样，让我赶紧走，别给他添麻烦了。
按照襄阳农村的传统，成年的女儿是泼出去的水，母亲没有帮助我的权力。母亲是政治强者，但她不敢和中国五千年的三纲五常对抗。爱我的母亲对我说，我的大娃子不上学了，不要紧，母亲每天会求告老天爷，祈求老天爷给她一条生路。
这个时候，我已明白，我没有家了。我们农村穷苦人家，糊口尚属不易，亲情当然淡薄。我并不怨恨大哥哥，但我已明白，我是生我养我的村庄的过客。我的两个孩子更是无根的水中飘萍。这个世界上只有母亲爱着我们了。
我带着两个孩子来到京城，做了育儿嫂，看护别人的孩子，每星期休一天。大女儿在东五环外的皮村，在出租屋里看护小妹妹。
我运气真好，我做育儿嫂的人家是上了胡润富豪排行榜的土豪。男雇主的夫人生的两个孩子，已是成年人了。我是给男雇主的如夫人看护婴儿的。
男雇主的如夫人生了一儿一女，大儿子在国际学校上学前班，小女儿是刚三个月的小婴儿。男雇主给大儿子雇了一个少林武校毕业的武术教练，在自己家盖的写字楼里辟出了一块三百个平方的场地，装上了梅花桩，沙袋，单双杠...... 给庶子一个人使用。除了学武，又找了一个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学霸，做家庭教师，包吃住，负责接送孩子，指导孩子写作业，领着孩子去习武，还教六岁的孩子编程序。
我只负责三个月的小女婴。小婴儿睡觉不踏实，经常半夜三更醒来。我跟着起来给孩子喂奶粉，哄她入睡。这时，我就想起我在皮村的两个女儿。晚上，没有妈妈陪着睡觉，她俩会做噩梦吗？会哭？想着想着，潸然泪下。还好是半夜三更，没人看见。
女雇主比男雇主小25岁。有时我半夜起来哄小婴儿，会碰到女雇主画好了精致的妆容，坐在沙发上等她的老公回来。女雇主的身材比模特曼妙，脸比那个叫范冰冰的影星漂亮。可她仍像宫斗剧里的娘娘一样，刻意地奉承男雇主，不要尊严，伏地求食。可能是她的前生已受够了苦，不作无用的奋斗。
每每这时，我就会恍惚，不知道自己是活在大唐盛世，还是大清帝国，还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可我没有特异功能，我也没有穿越过呀！
大女儿交了两个同龄的不上学的朋友。一个叫丁建平，一个叫李京妮。丁建平来自甘肃天水，丁建平不上学是因为妈妈抛弃了爸爸，爸爸生气。爸爸还说，公立学校不让农民工的孩子上，上学只能到打工学校上，这样的学校一学期换好几个老师，教学质量差。反正上不成个器，就省点钱不上。
李京妮不上学，是因为她的爸爸在老家有老婆孩子，可还去骗李京妮的妈妈，生了李京妮。李京妮的妈妈发现受骗后，气走了。也不要李京妮了，爸爸是个善良的人，没有抛弃李京妮。可爸爸说，李京妮是个户口也没有的黑孩子，城里的打工学校，都是没办学资格的黑学校，娃子们在里面上，没有教育部的学籍，回老家也不能上高中考大学。李京妮是黑人，没必要再上这黑学籍的学校，来个双料黑。
我心想，这倒霉催的教育部，谁定的这摧残农民工娃子的政策呢？报纸上说，教育部这样做，是为了不让下面的学校虚报人数，冒领孩子的义务教学拨款。可教育部为什么不弹劾吏治，非要折磨农民工的娃子？
有母亲在求告老天爷，我的两个孩子健康快乐地生长。三个大孩子一起看护一个小孩子，很轻松，孩子们每天都好得很。三个孩子，每天对着小女儿唱“我们的祖国像花园，花园的花朵真鲜艳”，唱得眉飞色舞，玩得欢天喜地。
我所居住的北京皮村是一个很有趣味的村子。中国人都知道，京郊农民户户都是千万富翁，他们的房产老值钱了。土豪炫富都是炫车炫表，炫皮包，炫衣食。这些炫法，我们皮村都不屑。我们皮村群众炫的是狗，比谁家养的狗多。我在皮村认识的工友郭福来是河北吴桥人，在皮村做建筑工，住在工棚里。皮村的一位村民，每天领着一支由十二只狗组成的狗军队，去工棚巡视，羞辱住在工棚里的农民工。郭福来冷冷地写了一篇《皮村记狗》，发表在《北京文学》，表达农民工的心声。
我的房东是皮村的前村委书记，相当于皮村下野的总统。房东是政治家，不屑养狗部队，只养了两条狗。一只苏格兰牧羊犬，一只藏獒。房东告诉我，苏格兰牧羊犬是世界上最聪明的狗，藏獒是世界上最勇猛的狗。最聪明的狗和最勇猛的狗组成联盟，他们是天下无敌。我的孩子，住在皮村下野总统的府邸，享受着天下无敌手的安保，我和孩子都感到生活很幸福。
大女儿学会了看小说后，我陆陆续续去潘家园，和众旧货市场，废品收购站，给大女儿买了一千多斤书。为啥买了这么多呢？有两个原因，一是论斤买太便宜，二是这些进过废品收购站的书太新了，很多都没有拆下塑封。一本书从来没有人看过，跟一个人从没有好好活过一样，看着心疼。
我原来没写过文章，如今，我有时间就用纸笔写长篇小说，写我认识的人的前世今生。 我上学少，没自信，写这个是为满足自己。长篇的名字，我想好了，叫《久别重逢》。它的故事不是想象，都是真实的。艺术源于生活，当下的生活都是荒诞的。文章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考证。对这篇自娱的长篇小说，我总是想着写得更好。
皮村“工友之家”文学小组开课，我听了一年。那一年有空听，是因为小女儿要看管，我在和皮村相邻的尹各庄村找了份在打工学校教书的工作。打工学校工资低，是个人就要。一个月给一千六。后来，小女儿大点儿，可以独立上学，独立回家，独立买食物。我就没再教书了，去做育儿嫂，一个月给六千多，只每个星期回来看一次小女儿，没再去工友之家了。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麻木，懦弱的人。我一直看报纸，不求甚解地闲看。如果把这几十年的新闻连起来看，你会发现，在没有农民工进城打工之前，就是约1990年之前，中国农村妇女的自杀率世界第一。一哭二闹三上吊嘛。自从可以打工，报纸上说，农民女人不自杀了。可是又出现了一个奇葩词汇，“无妈村”。农村女人不自杀了，都逃跑了。我在2000年看过一篇“野鸳鸯最易一拍两散”的报道，讲的是异地联姻的农民工婚姻太脆弱了。逃跑的女人也是这样异地联姻的女人。
在北京这样的城中村里，这样没妈的农民工的孩子也很多。可能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的缘故。我的大女儿交的两个朋友，都是这样的孩子。他们的命运基本上也是最惨的。
我的大女儿跟着电视里的字幕，学认字，会看报看小说了。后来，大女儿在小妹妹不需要照顾后，在14岁那年，从做苦工开始，边受苦，边学会了多项手艺。她今年20岁，已成了年薪九万的白领。相比较，同龄的丁建平、李京妮，因为没有亲人为他们求告老天爷，他们都变成了世界工厂的螺丝钉，流水线上的兵马俑，过着提线木偶一样的生活。
凡是养过猫，狗的人都知道，猫狗是怎么护崽。同理，人是哺乳动物。抛弃孩子的女人都是捧着滴血的心在活。
我在多年的打工生活里，发现自己不能相信别人了，和谁交往都是点头之交，有时甚至害怕和人打招呼。我对照心理学书籍给自己治病，得的叫“社交恐惧症”，也叫“文明恐惧症”，一旦恶化，就成“抑郁症”了。只有爱心才能治疗。我想到母亲对我的爱，这个世界上永远只有母亲爱着我，我每天都使劲这样想，我的心理疾病没有恶化。
今年，母亲打电话告诉我，我们生产队征收土地，建郑万高铁的火车停靠站。我和女儿还有大哥哥一家子户口都在村里，有土地。村里征地，一亩地只给两万二千块，不公平。队长贴出告示，每家要派个维权代表，上政府告状，争取自己的利益。大哥哥也出门打工去了，我们家的代表只能母亲来当。
母亲告诉我，她跟着维权队伍，去了镇政府，县政府，市政府。走到哪里，都被维稳的年轻娃子们推推搡搡。维权队伍里，队长六十岁，是队伍里年龄最小的，被维稳的年轻娃子们打断了四根肋骨。母亲八十一岁了，维稳的年轻人是有良心的，没有推她，只是拽着胳膊，把母亲拉开了，母亲的胳膊被拽脱臼了。
一亩地，二万二就全部买断。人均地本来就很少，少数不会打工的人，怎么活下去？没有当权者愿意想这些，没有人愿意想灵魂。神州大地的每个旮旮旯旯都是这样，都认命了。
一想到在正月的寒风里，八十一岁的老母亲还在为她不成器的儿女争取利益，为儿女奔走。我只能在这里，写下这篇文字，表达我的愧疚，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我能为母亲做些什么？母亲是一个善良的人。童年，我们村里的一大半人都找茬欺负我家房后那些因修丹江口水库搬到我们村的钧州移民。钧州最出名的人叫陈世美，被包青天铡了。钧州城现在也沉到了水底。我的母亲，作为这个村子里的强者，金字塔尖上的人，经常出面阻止别人对移民的欺侮。在我成年后，我来到大城市求生，成为社会底层的弱者。作为农村强者的女儿，经常受到城里人的白眼和欺侮。这时，我想：是不是人遇到比自己弱的人就欺负，能取得生理上的快感？或者是基因复制？从那时起，我有了一个念头，我碰到每一个和我一样的弱者，就向他们传递爱和尊严。
活着总要做点什么吧？我是无能的人，我是如此的穷苦，我又能做点什么呢！
我在北京的街头，拥抱每一个身体有残疾的流浪者；拥抱每一个精神有问题的病患者。我用拥抱传递母亲的爱，回报母亲的爱。
我的大女儿告诉我，她上班的文化公司，每天发一瓶汇源果汁。大女儿没有喝饮料的习惯，每天下班后，她双手捧着饮料，送给公司门口、在垃圾桶里拾废品的流浪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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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搜狐热点“襄阳路”涅槃——中国四大服饰市场调查-搜狐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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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阳路”涅槃——中国四大服饰市场调查
时间：日08:56
【来源：新民周刊】
第1页:“襄阳路”涅槃第2页:襄阳路：曲尽情未了第3页:北京有条秀水街第4页:杭州武林路：梦开始的地方第5页:汉正街：“复兴运动”风起云涌第6页:让钻石真正发出璀璨光芒　　襄阳路：曲尽情未了
　　有形的襄阳南路市场已经消失，“襄阳客”、”襄阳迷”以及寄生在襄阳路市场的“小人物”们各自寻找着属于自己的新的生存环境与方式。
襄阳南路市场沉浮留下的思考是：你是一直模仿下去，乐此不疲；还是把模仿成为实现超越而迈出的第一步？
　　撰稿／杨 江（记者） 梅璎迪
　　6年沉浮终落幕，6月30日，襄阳南路市场，这个淮海路上极具争议的“商业神话”、“平民时尚地标”真正远去了。
　　“如果襄阳南路市场的繁荣离不开假冒名牌的话，那么，我们宁可不要这样的畸形繁荣。”这是上海市知识产权局局长陈志兴在一次会议上的公开表态。
　　在这个夏季，襄阳南路市场的关闭远远超出了它本身的意义，成了一个彻底的国际热点。
　　有人说，这是上海在保护知识产权、打击侵权行为方面挥出的一记重拳；也有人说，襄阳南路市场是一面镜子，折射出了中国现阶段知识产权保护的真切现状，它好比一块试金石，检验着政府对待知识产权的认知和保护程度。
　　从华亭路到襄阳南路，下一个轮回它会以怎样的方式重新投胎？它经营成功的“秘诀”是否值得借鉴？还有，襄阳南路市场所代表的“草根阶层”消费文化，最终会在什么地方找到合适的生存之地？
　　“襄阳客”，路在何方？
　　日晌午，骄阳似火，关闭后的襄阳南路市场喧嚣不再。按照计划，三天后这里将清场腾地完毕。位于浦东地铁二号线科技馆站的亚太盛汇广场，阵阵刺耳的电钻声吸引过往行人驻足而望。这个临近开张的地铁广场，超过九成的商铺仍在装修，油漆的味道一直飘进售票厅。
　　夏腊生的店铺已经开始试营业了，十几平方米的店内挂满了时装与各式箱包，他的名片背后印着“ew iangyang arket”（新襄阳市场）的英文字样。襄阳南路市场关闭后，874间商铺有近三分之一的店主搬至亚太盛汇广场，“我在这里租了三个店铺！”夏腊生说。
　　这个今年只有32岁的安徽男子已经在服装市场闯荡多年，“北有秀水街，南有襄阳南路”，夏腊生对此深有感触。出身农家的夏腊生在北京、上海这两座城市都做过建筑工，2000年，他与人合伙在北京的老秀水街置办了一家服装店，“店铺实在太小，没法发展。”2002年，正是襄阳南路市场鼎盛开始时，夏腊生卖掉了在秀水街的家当转战上海。
　　他在襄阳南路市场区租了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铺子经营服饰，生意出奇地红火。襄阳南路上更多的是商业奇迹，却也免不了沉浮没落，半年后，他又从别人手里盘下了另一家店铺。
　　现在被各界广为惊叹的襄阳神话是：日均客流5万人次，节假日更至12万人次，每年营业额达到四五个亿，上缴税收2000多万元。
　　这个神话具体到夏腊生身上就是：每年店租都在成倍增长：2002年两家店铺年租金20多万元，一年后是50多万元，至2004年已是80多万元。
　　这在襄阳南路市场并不是最贵的，因为一铺难求，一些早期的“襄阳客”开始转手店铺，传闻有些店铺经手七八回合后租金甚至超过周边的淮海路。
　　夏腊生不肯透露到底每年能有多少收银，但他说这点店租不是问题。“80％的生意都是老外的。”襄阳南路市场宛若一个小型的国际社区，它的一大奇观是，无论是三四十岁的农村上来的女人还是二十岁出头的乡村小伙，在襄阳南路一段时间后，都“精通”外语，只有小学文化的夏腊生也自学成才“会”了六国语言。
　　对于襄阳南路市场的关闭，“襄阳客”们倒比外界想象的要平静许多。“年年都传要拆迁，这里本身就是一个临时市场。”
　　自从年初上海市政府表态襄阳南路市场是撤销而不是搬迁后，所有的店主都开始着手过渡，一边另谋市场，一边襄阳南路的生意如常。即便6月30日市场关闭这天，除了一些过时、过季的衣物被甩卖外，襄阳南路市场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跳水销售，相反，一些商品的价格不降反升。
　　夏腊生们心知肚明，假名牌是襄阳南路市场引起争议的主要原因，去年，中美知识产权圆桌讨论年会从北京开到上海，襄阳南路市场就是话题之一。一些服饰和小商品市场销售假冒外国名牌商品，占了商标侵权案件总量的近八成。
　　“即便不是市场临时占用土地使用期限以及与出租方的合同到期，关闭也是必然的。”夏腊生说，“襄阳客”们早有准备，“大家都意识到这回是要来真格的了，都抢在关闭前把新店铺的名片发送给老客户。”
　　除了亚太盛汇，还有部分“襄阳客”搬迁至七浦路服装市场与龙华的一座旧厂房，此前，来自全市的9家市场展开了一场“襄阳客”的争夺战。记者了解，另有部分“襄阳客”早已赚得盆满钵满，在襄阳南路周边盘下了新的店铺，紧邻襄阳南路的长乐路上，短短2公里就已汇集了近150家时尚服饰、配件、创意生活情趣商铺。
　　上海地铁广场资源丰富，静安伊美时尚广场等处也已有了“襄阳客”的身影，当然，在“襄阳客”成为沪上各大市场争抢的“香馍馍”时，也被戴上了“金箍”。上海市已明确表态绝不允许出现第二个襄阳南路市场，政府将保持长期打击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态势。今后，政府将不会直接管理个体商户，而是通过市场的经营者来管理，市场经营者对售假名牌负有连带责任，自然会对售假名牌的个体商户有所限制。
　　夏腊生们已经收到了亚太盛汇管理方关于一旦售假将“清理门户”的通知并签进协议。他在琢磨，这一连串的政府动作，是否意味着正本清源的开始，复制襄阳路的商业模式显然已经行不通，就连套用“新襄阳市场”的概念实际上也已违规。
　　其实，襄阳路市场不是上海独有的现象，类似襄阳路、秀水街这样的小商品市场，在全球范围内都有，比如韩国的明洞，在满足了消费者一部分需求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可回避的侵犯知识产权问题。
　　有人说，这是经济起飞的国家和地区在发展中都会经历的事情，但问题是，你是一直模仿下去，乐此不疲；还是把模仿成为实现超越而迈出的第一步？
　　夏腊生和他的伙伴们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其实襄阳路的发展过程中已经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在襄阳路市场没有绝对好与不好的市口，唯一不败的法宝便是经营内容的特色、诚信和完善的服务。
　　襄阳路的假名牌几可乱真，其实就是一个牌子假，倘若这么精致的做工换上一个合法的标签，情况又如何？在市场关闭前，最从容的一批“襄阳客”正是襄阳路市场培育起来的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原创品牌的特色店，它们在外早有了连锁店。
　　夏腊生觉得这才是他该走的阳光大道。当然，“襄阳客”们也有担忧，虽然握有一批老客户的资源，但缺乏襄阳路那样成熟的地上商业圈和人气的带动，能否在新的市场再创“襄阳盛世”，谁都没底。
　　“襄阳客原先以上海人居多，几年下来几乎都变成浙江、安徽的了。”夏腊生说，除少部分“襄阳客”衣锦还乡、激流勇退外，还有部分转战秀水街、南京夫子庙以及杭州等地。
　　“有些人本来在襄阳路、秀水街就各有店面。”夏腊生说。
　　“黄牛”：暗流渐退
　　关闭前，襄阳路市场上曾有三多：老外多、名牌多、黄牛多。7月12日傍晚，记者再访关闭后的襄阳路市场。原先走进这一区域外一两百米的范围就会遭遇多名黄牛的围追堵截、“一路护送”。现在，附近的陕西北路、淮海路已经少了很多“包包要吧？”这样的聒噪。
　　曾在一次采访中结识的黄牛“阿旺”手机已经停机，他在襄阳路市场临关闭前向记者表露，市场关闭后准备回安徽老家做生意，“做了几年黄牛，学到生意经，也有不少积蓄，有时一天就能赚回扣八九千元。关闭后，我也该务正业了。”
　　黄牛们仿若一夜间人间蒸发，襄阳路上清净了许多。但市场周边仍有七八个黄牛在拉客，不过，显然比以前收敛许多。鼎盛时期，这一带曾有千余名黄牛活动。
　　一名身材微胖的中年男子小心翼翼地贴近记者：“包包要吗？市场拆了，过几天就买不到这么好的包包了。”“好啊！去看看！”记者的爽快答应反倒让他吃了一惊，有些迟疑。我们自称是阿旺的朋友，“多数黄牛都另谋生路去了。现在政府抓得很紧，我还以为你们是便衣呢。”男子笑了。
　　他自称小陈，湖北人，两年黄牛史。“我带你们去仓库。”
　　落日余晖，我们跟随小陈穿过陕西北路，从西门拐进百盛百货大厅，又从南门出，穿过淮海路，在十字路口兜了一个圈子，小陈不断回头张望，“前几天有人被冲货，不得不防便衣跟踪。”
　　七拐八拐后，我们终于跟随小陈进了一个石库门里弄，弄堂门口两三个赤膊的“老娘舅”正在喝茶聊天，看到小陈后彼此招呼了一下，“看风的。”小陈事后说。
　　在一个红漆剥落的门前，他用方言喊了句，门开了一个缝，我们侧身钻进，这是一个很平常的民房，但穿过昏暗的走道后豁然开朗。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被改装成了一个箱包店，这就是小陈所说的“仓库”，各式仿造的名牌包应有尽有。
　　小陈的“表姐”脖子上挂着一个鼓鼓的钱包，站在门口把望着，小小的房间内挤了7个金发碧眼的“朋友”和6个亚洲面孔的客人，很是局促。一个外国女人挑中了一款皮包，爱不释手。
　　“850”，“表姐”在计算器上一按。“o！ think 200 is enough！”外国女人脑袋直摇摆。接下来，“表姐”一连串洋泾浜英语与老外对答如流。小陈说：“我们更乐意和老外做生意，购买力强，简直就是批发。”
　　襄阳路市场的黄牛起于2002年，当时，襄阳路市场经过两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国内外知名的皮具、时尚用品市场，但仿造世界顶级名牌箱包的问题也开始出现，并使得襄阳路很快与北京秀水街、武汉汉正街一起，成为出售假名牌的三大市场。
　　在上海市有关部门的督促下，2002年的一次大规模清理，绝大部分销售假货的商铺被赶出了襄阳路市场。此时，黄牛出现。一些不法商贩直接租用市场周边的民宅开起地下商铺，市场外围的襄阳路、南昌路、新乐路、陕西路等街道民居区，房屋出租率高达90％，记者了解，一间10平方米的民宅原先的月租金不过几百元，一度曾涨至8000元。
　　“不过，与襄阳路市场几十万元的年租金比起来便宜多了。”小陈说。为了拓宽市场，这些商贩雇用了自己的老乡或者一些零散流动人员来帮忙拉客。于是黄牛剧增，鼎盛时甚至达到2000多人。阿旺曾经告诉记者，为了争夺生意，黄牛跟黄牛打架、黄牛跟保安打架不时发生。
　　“一般黄牛与老板是四六分成，阿旺一天收入七八千元并不算多。”一个黄牛有点不屑地告诉记者。不少人把黄牛比作“老鼠屎”，认为正是这些“老鼠屎”坏了襄阳路市场的名声，并让上海蒙羞。对于这一点，小陈与阿旺苦笑，“有些旅行团的导游比我们还厉害”。
　　每一个地下商铺其实都有几道玄机，用小陈的话说，一楼是普通档次的箱包，“对面百盛里几万元一只的名牌包，这里两三百元就可以买到。如果客人不满意，可以爬上木楼梯，二楼还有很多水货。”
　　“你是阿旺的朋友，我就跟你实说，没必要去二楼，花冤枉钱，其实哪有这么多水货？无非是仿得比较好的假名牌罢了。”小陈劝记者。
　　市场关闭前，曾有黄牛与店主开掘“网上襄阳路”交易，甚至出现英文襄阳路市场网站，幸被及时打击，现在，随着襄阳路市场的关闭，作为假货利益链最底层的黄牛，生存空间更趋萎缩，仅剩的少数黄牛之间开始内讧，为了争夺客户，小陈与另两个女黄牛吵得不可开交。“现在200元，你不买，过几天再来，250元都买不到。”一个黄牛说，“出货风险越来越大，成本当然要增加，再过半个月，你到襄阳路来根本买不到这些包包了。”
　　“以前，执法部门来了大家会互相通气。但现在不行，前几天刚刚被冲掉几个仓库，人心惶惶，大家只想快点出货，面子和人情早没了。”
　　当然，也有些黄牛不甘心，认为“倒了一个襄阳路市场，只要有需求，就会有黄牛的生存空间”。因此，有些黄牛暂时回老家休整，酝酿时机成熟重操旧业。
　　但小陈并不看好，“襄阳路市场这个金娃娃，政府都下狠心关了，以后不可能再有这样的机会。阿旺那样才是出路。”
　　“襄迷”：何处淘宝？
　　襄阳路市场已经关闭十多天了，在附近一栋写字楼里上班的上海姑娘周菁却始终觉得耳边鼎沸的喧闹并未散去，下班后到襄阳路市场逛逛曾经是她每过几天就要重复的功课，“就像每天需要化妆一样，几天不去，心里就痒痒”。
　　不要以为假名牌就是襄阳路的主角，熟悉它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淘宝的好去处。在这里，便宜有好货?实现了面子与钱包的平衡。“你可以淘到最时尚的长裙、最前卫的恤、最流行的手袋、最个性的耳环……”
　　周菁说，现在每天下班后在襄阳南路市场对面的公交车站候车时，她都会不自觉地朝市场入口处张望，往日，这里的拥挤堪称一绝，有点像80年代的公交车厢，但现在，大门已经被砖头砌上了一堵墙，一个粗黑的“拆”字很显眼。
　　去北京出差时，周菁也去过秀水街，那里已经转型为不能卖仿冒品的秀水商厦，其实无论是秀水街还是襄阳路起初都不是集中售假的地方，它们都有一个雷同的发展模式。在上海，从华亭路到襄阳路，一直就是最前沿的时尚阵地，秀水街曾做过调查，襄阳路市场的时尚潮流至少比秀水街领先一个月。
　　1984年9月，上海第一个个体服装市场在华亭路诞生，一些聪明能干的小老板自己设计、生产服装。年，华亭路的个体户平均每人每年投放新产品数十种，整个市场每年推出新产品达几千种，令南京路、淮海路上的国有名店望尘莫及，上海十大商场的经理们还曾集体前去向小老板们取经。
　　那时，许多国外带回的画报上的服装新式样，第二天准能在这条街上寻到。久而久之，华亭路就成为海派文化和流行服饰的一种代言与象征，每天平均10万人次流量，近四成是老外，成了上海人气最旺的一条街。华亭路也因为培养了一代上海人的时尚意识而牢牢刻进了上海人的记忆里。
　　2000年5月，由于地铁施工等原因，华亭路服饰市场搬迁到仅一街之隔的襄阳路，此前，这里门庭冷落，每天的人流量不会超过两万。但从原华亭路个体商户搬抵襄阳路市场后的第一个双休日，人流量就猛增到八九万人。
　　从此，襄阳南路在许多上海年轻人特别是女孩心目中，成为“时尚”和“流行”的代名词，“在韩日、欧美流行的时尚，会在第一时间在襄阳南路出现，我和一些女友常拿着《瑞丽》等时尚杂志到这里淘货。”在周菁们的眼里，襄阳路市场俨然一个纵横交错的时尚迷宫。
　　在襄阳南路市场“撞星”的概率非常高，库尔尼科娃在襄阳南路买过手链和裙子，莫亚买过背包和手表，很多明星、老外下飞机的第一站就是襄阳路。黄牛“阿旺”认识的一个台湾太太甚至定期与姐妹们专门乘机飞来上海到襄阳路市场淘货，“每个人一买就是几万元，当然不是假名牌，都是一些独特的时尚装饰。”
　　“上海女孩来襄阳路，很少买假名牌，你想，背一个价值几万元的顶级名牌包去挤公交，一看就知道是大卡（假货），非但没有提高身份，反倒自取其辱。”周菁说，她更喜欢的是这里淘货的氛围，“我认为已经是一种文化了。”
　　有人把襄阳南路市场老板的叫价形容成唱歌“有摇滚的，有轻音乐的，有通俗的。同一个货物，一家比一家喊得高，这里汇集了各种砍价艺术。你喊你的，我还我的，580元的东西，可以80元买下”。
　　周菁说，她喜欢的就是这一来一去中的乐趣。当中国人蜂拥去国外购买奢侈品时，很多外国人却将中国视为购物天堂，在一些国家的旅游指南中，北京秀水街和上海襄阳路甚至超过了一些景点，网上甚至出现了老外内部英文版的襄阳路砍价参考价目。
　　襄阳南路市场关闭，周菁从情感上觉得依依不舍，对她而言，这似乎是对过去某种熟悉生活的“判刑”，但从理性上说，她又赞成，毕竟这已经关系到上海的文明形象。
　　“站在国际化的角度思考一个上海市民应有的素质，是该对襄阳路市场动刀，新闻里也说了，民意调查有过半市民赞成关闭。”周菁说。有评论，知假买假如果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群体心理，甚至成为一种趋之若鹜的社会时尚，就很容易酿成缺乏诚信的社会风气，襄阳南路市场的关闭，正是对“反正”人们的销售意识和消费行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襄阳南路市场关闭的那一天，她和几个闺中密友相约“血拼”，“大家合影留念，有个姐妹，干脆买了一个拖箱，把买来的东西直接装进去，袜子就买了十几双。”而网上也有很多帖子在怀旧，“都关闭了，我还没去看过呢！”甚至有孕妇也想在那天去见证襄阳南路最后的喧闹，只是出于安全考虑，被把守在入口处的门卫劝阻。
　　当然，襄阳南路本来也并不是上海女人装点自己的“唯一”或者说“必要”去处，“不会是襄阳路买的吧？”总是透着点不屑，一个在百盛百货购物的女孩子说：“上海还有淮海路、徐家汇、南京路，这些才是我喜欢的购物天堂。”
　　是褒是贬，是高贵是卑贱，襄阳路市场与华亭路都已成为了上海的一个“旧梦”。周菁说她们并不担心“无处可淘”。
　　对上海来说，撤销襄阳市场，只是要打击小商品交易中侵害知识产权的行为，并非叫停小商品交易本身，除了襄阳路市场，上海还有不少独具特色的小商品交易场所，比如：卖流行服饰的七浦路；卖衣料兼加工的董家渡；卖传统工艺礼品的城隍庙……
　　“上海女人一直就不缺乏发掘时尚的潜力，上海滩上这么多购物场所，即便一些小店，一样会找到流行元素，搭配起来，一点不差。”
　　小人物的命运变迁
　　襄阳南路市场在其6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商业生态，随着它的关闭，这个生态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襄阳南路市场的开放曾拉动了周边餐饮、娱乐业的消费，市场成立后，与之毗邻的上海第二食品商店，每天的销售额从20多万元飙升至100多万元。据称，在襄阳南路市场旁边，一个烤肉串的一年也可以轻松赚上几十万元。
　　现在，有着七八十年历史的食品二店、美心酒家等一批老字号企业也将在7月迁走，与此同时，原先依附在襄阳路市场周边的诸多小人物的命运也开始变迁。
　　7月14日，来临前的上海，闷热异常。在淮海路上搭了个奶茶铺的周宝秀斜靠在柜台上昏昏欲睡，“一下午就卖了不到10杯，跟半个月前没法比，人气没了。”
　　周宝秀的奶茶铺原先就搭在襄阳路市场入口旁，生意好的时候一个摊3个人都忙不过来。“逛襄阳路的都是年轻人，奶茶他们最喜欢。”在周宝秀的记忆里，奶茶生意从没淡季，即便是在雨天，襄阳路上也是人来人往。“那时候晚上八九点，襄阳路市场差不多打烊了，我的生意还是不断，除了游客，市场里的伙计、老板也常来买奶茶。”
　　48岁的周宝秀以前是一家小广告公司的员工，因为公司经常揽不到项目，因此常常拖欠工资，每个月周宝秀只能领到几百元的基本生活费。周宝秀于是兼职帮票务公司拉票赚外快，其间，她认识了倒票的黄牛阿刚。
　　阿刚常在襄阳路帮周宝秀拉客，正是他的一句话改变了周宝秀的命运，“2002年，奶茶生意在上海红火得不得了，阿刚建议我到襄阳路去开奶茶铺。”
　　靠着襄阳路的人气，周宝秀的腰包很快鼓起来，但现在市场关闭了，是否要继续经营下去，她有些犹豫不决。“生意一落千丈，淮海路是贵族街，逛高档商场的白领是不喜欢奶茶的。他们喜欢咖啡。”周宝秀有打算将生意搬至七浦路服装市场。
　　和周宝秀有着相似的命运变迁的还有原先在襄阳路市场周边的书报亭、盒饭店、香肠摊、杂货店……
　　南昌路上一家杂货店原先顾客满盈，现在却是门可罗雀，面对拆迁一空的襄阳路市场，老板回忆：“之前在襄阳路市场里摆摊的人有什么需要，都会到我这里来，香烟、电池……”
　　在襄阳路市场南门旁摆铺3年多的江西裁缝小余也在寻找新的营生，谈起襄阳路，往事仿若就在眼前，“拷个边，在别处三五元，但在这里，我们会开价到20元。遇到大方的老外，还会多给些钱，最夸张的一次，一条裤子我就净赚200元。” 小余说，生意好时，一天可以接待100多位客人，一个月可以赚万把块钱。
　　记者调查发现，襄阳南路市场原先曾聚集着二三十个非法散发机票打折广告卡的“卡娃”，现在绝大多数已经不见踪迹，“卡娃”的老大“小胖子”告诉记者，市场关闭第二天，他就带领20多个“卡娃”另谋生路去了。
　　“人气没了，发卡没了意义。”“小胖子”说，“连在这里擦鞋的人都走了。卡娃们很多都去酒吧、饭店应聘做了服务员。”
　　“后襄阳”时代
　　襄阳南路市场曲尽人散，未来的襄阳地块会以何种面貌出现，成了“襄阳客”、“襄迷”和“小人物”在内的所有“襄阳人”关注的热点。
　　当繁华落尽，襄阳路市场地块终于要“动了”。记者获悉，市场拆迁后，这块4万平方米的地皮将主要用于轨道交通的建设，几年后将成为一个大的换乘枢纽。
　　不过，由于这一带已被规划成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徐汇区有关部门正在对襄阳路及周边地块进行重新规划。徐汇区经委主任李忠铮也曾表示，等到地下轨道交通建设完成后，才能决定地上空间开发。
　　此前开发商方面透露的信息是，他们将在襄阳路地块上兴建全新概念的集商场、商务楼等为一体的时尚娱乐消费商务、商业区。的名称是将（上午）和（下午）融合起来，很多店铺营业到凌晨，由此拉动夜间休闲消费和娱乐。
　　记者了解，未来，徐汇区可能会出现一个全新的淮海－东湖现代商贸区，包括淮海中路从陕西南路到东湖宾馆近40万平方米的区域，淮海－东湖现代商贸区可能会采取商务楼宇和沿街特色商业相结合的形式。以酒店、酒吧、茶室为特色的东湖路休闲街和以经营乐器商店、音乐茶座、音乐餐厅等为特色的汾阳路音乐街拟成为这一商贸区的两条特色马路。
　　此外，年底，距离襄阳路市场不远的建国西路、嘉善路（原来的八达针织厂）也将开出一座面积1万多平方米的“风尚之城”，到两期达6万平方米。
　　“从设计到加工、配饰，拥有国内外70多位设计师，每个时尚中人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设计师，为自己量身定做。这座风尚之城我们将把它打造成今后服饰业发展的一个样板。我想，这才是我们想要的辉煌。”徐汇区经委主任李忠铮认为襄阳南路市场这样的“摊位经营”模式必将被“商铺经营”模式替代。
　　他说：“在香港等一些时尚之都，没有像上海这样的摊位，都是设计市场、个性张扬的小商铺，有自己的品牌，自己的加工厂。在上海有商业敏感度的商家已经在南京西路、复兴路、陕西路等地段有了自己的个性化商铺，我想这是以后服饰市场的发展趋势。”
　　长久以来，襄阳路市场被认为是上海市中心商场林立的黄金地段少有的甚至是最后一个适合平民大众消费的“市场”，“后襄阳”应该说较“老襄阳”档次升格不少，在很多人眼里，也只有这样才是符合上海这个国家化大都市的气质。
　　不过，正如上海市商业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桦所表示的，上海在打造现代化大都市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商场”，也需要“市场”这种比较原始的业态，毕竟，现在的消费层次多元化，消费者对“商场”与“市场”都有需求。事实上，即使像柏林、东京等发达城市，也有这种原始的“市场”。
　　只不过，上海究竟需要多少“市场”，开在哪里更合适，以及如何监管假冒商品等问题，还有待于专家的探讨和市政府的进一步规划。朱桦的观点是，中心城区并不适合，或许，从长远角度考虑，“它们应该合适在上海中环线和外环线之间发展。”
　　或许正是应了这番“市场”与“商场”多元化的思考，从“襄阳客”到“襄阳迷”再到“小人物”们，对逝去的“襄阳时代”虽怀旧、反思，却都表现乐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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