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兴美国制造业是特朗普政策的核心之一，但其实美国制造业从来就没过真正衰落过，美国制造业每年创造的增加值超过了德国、日本和韩国这些所谓制造业强国的总和，且正在变得越来越高效。同时制造业也是美国经济的命脉所在，如果将制造业看作是单一部门，制造业会是美国首屈一指的第一大产业。
为了制造业，特朗普不仅提出了边境税政策来增加美国制造业出口的竞争力，还软硬兼施地&引导&制造业回流美国，让大量国内外公司&宣誓&加大在美制造业投资。但边境税最终是否能出台及实施后的效果仍存极大的不确定性，且美国吸引国外制造业投资的基数已经不小，这两项台面上的制造业&振兴计划&实际上并非核心战略。
真正的重头戏在美国的军工行业。美国军工行业是美国制造业的核心，单是美国军费支出就已占到整个制造业的1/3。这还没有算上美国军工出口，在全球每年超4000亿美元的军火市场上，美国军工企业销售额占超半壁江山。仅航天军工一项对GDP的贡献就在2%以上，高于整个汽车产业。比起&不靠谱&的边境税和产业回流的愿景，军工才是实打实可以真正&振兴&美国制造业的王牌。
如果立足军工对于美国制造业重要性的角度来看，特朗普的一些被&安全专家&嘲笑的外交政策，如削减美国对日韩和欧洲&防护&，突然有了新的含义：日韩和欧洲的国防开支增加，最大的收益者无疑将是美国军工产业。而特朗普上台后也开始为接下来的军工大爆发&预热&：不仅正式宣布将出台史上最大的国防预算，且不受财政预算上限限制，还&放风&暗示要开展核竞赛。
美国的制造业从未真正衰落
虽然特朗普在竞选路上大打美国制造业衰落的牌，称要让美国再次伟大，但实际上美国制造业从未真正衰落。美国制造业虽然就业人数比1979年最高峰时减少了近800万人，但工人收入、生产效率、产值和出口额都在不断提高。1987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工人每小时产出增加了2.5倍。美国制造业的失业问题不是因为衰落，而是由科技进步，产出效率提高造成的。
图：制造业就业人口比例下降，但占GDP比例不变，说明制造业效率在不断提高
从国际对比来看，美国制造业并未衰落。2015年美国制造业创造增加值2.17万亿美元，比日本加德国再加上韩国制造业的总和还多。如果将美国的制造业当作单一产业部门来看，制造业是全美第一大产业。所以，特朗普拿制造业&说事儿&，不仅仅是为了赢得产业工人和传统产业州的选举支持，要让美国经济再上一层楼，也必须靠制造业的拉升。
图：制造业若作为单一产业部门来看是全美第一大产业
单靠边境税和产业回流&不靠谱&
边境税和产业回流这两项旨在提升美国制造业的政策，在特朗普竞选和上任伊始被重点关注，但实际上美国制造业单靠这两项政策很难&焕然一新&。
首先，边境税的副作用太大，最终效果的不确定性也非常高，对制造业能形成多大实际提升作用是一个很大的疑问。边境税的本意是要打击进口鼓励出口，通过提升美国本土制造业出口竞争力促进国内制造业繁荣。但边境税的影响是全局性的，暂且不说其可能推高美元反过来影响美国制造的竞争力，边境税带有的贸易战性质，也肯定会招致贸易伙伴国的反击。最终博弈的结果未必有利于美国制造业。同时，出台边境税在美国国内的阻力也很大，一些受益于进口的企业如沃尔玛，在国会拥有强大的游说力量，这种内部&矛盾&也降低了边境税出台的几率，及真正出台后的效力。
比起边境税，产业回流政策看起来更合理，但其对制造业的实际拉升效果也非常有限。特朗普的产业回流政策可以用&威逼利诱&四个字来概括，其微观性质的实施方式也限制了&药效&。（详见：以及）。当然，除了自家企业，外商直接投资也是一个提升制造业的重要突破口，但实际上外商对美制造业的直接投资在过去十多年一直在快速增长，目前累计已经超过1万亿美元，最近几年更是加速增长，成为全美第一大外商投资产业。在巨大基数和快速增长的基础上，再增加的外商投资的拉动效果将呈快速的边际递减效应。
图：美国制造业是全美第一大外商直接投资产业
军工行业才是重中之重
比起&不靠谱&的边境税和&靠不住&的产业回流，美国制造业的核心&&军工产业才是拉动制造业的重中之重，军工产业收入占到整个美国制造业收入的近1/3。
所以，强化美国军工可以对美国制造业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美国2015年的军费开支为近6000亿美元（包含其它&杂费&的国防开支为近8000亿美元），再加上美国武器出口带来的2000多亿美元，美国军工企业一年的总收入为8000亿美元，占到当年全美制造业总收入的近1/3。仅航天军工一项对美国GDP的贡献度就达2-3%，拉动经济的能力超过全美的汽车制造业。
图：2015年军费占美国政府自主性支出的比例
通过军工拉动经济增长创造新增就业的方式，在里根时代已经被证明是成功的，特朗普很可能将&故伎重演&。
首先从特朗普身边重要的顾问任命上来看，特朗普政府既拥有鹰派的国防安全顾问（鹰派的Flynn因与克林姆林宫通电话的丑闻被辞退后，又由鹰派的McMaster接任），又有坚信美国处于第四次转折的白宫首席策略师班农（关于第四次转折：美国在2008年进入本周期的第四次转折，趋势的进一步加深可能引发另一次金融危机或大型武装冲突，将激发公众舆论并迫使领导人采取更果断的行动。详见：）。
其二，特朗普本人的表态，也将重点放在扩大军工产业上。特朗普刚刚在国会的演讲上，公开确认将大规模增加国防支出，增量将为&美国历史上最大&。他此前还公开暗示或将进行核竞赛：
要是没有一个国家有核武，那会是很美好的梦想，但如果有国家要手握核武，我们要做首屈一指的。
第三，特朗普早先一些被所谓&国家安全专家&和&国际战略专家&嘲笑的外交政策，如从日韩撤回美国驻军、指责北约成员国军费开支未达标，并要求这些国家给美国交&保护费&等，现在看起来都指向了振兴美国军工并带动制造业的&终极目的&。因为日韩欧若增加军费开支，最大的受益方将是美国军工企业。
在全球前十大的军工企业中，美国就占据6席（因为数据可得性问题，中国军工企业未被计算在内）。同时在前100大军工企业中，美国数量上仅占40%，但收入却占到了近60%。 在每年超过4000亿美元的全球军火市场上，美国的出口份额过半。
图：全球前十大军工企业（未含中国企业）
图：全球100大军工企业中美国企业的数量占比
以欧洲为例，如果特朗普能够如愿以偿，让欧洲政府的国防开支提升到占GDP 2%的水平，每年欧洲在军费方面将多支出约900亿美元。
图：欧洲各国军费开支占GDP的比例（注：希腊大幅&超线&是分母GDP萎缩所致）
此外，美国的军工产业在过去十年一直处在&蛰伏萎缩&的状态，未来的向上空间较大。过去十多年，美国军工企业的价值创造手段主要是让现金向股东回流，通过裁员维持盈利和现金流。所以出现了连年销售萎缩的情况。这与外商直接投资制造业在过去十多年连年增长，潜力已经被充分挖掘正相反，美国军工集聚了巨大的爆发潜力。
图：美国军工产业在过去十年处于&蛰伏萎缩&状态
最后，美国的军工产业的军民融合一体化程度极高，有利于带动民用制造业一起繁荣。波音公司就是典型代表，其是仅次于洛克希德&&马丁的全球第二大军火制造商，但军火收入却仅占总收入的30%左右。（当然并不推荐购买波音股票，详见）在全球排名第13位的联合技术公司，其军火收入更是仅占总收入的12%。高度的军民融合，可以让军工和民用制造业相濡以沫&&高额的军工研发价值可以体现在民用制造业领域，同时民用制造业的利润可以&反哺&军工研发和制造，形成互相加强的良性循环。
图：美国军工企业全球排名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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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台媒：日本制造业对华依赖正在增强_《参考消息》官方网站）
参考消息网7月1日报道 台媒称，日本制造企业对中国依赖在增强？日媒发现，近来包括自动化设备、半导体等行业业绩畅旺，很多是因为出口大陆市场，甚至要在大陆设厂才赶得上供货，但日媒也提出警告，表示这些产业也是大陆重点扶植的战略，届时大陆本土产能一开出，可能会供过于求，直接扭转局势。据台湾中时电子报6月30日报道，日本财务省最新数据发现，5月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15%，为5.8514万亿日元。智能手机所需的液晶元件、半导体制造设备以及金属加工机械、钢铁和原动机增长明显，面向大陆的出口同比增长24%，为1.11万亿日元。报道称，日本工厂自动化机器人制造商发那科提到，主要是受惠于大陆的工业机器人业务。日媒认为，在美国需求不确定性增强的背景下，可能会倾向依赖大陆。日本农林中金综合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南武志表示，未来几个月将是辨别中美经济动向的时期；若美国和大陆需求无法拉动日本的出口成长，日本经济可能会迎来逆风。
【延伸阅读】日媒称日本制造业越来越依赖中国：美国需求不靠谱参考消息网5月7日报道 日媒称，中国需求正在支撑日本相关企业的业绩。日本工厂自动化设备和机器人综合制造商发那科4月27日发布预测称，2017财年（截至2018年3月）的合并营业利润将同比增长1%，面向中国的工业机器人业务拉高了业绩。此外，中国公共投资的扩大还对建筑机械制造商小松构成利好。虽然小松2017财年的营业利润（美国会计标准）预计同比下降10%，但如果剔除并购美国企业产生的费用，利润实际为增长12%。在美国需求不确定性增强的背景下，依赖中国的局面或将加强。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5月5日报道，&中国市场一片火热&，在28日的财报说明会上，发那科会长兼首席执行官稻叶善治如此强调。为量产美国苹果新一代智能手机，电子产品代工服务企业增加了投资，切削加工机的出货正在迅速扩大。虽然智能手机升级换代能带来暂时的需求增长，但在中国，应对工资上升等结构变化的工厂自动化需求也在增加。报道称，尤其是工业机器人正供不应求，发那科已决定在日本茨城县建设新工厂。到2018年8月之前，将每月6000台的产能增加至9000台。据日本机床工业协会统计，3月面向中国的机床订单金额为367亿日元（约合22.55亿元人民币&&本网注），同比增长近3倍。发那科会长稻叶认为，&中国制造业的复苏将持续下去&。&受2016年下半年以后公共投资增长的支撑&，日立建机董事桂山哲夫针对在华工程机械销售如此表示。日立建机2016财年的在华销售额同比增长33%，达到715亿日元（约合43.94亿元人民币&&本网注）。小松面向中国的工程机械与车辆销售额增长了40%。即使过了需求旺季的春节期间，面向中国的销售仍然保持强劲走势。针对2017财年，小松预测对华销售额将同比增长3%，达到1000亿日元（约合61亿元人民币&&本网注）。日立建机预测增长4%，达到741亿日元（约合45.54亿元人民币&&本网注）。&估计旺盛的需求能持续到秋季前后&，小松副社长藤塚主夫表示。报道称，虽然中国需求正在复苏，但工程机械等市场仍处于萎缩状态。中国的液压挖掘机需求还不到顶峰时的1/3。在机床行业，有意见担忧在智能手机需求过后，市场需求可能会回落。可以说对中国前景感到乐观仍为时尚早。资料图片：发那科的工厂 （图片来源：《日本经济新闻》网站）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 00:13:02）
【延伸阅读】日媒：中国工业机器人需求支撑日本制造业业绩参考消息网5月8日报道 日媒称，中国需求正在支撑日本相关企业的业绩。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5月5日报道，日本工厂自动化设备和机器人综合制造商发那科4月27日发布的预测称，截至2018年3月的2017财年合并营业利润将同比增长1%，面向中国的工业机器人业务拉高了业绩。中国公共投资的扩大还对建筑机械制造商小松制作所构成利好。尽管小松2017财年的营业利润（美国会计标准）预计同比下降10%，但如果剔除并购美国企业产生的费用，利润实际为增长12%。在美国需求不确定性增强的背景下，依赖中国的局面或将加强。发那科会长兼首席执行官稻叶善治强调：&中国市场一片火热。&在中国，应对工资上升等结构变化的工厂自动化需求在增加，尤其是工业机器人正供不应求。发那科已决定在日本茨城县建设新工厂。到2018年8月前，将每月6000台的产能增至9000台。据日本机床工业协会统计，3月面向中国的机床订单金额为367亿日元（约合3.26亿美元），同比增长近3倍。稻叶认为：&中国制造业的复苏将持续下去。&2016财年，日立建机公司在华销售额同比增长33%，达715亿日元；小松面向中国的工程机械与车辆销售额同比增长了40%。即使过了需求旺季的春节期间，面向中国的销售仍然保持强劲走势。针对2017财年，小松预测对华销售额将同比增长3%，达到1000亿日元；日立建机预测增长4%，达到741亿日元。小松副社长藤塚主夫表示：&估计旺盛的需求能持续到秋季前后。&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参观者在上海的一个贸易展览会上观看日本发那科公司制造的工业机器人。（《日本经济新闻》网站）
（ 13:4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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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埃蒙·芬格尔顿
我们当中有些人在过去很长时间里都极力主张，美国允许自身一度无与伦比的制造业基础就那么逐渐消失，这相当于是在经济&自杀&。对于那些曾经调查过事实的人来说，这种经济&自杀&的情况看起来在数十年时间里都没有受到挑战。事实上，美国学术界也从来都没有真正为抵御这种风险提供过支持。而时至今日，学术界看起来正在觉醒，至少我在《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Producing Prosperity: Why America Needs a Manufacturing Renaissance）一书中所看到的东西是这样的。
这本书是由哈佛大学管理学教授加里&皮萨诺（Gary P. Pisano）和威利&施（Willy C. Shih）编著的，由前哈佛大学校长（同时还是著名的经济学家）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批注。书中极力主张，如果一个国家失去自己的制造业，那么就失去了创新的能力。对于制造业的重要性来说，这几乎并非最强大的实例&&有许多观点更加具有吸引力和更加直接，这些观点与出口、就业、工资以及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支付能力有关&&但至少表明学术界终于参与其中了。
在此以前，我所能记得的制造业危机唯一受到学术界严肃对待的例子是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家斯蒂芬&科恩（Stephen S. Cohen）及政治科学家约翰&齐思曼（John Zysman）编著的《制造业的重要性》（Manufacturing Matters）一书。这本书是在1987年编著的，是一本富有灵感的好书，但就是因为时间太早了；因此在作者以其卓越远见所指出的问题变得非常明显的很久以前，这本好书就已经被世人遗忘。
为什么制造业如此重要呢？在我1999年写的《硬产业颂歌：为何制造业而非信息经济是未来经济繁荣关键》（Why Manufacturing, Not the Information Economy, Is the Key to Future Prosperity）一书中，我曾提出过三个要点：
与先进的服务相比，制造业所能创造的就业岗位组合要好得多&&每个人都能从制造业中获得工作，从普通的蓝领工人到能力非凡的工程师，再到身上笼罩着光环的科学家，乃至足智多谋的、眼光远大的顶级高管都是如此。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有些人开始对美国的制造业基础不屑一顾，将其称为&铁锈地带&，这些人对现代的第一世界制造显示出很深的愚昧无知。这种制造业在很长时间里一直都是高度资本密集型的，这意味着每一名工人的生产力都会由于复杂的生产机械而受到重大的杠杆影响。这为雇主创造出了丰富的空间，使其可以支付较高的工资。此外，先进的制造商还要求大量积累秘密的生产诀窍&&通常是通过一代又一代人&从做中学&而获得的知识&&这使其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持，能避免自己受到来自于低工资的海外竞争对手的威胁。
我曾经计算过，按每单位产能来说，制造业公司是比服务业公司强大近10倍的出口商。因此，美国在后工业活动（例如电脑软件、互联网开发、金融和法律服务）领域中进行的投资无法弥补制造业滑坡所带来的贸易差额。制造业的出口能力表现优异的理由之一是，制造产品在通常情况下几乎不需要适应什么东西，就能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出售。而与此相比，服务要么是在一名消费者的原籍国表现良好，要么至少&&举例来说，在电脑软件的领域中&&不得不进行代价高昂的适应，才能满足各个不同的海外市场上不同的文化需求。因此，服务行业能向美国市场传送回来的净收入经常都是很少的。
在国家制造业基础几近崩溃的形势下，有什么理由能解释美国的自满情绪呢？答案是，主要是有关自由放任主义的错位忠诚感在作祟。美国的意见领袖们一直都很信任一种理论，即如果一家工厂关门了，那就是&市场智慧&的力量在发挥作用。但在事实上，自由市场与这种观点几乎毫无关系。美国制造商正在一个全球化的市场上展开竞争，这个市场被以不正当的手段全面操纵。如果其他发达国家保护自己的本国市场（举例来说，日本和德国在汽车行业中就是这样做的），那么其本国制造商就能享受大幅增强后的保留利润，并将这些利润用于再投资，从而改进其生产技术。
在这种不平等的交易进行了五十年以后，这种情况开始升级。日本和德国现在不仅在汽车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而且就各种先进生产商所生产的商品也是如此，这些商品一度是定义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占据领导地位的衡量标准。
现在的关键问题在于，美国应该要做些什么。从《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这本书来判断，皮萨诺和威利&施提供的答案是，需要呼吁政府和公司就基本研究和应用研究展开更加密切的合作。这几乎无异于说大话，无助于解决真正的问题，也就是不公平的世界贸易。事实是，在美国公司发明新的、更有效率的生产技术以后，这些公司几乎马上就会面临来自于海外政府的压力，被迫要把这些技术转移到美国以外；如果公司不这样做，那么就会在相关的海外市场上面临非关税壁垒。
从定义上来说，鉴于美国公司一心将重点放在利润上，而且被公认地对美国就业基础和更加广泛的国家利益缺少关心，它们总是会屈服。与此同时，这些公司的这种作法并不会受到惩罚。恰恰相反，它们既可以不受妨碍地继续在美国市场上出售产品，同时还能提高自己进入海外市场的能力。而这才是美国制造业面临危机的根本原因所在。（编辑/徐明）
埃蒙&芬格尔顿（Eamonn Fingleton）是美国商业作家。《美国制造：国家繁荣为什么离不开制造业》在线阅读
[提要]《美国制造：国家繁荣为什么离不开制造业》中，“全球百位思想家”之一瓦科拉夫o斯米尔介绍了美国制造业在19世纪末的迅速崛起、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巩固和现代化、在1945年后创造消费社会过程...
《美国制造：国家繁荣为什么离不开制造业》在线阅读
《美国制造》-立体书封
　　第一章
　　重中之重的制造业现代经济应该具有非物质性，以及制造业在后工业时代无足轻重的说法，纯属是对基本现实的误读。
　　与制造业繁荣休戚相关的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财富，甚至还有这个国家的独立。每一个为实现其伟大目标的国家，都应拥有满足本国需求的所有基本市场要素。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制造业报告》（Report on Manufactures），1791
　　不计其数并且还在与日俱增的工业品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生活，也让人们感到压力重重，实际上，这还是发生在不久之前的事情。在工业前社会，绝大多数人拥有的财富还仅仅能满足其最低生活标准，而且只有屈指可数的最富有者才会拥有单件生产或是小批量制造的高质量手工品。即便是当时大批量生产的产品，譬如砖、陶器或是最简单的纯金属物件，也会因为价格不菲而只能为极少数人所购买。而对于最贫穷的农民家庭来说，他们拥有的制造品就只限于几个饭锅和几件可怜巴巴的厨房用具，大多数家庭只有一张单人床，在以谷物为主食的社会里，每家还需要几个盛装粮食的容器，实际上，在今天的亚洲和非洲，依旧还有很多人生活在这种状态下。
　　即便是在西方国家步入工业社会最初的几十年里，城市新移民的全部财富也不过只有一件做工粗糙的火炉和几件简单的家具而已，且大多人也只有一件可换洗的衣服。对于物质文明的描绘和剖析，恐怕没有比《物质世界：一个全球家庭的写真》（Material World: A Global Family Portrait）一书更深刻、更贴切、也更有说服力的了。在这本书里，作为所在社会的典型代表，来自30个国家的家庭将全部财产陈列在他们的住所前，在这些家庭中，有些空空如也，有些财力充盈（Menzel，1994）。一组名为&成长&（Barber and Benson，2010）的系列摄影作品曾赢得皮克泰国际摄影大赛（Prix Pictet）的第三名，它从令人震撼的视角记述了贫富差距的力量。但是，最能体现现代大众消费社会的例证还是来自于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该中心对美国人认为不可或缺的事物进行了民意调查。在这份必需品的名单中，年增长比例最大的依次是微波炉（2006年，68%的被调查者认为在生活中离不开微波炉，10年间增长了36%）、家用计算机、洗碗机、干衣机和家用空调（Taylor, Funk, and Clark，2006）。不过，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让一切都经历了倒&U&型逆转：到2009年，上述商品的必要性程度均大大低于2006年（全部出现了两位数的下降）（Morin and Taylor，2009）。即便如此，仍有2/3的被调查者认为，没有干衣机的生活是无法忍受的，而88%的人则认为，他们的生活离不开汽车。
　　在以大生产商品作为社会基本特征这个问题上，美国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无与伦比的绝佳范例；欧洲国家和日本的日渐富裕正在成为一件让美国人感到越来越压抑的事情。美国私人及政府囤积工业品的历史已有150年。在政府层面，我们想到的不应只限于联邦政府拥有的车辆、建筑物或是水坝，还应包括从间谍卫星、战斗机到航空母舰、核潜艇以及洲际弹道导弹在内的各种军事武器。
　　在最初阶段，个人的实物性消费全部是为了改善生活标准（从电冰箱到电话，从电梯到疫苗，无一例外），不过，时至今日，人类的采购行为（精确地说是负债增加行为）却尽显奢侈浪费，但却品位全无，定制性法式豪宅、开悍马或民用型装甲车无疑就是这种趋势的极端体现。
　　而在中国和印度等快速增长的经济体中，近期的炫耀性消费更是呈现井喷式增加。尽管这种消费模式还只局限于大都市的精英阶层，但这种消费的强度却让少数在总体上依旧处于极度贫困的国家成为高档奢侈品的主流市场。至于成功的现代生活到底应如何定义，似乎已经毋庸置疑，那就是拥有尽可能多的工业品：尽管这些高档奢侈品对绝大部分人来说只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抱有奢望。因此，工业品的重要性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们还是会经常听到人们说，后工业社会已经让工业沦为配角，因为强大的软件力量正在不断造就一个让链接、信息和知识超越于单纯物质的电子世界。客气地说，这种想法或许可以被称为误导；如果毫不客气地讲，这完全是胡说八道。还有些人或许仍旧承认人类的物质需要，但却声称，后工业社会根本就没有必要制造任何东西，而且可以进口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工业产品。
　　几十年以来，全球化的倡导者始终在大声疾呼外包和国际贸易的好处，但这种安排本身就有其弊端（Bhagwati and Blinder，2009；Fletcher，2011）。将某些制造业转移到海外的合理性绝不缺少例证，同样，证明对外贸易的可取性、有益性的示例更是比比皆是，但是，即便是最强大的经济体，如果抛开意识形态而无止境地追逐自由贸易，过度依赖进口或是不加选择地对整个工业实行外包，必将导致该经济体不断虚化和弱化。所谓制造业已不再重要，我们无需担心制造业的衰落，现代经济的繁荣源于服务，以及出口高附加值服务有助于确保进口工业品所需资金等种种言论，完全是无稽之谈。本章将阐述制造业在当代发达国家中的典型地位。
　　工业化社会
　　在当代发达国家的家庭里，很多财产是他们在生活中获得基本尊严的必要前提。床、盘子、刀具、杯子、鞋、肥皂和毛巾都属于这类物品。在寒冷的天气里，我们会倍加珍惜隔热墙、保温好的门窗、坚固耐用的家具或火炉；天黑之后，功能齐全的厨房和整洁光明的灯具则成为我们最希望得到的东西。对那些通勤上下班的人来说，可靠的汽车（或自行车）、火车和地铁以及四通八达的公路是最基本的必需品。而构成物质消费的其他物品则属于可有可无的非必需品，如果认真对照一下这些非必需品，我们会发现，其中的绝大部分都可以在当代北美家庭中觅得身影。
　　不过，大多数家庭拥有的大部分财产则是居于两者之间，它们既非必需品，亦不代表任何富裕和奢华，但却会让人们的日常生活更加舒适快乐。这类物品的范围更广，从小型家用电器到书籍，从花园用具到运动设施，从家具到复制音乐的小设备，形形色色，花样繁多。在传统社会中，尽管大多数人的主要时间花费在所处乡村或城市的狭小区域内，但大规模流动已日渐成为现代社会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商业事务或休假往往都需要进行长途旅行，而这就要求以同样的规模大力发展交通运输基础设施以及原动机和各种运输工具的制造。
　　而这些物质需求则要涉及各种行业的制造业，它们要从世界各地获取原材料，在全球范围内雇用数以亿计的工人，而且这样的工作永无止境，因为新产品总是层出不穷，不断取代陈旧或过时的老产品。考虑到有能力购买这些产品的消费者不计其数（目前全球能进行高端消费的人数约为15亿人，达到中等消费水平的人数约为20亿人），为此，制造业只能放弃它本身拉丁词根所代表的内容，即 &手工制作&。在今天的市场上，只有极少的一部分物品由手工制作，高水平的机器化和自动化以及电动工具无处不在，让机器成为标准，也让人类可以凭借可接受的成本实现大规模生产，因此，&手工制作&这个概念早已经成为陈年往事。
　　显而易见，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现代社会消耗的食品。在传统的生存型社会中，农民种植农作物主要是为了满足家庭自身的消费，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农业生产的消费对象往往是在地域遥远的市场，与此同时，随着肉类及乳品摄入量在比例上的提高，大部分农作物实际上仅用于家畜饲养，而非直接用于人类消费。这样的安排就需要大规模地生产人造化肥、杀虫剂以及除草剂等物品，以维持农作物的高产；为实现及时高效的耕种、栽培及收割，需要大批量地生产拖拉机、插秧机和联合收割机；为了将农产品从产地运送到距离遥远的市场，需要大量的卡车和货轮。由于这些农机农具的存在，地球才得以养活70亿人口，为近20亿人提供充裕的食品供给，并将全球营养不良者的数量减少到不足10亿人（Smil，）。
　　其他生存必需品还包括家庭、工业所需要的能源供给，与能源供给相关的钻探设备、油泵、油气压缩机、油井套筒、输油管线、油罐和炼油厂，以及为提取、加工和输送石油天然气提供必要条件的煤矿、选煤厂、卡车、火车和大型货轮等。最终利用这些能源的工具则包括为大型发电涡轮机提供增压蒸汽的锅炉、炼炉和原动机：以汽油为燃料的汽车发动机是目前使用最普遍的能源转换方式，为货轮提供动力的大型柴油发动机是最有效的动力转换方式，而商用飞机发动机则是最可靠的动力系统（Smil，2010）。当然，发挥这种最终用途的最大一个类别还是机器设备、工器具以及将电能转换为热能、动能和电磁能的光电设施。
　　或许还可以看看我们生活中的两个端点，出生和死亡时出现在我们身边的种种事物：床单、手套、听诊器、注射器、药品，以及绘制每个衰老者心跳直至我们走到人生尽头的心率监视器。在一个多数人脱离&制作东西&这个人类基本活动的社会里，虽然是老生常谈，但我们还是有必要重申：现代社会的福利体现为我们对形形色色有形产品的依赖，也就是说，通过熔化、精化提炼、化学反应、分离以及合成等手段，首先将原材料首先转化为各种中间品，这些中间产品五花八门，从金属到塑料，从木材到面粉，几乎面面俱到，在此基础上，通过进一步加工，形成最终产品并通过装配获得可交换的物品。
　　上述定义只是采用了接近于官方对生产性活动的定义，而没有使用一个还不算理想的术语：制造业。美国统计局将制造业定义为这样一个行业门类：&通过一系列的机械、物理或化学过程，将材料、物质或零部件转换为新产品的生产部门。对于工业品零部件的组装，除应归属于&第23节，建筑业&以外的活动也被视为制造业。&（USBC，2010）这个官方定义将制造业描绘为：以动力驱动机器及材料加工设备为主要手段的工厂、设施、加工厂等制造型生产机构，这就涉及制造性活动具有机器和人类两个要素兼具的特征。此外，个人或家庭作坊以手工方式将材料或物质转化为新产品的活动，以及面包房、糖果店和零售店等直接向普通大众出售上述产品的个人或家庭，也被纳入到制造业的范畴。这个定义确实有点含混不清，而且也不全面，但最显而易见的问题还是它的内涵和界限。事实上，所有现代制造业还要涉及管理、薪酬和会计等问题，而且它高度依赖于持续性的设计创新、研究以及通过各种载体实现零部件的即时运输。一项国际对比性研究显示，2005年，美国制造商向外部公司采购的服务额约占全国工业品价值增值量的30%，在欧美主要成员国，这个比例在23%~29%之间。另一项研究则表明，2008年，在制造业领域，与服务相关的就业人数占美国制造业总就业人口的53%，德国、法国和英国在44%~50%之间，日本为32%（Levinson，2012）。因此，对于美国的制造商而言，他们在实际生产运营部门吸纳的就业量略低于服务性部门吸纳的总就业量。
　　尽管现代工程创造的很多产品在表面上依旧没有摆脱其鼻祖，但现代产品的内涵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它们是由一系列零部件和服务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构建起来的体系。汽车就是这种巨变的典型示范：尽管它们依旧是复杂的机械构造物（目前的汽车大约由3万个零部件构成），但是到了现代，从发动机运行到气囊配置等各种功能则全部由计算机控制实现，而它们所需要的软件甚至比战斗机或喷气式客机的操纵软件更复杂（Charette，2009）。1977年，通用汽车第一次在&奥兹莫尔比&汽车上配置了电子控制设备（ECU），今天，即便是最便宜的汽车也要配备30～50个电控设备，而这又需要1 000万条指令代码，而高档豪华汽车配置的70～100个电控设备则需要近1亿条指令代码，相比之下，操纵波音787航空电子设备和机上支持系统的代码却只有650万条，美国空军的F-35战斗机的指令代码更是只有570万条。
　　今天，电子元器件及软件在高档汽车成本中占据的比例高达40%，仅软件开发本身的成本即高达15%，换句话说，每条指令代码的成本为10美元，这意味着，一款新型汽车正式出厂之前的投入成本大约为10亿美元。汽车早已经演化为一种离不开复杂软件的机电结合体。正因为这样，乔治&塔西（Tassey，2010）才认为，我们应该把制造业看做一种价值流，而不是战略，但各国政府与国际组织采用的操作性定义和数据收集过程却无法反映这些复杂的现实。
　　对于由制造型企业提供的这些关联性服务，北美产业分类体系（NAICS）将其划分为&附属性&业务，属于制造性活动。但&如果由单独的机构提供服务，且服务为该机构的主营业务，那么NAICS则不再将该机构划分为制造业&（NAICS，2008）。目前，不管规模大小，很多制造型企业均大量采取了外包策略，不仅涉及市场调研和薪酬管理，甚至还包括产品的设计和研发（MacPherson and Vanchan，2010），以至于它已成为价值低估的一个重要因素。问题还不止于此：将制造业定义为将材料转换为新产品的核心，在于如何定义何为&新&，而这就有赖于对边界的主观设定。
　　实际上，NAICS就是一系列可被视为提供新产品的活动，从牛奶的瓶装和灭菌，海产品的包装和加工，到服装批发、印刷或预制混凝土生产，再到电镀、机器零部件的改制和轮胎翻新，皆包括在内。尽管这个目录中未包含伐木和农业似乎并不意外，但NAICS确实也漏掉了很多理应被纳入制造业的活动，譬如选矿（被归入矿业），在建设工地现场进行的建筑装配（归入建筑业），零担货物及小批量分销（归入批发业）以及金属定制切割和计算机定制组装（归入零售贸易），而出版以及出版和印刷的兼营活动（归入信息类）则因&产品对消费者的价值体现为其信息内容，而非产品的分发格式（即书籍或软件存储体）&，而没有被划入制造业（USBC，2010）。
　　毫无疑问，上述事实表明，对制造业作出更符合现实、客观且更具包容性的定义不仅具有统计意义，也有助于我们正确考量整个门类的真实绩效，为制定行业政策提供更有价值的依据（van Opstal，2010）。此外，考察这两个行业产量的方法也存在差异。制造业的产量是一个企业创造的增加值扣除它对外部的采购价值，或是等于该部门的销售额减去购买原材料、中间材料和能源的价值。即便是在某些服务（如会计和设计），甚至是实际生产由零售商而不是在企业内部完成的情况下，依旧采取这种计算方法。相比之下，商品产值则等于国内生产产品的支出与全部商品进口额之和，再扣除生产出口商品的成本。
　　这些方法显然是不一致的，对于后者，商品产值的核算不仅包括进口商品的零售成本（被扣除进口额的总和是指对外国产品生产及运输支付的成本，而非购买价格），还包含国内运输、营销及运行的融资成本。查尔斯&斯坦德尔（Steindel，2004）发现，相对于制造业产量，美国的商品产值多年以来始终处于增长状态。他认为，这种令人费解的分歧源于如下三个原因：进口商品份额的持续增加，商品销售额中服务成分的提高，以及服务要素在消费品出厂后营销过程中的比例相对于资本品价值的提高。
　　上述因素均产生了严重后果。首先，会让我们将制造业局限于一个抱残守缺的定义而不能自拔，它既不能反映现代制造业已高度机械化，甚至可以说全部机械化这样一个事实，也丝毫不能体现出计算机及程控设备目前已运用于制造业的每一个阶段，从设计到原型机生产，再到实际加工、组装、性能测试以及最终产品的包装，概莫能外。其次，在定量评价制造业在整个经济占有的权重时，我们往往要借助于对制造业边界的人为限定，但这种内涵上的缺陷已逐渐成为人们认识制造业的一个严重阻碍。在大型制造商在对很多、甚至是大部分工序进行外包或分包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大规模持续增长的研发、高品质专用零部件的加工、定制化组装、覆盖国内外市场的营销和售后服务（目前已普遍实行在线运行），现代制造业的存在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此外，这种现象还会因&原产地&概念而显得越来越弱不禁风。今天，即便是最简单的机器设备也可能是由来自多个国家生产的零部件组装而成，而制造这些零部件的材料和元件同样有可能来自不同国家。因此，任何试图指定原产地的做法都是不现实的，不仅如此，如果按目前的通行做法，将原产地指定为完成最终组装工序所在的国家，这就会人为扩大该国的出口额。2009年，安德鲁&拉斯维勒对苹果公司iPhone手机物料清单进行的分解，就是说明这个问题的最佳例证。
　　iPhone的关键零部件包括内存卡、屏幕、摄像头、收发器和接收器，这些元部件分别来自日本的东芝（Toshiba）、德国的英飞凌（Infineon）、美国的博通（Broadcom）和恒忆（Numonyx）以及韩国的三星（Samsung），而最终组装则是由中国台湾鸿海精密科技集团通过旗下设在广东省深圳市的富士康公司完成的。2009年，按全部制造成本计算，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iPhone导致美国的贸易逆差增加了20亿美元。但是中国进行的组装工序费用在全部成本中占据的比例还不足4%，这意味着，中国创造的价值增值给美国带来的贸易逆差还不到7 500万美元，而在这20亿美元中，超过96%的部分实现了价值转移，其中3/4以上的价值来自日本、德国、韩国及美国。
　　在追溯美国工业生产的历史之前，我必须澄清长期以来有关现代制造业的两个谬论。第一种观点认为，由于技术创新在绝对数量和相对比例上都在不断减少产品的重量，这就使得执行相同经济效能所需要的原材料及工业品在数量上不断减少，因此制造业的重要性也在不断萎缩。比如说，有价证券的无纸化已彻底完成：企业或证券经纪商已不再发行纸质的有价证券，全部证券均采用电子账簿形式。而且大多数人都已经认识到，计算机容量和性能之间具有反向关系。1981年，IBM推出的第一台个人计算机只配置了16KB内存，计算机的重量为11?3千克，也就是说，每字节的重量为0?7克（IBM，2011）。但是在2011年，也就是我开始创作本书的时候，4G内存的戴尔笔记本的重量仅为3?6千克，这就相当于每字节内存容量的重量只有0?9微克（1克的10的-6次方）。
　　在30年的时间里，这种非物质化运动将计算机单位内存的重量减少到只有1981年时的1?3&10-9！1981年，全球范围内销售了200万台个人计算机，它们的重量合计接近2万吨，而总的内存量还不足30G；而对于2011年全球销售的3亿台计算机，其总重量却只有120吨，仅相当于1981年当年销售计算机重量的1/60，而内存总量却超过了1E字节（100亿亿），足足增加到原来的3 000万倍。按照1981年的重量/内存容量比，2011年全球销售计算机的重量应为840千兆吨，这足足相当于全球每年耗用的金属、塑料、玻璃和半导体材料总量的两个数量级，或者说，约为美国每年消耗材料总量的200倍。
　　但这又是一个极端特殊的例子：随着微处理器上对晶体管的包装越来越密实，摆脱e世界的趋势也成为不争的现实，这种现象在制造业其他任何重要领域中都没有发生过。尽管重大突破在现代制造业的很多分支中已司空见惯，但重量-性能比较原来下降了7个数量级这一事实，在其他重要领域却是不可能出现的，无论是黑色冶金或是有色冶金，抑或是化工合成、家具制造还是食品加工，均不例外。实际上，在非电子制造业的大多数分支中，这种重量-性能比呈数量级的减少都是不寻常的（也就是说，新的设计只需上一代产品1/10的重量，即可达到相同的性能）。
　　这种成功最司空见惯的例子或许就是重型柴油发动机。1897年，第一台机器的质量功率比达到了330克/瓦，1910年，安装在远洋轮船上的第一台发动机的质量功率比约为120克/瓦，而今天，功效最大的船用柴油机已降低至30克/瓦，也就是说，整整降低了一个数量级（W?rtsil?，2012；Smil，2010）。另一方面，产品单位功效所需质量大幅降低的例子也比比皆是，从乳饮料铝罐的质量到现代电力机场的质量-功率比，不胜枚举。但所有这一切都体现为相对比重的下降，却丝毫未能减少对实体性材料需求的绝对数量。
　　现有数据表明，在过去的10年间，即便是那些拥有世界上最高人均资本消耗量的最发达经济体，也不得不面对材料总消耗量持续上涨的现实，而在人口最多、正在经历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尤其是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西，对几乎每一种材料的需求量都出现了加速增长。因此，至少就各种金属、建筑材料、塑料或是各种生物材料而言，总体上并未出现全球性的非物质化。相反，面对全球人口的持续增加，以及各类工业及消费品的人均需求量上涨相叠加的现实，即便是最显著的相对降低也难以避免绝对量的增加。
　　制造业与服务型经济
　　我想表达的第二个观点更直接，而且甚至比第一个观点更令人鄙夷：它彻底不考虑质量的降低，虽然没有将现代制造业看做是完全非必要的活动，但最多也只是视之为一种非必需性活动，因此，对于这样次要性活动创造的产品，对策当然也简单得多，不管是什么，只需从资源价格最低的国家进口即可，并以增值能力更强大的服务业支付进口款。目前，服务业已成为所有最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另一方面，当下的很多经济学家都认同，制造业对GDP贡献率的下降是&值得庆祝的事情&（Perry，2012）。
　　1973年，丹尼尔&贝尔和伊万&伊里奇首次提出&后工业时代&这个概念，当人们发现这个标签似乎最能描绘他们所处的现实和理想时，制造业自然也就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了。于是，制造业当然不必成为影响经济政策的一个重大因素，也不必成为一个国家长期目标的重要元素，如果对这一逻辑进一步引申，即可作出推论，低成本的国外供应商完全有能力满足全球经济的所有需求，上述观念之所以得到推崇，出于完全不同的两个原因：以熵值理论对经济发展的理解--这已经为大部分经济学家所接受；以及对一个无可争议的现实作出的错误认识。
　　第一个理由源自经济增长所具有的显而易见的不可持续性，经济增长是创造和维持现代社会的根基（Binswanger，2009）。就长期而言，现代经济的增长必要性不服从&热力学第二定律&，按照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Georgescu-Roegen，1971）的说法，该定律在所有物理学规律中最具经济指导意义。按照这一定律，可以按低熵值取得的物质才是关键变量，对任何一个理性社会而言，实现熵值减少量的最小化都应成为其头号目标。或许，我们还可以通过近期出版的部分书籍重述这个观点：物质非常重要（Geiser，2001），因此，我们不应不加选择地用有限燃料去维系经济增长这列已失控的列车（Czech，2000），坚持效率原则（Princen，2005），主张选择性消费（Princen, Maniates, and Conca，2002），以及通过加强自我控制（Slade，2006）而抛弃浪费文化（Offer，2006）。
　　按照最激进的观点，即便是最稳定的文明也不可能一劳永逸。从热力学角度出发，唯一可接受的社会状态应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而且必须实现原材料产量的最小化（Georgescu-Roegen，1971）。而在不太激进的理论中，这些观点则表现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提倡的可持续性经济增长，对&绿色经济&不同程度的探索，不以资源消耗来创造财富的服务型经济（Stahel，1997），主张经济的&去增长&（Flipo and Schneider，2008），换句话说，就是在非增长条件下创造繁荣经济（Victor 2008；Jackson，2009）。采取行动的时点或许就在此刻，因为加速转型的时代已经开始（Morgan，2010）。显然，任何材料密集型、能源密集型的大型制造业都无助于实现这个目标，而现代制造业的衰退则有助于真正实现可持续性这个长期目标。
　　至于认为制造业的衰退无足轻重的理由还有另一个层面，而且也是最常见和最广为接受的：它们认为，制造业地位的下降，是让经济洗心革面，走上预期轨道的必经之路，这是人类社会翘首以盼的革命，而这场革命的标志就是制造业对国民经济贡献率的持续减少，与之相对应的趋势，则是服务业地位的持续增长。这是两种截然相反的趋势，一种是蒸蒸日上，一种是江河日下，它们共同构建起现代经济的基石。在德国，制造业对GDP的价值贡献率在1970年曾一度达到32%左右。到2000年，这个比例已降至21%，2010年进一步减少为18?9%。而日本制造业对GDP的贡献率在这几个时点分别为35%、22%和21?2%（UN，2012）。
　　在美国，制造业在GDP中的比例也从1950年的27%下降至1970年的不足23%，到2000年进一步减少为13?3%；在经历了2007年小幅上升到14?1%之后，2009年便重新落至12?9%；随后，在2010年再度反弹至13?5%。需要指出的是，所有这些对比的依据均为联合国ISIC（国际标准工业分类法，其中制造业属于D类）分类数据。相比之下，采用NAICS系统中行业编码为31-33的数据计算，美国国内制造业对GDP的贡献率更低：其中，2000年为14?2%，2009年为11?2%，2010年为11?7%，2011年为12?2%；在扣除美国市场产品中来自外国的零部件之后，这个占比仅为11%（USBC，2012a）。2011年，政府服务对GDP的贡献率约为13%，金融服务（包括保险和不动产）成为贡献率最高的行业，约为20%，全部服务业（包括各类贸易）为美国的GDP贡献了77%的份额。
　　与服务业相比，制造业并不是唯一被唱衰的行业。农、林、渔业对经济产值的贡献率甚至更低：2010年，它们仅为美国和德国创造了1%的GDP，为日本创造了不到1?5%的GDP，法国的情况算是最好了，但也只有2%（UN，2012）。上述简单的回顾足以表明如此低的比例显然不适于评价农、林、渔业对多人口发达国家的重要性：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没有法国或德国的农场或是失去来自世界头号谷物、肉类生产大国，以及美国的农产品进口，欧盟经济将会变成什么样。
　　2011年，尽管美国农业对GDP的贡献率仅为1?2%，但如果就此认为，如此低的GDP贡献率会让农业成为经济中的边缘性行业，那就大错特错了，失去来自农业的这个贡献率与减少相同比例的金融服务业贡献率，两者带来的后果显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农业贡献率减少1%和金融业贡献率减少1%，当然是不可比的，前者将带来美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饥饿与死亡，因为全球市场的粮食供给还不足以满足美国的进口，即便是巴西也无力承受美国进口的消失。而后者造成的损失已在年期间成为现实，尽管经济已开始温和复苏，逐渐走出战后最严重的大衰退，期间，金融业对GDP的贡献率还是减少了1?4%。或许有人会说，如果损失全部由那些投机性衍生交易来承担，那应该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因为这类交易正是酿成近期一系列经济危境的罪魁祸首。
　　因此，以GDP贡献率的减少来判断制造业对美国经济的重要性，这显然是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标准，因为制造业给经济带来的收益是其他任何经济活动都无法比拟的（Duesterberg and Preeg，2003；MI，2009）。毕竟，制造业可以创造出具有高度关联性的产业链，它们不仅吸纳了很多传统职业（如会计和职业培训），还造就了很多全新的就业机会（如电子商务）。因此，每增加1美元的制造品销售额，就可以附带创造出价值1?40美元的其他经济活动，而运输业的附带价值创造率则是1美元，零售业、专业服务及商业服务的1美元最终产品销售额创造的附加价值更是不足60美分（MI，2009）。
　　考虑到它本身就需要拥有良好教育背景的劳动力，以及它和智力服务、运输及批发零售业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制造业也为支持和扩大在职培训及教育提供了强大动力：由此看来，制造业的损失意味着职业技能教育领域就业机会的减少，而后者则占据了研发开支的2/3，而它的衰落又意味着创新能力和经济乘数效应的损失。此外，制造业还是实现贸易优势的必要条件，在当今高度全球化的世界里，如果缺乏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贸易，要创建一个强大的国民经济是不可想象的（Atkinson et al?,2012）。以美国为例，工业制造品的进口是造成其贸易逆差的头号根源，在美国的贸易密集度相对较低这一特殊情况下，填平这个鸿沟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扩大制造品的出口。
　　由此可见，在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美国经济中，稳固制造业地位的基础在于认清三个基本事实。首先，同时也是最明显的一个事实是，制造业始终是实现技术创新的基本动力，反过来，技术创新又是现代社会实现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根源。其次，尽管业务大规模迁徙海外，劳动用工大量裁减，且很多兴旺一时的门类（如服装生产、消费电子、皮革商品、机器设备和原钢）深度退化，但美国制造业依旧很好地诠释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的内涵，在绝对增加值方面，它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仍处于增长状态，一旦逆转这种长期趋势，注定会让美国面对更难于应对的社会和经济挑战。第三，尽管相对有限的制造业出口是形成美国贸易逆差的一个主要原因，但如果制造行业进一步倒退，只会彻底击碎实现反戈一击的最后一线希望。
　　第一个现实表明，我们必须承认，制造业是1865年之后美国、乃至全世界实现经济增长的当之无愧的发动机。作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制造业让美国成为世界的头号大众消费社会，这足以彰显它对美国经济的贡献。那么，美国制造业到底是如何创造出如此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生产和劳动生产率的呢？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劳动力和资本的结合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原动力（Rostow，1990）；但是到了1956年，人们的思维发生了变化，阿波罗默维茨（Abramovitz，1956）认为，对于1870年以来实现的人均产量增长，这种组合只能解释其中的10%，而对于美国经济中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它所带来的贡献也不超过20%。
　　剩余的大部分贡献，或者说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就只能归功于技术进步了，对此，索洛（Solow，1957）最早进行了量化计算，结果令人震惊：美国的总体劳动生产率在年期间增加了一倍，其中，88%的贡献可以归结为广义上的技术变革，只有剩下屈指可数的12%才是资本强度提高带来的产物。在1985年的诺贝尔奖获奖演说中，索洛称：&单位劳动力投入带来的永久性产出增长，完全依赖于最广意义上的技术进步速度。&（Solow,1987）丹尼森（Denison，1985）发现，对于美国在年期间实现的经济增长中，55%源于知识进步，16%归功于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的转移，18%来自规模经济效应。考虑到后两个变量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技术进步，毕竟，是机器化大生产释放出大批农村劳动力进入工业，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丹尼森的这番话理解为，创新为这一期间经济增长带来的贡献至少不低于75%。
　　早期关于TFP的研究始终将技术进步视为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它们认为，新的思想和观点来自外部，并最终为企业家所采纳并予以内部化。这种观点忽略了工业企业内部实现持续性创新的很多途径以及厂商、创新者和市场之间的互动。最早提出将技术进步视为经济增长内生变量的经济学家是阿罗（Arrow，1962），他认为，技术进步是由经济体内部之前的行为所引发的，这种观点又被下一代经济学家普遍接受（Romer，1990）。但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1991）则在1991年指出，索洛对残余贡献的分解并不适合于解释经济增长的内在根源，因为可识别变量并不独立，而是动态关联的，此外，他们还认为，所谓的外生与内生之争，不过是来自于外部的人为分割，并不是出于对现实的描述。
　　随后，索洛在2000年指出，将经济增长速度归结为依赖一个可被政策人为操控的简单变量的函数，这种说法很难站得住脚，而且缺乏历史证据的支撑。不过，更有趣的一个现象是，尽管全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迎来了研发、人力资本的巨大增长和以实现技术创新为目标的资金大潮，但却并没有实现经济增长率与之匹配的改善。1999年，艾沃&第卢和卢克&索特（Da Loo and Luc Soete，1999）对战后的高研发与生产力增长之间的这种非关联性作出了解释，他们认为，这些活动强调的不是产品创新，而是产品差异化，它虽然会改善消费者福利，但却无助于经济增长。
　　对于技术创新之于经济增长率到底会带来何等效应，最让当下理论界纠结的是，对微处理器近乎一致的接受和采纳并未促使美国制造业生产率实现大幅改善。对此，保罗&大卫（David，1990）以发电业走过的历史路径为例进行了解释，他指出，直到20世纪20年代初，发电才对制造业生产率显示出强大的影响力，这足足比商业发电的出现滞后了40年。从年，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不足1?5%，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这种低水平的增长率出现转机，达到2?5%，几乎恢复到年期间的水平（Dale et al?，2002）。
　　或许，尽管我们找不到完美无瑕的方式分解个别因素对推动经济增长做出的贡献，但有一点毋庸置疑：经济增长最恒久的动力在于创新，而不是劳动力或者资本。同样无可置疑的是，制造业是现代西方社会技术创新的第一源泉。而且这个行业也始终是实现独立发明和技术改进的核心领域。19世纪末，制造性企业成为第一批在工厂和实验室开展系统性研究的实体，正是从这些简陋得令人不可思议的活动中，培育出了现代化的研发机构。
　　尽管政府已成为这些研究活动的主要赞助者（借助于国家性研究机构、大学以及行业补贴），但它们更关注的焦点依旧是工业或制造业（尤其是政府在削减军费开支之后）。2007年，全球研发费用达到1?1万亿美元，其中，超过60%的部分发生于工业：在美国，约67%的研发开支来自美国工业界；欧盟国家的平均比例约为55%（但德国则接近70%），东亚地区超过60%（NSF，2010）。另一项研究发现，全球最大的1 400家公司在2007年的研发开支高达5 450亿美元，其中，全球100强占到总研发开支的60%。
　　不管是现代农业、运输业还是通信业，在这些非工业实现伟大转型的过程中，制造业的创新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如果没有哈伯-博施的合成氨工艺，没有杀虫剂和除草剂，没有包括灌溉泵在内的各种农业机械，全球农业根本就无力养活70亿人口。如果没有燃气涡轮发动机的喷气式飞机，洲际旅行不可能变得如此便捷。没有柴油机驱动的大型油轮、货轮和集装箱货船，要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大宗商品和无数制造品的运输是不可思议的。如果没有微处理器，就不可能实现全球实时通信，就不会存在如此方便、快速的以数据储存和处理为基础的现代服务业，而微处理器的出现，又注定离不开先于其10年出现的集成电路，而后者的前提则是硅材料晶体管的商品化。
　　最能反映这种根本性因果关系的方式，或许不是使用技术进步、发明或者创新这样的辞藻，而是一个更广义、更基础的词汇，即乔&莫基尔（Mokyr，2002）所说的&有益知识&（useful knowledge），而且敢于承认，只有凭借前所未有的&进取和执着&去运用这些知识，才有可能&创造出现代物质世界&。我们务必要提醒那些认为现代社会可以脱离制造业而独享繁荣的人：制造业不仅是把这种有益知识转化为物质财富的基本模式，而且在这种知识演化为构成现代社会基础的诸多便捷服务的过程中，制造业同样是最根本的手段。
　　其次，美国制造业的庞大规模通过国民经济数据便可略见端倪。如以不变的价格计算（2005年美元价格）并按官方汇率比较，美国制造业依旧领跑全球，2010年的产值为1?762万亿美元（中国为1?654万亿美元），约占全球制造业总产值的19%（UN，2012）。如按当前币值（2010年美元价格）计算，中国的制造业在2010年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首位（中国为1?922万亿美元，美国为1?856万亿美元），但人均差异依旧显著（超过4倍），美国2010年的人均制造业产值约为6 000美元，而中国约为1 400美元。此外，尽管美国制造业的人均产值高于法国（4 100美元）、加拿大（4 900美元）和意大利（5 200美元），但比德国（7 600美元）低20%，比日本（8 500美元）低25%。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认识美国制造业的规模：2010年，在全球经济中，仅有7个国家的GDP总和（按名义价格比较）超过制造业对美国GDP的贡献，按此排名，美国仅稍微落后于巴西，但远超过加拿大；如果以购买力平价为基础进行排名，美国制造业的产值排名第十，落后于法国，排在意大利之前，而且整个行业还在继续增长：如果按不变价格衡量，在年期间增长了60%，接近GDP总额的增长率；年期间增长23%，同期GDP总额的增长率为15%。但是在这些令人振奋的数字背后，则是庞大的失业人口、大规模减员以及制造业的整体衰落。
　　第三个问题则要求我们重新审视美国国际贸易差额的详细情况。这或许最有助于我们认识如下观点的荒谬之处：制造业的进一步衰退对美国经济的影响甚微，因为软件、信息业、通信和数据管理等高附加值服务的出口收入，完全可以抵消制造品进口增加带来的成本--或者说，廉价进口可以轻而易举地抵消导致国内制造业产能下降带来的影响。自1976年以来，美国始终与贸易逆差为伍，从当年的60亿美元增加到1987年的近1 520亿美元，在1991年创下历史新低的310亿美元之后，到2006年再度大幅反弹至7 590亿美元；尽管经济衰退导致年度贸易逆差总额降至3 750亿美元，但是到了2010年，逆差重回5 000亿美元高位（USBC，2011b）。美国贸易差额占GDP的比例持续变化，1960年为0?7%，1970年为0?2%，1980年为-0?7%，1990年为-1?4%，2000年为-3?9%，2006年为-5?8%，2010年恢复到-3?4%。
　　在这段时期，美国的服务贸易始终维持正余额且持续增长，而商品（包括食品、燃料和原材料）贸易余额则延续为负，并在2006年全面恶化。按《国际贸易标准分类》体系，年期间的美国工业品出口增长了2/3（按名义价格计算），直到2009年才因经济衰退而下降了近20%，但2010年就几乎全面恢复。不过，制造业的进口在年之间同样保持上涨，从而导致工业品贸易逆差大幅攀升，2006年，贸易逆差冲上历史最高点的6 300亿美元，并在2010年维持高位，始终超过5 000亿美元（5 650亿美元），随后便在2011年再次创下新高，达到6 350亿美元（USBC，2012a）。尽管服务业的出口也缩小了美国的总体贸易逆差，但还不足以填平制造业留下的巨大亏空。
　　服务出口用了11年才翻了一番，从1999年的2 690亿美元达到2010年的5 530亿美元，并在2011年接近6 060亿美元，这意味着，即便假设服务业的进口水平维持不变（2011年的近4 300亿美元），要抵消2011年的制造业贸易逆差，也必须将服务业贸易的正盈余增加到目前的3?5倍。显然，要避免形势的进一步恶化，就必须让服务业出口的增速超过商品贸易逆差的增速。以服务贸易的顺差彻底弥补商品贸易的巨大逆差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样，尽管大幅提高制造品出口不太可能填平这个鸿沟，但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填补鸿沟。之所以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原因在于，美国在工业品出口方面始终表现不佳，这也是我在本章结束时将要强调和解释的关键点。
　　综上所述，工业制造品的数量和影响力依旧是决定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属性。尽管相对性的非物质化现象（按单位最终产品或是特定标准衡量）在当前社会层出不穷，但无论是在总体规模还是人均水平上，现代经济或者说后工业时代经济从未展现出任何名副其实的非物质化趋势。我们不能只凭借它对一个国家GDP的贡献率来评价制造业的重要性，尽管这个比率确实在继续下跌；相反，这个行业始终是技术创新的基本源泉，因而也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从相对意义上看，美国确实是一个出口&弱国&，因此，提高制造业出口水平或许不能彻底扭转美国的贸易逆差，但肯定是重拾贸易均衡最有效的途径，至少可以大幅改变目前的巨额贸易逆差。
　　1904年，迈克尔&约瑟夫&欧文斯（Michael Joseph Owens）凭借玻璃成型机获得美国第766768号专利权证书。这项震惊世界的发明标志着美国制造业已经从手工制作正式转型为全面的机器化大批量生产。这项发明的专利图纸见如下网址：?sha?org/bottle/pdffiles/Owens1904patent?pdf第二章
　　上升期：年南北战争后，经过了三代人的努力，美国经济成功地从传统农业经济转型为世界上最先进、最具创新性的制造型经济。
　　我是一个美国人，出生长大在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县&&所以说，在血统上，我是美国佬中最地道的美国佬--事实也的确如此；确实，我有点冷冰冰的&&我进了那家大兵工厂，真正学会了本行；这一行的活计我都学过，什么东西都会做：枪支、左轮枪、加农炮、锅炉、发动机，以及其他各种各样能节省劳力的机械。跟你说吧，你想要什么，我就能造出什么。世界上的所有东西都是一个道理，没什么区别；如果还没有又快又新潮的方式做一样东西，我就会发明这种方法--就像滚圆木一样容易。
　　--马克&吐温，《康州美国佬在亚瑟王朝》（A Connecticut Yankee in King Arthur?s Court），1889。
　　1776年，13个殖民地宣布摆脱英国统治实现独立，11年后，他们颁布了标示这个新国家理想的《宪法》，这无疑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文献。与新国家必定与弱工业相伴相随这一传统认识相悖的是，刚刚建立的美利坚合众国就是一个强大的经济体（McAllister，1989）。和平起平坐的欧洲列强一样，美国也是一个传统农业社会，近80%的大多数国民都在从事以自给为主、少有盈余的小规模农业生产（大规模农业生产仅限于南方农场）；尽管城市化的水平依旧很低，但是按人均规模衡量，在摆脱殖民统治后的初期阶段，美国人就已经拥有了接近世界强国的最高收入水平。
　　作为前殖民统治者，英国在18世纪末就已经建立起更强大的工业基础。这个新兴国家不仅拥有大批工艺精湛的手工家庭作坊，还有着令人敬畏的造船能力，而且它的生铁产量也占据全球总产量的15%左右。更重要的是，美国的自然禀赋独一无二，南北战争（年）刚一结束，美国便迅速进入工业化进程，且发展速度令众多欧洲列强无不汗颜。回首历史可以发现，早在19世纪60年代末（至少可以说19世纪70年代末），美国经济的生产总值既已超过英国，而且美国已经逐渐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霸主（Maddison，2007）。
　　考虑到当时的英国已建立起庞大而全面的制造业，因此，美国的赶超自然需要更长的时间：在1870年时，英国在全球制造业中还占据近1/3的份额，而美国在当时的比例还不足1/4，不过，进入19世纪80年代末，这个顺序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的份额达到了36%左右，相比之下，英国的份额则下降到不足15%。在登上世界第一的宝座之后，美国在随后的120年里始终维持着世界制造业霸主的地位。尽管2010年坊间纷纷传闻，美国已经把制造业老大的位置拱手让给了中国，但这仅限于我们按当前美元价格衡量制造业对GDP的贡献：中国的制造业总产值为1?923万亿美元，而美国则是1?856万亿美元；但是按2005年的美元不变价格计算，美国依旧领先于中国，为1?763万亿美元，而中国则是1?665万亿美元（UN，2012）。
　　那些认为可以通过物理透镜认识经济发展的人总会迫不及待地指出，如果没有能源消耗量的巨大增长，所有这一切都不会发生。而这种增长则伴随着一场史无前例的转型：生物燃料（木材和木炭）和生命能量（人和动物的肌肉）被化石燃料（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机器原动机（水轮机、汽轮机和内燃机）以及电力（在制造业，使用上述能量形式驱动电动机，并用于照明及通风设备）所取代。从年，基础能源的年均耗油量几乎增加了11倍，人均耗油量也接近翻了3番。但是，用锅炉和火炉燃烧煤炭的发热效率高于用火炉和壁炉燃烧木材，而且电灯泡的能源转换效率也远远高于蜡烛和煤油灯，因此，有用能量（热能、动能和光能）的人均供给量至少翻了5倍。
　　能量转换效率的提高，也可以解释美国经济的能源强度（按不变美元价格计算的创造单位GDP所耗费的能量）为什么会在19世纪最后的30年里下降了25%。这一趋势曾在1900年后出现过短暂逆转，当时，随着工业和家庭的电气化以及汽车保有量的增长，增加了全社会的化石燃料需求量。通过历史统计数据，我们可以确定美国的化石燃料燃烧量超过木材消耗量的确切年份（Schurr and Netschert，1960）。在19世纪40年代初之前，煤炭对美国主要能源产量的贡献率仅为5%，并在10年之后增加到10%。到70年代初，煤炭在总能耗中的比例进一步增长到1/3，并在1885年达到50%。1859年，美国开始在宾夕法尼亚州开采原油，到70年代初，原油在全部能源中的比例仅为2%；1884年，美国两种化石燃料（天然气）总产量提供的能源第一次超过木材。在经过这个转折点之后，木材的重要性急剧下滑，到1900年，对美国能源的贡献率下降到20%左右。
　　但不管有多富饶，能源本身都不足以将美国推上世界经济的霸主地位。相反，美国在1865年之后实现飞跃的主要动力在于技术进步。这些进步不仅让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大宗商品生产国，也让美国在新发明的商业化、创造全新行业、推行新生产模式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方面成为领导者。一个多世纪后，美国乃至整个世界仍在受益于其中很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技术发明。而且从劳动生产率上看，美国的制造业根本就不必追赶英国。
　　正如斯蒂夫&布罗德贝里（Broadberry，1994）所言，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在19世纪初的几十年里就已经超过了英国，到1860年，已经比英国高出了一倍多；随后的工业化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从年的30年间，美国与英国的劳动生产率之比并没有显示出特别的趋势，而是一直徘徊在180%～200%之间。根据1907年（英国）和1909年（美国）进行的民意调查数据，两国的行业差距主要体现在汽车制造（超过4倍）、冶金以及建筑材料生产和造纸业等领域。这些巨大的差异贯穿于整个20世纪：在二三十年代，美国的劳动生产率约为英国的2?5倍（Broadberry，1998）。
　　在回顾过去150年美国制造业成长史的时候，我们将遵循一个简单的套路。对每一时期，我们首先看看该期的关键宏观经济指标（分别按绝对值、人均值、增长率及行业产地）及制造业的基础数据（总增加值、10年间增长率、生产率变化率及进出口额），随后再关注特定时期在若干标志性关键领域取得的成就。对于1900年之前的几十年，我们将特别关注钢铁生产、19世纪工业化时期的标志性原材料以及始终主宰现代人类文明的若干主要金属等领域发生的创新；发电、电力输送及用电这个全新产业在19世纪最后20年的出现和普及；在通信业新型机器、设备和工具的创新、商业设计及制造领域的开创性活动，以及该领域在20世纪的飞跃式进步。
　　本章的第二部分将探讨我所说的巩固期，即进入20世纪后到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40年。这部分首先关注的是美国工业及家庭的电气化。随着电力供应的普及及其最终用途范围的扩大，电力或许是现代文明史中唯一可称得上伟大的技术进步，它不仅仅改造了制造业和家庭运行的模式，实际上，从医药（电力可由于疫苗的冷藏以及各种诊断设备）到航空（无线电、雷达以及最近兴起的GPS技术都需要以电为能源）的每一个领域都离不开电力。
　　之后，我们将关注20世纪初发生于美国并最终成为现代全球制造业标志的两个基本性创新：一个是源于亨利&福特之手的大规模生产组织，它让汽车走入平常百姓家；另一个问题由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最早提出的，即通过对个别业务的关注实现特定流程的最优化和实际运营效能的最大化。本章最后部分继续探究了&大萧条&时期的技术进步和生产创新。这10年所经历的艰难和挫折不仅见证了最引人振奋的技术进步，也实现了生产率的巨大进步。创造现代社会，年
　　19世纪上半叶，农业在美国经济中始终占据主宰地位：1860年，城市人口（按人口总数超过2 500人的标准衡量）仅占全部人口的16%。在此之前，木材是美国家庭和工业最重要的能量来源，南北战争前的制造设施还是完全依赖于人力的小型手工作坊。这些手工作坊为美国经济产出作出的贡献约占1/3，为美国蒸汽机时代的家庭、运输及工业提供了最基本的工具。在1860年的制造业中，约15%的动力来自蒸汽，还有24%左右来自水力，不过，在南北战争之后，蒸汽动力的使用量与制造业规模逐渐表现出正相关属性，1880年，以蒸汽机为动力的工厂及手工作坊雇用的工人人数第一次超过全部就业人数的50%（Atack，Bateman， and Margo，2008）。
　　图中为爱迪生公司的纽约发电厂，该工厂完工于1902年，它是世界上最后一家采用蒸汽机的大型燃煤发电厂。仅在几年之后，全部新建发电厂均开始采用涡轮式蒸汽发电机。这幅版画是日《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的封面。
　　在工业化生产的最初扩张阶段，另一个重大突破则是所谓&美国制造体系&的逐步普及（Hounshell，1984）。该体系的基本原理可追溯到现代社会早期的威尼斯造船业：拿破仑战争时期，英国海军首次将这些原则用于实践，由半技能型劳动力使用专门制造的机床和引导机加工轨迹的模具，生产可互换的标准通用件（Coad，2005）。随后，这种做法在英国和美国逐渐得到普及，并由美国战争部在位于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市和西弗吉尼亚州哈普斯渡口的兵工厂开始实施，与此同时，他们的武器承包商也开始利用这种模式制造步枪、滑膛枪和手枪（可以说，这也是武器生产的常用模式）。
　　在民用方面，随着熟练型技工和标准工艺流程的采纳，这种模式首先在缝纫机、自行车和汽车制造等领域得到普及，并最终被各个行业所接受，从缝纫机制造到汽车生产（我们将在下文介绍福特在这个领域的杰出贡献），从收割机到手表制作（到1920年，手表的年产量已超过1亿块），无一例外；造就这种趋势的动力来自大规模外来移民以及人口的西部迁徙，这显然需要借助于充足的材料供应与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对于制造业在此期间取得的巨大成功，最具说服力的证据之一就是两大百货零售巨头蒙哥马利&沃德和西尔斯&罗巴克的年度商品目录，这两份超过600页的目录涵盖了数千种商品，它们共同展示出在19世纪末之前美国制造业的宏大与辉煌：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在网上搜索到这两份商品目录的图片（Montgomery Ward & Company，2008 \[1895\]；Sears, Roebuck & Company，2007 \[1897\]）。
　　以蒸汽为动力的机械化、可互换标准通用件的采用以及大型制造业设施的兴起，共同促成了生产率的提高，这种提高在美国劳动部公布的案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一个典型的手工作坊，需要两个工匠用188个工时才能制作一把犁头，而在一个以机械化为主的工厂中，制造一把犁头只需要52名专业化工人耗用3?75个工时。一个技术熟练的女裁缝需10个小时完成一件男士衬衫的全部25道工序，但是在一个机器化制衣厂，由专业工人分别负责39个工序，只需80分钟即可完成一件衬衫。
　　此外，随着美国制造商不断推出新型金属犁、收割机、脱粒机和谷物联合收割机，机械化、专业化与商业化也成为推动农业，尤其是粮食种植业生产率提高的基本要素。在整个19世纪实现的农业生产率进步中，2/3出现于1860年之后，事实上，家禽养殖业产量的每一次大幅增加均来自1865年之后（Weiss，1993）。可见，即便不提高价格，或者将价格上涨控制在最小范围内，美国农业依旧能提高其产量，为越来越多的工业化城市提供充足的粮食及劳动力供给。
　　三次战争后的几十年是发明与创新实现爆炸式增长的时代；我曾另文指出，技术进步创造了20世纪的人类新文明（Smil，2005）。尽管提出这些思想的发明者、科学家和工程师，以及将这些思想转化为全新产品及行业的企业家均来自欧洲诸国（尤其是英国、法国、德国和前苏联），但是在总体上，最大的贡献还是来源于美国。虽然说这些创新带来的进步直到20世纪的最初几十年才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但是，1865年后的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推动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在南北战争后的10年里停滞不前，然而，此后时期的数据、1869年以来的估计值以及1889年后的时间序列数据（Kendrick，1961）则表明，进入19世纪70年代，美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幅度为0?86%，19世纪80年代为1?94%，尽管最后10年的增长率下降为1?12%，但上述增长率依旧高于20世纪最后30年的平均增长率，这足以说明，那是一个以知识为基础的时代（Field，2009）。
　　1865年之后兴起的现代美国经济体现在诸多方面。经济学家肯定会对那个时代GDP的迅猛增长大加颂扬，的确，无论从绝对数量，还是人均水平上看，当时的GDP增长都令人振奋，尤其是其间大规模人员迁徙带来的人均水平高速增长，更是令人瞠目结舌。
　　19世纪70年代，绝对GDP增长了71%，人均GDP则增长了35%，两者均创下了10年以来增长率的最高纪录。19世纪80年代的对比数据略有下降，分别为66%和33%。而19世纪90年代的增速大减（GDP增长率仅为32%）可以归结为始于1893年（当年的真实GDP下降了6%）并终于1897年的经济衰退。此时，美国制造业的产量也超越英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的领导者，更廉价的美国产品开始迅速打入外国市场（Wright，1990）。毫无疑问，1865年之后，随着美国工业企业不断转型为资本和能源密集型的大规模厂商，美国制造业对劳动力节约型技术进步的依赖性也在不断加强（Chandler，1977；Cain and Paterson，1981）。
　　行业组织论者强调现代商业企业的兴起，其特征在于劳动力规模的扩大和资本化程度的加深，从年，资本与劳动之比几乎翻了3番，且主要发生在19世纪80年代（James，1983），前所未有的产出足以满足国内市场的全部需求（及出口）。此外，不断强化对制造业的关注，以及组织、信息和通信对企业扩张及创新推动作用的日趋重要，也是现代企业的另一特征。生产集中（以钢铁制造、肉类加工、面粉生产及配送行业为先导）趋势不断加速，以至于在整个20世纪几乎未发生任何变化。在1900年的制造业收入中，1/3来自前4家最大企业占据总销售额一半以上的主要行业。70年之后，这个比例为29%（Nutter and Einhorn，1969）。
　　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评论家关注的是大型垄断企业的扩大、工会面对的挑战以及伴随快速工业化、城市化和环境恶化而来的诸多问题。同样，贫富差距的加剧也是他们关注的焦点：一方面，是实业家和银行家令人眼花缭乱的炫耀性消费，另一方面，则是外来移民的极度贫困和西部新定居者的艰辛困苦。前一个社会现实曾被查尔斯&杜德利&沃纳和马克&吐温的《流金岁月》（The Gilded Age）一书所嘲讽，而书名也就此成为这段美国历史的代名词。在该书的序言中，作者以幽默的口吻写道：在这个国家里，既没有狂热的投机，也没有对一夜暴富的炽热追求，所有穷人都心地单纯，安分守己；所有富人都勤劳诚信，慷慨大方；社会风气古朴纯净，每个从政者都能力超凡，爱国爱民（Twain and Warner，1873, 1）。不过，这段时期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个人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这是一个工程师和企业家（两者往往兼于一身）创造新世界的时代，它们让这数十年演化为英雄式发明和革命式创新层出不穷的时代。提到这些开创新纪元的英雄，我们肯定会想到亚历山大&格林汉姆&贝尔（电话）、托马斯&爱迪生（照明）、乔治&威斯汀豪斯（空气制动器）和尼古拉&特斯拉（电力），但这个名单上注定还要包括很多伟大的发明家和创新者，譬如乔治&伊斯特曼（照相机和胶卷）、查尔斯&霍尔（从铝土矿中提炼出铝）、沃特玛&马金撒勒（字体排版机）和威廉姆&斯坦利（电力变压器）。与此同时，这几十年对某些人来说也是财富巨大膨胀的时代，比如钢铁行业的安德鲁&卡耐基和亨利&弗里克、银行业的安德鲁&梅隆（W? Mellon）和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 Pierpont Morgan）、原油开采及炼油业的约翰&洛克菲勒与亨利&罗杰斯，以及铁路行业的利兰&斯坦福与康内留斯&范德比尔特，而他们创造财富的手段就是垄断、低工资和苛刻的工作条件。
　　美国钢铁业
　　美国制造业的飞跃少不了诸多外部因素的刺激：必须将这个地域不断扩张的新国家连为一体；必须为1865年后涌入美国的大批移民提供安身立命的环境；必须扩大城市的量与规模，从而为这些新来者提供就业机会；必须创建更多的新工厂；必须为西迁的居民提供基本生活用品。而钢铁则是满足这些基本需求不可缺少的基本原材料，也是实现美国经济霸主地位不可或缺的手段：铁路轨道、机车、轮船、桥梁、工农业设备以及各种家庭用具，都离不开钢铁；当然，结构钢更是建造摩天大厦的基础原材料，而这种标志现代社会的新型建筑最早出现于19世纪80年代的美国大都市。
　　最基本的钢材就是含碳量不超过1%的铁合金，而它的诸多变形体则含有不同的添加金属元素，常见的添加材料包括铬、镍和钒。这些稀有金属的抗张强度和抗拉强度均远高于铁。而抗张强度和抗拉强度等特性又是轨道、高强度建筑梁柱、用于耐用物体的加强柱或加强板以及生产机器设备的基本材料。合金的历史很悠久，由于加工过程费时费力，导致合金的价格居高不下，以至于在近千年的历史中，它们只被用于特殊工具、武器或刀具等少数用途（Bell，1884）。在尺寸更大、效率更高的鼓风炉投入使用后，钢材的价格开始下降，因此，尽管熟铁产量有限，但依旧可以满足铁轨和钢梁对高抗拉强度和抗压强度钢材的需求。英国人亨利&贝塞麦和美国人威廉&凯利分别在1856年和1857年各自发明了转炉技术，为大型炼钢厂的出现奠定了基础（Hogan，1971）。
　　尽管美国法院判定凯利的发明在美国享有专利权，但人们一直习惯于将这项技术称为&贝塞麦炼钢法&。这项技术的主要特点就是用大型转炉熔化生铁，在熔炼过程中，将冷空气流吹进转炉15～30分钟，以去除碳、硅、硫和磷等杂质，从而达到对生铁进行脱碳的目的。1861年，凯利利用转炉生产出第一批&贝塞麦炼钢法&钢材。到1870年。用这种方法生产的钢铁占到全部产量的55%，这一比例在1890年达到86%的最高点（Temin，1964）。随后，这种技术很快便被平炉炼钢技术所取代。19世纪60年代，平炉炼钢法（也称&Siemens-Martin&过程）率先在欧洲获得专利并投入使用，其特点是让填入炼炉的生铁缓慢沸腾，并以转炉砖壁回收散热，从而达到脱去杂质的目的。在美国，尽管这种炼炉生产的钢材在1880年还不足全部产量的10%，但是到了1900年，已经接近1/3（King，1948）。
　　贝塞麦转炉炼钢法的普及及其向平炉技术的转换，为美国钢铁产量的大幅提高创造了基础，并导致全球黑金属冶金领域的技术领先位置从英国转移到美国（Hogan，1971；Warren，1973；Misa，1995）。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的钢铁产量还不到2万吨，人均产量仅为0?5千克多一点。到了1870年，这个数字提高到7万吨，1880年进一步增加到125万吨，也就是说，10年间就增长了18倍。即便如此，美国的国内钢铁产量依旧无法满足持续上涨的需求，因此，在19世纪70年代，美国始终维持着巨大的进口量，并在1880年达到最高峰，当年进口的钢轨、钢条和钢板总量超过100万吨。
　　1890年之后，国内钢铁产量增加到428万吨，进口量开始大幅减少，到1900年，年产量超过1 000万吨，人均产量接近135千克。美国的钢铁生产企业首先在产能和熔炉、炼钢炉和工厂生产效率上超过英国冶金企业，随后便在总产量上将英国抛在后面。1887年，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国，并在1889年成为最大的铁矿开采国，1890年成为最大的生铁出产国。南北战争之后，美国生铁产量中仅有1%用于制造钢材，但是到了1890年，这个比例已接近50%，到了1900年，这个数字进一步提高到75%（Hogan，1971；DiFrancescoet al?，2010）。
　　到19世纪末，美国的钢材产量已占到全世界的1/3，远远领先于德国（约20%）和英国（约15%）。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印第安纳州（盖瑞）和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的铁厂和钢厂（集中于匹斯堡）也逐渐成为规模最大、资金实力最雄厚的美国工业企业。
　　1869年，美国炼钢及轧钢企业的平均资本规模还不足16万美元，但仅仅过了30年，也就是说在1899年，这个数字便增加到了接近47万美元（Temin，1964）。到了这个时候，美国钢铁企业才拥有了与英国企业平起平坐的实力。正像罗伯特&艾伦（Allen，1979）在1979年提到的那样，在19世纪60年代期间，英国工厂生产的锻造铁、铁条及钢轨的价格约为美国产品的一半，截至19世纪80年末，英国一直维持着这种价格优势，美国铁条的价格依旧接近英国相同产品的两倍，钢轨价格也高出了60%多。但是进入19世纪90年代，形势迅速逆转，通过对比20世纪初的情况即可发现，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整整比英国高出了近80%。此外，钢材价格下降也是美国在工程材料领域突显竞争优势并实现出口飞跃的一个关键要素：1896年，美国对英国出口的此类商品增加了1倍多，而且仅过了3年，便接近于翻了3倍，而后在更高水平上稳定下来（Floud，1974）。
　　19世纪的最后30年，钢铁第一次成为人类历史中最重要的原料，越来越低廉的价格和越来越便捷的来源，使之逐渐替代了以前由生铁、木材或石材满足的各种用途。1995年，托马斯&米沙对美国钢铁产业的历史进行了划分，他首先根据钢铁在各个阶段的基本用途，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几十年划分为三个阶段：铁路，年；城市建设，年；武器制造，年。对于年的这20年，随着更便宜、更耐用的金属材料取代锻造铁轨（1872年达到产量最高点），钢材就变成了铁路的代名词。铁材轨道必须每6~12个月更换一次，而钢材轨道至少可以维持10年。1880年，铁轨占全部轨道的70%左右；到1990年，铁轨的比例就下降到不足8%。1840年，美国铁路的总长度约为4 500千米；在19世纪40年代末之前，美国的铁路总长度就已经超过了英国，到1860年，已经达到英国的11倍（49 000千米）。1869年，美国的第一条州际铁路完工。
　　不过，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最伟大的飞跃则是出现于19世纪80年代，在此期间，美国新建铁路近133 000千米，这样，美国在用的铁路总长度增加了70%多，接近320 000千米，其中包括1883年完工的两条跨州铁路（连接芝加哥和西雅图的北太平洋铁路和连接新奥尔良和洛杉矶的南太平洋铁路）。进入19世纪90年代，美国又新增铁路95 000千米（包括从圣保罗到西雅图的大北方铁路）。由于钢轨的单位长度重量逐渐增加，因此，这种扩张所需要的钢材需求量增速显然要高于在用线路程度的增速。1880年，钢轨的平均重量约为30千克/米，但是从19世纪80年代末开始，采用的轨道自重已经达到43~45千克/米，进入19世纪90年代，钢轨的最大自重超过50千克/米（Hogan，1971）。因此，钢材产量的提高加速了美国各州向西部的拓展，而铁路的延伸则为钢铁创造了新市场，铁道机车车辆、大货车、桥梁和电话线成为钢材的新兴需求。
　　随着铁路发展开始减速，美国钢铁产业也开始分化为制造新型工业及农业设备以及建筑两个门类。很多领域对钢铁的需求量出现加速上涨趋势，这其中既有个人使用的防身武器和军用武器（当时最流行的转轮手枪就是在和1898年推出的三款&柯尔特&0?45英寸口径手枪），也有防御西部敌人用的铁锨和带刺铁丝网。1874年，美国人约瑟夫&格利登用镀锌钢设计出第一款被市场普遍采用的商业铁丝网，很快，以此为基础的众多变体涌入市场（McCallum and Frances，1965）。钢铁的其他主要用途包括电缆、栏杆和刀具制造和机加工工具行业；工具制造商也不断推出各种用于金属预制件、木材加工、服装编织以及皮革、纸张和食品加工的工具。
　　在农业中，19世纪70年代，约翰&雷恩在他设计的犁板犁头和乘坐式耕犁（农民可以坐在犁上耕地，且可以通过操作杆调节耕地的深度）上第一次大规模使用了钢材。随后，钢材被越来越多地用于由多匹马牵动或是由蒸汽机驱动的多极耕犁、机械式收割机和打谷机，进入19世纪90年代，钢材又被用于第一批马拉式小麦联合收割机。1977年，劳埃德船级社（Lloyd&s Register of Shipping）将钢材列为安全性材料，随后，这种金属便迅速取代了铁和木材。此外，钢结构船还是五大湖上运送铁矿石的主要运输工具。进入19世纪80年代，钢材开始成为制造美国海军舰载重型武器的主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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