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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理(五)_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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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理(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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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理(五)出版信息
作者〔英〕亚当·斯密
译者赵东旭丁毅
类别 图书 / 非虚构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007-08
提供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字数约 209,000 字
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理(五)内容介绍
本书概括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形成阶段的理论成就,以经济自由为中心思想,以国民财富为研究对象,第一次系统的论述了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体系,它标志着自由时代的到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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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要素(又称:生产因素),指进行社会生产经营活动时所需要的各种社会资源,是维系国民经济运行及市场主体生产经营过程中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因素。生产要素,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范畴。现代西方经济学认为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企业家才能四种,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技术、信息也作为相对独立的要素投入生产。这些生产要素进行市场交换,形成各种各样的生产要素价格及其体系。
  按生产要素分配,就是指社会根据生产某种产品时所投入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比例和贡献对投入主体进行的报酬返还。
生产要素种类
  关于生产要素的种类,国内外经济学界有不同的说法,其内容也不尽相同。中国有些经济学家根据马克思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分析,认为生产要素(称为生产力因素)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其中,劳动者是指正在或能够在生产力系统运行过程中发挥劳动功能的人;劳动资料包括生产工具、能源设施和基础设施;劳动对象可分为天然存在的劳动对象和经过人类加工过的劳动对象,个体包括自然物(如土地)、原料和材料等。另外,随着经济的进步和经济理论的发展,科学技术、管理和信息也逐渐被列人生产要素的内容。
  从西方经济学的角度来说,生产要素的种类经历了从二要素论、三要素论……到六要素论的发展过程。早在17世纪,威廉·佩第在《赋税论》一书中最早提出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基础,但威廉·佩第同时又指出:“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要素,”即土地和劳动都创造财富和价值,因而生产要素又是二元的,尽管他最后又想把这两种在其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提出:“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从而“只有劳动才是价值的普遍尺度和正面尺度”;但他同时又认为“无论是什么社会,商品的价格归根到底都分解成为劳动、资本和土地三个部分或其中之一”,从而又从劳动价值论转向生产费用论,确定了三要素说的雏形。因此亚当·斯密受到劳动价值论者(如大卫·李嘉图和马克思)以及三要素论者(如萨伊)两方面的批评。萨伊在《政治经济学概论》一书中认为“价值是劳动(或人类的勤劳)的作用、自然所提供的各种要素的作用和资本的作用联合产生的成果,”并明确提出劳动、资本和土地是最基本的三种生产要素。
  1890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剑桥学派创始人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提出:“组织”(即我们现在所说的管理或企业家才能)对于生产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他把“组织”列为第四要素。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对各国经济增长进行分析比较后认为,一国的经济增长能力“基于改进技术,以及它要求的制度的和意识形态的调整……先进技术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允许的来源”;罗伯特·索洛的研究成果也揭示出:“技术发展是经济增长后面的长期的主要因素。”
  由于科学技术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许多经济学家在进行经济分析时都认为,技术进步是除资本和劳动力之外的现代经济增长的第三个源泉。与此同时,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和信息高速公路的普及,信息在生产中的地位也日益重要,六要素论的说法逐渐形成。
  对两种不同生产要素学说内容进行比较,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生产要素的划分有极大的相似性,尤其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不断发展和对其他学派精华的吸收,两者在生产要素内容方面有越来越接近的趋势。首先,双方都认为,生产要素是劳动过程中最一般、最基本的要素;其次,次,马克思上义经济学所说的劳动者可以认为与西方经济学所说的劳动力是相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说的劳动资料可以等同于西方经济学中的实物资本的概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说的劳动对象基本上等同于西方经济学所说的广义的土地(即自然资源),其他如技术、管理、信息等则都是相同的。
  但是,两者在内容上的相似性并不等于两者可以混为一谈,两者在本质上也存在着重要的区别。相比来说,西方经济学对生产要素的划分更偏重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纯物质和技术意义,是单纯的生产力要素的概念;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认为生产过程中的物质和技术关系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是生产过程的两重性之一,除此之外生产要素还具有社会经济关系和形式的意义。两者关于生产要素的另一个最重要也可以说是最本质的区别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只有劳动创造价值,而其他要素虽然也参与财富的生产过程,但并不创造价值。因此作为劳动主体的人就成为诸生产要素中的最重要因素,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其他生产要素全部实行公有制的前提下,就只能实行按劳分配或按(劳动力的)需(要)分配。西方经济学则认为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一样可以创造价值,因此在分配上也应当实行按生产要素分配。另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把货币作为生产力的因素,而西方经济学中的资本要素中则包含实物资本和货币资本(或称金融资本)。综合两者的生产要素学说,生产要素主要有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力、技术、管理和信息。[1]
  生产要素通常包括资本、劳动力、技术、土地、经济信息和经济管理等六种。
资本包括资本货物(机器设备、厂房建筑物和原材料等)和金融资产(股票、债券和借款等);
劳动力包括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
技术包括文字、表格、数据、配方等有形形态,也包括实际生产经验、个人的专门技能等无形形态;
土地不仅包括其本身,还包括地下的矿藏和地上的自然资源;
经济信息要素是指与产品生产、销售和消费直接相关的消息、情报、数据和知识等;
经济管理要素又称为生产组织要素或企业家才能要素。
载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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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自动关闭窗口国民财富中的外汇储备与红利设计
  编者:  中国近4万亿的外汇储备如何变成真正的财富,GDP如何创造财富?本文不仅对财富的均衡理论与运动规律进行了分析,同时还探讨了增加人民财富的路径、国家竞争力的打造、经济发展的目标以及个人与企业如何创造财富等问题。所议话题,可资讨论。  ⊙邹平座 贾慧  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居民存款也较快增长。但这些,显然不是财富的唯一形式。我们的经济增长到底是为了什么?人民财富的形式、来源和性质是什么?这关系到改革的目标、方式和途径的设计。而要探讨中国的经济改革,我们首先需要说明的问题则是,政府在财富创造过程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在这里,让我们先从国民财富的内涵说起。  财富概念的变革及新的财富形式  财富是价值存量的总和,是价值运动的结果,具体是指凝结在物品中的体力劳动、知识技术、自然资源。这里的价值的要素,始终是把供需两端结合起来的。当我们思考价值由什么创造的时候,就需要明白生产价值是为了什么?  本文认为,生产与消费所有的商品都是为了得到三个东西:健美的身体、知识与愉快的精神、美好的环境和可持续的自然资源。所以,这三个要素就构成了财富。而这三个要素,也正是促使我们创造价值的要素。因而可以说,劳动力、知识、自然资源构成价值。  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可以明确生产GDP的目标。无论什么产品,都要为人的身体、精神、环境服务。在这个意义上,要计量价值与财富,就需要建立一个以能量守恒、会计平衡、价值均衡原理为基础的新的价值会计核算体系与全新的统计体系。这意味着,我们要对会计与统计的目录、科目、部门与核算形式、平衡原理进行创新,在方法上要借助于新的信息技术以及生态经济技术。这无疑需要一个实验室。从具体的微观部门进行解决。  而所有这些问题深究起来,还要追溯到亚当.斯密、早期的魁奈(弗朗索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有“欧洲的孔夫子”美誉的法国经济学家)和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经济表与自然秩序之中去。  应当说,经济学与会计学的裂缝是双方的,一方面,会计学的核算离开了价值核算与经济学;另一方面,经济学则一度远离了生产的细节,走进了非科学的死胡同。因而,经济学的创新也就必须是双方的。由此而建立的经济学,将是一门可以度量、预测、核算的经济科学体系。基于此,各种经济危机才会远离人类。  因此,我们对于价值及财富的创造原理与技术的分析和研究,也要用与实践结合的、高度信息化的新体系。  如前所说,财富的本质是凝结在物品中的人的体力、知识技术和自然资源。而说到分析计算,由于价值的计量的相对性,财富也具有相对性。从具体表现形式看,财富有商品形式与非商品形式两种,且这两种形式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见图1)。  财富的来源与创造过程  如威廉.配第所言,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在纷繁复杂的财富世界中,是什么力量创造了财富?又是什么力量分配了财富?使得天下财富分布各异,又使人间贫富差异表现出天壤之别呢?  统而言之,上天、父母生我,给我以体力、智力和环境。这正是财富的源泉。人可以继承财富,也可以创造财富。而本文认为,人的价值在于创造财富,不在于拥有财富。在当今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所有的财富仍然是由以上三个要素创造的。  这三个要素又是相互联系的变量,它们无法简单相加取得财富的数量,财富的数量往往表现为三者结合的结果——产品。这样就构成了原始价值(天赋价值)与会计价值。打个比方,就像我们在计量钢铁的重量不会去计量钢铁中的原材料一样,我们计量财富的数量当然不会计量它所含的体力、知识和自然资源;但是,作为钢铁制造者,我们必须明白它的内部结构和内部各要素的含量。  从宏观来说,人类的经济发展过程,就是这三个要素的不断增长、结构也不断优化的过程。  从微观来看,财富创造过程有两个重要的循环。一是:基础价值→生产(通过生产力进行)→产品→消费→产生新价值再投入生产,这样一个价值流转过程;二是:市场空间→社会空间→自然空间→市场空间,这样一个空间转换过程。可以说,这两个循环,包含了经济发展的全部道理。  我们以第一个循环为例,来分析说明一下。厂家拥有劳动力、技术、资源,然后根据市场需求组织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形成新的产品(注意,这新的产品中还包括这三个要素),新的产品必然包含更多的价值要素。那么,增加的这部分价值,是从哪里来的呢?简单说,就是因为这个过程创造了新的产品,发生了物理学上的结构变化和化学变化,因而产生了更多的对人有用的能量。  现代经济的很多问题,都出现在分配与消费的环节上,如房地产泡沫、金融危机、产能过剩等。如中国大量的出口换来的外汇,并不能够形成更多的生产力,根本原因就是外汇储备并没有创造出新的价值,而使价值创新过程中断。  总之,一个良好的经济体,它的价值总量是不断增长的。财富创造的过程就是就业、技术、资源不断增长的过程;也就是人们的生活不断改善的过程,这会使人们的身体越来越健康,使人们的知识愈来愈丰富,使人们的精神愉快,使人们生存的环境不断改善、更加优美。  财富创造过程中国家的作用  世界经济史证明,在国民财富的创造过程中,国家(政府)这一角色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如今纸币流通情况下,财富的性质与形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而纸币本质上就是国家信用,它与早期的等价物货币不同。如今,纸币作为货币的功能也在发生着变化——虽然,其储备功能、世界货币功能,都明显不如金本位制度下的黄金,但是,货币作为国家机器的功能则不断地被强化。这是国家在经济活动中发挥作用的最直接表现。此外,国家政府还为经济活动提供秩序、安全、资源、制度、信息、顶层设计、宏观调控等多种公共物品,这都是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  换言之,从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来看,财富创造过程是不能离开政府的。  首先是市场会失灵,当垄断比较严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  其次,市场具有与生俱来的五个局限性。  一是效用失真。人们凭感觉的秩序购买,而感觉的秩序往往会犯错,这就会产生经济活动方向性的失误。例如,由于房价持续的上涨,形成消费者对房价长期上涨的预期,导致房地产泡沫的形成。  二是有效需求失衡。贫富悬殊过大,社会需求的价值观发生扭曲,这种需求形成的消费不再创造新的价值。也就是说不再创造更多的就业、知识和自然资源,反而会对价值创造形成障碍。例如,有钱人把财富用于过度的奢侈品消费、赌博、浪费,这就需要国家税收的调节。  三是信息不充分,市场昏暗。这种情况在垄断比较严重的国家、计划经济国家、市场不发达国家、危机发生国家比较严重。  四是市场存在机会价值。这主要表现为价值在三个空间的不同的运动规律,如一个造纸厂创造了100万的利润,但是造成了水污染,在自然空间损失巨大。  五是交易成本。这个方面的市场失灵,主要源自人性因素与交易环境因素的交互影响,这些因素让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分工协作等交易都会产生成本,从而造成交易困难。  正因为市场的这些问题时时存在,政府如果能够通过政策、制度、信息、服务的供给消除这些局限性,那么就会创造更多的财富与价值。当然,在财富创造过程中,国家政府的正面作用与负面作用都有,不符合经济运行规律的国家干预,自然会造成经济运行的混乱。  首先,我们简要列举一下政府能够起到的正面作用:  第一、政府宏观信息系统会提供比市场更多的信息,有利于克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与不充分。第二、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有时市场是无法做到的。第三、市场可以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等手段,克服市场的机会价值与有效需求失衡问题。第四、政府可以提供秩序与宏观政策服务,存在国家竞争的情况下,不同国家人民的财富与政府息息相关。第五、政府提供安全等服务本身就是财富。  到此为止,让我们进入本文首先想要说明的论题——我国政府在财富创造过程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在正面作用方面,1978年以来,中国政府推动的改革开放释放了巨大的红利,有效地解放了生产力,并有效地抵制了各种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有效地增加了人民的财富。如渐进的增量改革的稳定机制、国家企业与银行发挥国际竞争的优势与危机的防火墙、国家经济在防范短期化行为方面的重要作用、经济发展注重五个统筹等(这方面的基本经验,需要另外撰文专门论述)。这方面的最佳证明,就是历年来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DP)的增长,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年间我们所创造的财富的增加。  但是,另一方面,到目前为止,政府管制经济的各种问题,也已经暴露了出来:一是腐败问题损害国民财富的增长。到目前为止,权力价值观已成为一种主流价值观。很多优秀的生产力集中于政府部门,这极大地影响了国民财富的增长。二是政府失灵问题比较突出。政府失灵,导致很多宏观调控与决策失误,伤害了国家生产力。三是公有制为主体的产权制度下,制约了市场的作用;以此为基础的信用制度,又导致了信用不对称问题,这使得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四是2009年启动的4万亿投资,主要采用的是政府注入方式,于是产生了许多“新国企”,这些“新国企”大幅挤压了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资源。五是大量的外汇储备,本来应当是财富创造的重要环节,但是形成外汇储备以后,并没有形成新的生产力,而是形成了对社会财富的稀释;同时,它又通过中投等方式,进一步投向了国有部门,加剧了经济的不平衡性。  以上这五个方面,也正是政府在财富创造过程中的负面作用的表现。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每个国家基于其特有的国情,在这个问题上的具体表现会有不同,而本文主要关注的是中国的情况。  外汇储备、国际贸易与国民财富增长  结合我们已经厘清的财富与价值概念,再来看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外汇储备与国民财富问题,就会有比较清晰的结果。  从实质上讲,外汇储备,是中国的生产力链条延伸到国外,换回的各种货币。在当今纸币的流通规律下,纸币本身已经不能成为财富储藏的主要手段。比如,通胀就是纸币流通的基本规律之一,它的存在,让单纯用纸币储存财富这一选择充满了贬值风险。  纸币产生的源头,就是为了解决政府的开支困难的“王子赎金”,它也由此而成为一种国家机器。这种机器可以用在好的方面,如用于克服金本位币下货币不足形成的“紧缩性陷阱”,再如用于刺激经济增长和理顺分配关系等。但是,货币同时也可以是统治者剥夺人民的工具,是经济大国掠夺财富的手段,以及国家间进行货币战争的工具。具体到中国的外汇储备问题,中国近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是如何来的?是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开始,中国的对外贸易高速发展,贸易顺差不断扩大,至今积累起来的。而我们从财富的创造过程来看,中国人用体力、知识和自然资源创造的产品出口以后,并没有形成循环,而是在外汇储备处发生了断裂。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图来表示这一状态(见图2)。  也就是说,这些出口产品并没有参与新一轮的价值创造过程,而因为国家强制性的结售汇制度变成了外汇储备。在没有及时从国外购买生产力要素的情况下,国内的价值链条是呈萎缩状态的。这种状态无疑使有效供给下降,供需失衡,进而引发通胀。  而从货币的方面看,出口企业从出口收入中换回了人民币。但此时的人民币已非彼时的人民币,这时换回的人民币,是被稀释后的人民币,它不能再购回原来的物品,因为物价上涨了。从操作程序上看,由于中国的外汇储备是国家印刷货币向出口企业购买的,所以中国货币的发行量就随之增加。虽然,人民很行上调准备金进行了冲销,但是这一来一回,已经发生了结构的变化。  因为,外汇储备投向了国有部门——近几年来,新发行的货币,基本上都投向了国有企业。主要原因在于2009年的4万亿刺激政策,它是从地方政府投入的。其结果如我们前文已经提到的,就是使中国产生了千万个新国企,它们消费国家资源,让中小企业融资受到严重挤压。特别是在退出刺激政策时,由于信用不对称和关系型融资的作用,使民营企业被强行收紧。  以此看来,这近4万亿的外汇储备,以及它所形成的经济格局,已经是中国经济和人民财富增长的关键结点。它有正面的作用,也有负面的作用。  其正面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它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信用基础,没有这些外汇储备,外国人是不会接受人民币的。它也是国家的海外信用。同时,外汇储备也是国家的外交竞争力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它提高中国企业的信用等级,降低融资成本。外汇储备也是国家的重要战略资源,可以防范金融危机。  但是其负面作用也已经造成了十分分严重的问题:外汇储备形成了价值链条、财富链条的断裂,引起了经济结构的恶化以及国进民退的问题。  面对以上情况,我们应当如何正确处理外汇储备、对外贸易、人民财富增长的关系,以增加国家竞争力呢?本文认为,利用外汇储备,设计与管理好中国的6大红利,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简单说,红利,就是一种超额利润。国际竞争的目标,就应当是优化各种资源配置,实现6个方面红利的最大化。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限于篇幅,以下仅描述它的原理。  从红利到财富增长:外汇储备优化  如前所述,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国民财富的变化与形式也将发生变化。根据本文第二部分中所论述的财富增长的两个循环过程,财富可以分为六个方面,简称“6大红利”。可以说,每个方面的红利都可以支持中国20年的高增长与低通胀。  第一、制度红利。  中国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将释放巨大的制度红利。外汇储备需要用于支持这一轮改革开放。市场化改革,将进一步为中国带来巨大的红利。因此,新一轮改革的首要任务,就是市场化改革。但是,近几年来,中国的市场化受到各种特殊情况的影响,并没有好转,甚至出现了逆市场化的情况。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市场化改革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这个过程靠市场的力量推动,而不是简单的行政规划。市场化方面存在三个“倒三角”:国有经济大于民营经济、间接金融大于直接金融、政府大于市场。  这需要利用外汇储备进行战略性的“扭转操作”,这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可以考虑把外汇储备拿出一部分,划到社保基金,同时作为全体人民的福利,投资到大型证券公司、上市保险公司,成立民营企业发展基金、民间创新基金等,直接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同时又支持直接金融发展。推动国家经济的重组与再造,既有利于盘活存量,又有利于优化增量,打造经济升级版。二是对存款保险公司进行“扭转操作”,推动金融结构的优化和海外银行的发展,促进人民币国际化。三是可以仿造国有银行改革,对国有企业实施股份制改造,把外储注入社保基金,再参股国有企业改革,同时引进民间资本和海外战略投资者。特别是对于很多“新国企”,要通过兼并重组,提高效益,注资上市。四是对于国家城镇化和重点项目,可以通过这种操作,起到一举多得的作用。  我们应当看到,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同于任何国家和时期,必须进行科学的自主创新,才能取得成功。时不我待,改革的时间窗口转瞬即逝。  第二、劳动力红利。  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近期上升较多,很多人认为劳动力红利已经耗尽,中国已经走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但是,实际上,中国还有更为丰富的劳动力红利等待挖掘。现阶段,主要是因为大量的隐性失业的存在,劳动力结构严重不合理,这才显现出劳动力市场的各种问题。  具体来说,这个情况主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首先,由于权力价值观的影响,大量劳动力集中在政府部门,生产力浪费相当严重;其次,劳动力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再次,劳动力在区域间、产业上、企业间的分布不合理。因此,如何激发出中国新一轮的劳动力红利,是改革开放成败的关键。  简言之,中国需要创新出高效率的劳动力市场化机制,这样才能充分调动亿万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其中的关键,首先是提高劳动力的技术含量,消除权力价值观,实现真正的高质量的就业;其次是提高政府的信息化水平与效率,精兵简政;再次,促进劳动力充分流动,取得最大边际收益。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最大的民生需求就是公平的、高质量、有效率的充分就业。  现阶段,最应当抓紧进行的,是在劳动力培养教育、劳动技术职称标准考核、劳动力就业信息化方面加大投入;同时,实施各种有效的人才工程、人才引进工程、人才培养工程、人才使用工程,大力鼓励自我创新。  第三、科学技术红利。  中国在这个方面有着巨大的、明显的潜力。加大教育投入,特别是要改革现有的教育体系,培养世界一流的人才。国家可以拿出外汇储备,通过社保基金和资本市场,筹建中国教育银行、专利银行、高新技术银行等。同时要引进先进技术。  目前,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还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科学技术市场。知识产权价值被扭曲,导致知识产权创造和持有所带来的收益低,风险大。这根源于社会上权力价值观的流行,远甚于知识价值观的影响。在理论上,要通过市场化手段,形成一个知识创造至上的社会价值观。加大对科学技术、教育的投入——甚至可以说,在这方面有再多的投入也算不过分。  笫四、资源红利。  资源红利主要在于三个方面:新能源新材料、自然资源、收购海外资源。应当利用外汇率储备,通过扭转操作,并购全球关键资源、关键技术和关键企业。可以考虑成立专门的资源银行和资源投资银行,专门增强在资源方面的投入,大力支持循环经济的发展。  第五、国际化红利。  国际化红利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最重要的红利之一。在世界历史上,英国曾经取得过国际化红利,主要是依靠推行亚当.斯密的积极的对外贸易政策,实施全球性的经济殖民主义。美国年代实施了凯恩斯主义扩张经济的政策后,在凯恩斯的建议下,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让美元成为世界储备货币,这为美国带来了70多年丰厚的国际化红利。相反,如果对外竞争战略失当,有可能被别国所控制,成为别国赚取红利的机器。  中国对外开放已经来到关键时期,特别是大量的外储如何使用的问题,关系到中国的国运,如何在国际上取得最大的红利?本文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主要有以下5点:  1、中国的外汇储备不能拍脑袋使用,应该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与技术支撑。  2、中国的外汇储备应当立足于创造6大红利。其核心是把中国的核心竞争力充分发挥出来。这个方面应当建立国际红利的核算体系。经济发展的分析模型,应当从国内模型扩展到全球模型。  3、建立以人民币为核心的货币体系,不能仅仅依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这需要中国金融机构的国际化。可以考虑将外储的一部分划拨给社保基金,社保基金投资到存款保险公司,作为中国银行业的存款保险,同时投资收购6大战略红利资源。可以起到一举多得和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4、红利模型要从收入管理到利润管理,向价值最大化转变。由简单的GDP管理向财富最大化转变。由货币概念向红利概念和价值概念转变。  5、一个国家是否强大,最终要看的,是其价值总量。主要包括就业的数量与质量、教育、知识与技术、资源创新与循环,以及自然资源存量。外汇储备应当实实在在用在这些方面,并取得最大的边际收益。  第六、生态化红利。  这是人类最早的红利,也是人类最后的红利和最大的红利。生态化红利就是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使得生活更加生态化、更加环保、更加绿色,这方面的产业包括循环经济、环保产业、新能源产业、资源创新产业、环境美化产业、健康产业等;更进一步,可以上升到海洋经济与技术、宇宙经济与技术、生命经济与技术等方面。  中国在这个方面有巨大的发展空间,这也是未来国家核心竞争力所在。中国在未来的改革开放中,如何把生态红利管理好与设计好,关系到最终全球竞争的成败。可以说,真正的财富还蕴藏在生态红利之中,因此国家应当投入外汇储备,增强这方面的资源储备、技术储备与人才储备。  (本文作者邹平座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贾慧供职于环球金融研究院。本文系作者观点,不代表所在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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