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个人债务问题研究的债务到底有多严重,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黄有光:中国经济完全没有下行 债务严重性被夸大_网易财经
黄有光:中国经济完全没有下行 债务严重性被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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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研究局NO.157作者|黄有光共产党十九大闭幕,会议中所提出的新时代宏伟目标是否能够实现,与中国今后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展望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应回顾并讨论一些有关谬误。“中国经济下行”论调的谬误这几年经常听到说“中国经济下行,这是不争的事实”,笔者认为,这不是“不争”,而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中国经济完全没有下行,增长率是负的才是下行,中国只是增长率下降了,现在经济还在高速增长,即使是6%也是高速增长。对比以前二三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是有所下降,但以前是超高速增长,现在依然是高速增长。所以说,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来算,现在中国GDP每一个百分点的增长所代表的实际产量的增加,约等于10年前的2.4%,因此即使现在的增长率跌到5%,但在实际的产量增加上,大约相当于10年前的12%,15年前的20%,20年前的30%,25年前的50%。因此,笔者认为,总量的增长并没有被高估,有可能反而是被低估了。2015年中国GDP的增长率是6.9%,但在经济总量的增加上,比2014年的7.4%大;2016年GDP的增长率是6.7%,同样经济总量又比2015年的6.9%大得多。在经济总量的增加上,今年的增长,预计又会比去年的大得更多。一些台湾学者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错误地认为“中国大陆经济下滑,台湾的厂商必须寻找其他出路,不能继续依赖大陆的市场”,这是错误的。中国今后即使只有4%的增长,也会给其贸易伙伴带来比以前更大的新增市场。中国债务问题的严重性被夸大一个被国内外关注的问题是中国债务总额快速增加,相对于GDP增加,债务率也同时增加。据国际金融协会数据显示,2016年年底,中国债务总额已经占到GDP比重约256%,与美国的大概相等,但比日本的373%低很多。虽然债务高未必完全没有问题,但笔者综合以下原因来看,认为中国的严重性不大。一是中国储蓄率比多数国家大很多倍。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包括欧美澳日等很多国家的储蓄率不到5%,而中国的高达47%,大约是他们的十倍。储蓄率高,偿还债务的能力也高。因此,在其他条件一样的情况下,如果低储蓄率国家的债务率(债务占GDP的比例)到x%才有问题,那么中国的债务即使到3x%也没有问题,何况中国现在的债务率比很多国家还低很多。根据国际组织(IMF)估计,中国到2022年的债务率会接近300%。但即使这样,考虑到中国极高的储蓄率,这也不是大问题。二是中国经济增长率也比多数国家高很多。名义GDP的增长率与债务问题严重性有关。如果增长率高,尤其是比利率高,随着时间的流逝,若没有大量新债务的累积,原有债务相对于GDP会减少。原有债务如果没有偿还,会以利率的速度增加,而GDP以增长率的速度增加。因此,如果增长率大于利率,则债务问题随着时间而减少。例如,某个代表性国家甲,其名义GDP增长率是4%,而利率是5%,那么如果债务没有偿还也没有增加,则20年后,其债务与GDP的比例比原来的增加约21%。相反的,假定另外一个国家乙(像中国),名义GDP增长率是9%,利率是5%,同样假定债务没有偿还也没有增加,则20年后,其债务与GDP的比例比原来的减少约53%,不到原来的一半。这与甲国的情形,有很大的不同。三是中国的债务主要是内债,不是外债。考虑一个家庭,如果欠他人(包括银行)债很多,占其家庭资产、收入与储蓄很高的比例,则这个家庭的债务问题比较大。如果是家人欠家人的,从整个家庭而言,则并没有严重的债务问题。中国的债务,是内债,是国人欠国人的,从整个国家而言,也没有严重的债务问题。四是中国的债务大致是正确政策的一些副作用。中国现在的债务,主要是为正确应付全球金融危机而实施的4万亿等金融与财政宽松政策,以及后来一些相关措施造成的一些难以完全避免的后果,只要去处理,假以时日,应该能够解决。现在有人说4万亿造成了浪费与问题,包括债务等。但是笔者认为大体而言,这4万亿起到了维持经济企稳回升的重要作用。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中国经济增速快速回落,出口出现负增长,经济面临硬着陆的风险。为了应对这种危局,中国政府推出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措施,难免有一些微观上的浪费,但宏观上是需要的。根据正统的经济学观点,包括哈耶克与的理论,货币是中性的,货币供应的增加只增加价格,不影响产量,市场可以自动调节。根据凯恩斯和其他一些学者的观点,则这4万亿可能是需要的。多年来,笔者把传统的宏观、微观和全局均衡(一般被误译为一般均衡)这三个分析方法结合起来,称为综观经济分析(与一些其他也称为综观经济学的不同)。根据这个分析得出,如果假定完全竞争,必然得到弗里德曼或货币学派的结论,货币供应的变动只影响价格,不影响产量。然而,如果不假定完全竞争,也还可能得到弗里德曼的结果,但也可能得到凯恩斯的结果,货币供应的变动只影响产量,不影响价格。货币学派与凯恩斯都是综观分析的特例。五是中国的债务远远没有接近资不抵债的水平。绝大多数能够发大财的人,都不是单单靠自己的储蓄,还会借钱来投资,只要回报率大于利率,就能够赚钱。债务高,如果资产更高,并没有问题。根据经济学家诺顿(Barry
Naughton)在2017年的《经济学展望》(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7)中的表述,中国政府债务占GDP的165%,但其资产却占GDP的306%,政府的资产远远超过其债务,其净资产也远远超过GDP,完全没有达到资不抵债的程度。六是中国政府的功能强大,可以更加有效地防止危机的爆发与扩散。政府从财政、社会保险、土地、国有企业中获得的年收入占GDP的近40%,经济力量很大。加上政府对银行等国有企业的控制,可以强力避免一些基于恐慌而造成的危机,比如对银行存款的挤兑在中国几乎没有出现的可能。中国经济体系转型为市场经济,但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充分转型,因此有更多利用市场的空间。对平等的追求,应该在整体平等政策方面着手,而不是在个别措施上,这样才能够以比较低的成本,获得同样的平等水平。不过,在处理金融危机这方面,强势政府有其优势。中国今后发展前景中国经过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得到了高速发展。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从何而来?第一,改革开放政策逐步解除了以前的公有制计划经济的桎梏,发挥了市场调节的功能,通过国际贸易取得比较优势的利益,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包括企业家、工人、农民等几乎全体中国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因而使经济高速发展。这是所谓“中国奇迹”的首要原因,而且相当明显。第二,中国的后发优势。改革开放使中国通过国际贸易、投资和其他渠道取得比较先进的生产与经营管理技术,因而能够快速增长。中国著名学者强调过后发优势,他最近讲过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其中一个要点是关于“现在中国的人均GDP已经处于以前拉美那些陷入中等收入的水平”。林毅夫指出,人们没有看到拉美国家在几十年前处于那个收入水平的时候,美国的收入比现在的收入低很多。所以,对比美国当时的收入百分比来讲,拉美国家大概是40%,中国现在相对于美国只有20%多,离40%还差很多,赶超的空间比以前拉美陷入中等收入的时候还大,因此后发优势还有很大的空间。第三,港澳、台湾与海外华人,包括企业家、投资者、经管科技学术人员等,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后的大陆为他们提供了更大的舞台,另一方面是华裔情结使他们大量回到大陆投资、开办企业、传授知识等,这些直接或间接提高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第四,华人勤奋耐劳、有经商办企业的能力,在改革开放后得以发挥。第五,华人有未雨绸缪、福及子孙的传统,因而有很高的储蓄率,提高了资本累积率,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近几年来有人说出口增长率降低了,以后要靠消费,所以鼓励消费。我是非常反对鼓励消费的,人们多储蓄是因为人们把现在的钱留在将来消费,只要把储蓄转化为投资就可以提高生产力,维持总需求不降低。如果鼓励消费,让华人损失传统的优点,我认为长期而言是不利的。所谓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出口)只有在总需求不足时才有短期功能;长期而言,经济增长要靠供给方面的贡献。第六,虽然有一些问题,但我认为中国政府这几十年来对经济的调控是成功的,例如上述的4万亿问题,我认为大体而言这4万亿取得了维持经济企稳回升的重要作用。第七,中国人口多是优点。多数人认为这是中国的大问题,但是笔者长期以来都认为这是优点。人口总量大,能够有更加细致的分工,能够在公共物品提供等方面降低人均成本。另外还有“莫扎特效应”(Mozart
effect),人越多天才越多,天才的知识是全社会可以用的。关于人口、移民,很多人有一个错误看法:当你上地铁很拥挤时,或者在路上堵车的时候就会想,如果路上的车辆数目减少一半,或者车厢内的乘客减少一半,我就可以自由驾驶,就可以有座位。由于这个原因,很多人认为人多是造成堵塞和污染的主要原因。为什么这是一个谬误呢?因为如果给定人均投资,如人口与车辆只有一半,道路的宽度大约也只有一半,拥挤会更加厉害。人口少,车也少,方便程度反而会下降。而且根据大城市的经验来看,随着教育水平、人均收入的提高,以及城市化的加速,将来的问题可能是生育不够,所以我们不用担心人口问题,人口政策应该适当放松。上述七个优点是有利于经济高速发展的因素,现在大致没有改变,至少还会维持几十年。因此笔者认为只要维持稳定,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肯定是会跨越的。十九大提出了两个时间点:2035年与2050年。如果从今年(2017年)到2035年,人均实质收入的增长率平均每年是5.5%,到2035年将会是今年的2.62倍多,早已超越高收入水平的门槛。如果从2035年到2050年,人均实质收入的增长率平均是4.5%,到2050年会是2035年的1.935倍,今年的5倍多,将是高收入水平的高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方法,包括继续改革开放,增加对市场的利用,放弃不必要的行政限制等。根据十九大报告,可以相信改革开放会继续。因此,可以预见中国不但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且会在人均收入上超英赶美。笔者虽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但同时也认为,中国已经大致实现小康水平,但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应该注意影响人民幸福的其他因素,包括环保、收入与财富分配的更加公平、道德水平等。(作者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温思敏讲座教授、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访问教授[至12月底])本文首发自人民论坛,网易研究局发布此文已获作者黄有光授权。【参考文献】①《一文速览十九大报告》,新华网,日。②《黄有光:中国不止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还会超过美国》,凤凰网,日。③黄有光:《从诺奖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经济学谬误》,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网易研究局(微信公号:hccyjj163) 出品网易研究局是网易新闻打造的财经专业智库,整合网易财经原创多媒体矩阵,依托于上百位国内外顶尖经济学家的智慧成果,针对经济学热点话题,进行理性、客观的分析解读,打造有态度的前沿财经智库。移驾微信公号 看这里看不到的内容【精彩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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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中国的债务到底有多严重,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权威解读来了
图片来源:《中国企业家》杂志
在这次的演讲中,他从经济的增长方式、资金来源以及债务的期限结构这几个方面,详细比较了目前中国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主要国家的债务情况,揭示了我国目前的债务水平所隐含的金融风险。
文|《中国企业家》记者 胡坤 编辑| 米娜
“不能继续靠债务为经济增长提供资金支持了。”12月10日,在由《中国企业家》杂志主办,一汽-大众奥迪作为首席战略合作伙伴的2017(第十六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的闭幕式上,著名经济学家、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陈志武指出,虽然中国的整体债务水平在全球并不算特别高,但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的负债率从GDP的1.56倍增长到大约2.6倍,这种增长速度是其他国家都没有经历过的,这让国内外很多人担忧。而且,中国负债以短期债务为绝对主角,这是让人担心的另一个原因。
陈志武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华人经济学家之一,目前专注于经济史与中国经济研究。在这次的演讲中,他从经济的增长方式、资金来源以及债务的期限结构这几个方面,详细比较了目前中国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主要国家的债务情况,揭示了我国目前的债务水平所隐含的金融风险。不过他同时表示,近两年来中央经济政策的调整已经取得了成效,中国的负债率增长已经有所放缓。
以下是陈志武在2017(第十六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的演讲实录摘要:
今天我就跟大家谈一个话题,就是债务的问题。中国的债务到底有多严重,会不会有什么问题,这是当今世界上很多人关注的话题。这里我重点从亚洲金融危机(二十来年以前)的一些经历、一些对比,来看一看中国今天的债务情况又是什么样子,尤其是从债务的期限结构来做一些对比。同时看一看,不管是从政策层面还是从做企业的企业家层面,有哪些东西是可以吸取的一些教训。
实际上我非常高兴地看到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中央的经济政策做了很多调整,从原来的保增长转变到更多的是调结构,特别是控制金融风险。这些政策的举措已经带来了非常明显的效果,特别是过去一年多,整个经济从实体企业到政府,两项加在一起,总的负债率并没有太多的增长,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成就。
既然我们知道世界上各个国家都有很多的债务,为什么大家还那么关注中国的债务?到底中国的债务跟其他国家的债务又有什么样区别?首先从一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从总体的负债率指标看,不算金融行业,今天中国的负债率大概是GDP的2.6倍左右,跟美国相比,美国金融行业以外的总体负债是GDP的2.8倍左右。如果把世界各个国家加在一起的话,现在总体负债大概是全球GDP的2.86倍左右。所以跟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比起来,中国的负债水平并不是高得离谱,实际上还要低一点。当然了,跟新兴市场国家的负债率来比的话,中国还是要高一些。因为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的负债水平平均在GDP的1.86倍左右,而中国现在是2.6倍,所以还是要高出一些。
但是,最近这几年,不管是国际做企业的还是做投资的各行各业人士,之所以都关注中国的债务问题,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就是2006年的时候,中国的负债率大概是GDP的1.56倍,短短的十来年里,上升到GDP的2.6倍,这个增长速度是其他国家没有经历过的。从负债率增长的幅度和速度来看,这让很多人担忧。因为根据其他国家的经历,债务增长如果太快的话就很容易带来很多坏账、带来金融危机,这是担忧的一方面原因。
第二方面原因跟债务的期限结构有关。在中国,我们可能看到、听到很多经济学家说中国的负债率、杠杆率并不那么高。之所以是这样,就是因为他们只关注杠杆率,而不去看债务的期限结构。我们做企业的都知道,如果公司借的钱都是六个月或者三个月就到期的贷款的话,CEO、董事长和其他高管的日子会很难过的,因为每过六个月又要重新跟银行等不同债权方谈判,要展期,要续借。但是,如果债务的期限非常长,比如100年才到期或者50年才到期的话,那么,债务就被摊平到未来50年、100年分别去还、分别去支付,所以,你看到,债务期限越短,一个国家、一个企业承受这些债务的能力就会越差,抵抗短期经济振荡的能力就会越弱、越低。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看起来不只是在国内,连从国际企业界和投资界都比较关注中国债务的话题。
那么,我们今天的债务期限怎样呢?下面我想从四个方面简单地把中国企业的负债跟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主要国家的情况做一个对比。
首先,在增长方式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过去从1997年以来的20来年里,主要是靠投资带动增长的。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主要亚洲国家,从泰国到韩国到印尼、马来西亚基本都跟中国过去这些年的增长方式类似,一个是靠投资,另外是靠出口。比如投资这一方面,实际上中国在最近十几年对投资的依赖和投资的增长速度比亚洲金融危机之前这些主要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数据可以讲很多,但是我不想让大家听得太累,就简单举一个方面的数字,看每年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大概有何差别。
比如说马来西亚,在1997年之前,固定资产投资每年大概是GDP的44%,泰国是GDP的42%,韩国为37%。而中国在2006年的时候,固定资产投资为GDP的51%。到去年,大概正好超过GDP的80%。所以,如果大家把过去十几年我们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做一个平均的话,大概是60%多。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没哪个国家有这么高过。
第二,靠投资带动增长可以,但投资所需要的资金从哪儿来?我们都知道,在中国主要靠债务融资为新的投资提供资金。跟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那些国家做对比,大概是什么样子呢?在1997年之前的五年,泰国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大概78%是靠债务,韩国的69%靠债务融资,印尼的67%靠债务融资,而那个时候美国新增加的固定资产投资大概8%是靠债务融资。中国在2007年以前,社会总融资中债务的占比超过90%。从2007年,特别是2012年以后,政府更强调要改变融资结构,把直接融资的占比要提高、间接融资的占比要降低。经过这些努力以后,最近这些年,确确实实有一些成效,但是2008年以来,债务融资还是占每年固定资产投资的融资的84%以上。
所以,从融资结构上说,债务融资的占比还是非常高。特别是如果把当时那些亚洲国家的企业负债,跟中国今天的企业负债做对比,情况就更明显。一个常用指标是净资产负债率,也就是企业的总债务除以净资产。这个指标如何?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泰国企业的净资产负债率平均为净资产的1.55倍,韩国为1.45倍,印尼是0.92倍。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杨教授团队的估算,2014年底,中国企业的净资产负债率是1.48倍,最近两年还有进一步提升。也就是说,今天中国企业的净资产负债率比亚洲金融危机之前负债率最高的泰国还要高一些。
最后,我们看一下债务的期限结构。虽然我前面讲了那么多,但如果企业的债务都是100年、200年以后才到期,债务问题可能就不是问题了。按照这个指标来看,在1997年之前,马来西亚和泰国企业的长期债占比,也就是五年以上的债务在总负债中的占比,在30%左右,也就是70%的负债都是不到5年就到期的,印尼和韩国公司的长期负债占比是43%,而同时侯美国公司的长期债占比为76%,加拿大公司的长期债占比是80%。北美加拿大和美国公司的负债里,长期债占比很高,而金融危机之前的亚洲国家却在30-43%之间。相比之下,中国企业今天的长期债占总债务的比重也在30%左右;当然各企业差别比较大。像恒大地产的长期债占比可能很高,但更多企业以短期债为主。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现实。
今天中国企业的负债有一个好的方面,就是外债很少很少,或者说几乎没有。而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印尼、泰国和韩国企业外债,特别是短期外债的占比非常高。比如说,当时韩国的短期外债是它的外汇储备的2.2倍,而印尼的短期外债是整个印尼外汇储备的1.9倍!今天的中国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一是企业没有太多外债。再一个,即使有一点外债,我们还有三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所有外债加在一起,比起三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来说是要少很多。
我今天主要是要说明两点:第一,就像很多学者和官员都在说的,我们必须改变增长方式,不能再靠投资保增长。同时,也不能继续完全靠债务为经济增长提供支持了。第二,就是把中国企业,包括地方政府的债务期限结构尽可能地拉长,必须延长债务期限结构。比如说,更多地用20年、30年甚至于50年或者更长的债券来置换一些短期银行贷款和其他短期债。只有通过这样的置换,才可以把目前的债务水平所隐含的金融风险尽可能降到最低的水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谈到的去杠杆、控制金融风险,不只是要关注杠杆率、负债率,而且同样重要的是要关注债务的期限结构。
谢谢大家!
值班编辑:张弘一
审校:张秋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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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中国企业家》杂志在这次的演讲中,他从经济的增长方式、资金来源以及债务的期限结构这几个方面,详细比较了目前中国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主要国家的债务情况,揭示了我国目前的债务水平所隐含的金融风险。/文|《中国企业家》记者胡坤编辑|米娜“不能继续靠债务为经济增长提供资金支持了。”12月10日,在由《中国企业家》杂志主办,一汽-大众奥迪作为首席战略合作伙伴的2017(第十六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的闭幕式上,著名经济学家、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陈志武指出,虽然中国的整体债务水平在全球并不算特别高,但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的负债率从GDP的1.56倍增长到大约2.6倍,这种增长速度是其他国家都没有经历过的,这让国内外很多人担忧。而且,中国负债以短期债务为绝对主角,这是让人担心的另一个原因。陈志武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华人经济学家之一,目前专注于经济史与中国经济研究。在这次的演讲中,他从经济的增长方式、资金来源以及债务的期限结构这几个方面,详细比较了目前中国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主要国家的债务情况,揭示了我国目前的债务水平所隐含的金融风险。不过他同时表示,近两年来中央经济政策的调整已经取得了成效,中国的负债率增长已经有所放缓。以下是陈志武在2017(第十六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的演讲实录摘要:今天我就跟大家谈一个话题,就是债务的问题。中国的债务到底有多严重,会不会有什么问题,这是当今世界上很多人关注的话题。这里我重点从亚洲金融危机(二十来年以前)的一些经历、一些对比,来看一看中国今天的债务情况又是什么样子,尤其是从债务的期限结构来做一些对比。同时看一看,不管是从政策层面还是从做企业的企业家层面,有哪些东西是可以吸取的一些教训。实际上我非常高兴地看到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中央的经济政策做了很多调整,从原来的保增长转变到更多的是调结构,特别是控制金融风险。这些政策的举措已经带来了非常明显的效果,特别是过去一年多,整个经济从实体企业到政府,两项加在一起,总的负债率并没有太多的增长,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成就。既然我们知道世界上各个国家都有很多的债务,为什么大家还那么关注中国的债务?到底中国的债务跟其他国家的债务又有什么样区别?首先从一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从总体的负债率指标看,不算金融行业,今天中国的负债率大概是GDP的2.6倍左右,跟美国相比,美国金融行业以外的总体负债是GDP的2.8倍左右。如果把世界各个国家加在一起的话,现在总体负债大概是全球GDP的2.86倍左右。所以跟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比起来,中国的负债水平并不是高得离谱,实际上还要低一点。当然了,跟新兴市场国家的负债率来比的话,中国还是要高一些。因为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的负债水平平均在GDP的1.86倍左右,而中国现在是2.6倍,所以还是要高出一些。但是,最近这几年,不管是国际做企业的还是做投资的各行各业人士,之所以都关注中国的债务问题,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就是2006年的时候,中国的负债率大概是GDP的1.56倍,短短的十来年里,上升到GDP的2.6倍,这个增长速度是其他国家没有经历过的。从负债率增长的幅度和速度来看,这让很多人担忧。因为根据其他国家的经历,债务增长如果太快的话就很容易带来很多坏账、带来金融危机,这是担忧的一方面原因。第二方面原因跟债务的期限结构有关。在中国,我们可能看到、听到很多经济学家说中国的负债率、杠杆率并不那么高。之所以是这样,就是因为他们只关注杠杆率,而不去看债务的期限结构。我们做企业的都知道,如果公司借的钱都是六个月或者三个月就到期的贷款的话,CEO、董事长和其他高管的日子会很难过的,因为每过六个月又要重新跟银行等不同债权方谈判,要展期,要续借。但是,如果债务的期限非常长,比如100年才到期或者50年才到期的话,那么,债务就被摊平到未来50年、100年分别去还、分别去支付,所以,你看到,债务期限越短,一个国家、一个企业承受这些债务的能力就会越差,抵抗短期经济振荡的能力就会越弱、越低。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看起来不只是在国内,连从国际企业界和投资界都比较关注中国债务的话题。那么,我们今天的债务期限怎样呢?下面我想从四个方面简单地把中国企业的负债跟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主要国家的情况做一个对比。首先,在增长方式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过去从1997年以来的20来年里,主要是靠投资带动增长的。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主要亚洲国家,从泰国到韩国到印尼、马来西亚基本都跟中国过去这些年的增长方式类似,一个是靠投资,另外是靠出口。比如投资这一方面,实际上中国在最近十几年对投资的依赖和投资的增长速度比亚洲金融危机之前这些主要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数据可以讲很多,但是我不想让大家听得太累,就简单举一个方面的数字,看每年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大概有何差别。比如说马来西亚,在1997年之前,固定资产投资每年大概是GDP的44%,泰国是GDP的42%,韩国为37%。而中国在2006年的时候,固定资产投资为GDP的51%。到去年,大概正好超过GDP的80%。所以,如果大家把过去十几年我们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做一个平均的话,大概是60%多。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没哪个国家有这么高过。第二,靠投资带动增长可以,但投资所需要的资金从哪儿来?我们都知道,在中国主要靠债务融资为新的投资提供资金。跟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那些国家做对比,大概是什么样子呢?在1997年之前的五年,泰国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大概78%是靠债务,韩国的69%靠债务融资,印尼的67%靠债务融资,而那个时候美国新增加的固定资产投资大概8%是靠债务融资。中国在2007年以前,社会总融资中债务的占比超过90%。从2007年,特别是2012年以后,政府更强调要改变融资结构,把直接融资的占比要提高、间接融资的占比要降低。经过这些努力以后,最近这些年,确确实实有一些成效,但是2008年以来,债务融资还是占每年固定资产投资的融资的84%以上。所以,从融资结构上说,债务融资的占比还是非常高。特别是如果把当时那些亚洲国家的企业负债,跟中国今天的企业负债做对比,情况就更明显。一个常用指标是净资产负债率,也就是企业的总债务除以净资产。这个指标如何?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泰国企业的净资产负债率平均为净资产的1.55倍,韩国为1.45倍,印尼是0.92倍。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杨教授团队的估算,2014年底,中国企业的净资产负债率是1.48倍,最近两年还有进一步提升。也就是说,今天中国企业的净资产负债率比亚洲金融危机之前负债率最高的泰国还要高一些。最后,我们看一下债务的期限结构。虽然我前面讲了那么多,但如果企业的债务都是100年、200年以后才到期,债务问题可能就不是问题了。按照这个指标来看,在1997年之前,马来西亚和泰国企业的长期债占比,也就是五年以上的债务在总负债中的占比,在30%左右,也就是70%的负债都是不到5年就到期的,印尼和韩国公司的长期负债占比是43%,而同时侯美国公司的长期债占比为76%,加拿大公司的长期债占比是80%。北美加拿大和美国公司的负债里,长期债占比很高,而金融危机之前的亚洲国家却在30-43%之间。相比之下,中国企业今天的长期债占总债务的比重也在30%左右;当然各企业差别比较大。像恒大地产的长期债占比可能很高,但更多企业以短期债为主。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现实。今天中国企业的负债有一个好的方面,就是外债很少很少,或者说几乎没有。而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印尼、泰国和韩国企业外债,特别是短期外债的占比非常高。比如说,当时韩国的短期外债是它的外汇储备的2.2倍,而印尼的短期外债是整个印尼外汇储备的1.9倍!今天的中国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一是企业没有太多外债。再一个,即使有一点外债,我们还有三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所有外债加在一起,比起三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来说是要少很多。我今天主要是要说明两点:第一,就像很多学者和官员都在说的,我们必须改变增长方式,不能再靠投资保增长。同时,也不能继续完全靠债务为经济增长提供支持了。第二,就是把中国企业,包括地方政府的债务期限结构尽可能地拉长,必须延长债务期限结构。比如说,更多地用20年、30年甚至于50年或者更长的债券来置换一些短期银行贷款和其他短期债。只有通过这样的置换,才可以把目前的债务水平所隐含的金融风险尽可能降到最低的水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谈到的去杠杆、控制金融风险,不只是要关注杠杆率、负债率,而且同样重要的是要关注债务的期限结构。谢谢大家!值班编辑:张弘一审校:张秋颖安卓系统下载二维码iOS系统下载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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