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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等4省会城市拟共同申报首个跨区域自贸区
来源：湖南日报&&&
作者：秦宇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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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日报北京3月4日电(记者 刘文韬 蒙志军)建设自贸区是我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开放促改革的重要举措。记者今天从湖南代表团获悉,长沙拟联合湖北武汉、江西南昌、安徽合肥等3个长江经济带中心城市,向国家共同申报首个内陆跨区域自贸区。
　　长沙与武汉、南昌、合肥同属中部内陆地区,是长江经济带的中心城市和中部崛起的重要增长极。4城市具有良好的产业基赐产业协同性,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社会文化趋同。随着城市间合作对接机制不断完善,区域间投资、贸易、市场等要素流动日趋频繁,企业合作、人员交流日益密切,4城市互联互通初具雏形,具备了共同申报自贸区的基赐条件。
　　在此次全国人大会上,胡衡华、何寄华等在湘全国人大代表提出建议,呼吁国家支持长沙等4个城市共同申报跨区域自贸区。建议认为,在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首个内陆跨区域自贸区,对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建设长江经济带具有重要意义。一是长江经济带覆盖地域广泛,涉及部门众多,目前尚无成熟经验可供借鉴。在4城市建设跨区域自贸区,有利于突破现行体制机制束缚,为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二是有利于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和市场壁垒,促进市场要素自由流动,培育和完善统一的要素市场;有利于促进投资和贸易自由流动,建立统一规范的市场准入制度和标准;有利于促进区域通关协作,推进通关一体化建设。三是目前内陆地区尚无自贸区,4城市共同申报跨区域自贸区,有利于凝聚特色、规避竞争,有利于4城市在中部地区崛起和长江经济带建设中担当更重要角色,打造内陆开放发展新高地。四是有利于长江中游城市群加快产业集聚,促进资源整合,建设世界级产业集群,实现创新驱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4城市共同申报跨区域自贸区达成共识&
　　根据《国务院新型城镇化规划(年)》和《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武汉、长沙、南昌被明确为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心城市,合肥被明确为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副中心城市,同属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心城市。4梳城市被赋予了战略定位:建设中国内陆最大的水陆综合交通枢纽群;打造中国内陆开放新高地,形成创新资源要素高密度集聚区;培育若干世界级产业(制造业)集群;构建沿江绿色生态走廊,成为引领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性社会示范区。
　　今年2月7日,第三届长江中游城市群梳城市会商会在合肥召开,长沙、合肥、武汉、南昌4市书记、市长齐聚一堂,围绕市场一体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环境保护联防联治、产业合作、社会公共服务共享等方面提出具体合作事项,并对共同申报首个内陆跨区域自贸区达成了共识。
责任编辑：cnfol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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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城市是时代人类发展进程中全球集中关注的综合城市体。世界城市应当是在全球尺度上体现国际价值、经济价值、金融价值、服务价值、人居价值、生态价值、文化价值和哲学价值的综合系统。　　世界城市的基本共性我们大致给它总结一下：耳熟能详的国际知名度，世界事务的影响能力，世界经济的聚集地，流通便捷的交通枢纽，享誉世界的厚重文化，蜚声国际的文教机构等。　　世界城市寻求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最大化，既有现代研发又有金融服务，同时具备技术市场、信息市场、贸易市场、文化市场等特色；世界城市要在生产流通消费的总链条中，在研发、制造、创新的不断升级中既能够当发动机也要能当交换机，也要做倍增器或者是路由器。　　世界城市质量的四项标志：物质能量的效率；生态环境的支持；精神愉悦的感知水平以及文明的进化水平。世界城市质量有几个体系：循环经济低碳体系、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体系、绿色与可持续发展的体系、幸福宜居心理安全体系。　　（牛文元）　　当前世界城市的发展趋势是：更加注重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金融中心是伦敦作为世界城市的重要特色，近些年来伦敦更加注重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2004年伦敦颁布法规推进社会融合，消除隔离和歧视。　　更加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巴黎是世界名城，巴黎的城建和管理贯穿了崇尚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注重城建与田园风光相结合，近几年，巴黎把加强环境保护、改善市民生活质量放在优先位置，并提出低碳城市概念。　　更加注重城市文化品质的提升。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愈来愈深入，纽约是世界金融中心，同时也被打造成新的国际文化中心，民族的多样性与纽约文化的包容性和创新性，造就了纽约现代文化之都的地位，并形成城市的核心魅力。　　更加注重增强核心竞争地位。如东京，经历了从政治首都向经济中心和区域中心城市转变的过程。2006年东京制定未来十年发展规划，将日本所拥有的最先进的尖端科学技术应用于社会，目标是让东京成为向世界传播最尖端技术之地和21世纪世界的楷模城市。　　（赵进军）　　作者：赵进军来源人民日报)(责任编辑：Newsh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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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城市社区协同治理的制度建设——基于社会学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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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推动要素集合与协同创新
怎样推动要素集合与协同创新
——陶希东研究员在上海软科学基地研讨会上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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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引进和集合全球最优秀、最一流的创新要素，是建成全球科创中心的第一步　　把人拉过来，给他们提供“绿卡”，把环境弄好点，把风投请过来，止于此也只是要素的简单集聚，要使要素发挥作用，必须有一种推动的力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协同推动。协同才能发力，发力才有结果，要素才能迸发出创新活力　　上海应以要素集合、协同创新为突破口，加快建设配套的社会支持体系，构筑发达的社会和技术网络，为人才和企业的创新活动提供一流的外部环境和条件　　思想者小传　　陶希东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大都市跨界治理、中国社会建设、新型城镇化发展、创新型城市等领域的研究工作。近年来完成国家和地方政府近30项研究课题，出版发表《全球城市区域跨界治理模式与经验》（2014）、《跨界治理：中国社会公共治理战略选择》（2011）、《浦东之路：社会建设经验与展望》（2010）等论著，获得包括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等多项省部级学术奖励。　　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工作时明确要求，上海要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而今年两会上，总书记又强调，“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新世纪新时期，一些科技成果转化速度非常快，一些新产业爆发释放出巨大能量，使我们意识到必须推动要素集合，推动协同创新，形成创新力量”。　　上海正在加快建设科技创新中心，充分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推动要素集合，推动协同创新”的提法非常重要，对于上海如何创建科创中心具有非常现实的指导意义。　　要素集合是个什么概念　　要素集合，是建设全球科创中心的前提和基础。俗话说得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知道，任何一项成功的重大科技创新成果（新产品、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一定是以极具求知欲的创新型人才（企业家、设计师、工程师和科学家）、天马行空的创意思想、综合性大学或研究机构（斯坦福大学成为硅谷的创新动力源泉）、科技型企业、风投资金等创新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特别是拥有全球最优秀的创新人才，以及最富有创新实力的高科技企业，是决定全球创新能级的核心要素。因此，对初创者来说，如何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引进和集合全球最优秀、最一流的创新要素，是建成全球科创中心的第一步。例如硅谷的成功，正是人才、资金要素高度集合的结果，今天，硅谷聚集了大约7000多家高科技公司，有40多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有上千个科学家和工程院院士。还例如创意中心纽约，金融危机后提出了“科技纽约城市”的发展战略，开始全面打造“东部硅谷”，其第一步工作就是通过建立大学园，引进了康奈尔大学工程学院、以色列工程学院以及微软、IBM、谷歌等大公司。目前，上海高层次创新人才相对缺乏，高水准科研机构相对较少，高新技术企业整体规模还不够大、竞争力还不够强，与北京相比，上海在两院院士人数以及入选国家“千人”计划人数上差距较大。下一步，在现有基础上，继续引进和集聚高密度、高能量的全球优质创新要素或资源，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提供坚实的要素基础。　　要素集合，既然是个集合的概念，就说明创新要素是多元而丰富的。上面我重点谈了人才，因为人才确实是最重要的资源，最有力的要素。除了人才之外，上海要集合的创新要素还有哪些呢？这里试举几例，比如营造适合创新创造的微生态环境。在此所说的微生态环境，主要是指科技创新核心功能区优美的生态环境和完善的互动交流设施体系，为创新人才提供绿色、优美、舒适的工作环境与生活环境。例如硅谷并不是高楼林立，企业建筑以低层为主，没有围墙，注重绿化建设，有很多森林公园，千姿百态的绿色植被把整个创新区分成一个个小区域，开敞、绿色的空间和各种步行道给人以亲近感，保证员工在宽松、舒适、优美的环境中创造更多的价值。同时，高科技企业内部注重篮球场、健身房、运动场等设施建设，园区内设有大量的咖啡馆、酒吧、俱乐部、文化艺术场馆等新型交流空间和生活设施，为创新人才的非正式学习和交流互动提供条件。这一点启示我们，为了建成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一方面，上海要花大力气整治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品质，创建适合于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的优美自然环境；另一方面，要精心规划设计各类高科技园区、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和科技孵化园区，在改善园区自然环境质量的同时，要注重园区公共服务设施的配套建设，为各类创新人才的非正式互动交流提供必要的公共空间，激发创新人才的创意火花。　　再比如，强化帮助创新创业者付诸实践的融资服务能力。科技创新是一项高风险活动，需要资金的支持。例如，硅谷的科技企业中，80%是小型企业，小企业开展创新活动，风险资金的资助是必不可少的。当前，硅谷小企业投资公司、合作制风险投资公司、股份制风险投资公司这三类公司的风险投资额占全美国风险资本总额的70％以上。近年来，硅谷的一些科技新创公司开始寻求与对冲基金、主权财富基金和其他基金等进行合作，开辟新的融资渠道。可见，充足的风险投资和新型多元的融资机制，对硅谷高新技术公司的创新、创业都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这主要得益于美国政府采取立法、制定政策和发展计划等间接扶持政策，健全服务与监管体系、规范风险投资规则、优化风险投资环境的结果。英国政府于2013年借助企业资本基金、地区增长基金、创新投资基金、鼓励五大银行设立企业成长基金（25亿英镑）、种子企业投资计划等，全力扶持风险投资发展。这一点启示我们，上海需要深化风险投资政策创新，引进世界著名的风投公司，培育本土化风投公司，壮大风投实力，为科技创新创造良好的融资条件。　　如何理解协同创新　　协同创新，重在“协同”二字。今天全球意义的创新竞争，靠单打独斗显然是不行的。微软的创新，实际上赶上了美国政府保护知识产权的好光景；　硅谷的模式与创意环境和风投行为密切相关。任何创新，尤其是科技创新，多数是要素集合后协同发力的结果。把人拉过来，给他们提供“绿卡”，把环境弄好点，把风投请过来，止于此也只是要素的简单集聚，要使要素发挥作用，必须有一种推动的力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协同推动。协同才能发力，发力才有结果，要素才能迸发出创新活力。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协同创新呢？我这里只谈几点重要的。一是重视搭建创新成果向生产力快速转化的平台。真正的科技创新中心，并不是实验室里面有多少发明创造，更重要的是，要把实验室的创新成果与市场紧密结合起来，将科技成果及时、快速地转化为生产力，创造出革命性的新产品、新服务，全面释放科技创新的综合效应。如果研究机构的科技成果都躺在办公室里，再多的专利，都无济于事。因此，如何打造真正的产学研共同体，实现研发活动与实体产业的高度融合，构筑科技创新成果向生产力的快速转化体系，才是科技创新中心的真金白银。硅谷之所以成功，得益于其直接的产学研结合体系，斯坦福大学鼓励教授们积极创业，大学教授穿梭于实验室和企业之间，一边大学里搞研发、一边在斯坦福工业园区创业、一边给其他科技企业做顾问、一边在进行创新投资，保持着产学研的无间合作，在第一时间把实验室的自主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据统计硅谷内60%—70%的企业是斯坦福大学的教师与学生创办的。从这一点看，上海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如何建立健全高度一体化的产学研合作机制，打通大学、科研院所与高科技园区、企业之间的信息交流与合作渠道，特别是依托并发挥好各类大学的力量，将许许多多躺在办公室里的研发成果，快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是一个至关重要、亟待创新的战略任务。　　二是积极促成鼓励大众使用创新产品的社会应用“市场”。任何一项科技创新的最终结果，可能是一个精美一流的产品、一个简便高效完善的操作系统，等等，就像美国的苹果手机和windows操作系统一样，正是因为全球民众的消费使用和市场认可，不断促使苹果公司和微软公司成为了行业创新的领头羊。所以说，需求创造供给，高度发达的科技创新产品社会应用体系，是带动科技持续创新的源头活水。对此，再举个新能源汽车的例子，虽然国内新能源汽车的研发、制造已经高度成熟，但正是由于缺乏健全的社会应用体系建设，使得新能源汽车迟迟难以实现应该有的商业化、规模化发展，老百姓也只能叫好不叫座。西方发达国家在鼓励消费者使用科技新产品方面，有很好的经验，不再赘述。实际上，上海的科技创新产品很多，由于缺乏社会应用体系的引导和支持，使得很多领域就出现了“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在上海开花，在外地结果”的局面。为此，建议政府，针对已经问世的优秀科技产品或技术，要出台相关鼓励措施，引导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居民等，在产业、工作和生活中积极消费使用，依新产品、新技术的扩散使用，带动科技创新的商业化、持续性和影响力。　　三是健全以税收优惠为主的创新激励机制。政府出台实惠的税收优惠或退税政策，降低科技企业的创新成本，是西方发达国家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方法。例如英国，按欧盟中小企业标准，对于雇员少于250人，年收入不超过5000万欧元或资产少于4300万欧元的中小企业，其应缴税额可在税前收入中按研发投入的150％扣除。纽约为建设“硅巷”，市政当局制订的税收优惠政策包括房地产税特别减征5年计划(3年减50%，第4年减33.3%，第5年减16.7%)、免除商业房租税(前3年商业房租税全免，第4年免4.7%，第5年免3.3%)、曼哈顿优惠能源计划(期限12年，前8年电费减少约30%，以后每年减电费20%)。2011年，旧金山为了留住Twitter、Zynga等社交网络公司，政府通过工资税封顶的税收优惠政策，员工执行股票期权所获收入也免税。还比如，在纽约投资拍摄的电影可以获得10%的税收减免，如果电影在纽约出品，税收减免还会追加5%。这一点告诉我们，建立健全税收优惠政策体系，给初创的高科技企业，尤其是对中小企业和高级创新人才，给予更加优惠的税收减免措施，减轻创新成本压力，是上海建设全球科创中心的重要保障。　　在这里，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协同创新的一个重要力量来源，是政府和国家。政府和国家在科技创新战略规划、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怎样发挥政府和国家的主力军作用，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加深理解和认识。　　创新要有社会支持体系　　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高级思维活动，科技创新对人类社会的生存模式、发展前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学者杰里米·里夫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曾引发全球关注和热议。这表明，以知识、信息、科技、人才为载体的创新创意，必将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和全球城市发展的第一动力，目前德国率先推行的“工业4.0战略”，更彰显了科技与经济、互联网与实体经济高度融合创新的大趋势。　　上海社科院国际城市蓝皮书的研究发现，2015年，创新成为全球范围城市理论与实践的关键词，全球竞争态势正整体转向创新的竞争，顶级全球城市随之纷纷转向塑造创新、创意中心功能。可见，当今世界，全球城市处于科技创新的白热化竞争状态，迎难而上、只争朝夕，是世界城市政府的共同战略选择。在此过程中，由于制度、文化、能力、水平的差异，一些知识密集型城市或高科技产业发展密集区，不断集聚全球各类创新要素，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如美国加州硅谷、纽约硅巷、波士顿128公路等。它们真正依靠其强有力的科技创新能力，为全球各地源源不断地输送着引领世界大众和行业发展的新产品、新技术、新产业和新模式，保持着全球财富中心、信息中心、创新中心、创业中心的顶尖地位。这些成熟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做法与经验，对上海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一定的启示性作用。　　协同创新的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市场、企业、研究机构、人才、用户等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政府要为企业和人才提供良好的社会配套服务支持体系，构建最好的创新生态，满足他们的生活与发展需求，激发创新者的创新热情、活力和潜能。　　当前，上海的商务成本较高、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不突出、协同创新能力较弱，是建设全球科创中心面临的主要瓶颈。为此，下一步，上海应以要素集合、协同创新为突破口，加快建设配套的社会支持体系，构筑发达的社会和技术网络，为人才和企业的创新活动提供一流的外部环境和条件。当前，应重点建设好以下一些社会支持体系：　　首先，构筑让创新人才安居乐业的生活保障体系。每个创新人才，都要吃饭、睡觉和生活，为创新人才提供优质、完善的公共服务，满足其对教育、医疗、住房、文化等方面的需求，让创新人才在城市能够安居乐业，是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一个普遍经验，如波士顿在市中心设计、建造密集的小户型公寓，让那些单身的创业者有立足之地。这一点，对生活成本高企的上海来说，既是建设全球科创中心的挑战，也应该是一个抓手。要从本土化、国际化、多样化的视野出发，打造一流、优质的教育、医疗、住房、文化、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特别是在居住保障方面，要加大人才公寓的规划建设，让每个创新人才解除后顾之忧，实现安居乐业，全身心投入创新事业。　　其次，健全保障创新活动及主体权益的法律法规体系。利益驱动是所有创新活动的动力之一，而依法保护创新成果商业化的动力及各自利益不受损失，营造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法制环境，是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应该具备的首要支持条件。例如美国硅谷有一系列与技术流动、人才相适应的法律环境，既有知识产权保护法，又有非常灵活的技术许可，既有鼓励员工流动的劳动法（形成快速转化雇主的能力），又有保护企业商业秘密的法则等，提高创新创业的预期，保护创新者的合法权益。对上海来说，当务之急，就是要破解制约科技创新的法律规章瓶颈，开展专题性立法调研，建立健全以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咨询服务等为核心的法律支持体系，为高精尖的科技创新活动铺平道路。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培育极度尊重创新创业的价值观体系。培育正向的社会价值观念，对保护科技产业生态可持续性发展达成共识，形成特有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文化，是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持续发展的重要思想文化基础。例如硅谷的成功，与创新企业的自律开放（鲜有大公司利用资源拷贝或者压制小公司的创业项目）、敢于冒险（鼓励人才去创业和冒险，但同时也不会嘲笑失败）、宽容失败（科技初创公司彻底改变方向，投资者仍然愿意往里砸钱、愿意等待，允许出现“优雅的失败”，创业失败从来不是一件丢人的事情）、坚守诚信（投资人与创业者彼此信任，创业者不会也不敢欺骗投资人）、互利互惠的合作精神（只要你的产品独特、有价值，大公司就会愿意跟小公司合作）等价值观具有直接关系。这表明，科技创新中心同时也是创业中心，无法离开文化价值观的支撑。为此，上海在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时候，需要将创新与创业紧密结合，加大培育开放合作、宽容失败、诚实守信、互惠合作等价值观念体系，使之融入到每个创新主体的血液和行动之中。　　总之，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科技创新从来没有发挥出像今天这样巨大的威力和作用。唯有创新，才有未来。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是集聚要素和释放创新效应广阔平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落实“四个全面”战略，上海要顺应全球城市创新的趋势和潮流，注重要素集合、协同创新，健全配套的社会支持体系。相信上海在加快构建科技创新中心的征程中，一定会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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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一流城市群，除了雄安还需要做好这4大协同
&&&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BCG波士顿咨询。文章内容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和讯网立场。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请自担。
　　雄安新区落地让京津冀地区城市协同的步伐进一步加速，然而与先进城市圈对标，京津冀发展还较落后。BCG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CDRF）合作撰写并发布了《国际比较视野下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对打造一流城市群提出了针对性意见，以下是报告的精彩节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城市化。1980年，中国只有20%的人口居住在城镇，2016年这一比例已经达到57.35%，年均增长超过1个百分点。大规模而快速的城市化，被认为是过去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国际经济仍在深刻调整中，中国经济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人们对城市化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寄予厚望。
　　然而，国际经验表明，经济的增长必定伴随着城市化，但城市化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增长。从历史上看，、等经济体在过去30多年里城市化率稳步提升，但经济增长表现乏力，人均国民收入与的比值长期停滞；而、和中国等国家的人均GDP相对于美国有较快的提升，城市化水平也持续提高（参阅图1）。因此，城市化对经济增长是否存在强劲的推动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化的内在动因和模式。
　　在过去数十年里，全球城市化的一个显著趋势是，城市化并非在各个地区以同样的幅度增长。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平”，人口围绕城市群集聚的趋势明显。从1950年到2015年这半个多世纪里，全球城市的总数从300个增长到1700个，而前20大城市群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比例从11%上升到18%，城市群的发展速度远远高于世界整体发展速度（参阅图2）。以美国为例，就业和人口向11个大城市群集中的趋势也愈加明显。不仅如此，经济产值和技术创新也在以城市群为单位集中。城市群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支柱，当前全球40多个城市群，以20%的人口贡献了全球近50%的GDP。在全球化背景下，城市群形成强强联合的经济命运共同体，成为打造竞争力的关键。城市群享受要素集聚和产业集群的红利，是经济体中最活跃和有创新力的地区，事实上成为经济体参与全球竞争的主导形态。
　　正是认识到城市群在现代经济以及全球竞争格局中的重要性，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明显加快了城市群的发展步伐。京津冀地区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中国北方乃至整个东北亚的重要经济增长极。京津冀地区国土面积占全国2%，人口占8%，经济总量占全国的10%。京津冀城市群的协同发展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被提出和讨论，但是推进一直缓慢。2013年以后，、、三地的协同发展加速推进，力度不断加大，在产业、交通、环境治理、规划等诸多领域的协同上取得积极的进展。但是，如果与世界发达国家的成熟城市群以及国内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对标，京津冀城市群的发展还比较落后，协同水平低，制约其向世界城市群迈进的步伐。
　　国际领先城市群的协同
　　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看，人口向城市群的集聚可以分为起步、集中、饱和三个阶段，城市群人口占全国比例最终达到50%-60%。在起步阶段，城市化率低于30%。当城市化率在30%-70%之间时，人口加速在大城市群集聚。当城市化超过70%时，城市化趋稳，一些国家甚至会出现逆城市化，此时核心城市群人口占全国比例的上限也在50%-60%，之后呈饱和或缓慢下降趋势（参阅图3）。以美国为例，在这一阶段形成了3个人口在2000万以上的城市群。从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来看，在未来20-30年城市化将趋于稳定，城市群也有望达到较为成熟的形态，5大城市群地区将聚集全国50%-60%的人口。
　　城市群是城市发展到较为成熟阶段的空间组织形式，其核心特征是城市之间的共享协同。在城市群的发展早期阶段，往往一次出现若干核心城市，有的是“主核+次核型”，如纽约+波士顿+华盛顿+费城，有些则是“中型核型”，如科隆+杜塞尔多夫+埃森+多特蒙德+杜伊斯堡，此阶段城市之间尚无明显协同。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升，主核和次核城市都不断长大，出现了都市外延化，围绕核城市形成了若干大小不等的都市圈，以都市圈为单位出现城市群内部协同，通过都市圈外溢带动周边，解决大城市病问题。当城市化率进一步提升，就出现城市群化，都市圈外溢扩大，中间地带连接起来，整体形成城市群。不同都市圈之间通过多元化发展实现1+1&2，城市群内部的协同程度大大加强。在协同程度高的城市群中，形成了主次分明的城市布局与区域覆盖，共享便捷的基础设施、共享经济活动联系、共享相近的环境条件与资源禀赋、共享相似的地域文化与历史渊源（马克?皮萨诺，2015）。
　　在完善的城市群中，各都市圈通过差异性产业互补和生产要素流通实现城市群协同效应最大化。城市群内围绕主导产业分工协作，实现产业效能最大化，多样化的产业在多个区域布局，形成均衡化发展的多核结构，避免同质化恶性竞争。各都市圈通过密集的基础设施实现高效联通，城市群内主要目的地通勤时间不超过2-4个小时。在整个城市群内，高端人才、风险投资、科技研发等生产要素资源自由流通，实现高度共享。此外，城市群内所有人都可公平享用教育、医疗、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务。不同区域根据自身定位的不同，提供不同的要素支持，例如土地、技术工人等。
　　在发达国家成熟的城市群中，一般都具备以主核、次核和中小城市构成的完整城市生态。一个城市群中，一般拥有人口规模在500万人以上的主核城市，数量1-2个，主核城市是生产要素和资源配置中心，影响辐射整体城市群，行业主要集中于金融、总部经济和高端服务业。在城市群中，通常拥有人口规模在50-500万之间的3-5个次核城市，其功能定位是承接主核城市产业转移，对周边城市形成产业辐射，同时和主核城市有一定的物理距离，行业主要集中于高端制造、贸易物流和新技术开发等。此外，一个典型城市群中还会有10-30个人口规模在5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它们作为城市群的腹地和粘合剂，为核心城市输送生产要素，这些城市一般处于产业链的末端，重点开展零部件生产，精密加工等产业。
　　美国的波士华城市群是协同良好的代表性案例之一。该城市群位于(,)沿岸低地，从历史上开始一直是美国的政治、经济中心。波士华城市群包含1个千万级城市，12个百万级城市和30多个中小城市。只占美国2%的土地，居住了17%的人口，创造20%的GDP，该地区大学以上学历人口的比例比美国平均水平（29%）要高出8个百分点。多样性的定位和区域协同，是该城市群拥有竞争力的法宝。在城市群中，若干个主核、次核城市间形成了良好的定位和分工：纽约是世界经济中心，主导产业包括金融、总部经济、商业等；费城是重工业城市，主导产业包括重化工、电子信息、医疗健康等；华盛顿是政治中心，主导产业包括公共管理、等。但是，需要注意到，波士华城市群的发展并非一步到位，而是经历较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城市群内部尚无明显协同；在20世纪30-50年代，随着核心城市向外延伸腹地形成都市圈，各都市圈之间研发与制造业形成了互补；1950年以后，随着城镇化率的进一步提升，城市群多元化发展的趋势愈加明显，各有特色又彼此借力（参阅图4）。高端要素向纽约、波士顿等区域集聚，打造云状协同，而费城依托广阔制造腹地联动纽约，打造链状协同。
　　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土地面积3.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在6800万，GDP规模达到3万亿美元，分别占了日本9%的土地面积，居住了全国53%的人口，创造了60%的GDP（参阅图5）。该城市群发挥东京核心辐射作用，依托新干线等陆路走廊连接，是以外向型高端制造为支柱的世界级城市群。在太平洋城市群中，各城市之间形成了多样性定位和良好的协同关系。东京是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金融中心，其主导产业主要为金融、保险、总部经济、印刷、电器机械设备等。名古屋是工业城市，主导产业有汽车、机械、钢铁、石化。大阪是区域性经济中心，其主导产业为机电、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2013年该城市群的人均GDP达到4.4万美元，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0.5万美元，大学以上人口占比比全国平均高4个百分点，其中东京大学以上人口占比高出全国平均6个百分点。经历长期的发展，东京集聚了各类高端要素资源，打造云状协同环境，为名古屋、大阪的制造业提供国际化研发、总部、人才支持；东京周边、大阪、名古屋等城市联动东京，形成链状协同。
　　德国的莱茵鲁尔城市群土地面积0.7万平方公里，2013年人口1000万，GDP总量达5000亿美元，包括1个百万级城市和大约30个中小城市，该城市群的土地面积、人口和经济总量分别占德国的2%、12%和15%（参阅图6）。在该城市群中，科隆是总部经济所在地，主导产业包括保险、媒体、会展、总部经济等；相邻的杜塞尔多夫被称为“鲁尔办公桌”，主导产业为通信、广告、金融、会展、总部经济；杜伊斯堡是港口城市，以物流、钢铁、石化等重工业为主导产业；多特蒙德是高新技术中心，主导产业包括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高新产业。在莱茵鲁尔城市群中，信息、人才等在杜塞尔多夫、科隆等云状协同，助推三产、技术在城市群内协同，助推新兴产业。
领先城市群系统发展的四大协同
　　从全球看，领先城市群均通过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社会发展三大方面促进协同发展，并配合协同机制作为支撑保障。从时序规律上看，一般是基础设施先行，而后产业发展跟上，再是社会发展优化（参阅图8）。以美国波士华城市群为例，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开始大规模修建高速公路，随后在40年代郊区出现大量工业园，在50年代形成配套完备的新城。的伦敦城市群起步更早，20世纪初铁路和市内地铁已基本完善，到20世纪40年代政府规划转移产业和建设新城。日本的太平洋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的发展也基本沿循这一路径。
基础设施协同对标
　　从国际上看，城市群的发展离不开高速公路或城际铁路网络。美国主要是以高速公路网络实现互联互通，波士华城市群每平方公里的高速公路线网密度达到0.13公里/平方公里，而京津冀仅有0.04公里/平方公里，不到波士华城市群的1/3。日本的太平洋沿岸城市群依托发达的城际铁路网络，平均轨道交通线网密度达到0.17公里/平方公里，是京津冀的4倍多，城市群大空间联结轨道交通密度是京津冀的2倍多，都市圈小空间内通勤轨道交通密度更是达到京津冀的24倍，高密度的路网有助于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功能。
　　从信息通讯基础设施看，京津冀地区也是严重滞后。纽约都市圈各州以国家战略为指导，成立官方部门负责实施信息化战略。新纽约宽带计划将投资10亿美元，让纽约州所有人在2019年前都能使用到高速。这些举措使得区域信息化水平得到显著提升，年间，纽约都市圈平均带宽从5Mpbs增到15Mpbs，增加了2倍。目前，京津冀地区也已经取消长途漫游，持续改善区域通信建设，但三地在通讯基础设施和网络带宽水平方面仍存在突出的差距。
　　产业协同对标
　　在城市群内，核心城市的差异化优势与清晰定位是形成多元化良性互动格局的关键。以核心城市都市圈为单位，根据区域资源禀赋的不同，形成产业差异化布局，可以激活整个城市群的经济活力，而不至于陷入低水平重复竞争和资源浪费。以波士华城市群为例，纽约都市圈以高效、金融等资源优势发展生物技术和医药制造，普林斯顿大学、斯大学等多家著名院校，为生物技术研发提供丰富资源与人才储备，因而围绕纽约形成了高密度的生物技术人才分布。纽约作为金融中心，有大量的金融资源，医药和生物技术的融资需求也容易得到满足。而费城作为工业制度，有良好的制造业基础，为发展医疗器械制造提供资源支撑。通过基于资源禀赋的差异化定位，纽约都市圈和费城都市圈形成了优势互补（参阅图9）。
社会发展协同
　　社会发展协同需要逐层打破行政区隔，实现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这些软基础设施包括医疗、教育、环境、养老等诸多方面。在医疗方面，需要在城市群层面实现医保同城化、跨省医保异地互通。目前，长三角在异地就医方面已经形成实施方案，带来多方位的好处，有助于减轻患者的经济压力和简化报销手续，有利于医疗系统实现医疗资源优化配置，同时促进相关城市的服务管理同城化。
　　机制支撑：明确政府和市场的作用
　　在城市群协同发展中，政府的作用有其层级。从政府政策的杠杆作用大小和针对对象范围来看，去除障碍的政策位于层级金字塔的最底层，其杠杆作用最显著，针对对象范围也最广泛，这些政策包括去除不必要的监管，降低和消除生产要素流动壁垒。然后依次是辅助性政策（如增强能力、降低经营成本）、支持性政策（如培训、基础设施建设等）、激励政策（如匹配资金、贷款担保等）、补贴政策（现金、免税等）。这些政策中，补贴政策的杠杆作用最小，针对的范围也最窄，因而需要少用和慎用，避免常态化（参阅图10）。从实践来看，以美国为例，针对性的挽救措施促进了亏损的汽车产业整体转型，而不断的政府贷款担保反而延迟了钢铁业的重组和转型。因而，去除行政障碍才是政府在协同不同城市间发展时最强大、最基础的作用力。
　　本文节选自BCG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CDRF）《国际比较视野下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报告。题图来源：新华网
　　关于作者：
　　周园是波士顿咨询公司（BCG）的全球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城市区域开发和地产课题全球领导人，工业品专项和公共部门专项大中华区负责人。
　　婕是波士顿咨询公司项目经理。
　　是波士顿咨询公司项目经理。
&&&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BCG波士顿咨询
（责任编辑：宋政 HN002）
和讯网今天刊登了《建设一流城市群，除了雄安还需要做好这4大协同 》一文，关于此事的更多报道，请在和讯财经客户端上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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