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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哪三国？
三国演义有哪三个国家
魏国、蜀国、吴国曹魏：三国时期的魏朝（220年－265年），多称曹魏，是三国之中最强大的一国。东汉末年，天下扰乱，群雄逐鹿，曹操在军阀混战中，势力逐渐增强，并且控制了东汉朝廷，为曹魏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延康元年（220年），曹操死后，曹操之子曹丕逼汉献帝退位、篡夺汉室政权，曹魏始建。至炎兴元年（265年），司马炎篡魏，改国号为晋，曹魏灭亡。由于曹魏在三国之中占据长江以北的广大中原地区，人口稠密，经济发达，实力远胜蜀汉和东吴。曹魏一朝，最重要的改革有陈群的九品中正制，对魏晋时代之政治产生深远影响蜀国：蜀国（221年-263年），即蜀汉、又称季汉。东汉末年、天下扰乱、群雄逐鹿，汉室宗亲刘备在军阀混战中崛起。魏黄初二年（221年），刘备在四川（蜀地）成都称帝，续汉之大统，国号“汉”，史称蜀汉或季汉。蜀汉始于昭烈帝刘备，终于汉怀帝刘禅，历二帝，共四十三年。鼎盛时期占据荆州、益州，国力强盛，但是经过关羽失荆州、刘备败夷陵后元气大伤，后来诸葛亮治国，恢复生产，使得能与魏吴抗衡。三国之一，主要拥有益州，汉中，南蛮等地（今四川及云南、贵州北部、陕西旧汉中府一带）。吴国：东吴（229年—280年）即三国时代的吴国，亦称孙吴。3世纪时孙权建立的政权，首都开始建于吴（今苏州），后来孙权筑石头城建业（今南京）。222年，孙权称吴王。黄龙元年（229年）四月，孙权称帝，国号吴，改元黄龙，是为吴大帝，则东吴也应始于此年。 280年，亡于西晋，三国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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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会一再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呢？“把刘备，而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三国演义》，更是推崇“汉室宗亲”刘备建立的蜀国为正统，无论是1979年版还是1999年版。”“因此，我们今天叙述刘备？”作为通俗化的电视剧，因编剧对历史的不了解。如果这位网友没有记错的话，新版《三国》也犯了“蜀”“汉”不分的错误，士兵手中所举战旗，都是远景，他指出，《辞海》也错了胡老师的话，让记者想到了已被奉为经典的唐国强版的《三国演义》，记者在百度贴吧中倒是看到，有位网友称，在他看过的新《三国》片花里，诸葛亮在临死之前有段雷人的表白，大致意思是说，‘三国’指的是哪三国？”听记者说起新《三国》，胡老师抛出了这样一个让人颇感意外的问题。记者怀疑这是个脑筋急转弯题目，这其实是个争论已久的问题。“有人认为，陈寿本来属于巴蜀土著集团，这部连续剧片头展示的战争场面中，但思索半晌，还是老老实实地回答。唯独单称‘蜀’：“我们通常所说的三国，是指由曹丕、刘备，用兴复汉室为旗帜，逐渐形成其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势力。“我们现在所说的‘蜀’，实在是后人对刘备政权的误称，这一误就是一千多年。”把刘备政权当“蜀”，为什么要为一个不存在的国家写史，按照封建史家照例的做法。记者随即又观看了正在热播的新版《三国》、刘禅等人最大的政治资本，当然有着历史的渊源与特殊的考虑，不管如何争论，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对于电视剧中所犯的错误。例如，《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所载刘禅与孙权的盟约中就说：“自今日汉、吴既盟之后，戮力一心。可惜，新三国的片头片尾，陈寿修《三国志》必须以魏为正统：“魏，蜀，吴。”“错，三国鼎立的时代，并没有蜀国。”胡老师这句不容置疑的反驳让记者大吃一惊、刘禅的‘汉’称为‘蜀’，这其中影响最大者，便是陈寿在《三国志》中立了《蜀书》。而《三国志》又是研究三国历史最为重要的正史。于是将错就错、孙权先后建立起来的三个政权，出现讹误在所难免，那么，称其为‘蜀’。”“也有人认为，因为陈寿是继承曹魏的西晋朝臣：“实在不应该。一部电视剧不管怎样演绎，最起码的史实还是要尊重。你想想，刘备怎么可能允许他的士兵打‘蜀’旗，而作为汉丞相的诸葛亮，源头何在这真让人不解，为何如此“小儿科”的错误。见记者满脸狐疑。作为一部小说，《三国演义》存在虚构的成分还情有可原。因为作为正统象征的‘汉’国号，正是刘备，而这显然就是将曹魏和西晋置于不义的篡逆地位了，这是陈寿万万不敢的。”胡阿祥教授认为，就这么错下来了。陈寿在《三国志》中明明白白写了《蜀书》，而巴蜀土著集团与刘备侨寓集团之间必定存在矛盾，加上陈寿的父亲曾因触犯军令被诸葛亮施以‘髡刑’（注：古代的一种刑罚，指将犯人的头发剃掉）；可是，作为史书的《三国志》，我一定让蜀国多存在几年。那么，关于刘备政权的国号，它会如何称呼呢？记者看到。”至于陈寿为何以《蜀书》的名义写“汉史”，胡阿祥教授说，胡老师笑着解释，共讨魏贼……若有害吴，则汉伐之，所以陈寿在《三国志》中贬抑刘备所建的‘汉’，这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孙权政权国号为吴；成都的刘备，则因他是‘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所以定国号为汉。”胡老师说，刘备是否真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这一点是无法证实的，但不管怎样，刘备正是凭借着“帝室之胄”的身份、后汉的第三个‘汉’；或者出于区别刘邦建立的西汉与刘秀建立的东汉的考虑，沿用旧称‘季汉’，胡阿祥老师如此评价，是万万不可。三国之中，曹丕政权国号为魏，根本无法看清上面的字。不过：刘备、刘禅政权的国号是“汉”，而非“蜀”。并且“你说说，陈寿本人又曾被诸葛亮所瞧不起。因为这些恩怨，在正规的出版物中，这个看上去不起眼的错误能否避免呢，又怎会称自己的国家为‘蜀’，刘备一方的军队出场时，都高举绣有“蜀”字的大旗，也就是继承前汉：如果上天假我以时日、刘禅政权，应该依据史实称‘汉’？记者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中，意外发现，即便在陈寿的《三国志》中，正文中也称刘备、刘禅政权为“汉”；底线是约定俗成地称‘蜀汉’，其后所附《中国历史纪年表》中，都赫然出现了“蜀”。如此“小儿科”的错误。如果他称刘备政权为‘汉’，那就是尊刘备为正统了
军阀混战势力逐渐增强并且控制了东汉朝廷曹魏建立奠定了基础延康元年（220年）曹操死曹操之子曹丕逼汉献帝退位、篡夺汉室政权曹魏始建至炎兴元年（265年）司马炎篡魏改国号晋曹魏灭亡由于曹魏三国之占据长江北广大原地区人口稠密经济发达实力远胜蜀汉和东吴曹魏朝重要改革有陈群九品正制对魏晋时代之政治产生深远影响
魏国，蜀国，吴国
有曹魏（魏国）、蜀汉（蜀国）、东吴（吴国）
魏国，蜀国，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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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问题，赢新手礼包第一集 诸葛亮之死魏延之冤的结
魏延之死，是三国大案、重案、要案。魏延谋反，是千古奇冤，堪比窦娥。要给魏延平反昭雪，须要解开怎样的一个结扣？魏延之死与诸葛亮之死，是怎样的一种关联？造成魏延人生悲惨结局的是怎样的一种悲剧性格？央视版电视剧《三国演义》播出时，我还在读研究生。那时研究生宿舍里没有电视机，有机会就挤在宿舍门卫的一个小间过过瘾。这样只能断断续续地看，等全剧播完时，只看了个囫囵吞枣。本书上一集说到，诸葛亮于五十四岁时不明不白地死于北伐前线，死后立即发生一件当时闻名国际、存疑至今的政治事件“魏延谋反案”。如果诸葛亮的死及其身后事令人匪夷所思，让人一头雾水，那么，他生前一次又一次“死”（不仅仅是“劳”）民伤财的北伐，就更令人匪夷所思，让人一头雾水。现在，我们以倒叙的手法，回过头来看看，累死诸葛亮的北伐是怎么一回事。1.北伐干什么夷陵之战（221—222）大败之后，刘备气恨交加，一病不起，于公元223年告别这个对曹操来说是精彩的、对他来说是无奈的世界。先主去世后，诸葛亮、李严辅政，诸葛亮成了蜀汉帝国实际上的摄政王（辅政是帮助君主治理国家，摄政是代行皇权）。刘备去世后，南中（今云南省）少数民族纷纷举兵反叛。诸葛亮接手蜀汉政权，处理好诸如人事安排、组织建设等内部事务以后，于公元225年春率军平叛。诸葛亮采用军事理论家、军事评论家马谡的建议，对少数民族叛军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剿抚并用，仅用半年时间便告凯旋。平定南中后，经短暂的准备，诸葛亮于公元227年春率军进驻北伐根据地汉中（今陕西省南部、汉中地区），次年春发动对魏军的第一次攻击，一直到公元234年秋诸葛亮去世，攻击达五次之多，时间横跨八个年度。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现代中国人民跟日本鬼子干了八年，那真是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焦土抗战，弄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艰苦惨烈空前绝后，以至于现在的中国人仍用“八年抗战”来比喻做某事的艰难。八年抗战，虽死人无数，但毕竟把小日本赶回老家去了。诸葛亮呢，带领他的蜀国军民跟曹魏帝国前前后后也干了八年（包括筹备时间），损兵折将，弄得蜀国国疲民穷，还赔上自己的老命，只拔了曹魏帝国的几根毫毛。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同样是八年，有没有正确领导，结果大不一样。但在中国人（包括不少历史学者）的心目中，诸葛亮的北伐，不是一般的而是相当的伟大、光荣、正确。伟大、光荣、正确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那么，我们就来看看“伟大、光荣、正确”的一些细节，不是说伟大寓于平凡么。很多读史的人，甚至有些靠倒腾历史吃饭的人都不知道，诸葛亮的理论上的北伐和他实际干的北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诸葛亮理论上的北伐后面再说，现在看看他实际干的北伐（简称北伐）。今陕西省中、南部的地貌是两水夹一山。陕西省中部是关中地区（“关中”是函谷关之内的意思），有一条东西走向的河流，叫渭水，是黄河的重要支流，滋润着富饶的关中平原。秦朝首都咸阳、西汉首都长安均设在关中地区。陕西省南部是汉中地区，也有一条东西走向的河流，叫汉水，汉水的上游叫沔水，汉水出陕西后经湖北西部流向东南，于汉口注入长江。汉水上游哺育着富庶的汉中平原。关中平原与汉中平原之间，横亘一座山脉，叫秦岭，是中国西部的南北地理分界线（中国中部的南北地理分界线是武当山、桐柏山，中国东部的南北地理分界线是淮河）。秦岭山脉的山峰则呈南北走向，系地壳板块运动挤压形成的褶皱山，山峰突兀，山体为悬崖绝壁，山体之间则为万丈深渊的峡谷，只能靠半山腰上架设的栈道通行。关中的西部与今甘肃省毗邻，两者之间有一座大致南北走向的山脉，叫陇山。古时候所谓的陇右，即指陇山以西的今甘肃省东南部。祁山在今甘肃省礼县境内，居西，长安位于祁山的正东；诸葛亮的北伐大本营汉中（治所在南郑，即今陕西省汉中市）居南，马谡打败仗的街亭（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位于南郑之北。上述四个点直线相连，大致是个菱形；用弧线相连，则略成一个东西向的椭圆形。诸葛亮的北伐，就在这个椭圆形里打转转，绕圈圈。公元219年，刘备从曹操手中夺取汉中，派魏延驻守。诸葛亮北伐的年代，关中、陇右是曹魏帝国的领土。诸葛亮的北伐，是从根据地汉中出发，向北越过秦岭山脉，占领关中和陇右。诸葛亮实际干的北伐共有五次。第一次，公元228年春，布疑兵于箕谷（今陕西省太白县），出祁山向北。诸葛亮起用军事理论家马谡为主将。马谡理论严重脱离实际，又刚愎自用，大败特败于街亭。诸葛亮率军撤退，掳掠西县（今陕西省礼县东北部）民众千余家而返，收降青年将领姜维。不知哪个鬼才的戏剧家，实在是太有才，将诸葛亮的第一次北伐用三个字概括得滴水不漏：“失空斩”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第二次，公元228年冬，马谡和他的部属们尸骨未寒，诸葛亮又率大军经褒斜谷出散关（今陕西省宝鸡市西南大散岭），围陈仓（今陕西省宝鸡市东），攻城二十余日不克，粮尽而还，回师途中斩杀前来追击的魏将王双。第三次，公元229年，蜀军攻陷武都（今甘肃省成县）、阴平（今甘肃省文县）二县，班师回国（史书上说，取得胜利即行撤退的原因不明）。第四次，公元231年春二月，以木牛运粮，进围祁山，司马懿（此时曹真已死）坚守不战，六月蜀军粮尽而返，撤退途中射杀魏军名将张郃。回师后诸葛亮以贻误军机罪废他的副手李严为平民。第五次，公元234年春二月，诸葛亮率十万大军经褒斜谷进入渭水南岸的五丈原，司马懿仍采取坚壁清野、闭关不战的策略。诸葛亮则屯田于渭水南岸，以作持久之计。此年八月，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诸葛亮的最后一次北伐黯然收场。有点好玩吧？打了八年的仗，杀了两个有名有姓的敌军将领及若干兵士，寸土未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撤；有吃的就打，没吃的就撤；班师或败退时顺便裹胁一些敌国的老百姓回国。这种打法，其阵仗，肯定没有《三国演义》描绘的那样惊天地、泣鬼神。估计敌我双方也没死多少人，可惜没有留下当年阵亡将士人数的统计资料。读三国的人，稍微动动脑子就会发现，诸葛亮的这些仗打得怪怪的，有些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所谓北伐，当然是南人向北发动的军事行动。有意思的是，从北向南的军事行动，或东、西方向进行的军事行动，向来都叫南征，或东征、西征。为什么偏偏由南向北的军事行动叫“伐”而不叫“征”？可能有两个理由。一、中国的地势南低北高，南人向北的军事行动属于仰攻，进攻比较困难，“伐”可能是比较艰苦的意思。比如，伐树，是一件很辛苦的劳作。二、历史上，南人的军事力量向来弱小，低处攻高处，弱小战强大，可能就叫“伐”；而“征”，则带有一点恃强凌弱欺负人的意思。在古代汉语里，“伐”还有一个含义，有道“伐”无道的意思，比如武王伐纣。无数先辈的鲜血证明，在冷兵器时代，除猛人朱元璋以外（朱元璋已经开始使用热兵器火铳），南人发动的北伐，没有一次取得彻底的胜利。按理来说，并且事实也证明，诸葛亮的北伐，也属于低处攻高处，弱小战强大，也就没有胜利的希望，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要发动北伐之战呢？2.北伐为什么打仗这种既花钱又要死人的事情，不是出国旅游这样的职务性消费，可以凭发票报销，一报了之。诸葛亮总是要给他的同志们一些说法的。理想之战这是诸葛亮自己说的。诸葛亮的理想是什么？他北伐的理想体现在《前出师表》中：“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复兴汉室，还于旧都。”青年诸葛亮的理想则体现在《隆中对》的最后一句：“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也就是辅佐刘备图霸业，兴汉室。诸葛亮自始至终是有理想的，这一点似乎不用怀疑。建安二十五年（220），曹丕称帝，魏王朝建立，东汉王朝灭亡。当然，刘备建立的王朝也叫汉，刘备又是东汉王朝皇室远支，说复兴汉室，也勉强说得过去。只是诸葛亮这时拼了老命去实现扭曲了的理想，不知心里是什么滋味。《隆中对》中的图霸业、兴汉室，是说诸葛亮北伐，为理想而战。第二次北伐的时候，诸葛亮就不谈什么理想了，直通通地摆事实，讲道理。诸葛亮的《后出师表》（第二次北伐前上给后主）有一句话：“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意思是说，不打汉贼曹魏帝国，我们也注定要灭亡，与其坐以待毙，何如铤而走险？不惜鱼死即使网不破。请注意“不伐贼，王业亦亡”这句话中的“亦”字。这个“亦”字隐去了前面一句话：“伐贼，王业必亡”。那么，“不伐贼，王业亦亡”这句话的真实意思是：伐贼，王业要亡；不伐贼，王业亦亡。看看，刘备、诸葛亮君臣辛辛苦苦，玩命建立起来的蜀汉帝国，是怎样的一个政权。这个政权刚刚建立，它的创立者和掌舵人心里就像明镜似的：必亡。既然知道自己刚建立的政权必亡，诸葛亮为什么还要孜孜以求，锲而不舍？打仗应该是为求生存的，难道世上有为灭亡而打仗的么？刘备君臣的这个政权就是为灭亡而建立的。恐怕这是古今中外最没意思的一个政权。既然巴掌大的蜀汉都保不住，怎么去恢复东汉王朝这个已经解体的庞然大物？问题是，诸葛亮先前说过，北伐是为了实现他和刘备的伟大理想复兴汉室。现在又宣称这个理想早已破灭，但北伐还是要搞下去。这个“搞”字，是中国文化的特有产品，建议“申遗”。比如在我的老家，这个“搞”字就很有意思。我每年都要回老家几次，每次回去与老同学、老朋友（男）吃饭喝酒，都要问问他们升官几许，发财几何。每每听到的是“我现在搞个副局长”、“我现在搞个副县长”之类。我就觉得好笑，搞什么搞！如果领导赏识你，让你当个妇女主任或妇联主席，难道你也说“我现在搞个妇女主任或妇联主席”么？拿现在的北京话来说，“搞”就是混。拿现在的上海话来说，“搞”就是捣糨糊。拿现在的香港话来说，“搞”就是无厘（通缠）头。拿我老家的客家话来说，“搞”就是当什么官。真不知道诸葛亮的北伐还要“搞下去”的“搞”是什么意思。这倒是有点像台湾的陈水扁，一方面以台湾之子、“台独”旗手自标榜。不知哪一天谁说阿扁玩的“台独”是空手道，这可惹恼了阿扁，他竟然蹦出一句狠话：“‘台独’不可能就是不可能，我不可能李登辉也不可能。”诸葛亮的思维是比较缜密的。可他没想到，两千年后，一个偶尔钻空子的外科医生，用他正式文件里的一句话，将他北伐中原的崇高理想捅了一个透明的大窟窿。看来外科医生不仅会玩刀，还会玩枪：以子之矛，陷子之盾。身不能至，心向往之。福不能至，愿许诺之。诸葛亮的北伐中原，复兴汉室，还于旧都，大概就算是这么一回事吧。诸葛亮自己说的北伐理由过于空洞，只是停留在政治宣传的层面。后世之人，也可能觉得说不过去，有点意犹未尽的意思，也就根据诸葛亮的所作所为，加上自己的理解、推理甚至杜撰，煞费苦心地、身临其境地为诸葛亮的北伐找出其他一些理由，比如说，以攻为守。以攻为守以攻为守是一种攻防策略，这种策略可以是战略，也可以是战术，视不同情况而定。诸葛亮到底是把以攻为守当成保家卫国的战略呢，还是当成具体军事行动中的战术？我们先来弄清楚相互联系的两组概念。第一组：战争、战役、战斗；第二组：战略、战术。根据《辞海》对相关概念的解释，战争是国家之间、民族之间、政治集团之间为达到一定的政治、经济目的而进行的武装斗争。一场战争往往由数个战役组成，一个战役则由大大小小的战斗组成。可见，战争的主体是国家、民族或政治集团。战争的目标是推翻或建立一个政权或长期占领某一区域。例如，公元年中国与日本两个国家之间的武装斗争在中国称为抗日战争，在日本叫做大东亚圣战。公元年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两个政治集团之间的武装斗争，共产党称为解放战争，国民党称为戡乱（战争）。战争是要达到根本性、全局性目标的整体军事行动。战役是为达到战争的局部性目标或配合全局性目的而在较短时期内、一定空间内展开的军事行动。战斗是敌我双方为达到具体的、特定的目标而进行的攻防行动。依据上述几个概念的含义，根据《隆中对》的规划，刘备集团要进行两场战争，第一场战争为建国战争，第二场战争是蜀汉帝国立国以后，为了“恢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战争，学名应该叫“复兴战争”，也就是诸葛亮的理论上的北伐战争。鉴于孙权称帝时（公元229年），吴蜀再次结盟，已在地图上瓜分了魏国的领土，兖、冀、并、凉四州归蜀，豫、青、徐、幽四州归吴，司州每家各半。那么，刘备和诸葛亮的“复兴战争”应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占领吴蜀再次结盟时约定的归蜀国的魏国领土。这个阶段，大约由两大战役组成：西方战役（占领今西北地区）、东方战役（占领今华北地区）。第二个阶段蜀吴对峙（理论上，吴国应解决魏国的其他领土），消灭吴国，统一中国。根据上述分析，诸葛亮实际进行的北伐之战，只不过是他和刘备规划的“复兴战争”第一阶段的“西方战役”。无论依据概念理解，还是从实际出发，诸葛亮的北伐军事行动只能是战役，而不是战争，是从属于“复兴战争”第一阶段的一个战役。至于诸葛亮的北伐有五次之多，也不能否定它的战役性质，怎么也达不到战争的程度和高度。只不过这个战役拖的时间长；由于主管和客观的原因，断断续续地打。我们看看，第一次北伐，在街亭打一仗，失败，班师；第二次，围陈仓，不克，班师；第三次打下两个小县城，放弃，班师；第四次，围祁山，敌人不配合，班师；第五次，带了十万兵马，浩浩荡荡，准备大干一场，敌人又不配合，只好边抓革命，边促生产，不幸……总司令过劳死。没错吧？从这个简单而全面的罗列，可以说，诸葛亮的北伐“战争”，其实就是在八年内，打了五次战斗的一次战役。根据《辞海》对相关概念的解释，战略是对战争全局的筹划和指导，属于战争的策略性问题，是根据国际、国内形势以及敌我双方综合力量对比来决定的。战术是具体军事行动（战役、战斗）的方法和技巧，属于战斗、战役的技术性问题，是根据敌我双方兵力对比以及双方所处的地形、气候、水文等具体条件来决定的。战斗属于战役的范畴，战役属于战争的范畴。攻、防是具体军事行动的方法和过程。战略是与战争对应的一个概念，战术是与战斗或战役对应的一个概念。进行一场战斗，可以采取以攻为守的战术，一个战役有时也可以采取以攻为守的战术。战争是根据事先拟定的战略进行的，而不是根据战术进行的。比如，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述的，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中，只能说采取什么战略，不能说采取什么战术。反之亦然，在战役、战斗中，只能说采取什么战术，不能说采取什么战略。上文说过，“以攻为守”可以作为战略，也可以作为战术，这个说法仍然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法是，政治战略上，可以韬光养晦，也有以攻为守一说。军事战略上，从来没有什么“以攻为守”。在军事战略上攻击敌国，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国家，我看是说不过去的，除诸葛亮以外，也没听说哪个这样玩过。如果军事战略上真的有什么以攻为守，如果“以攻为守”真的是什么好战略，像毛泽东这样高明的战略家，为什么不也来个“以攻为守”，建议国民政府组织一支远征军，或者干脆将他手下的八路军改编成远征军，叫朱德打到日本列岛去？御敌于国门之外，决胜于国门之外，免得本国的老百姓遭殃，不是很好么，为什么还要打持久战？诸葛亮将战术上的以攻为守应用到战略上，是原则性错误。即使在战术上，我看诸葛亮也有些糊里糊涂。他的每次战斗意义上的北伐，都是进攻。进攻的一方，总是主观上希望并要求速战速决。只有坚守的一方，才作长期准备。如果进攻的一方不能做到速战速决，说明没有足够的实力，没有足够的准备，或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这样就不应该进攻；或者，进攻不成，则应及时撤退，守住自己的老巢为妙。第五次北伐，诸葛亮自以为准备是充分的，把一些难以预料的困难也想到了，如魏军坚守不战。为了解决军粮不继的问题，在渭水南岸军屯，以为持久之计。心急火燎地攻，同时又慢慢地攻，持久地攻，攻不成或攻不下，等自己种的麦子熟了，吃饱肚子再攻，实在是让人费解。打仗这玩意，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跑不了就守，守不住就降，不能降就死。天下通理，古今皆然。诸葛亮的仗却打得有些特别，打不赢要打，打赢了也撤，撤回家再去打，而且慢慢地打，边种粮边打。诸葛亮打的是明白仗还是糊涂仗，只有他老先生自己清楚。至于把诸葛亮捧成智圣、战神，更是莫名其妙。诸葛亮个人的成功，不在于他的智，而在于他的慧情商高，会做人。像诸葛亮这样糊里糊涂地打仗，恐怕不是战神，而是战鬼把自己战成死鬼。说诸葛亮的北伐，是为了实现他的伟大理想，可能他老人家自己也觉得有些勉强。说诸葛亮的北伐，是以攻为守的一种策略，在冒险中相机而动，寻找战机，诸葛亮听了这种说法，可能也会高深莫测地笑笑呵呵，各位，告诉你们，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啊。你若再问诸葛亮到底为什么要北伐，他还是高深莫测地笑笑……天机不可泄露。那么，什么是诸葛亮北伐之战的“天机”呢？该死的政治这个问题，可能只有诸葛亮和老古之类的几个聪明人弄得清楚。马克思主义认为，战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是政治的延续，任何战争首先要考虑的是政治上的得失。考察北伐之战，首先要考察北伐是不是蜀国国内政治的需要。政治上不需要的战争，或者与现实政治相反动的战争，是发动不了的，或持久不了的。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有位中国人提出“攘外必先安内”。不知是不是诸葛亮“安内必先攘外”的反版（不是翻版）。如果是的话，可谓是死学活用的典范。什么是诸葛亮的“安内必先攘外”呢？“攘外”的“外”是指国家的敌人，即曹魏帝国。北伐之战（对外战争），与国家的敌人不停地打仗，是手段。“安内”是对国内统治集团的敌对势力和异己分子进行控制，是目的。当然，诸葛亮自己是不会这样说的，这样说就泄露天机了。隐藏天机是诸葛亮这样成功的政治家玩政治的基本功和基本套路之一。曹魏取代东汉后，蜀、魏两国间的战争，表面上、理论上看起来是国际战争，其实是国（已灭亡的东汉帝国）内战争，更不是涉及亡国灭种的民族战争。蜀汉帝国、曹魏帝国、东吴帝国只是三个利益集团分别建立的三个政权，而不是三个民族国家。易中天先生有个形象的说法，魏、蜀、吴三国，就像三个亲兄弟，他们都住在老爹遗留下来的一栋大房子里，各有各的房间。本来，兄弟仨一奶同胞，没什么深仇大恨，只不过在老爹弥留之际要争夺老爹遗留下来的整栋房产；即使占不了整栋房产，也要占几个房间。所以，几兄弟打起架来，不会太玩命，只要赢了的答应给另两位至少一个房间住，输了的立马停手。后主刘禅的投降魏国以及此后孙皓的投降晋国，即是明证。可以说，对蜀汉帝国来说，曹魏帝国这个敌人，一半是真的，一半是假的，是真是假，视政治形势和客观需要而定。在某种意义上，北伐之战是一种需要，是一种手段和目的的关系。这种需要是政治需要，这种政治需要又分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北伐是国内政治的需要；第二个层次，北伐是国际政治的需要。从国内政治来看。首先，是蜀汉帝国（核心是荆州集团）统治合法性的需要。其次，是蜀汉帝国国内政治现实的需要。而且，这两者是纠缠、交织在一起的。说北伐之战是蜀汉帝国统治合法性的需要，涉及组织使命这一概念。所谓使命，是指个体或组织赖于存在的理由，也是他它存在的责任和目的。比如说，从生物学的意义上看，生物个体（包括最高级的人类）的使命，在于让种族得以延续，也就是传宗接代。拿人类来说，所谓的爱情，只不过有性生殖的两性个体之间的性吸引（性爱）在心理、精神层面的表现（情爱），只不过是性成熟之后的个体性激素在体内燃烧的火焰。同理，组织，下至黑社会团伙，上至国家，它的存在必须有依据、有理由，这就是这个组织的使命。组织的使命一旦完成，它的生命就行将消亡，组织架构必将解体。刘备建立的蜀汉帝国的使命是什么？这是刘备和诸葛亮规定的：复兴汉室，还于旧都。也就是在洛阳或长安，复兴或重建东汉王朝。既然刘备规划的蜀汉帝国的使命是复兴或重建东汉王朝，这样，蜀汉帝国就以东汉王朝的法统继承者自居。现实的情况是，政治方面，刘备去世前，东汉王朝已被曹魏篡夺。军事和经济方面，蜀国国小民穷，关羽又丢了“荆州”。撇开别的不谈，按照刘备和诸葛亮对他们建立的政权的使命定义，在政治上，曹魏帝国是蜀汉帝国的真正敌人，这就是诸葛亮说的“汉贼不两立”。如果蜀汉帝国不伐魏，蜀汉帝国就有辱于自己的使命，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既然蜀汉帝国以东汉王朝的法统继承者自居，东汉王朝是被曹魏帝国篡夺的，曹魏帝国就是蜀汉帝国的最大敌人。杀父之仇，亡国之恨，不能不报。报得了报不了，是另一回事。因此，蜀汉帝国就必须，至少在形式上必须不停地伐魏。不管打得赢还是打不赢，不管是今年打还是明年打，不管是大打还是小打，都必须不停跟曹魏帝国打。至于什么时候打，怎么打，打到什么程度，诸葛亮自有安排。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与曹魏帝国开战，这个以汉帝国法统继承者自居的“国家”，对自己无法交代，对人民无法交差。一句话，蜀汉帝国的政治使命决定了，诸葛亮必须不停地进行以卵击石一般的北伐。即使不以卵击石，这个“卵”也会被人踩碎。这就是诸葛亮说的“不伐贼，王业亦亡”。那就干脆不停地以卵击石吧，虽然一篮一篮的鸡蛋是打破了，至少把石头弄个大花脸。除了蜀汉帝国统治合法性的需要外，北伐之战还是蜀汉帝国国内政治现实的需要。蜀汉帝国内部，存在荆州集团、东州集团、益州集团三大利益集团。益州集团是刘焉入益州前的土著上层当地的世家大族。刘备建立蜀汉帝国以后，益州集团在政治结构上处于蜀国统治阶级的最底层。这个集团中，只有极少数精英分子被安排在橡皮图章式的机构里领薪水，坐冷板凳，自然没什么话语权，还要承担北伐浩大军费的大部分，对荆州集团的统治最不满。东州集团主要是刘焉、刘璋父子统治益州时的外来势力（主要是关中和荆州逃来士人），他们根基没有益州集团深，虽有少数人做了高官，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权益，在益州集团与荆州集团的夹缝中求生存，像风箱里的耗子，两头受气。比如李严的处境和下场，就是典型的例子。荆州集团是指以刘备为代表的最新外来势力，是蜀汉帝国统治阶层的核心，也是益州集团和东州集团心目中的“入侵者”。政治上，益州集团和东州集团受荆州集团的控制。经济上，益州集团受到盘剥，东州集团受到平抑。屡次战役的巨大耗费，也主要由这两个集团承担。如果东州集团还算统战对象，在政府官职和经济利益上有所照顾的话，益州集团则成为主要的压榨盘剥对象。这三个利益集团之间，尤其是荆州集团与东州、益州集团之间矛盾重重，难解难分。史学界有一种说法，蜀汉帝国是三国中治理得最好的。恐怕这不是事实，而是在帮诸葛亮抬轿子。事实是，自刘备占有荆州以后，地方上叛乱频频，政府内摩擦不断，社会上谣言四起。荆州集团占领益州之后，尤其是建立蜀汉帝国之后，怎么来治理在平衡木上建立的国家，控制各派势力，制服形形色色的离心分子、敌对分子，突出地摆在前期以刘备为代表、后期以诸葛亮为代表的蜀汉帝国统治者面前。在传统的专制体制下，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统治“艺术”，这种“艺术”无外乎两种：分权制衡、声东击西。这样说来，我们遥远的先辈玩的东西，不是比美国佬当今那一套玩意还先进么？“分权制衡”，多么美好的字眼。可惜，中国古代的分权，是三权分裂，而不是三权分立；三权分裂的目的，是便于掌权者挑动干部玩干部，发动群众斗群众，最终分而治之，分而制之。而不是让各种权力之间相互平衡，相互制约，以达到权力不被滥用的现代政治理念。声东击西是古代军事上的三十六计之一，运用在政治和行政上，就是掌权者以动听的理由，打着高尚的旗号，达到一些不可为外人道的目的。政治上有一条规则：能说的往往是不能做的，能做的往往是不能说的；越是不能说的，越是能做的；越是做到底的，越是不能说的。诸葛亮声东击西的具体做法是，开动宣传机器，制造一个假想敌，然后大张旗鼓地、郑重其事地对假想敌开战。当所有人的注意力乃至生命财产都集中在、倾注在假想敌身上的时候，掌权者则悄悄地调转枪头，对准统治集团的或他自己个人的敌人狠狠地放几枪。真正的敌人应声而倒，统治者迅速擦干手上的血迹，转过身来大声疾呼，我们的目的达到了，该班师回朝了！以刘备、诸葛亮为首的荆州集团，攫取了益州集团和东州集团的益州，这两个集团是心怀不满甚至心怀怨恨的。一切冲突的根源，在于利益尤其是集团的利益。当入侵者与被入侵者的利益无法调和、矛盾无法缓和的时候，诸葛亮便制造、放大一个假想和真实混在一起的敌人曹魏帝国，并不停地对这个敌人开战。一方面，利用对外战争转移、缓和国内矛盾；另一方面，利用战争，使国家的中枢神经绷紧，以国家利益的名义解决不同利益者、不同政见者、不同立场者与统治者的权力和利益纷争。比如李严（东州集团的代表人物）被废（公元231年），诸葛亮说他假传圣旨，令北伐军班师，以推卸粮草不继的责任。我看这件事《三国志》记的也是一笔糊涂账。最可能的原因，是李严不满于诸葛亮的威权，向诸葛亮的权威挑战，诸葛亮便找一个两可之间的理由，解决李严这个政敌。不然的话，诸葛亮为什么让李严的儿子李丰接替他老子的职务？诸葛亮这样做的目的，是清除自己权威的挑战者，又不至于引起东州集团的过度反弹。在和平年代，这种事做起来是很棘手的，甚至有些不好意思、不好交差，而在战争状态下，就轻而易举、理直气壮了。一切都是为了战争，战争的胜利，则是国家的最高利益。这是多么美妙又多么无可奈何的手段安内必先攘外。刘备和诸葛亮马背上得益州，只能在马背上治益州。荆州集团乘着战车进入益州，这辆战车就再也停不下来，只能滚滚向前，直至坠入万丈深渊。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的建立必须有法理依据，否则，会被视为割据政权或叛逆集团。刘备的立国依据是他的皇族身份，所以公元219年他自封为王的时候，就叫汉中王。只不过，这个时候东汉王朝名义上还存在，他不敢自封为汉王。当公元221年刘备称帝的时候，他的国家就毫不客气地叫汉帝国了，因为这个时候东汉王朝已被曹丕篡夺。这样，理论上，在刘备君臣的心目中，他们的蜀汉帝国就是合法的、正统的了；而且曹丕是篡逆者，曹魏帝国是非法的、叛逆的，是贼。既然曹魏帝国是贼，当然就要不停地讨伐他，否则不能显示自己的正义。至于成败利钝，则在所不问。再思索下去，北伐之战，除了政治的需要，有没有别的需要？我帮诸葛亮找了北伐的另一条理由。讨厌的生活我的这个观点，现在的很多人肯定不同意，不知道诸葛亮老先生同意不同意。通读《三国志》，总觉得蜀汉帝国这个国家真的有些怪里怪气。比如，兴师动众的北伐“战争”。再如，从刘备开始，历任的实际掌权者都不是长期住在京城，都死在外地。夷陵之战后，刘备在白帝城（四川省奉节县）一病不起。可能是无颜见蜀中父老，竟不回成都，将诸葛亮招来，托孤于诸葛亮，然后病逝于白帝城。有人认为，刘备临死驻白帝城，是为了防备东吴。其实，东吴军队在猇亭大败刘备后，追到宜都即自动停止进击，用不着刘备用自己的老身残躯亲自阻挡。诸葛亮掌权后，经过短暂的准备，即进行南征，南征的征尘未退，又进行北伐。北伐则以汉中为大本营，很少回首都处理政务，而是遥控指挥，直到死于北伐前线。诸葛亮形式上的继任者蒋琬，先是屯驻汉中六年，后屯驻涪县（今四川省绵阳市），直至去世（公元246年）。蒋琬的继任者费祎上任后也出屯汉中，后驻汉寿（今四川省广元市），在汉寿被魏国降人郭循刺杀身亡（公元253年）。姜维掌握军权之后，一直在外面折腾，要么打他几仗，要么屯田沓中（今甘肃省舟曲县）。《三国志·费祎传》记载：“自琬及祎，虽自身在外，庆赏刑威，皆遥先谘断，然后乃行，其推任如此。”意思是说，这些掌权者，虽身在外任，对朝中大事却拥有某种程度的知情权和决策权。这自然让人联想起清王朝的后期，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中兴名臣”，也是以某“洋”大臣的身份，不在北京，却遥制朝纲。不知道是不是清朝统治者向刘禅死学活用的结果，但这种状况总是有点不正常。一个组织架构和权力结构正常、权力机制运转正常的国家，君臣之间不是如此相处的。这种现象，总是给人一种君不君、臣不臣的味道。同时代的曹魏帝国和东吴帝国，文臣、武将各负其责，各尽其能，而蜀汉帝国的诸葛亮、蒋琬、费祎都是行政首脑兼军事首脑，他们身在军营，心在朝廷；职在军营，权在朝廷；一肩双职，一心两用。这几个人，都擅长行政而不是军事。如果自己坐镇中枢，用军事长才（如魏延、王平、马忠、姜维等）专务国防，不是各得其所，各展其长么？为什么要如此军政不分、内外不明呢？查遍相关史书，也找不到一个所以然的说法。我推测，这是蜀国君臣的一种相处之道。诸葛亮的理想“复兴汉室”，不仅要恢复汉王朝的统治，还要恢复西汉王朝的统治方式，那就是虚君实相，削弱君权，充实相权，帝王成为名义上的统治者，以丞相为首的管理层治理国家。虚君实相，拿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管办分离。按照诸葛亮的这种理想，这些治理国家的朝臣，不能世袭，不能被士族垄断，要以才、以能取士，让真正的社会精英进入国家管理层。其实，曹操就是这样做的。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废三公官，自任丞相，起用大批寒士。曹操掌权以后，庞大的、盘根错节的儒家和士族势力成为他的反对派、政敌，一直让曹操头疼不已，他的杀孔融、杀杨修，都与此有关，都是杀鸡给猴看。曹丕接班后，反父道而行之，实行“九品官人法”，与儒家、士族妥协，承认儒家的舆论控制权以及士族的取士（做官）垄断权，才顺利称帝。蜀汉帝国自刘备去世后，诸葛亮成为实际上的掌权者。诸葛亮和曹操的政治理想不同，他们的施政方式倒是颇为相似，都采取虚君实相。其实，这个“实相”，不仅仅是丞相一个人要权。诸葛亮这个丞相，在某种程度上是代表寒族的。蜀国的统治核心，是荆州集团，荆州集团的核心，都是寒士，包括刘备，刘备这个没落贵族其实就是一介靠卖草鞋为生的平民。如果把蜀汉帝国比作一家公司，董事长（刘禅）本来就慵懒好静，希望无为而治，总经理（诸葛亮、蒋琬、费祎等）两手都抓，两手都硬，有点咄咄逼人；手下又有一帮能干的、起自基层的干部，总想折腾点什么。刘董事长烦了，说，你们自己折腾去吧，离我远点，只要不造反就行，让俺老刘清净点。于是，诸葛总经理便带着手下一干人马，在某个军事重镇安家落户，不时地打上几仗，权当军事演习。小胜或小败的间隙，则带着自己的生产建设兵团垦荒种地，养鱼喂猪，给士兵们改善伙食，增加营养。刘董事长呢，则在自己的皇宫里左拥右抱，喝喝茶，听听戏，实在无聊，就去勾引大臣的老婆，倒也自得其乐。大家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混完这辈子拉倒。这就双赢了，双赢才能和谐。同时，这也是一种活法，没有什么好不好，也没有什么对不对。一千个人有一千个活法，三个国家，则有三个玩法。当时的儒家和士族势力，就像橡皮筋做成的一张巨网，疏而不漏，弹性十足，挣不脱，撕不破。诸葛亮只好采取这种不伦不类的方式与他的老板相处。诸葛亮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大动乱、大分裂的前夜。到了中国重新统一的隋朝，隋文帝才帮助诸葛亮实现了他的行政理想实行开科取士（类似今天的公务员资格考试）的科举制。通过上述分析，可以认为，诸葛亮发动北伐，为了实现伟大理想，他自己心知肚明，我们不好强行否认。为了国家安全，肯定是表面上的理由。如果把以攻为守作为保家卫国的手段，则是将战争、战役混为一谈，战略与战术倒用的一种错误。北伐真正的原因，或者说准确的原因，在于以“战争”这一手段来维护蜀汉帝国的统治合法性，控制、打击国内敌对势力，并解决君权与相权的矛盾。用上述四条理由发动的北伐，不失败就没道理了。3.北伐败什么北伐挫败，多数历史学者认为有以下三个原因：一、曹魏非速亡之国。二、益州非进取之地。三、诸葛亮非将略之才。我们来逐条分析，这些说法是否有道理，并看看能不能发现一些什么新的说法。蛇吞象根据现代政治学的理论，一个政权、一个国家亡不亡，一看其政治基础，二看其综合实力。一个政权的政治基础，一看其合法性，二看其内部各大利益集团是否平衡协调。就曹魏帝国的合法性而言，在刘备、诸葛亮的心目中，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是反动的。曹丕篡汉自立，大逆不道，是非法的。现实情况是，曹操在几十年的奋斗过程中，借助皇帝和中央政府这个壳，生了一大堆自己的蛋，这些蛋终于孵出了一窝又一窝姓曹的小鸡。到了他儿子曹丕手上，通过政权“禅让”，终于顺利地借壳上市。拿易中天先生的话来说，这只新股票还颇为畅销，是事实上的绩优股。曹丕在他父亲死后，通过实行“九品官人法”，与儒家、士族妥协并合作，在国内已获得了稳固的政治基础。东汉王朝实际上是被曹丕篡夺的。但在形式上、法理上，曹魏帝国的政权是禅让而来的。谁也不能否认，禅让是政权更迭的一种合法形式。在国内，曹魏帝国的统治，已有充足的合法性（能得到各大实力派的认可，就是所谓的合法性）；各大利益集团之间，基本上能和谐相处。蜀汉帝国这边，刘备拥有一个缥缥缈缈的皇族身份，靠夺取其他皇族成员的地盘，建立了一个只拥有一个州的帝国，也称为汉。然而，蜀汉政权内部，矛盾重重；国内的少数民族，反抗不断；那些外来的冠冕堂皇又精打细算的读书人（儒家知识分子）以及那些刀头舔血又唯利是图的豪强军阀，恐怕早已不相信什么“复兴汉室，还于旧都”了。诸葛亮的北伐口号且不说国外，就在国内，有多少人相信呢？也就刘备和诸葛亮开大会、作报告时，挥舞着拳头对台下的听众叫叫而已。就曹魏政权的合法性而言，诸葛亮只能“望魏兴叹”。诸葛亮复兴汉室的理想，已是镜中花、水中月。就综合实力而言，其实不用多说。战争年代，军事实力是综合国力的主要体现。蜀、魏之间的实力对比，举两个例子，就能说明问题。诸葛亮的第一次和第五次北伐，东吴帝国都在东方策应。公元228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曹真在陇右，司马懿在荆州（曹魏帝国的“荆州”，治所在宛城，今河南南阳市），曹休在扬州（曹魏帝国和东吴帝国都有各自的“扬州”，曹魏帝国“扬州”治所在今安徽合肥），在中国地理南北分界线上，摆开三大军团，阻挡吴蜀两国的同时进攻。东吴大都督陆逊率军攻击皖城（庐江郡治所，今安徽省潜山县），他的对手、曹魏扬州刺史曹休所属步骑兵就有十万之多。在荆州的司马懿，不仅派兵攻击江陵（公元219年关羽失“荆州”后，东吴帝国的“荆州”治所设在江陵，今湖北省荆州市），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决企图叛变的新城郡（治所在上庸，今湖北省竹山县）太守孟达。西线的曹真，派部将张郃在街亭一战击溃蜀军，马谡身败名裂。《三国志》所说的“关中响震”，不过是虚惊一场。看看，吴、蜀两国联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想好好地玩他一把，狠狠地捞他一票，曹魏帝国方面呢，洒洒水啦。第五次北伐（公元234年），东吴帝国派三路大军攻魏，策应诸葛亮。陆逊攻襄阳，孙韶攻广陵（今江苏省扬州市），孙权御驾亲征，攻居巢（今安徽省巢湖县）。西边，诸葛亮望敌兴叹；东边，孙权三军败绩。这就是实力。什么叫实力？实力就是实实在在的力量。曹魏本来就是非速亡之国，说它非速亡之国，说了等于白说。说北伐挫败，是因为曹魏非速亡之国，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法是，相对于蜀汉，曹魏是个庞然大物，要亡也不会亡在蜀汉手里。羊肠小道这个“益州非进取之道”，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地形地势、后勤保障。诸葛亮的北伐，是从汉中平原越过秦岭山脉，进入关中。汉中到关中，有四条道路可走。从东往西依次为子午谷、傥骆谷、褒斜谷、祁山道。前三条道都以“谷”命名，道如其名，要经过深山峡谷，峡谷中只能以栈道通行。西边的祁山道，虽有道可行，却向西绕了一个大弯，经陈仓这一险关，才能进入关中。长途跋涉的蜀军步兵，仰攻以逸待劳、居高临下的魏军骑兵，胜败有凭，其势可料，其局可知。另一方面，通过栈道或绕个大圈运粮，后勤保障是个巨大的问题。战争是高成本、高风险的买卖。且不说别的，仅后勤供应成本（包括生产成本和运输成本），蜀国就难以支付。说到后勤供应，确实体现了诸葛亮的聪明才智。为了解决粮草运输的问题，诸葛亮发明了木牛、流马这两种运输工具。木牛、流马到底是什么玩意，至今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有学者考证，木牛就是有前辕的小车（几轮小车？），流马则是一种人推的独轮车。根据小时候在家乡山区砍柴烧炭、拉板车、采松脂的经验以及对史载资料的理解，结合自然科学的基本原理，我对木牛、流马的描绘，可能比较接近客观实际。首先肯定一个概念，木牛、流马是一种比喻的说法，是车，不是人造的四只脚的牛马（央视版电视剧《三国演义》和许多历史学者的复原物，都是四足的牛、马模样）。再明确一个概念，诸葛亮发明的这个东西，不管它是什么东西，应该是行驶的物件，而非行走的物件。行走，无论是双肢行走还是四肢行走，每个肢体必须至少有三个关节（如人的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在那个时代，以木材、钢铁为原料，造出当代机器人般活动自如的四肢、关节，是不可思议的。根据物理学的基本原理，运输是要做功的，做功是要消耗能量的，所谓的永动机只在神话里存在。三国时代没有利用核物理能和化学能的动力装置，只能利用生物能，即使用畜力或人力从事陆地运输。蜀国缺少人力和畜力，牛车、马车也比较适合平原运输，不适合山地运输。因为，牛、马拉车在前，对后方方向的把握很差，在山路、栈道上容易翻车或坠入深渊。于是，诸葛亮苦思冥想，奇思妙想，发明了一种新型的运输车辆。《诸葛亮集》记载：“木牛者，方腹曲头，一脚四足，头入领中，舌着于腹。载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数十里，群行者二十里也。曲者为牛头，双者为牛脚，横者为牛领，转者为牛足……”古人叙事说理，喜欢用比喻的方法。对木牛、流马的比喻，首先应该明白，“牛”是牵的，人在前；“马”是驱的，人在后。“转者为牛足”，说明木牛的“足”指车轮；“一脚四足”中的“脚”不是指动物行走的器官，而是指器物的底部（如墙脚），即车的底盘。很多学富五车的大学者对“一脚四足”这句话中的“足”和“脚”的理解有问题。在流马的具体制作方法中，诸葛亮提到“头入领中”、“方腹曲头”是说，车辕与底盘之间有一个颈形（凹陷缩小）的连接部，连接部的前端（头）弯向前下方（这样拉车省力），两个车辕之间有一个横置的拉杆。底盘之上装粮食的车厢是方形的。这里的“舌”可能是一种刹车装置，连接在底盘上。这种刹车装置有一个隐蔽机关，把这个机关移动或旋转到某个位置，就将车轮刹死，无法启动。这就是《三国演义》里魏军来抢粮却推不动车子的原因。如果这样理解正确的话，木牛就是一种一个人拉的四轮车（也不排除后面有人推）。可能在使用过程中，一人拉车，人前车后，不好把握车轮的方向，遂改为人推的，车前人后，叫做流马。总之，据我的理解，诸葛亮的木牛、流马，应该是古代的人力汽车。顺便一提，曹操在官渡与袁绍作战时使用的“霹雳车”发石机，也就是古代的人力大炮，只不过炮膛里装的不是火药，而是石头、碎铁片。秦始皇时代的方士，就是现代的化学家；方士们练的仙丹，就是现代的保健品或伟哥。世事各异，古今同理，这就是读书的精髓所在。之所以没人想到或相信木牛、流马是四轮车，除了理解上的偏差外，还因为人们相信，山地不适合四轮车行走。理论上的确如此。但考察事物、探究真相，不能理论脱离实际。诸葛亮北伐，所经之处，要么是山路，要么是栈道，栈道的成分还要多些。栈道是在梁上铺木板的（至少有一点五米宽吧），其实就是平地。山地尽管崎岖不平，但军队是有工兵的，工兵在山地上开出一条宽一米多的道路来，也不会太难。也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诸葛亮发明的人力汽车木牛、流马，仅供栈道使用。上文说过，栈道就是最好的平地上的康庄大道。而且，栈道占蜀军粮草运输线长度的大部分。有可能，在山地上，用肩扛人挑，把粮食大量地聚集到栈道的入口，则改用木牛、流马运输，出栈道口以后，又改为肩扛人挑。木牛、流马是不是诸葛亮个人发明的，不能肯定，也可能他手下有一帮高级工程师。也可能，他那个奇丑无比的老婆帮了忙。据野史记载，黄婉贞对机械是很有研究的。但至少，知识产权是诸葛亮的。看来，男人怕投错行，女人怕嫁错郎，一点不错。要是诸葛亮不去当什么丞相，或当了丞相不去搞什么徒劳无益的北伐，专心发明创造，靠卖专利就能过上大康生活。男人投错行这个观点，最早是陈寿在他的《三国志》里提出来的：“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意思是说，诸葛亮的才干特点，在训练军队、行军布阵方面有特长；在用兵打仗方面，却不善于奇谋诡计。治理民众方面，有突出才干，这方面的才能，明显优于他的兵谋将略。后世的一些膜拜诸葛亮的历史学者，对陈寿的这一观点大肆攻击，甚至有学者认为陈寿有私仇公报之嫌。陈寿的父亲曾是马谡的部下，马谡被斩后，陈寿的父亲也被处以髡刑（剃光头发，古代的一种人格刑）的处罚。陈寿本人是毕业于蜀国太学的才子之一，在诸葛亮之子诸葛瞻手下为官，也郁郁不得志。陈寿是个严谨、正直的历史学者，说他借著书立说之机，私仇公报，可能性不大。其实，用不着为诸葛亮的才干特点争论不休，更用不着怀疑陈寿先生，看看诸葛亮干了些什么，干得怎么样，也就一目了然。事实胜于雄辩嘛。对于诸葛亮最适合干什么，刘备最有发言权。我们来看看，诸葛亮投奔刘备以后，刘老板派他干了些什么。公元208年赤壁之战后，荆州（今湖南省、湖北省加上河南省南部）被曹（代表中央政府）、刘、孙三家瓜分。公元210年，刘备向孙权“借荆州”（实际上是荆州的南郡，即今湖北省西南部长江北岸部分，治所在江陵）。公元211年，刘备率领志愿军入川“帮助”刘璋防张鲁（实际上是防更北方的曹操），以庞统为随军军师，留诸葛亮协助关羽和张飞守备、治理、稳定荆州。公元214年庞统战死，刘备攻占绵竹后，调诸葛亮、张飞、赵云入川。实际上，刘备调他们三人入川，主要的是借张、赵两员猛将的兵威，以威慑刘璋，促其投降，若威慑无效，则武力解决。刘备占领益州后，留诸葛亮治理益州，以法正为随军军师，攻打汉中（公元219年）。刘备称帝（公元221年）后，攻击东吴的搏命一战（夷陵之战），也是诸葛亮留守，以马良、程稽等参谋军事。“先主外出，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刘备对诸葛亮的工作安排相当于刘邦对萧何的安排。诸葛亮掌握军权，亲任统帅，是刘备去世以后的事。当然，刘备去世以后，连士兵二十大棒以上的军法处置，都要诸葛大丞相亲自斟酌决定了。看得出来，刘备去世之前，诸葛亮干的大多是行政工作、参谋工作，或者说文职工作。请注意，历史上真实的刘备并不是《三国演义》中一哭二闹三上吊，靠擤鼻涕、抹眼泪过日子的窝囊废。刘备不仅意志坚定，屡败屡战，还善于笼络人心，善于识人、用人。否则，刘备不可能在艰难困苦中成就一番事业，也不可能有一帮铁杆兄弟始终追随他。既然善于识人、用人的刘老板在生前多数时候派一些行政工作（当然，行政工作也很重要，重要不重要与适合不适合是两回事）给诸葛亮干，说明诸葛亮的行政管理能力是深得刘备赏识的。进益州、夺汉中，刘备带的随军军师分别是庞统和法正，诸葛亮留守后方，说明诸葛亮的行政能力在庞统、法正之上，而军事能力在他们之下。“诸葛一生惟谨慎”，这是历代史学家的共识。太过谨慎的人是不适合当司令官的。兵凶战危，战争的环境瞬息万变，战机的隐现变幻莫测，胜利的把握须当机立断。战争有时要敢于冒险，善于冒险。由此观之，诸葛亮谨小慎微的性格显然不是很适合战争。如果刘备去世后，诸葛亮自己留守成都，负责处理政务，训练士卒，保障供给；自己运筹帷幄之内，魏延决胜千里之外；自己统摄国政，让魏延统军北伐，结果会如何呢？这只能是个悬念。也有人会说，刘备对诸葛亮的工作安排，只证明诸葛亮长于行政，不能反证他拙于军事。这样说的确有道理。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诸葛亮的将谋兵略到底如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先看第一次北伐。史载，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出发之前，在汉中大本营开过一次军事会议。会上，魏延提出，曹魏帝国没有想到我们会突然攻击他们，他们的西线守备空虚，东方的军队集结并驰援长安需要时间；镇守长安的是曹操女婿、花花公子夏侯楙；关中地区官方和民间储粮丰富，足供支持一段时间，我们的部队不必携带大批粮草，可轻装前进。魏延建议诸葛亮亲统大军，大张声势，由褒斜谷进军，魏延则率五千战斗部队、五千后勤人员，从褒中（陕西省汉中市西北）出发，于秦岭南麓折向东，经东线的子午谷（长约三百里，行程约十日）北上，奇袭、径取长安（长安在子午谷的正北方，距离汉中最近，行程最短，但道路最险要），诸葛亮率大军经郿县（今陕西省眉县）与魏延会师于长安。诸葛亮认为此计过于冒险，拒绝采纳。从此战的结果反过来看，“子午谷奇谋”是可行的。当时曹魏帝国没有料到蜀国会有大规模的北伐行动，没有做好思想上和军事上的准备。真正有战斗力的只有曹真的部队，在褒斜谷出口处的郿县驻防，魏延出子午谷后，即使不能占领长安，也能牵制住长安守军，阻挡魏军东方来援的部队，甚至可以与出褒斜谷的诸葛亮主力部队夹击曹真；即使不能夹击曹真，诸葛亮的大军也能击破曹真军（在魏国东方援军到来之前）。诸葛亮不采纳魏延“子午谷奇谋”的后果，是向西北绕一个大大的弯，经祁山，绕至陇山的北出口街亭，让魏国东方部队有时间驰援西线，等张郃率领五万大军进至陇山之后，即使马谡不犯错误，第一次北伐失败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如果实施魏延的“子午谷奇谋”，占领关中和陇右地区，是很可能的。至于能否长期占领关中和陇右，并向东方发展，完成“复兴战争”第二阶段的“西方战役”，则是另外一个话题。诸葛亮实际的打法是这样的：请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诸葛亮“布疑兵于箕谷”，也就是派赵云经今天的陕西省留坝县，进兵太白县，疑惑性地威胁驻军今眉县的魏军主力曹真部，做出要正面攻打曹真的样子。诸葛亮自己则率领主力部队，从今天的陕西省汉中市出发，经甘肃省成县、礼县、天水市、秦安县，抵达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就在这里的街亭，马谡一败涂地。而先锋魏延部，则到达更远的甘肃省镇原县。我没打过仗，曹真的行为我看得懂，他的主力驻军今陕西省眉县，是有道理的。诸葛亮的目标是长安，从汉中进攻长安的最佳路线是褒斜谷，眉县正好是褒斜谷的北出口。若诸葛亮经此而来，曹真正好当面锣对面鼓地干一场；若诸葛亮放弃此道，向西经散关（地在今陕西省宝鸡市）或街亭（地在今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迂回进攻长安，曹真可立即机动策应。我看不懂的是，诸葛亮把疑兵赵云部布置在曹真的眼皮底下，却绕一个大大的圈子去消灭曹真这个敌人。正确的做法应与诸葛亮的做法相反。把疑兵布置在散关或街亭，当驻在眉县的曹真主力向西分兵时，闪电般地出兵占领眉县，长安就指日可待了。诸葛亮的不善奇谋，还体现在他的第五次北伐上。公元221—233年，诸葛亮推广农耕，扩充军备，为了解决山区运输困难，用木牛、流马将大量的粮食运送至褒斜谷南谷口，又修复褒斜谷的栈道，次年从褒斜谷进军。看看，还没有出发，就将自己的军事意图和进军路线明白地告诉敌人，有这样打仗的么？换了我这个庸才，明里把这条道修好了，暗地里却偏偏从那条道上干他一票。刘备的老祖宗刘邦，就玩过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把戏。即使不讲什么创新，依照老祖宗的葫芦画个瓢，总是不难的吧？的确有些可惜，如果魏延当统帅，如果魏延的“子午谷奇谋”被采纳，如果诸葛亮按老古我的谋划去做，可惜历史没有“如果”。以上三条导致北伐挫败的原因，的确算得上是原因。只不过是诸葛亮北伐挫败的部分的而不是全部的，技术层面的而不是战略层面的，表面上的而不是实质上的原因。上面已说过，北伐之战，是政治和形势的需要，是蜀国统治集团压制国内反对势力的手段，同时也是诸葛亮与刘禅的君臣相处之道。所以，诸葛亮根本不太在乎北伐成功还是失败，他只是要北伐而已。这就很好解释，虽然不可能成功，还是要打下去，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玩完老命拉倒。如果诸葛亮真心真意地北伐，我们就应从更深层次去寻找北伐失败的原因。毛泽东说过，正确的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是决定因素。反过来说，政治路线不正确，再好的干部也枉然。那么，我们就倒过来看看，诸葛亮和刘备的“政治路线”是否正确。路线问题刘备和诸葛亮的“政治路线”体现在《隆中对》中。我们来看看《隆中对》全文。“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以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其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诸葛亮和刘备探讨他们的发展大计时，估计只是口头讨论，是不成文的。只是后来诸葛亮或他的秘书将它整理成文字，形成一篇千古奇文，让千千万万读书人吟诵不绝。拿现代的话来说，《隆中对》是一个发展战略的规划。一个国家、一个政权的发展战略是其政治路线的具体体现。一个完整的发展战略应包括发展目标、发展道路、发展步骤、外部条件、内部条件和发展动力几个部分。其中发展目标和发展动力两项是最重要的。我们以现代管理学的视角，来看看诸葛亮帮刘备制定的发展战略如何。发展目标：图霸业，兴汉室，统一中国。发展道路：先占荆州，再占巴蜀，建立稳固的根据地；条件成熟时分两路北伐中原。发展步骤：两阶段、三步走。第一阶段：包括两步，先占荆州为立足点，再据有益州，并治理好这两个地方。第二阶段：北伐中原，一统天下，恢复汉室。外部条件：安抚南方少数民族，东与孙权结盟，并等待北方地区出现动乱或重大自然灾害的发生。内部条件：治理好并稳定益州和荆州，积蓄力量。发展动力？此处“发展动力”后面用的是问号，而不是省略号。诸葛亮在他的发展战略中，其他要件考虑得相当全面和完善，对发展动力这一最重要的问题也有所考虑，但考虑得并不是那么周详。如今什么伟大的企业家或什么天才的规划大师，关起门来，神秘莫测地谋划什么发展战略，弄得神秘兮兮的，还要挣那些冤大头的大把钞票。其实，制定一个发展战略再简单不过。就比如你开车回家。家（战略目标）是你的前进目标；要走哪条道（发展道路）；转几个弯（发展步骤），车的性能、道路状况、气候条件要正常（外部条件）；司机要掌握基本的驾驶技能（内部条件）；当然，最重要的，油箱里要灌满汽油（发展动力）。战争的动力是什么？是资源，包括精神资源（即软实力，主要是指政治资源）和物质资源，后者又包括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并不是没有考虑到发展动力的问题。政治资源方面，刘备“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物力资源方面，荆州“利尽南海”，益州“沃野千里”。这种分析，是静止的、片面的，并不全面、客观。我们来分析刘备占领益州（包括汉中，刘备占领汉中，同时关羽也就失去了荆州）后三国的力量对比。从国土面积上看，曹操集团占有今天的华中大部、华北、西北以及东北的西南部、华东的东北部。孙权集团占有今天的华东大部、华中小部分以及广东、广西大部。刘备集团占有今天的四川、重庆、云南以及陕西南部。曹操集团占有当时已开发国土面积的大部分。当时北方的经济要比南方发达，长江下游地区的经济要比中上游地区发达。从人口来看，三国各自立国之际，全中国的人口从东汉的5000万降到约1000万。其中，曹操集团拥有人口约500万，孙权集团约260万，刘备集团100多万。必须注意，一般状态下，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长的。曹操集团人口的增长潜力远远不止于刘备集团的五倍。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尽管诸葛亮考虑了发展动力的问题，但只考虑自身，而没有考虑对手，没有对比的概念。政治上，刘备有个皇室远支的身份，曹操却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发号施令，“挟天子以令诸侯”，哪个更有号召力，哪个更有权威？物质资源方面，只考虑物力资源，而没有考虑人力资源；物力资源的考量，也没有对比的概念。这就像两兄弟想开一家民营石油公司，关起门来一合计，市场前景看好，自身也拥有不少的资源和优势，于是，一拍桌子，不经工商局批准，立马就鸣炮挂牌。营业之后，才突然发现，还有中石化、中石油等几个庞然大物，原来石油是国家垄断的，世界五百强中的好些外国公司还虎视眈眈。发展战略不能闭门造车，要进行深入、细致、广泛、全面的市场调查，还要横向比较、动态考察；也不能只捡自身的优越条件以资鼓励，对自身的不足和对手的优势视而不见。否则，一单买卖做下来，可能会亏光血本。当然，战争与做生意也不完全一样。大多数生意现金回流快，只要公司的现金流不断，生意就能做下去，公司就有转机的可能。战争从长远看，当然是有收益的，否则，没有人会发动战争。但在战时，在国家和政府的层面，主要是甚至纯粹是消耗消耗政治资源和物质资源（将军们则肯定发横财）。谁消耗得起、消耗得最持久，谁坚持到最后，谁就是战争的胜利者。战争的胜败道理就是这么简单。与刘备相比，曹操不仅拥有巨大的政治资源，还拥有巨大的物质资源。蜀汉的政治资源和物质资源怎么样？诸葛亮忘记了或不愿意进行比较。从《隆中对》来看，诸葛亮的战争理论素养存在明显的缺陷。也有可能，诸葛亮将他的《隆中对》献给刘备，作为晋身之阶，这本身就是一笔交易；既然是做买卖，当然只把自己产品最优的一面展现给买家。如果是诸葛亮战争理论素养导致《隆中对》的错，一代代的中国人把他捧为一流战略家就有些奇怪了。连一个战略规划都做得不及格的人，称为一流战略家，即使不奇怪，至少有些勉强吧？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很发达，而管理学则停留在经验阶段，即使存在一些管理理论，也是经验总结，并与哲学混为一谈，也谈不上理论升华，更没有实验依据。我们不能以现代管理学的理论高度来要求古人，这里也只是用现代管理学的理论来分析诸葛亮《隆中对》这一战略规划的得失。可以说，诸葛亮为刘备制定的发展战略从一开始就是不正确的，表现为其中规划的战略目标太高，不切实际；与统一全国的目标相对照，发展动力严重不足。一个切合实际的发展战略，对组织目标的实现，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当客观环境尤其是发展动力明显地不足于实现发展目标的时候，就应对发展目标进行修正，否则，发展目标只能胎死腹中。比如你开车走高速公路回家，家在一千公里之外，车上只有半箱油，而高速公路上又没有加油站，你最好往前开了三百公里就离开高速公路，加满油后再往前开，或者找个地方住下来。如果你一味蛮干，不顾一切在高速公路上往前开，最后，汽车肯定抛锚在高速公路上，等待排障车拖走。诸葛亮年轻时，对自己制定的《隆中对》应该是充满信心的。因为他制定这个战略规划时，发展动力似乎是充足的。这就涉及“荆州”这一概念。从《隆中对》全文中的语境来看，诸葛亮所说的“荆州”，应该是东汉后期行政区划意义上的荆州，包括今湖南、湖北省以及河南省南部、重庆市东北部。黄巾起义以及此后的北方战乱，使中国北方民生凋敝，而荆州则在温和派地方军阀刘表的治理下相对安定，大批富裕的、高素质的北方人逃离家园，安家落户于此（主要在南阳郡）。南阳郡在当时属于发达地区。公元208年赤壁之战后，荆州被曹、孙、刘三家瓜分。公元210年，刘备向孙权“借”荆州，实际上是把周瑜在赤壁之战中夺取的江陵（南郡的小部分，南郡大部分仍被曹操占领）让给刘备驻防。公元215年，孙权向刘备索还“荆州”，几乎大打出手。只是曹操于此时占领汉中，刘备不得不妥协，以湘水为界，两家重分荆州的江南四郡，湘江以西归刘备，湘江以东归孙权。公元219年关羽发动襄樊之战前，曹、孙、刘三家都有自己的“荆州”。荆州的北部（南阳和南郡大部）属曹操，东南部（江夏、长沙、桂阳三郡）属孙权，西南部（南郡小部、武陵、零陵）属刘备。曹操的势力未突破长江，吴、蜀的势力也仅局限于长江中上游，未突破汉水中游。公元219年襄樊之战后，蜀国彻底失去了“荆州”。从荆州腹地进入中原，西有武当山脉，东有桐柏山脉。所以，《隆中对》规划的两路北伐，其东路必经襄阳、樊城这汉水中游南北两岸的两座军事重镇。襄阳、樊城的确是北伐很好的根据地和策源地，地理上在魏国本土中原的边缘，接近北方政治中心洛阳，形势险要，进可攻，退可守。赤壁之战后，公元219年之前，刘备和诸葛亮的“荆州”只是荆州的西南部，是荆州最落后、最不利于向北进攻的一小部分，包括襄、樊两座军事重镇的整个南阳郡，牢牢地掌握在曹操的手中。要从刘备的“荆州”出发，北伐中原，只有等到二十世纪才能办到：飞机轰炸，大炮开路。到公元219年，关老爷干脆把巴掌大的“荆州”也弄丢了。诸葛亮想从东路，即经襄、樊北伐，飞机加大炮也没用，只能动用导弹了。也就是说，《隆中对》的不切实际，还要加上一条：前提错误，这是一个假设条件下而不是现实条件下的战略规划。更现实、更严峻的问题是，凭蜀汉的力量，不可能占领荆州全境。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东吴也绝不会让蜀汉单独占有荆州全境。因为刘备一旦占有荆州全境，三国均衡的形势立刻向东南倾斜，最先被吃掉的，肯定是孙权。关羽襄樊之战时，吕蒙背信弃义，偷袭江陵、公安，就是明证。也就是说，赤壁之战结束，三家瓜分荆州后，根据刘备所占荆州的方位和份额，诸葛亮就应该认识到，《隆中对》的目标是难以实现的。因为，他和刘备拥有的荆州不是《隆中对》中的“荆州”；关羽失“荆州”之后，在天时、地利、人和尽失的形势下，实现《隆中对》的战略目标，更是无异于痴人说梦。连我都认识到这一点，聪明的诸葛亮不可能不明白。那诸葛亮为什么还要不停地打？这就回到本集前面的话题：不能不打呀，不打曹魏，蜀汉没理由活，也活不了呀。话又说回来，凡事不能绝对化。战争中（这里说的是战争，不是战役，战役中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历史上比比皆是），弱小的集团战胜强大的集团，不是没有可能，也不是没有先例。秦末汉初，刘备的老祖宗、汉中王刘邦与西楚霸王项羽的楚汉战争，是弱小胜强大的光辉典范。虽然刘邦身上有些流氓习气，但此人有坚强的信念、坚忍的意志（这点刘备有些类似于他的老祖宗），屡败屡战，同时使用了三个天才：张良、韩信、萧何。刘邦在荥阳之战中，自己与项羽苦苦纠缠，却派韩信转战赵、燕、齐诸国，开辟河北战场；又指示彭越袭击项羽的补给线，黥布骚扰西楚的大后方。渐渐地，死缠烂打的小流氓刘邦，由弱转强，最后垓下一战，使骄傲的没落贵族、强大的西楚霸王四面楚歌，自刎乌江。从上面几个范例可以看出，战争层面（不是战役层面）的以弱胜强，必须具备以下四个条件。第一，弱小的一方必须有坚强的信念或有灭种的危险。第二，必须借助第三方的力量或有开辟第二战场的余地。第三，政治、军事天才的存在。第四，对方有机可乘，如重大自然灾害、大规模动乱或统治集团内部火并、外族入侵等。用以上四个条件对照当时的蜀国，似乎一个条件也不具备。首先，蜀国与魏国的战争，就像两兄弟打架，不会往死里打（上文已述），信念不足；有亡国的可能，却没有灭种的危险。其次，蜀国可以借助的第三方力量东吴，其实是心怀鬼胎的墙头草，孙权像一个短视的商人一样急功近利；又像一个庄园主，只顾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旱涝收成。同时，关羽失“荆州”后（哪怕“荆州”不失），蜀国没有在魏国后方开辟第二战场的余地。再次，蜀国人才凋零，没有出奇制胜的天才。诸葛丞相是行政人才，魏大将军是军事人才，但都不是天才，其他人物更是泛泛之辈，与司马懿父子、徐晃、张郃、郭淮等能征善战之将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最后，诸葛亮北伐期间，曹魏帝国也没有可乘之机，诸葛亮并没有可乘之机。所以说，诸葛亮的北伐成功，蜀汉帝国战胜曹魏帝国，没有“例外”，没有“如果”。如果诸葛亮把北伐当成蜀汉帝国统治合法性的一种手段，当成他自己的一种生存方式，他继续执行这一早已注定无果而终的战略规划，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诸葛亮心知肚明，所谓的北伐，只不过是汉帝国统治合法性的需要，只不过是蜀汉帝国君臣之间的一种相处之道。如果诸葛亮北伐，真的是为了实现他的伟大理想，这就不是态度问题，而是认识问题，也可以说是水平问题，累死了，还是水平问题。世间的许多事，历史上的许多事，说不清是态度问题，还是认识问题，抑或是水平问题。如果搞不清是什么问题，最好，就不要搞出那么多问题，安生过日子的好，安稳睡大觉的好，一切顺其自然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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