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万科真相：中国第一地产背后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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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万科真相：中国第一地产背后的秘密
和是相互而生的，就如同我们的左右手一样。只要一说到王石，人们就必然会提到万科；同样，只要提到万科，王石也就随即而至。也就是因为这样的一组名字，有人激动欢呼过；也同样是为了这一组名字，更有无数的人们竞相口诛笔伐。　　近年来，产经界有一组名字想不听到都难。他们中的一个是，另一个则是人，即万科和王石!　　万科和王石是相互而生的，就如同我们的左右手一样。只要一说到王石，人们就必然会提到万科;同样，只要提到万科，王石也就随即而至。也就是因为这样的一组名字，有人激动欢呼过;也同样是为了这一组名字，更有无数的人们竞相口诛笔伐。　　这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万科和王石一路带来的无数身后之谜!　　1.曾经一无所有，而今中国市值最大　　说万科和王石是共生的关系，就是因为万科的缔造者就是王石。换句话可以说，如今的万科虽然占据中国内地最大企业的位置已有些日子，但如果没有王石这个人，万科恐怕也只能是众多房地产企业中的一个了。果真那样，万科和王石不仅无法聚起人们的口舌之趣，甚至根本无法吸引到什么眼球了。　　但一向颇受争议的王石毕竟是王石，一个成就了今天万科地产的个性。　　正式投入商海前，王石还曾是一位外贸行业的小官员，只是天性耐不住寂寞，他竟无意中成为新中国首批辞职下海官员中的一个。　　身无分文的王石，凭借着他那所谓的“空手套白狼”之策，不仅掘取了第一桶金，更是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万科地产的前身。　　1989年，万科正式进入中国房地产市场，1993年开始将大众住宅开发确定为公司核心业务。19年后，也就是2007年时，万科全年销售房屋面积合计达到了万平方米，销售金额合计亿元，实现净利润亿元。公司销售额继2006年率先超过200亿元后，2007年再度大幅增长，成为中国内地首家销售额突破500亿元大关的住宅开发企业。　　2008年，尽管经受着性的海啸，以及中国内地房地产行业的深层次调整，万科依然实现了营业收入亿元，同比上升;净利润亿元，同比下降;实现结算面积万平方米，同比上升。全年销售业绩同比2007年的高位虽然有所下降，但万科的市场占有率继续提升，占全国住宅市场的份额提高到了。万科在其进入的主要城市中，市场份额提升更为明显，尤其是深圳、、天津、佛山、厦门、沈阳、武汉、镇江、鞍山等多个城市，万科的市场占有率已排名首位。①　　这期间，万科还创造了多个中国或世界第一。　　其实早在2006年，万科地产的开发面积就已经为全球第一了。也就在这一年，万科的销售金额便达到了亿元，同比增幅达到了69%，是中国第一家跨过200亿元大关的房企。　　作为中国最早进行股份制改革的企业之一，万科于1991年成为深圳证券交易所第二家上市公司。虽然公司的一度令人尴尬地进入深圳菜市场兜售，但到2006年末时，万科总市值就已经达到了亿元，排名深交所上市公司第一位。　　相关统计显示，上市16年后，万科主营业务收入复合增长率为%，净利润复合增长率为%，是上市后持续盈利增长年限最长的中国企业。而在中国年间的一波跑牛期间，万科市值在2007年8月一度达到了2022亿元，超过了同期Pulte Homes(帕尔迪)、(霍顿房屋)、Lennar(莱纳)、Centex(桑达克斯)等四大房地产公司总市值之和(折合为人民币后)。其中的帕尔迪公司，还是被王石视作万科“学习标杆”的美国公司。
　　稍加归纳，万科已在中国住宅行业确立了自己的一系列竞争优势：“万科”作为行业第一个全国驰名商标，旗下“四季花城”、“城市花园”、“金色家园”等品牌得到各地消费者的接受和喜爱;万科公司研发的“情景花园洋房”，被授予中国住宅行业第一个专利产品和第一项发明专利;万科公司物业服务通过了全国首批ISO9002质量体系认证;万科公司创立的“万客会”是中国住宅行业第一个客户关系组织，等等。　　如今，业内已经有人发出了“万科正向世界最大的房地产企业迈进”的预言。而伴随着万科一路成长起来的，除了以数十万计“享受无限生活”的人们外，更有着那些富有起来的经理人群和万科的大批股东。　　就在日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布其2007年年报期，万科创造的另一个数据也颇为引人注目：万科住宅销售套数已位居世界首位，跃升为全球最大的住宅企业。　　2008年底，&#年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价值榜”在广州揭晓，万科获得综合价值(沪深)TOP10冠军称号。在放榜仪式上，主办方表示，2008年，万科在成长价值、财务价值和社会价值这三个方面都表现得相当好，属于综合价值和单项价值均非常优异的公司。同时，在总市值、总资产、净资产、主营收入、利润总额以及现金流六个指标中，万科分别为1982亿元、1001亿元、339亿元、355亿元、76亿元和170亿元，都是沪深房地产上市公司第一名，而且分别是第二名的倍、倍、倍、倍、倍和倍，领先优势非常明显。　　至此，经过20年上市磨历的万科，如今已经完全具备了领军中国地产企业的龙头品相。　　2.岁月虽不长久，却攫取了“活化石”之名　　完整走过了20余年激荡历程的万科，被舆论界称之为中国房地产行业20年发展的一个正版缩影，更有甚者称之为“中国房地产业的‘活化石’”。之所以有这样的定位，除了万科在业内确立了“老大”的地位之外，万科及其创始人王石在中国房地产业界的王牌效应，以及由此产生的多重影响更是重要原因。　　正是考虑到了这种多重的原因，万科的创始人王石后来才被中国管理界誉为“影响中国管理的10大职业经理人”，且排位居前。已有多部专著和评论界人士表示，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来看，作为经济大潮中的骨干人物，王石是与张瑞敏、柳传志等企业名家同一时代的人。所以，王石之于万科，就像张瑞敏之于海尔，其不可替代性是一致的。　　这些事实的背后，不得不提到一种制度，即缘于王石本人和万科企业所衷情的“职业经理人制度”。　　1994年，万科在国内企业中首次提出“职业经理人”的概念，在房地产行业掀起了轩然大波。后来，随着万科的一步步壮大，“职业经理人”不仅越来越得到房地产企业的重视，还逐步输入到了其他众多行业之中。　　到了1997年，在王石的领导下，万科确立了全面培养职业经理人的思路。1998年后，万科借助“职业经理年”、“团队精神年”、“职业精神年”的宣扬，倡导成熟的团队管理理念，打造出了一支成熟的职业经理队伍，为职业经理的专业素质转化为生产力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2007年，管理学界评选出了“正在影响中国管理的10大职业经理人”。正是由于万科和王石在管理领域的深刻领悟，以及实践中的创造性运用，万科的创始人王石位居10大职业经理人之首。紧随其后的还有：马蔚华、杨元庆、潘刚、周伟焜、方洪波、胡祖六、李开复、唐骏、法兰克·纽曼等。
　　这一结果公布后，《经理人》对王石作了如是评价：“战略规划+职业经理制+CEO明星化”。自此，媒体也把“中国职业经理第一人”的美誉适时地跟万科的王石画上了等号。　　随后，王石领导下的万科培养职业经理的制度手册，便争相成为国内其他公司的模板，王石个性化的作秀手法在地产圈内也被纷纷效仿。而万科的专业化和精细化，更是引领了中国企业界的一次专业化风潮。　　在最近的一部以王石为主角的著作中，曾有一段文字对王石和万科的上述美誉进行了原因归纳：　　一是万科不断变革的战略创新能力，开创了中国地产“资本+管理+品牌”为王的时代;　　二是万科在国内首倡职业经理人制度，并成功地塑造出了中国企业界最为成功的经理人队伍;　　三是万科创始人王石独特的作秀方式和生活方式，不仅将万科打造成为中国房地产企业的一个标杆，自己也理所当然地成为这个标杆上最耀眼的一面旗帜。　　对此，本书亦颇为认同。　　3.实为一个企业，为何影响了整个行业　　有了“最大”和“活化石”的双重背景，万科创造的所有奇迹也似乎都在情理之中了。　　随着国家在房地产行业展开的大规模整顿进入到实质层面，中国房地产行业自2007年底开始进入了一场大浪淘沙式的全行业洗牌运动之中，“强者恒强”的格局必将成为未来总体趋势。相关的分析也都一致认为，“万科作为地产领导者的地位将会越来越明显”，其先前所积累下来的各种优势，将进一步强化万科作为未来中国房地产行业长跑冠军的基因特征。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万科战略的制定者王石，也已经就万科未来10年的目标给出了明确的定位——万科要成为一家伟大的公司。　　万科的这一目标，除了建立在上文所提到的众多“第一”或“之最”外，还有它的创始者们一直不愿为人所道的潜心谋划。　　细心的人们都不难发现，最近几年来，万科的创建人王石其实都在通过一系列公开或不公开的战略布局，默默地强化着万科在中国地产业内的龙头地位。　　如：1999年5月，王石参加由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主办的&#中国住房发展论坛”，在论坛上第一次提出了“城市空心化”概念;9月，王石应邀出席1999世界财富论坛，发言呼吁21世纪的中国房地产企业应走产业化、规模化的道路;当年，万科就发起并联合国内房地产巨头成立“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商协作网络”，并被推举为轮值主席;2000年6月，王石发起组织了“新住宅论坛”上海大会，倡导并推动“新住宅运动”……　　即使在2007年底、2008年初，当中国地产界开始面临一场风生水起的惊骇之势时，王石依然令人不可捉摸地顶风而动，亲自指挥万科在嘈杂声一片的中国地产界逆市降价，使万科再次站在了中国地产业的风口浪尖之上。而其后万科掌门人王石抛出的楼市“拐点论”，更是一度在中国产经界热得发酵。　　这些还不算，性格极富张力的王石那句“灵犀一点，便捷无限”的广告语，不仅让众多的普通民众记住了这个外形酷酷的成熟男人，更让万科这个名字飞进了千家万户。至此，王石再一次成功地开创了中国企业家明星化的先河。　　……　　有人说，王石统筹之下的万科宣传看起来真是热闹。但本书想强调的，却是万科看似热闹景象背后的一系列动作布局。因为，中国那句久传不衰的俗语用在万科人身上，还是颇为恰当的：外行人看热闹，内行者看门道。　　因此，我们还是来一点点揭开万科龙相的背后之谜吧!
　　先说一点题外话：“互联网狂人马云年轻时曾被聘为翻译到美国去要账。美国商人想赖账，便掏出一把枪将马云禁闭在房间中，时间长达两天。随后马云在惊恐不安中被释放，却又弄丢了随身行李。随后，迫于生计的他又从拉斯维加斯的赌场挣了600美元，凭此才返回国内。”这不是电影虚构，是马云为自己曾经的轻狂所付代价中的一个罢了。　　那么，比马云更年长一些的万科创始人王石呢?这样一句话可以概括他的轻狂：我是一个有野心的人!　　1.人不轻狂枉少年　　王石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父亲从军队转业后在中国郑州铁路局工作。母亲是锡伯族。用王石自己后来的话说，他的性格就延续了母亲锡伯族野性的精神和对生命行走的强烈渴求。　　至于“王石”之名，也是有点来历的。因为“王石”两字拆开后便是两个姓氏，是王石父母将自己的姓氏放在了一起，便成就了今天的“王石”之名。　　小时候的王石是个很好胜的孩子。学生时代，也不是一个守纪律的学生，用他自己的话说，除了数学优异外，其他功课平平。　　在王石的传记中记着这样一件小事情：一次在外婆家，王石和山里的孩子趁瓜棚里的看瓜人睡午觉的工夫，“猫”进瓜地摘香瓜。看瓜人醒来发现了他们，其他的孩子都吓跑了，王石却借着瓜秧隐蔽，一动也没有动。后来他就利用看瓜人返回继续酣睡的机会，把圆领衫脱下扎成一个口袋，背了整整一口袋香瓜回到了小伙伴们中间。仅此一事，足以显露出王石骨子里的好胜本性。而自此之后的王石，在小伙伴中似乎也就有了担当“孩子王”的某种资本。　　青少年时期，王石赶上了“*”的十年浩劫。不过，他没有像大多数青年人一样去了广袤的农村，军人家庭的背景让他选择了军队。1968年，王石应征入伍，成为新疆空军汽车三团的驾驶兵。但不久，王石便进一步认识到了自己个性中与部队间强调的组织纪律性的不相融。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王石的天性使然。　　那是一次南疆执行运输任务。途中部队宿营在一处陡峭山脚下的三岔口兵站时，王石见时间尚早，就单独一个人去登山，他以为晚饭前就可以返回，就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　　说起登山爱好，王石还是从童年时期养成的。小学一年级时，学校组织春游爬山，王石所在的小分队旗帜就由他负责看管，结果就是他这个小分队第一个将旗帜插在了山头上。每每回忆这些过去，王石总不忘强调说，这是他在户外活动中获得的第一个荣誉。也正是这个荣誉，让王石逐渐对登山运动产生了兴趣，直至后来的登山不止。　　回过头来接着说在部队的此次登山。王石的这次登山却没有以前顺利，半山腰上他被困住了下不来，不得不忍着冷饿困冻，直到第二天凌晨才摸下山。此时，王石所在的车队战友们也为了找他辛苦了整个晚上。　　那个时候的王石20岁左右，正是人们所说的“愣头青”年纪。后来，王石的战友们在回忆他时也少不了使用“调皮”一词。　　王石的父亲是个老红军，所以他年少时的家庭生活相较于同龄的人来说多了些优越。而血液里好胜的本性，更使王石觉得自己与强调集中统一的部队如此不相适应，他更习惯野性的张扬，以及个人成就感的获得。　　尽管如此，王石还是耐着性子经受了军队的洗礼。1973年，王石复员回到了河南郑州。一年后，他被选送入兰州铁路学院给排水专业。由于并不是很喜欢所学的专业，王石就在课余自学英语和政治经济学。四年后，毕了业的王石被分配到了广州铁路局工程五段做技术员。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王石离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越靠越近，也为他后来人生轨迹的转变选定了一个新的支点。
　　不过，第一次到深圳时，王石的感觉却糟透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时只想早日结束任务，快些离开这个后来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抹下了浓墨重彩一笔的小地方。　　那个时候的深圳，虽与香港仅一河之隔，但还仅仅是内地各省市通过铁路出口香港鲜活品的最后集散地。运输途中发病或死亡的牲畜、变质的水果蔬菜，都是在这里被检验并清除的。而王石本人当时就在深圳笋岗北站检疫消毒库现场指导给排水工程施工。王石后来在自己的传记中是如此记录当时的场景的：“路轨旁抛扔着死猪，绿头苍蝇嗡嗡起舞;空气中弥漫着牲畜粪便和腐尸的混合臭气。”　　不仅如此，王石和施工人员睡觉休息的临时宿舍就搭建在铁路边，现场条件很是简陋。王石曾调侃地回忆说，不仅身体上要承受与蚊蝇为伍的煎熬，思想上更得随时提醒自己边境禁区有明文规定：“不准收看宣扬资产阶级腐朽、颓废、堕落生活方式的香港电视台。”　　说起对当时生活工作的感觉，王石后来透露，他当时虽然喜欢广州对外交流的现代气息，却并不喜欢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只是那个时候他自己也是处于被选择的状态。而事实上，王石“更向往理想主义色彩浓郁、浪漫刺激、充满悬念的生涯”。他曾梦想过成为悬壶济世的医生、福尔摩斯式的神探、战争风云中的巴顿、漂洋过海的航海者、无线电工程师等一系列令他仰慕的人物。　　但王石也强调说，当时有一点他是清楚的：在机会来临之前抓紧一切时间学习。他自己也似乎在潜意识里为人生机遇的降临做着某种准备。其中，英语书成了他日常生活中最离不开的一件用品了。　　正是在这个学习英语的时间段里，王石结识了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暨南大学的英语老师曾昭科。其间发生的系列故事，是后文将要叙述的内容。　　进入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大幕在中国全面拉开，看似平静的偌大中国，正酝酿着巨大的创造激情。1980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不平凡的一年，也是王石人生中的不一般年份。这年的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十五次会议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同日，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也就在这一年，王石通过参加招聘，脱离了他并不喜欢的铁路系统，进入广东省外经委，履职招商引资工作。　　天性张扬的王石此时才仿佛找到了一些人生的感觉，“开始活跃在春秋两季的‘广交会’上，经常出入高级宾馆，生活方式有点鸟枪换炮的味道”。　　不过，王石的人生感觉并没能保持太长的时间。因为随后的工作和生活实践，越来越提醒着好胜的王石，他的上述人生感觉真的来得早了些。　　2.被枪打的出头鸟　　从铁路系统进入外经贸行业，工作和生活中的一切都那么刺激新鲜，王石的人生感觉充满了兴奋，眼里看到的太阳也仿佛每天都是新的。他的全身都洒满着得意之情。　　那个时候，王石每天都早起晚归，努力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想要把耽误的青春补回来!因为王石明白，作为一个对外的单位，外经委是当时开放的广东最开放的单位，也掌握着许多人羡慕不已的权利。而一心想要获得个人成就感的王石，一直盼望的也似乎就是这样一个人生大舞台。何况，不久后发生的一件事更是给了他内心的*。
　　进入广东外经委的第二年，也就是1981年，王石所在处购买了两辆广州市面第一批日本铃木牌125CC摩托车，其中一辆就分配给了曾驾驶过5年汽车的他。于是，“我头顶安全盔，驾驶着红色铃木，在广州新建成的环市路上兜风，阵阵颤动的*袭上心头。”　　王石的*未能保持长久。尤其是一件在王石看来很小的事情的发生，几乎给了天性好张扬的他当头一棒，他再次体味到了内心深处涌出来的压抑和困惑。　　1982年广州春季交易会期间，王石同科长安排接待一位重要的厂商。在外经委主任宴请那位厂商的宴会上，为了活跃现场气氛，王石未经允许擅自讲了一些轻松话题，赢得了外商“王先生干练”的夸奖。王石自己也不免有了一些虚荣心的满足感。　　据王石后来在自己的作品里回忆说，当时在座的主任和外商边吃边谈，也显得自在轻松，心情愉快。只是，后来发生的一切让王石的得意之感变得荡然无存了。　　筵席散后，王石的那位科长把他拽到了一边，严肃提醒说，“你怎么把主任的风头都抢去了，还有处长、科长，哪轮到你表现?想想你平时的情况，是不是滋长着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枪打出头鸟’知道吗?要注意啊!”　　人的高级动物特性注定了人类的情感是丰富多样的，所以它的脆弱也就是天然的了。对于科长当时的提醒，王石后来是这样说的：“在论资排辈的传统氛围中，我的自我实现、自我追求的工作表现欲受到了强烈的抑制。”　　经历此事之后，王石完全改变了。用他自己的话说，“自此，我上班不早到一分钟，下班到点前就收拾妥办公桌上的文件。只分配10%的精力用在工作上，90%的精力用在业余爱好上，如越野摩托车、乒乓球和象棋。”　　然而，令王石再次意外的，是年终总结工作时领导对他的评价：“这样的人不培养，培养什么人呢?”　　不知道这样的评价对于别人意味着什么，反正王石没有感觉到半点兴奋。内心深处他甚至觉得，90%的精力用于工作得到的是批评，10%的精力用于工作却换来了表扬和赏识，这简直就是对追求成功者的莫大讽刺。　　至此，刚入职时的兴奋和得意已然无存。王石想到了离开。　　3.王石：你能成事!　　日子过得很快。当王石在广州度过6年的时光后，他有了自己的家庭，也成了一个准父亲。就是在这一期间，王石结识了两个对自己人生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一个是前面提到过的曾昭科，另一个则是刘元生。　　先来看看曾昭科这个人。　　在王石的传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学习外语期间，我结识了暨南大学外语系的主任曾昭科先生。曾先生有在港英政府警署任高级督察的生涯，对香港的政治、经济、社会、人文环境了如指掌。跟他学习，无意打开了一扇了解香港社会的大门。　　相关的资料也表明，曾昭科素以知识渊博、智慧超群著称。早年毕业于暨南大学，到过牛津大学进修，后在港英政府警署出任高级督察，是当时港英政府里华人做到的最高职位。也许得益于这种不平凡的人生经历，曾昭科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及其制度、香港社会的组织结构、港英政府治理华人的方方面面，都了然于胸。不过，人生的起伏不定和诸多意外，最终也让曾昭科在后来的某一天无奈卸职，回到了母校成为一个教员。
　　后来有媒体资料表明，当王石了解了曾昭科的经历后，心里除了景仰之情外，也多了些兴奋。无独有偶的是，曾昭科在接触王石后，也认定他“能成事!”　　自结识曾昭科以后，王石就常到他家拜访。在那段苦闷的时间里，王石很享受每一次和曾昭科的交流。而曾昭科也觉得王石是个智慧敏锐的人，他对这个年轻人所说的话总是听得津津有味。两人最终成了一对难得的忘年交。　　后来，王石对这段友谊是这样评价的：正是和曾昭科先生的充分交流，为自己后来打拼深圳、较快适应市场经济，奠定了无形的坚实基础。　　因为对二人之间有着如此的评价，王石后来每每回到广州，还会时常同太太一起去“看望这位形同自己人生镜子的曾老师”。“我们依然能谈到一块，而且，是一种得到和收获的过程，很愉快!”王石说。　　至于刘元生，王石和他的结识似乎更多了些戏剧性。　　外经委“宴会事件”后的那段时间，有一个周末，王石去友谊剧院听广州乐团演奏的《梁祝》协奏曲。在听完曲目后，出于对这首曲子的喜爱，性格里的冲动、张扬，驱使着王石跑到了后台去向演奏曲子的那位小提琴手祝贺。那位小提琴手，就是香港的小提琴演奏家刘元生。也正是王石此次的冲动和张扬，为他和刘元生后来的人生增添了许多值得夸耀的故事。　　刘元生是香港商人，比王石稍长。他本人亦经商，但从小学习小提琴，并到过伦敦深造。凭着个人禀赋，经商之余的刘元生竟成了当时的香港交响乐团兼职的首席小提琴手。刘元生这种过奇的人生经历，遇到了王石的冲动和张扬，竟也铸就了两人随后的人生盟约。　　如王石在做录像机生意时，就是刘元生的香港仁达国际有限公司供应的日本货源;而当刘元生得知万科要进行股份化改造时，就经常向王石介绍香港公司的运作方式，主动帮助王石收集香港上市公司的章程和年报。　　到了1988年，当股份制改造后的万科开始面向社会发行2800万股面值一元的股票时，由于出师不利，刘元生再次将自己的眼光和胆识送给了王石，也解了万科的及时之围。当时的中国大陆，股票还只是一种新生事物，人们的反应更多的表现为怀疑和不信任。所以，今天看来万科当时甚小的2800万元融资规模，依然被市场“冷处理”了。在别无他途的时候，万科的创建人王石给刘元生打了个求救电话。没有什么犹豫，刘元生当即吃下了360万股，随即成为万科公司上市后的大股东之一。　　后来，刘元生面对媒体曾回忆过他和王石相识的情景。他说：“那几年，王石经常来香港，但和其他内地人不一样，他从来不要求去观光，而是要我带他去逛书店，买了很多企业管理和财务方面的书。那个时候我就感觉他是个有抱负的人。”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刘元生竟也如同曾昭科一样，十分肯定地对王石说出了“你能成事”这句话。　　智者与智者的碰撞岂止是火花。　　而相互欣赏的两个人做出的决定，则往往能产生&#&2”的效果。刘元生和王石的相互欣赏，就被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种放大效应的合理性。　　自1991年起，万科上市后的18年中，很多投资者(包括机构投资者)由于经不起股价颠簸撤离了。其中有一家大公司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万科股票跌破发行价时，还把手里的几百万股票硬生生卖回给了万科，并一度认为是扔掉了烫手的山芋。与这些做法相反，刘元生则一直坚定地持有万科，并在万科股价低迷时通过二级市场增持，使自己对万科的累计投资达到了400余万港元。
　　刘元生的一系列逆行之举，不仅成就了自己和万科，更启示了他人。　　这里可以看一组数据：至2007年中国股市跑牛期间，万科财报显示，个人投资者刘元生持万科A 万股，位列万科A第三大股东。此时刘元生所持有的万科股票市值已经超过了27亿元，其18年的投资收益增长了500倍。　　一位私募基金经理对此曾评价说：刘元生这样的股民确实少见，他才是最大的赢家。他的财富故事，是中国股市的一个缩影。　　当时更有媒体惊呼，刘元生的这一投资增幅远超过股神巴菲特创造的投资增幅。后者虽然持有《华盛顿邮报》股票30年，股票价值增长了128倍，但与刘元生投资万科相比，还只能说是相形见绌了。　　4.转折——猛增的肾上腺素　　社会虽然是个有机体，但“秩序”却是这个机体最核心的要求之一。如同我们人人都明白，所有人都是自由平等的，但却没有一个人是绝对自由的。　　“宴会事件”就让王石切身地领悟了政府机关内部“秩序”的重要性。如果说他随后发生了“10%：90%”的某种转变，那也只是他为了迎合这种秩序而不得已的意识性转变罢了，尽管他心底里有十分的不愿意。　　此时的王石多了些沉默，少了些张扬。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王石似乎成了广州城里愿意享受悠闲生活的少数人之一。也正是在这期间，王石喜欢上了周末去广州友谊剧院看话剧和听音乐会。随后也便有了上文所说的王石与其人生重要伙伴之一的刘元生奇遇。　　只是，沉默而悠闲的生活对于流着野性血液的人来说，简直形同于慢性自杀。更何况此时的王时已迈入而立之年，强烈的个人责任感和寻求内心出路的紧迫感，驱使着他内心深处的某种欲望在跳动。　　机会不要太多，只要抓住就好!　　1983年春节，王石在深圳结识的一个旧友身上发生的巨大变化，又一次挑起了他那好奇的心思。此人是王石第一次到深圳施工时结识的。夫妇俩利用春节期间来广州探望岳父母，两人不仅携带了那个年代还不常见的多种礼物，而且自身与从前也判若两人。　　朋友夫妇俩人的巨大变化，令王石对深圳在短短三年时间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产生了绕不过去的好奇。　　原来，深圳正在以“深圳的速度”进行着开发。“整个深圳成了大工地，罗湖区的两座山头都被铲平了。”最让王石感兴趣的，是旧友关于驻扎在皇岗村附近的一支基建工程兵部队的描述：“突然大部队开进，吃住、水电供应都是问题;村里腾出的土地很有限，施工机械堆放不下，我找到卢胜海团长，一个很爽快的北方人协调。看到住在简陋的工棚中的战士没有蔬菜，我亲自到香港采购去慰问。施工机械很快运到了工地施工……”　　其实，早在1979年夏季，距离广州130公里的深圳西部的蛇口就已在香港招商局的主持下投入了大规模开发。特别是它的开拓者袁庚提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使人们原本被压抑的创造激情瞬间释放出来，也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精英。于是，仿佛一夜之间，深圳就成为一个被世界瞩目的建筑大工地。仅仅一年多后，一个生气勃勃、环境优美、交通便利的现代化海滨新城就呈现在了人们眼前。用王石后来的话说就是“一切简直快得像神话”。　　也许因为有了这种首创，所以才有了后来国人们常提到的“蛇口模式”。　　所谓的“蛇口模式”，主要包含了如下内容：工业区机构精简，减少层次，因事设人，不搞上下对口;实行严格的经理负责制，企业定岗位、定成本、定利润;干部不划级别，被招聘者原职位只能存档，根据需要和能力重新聘用;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各级干部每年接受一次群众信任投票，票数不够者，自然淘汰;允许员工和人才合理流动，工厂可以解雇工人，工人也可以辞职;等等。　　尽管这些内容对于今天的国人来说，实无什么新意，但如同王石后来所说，对于30年前的人们来说，“蛇口模式”的内容是石破天惊的。　　旧友的描述让有着从军经历的王石，又重新找回了他那倔强的个人英雄主义。不甘于平庸、尽个人之力奋斗拼搏的野心，也使他有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去深圳特区施展个人的才干，实现个人的抱负。　　说走就走。日，王石乘广深铁路来到了深圳。是年，王石33岁。　　再次进入深圳的王石，完全没有了第一次“想跑”的感觉。他在自己的传记中是这样描述第二次踏上深圳土地感觉的：“兴奋、狂喜、恐惧的感觉一股脑涌了出来，手心汗津津的，肾上腺素猛增。”　　来深圳之前，王石基本打定了主意，一定要到深圳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公司——深圳市特区经济发展公司①谋求发展。　　王石后来对此有过解释：这是一家特别的企业，其前身是深圳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在初期的引资中，许多项目都是管委会负责谈判并签合同具体实施。另一方面，这个公司在当时还行使着特区政府的一般职能。特区政府正式成立，管委会撤销后，其原班人马组建成了特发公司，但继续行使着政府审批进出口业务的权利。　　其是，当时特发掌管的进出口审批红色章印上有个(2)字，当时有人就简称其为“政府(2)号章”，以区别深圳市政府的(1)号章。　　精明的王石当时即意识到，一家公司能享有审批进出口的权力，其权力之大便可想而知。于是，王石便带着省外经委的介绍信找到了特发的主管领导。　　最后的结果，王石作为省外经委派出的人员，同特发合作做生意，特发提供营业许可、银行账号，但不提供资金，赢利部分省外经委同特发五五分成。简单说，省外经委不提供资金，只提供一个人挂靠在深圳特发，赢利双方便可各拿一半。”　　很快，王石被分配到了特发公司贸易一科。在这里，他结识了自己创业生涯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张西甫。　　自此，步入人生而立时期的王石，命运终于开始出现实质性的转折了。
　　用王石自己的话说，他第一桶金的获得就形同于在玩“空手道”。所谓的“空手道”，本是武学上的一个名字，起源于日本。它主要强调打击技术，原本是徒手的自我防卫方式及攻击对方的徒手格斗技术。但它的前身却为“唐手”，即中国拳法之意。不过，如果用之于商场，“空手道”就似乎成了彻头彻尾的负面之词了，意为无中生有、虚假承诺、做无本买卖。　　再次来到深圳，立志于要创造自己一片天地的王石，果真如此吗?　　1.特殊的南国小渔港　　就像王石本性里的张扬一样，深圳在当时的中国版图上，也可以称得上是最为张扬的一个小圆点了。就是这个小圆点，打开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纪元。要是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深圳及其背后的战略设想，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华民族崛起的世纪大业也功不可没。　　深圳本是中国南方一个再平凡不过的小渔村，原本只是一个2~3万人的简陋、狭窄的小镇。深圳其名始自明永乐八年(1410年)。因所处环境、河沟(南方人习称圳或涌)纵横，故得深圳一名。清康熙七年(1668年)在新安县边境修筑了深圳、盐田、大梅沙、小梅沙等2l座墩台为边陲哨所，以后逐渐成墟。民国二十年(1931年)设深圳镇。1979年3月撤宝安县设立深圳市，市政府驻深圳镇。1979年8月撤深圳镇，“深圳”一名由深圳市名沿用下来。　　1979年春天，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以一个不平凡的设想，使得深圳这个小渔村随后成为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正是这个“经济特区”的设立，使得这个不起眼的小渔镇在短短的二十几年间，就奇迹般地转变成为经济总量排名于中国前五的繁华都市，“深圳传奇”自此流传于世。　　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次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决定批谁，在深圳市境内划出平方公里地域设置经济特区。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地域包括今罗湖、福田、南山三个区。深圳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设立的首个经济特区。　　深圳市地处广东省南部沿海，位于北回归线以南。深圳经济特区东起大鹏湾背仔角，西连珠江口之安乐村，南与香港新界接壤，是中国主要进出口岸之一。　　今天来看，深圳特区的定位并不仅仅是经济改革的一片试验田，它也同时承担着政治体制改革试点的使命。　　关于特区的定位问题，原深圳市委书记李灏曾表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光是经济，重要的是体制、机制问题。深圳是全国的试验场，深圳是中国的深圳，它是为了全国的发展探索道路的。”　　更有许多学者认为，我们国家众多重要的改革决策，都是从深圳这个试验场提炼出来的。比如，这些年来深圳为我国在司法和政府职能转变等方面做了非常多的试验，深圳是我国的“立法试验田”、阳光政府试验田等。　　如今，深圳已经创造了230多项全国改革之最，推出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实行建设工程招标、创办外汇调剂中心、全面建立了混合所有制经济体系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十大体系。而从2003年以来，深圳开始在体制创新方面迈出了一些步伐。是年初，深圳开始实行“行政三分制”，将政府职能从决策、执行和监督三方面相对分离，并使之既相互制约又协调运转，此举一时获得了全国的高度关注。
　　深圳的成功使其成为全国各地学习的对象和典型，深圳的经验也广泛地传播到了全国各地，深深地影响了全国的民众。　　关注新闻舆论的人大都还记得，就在2003年，一篇《深圳，你将被谁抛弃》一文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在经济政策优势已经不再明显，而城市发展空间和资源狭小等条件下，深圳如何定位、深圳向何处去，一时成为广受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其时的深圳特区领导曾对媒体说：“随着深圳原有的政策优势逐渐减弱，政策驱动逐步消失，现在的深圳谈优势已经是‘奢’谈了。”　　但是，中央高层对于深圳的定位依然很明确，特区还要继续办下去，还要继续“特”下去。至于怎么“特”，却只赋予了总体要求和大的原则。正如有媒体所说，这种总体要求和大的原则，就是“要做排头兵、试验田、窗口和示范”。而“特”的具体内容就需要深圳自己去填写了。　　正是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经济特区”这种特殊的改革产物在我国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1981年底，我国最小的经济特区、面积仅平方千米的汕头经济特区成立;而到了1988年，全国人大批准设立了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经济特区。　　如今，在迎来共和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特殊年份里，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中国“特区”的发展之路时，有一种感觉恐怕是所有人共有的：中国复兴之路上，“特区”必然要占据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　　而作为中国“特区”之首的深圳，则是本书主人公在人生上的重要拐点。　　2.首试“空手套白狼”　　来到深圳后的王石，仿佛换了一个人，但在特发却又不知从何开始。　　据王石后来的回忆说，刚进入特发，贸易部并没有现成的业务，全凭个人的关系或送上门的机会做进出口买卖。其中，有来自北京医药局的在跑北京的进口医疗器械，有来自七机部的在给七机部的研究院进口计算机需要的CPU(中央处理器)，而张西甫一上班也把电话打到了广州钢厂基建处，试图开门红。如此等等。　　“我做什么呢?心里没一点数。”王石在自己的回忆中如是说。不过，他还是觉得应该先从了解和熟悉情况开始。　　于是，在走访了深圳几家进出口公司后，王石认为深圳最畅销的进口产品是台湾地区产的折叠伞和日本制造的味之素(味精)。而在当时的国内市场环境中，只要能弄上几千打折叠伞或半吨味精的批文，就有需求方将钱打过来，“转手赚几万、十几万块钱没有问题。”但王石却没有付诸行动。　　有心的王石仍在市场中搜寻属于自己的那块天地。这个时候，“玉米”进入了王石的视线。　　“一天，乘小巴去蛇口。从深南路拐进蛇口的丁字路口，望见路北一侧耸立着几个高大的白铁皮金属罐。在蛇口码头边也见到三座类似的金属罐。我好奇地向周围的人打听，得知是饲料厂的玉米储藏仓。位于丁字路口的是泰国正大集团、美国大陆谷物公司与深圳养鸡公司合资的饲料生产企业——正大康地;依托蛇口码头的饲料厂是新加坡远东集团投资的面粉加工以及饲料厂——蛇口远东金钱面粉饲料企业。再问，得知这些玉米来自美国、泰国和中国东北。可为什么厂家不直接从东北采购呢?”　　这是王石在自己的传记中关于玉米一段的表述。　　后经了解，王石得知，正大康地公司也想从东北直接采购，以降低原料成本，只是解决不了运输问题。
　　机会是属于有心的人。得到这种解释的王石，没经过什么考虑就向对方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自己解决运输工具，组织来的玉米正大康地能不能要。其实这时候的王石自己对运输一点谱都没有。　　也许王石也没有想到，对方竟然一口答应，并主动提出了可以马上签合同，王石可以每个月为正大康地组织万吨左右的玉米。下面一句话也许最能体现王石当时的心境了：“乖乖，这一开始就是大生意!”　　趁热打铁。有过外经贸行业工作经历的王石又向对方提出了开信用证、并支付外汇的要求，也一一得到了肯定的回应。王石似乎开始了“空手套白狼”，也就是本节开始时所说的“空手道”了。　　不妨来仔细看看王石是如何完成他的第一笔订单的吧。　　首先，王石找到赤湾码头经理，询问航线情况，并得知能够接受万吨载重的货轮。　　其次，王石找到广州远洋公司，询问有无开通大连—赤湾航线的可能。最终从广州海运局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只要有货源，随时开通。　　再次，王石力主并经过领导批准，成立了饲料贸易组，独立于贸易一科，王石自任组长，独立核算。　　最后，王石请到了自己的第一位员工，即后文将要详述的万科“首席员工”——邓奕权。　　至此，王石的玉米生意正式开始了。　　不过，王石的第一单业务却是与深圳养鸡公司(该公司是后来的上市公司康达尔的前身)进行的。王石组织了30吨的玉米，装了一个车皮，卖给了这家公司。但在结账时，王石遇到了不大不小的尴尬。　　据王石回忆，大致经过是这样的：王石去深圳养鸡公司结账，对方索要****，但王石并不知****是何物。于是，凭主观想象，回到特发公司从会计那里开出了“卖了30吨玉米给深圳养鸡公司，每吨人民币1300元，共计万元，特此证明”的证明。当王石信心十足地把他认为的****交给对方时，把对方乐了个够呛。后经对方的手把手指点，王石再次返回特发公司，才取出了真正的****。　　紧跟着，王石又再次露了怯：当王石拿着深圳养鸡公司财务给他的一式二联的银行转账单时，又找到了对方的经理，询问怎么不给钱，只给了“两张这样的东西?”又让对方乐了一回。而王石还半信半疑，回到公司后竟问会计转账单是不是钱。　　首次交易经历，提醒了王石业务知识的贫乏，也使得他开始了财会知识的自学。　　尽管如此，王石还是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桶金。数目虽然不大，但有人却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数字”。　　正是这笔不大的第一桶金，和深圳这块已被焐热的土地所蕴藏的各种可能，给了王石所等待的那种创业冲动。　　3.不为外人道的鸿鹄之志　　很快，王石进入了一个循环圈，他的业务也不断拓展开来。　　王石买了一辆丰田小卡车，一人身兼组长、推销员、货场搬运、司机等多个职位，忙得不可开交。不久，王石的饲料贸易组人员也增加到了7人。　　然而，后来的王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坦言道：最艰难的时候是到深圳的第一年。　　尽管他所招聘的人员都很吃苦肯干，但文化素质都很低。有心的王石便决定给这些农村孩子开设文化课。规定每星期三个晚上上课，每次一个小时，数学和语文轮流上。给这些员工上完课后，王石又开始了自己一个人的财务课自学。
　　能让王石在紧张忙碌中得以轻松的，就是每天睡觉前听半个小时音乐磁带，这一习惯就得益于我们在前文中所说的刘元生了。　　智慧的人都视艰苦为人生财富。王石也没例外。　　几个月后的一天中午，王石在外经委的一位同事来深圳办事，顺便看他。时逢午餐，在对方表示已吃过后，王石就顺手撕开了一袋方便面，就着一杯温开水嚼咽了起来。只用了三分钟就解决了自己的午饭。　　见此，好心的同事问：“你就这样对付，是不是艰苦了点?胃受得了吗?”王石后来回忆说，当时自己一点不觉得苦，反而喜欢那种富有激情的特区节奏。只是，如今的王石真的是很难再吃下方便面了。倒不是不能再吃苦，而是人们所说的“吃伤了”。　　王石还有这样的一段回忆：“仗着年轻，150斤的玉米包，肩头一扛，来回十几趟。一次中间休息，一位民工不解地问：‘一个城里人，随便做什么不成，不用和我们一起扛麻袋啊。’我淡淡一笑，没吱声，心里想：燕雀焉知鸿鹄之志!”　　王石将自己当时的适应性归功于他5年的部队生活。他说，当兵时年轻，并不解其中滋味。等到了深圳创业，才感觉到部队磨炼出的吃苦精神、坚忍不拔的耐性，对于创业者是多么的弥足珍贵。　　不过，也有理由认为，骨子里的成功渴望和深圳大环境的火热，才是王石苦中有甜的根本原因。就像每个有志者一样，无论外界怎么变化，他都能坚守自己心中的那份信念，相信美好的天堂就在那里。　　回报总是会给那些愿意付出的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王石的饲料贸易组业务开展得很是顺利，而流向特发公司财务部饲料组专项账户上的资金也越滚越多。随之而来的，便是中国传统体制下的习惯性伤害了。　　有一次，特发总办的一位李姓主任把王石叫进了办公室，从抽屉里掏出一沓撕开的信封。聪明的王石猜出了*。他明白，国人某些狭隘的传统思想即使在开改前沿的深圳，也不是能够一日肃清的。有关“王石自成体系，借用特发名义，却背着特发贸易部赚大钱”的举报信息，他似乎也有所耳闻。　　只是，王石也没有想到，李主任却告诉他：“你干得很好，总办清楚。这些信的内容就没有必要告诉你了。”而在王石走时，这位干部还送给了王石一句话：“去闯吧，不要有后顾之忧。”其时的王石在内心产生了难得的温暖。　　这期间，还有一件不得不说的事。　　王石的饲料组不断地将玉米卖给饲料厂的同时，也开始拓展成品鸡、猪饲料的销售业务。只是公司的客户分散在珠三角和湖南、江西、广西等华南地区，交通让王石犯起了愁，也成了销售的瓶颈。出于成本考虑，王石明白通过铁路运输较划算，但特区内的饲料产品并没有纳入铁道部门的货运计划。这就意味着王石要想利用铁路运送成品饲料，只有申请计划外指标，但难度可不易。　　王石对创业的渴求精神又一次带给了他幸运。　　深圳笋岗北站货运主任姓姚，为了同他建立起联系，一向精明的王石也安排自己的员工买了两条牌香烟送给那位姚主任。第一次未果，第二次王石自己出面了。　　“骑自行车到了铁路宿舍，敲门进了屋，将两条烟放到了桌子上，动作却不大自然。为了获得商业上的某种好处给对方送礼，我还是第一遭。”王石后来回忆说。
　　干练的货运主任却笑吟吟地直问王石：“要车皮的吧?”　　王石只能硬着头皮回答：“能给批两个计划外车皮吗?”　　“姚主任将两条烟递到我手上：‘呐，烟你拿回去，明天你或小伙计直接去货运办公室找我。别说两个车皮，就是10个也批给你。’我愣住了。”这是王石对当时场景的回忆。　　随后，那位姚主任又对王石说：“我早注意到你了，你不知道吧?在货场，常看到一个城市模样的年轻人同民工一起卸玉米，不像是犯错误的惩罚，也不像包工头。我觉得这位年轻人想干一番事业，很想帮忙。但我能帮什么呢?我搞货运的，能提供帮助的就是计划外车皮。没想到你还找上门来了。”　　对此，王石后来在自己的传记里有如下记述：　　通过这件事，我悟出一个道理：在商业社会里，金钱不是万能的，金钱是买不来尊重和荣誉的，而货运主任对我所诉求的正是后者。货运主任的精神需求很简单：欣赏这位城市年轻人的做事态度和吃苦精神，愿意无偿伸出援助之手，从支持行为中获得精神的满足感。既然是在做令人敬佩的事业，为什么还要通过物质的诉求，直白地讲，用行贿手法来获取计划外车皮呢?　　人的需求是两个层面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前者可以用金钱和物质来满足，后者则不然。人与人的关系也有两种，一种是*裸的物质关系，另一种是尊重和荣誉。既然人有两面性，何不用自己的行为引发他人精神层面的共鸣呢?想想送烟的动机，不禁让我汗颜!　　想通了，也清楚了经营企业的底线：绝不行贿!　　4.犹斗破产边缘　　1983年，也就在王石做饲料生意第一年的8月，一个意想不到的打击给了王石措手不及，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破产边缘的困兽犹斗”。　　起因缘自香港媒体的一篇新闻报道：鸡饲料中发现致癌物质。这个报道立即在一向注重养生的港人中间发酵。几乎一夜之间，香港人不再吃鸡肉，改吃肉鸽。　　这种结果的影响令王石心生触动。珠三角出口香港的肉鸡在瞬间失去了市场，而饲养主当然也不再购买饲料养鸡，饲料厂也暂时停产。更令王石不能忘记的一幕出现在正大康地：“刚孵化出来的种鸡苗成千上万只地推送进焚化炉烧掉!”　　真是今昔两重天。随即，王石饲料组一度畅销的玉米也成了滞销货。　　更令王石坐立不安的，是铁路在途的近千吨玉米还在陆续抵达笋岗北站。“车站的仓库塞满了玉米包;站台也码满了玉米堆;装玉米的车皮仍在抵达，没地方卸货就临时甩在铁路边上……通知到货的车皮数量在不可遏制地增加着。”　　这其中，一些发货单位也将原来计划内发往香港的玉米，因香港方面不开信用证而临时改发给了王石。于是，呈现在王石面前的景象是，整个笋岗北站到处都是堆放的玉米，还有二十几辆待卸的玉米车皮。　　屋漏偏逢连夜雨。没几日，台风肆虐深圳。堆放在仓库里的玉米受潮，闷热发酵，情势愈发危机。　　不得已，拆包，晾晒，外出推销。王石根据珠江三角洲的人对鸡还照吃不误的情形，将销售玉米的目标调整为内销，对准珠江三角洲的养鸡场。　　不利的形势并未到此为止，更大的被动似乎还在等待着王石。深圳市政府交通指挥部给特发的饲料贸易组下发了通知：“鉴于货主的积压货已妨碍全特区人民的粮食、煤炭的正常卸载，如不能三日内清理货站的玉米，将视货主藐视管理部门，对其货物没收并重罚。”
　　经过交涉，无果。王石也似乎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　　但王石毕竟是王石，野性让他敢于绝境之处出险招。王石召集起周围的鱼塘老板们，搞起了玉米拍卖。只是喊出的起价可谓是“大出血”了。即便如此，渔老板们还是将他的2万元/吨的起价，拍低至万元/吨。　　“那似乎是鲜血的颜色……”王石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依然透着心痛。　　总算是按着相关要求处理完了占地的玉米，但对于创业不久的王石来说，却是一个残酷的结果：不仅把白手起家赚的40万搭了进去，他还有负资产70万元。破产随时都有可能。　　王石似乎天生就明白黑夜和天明的辩证关系。他又做出了一个常人无法理解的决定，再次北上收购玉米!　　从广州搭上飞大连的航班，王石找到了大连粮油进出口公司，全收了对方万吨的库存玉米，只不过要求“到达目的地深圳蛇口100天再付款”。　　谈起这样的决定，王石回忆说，他不相信香港人从此之后不再吃鸡。只要吃鸡就得养鸡，就得消耗大量的玉米，而到时候也许就只有王石手中才有现货了。因为当时的情况是谁都不敢再要玉米，市场价也到了最低。　　不过，王石也曾坦言：如果玉米运到深圳，香港人还没有唤起吃鸡的热情，就会造成更大量的玉米积压;如果玉米到了深圳100天后香港人仍然固执地“以鸽代鸡”，那他只有彻底认输了。　　最能反映出王石当时心境的，莫过于这样的一句话了：“香港人啊，你们吃鸡啊吃鸡啊……”此话同样出现在王石的传记里。　　命运还是要光顾那些胆大而智慧的人。　　就在王石的货船到达深圳的前两天，香港报纸刊登了一条消息：之前的报道有误，饲料中不存在致癌物质。　　王石再次绝处逢生了!玉米瞬间变成了金豆子。王石不禁“双手叉腰仰望天空，天空是那么的蓝，云朵是那么的白……”　　事后结算，王石不仅补回了赔掉的钱，还赚了300多万元。　　至此，特发贸易部也适时地升格为贸易公司，饲料组与其他的业务组一样，“也跟着水涨船高升格为饲料科了”。　　只是天生喜欢新鲜刺激的王石，已经逐渐地将兴趣转向了别处。这期间，深圳做玉米业务的企业越来越多，码头上堆放的玉米到处都是。而精明的王石更多的只是拉着正大康地的买手在珠三角采购现货，中间倒一下手。用他自己的话说，虽然赚得少一些，但是没有风险。至于上级领导曾质疑他，正大康地怎么能让他做而不自己来做。王石多少有些得意，因为正大康地“相信王石嘛”。且王石自己更认为这种做法符合“走正道、靠大树、傍财神”的九字经。　　王石的解释让上级也眉开眼笑了。　　后来王石也公开表示，那段时间他已在考虑“急流勇退”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不认为饲料行业在中国能够成为一个有前途的行业，见好就收吧。我的兴趣转移到科学仪器，开始协助西甫做电脑、复印机进口业务。”
　　赚钱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是王石选择深圳最原始的目的，这一点连王石自己都没有回避。特别是一想起自己在外经委时，外商那种和国人完全不同的生活品质，王石更是被深深地触动着。不过，随着生意业务的不断拓展，王石越来越体会到，创造财富的过程其实更令他感到愉悦和爽快。于是，越来越钟爱这一过程的王石，天性中的躁动又让他开始了一段新的历程。　　1.天上掉下个“王经理”　　深圳特发公司的业务几乎无所不包，和王石同一天在此上岗的张西甫的电子业务开展得也有声有色。王石好动的心思也被吸引了过来。　　到深圳一年后的1984年5月，王石开始参与“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的筹建，展销进口办公设备、视频器材。　　说起那时的情景，王石在自己的回忆记录中讲述了这么一件事情：　　任中心经理的是“*”前的姓陈大学生。她外贸业务能力强，性格倔强。一次，在展厅的装修风格上她同王石争执起来。两人互不相让，争着争着，她从经理椅站起来，将一串钥匙往桌子上一放，“经理我不当了!”推门走了。　　尽管王石后来表示是因为对工作的看法不太一致发生争执，不过笔者认为，这也反映出了王石性格中那份不轻易服输的特点。　　于是，机会又一次留给了有心的王石。他被要求顶替姓陈的经理位置。然而，让王石想不到的是，他的省外经委编制此时成了一个必须面对的障碍，要么回到省里上班，要么与外经委解除行政关系。　　王石选择了后者。　　“我无意走回头路。行政关系离开外经委前，外经委同特发合作的饲料业务要有个了断。”王石回忆说。　　不久，随着一张85万元(100万，扣去15%所得税)的支票汇给广东省外经委指定的账号，王石“一仆二主”的尴尬角色终结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此时的王石正式成为深圳科教仪器展销中心经理。　　日，对于王石的创业人生来说是个不平常的日子，他任经理的“展销中心”正式开张了。当天，王石人生中的重要朋友都到场祝贺，其中就有香港仁达公司的刘元生。更让他兴奋的是，时任深圳市的常务副市长周鼎也亲临开业现场。而据王石自己讲，在中心筹建期间，刘元生的公司就已经是他的供货方了。　　中心开张时，有员工70几个人，而到了年底就增加到了120人。这其中既有王石的老部下如第一位员工邓奕权，更多的则是新鲜血液。虽然平均文化成程不高，但成员构成则是五花八门，几乎各行各业的都有。这也为王石后来的团队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养分。此为后话。　　至于王石领导下的中心经营方法，王石的回忆是这样的：　　“展销中心的经营手法同做玉米的空手道没有大的区别：先收内地需货企业货款的25%作为定金，然后向港商订货，按同样比例付款给港商，待货到深圳后，买方付清余款提货，收到款再付给供货商。关键是收取买家人民币，而付给香港的则通常是美金或者港币。展销中心的业务之一就是把人民币兑换为外汇，其开展业务量的大小完全取决于换取外币的能力，开张的头两个月，平均每个月换取港币500万元。”　　显然，了解中国外经贸背景的人都明白外汇在改革开放初期进出口贸易中的重要作用。而当时的进出口贸易中企业间调剂外汇也就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
　　王石的队伍也没能例外。　　2.起家就从贸易开始　　虽然仍说自己的中心运作还是“空手道”，但此时的王石已在潜意识里开始了“原始资本的积累”。　　几个月后的秋天，王石主持的中心业务开始像深圳特区的经济建设一样，迎来了丰收的季节。而从北京一家公司低价调入的1000万美金外汇，更为中心的发展注入了一剂强心针。王石自己则称之为“天下掉馅饼啦”。　　随着1000万美元到账，展销中心的经营态势随之攀高。一时间，公司开始大量进口录像机、复印机、放大机、电脑。一直为王石供货的香港仁达公司和冠都公司，也都为供应展销中心的订货满负荷地运转起来。　　不久，王石领导的展销中心开始在广州和北京设立了业务代表处。这期间，王石也几乎直接面对了后来在中国房地产领域呼风唤雨的另一位重量级人物——任志强。据王石回忆，在他的展销中心的办公设备源源不断销往北方时，一家名为“北京华远贸易公司”也南下珠三角，以黑马之态同当地公司“抢”起了货源，并租用军队货机以运输交货速度的优势迅速形成竞争之势。而推动这一切的“买卖手”，就是后来“北京华远的第二任掌门人任志强”。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起一下，此时的王石也似乎或多或少地注意到了深圳房地产市场一片热闹的景象。如同他自己回忆所说，“在展销中心热衷以贸易实现原始资本积累的时候，深圳特区的几大集团公司已开始将兴趣点聚焦在罗湖区建造高楼大厦上。物业大厦、友谊大厦、国际贸易中心大厦、渣打大厦、亚洲大厦、特区大厦，一座座大厦工地灯火通明、打桩机铿锵。”　　这种局面也与当时的大环境密不可分。　　时间进入1985年，国家对计划外调汇和机电产品进口进行全面清理，银行也开始收紧银根，进口电子器材、影视器材市场不再热闹如昔，市场萎缩出现端倪，特区各大集团贸易业务的生意都冷清了下来。这也直接影响到了王石主持的展销中心。慢慢地，展销中心的销售对象也开始集中于“北京中央部委机关的电教部门、各地方省台的设备科、教委南方采购中心”上。王石称之为“三点一线”模式，即深圳本部调汇、进货，广州储运，北京销售。　　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对外汇的管制，对违规调汇行为、责任人侦察处置不断增多。王石领导的展销中心也未能幸免。一起&#万美金调汇案”更被立为全国几大逃汇案之一。只是后来的结果表明，王石又是幸运的。　　3.操弄“空手道”的知己　　不久，王石结识了自己创业路上的另一个伙伴——陈宇光。而按王石后来的说法，陈宇光操做生意的手法，同他如出一辙——空手道，但却同样视“信誉”为生命。　　只是市场的趋冷态势让王石的头脑不得不清醒起来，而珠三角仍有不少商家依然沉浸在供不应求的假象之中。　　细心的王石又从市场的缝隙中发现了一线生机。他利用国务院机电办公室没有限制进口放像机的政策变化，很快新签了2万台的放像机合同。但也有其他公司看到了同样的机会。于是，同王石所签2万台放像机一起到货的，其实在7万台以上。王石再次感到了紧张。　　怎么办?　　王石要救市：“我口述一则声明：‘由于台风原因，本展销中心的放像机无法按预订时间送达客户，为保证履行合同急购2万台放像机。’”王石交代给了不明其理的广告投放部经理，并要求第二天就刊登在《羊城晚报》和《南方日报》上。
　　广告登出，售卖放像机的电报雪片似的飞来，而王石却安排技术维修部出面，组织了四个验货小组到珠三角求售的公司验货。由于当时大都是期货，采购人员咬定：必须看到现货检验之后才能签订合同。　　最终，精明的王石并没有进一台放像机，却将市场零售价微妙地从2700元稳在了2900元。而在中心内部，王石却如此表述了对市场发展的看法：“必须迅速走货，不惜亏本，溜得越快损失会越少;资金回笼了做新的生意，将亏的赚回来。”王石盯上了同为“空手道”操盘手的陈宇光。　　尽管中心不少人担心将3000万元的放像机放在一个个体户身上可能风险太大，但王石却怎么也忘不了，一次陈宇光为了按期给自己的客户送货，浑身血淋淋地赶到中心开提货单的场景。　　于是，王石通过做陈宇光的思想工作，让他替自己承担起了15000台放像机的销售任务。关于这件事，王石在自己的回忆中记载下了与陈宇光的如下一段对话：　　“给你赊销。”(王石)　　“嘿嘿，你想开溜啊。什么价格?”(陈宇光)　　&#元。”(王石)　　“你急着出货也不用价格这么低，按成本价格1900元卖给我就可以了，不能让王老板亏本啊。”(陈宇光笑说)　　“快出货。我的要求就是迅速资金回笼，绝不允许你用回笼款滚动做其他生意。我预计这担买卖银码大，你或许不会赚到多少钱，但在西南市场你将是大销售商了。我这里已草拟好合同，你看一下。”(王石)　　很快，市场表现出了它那无情的一面，价格开始“跳楼”。刚开始零售价还在元浮动着，进口批发价缓慢地下滑到2100元。但随后醒悟过来的商家开始降价抛货，、、、900……　　后来，想起那时的情景，王石也不无得意地说，“当许多商家还在幻想王老板的大订单的时候，展销中心的放像机已经开始通过陈氏兄弟的渠道消化，资金一笔一笔地回笼。”　　只是天性好胜又精明的王石并未就此甘心。当市场批发价格下跌至1 000元时，他凭直觉认为“补回损失的机会出现了”。　　我们来看看王石是怎样扭亏为盈的：　　当市场价格跌到800元时，他交代“只要不超过1 000元，市场的存货全收”。　　随后，他打电话给陈宇光：“我继续向你供货，价格元。”对于陈宇光“我可以买到低于1000块的为什么要进1100的”反问，王石真诚而坚决地回答说，“我要弥补前期削价的损失;目前零售价可以卖到1300左右，给你留有利润空间。不许你直接进货，你的回款现金必须流进我这儿。”　　最终，两个相互欣赏的“空手道”还是牵手在了一起。王石的中心不仅补回了之前亏损的600万，还盈利400万。而令王石本人也没想到的是，其后的相当一段时间，有意经营放像机的，大都会从展销中心进货。“想进口就找王石，千万别同他较劲”成为当时流行的一个说法。　　4.“婆婆”，离你远一点　　商海中的人们，大都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市场有赔有赚，再精明的人也不可能在商海中一直顺利。王石也是如此。　　1985年后，随着市场大环境的不断变化，王石主持的展销中心不仅面临着业务萎缩的考验，公司内部也开始出现一些无法回避的问题。其中的一些问题还内外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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