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总理学经济：读懂中国经济未来走向_起点中文网_小说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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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改革，读懂未来
未来世界，唯一能确定的，就是充满不确定性；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唯一能预测的，就是很多事物越来越难以预测。
在给很多企业家和政府领导干部讲课时，我常常会跟大家分享一个洞悉未来的好方法：在大变革时期，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穿透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迷雾，看清未来的最佳途径，就是对资讯碎片和热点事件进行分析，尝试找寻出表层背后，深层次蕴含的价值和脉络，而这条脉络，很可能就是通向未来之途。
去杠杆化、结构改革、不刺激、中等收入陷阱、流动性过剩、合理区间、市场的手、“克强指数”、信息消费、创新驱动战略、城镇化、“营改增”、地方债务、产能过剩、法治精神、收入差距、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这些专业人士了然于胸的概念，总理及其经济改革团队口中的热词，有什么深层次的内涵？这些词对每个企业、对政府机关及其公务人员，乃至对每一位老百姓，到底意味着什么？它们之间有着怎样的逻辑和内在关联？谁能成为下一波财富主角？把近20个核心概念模块，或者说总理改革关键词拼接在一起，形成一幅完整的路线图，从中洞悉中国未来5年、10年，甚至几十年发展的基点和脉络，让每一位中国人找到自己未来的位置和方向，正是我们希望呈现的。
扁鹊见蔡桓公，立有间。扁鹊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曰：“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病在肌肤，不治将益深。”桓侯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病在肠胃，不治将益深。”桓侯又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居十日，扁鹊望桓侯而还走。桓侯故使人问之，扁鹊曰：“疾在腠理，汤熨之所及也；在肌肤，针石之所及也；在肠胃，火齐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居五日，桓侯体痛，使人索扁鹊，已逃秦矣。桓侯遂死。（《韩非子·喻老》）
对中国问题的认识，也有三个层次。初看是经济问题，无论全球危机，还是中国现状，直接表现出来的就是经济状况，所以很多政策直接刺向经济顽疾，但这或许只是医治“腠理”；如果再深层考察，是政治体制、行政体制问题，但这或许是“肠胃之疾”；而究其根本，在于深植中国数千年，特别是近几十年来的社会基础、文化生态、国家精神、国民心智资源。而对总理关键词进行深层次分析，对刚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总书记所作的说明进行深层次分析，我们注意到，未来的变革，已经不仅仅是一场经济改革，而是一场深入中华文明骨髓的再塑国家、重建社会、新启民智的伟大社会进步运动；增强的，不仅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更是文化自信、心智自信。
家长把10个孩子关在一间屋子里，对孩子们说，我要出去一会儿，桌子上的棉花糖，是给你们吃的，但现在不能吃，要等我回来。如果谁吃了，作为惩罚，我不再给他新的，如果谁能等到我回来，我将另外奖励他两块棉花糖。家长离开后，有的孩子已经迫不及待地拿起了棉花糖；有的孩子垂涎欲滴，在桌子边绕来绕去，终于忍不住舔一口；极个别孩子为了抵住诱惑，甚至主动带领其他小朋友做游戏、唱歌，来转移对棉花糖的注意力。
实验者将屋子里发生的情况记录在案，并对10个孩子跟踪实验。数十年后，发现成功迈向社会、成为政商领袖的，恰恰是抵制住棉花糖诱惑的孩子；而着急吃掉棉花糖的孩子，有的吸毒、住进监狱，有的失业、离婚，很多人穷困潦倒，生活混乱不堪。
这就是著名的“棉花糖实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要有耐心，要勇于抵制住眼前暂时的利益、诱惑和冲动，要学会延迟享受。太着急吃掉眼前的棉花糖，等于吃掉未来。
世界范围内，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们习惯了各种刺激政策，打个喷嚏就下猛药，太习惯用激素，吃减肥药、增肥剂，太注重短期利益和短期刺激，当然这和国外的政党选举政治和国内的政绩考核方式有直接关系。而在这个瞬息万变、躁动不安的时代，我们最需要的或许就是舍弃小集团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勇气，需要“民为本、行大道、利天下”的担当，需要站在未来看现在的眼光，需要有大胸怀、大视野、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这对中国高层和对中国老百姓，都是一个考验。要想上山，先要下山；要想跳得更高，必须先蹲下。而在中国高层改革新思路中，包括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日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我们读到了去杠杆化、不刺激、合理区间、公共服务体系、法治经济、守住底线等等，读到了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战略制高点来构建未来社会的战略设计和战术推进。
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首先是思维、理念、心理、文化的改变。观念决定格局、思路决定出路、文化决定发展、心态决定成败，这或许才是真正的中国改革的战略预备。
各界在热议“***经济学”的时候，谈到最多的就是里根经济学、哈耶克、供给经济学。笔者在查阅相关资料时，却忽然想到了一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禅宗公案：
小和尚整天和同伴讨论一个问题：我在瓶子里养只鹅，鹅越长越大，长得比瓶口还粗。怎么让鹅出来，又不会打碎瓶子呢？某日，师父实在看不下去了，大喝徒弟名字：“你，出来也！”徒弟恍然大悟。
任何一场改革和进步，都不单纯是某种学说的胜利，也不简单是某项政策的成功。这是我们在思考里根经济学、思考哈耶克、思考供给经济学，乃至思考诸多其他问题时都应该注意的一点。我们对历史、对现实的分析和思考，往往会趋于简单化和主观化。里根改革和放在解剖台上（结合那个禅宗公案，也可以称“瓶子里的里根经济学”）的里根经济学可能是两回事；里根经济学和“***经济学”（例如，里根经济改革是建立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和法治经济基础上的，而“***经济学”的核心价值之一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和法治经济，是重塑国家能力、重建社会）也不能简单相提并论。
同样，绝不能把“***经济学”放在瓶子里或者解剖台上去考察。
根据“***经济学”概念提出者的解释，和里根经济学一样，“***经济学”并不能简单理解为“***总理的经济学”。“***经济学”是中国新一轮经济改革的代称。
“***经济学”不是封闭在实验室里的数据计算和报告，不是静态的学说，更不是在瓶子里养鹅；它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弹性的、不断成长和完善的中国新社会进步运动。或许，10年、20年后，甚至30年后，从大历史角度回头来看，我们的理解会更完整、更深刻、更准确。
　　解决好农业和粮食问题，要放在发展的全局中来统筹。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基本途径，这“新四化”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工业化与信息化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孪生子”，其深度融合是产业升级的方向与动力；城镇化蕴含着最大的内需潜力，是现代化建设的载体；而农业现代化则是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基础和重要支撑。
——日，***副总理到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考察调研时指出
从中国国情出发，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协调推进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而“新四化”与服务业密不可分。推进工业化既要做强工业也要扩大服务业，发展先进制造业需要以现代服务业为支撑，通过财税支持、股权激励等多种措施，强化研发设计、市场营销等服务环节，这会给产品结构优化、质量改善和价值提升带来放大效应。信息化本身就以服务业为载体，服务业壮大也有利于信息技术的广泛推广应用，可以拓展以信息消费为代表的新型服务消费。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人口在空间上的集聚，既创造服务，也需要服务，包括需要发展服务业为产业和就业提供支撑，需要增强城市交通、流通、环保等服务功能和承载能力，需要加强科教文卫、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和社会事业。推进农业现代化，也需要完善农技农机等农业生产服务和农村生活服务。加快发展服务业，可以促进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能够实现更全面、更协调的发展。
——日，***总理在第二届京交会暨全球服务论坛北京峰会上的演讲
“四化”这个词在中国有着特殊的含义，它是一个国家融入现代社会的渴望，它是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它是中国近50年所有经济建设的总纲。自1964年周恩来总理提出“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这“四化”还适合中国吗？我们现在还需要50年前所理解的“工业现代化”吗？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新四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新四化”是考察了国内外新形势、新情况之后深思熟虑的结果，但是，显然，这并不是一个容易完成的任务。
值得注意的是，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们可称之为“第五化”。
促进工业化：再工业化重在三个对接
“新四化”之首就是工业化。目前，我国第二产业占比已经超过了50%，难道我国还没有完成工业化吗？“新四化”的工业化不是指工业化的程度，不是指工业化的比重，而是指工业化的质量，就是在目前工业化的基础上进行改革，促进其转型，实现新型工业化。
工业化转型势在必行，老龄化促使工业转型迫在眉睫。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20世纪80年代我国新生人口数量锐减，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贫困，但人口红利也逐渐消失，相对于印度、越南和墨西哥等国家，我国在劳动力年龄和劳动力成本上都不再有优势。中国廉价劳动力的时代一去不返，劳动密集型产业难以为继。我们的工业到了不得不转型的时候，到了不转型就要面对危机的时刻。
摩根大通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人口老龄化、工业过度扩张和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意味着，必须改革发展模式。报告中指出：“新领导集体在未来10年里很可能把战略重心放在城镇化、工业创新与升级、减少收入不平等与地区不平衡上，旨在实现全面和可持续发展。”（日，《参考消息》）
选了目标是一回事，如何实现目标是另外一回事。一些有识之士很早就意识到我国的工业化不得不转型，但在如何转型的问题上莫衷一是。现在最高领导层提出了“新四化”，为工业化转型指明了路径——三个对接。
首先，工业与服务业对接。何为工业与服务业对接？就是用服务业促进工业的发展。***着重指出：“推进工业化既要做强工业也要扩大服务业，发展先进制造业需要以现代服务业为支撑，通过财税支持、股权激励等多种措施，强化研发设计、市场营销等服务环节，这会给产品结构优化、质量改善和价值提升带来放大效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国家的工业发展始终存在一个误区，即认为盖厂房、买设备、引进技术才是工业发展，殊不知服务业可以大大促进工业的发展。
以美国为例，美国是公认的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多年来一直引领着世界工业的发展潮流。这种优势与美国高度发达的服务业，特别是信息行业和金融行业，是分不开的。以页岩气为例，行业的革命者——Mitchell能源公司从1980年就开始了对页岩气的勘探，直到2002年技术上才有革命性的突破。毫无进展的20年里，正是发达的金融业源源不断地给Mitchell能源公司输血。除了金融业，勘探业、咨询业等也都在页岩气的开发过程中功不可没。反观我们国家，现在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往往都不是工业本身的问题，而是工业以外的事情，例如融资困难、物流成本过高、技术改造困难，等等。“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想让工业进一步发展，就必须从服务业上着手。
其次，工业与国际对接。新一届政府在十八大上强调要最大限度地释放改革红利，预示着政府将会最大限度地在不违反国家法律基础上为服务型企业发展“松绑”，让企业轻装上阵，增添活力和创造力，让企业在自由的环境中健康发展，并健全各项制度标准、法律法规，规范市场监管，营造良性发展环境，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探索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先行先试。
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出现新的亮点，新技术革命正在孕育，产业升级和生产要素转移步伐加快。发达经济体在寻求再工业化、再制造化过程中，着力保持服务业领先优势。发展中国家在推动工业化进程中，着力弥补服务业发展不足。以研发、信息、网络、物流等为代表的新兴服务业加快发展，传统服务业在改造提升中继续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金融服务业经历冲击后加快了革新步伐。服务业越来越成为各国发展和彼此合作的重点。（日，***总理在第二届京交会暨全球服务论坛北京峰会上的演讲）
从会议所发出的信号看出，我国非常重视国际间合作，我国政府强调世界各国秉承合作共赢的原则，反对保护主义，消除贸易壁垒，加强在人员流动、资格互认、行业标准制定等方面的协调，推动服务行业的贸易自由化。同时各国也纷纷倡导发达国家应率先开放市场，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参与服务领域全球治理机制和规则体系建设，逐步提升代表性和话语权。
最后，工业与信息化对接。信息消费的发展已经变成未来一段时期内的主流趋势，信息消费从行业发展的重要动力升级为政府扩大内需、调整结构的主要抓手，国家支持信息消费的力度将不断加大。
信息消费为何如此受重视？工信部电信研究院相关专家表示，信息消费不但“稳增长”的潜力巨大，而且在“调结构”方面也将发挥重要作用。专家表示，对信息消费、房地产、环保、铁路、机场投资回报率进行对比，信息消费回报率相对更高。据测算，环保领域投入一块钱将产出两块六毛八，信息消费投入一块钱产出四块一毛三，铁路机场投入一块钱产出三块七毛六。所以，信息消费必将成为未来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日，中国信息产业网）
杰里米·里夫金在他的著作《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写道：“如今，我们正处在信息技术与能源体系相融合的时代。互联网信息技术与可再生能源的出现让我们迎来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在21世纪到来之际，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将实现在家庭、办公区域以及工厂中自助生产绿色能源的梦想。此外，正如人们在互联网上可以任意创建属于个人的信息并分享一样，任何一个能源生产者都能够将所生产的能源通过一种外部网格式的智能型分布式电力系统与他人分享。”而美国等经济发达国家提出的“再工业化”思路，也可给我们很多借鉴。
完善信息化：带动中国跨越发展
“信息化”概念源自20世纪50年代，十八大后在公众眼中更成为“新型工业化”即第三现代化的核心特征。信息化形成智能化新型生产力，为经济社会发展、人类物质和文化生活改善带来天翻地覆般的巨变。美国就是凭借铁路网、电气网、高速公路网、因特网“四张网”成为现代化领军人。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中预言：“一种建立在互联网和新能源相结合基础上的新经济即将到来，将带给人类生产方式以及生活方式的再次巨大改变。”中国“新四化”的新意正在于“信息化”三字，表明信息化已被提升至国家发展战略高度。此次新一届政府提出的信息化是全方位、多角度的信息化，那么到底新型信息化是什么？从社会层面上讲，要发展新型信息化城镇，建立健全信息化产业，促进信息化消费；从政府层面上讲，要努力实现工业信息化、农业信息化、国防信息化。
　　信息化的提出既表明中共新领导集体的战略眼光，也是对现阶段突出矛盾的智慧求解。虽然我国信息化已经发展了一段时间，但是距国际上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还有一段距离。如何破解这一难题？非均衡发展和向国外学习，这两个改革开放大法宝也可以用在信息化建设中。
首先是非均衡发展。改革开放初期，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让全中国同步发展是不现实的，***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先富起来的这些人显示出巨大的榜样力量，为后面的改革扫清了很多障碍。同样的战略也可以用在发展信息化上，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行业先发展信息化，然后靠这些地区和行业的榜样作用带动其他地区、其他行业的发展。日，中国新闻网报道了***总理考察上海浦东自动化码头的情况：
上海浦东国际集装箱码头设备精良，是国内科技含量很高的现代化集装箱码头之一，采用集装箱无线管理系统，实现计算机实时控制，电脑与海关联网，多家国际著名船务公司在此安营扎寨。浦东国际集装箱码头所在的外高桥港，每天进出口船只超6000艘，这些船只的全部指挥调度工作，都集中在一个几十平方米大小的中控室中。在这里，通过港口的信息化操作系统，进港船舶的每个动作，都由系统发送指令，指挥调度。
公司负责人说，浦东正在建设一个更加高度信息化的无人操作码头，“希望总理三年后再来浦东，看一个世界上最先进的自动化码头”。
***称赞说：“我当年参观香港、新加坡的码头，现在，我们码头的信息化管理也完全进入了世界级水平。”
其次，学习国外先进的经验技术。向西方学习是我们国家科技进步、社会发展的一大法宝，在新型工业化的道路中，这一法宝也同样可以发挥作用。以信息化工业为例，如果我们重新建立起这一工业体系，不仅耗时耗力，而且发展的过程中也肯定会多有挫折。西方国家在这一方面比我们起步得早，向他们学习才能加快我们发展的步伐，甚至实现跨越式发展。美国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高度重视信息化建设，颁布多种措施：政府主导建设“信息高速公路”，鼓励私有企业投入到信息化建设中，加强信息技术研究与开发，实施电子政府战略，积极发展电子商务。继美国之后，欧盟、日本也相继提出适合本国的信息化发展战略，如欧盟制定推出了关于构建新型科技信息社会的一整套政策，出台了一系列对信息化产生重大影响的规范性文件，还同时出台了《促进21世纪的信息产业的长期社会发展规划》及相应的行动计划；日本以“IT特区”推进社会信息化，通过财政与税收政策推进信息化的发展，并制定产业政策支持信息产业的发展。
新型城镇化：核心是人口的城镇化
什么是城镇化？城镇化是指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由从事农业转变为从事工商业的过程。城市一直是美好生活的象征。当说起发达国家时，人们的脑海里浮现出来的画面首先就是高楼林立的大都市。从19世纪中叶开始，我国进入缓慢的城市化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化速度不断加快。可以非常肯定地说，我国的城镇化已经驶上了快车道。那么为什么总理还要提“城镇化”呢？为了纠偏——纠正我们的城镇化出现的偏差！吴敬琏先生曾经总结旧城镇化的三大错误思维：
旧型城镇化有三大特点：土地城市化优先于人口城市化；“摊大饼”式城市发展；建成的城市运作效率很低，产生了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负面效应。（日，吴敬琏在2013新型城镇化论坛上的演讲）
在很多中国人的心目中，特别是在很多地方官员的心目中，城镇化就是把农村土地变成城市土地，就是把平房改成楼房，就是把人口从农村迁到城市。至于这些城市土地能否有效利用，这些楼房是否有人住，这些人口能否就业、能否拥有城市居民应该有的社会福利，都不用费心考虑。如此城镇化后果不言自明，当一个城市一边是大量空置的楼房和城市基础设施，另一边是大量失去土地又找不到工作、徒有城市居民身份的农民，那这个城市可能离破产就不远了。
耗资50多亿元打造、面积达32平方千米的内蒙古康巴什是一座豪华新城，但同时也成了一座无人居住的“鬼城”。花5年时间建设的康巴什，原意要成为鄂尔多斯对外炫耀的市中心，但如今却是中国房地产泡沫的最佳展示品。
偶尔出现的行人，看起来就像幻觉，拖着沉重的脚步沿着人行道走着，仿佛恐怖电影中大灾难过后一名孤独的幸存者。
只是，地图上的这个新地名，不仅是座新城，也是个“空城”——一期工程方圆32平方千米的城市，街道上鲜见行人，没有人气。（日，东北新闻网）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城镇化？就是人口的城镇化。日至28日，***总书记在调研考察时指出，城镇化不是土地城镇化，而是人口城镇化。什么是人口的城镇化？人口的城镇化是人可以在城市有一处自己的房子，是人可以获得城市居民应有的社会保障，是人可以在城市里找到工作，是人可以在城市里找到情感寄托而没有漂泊感。
房子——孟子说：“有恒产者有恒心。”在城市里有一套房子是一个农民变成市民的第一步。虽然现在很多地方通过宅基地置换、农村居民回迁等方式让许多农民有了一套甚至多套城市房子，但这些措施都难以惠及农民工。如何让农民在工作的地方拥有自己的房子是我们国家面临的艰巨任务。
保障——自20世纪50年代建立户籍制度起，城乡居民在社会保障方面就存在巨大的差异。农民进城以后，他们就失去了土地这个最后的保障，只有给予他们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待遇，他们才能安心在城市生活。
工作——农民失去土地又找不到工作，势必会给社会治安带来隐患。让农民进入城市以后能够安居乐业，这才是真正的城镇化。
情感——当一个中国人初到国外的时候，都会有身无所依的漂泊感。当一个农民初到城市时，可能也是如此。消除入城农民心灵上的孤独感，是城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更进一步说，新的城镇化是心智的城镇化，只有这些城市的新住民从内心认可自己是“城里人”，只有这些城市新住民从内心接受城市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我们的城镇化才算真正成功了。
农业现代化：制度和科技是新农业的根基
从旧“四化”到“新四化”，唯一不变的就是农业现代化。虽然相对于半个世纪前，相对于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农业有了长足的进步，但面对当下的经济情况，农业现代化的任务不仅没有减轻，反而更加紧迫。我国耕地总量因为经济的发展不断减少，但社会对农产品的需求却不断增加，结果我国农产品的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更不用说还有其他如城乡二元结构、农民收入偏低等问题了。如何实现我国农业的现代化？科技和制度就是农业起飞的两翼。
有人说过，科技是一切革命的起点。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农业。当年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带来了我国农业一次质的飞跃，如今我们更要依靠科技进一步促进农业的现代化。我国非常注重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在这种技术路线上，逐渐意识到农业技术结构的现状和农村经济的条件问题，渐渐将促进技术结构的优化与技术路线的执行相结合，会更有利于开创新型农业化道路：在技术结构层面上，确立并实现建立多元复合型的农业技术结构的方向指标；在技术路线层面上，确立将生物技术与有机技术相结合，以工程技术为基础的综合型农业技术路线。综合发展，突出重点，抓住农业技术创新制高点，从高新技术方面寻找突破，积极稳妥地推进新型农业化道路，促使农业产业化。
***表示，农业出路在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关键在科技进步。我们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和依靠农业科技进步，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矛盾和问题是科技创新的导向。要适时调整农业技术进步路线，加强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日，新华网）
另一个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动力在于制度。好的制度可以极大地释放生产力。1978年，农村土地联产承包制的推行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农村的面貌。现在有多项农村的新制度在实践中，例如家庭农场制度。
在工商部门注册建立家庭农场不仅在永丰是头一回，在全国也属新鲜事。“家庭农场”的概念首次出现在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在没有现成模式可循的情况下，今年5月，永丰县在全省率先出台了《永丰县家庭农场认定登记管理暂行办法》，大胆先试先行，引导全县已经具有一定数量和优势的种养大户们走出了家庭农场经营的第一步。尝到家庭农场的甜头后，全县的“家庭农场”风生水起，创造日平均诞生1户家庭农场的奇迹。据工商部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县家庭农场达191个，注册农场数量占全省的1/5多，位列全省第一。（日，《江西日报》）
家庭农场通过自我革新、制度创新，释放了发展活力，在有限的土地上挖掘出无限的潜力，或将成为城镇化的坚实基础。发展家庭农场等适度规模经营大幅增加了农业收益和农民收入。推进城镇化可以有效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关键是解决了农村劳动力的低收入问题，维持了社会稳定，这两者协调发展，将有效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距。
　　调整经济结构最重要的是扩大内需。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基点。我国正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市场空间大，内需潜力大，对发展具有持久的拉动作用。扩内需的最大潜力在城镇化。
——《求是》2012年第4期发表***副总理文章《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要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突出把握好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统筹做好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保稳定各项工作。
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在城镇化，要抓紧研究制定中长期城镇化发展规划。
——日，***副总理在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内需，就是一个经济体内部的需求。与这个词对应的就是外需，一个经济体外部的需求。内需和外需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拉动一个经济体经济增长的所有力量。长期以来我国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政策，试图让外需扮演经济火车头的角色。当下，这种政策遇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显然难以为继，沿着外需推动的道路，我国的发展必然进入死胡同。把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到扩大内需上才是明智的选择。
外需无出路：授人以柄和发展瓶颈
怎样区别内需和外需？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作为生活在中国的中国人，买了一块钱的中国商品，这就是一块钱的内需；一个生活在美国的美国人买了一块钱从中国进口的商品，这就是一块钱的外需。从拉动经济增长这方面说，内需和外需是完全一样的，中国人在中国买的一块钱中国货拉动了中国一块钱的GDP，外国人在外国买的一块钱中国货也拉动了中国一块钱的GDP，两种需求别无二致。为什么我们要强调内需呢？因为外需授人以柄，因为依靠外需发展有瓶颈。吴敬琏先生在数年前就对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提出了质疑：
所有用这个政策（出口导向政策）的人都错了，2006年我就说过，我希望祷告上苍，（保佑）中国是个例外。
授人以柄的外需——你会送给别人一把剑，让别人拿着剑柄，将剑尖指向自己的喉咙吗？这就是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政策的结果。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全世界一半左右的反倾销调查和反补贴调查都是针对中国的，从钢铁到纺织品，从汽车轮胎到光伏产品，形形色色，各式各样。这其中有很多反倾销都是无中生有，只不过是发达国家失业率升高的“替罪羊”，是政客们推诿责任的托词。然而中国的企业却不得不疲于应对，一旦反倾销起诉成立，这些企业就面临着生存危机。更有甚者，市场开放和准入成为很多发达国家与中国讨价还价的砝码，比如说美国每年都会拿贸易最惠国待遇来威胁中国。之所以这些国家有底气拿进口说事，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市场和很多中国人的饭碗直接联系在一起。中国人耗费资源、能源、劳动力，为其他国家制造了一把利剑来威胁中国。这就是经济依赖外需的结果。
2月16日，欧委会发布公告，对原产于中国的无缝钢管发起反倾销调查。据初步统计，2012年我国涉案产品对欧出口额约为9153万美元，该案是2013年欧盟对我国发起的第一起贸易救济调查。
根据媒体报道称，在此次案件中，欧盟选定美国作为计算中国涉案产品正常价值的替代国，而美国在劳动力等多项成本方面明显高于中国，选取美国作为替代国无疑会使案子的进展对中国不利，也显露出欧盟贸易保护主义的初衷。
与此同时，加拿大边境服务署也于今年1月21日发布公告称，对原产于中国的镀锌钢丝进行反倾销调查；2月12日，澳大利亚海关和边境保护署正式立案对来自中国、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等地的热轧钢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并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同时发起反补贴调查。
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内，中国似乎变成了他国贸易保护的“重灾区”，各国争相对中国的钢材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据了解，早在2008年，欧委会曾对我国的无缝钢管发起反倾销调查，终裁税率为17.7%—39.2%。（日，《华夏时报》）
面临发展瓶颈的外需——如果外需可以持续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依靠出口导向型经济我国可以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那忍一忍外贸刁难也值得。关键是，全世界范围内，没有一个大国可以仅凭外需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出口导向型经济最终的归宿就是金融危机。例如，1982年的拉美金融危机终结了巴西、墨西哥等拉美国家的出口导向型经济，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终结了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到金融危机有着内在的逻辑。以泰国为例，大量的出口必然导致外汇市场不平衡，泰铢价格上涨而外币价格降低，即本币升值。本币升值会降低泰国产品在国外的竞争力，不利于出口，这显然不是泰国政府希望的，为了平抑汇率上涨，泰国央行不断发行泰铢在市场上购买外币，从而导致国内市场泰铢泛滥，资产价格普遍升值，资产泡沫由此出现。显然，泡沫是无法维持下去的，一旦出口和外汇市场出现逆转，泡沫就要破裂，从而导致经济危机。
从以上历史经验看来，中国的出口导向型战略也已经走到了尽头。中国的外汇储备从1978年的1.67亿美元增加到2009年的2.4万亿美元，增长了14371倍，年均增长率为30.9%，比泰国金融危机前外汇储备的增长率还高1.4个百分点。中国的M2也从1990年末的15293亿元增长到2009年末的606225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9.4%。从2000年到2009年底，北京的房价已经增加了将近10倍，跟泰国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增幅相当；仅2009年一年，北京的房价就增长了70%。（日，《中国经济》）
除了以上这些问题，过度依赖外部市场还会带来一系列困扰，比如如何处置外汇储备的问题。长期的出口导向使中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如何处理这些储备已经成为中国政府头痛的事情。高达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只有美国国债市场可以容纳，但购买了美国国债又不得不承担美元贬值的风险。
内需不容易：消费的“两缺”和投资的“两难”
我国政府和有识之士在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就意识到出口导向型经济的隐患了，所以从那时起，扩大内需就成为我国政府和学界达成的共识。无论是西部大开发还是地方政府投资热潮，无论是教育产业化还是住房改革，都是围绕“扩大内需”这个题目所作的文章。然而，直到现在我国的内需依然不振，内需中的消费占GDP的比重不仅没有增长，反而在降低；内需中的投资以政府为主体，民间投资疑虑重重，宁可转移到国外也不愿投资于国内。深入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消费的“两缺”和投资的“两难”。
中国消费萎靡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2009年消费占GDP的比重仅为35%，举世罕见。无数的文章论证说中国人储蓄意愿强烈，不愿意消费，深入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这种说法站不住脚。中国人不消费，不在于消费意愿，而在于“两缺”——缺钱，所以不能消费；缺安全感，所以不敢消费。
中国人缺钱吗？在储蓄率高企、人均GDP接近4万元时，中国人好像不缺钱了。然而，中国人确确实实缺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统计过，1996年到2007年之间中国居民储蓄率只从19%提高到22%，而政府和企业的储蓄率从17%提高到29%，提高了12个百分点，对总储蓄率增长的贡献高达80%。中国经济增长的很大一部分被政府拿走，从1994年分税制开始，中央政府的税收收入持续高于GDP增长。未被政府拿走的那部分分配也极不均匀，很多统计调查都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早已超过0.5，属于严重不公平的国家。因此，中国才会出现一边国内消费不断萎靡，另一边奢侈品消费占全世界1/4以上的“奇葩”现象。
相对于“中国人有没有钱”这个问题，“中国人有没有安全感”这个问题就容易回答得多了：中国人极端缺乏安全感。中国人敢失业吗？虽然几乎每一个纳税人都缴纳了失业保险金，但好像没有几个人真正在失业的时候拿到了失业保险呢。中国人敢生病吗？虽然很多人都缴纳了医疗保险金，但我们的病好像总是需要保险以外的药品和手术来治疗。中国人敢变老吗？虽然几乎每个工作的人都缴纳了养老保险，但好像总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使我们无法拿到退休工资，比如缴纳没有达到一定的年限，比如我们换了一个工作地点，再比如退休年龄提高，等等。
来自湖南衡阳的易承芳今年55岁，她是在广州打工的第一代农民工的一员。她在广州打工22年，买了10年社保。本想着明年就退休的，她多方打听后才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在广州退休。她也无法继续以个人身份参保，直至满足连续参保15年的领取条件，因为即将退休的她并不是广东省户籍人员。
　　易承芳从广州和衡阳两地的社保相关部门得知，她只能有两个选择：要么领回个人账户中的款项，单位缴的留下，养老问题自己搞定；要么将目前的养老关系转移回衡阳，重新购买养老保险，约需5万元。这已远远超过易承芳目前在广州养老保险账户的总额（包括个人和单位）。这意味着过去10年在广州缴纳的养老保险是白缴了！（日，《广州日报》）
内需的另外一部分是投资。相对于消费，我们会发现这部分内需乍一看来形势喜人：
中国多个省份和城市出台促投资、稳增长计划，以应对经济下行压力：长沙，2012年重大推介项目195个，总投资8000多亿元；武汉，82个交通项目，累计投资超2300亿元；贵州，发布《旅游产业发展规划》，预计10年内投资总计3万亿元；此外还有天津1.5万亿元，山西1万亿元。（日，《光明日报》）
然而仔细分析下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都是地方政府的投资啊？因为私人投资都被挤压了。中国的私人投资存在两大难题：进入难，融资难。
进入难，指的是民营资本进入市场非常困难。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私营经济界存在“玻璃门”、“旋转门”之说。什么是“玻璃门”？即公开的政策里说对民营资本一视同仁，民营资本完全可以进入某些行业，但实际操作过程中却处处为难民营资本。民营资本和某些行业之间仿佛隔着一道玻璃门。什么是“旋转门”呢？即表面看来是欢迎民营资本进入的行业，最终却用种种方法把民营资本挤出去，比如先允许民营资本开办工厂，然后再用种种政策逼迫其破产或者离开。且不说石油、电力等国家垄断行业，即使是一般小商品市场，民营资本想进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总理曾经讲过一个故事：
一个在北京读书的大学生，毕业之后回到自己的老家——中部地区的一个小县城。他想给自己的家乡增加一点儿文化氛围，就想自主创业，创办一个书店。在父母及亲朋好友的帮助下，这位大学生借了20多万元，作为启动资金。
但问题就来了，在他开店前，有将近三四个月的时间都花费在了办理各种手续上，仅公章就盖了几十个，最后终于办理完全部手续。
这仅仅是开始，在此之后，新开张的店铺就不断面临着各种检查，有执法队员检查完之后称，店铺的玻璃颜色不对，照在街上会造成光污染，需要改进。
当得知这位大学生已没有钱进行店面改造之后，执法人员就采取了用书来抵偿的办法，从书店取走了几十本书。经历过各种人员的反复“检查”之后，这位大学生终于“不堪重负”，关掉了好不容易才开起来的书店。
融资难，指的是民营企业融不到需要的资金。中国的金融机构几乎都是政府企业，在提供融资服务时主要考虑的也是国有企业。当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提供相同的融资条件时，金融机构多数时候是向国有企业提供资金。更有甚者，一些国有企业尽管资质不良、缺乏还款能力，但凭借自己国有企业的身份即可得到贷款。
缺钱，缺安全感，因此消费不振；进入难，融资难，因此私人投资不彰。这就是中国内需的困境。
新一届政府的对策：减税、削权和公共服务均等化
面对种种困难，新一届政府如何扩大内需？关键在于重塑消费载体——在消费者身上下功夫，围绕消费者做文章。但消费问题不仅仅出在消费者身上，还需要从根源上建立动势。
从目前看，新一届政府大力倡导的减税、削权和公共服务均等化都对扩大内需大有裨益。
日，***总理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进一步公平税负，暂免征收部分小微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会议决定，从日起，对小微企业中月销售额不超过2万元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和营业税纳税人，暂免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减税对扩大内需有一举多得之效。一方面减税可以刺激消费，虽然我国减免的不是直接的所得税，但是这些减免掉的税收最终会形成个人的收入，而且由于减免的是中小企业的税收，消费倾向很高的低收入者首先获益，他们拿到这些收入，绝大部分会直接形成消费。另一方面，减税可以刺激投资。税收减少意味着企业的利润提高，投资的积极性就会大大增强，有利于改变我国目前私营企业投资意愿不强、政府投资过热的局面。同时，税收的减免意味着更多的资源从政府手中转移到私人手中，这将逐渐扭转我国财富分配向政府倾斜的不利局面。
天津国电海运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沿海干散货物运输的企业，“营改增”后，该企业购置了3艘万吨级以上货船，因享受到增值税抵扣，企业累计税负下降1000多万元，盈利水平显著攀升。明年他们准备再购置5艘新造船舶，投入资金加快设备折旧和技术更新，税改给企业带来的利益已经发酵。“营改增”促进了天津的产业分工，吸引了社会资本向试点产业聚集。前三季度，天津咨询服务企业增长73%，有形动产租赁服务增长69%，文化创意服务企业增长39%。税改的溢出效益也推动了第二、三产业分工融合，让产业链上的企业都能得到税制改革的红利，撬动制造业技术升级和创新发展。今年前三季度，天津第二产业平均税负由2.38%下降到2.34%。（日，《天津日报》）
日，***总理在答中外记者问时说：“是说政府有错位的问题吗？那就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这是削权，是自我革命，会很痛，甚至有割腕的感觉，但这是发展的需要，是人民的愿望。我们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言出必行，说到做到，决不明放暗不放，避重就轻，更不能搞变相游戏。”“削权”是刺激民间投资的最好方法。无论是“玻璃门”还是“旋转门”，最终的根源在于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试想离开了政府这个行政力量，哪个企业有能力限制别人进入某个行业呢？
在政府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的“新36条”推出一年多后，终于有人主动捅破“窗户纸”了。
10月27日，在杭州举行的一场国企民企对接会上，浙江省国企在会上推出129个国资领域项目与民企对接，投资额达3244亿元人民币。
在本次对接会上，浙江的国有企业共推出拟合作项目129个，投资额达到3244亿元。其中，省国资委组织各省属国企推出拟合作项目38个，投资额453亿元：包括省交通集团头门港项目，投资额77亿元；省铁路集团铁路项目3个，投资额203亿元等几个较大的项目。此外，各市国资委推出拟合作项目79个，投资额近2700亿元，其中包括了轮船码头、高速公路、机场建设和经济适用房建设等领域。（日，《中国经营报》）
日，***总理在中国工会第十六次全国会议上表示，要“织牢社会保障的网”，对于职工的保障除了“救贫”还要“救急”，要在职工就业创业的过程中兜住社会保障的“底线”。当中国人不再为失业、医疗和养老担心时，中国人才敢花钱。***总理就任以来，多次提到要编织社会的“保障网”。如果该项政策能够得到有力执行，那么中国的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就会有很大的提高。
对于包头市东河区北梁的孙耀成老两口来说，这个冬天不再寒冷。从烧炭炉子到集**暖，从千人共用的旱厕到自家独立的卫生间，棚户区改造工程使他们的“忧居”变成了“宜居”。
群众之所忧、百姓之所难，也正是党和政府优先要解决、全力保障的事。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民生举措相继出台，一张全覆盖、保基本的民生保障安全网正编织得越发大而密：
——在过去5年大规模改造棚户区取得显著成效的基础上，今后5年再改造城市和国有工矿、林区、垦区的各类棚户区1000万户，其中2013年改造304万户。
——建立健全社会救助制度，推进以法治方式织牢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安全网。
——加快健全全民医保体系的进程，巩固和扩大覆盖面，根据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医疗保障水平。以省区市为单位，推开20种重大疾病保障，在明确临床路径和限定费用的基础上，实际补偿比达到70％左右。
——完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推进廉租房、公租房并轨运行……
这些实实在在的政策措施，既顺应了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同时也体现了党和政府改善和保障民生的决心。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庄健说，全面小康是全体人民的小康，只有充分关注中低收入人口基本生活，切实加强社会管理和底层群众生活保障，才能实现社会、经济同步发展。（日，新华网）
当然，除了减税、削权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外，还有很多对扩大内需有益的事情，比如寻找新的消费热点。目前逐渐兴起的通信4G技术就是其中之一，当年3G技术的推广运营掀起了更换手机的热潮，现在4G的到来，将激发新一轮信息消费，想必也能掀起一波新的消费热潮，而“信息消费”背后隐含的信息消费思维，对个人消费者、政府、企业产生的推动力不可小觑。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推进技术创新，促进科技和经济的深度融合，营造创业、创新的社会环境。
——日，***总理在2013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的主题演讲
改革发展与创新紧密相连，需要依靠创新驱动。创新既包括技术创新，也包括理念、制度、机制创新。创新不仅能够直接转化为生产力，而且具有乘数作用，可以放大各生产要素的效应，从而提升全社会综合竞争力，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促进转型升级。
——日，***总理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金墉时的讲话
当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依赖资源高损耗和自然生态破坏驱动的发展模式已成现代经济的罪魁祸首和巨大障碍，创新驱动经济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势在必行。
2013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主题就是“创新，势在必行”。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闭幕式讲话和之后的记者招待会上，***主席和***总理都不约而同地提出建设“创新政府”概念。9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更是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主题。创新驱动战略摆在了“不能等待、不能观望、不能懈怠”的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什么是创新？创新包括哪些内容？谁是创新者？创新如何驱动经济升级和社会进步？又通过何种方式真正让创新成为驱动力？对每个问题的回答和理解，都决定了创新驱动战略的落地和效果。而其中，首先需要明确：创新，不是哪个主体的创新，不是哪个方面的创新，是企业、政府、社会三位一体的创新。
中国靠什么发展？创新是唯一出路！
中国的经济奇迹般地高速增长了30年，这30年里无论是国家的GDP和财政收入，还是个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很多。然而，当收入越来越高时，我们却越来越担心，中国的经济靠什么继续支撑下去？
靠人口红利吗？显然靠不住。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中国的劳动人口势必减少。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和预测，自2012年起，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逐渐减少，与2010年相比，2020年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2900多万。且不说我国的人口会不会减少，哪怕我们国家真有那么多人口，人们会愿意继续忍受低工资、低福利、低消费吗？郎咸平表示：“每小时人均工资第一名是德国，大概是30美元；第二名美国，大概是22美元。我们比泰国还差，泰国还接近2美元呢，我们才0.8美元一小时，位列全世界最后一名。”如此之低的人力成本肯定不具有可持续性，哪怕没有计划生育，中国的人口继续增加，中国人也不可能永远忍受这么低的收入而带来虚无缥缈的所谓的“人口红利”。《瞭望新闻周刊》在2013年春节后报道：
按惯例，春节一过，便是企业招工的“忙季”。相比往年，今年不少企业所做的准备似乎更加充分。
这一方面显示出连续多年的“招工难”着实让企业“心有余悸”，另一方面也暗示，今年的“民工荒”非同以往。尤其是在一些传统的打工“热土”，由于经济复苏态势逐步显现，这一矛盾可能更加突出。
不久前，广东省发表的监测报告显示，今年有1000万名在粤工作的外省农民工，在春节前返乡过年，数目与往年相同，但估计节后不再回粤的人数会由去年的约15万人增至50万人。与此同时，全国多地都传出了企业招工困难的消息，甚至像河南和江西这样的传统农民工输出大省也都出现了“招工难”的现象。
靠资源吗？首先，中国有那么多资源吗？从总量上看中国是资源大国，但是从人均资源上看中国绝对是资源小国。中国人均耕地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3，人均水资源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4，人均森林面积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4。人均资源如此可怜，希望像加拿大、澳大利亚和俄罗斯那样依靠资源发展经济显然是不现实的。其次，依靠资源发展有出路吗？虽然世界上有依靠资源发展起来的国家，比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但是更多的国家因为有资源而变得颓废，比如中东国家。经济学上有一个专业名词“资源诅咒”，专指由于资源太丰富而经济陷于困境的现象。
通常情况下，良好的资源基础会促进经济增长。早在1962年，英国著名经济历史学家约翰·哈巴谷（John Habakkuk）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在他看来，美国丰富的资源极大提高了生产率，并直接导致了美国19世纪的大繁荣。与此类似，挪威成功实现了对丰裕自然资源的管理，从而实现了经济长期稳定和发展。
但在现实中更常见的情形是，资源富裕国家的经济增长反而落后于资源贫瘠的国家，即资源存在“诅咒”效应。经济学家阿兰·盖尔伯（Alan Gelb）等人都论证了这一结论的存在。此后，这一问题的研究者们分别从经验数据的角度证实了“资源诅咒”效应在不同国家之间以及同一国家不同地区之间的存在。
虽然研究表明俄罗斯不存在明显的“资源诅咒”现象，但其经济存在结构性缺陷，经济增长已经表现出过度依赖于石油、天然气资源及其价格的特性。随着石油资源金融属性加强和世界市场形势变化，其价格波动日趋加剧且难以预测，俄罗斯经济增长趋势明显缺乏稳定性，而一旦油价大幅下跌，资源财富减少，俄罗斯经济将会重新陷入衰退。（《能源》2013年第8期）
出路何在？创新是中国未来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唯一出路。创新是什么？创新是用更少的人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东西，是用更少的资源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东西，恰恰适合中国这样人口红利即将终结、人均资源匮乏的国家。
一段时间以来，一部纪录片成为中国的焦点——《创新国度以色列》。世界上的国家，论环境恶劣无过于以色列者。这个国家人口不多，总共也不过800万；国土面积不大，不到2.5万平方千米；国境内除了黄沙不缺以外基本什么资源也没有；周边都是敌人，可靠的朋友美国在几千千米以外。然而，这么恶劣的环境下以色列却有着极为出色的表现，无论是经济、科技，还是教育、农业，以色列都处于世界前列，可以和任何一个大国相媲美。这是个奇迹！是什么创造了这个奇迹？答案只有一个——创新。《中国证券报》一篇名为《行走以色列：探寻创新精神的能量源泉》文章中提到：
“以色列这个国家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它的创新，国土不到2.5万平方千米，人口不到800万，但是人均GDP超过3万美元，它的资源很贫乏，而且区域政治环境很恶劣，但它却是世界上最小的超级大国。”谈及对以色列的印象，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赞不绝口。
以色列不是那个地处中东、和阿拉伯国家经常冲突的弹丸小国吗？不是那个黄沙漫天、周围都是敌人的贫瘠国家吗？怎么会让中国企业家大佬们赞不绝口呢？
这些“刻板印象”难免有点out了。您是否知道：众多世界知名的高科技公司，如谷歌、微软、英特尔、eBay等，都在以色列设有研发中心？最近苹果公司也正筹划在以色列招兵买马以提高其硬件开发能力；此外，以色列拥有4000多家科技创业公司，平均每2000名以色列人中就有一人创业，以色列还拥有世界上最高的人均风险资本。
无论是说我国经济已经发展到可以创新的时候，还是说我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不得不创新的时候，创新都已经成为我国的不二选择，唯一值得考虑的就是如何创新，如何把我国变成一个新的“创新的国度”。
企业：创新的主力军
企业无疑是最具创新意识的主体，因为创新直接关系着企业的兴亡。当一个企业锐意进取、不断创新时，这家企业就能在市场上迅速崛起，获得丰厚的利润；当一个企业放弃创新，或创新不够时，这家企业就可能被市场淘汰，市场上自然有企业超越它、取代它。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诺基亚，当它集中精力在手机领域创新时，它成为手机领域的王者——最大的手机生产商、最大的手机销售商、应用最广泛的运行平台。当它的创新稍微落后一点时，消费者的目光马上被苹果和三星抢走。最终，诺基亚，这个传统手机时代的王者不得不被微软收购。搜狐网日曾经报道：据IHSiSuppli和Strategy Analytics周四发布的数据称，三星已经超越诺基亚成为手机销售市场的领头羊，结束了诺基亚长达14年的世界最大手机厂商的历史。
诺基亚没能成为一个创新者，坦白说，他们也的确没能在创新上有多大建树，至少在开发Windows Phone手机之前是这样的。这一切暗中注定了诺基亚的衰落，等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企业的创新点在哪？在产品，在技术，在流程，在服务，在营销，在商业模式。
首先，所谓产品，是指企业应该制造出新的可以满足大家需求的东西。一个新的产品往往意味着一个企业的崛起，也意味着一个时代的来临。想一想苹果的iPad，当所有的计算机制造商还专注于制造出更便宜的笔记本电脑时，苹果公司就把眼光放到了平板电脑上。当iPad横空出世，所有的笔记本都因之黯然失色。几乎所有产品的创新都有着相同的效果，当电话取代电报，当手机取代电话，当光纤通信取代卫星通信。
其次，技术的创新。技术的创新给世界带来的不只是成本的降低，更可能是一场新的革命。以页岩气为例，早在80年前，美国就打下了第一个页岩气气井，然而受制于技术，页岩气的生产一直无法规模化、商业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一些小公司开始开发水力压裂技术，20年的时间里该项技术逐渐成熟，页岩气的开采热潮席卷美国。手持页岩气这柄利器，美国，这个曾经世界上最大的能源进口国，宣称在未来20年实现能源自给自足。
国际能源署12日发布《世界能源展望》预计，到2017年美国将超越沙特成为全球最大产油国，到2035年美国将基本实现能源自给自足。
支撑国际能源署论断的最主要论据是近年来美国页岩油气产量增长迅猛，而其背后推手主要是技术进步和价格杠杆。
页岩油气属于非常规油气，这种资源开采技术难度大、成本高，过去一直被认为是不可开发的能源。直到近些年，随着业界将水压破裂技术和水平钻井技术结合在一起后，页岩油气的开采才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在页岩气方面，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的资料，美国页岩气产量在2010年达到1400亿立方米，约占干气产量的23%，而在2000年页岩气产量比重还不到1%。美国政府认为，页岩气是美国天然气产量最主要增长源。（日，《北京商报》）
再次，业务的创新。买东西不是创新，卖东西不是创新，但通过互联网把买东西的人和卖东西的人结合在一起就是创新了。这就是一天创造了350亿元销售额的淘宝。这种业务上的创新省略了很多销售和消费之间的过程，大大降低了物流的成本。
　　还有流程的创新，服务的创新，营销的创新，设计的创新，商业模式的创新，等等，都是企业跨越式发展的强大驱动力。日至13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更是把创新摆到了化解产能过剩难题的战术层面，而不仅仅是战略指导，会议指出：“化解产能过剩的根本出路是创新，包括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组织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市场创新。”
就拿服务创新来说，日，第二届京交会暨全球服务论坛北京峰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总理作了《把服务业打造成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引擎》主旨讲演，对服务业创新驱动中国经济全面升级充满期待。***指出，发达经济体在寻求再工业化、再制造化的同时，着力保持服务业领先优势；发展中国家在推进工业化过程中，也在着力弥补服务业发展的短板。传统服务业为就业提供大量岗位，研发、信息、物流等新兴服务业为发展增添动力，服务业日益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引领转型发展的新引擎和新方向。
政府：为创新提供制度保障
如果我们忽视了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那我们就是没脑子；如果我们认为创新只是企业的事情，那我们就是眼界太窄。实际上，在创新这件事上政府比企业有更多的事情可做。不用论证，不用动员，企业自然而然会去创新，那是它们的利益所在。真正应该反思、应该动员的就是政府，因为创新不直接关系到政府的利益，所以政府很可能对阻碍创新的一些制度熟视无睹。
首先是我国的国有企业。在我国的经济中，国有大企业占有重要地位，这些企业往往掌握着巨大经济资源，容易获得政府经济上的、政治上的和法律上的巨大帮助。但是，由于内部的低效率和行政化，国有大企业的创新能力非常低下，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在所有类型的企业中，国有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创新成果表现最差。例如，就技术创新效率来说，专利申请数、发明专利申请数、拥有发明专利数、新产品工业总产值与科技经费支出比，国有企业最低。更严重的是，国有大企业还凭着自己行政上的优势地位挤压创新能力更强的私营中小企业。无数事实都证明，一个充斥着大企业的经济缺乏创新，更何况是拥有其他非正常竞争手段的大企业。
美国学者安纳利·萨克森宁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考察研究了美国两个主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硅谷和128公路地区的发展差异，得出了制度环境对创新的基础性作用。2003年第6期《研究与发展管理》上有一篇文章，也从中小企业推动创新角度对此做了深刻分析：
硅谷与128公路高科技园区，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以后的美国政府军事研究与国防采购支持下成长与发展起来的。20世纪80年代以前，128公路地区领先于硅谷；但自此以后，硅谷蒸蒸日上，而128公路地区一直走下坡路。例如，1998年，硅谷的GDP约为2400亿美元，占美国GDP的3%……
硅谷的发展是靠一大批非常具有创新活力的中小企业作为发展高科技产业的一种支撑，一种基础。在此基础上，又形成一些具有高科技实力的企业，这样形成合理的高科技产业结构。硅谷鼓励创立公司，主要是中小企业，形成了小企业集群。硅谷的成功离不开生生灭灭的成千上万的小公司。这些小公司在其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相互影响，有的达成合约，有的结成联盟，在竞争与合作中共同推动了硅谷的创新，使硅谷获得了持续的竞争优势。
128公路地区与硅谷在企业集群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别。128公路地区主要是大企业的集聚，因为小企业很难拿到计算机元件。128公路那里几乎没有小企业，附近全是一些非常著名的大企业。由于大企业本身具备的弊病，老死不相往来，相互之间没有交流和沟通，技术也没有相互渗透，所以128公路地区整个发展态势越来越差，走下坡路。由此可以看出，中小企业对高科技产业有着非常重要的基础作用。
其次是我国“政府的手”。***总理自就任以来屡次批评我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过多过深。实际上这种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干预严重阻碍了市场的创新能力。试想，当找市场不如找市长，当千辛万苦搞创新带来的利润不如轻轻松松搞关系带来的利润，谁还会创新呢？当穷数年功夫创新来的业务不敌行政的一纸批文时，谁还会创新呢？张维迎教授在2012年底的一次讲演上谈到：
优秀的企业为什么会失败？因为舍不得放弃，不懂得创新！看一个企业的发展水平，最重要的是看创造价值的能力和承担责任的能力。
政府所有的干预都抑制了真正的企业家精神。
中国之所以发展好，是因为政府管得越来越少，国有企业越来越小。
未来你只有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继续推行国有企业改革，让民营企业有更大的舞台，中国才有希望。
企业家是市场核心，市场靠的就是企业家精神，任何阻碍企业家精神发挥的政策都是反市场的。计划经济最大的特点就是阻碍企业家精神发挥作用。
再次是我国地方政府不正确的政绩观。中国的官员提拔讲求政绩，而政绩中最大的一部分就是经济的增长。在这种“增长主义”政绩观带动下，只要能提高GDP，只要能带来经济增长，无论是多么落后的企业，地方政府都欢迎；只要还能生产，只要还能提供利税，无论多么落后的企业，地方政府都不希望它被淘汰掉，都不希望它搬到其他地方。这种思路恰恰是创新的大敌。什么样的思路才可取？让我们看看，浙江“两只鸟”的理论。
养好“两只鸟”：一个是“凤凰涅槃”，另一个是“腾笼换鸟”。所谓“凤凰涅槃”，就是要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摆脱对粗放型增长的依赖，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科技强省和品牌大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发展现代服务业，变制造为创造，变贴牌为创牌，实现产业和企业的浴火重生、脱胎换骨。所谓“腾笼换鸟”，就是要拿出浙江人勇闯天下的气概，跳出浙江发展浙江，按照统筹区域发展的要求，积极参与全国的区域合作和交流，为浙江的产业高度化腾出发展空间；并把“走出去”与“引进来”结合起来，引进优质的外资和内资，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弥补产业链的短项，对接国际市场，从而培育和引进吃得少、产蛋多、飞得高的“俊鸟”。实现“凤凰涅槃”和“腾笼换鸟”，是产业高度化发展的客观趋势和必然选择。这种对更高境界的不懈追求，也是“浙江精神”在新时期的生动体现。（***，《****》）
最后是法律制度。我国的法律制度缺乏对创新的有力保护。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极度缺乏创新的动力，一方面是担心自己的创新被别人模仿，另一方面又存在侥幸心理，希望能模仿其他企业的创新。偶尔有些企业获得了实质性的创新，因为担心法律制度对专利保护的不力，也不敢申请专利，自己秘而不宣，阻碍了其他企业在这个创新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在2007年接受记者采访：
记者：保护知识产权，为什么要从中国实现科技创新重要保障的高度来认识，这两者是一种什么关系？
徐匡迪：我作为一名从业50多年的工程科技工作者和中国工程院院长，对保护知识产权对科技创新的促进和保障作用深有体会。
科学技术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而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是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资金和智力的创造性劳动，成功的创新者理应对创新成果拥有产权和获得合理回报。这样，他们的权益和创新的积极性才能受到保护，创新的动力才能可持续。
知识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中有效促进科技创新和对知识产权进行管理、保护的重要手段，它赋予知识创造者对其创新成果享有法律上的权利，阻止他人未经权利人许可而使用该成果并以此获利，从而成为保护知识成果创造者的权益、激励创新意愿和行动的行之有效的一项制度安排。
与西方国家的政府相比，中国政府的权力更为集中，对社会的影响力也更大。错误的政府行为可能会带来社会的浩劫或者停滞，如“文化大革命”；正确的政府行为则能极大地激发社会的活力，如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改革开放。所以，在中国，政府的创新大有可为。
社会：为创新提供土壤
中国之所以缺乏创新能力，说到底是我们的社会氛围不支持创新。在教育上我们讲求死记硬背，在文化上我们讲求顺从谦恭，在社会管理上我们过于讲求稳定压倒一切。这些都束缚了创新的力量，不予以矫正，中国就不会得到持续的推动。
首先是教育。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重视识记背诵，而忽略创新精神。从古代的“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到现代的数学公式、物理公式和化学公式，莫不如此。在一遍又一遍的重复过程中，学生的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逐渐被扼杀。《光明日报》早在2001年就刊文批评：
由于课堂教学很难给“接下茬”的学生发展的空间，由于老师和教学内容都是十分严格遵照大纲承袭过来的，我们的教育有时就会变得不近人情，传统教育思想总能在适当的时候顽强地冒出来作怪。一道数学题，明明有好几种解法，而有相当多的老师就是不能容忍学生别出心裁，也不敢允许学生做稍稍出格的探讨，因为高考很少允许你“出格”。至于语文中的词语解释、问题理解、作文评判标准，则更刻板得令人窒息。
我国的教育体制不改变，培养不出来具有创造性的人才，那么无论是“创新型社会”、“创新型国家”，还是“创新驱动战略”都是一纸空谈。
其次是我国的文化传统。现在很多中国人都对一种现象迷惑不解：孩子小的时候可以和老师、家长顺畅交流，海阔天空地谈论许许多多自己似懂非懂的问题，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反而越来越内向，越来越不愿意表达自己的观点。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尊卑有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随着年龄的增长，传统文化通过一天天的学校教育、一天天的家庭教育逐渐渗入孩子的心灵深处。如果不改变这种尊卑有序、盲从权威的文化传统，中国的创新就是奢谈。日《新华日报》曾刊文评论：
相对于科学研究和探索，中国人更相信先人的经验和权威，相信古人甚至超过相信今人，迷信权威，缺乏创新和探索精神。所以，尽管人类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四大发明都是中国人的，但一个客观的事实是，所有的现代工业文明都是西方人的成果。
郑和下西洋时，中国的造船技术是世界一流的，但几千人的船队七下西洋，不过为了宣示明王朝的“富有与强大”。当麦哲伦的船队环游世界时，当西方人使用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火药入侵我们时，我们想到的竟然是在大海边再造一处万里长城，思维的守旧，创新和探险精神的缺乏由此可见一斑。
最后是我们过于强调稳定。例如，在很多年里，我国的证券行业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就是无论证券公司想从事什么新业务，都必须得到证监会的一封《无异议函》，也就是证监会的同意。为什么有这样的规定？就是因为担心证券公司的任何新业务带来社会风险。这是中国社会对风险极端厌恶的一个表现。在一个个或明或暗的“无异议函”之下，社会被固化，大大小小的企业和形形色色的个人只能按照既定的轨道前行，严重消磨了社会的创造性。与其预防风险的发生，不如给创新更多的宽容，建立起社会容忍风险的制度。
　　我国当前的问题首先是发展不平衡，城乡不平衡，收入分配体制也与之密切相关。这里既涉及户籍制度改革，又涉及土地管理制度和公共服务体系改革等一系列问题。眼下我国又碰到各种瓶颈制约，能源、资源、环境等瓶颈制约，抓住什么才能破解这种制约，实现可持续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抓住牵一发动全身的改革突破口。而这种突破口其实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就是像十八大报告中所讲的那样：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经济领域要更多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社会领域要更好地利用社会的力量，包括社会组织的力量，把应该由市场和社会发挥作用的交给市场和社会。这也是改革的方向。
——日，***副总理在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指出
环境问题说到底是在发展中产生的，也应在发展中加以解决。同时，发展应是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要走生态文明的现代化道路。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买不来、借不到的财富。山清水秀但贫穷落后不行，殷实小康但环境退化也不行。我们将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形成合理的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
——日，***副总理在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12年年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某机构评选“2013年最佳创业城市”，北京既获得多个第一，也兜底几个倒数第一，被称为“让人爱恨交加、欲去还留的城市”。她的文化底蕴、政治资源、人才优势、资本魅力让人难以割舍，但拥堵不堪的交通、高企的房价、雾霾、浮躁和焦虑症令人心理上难以亲近。城市严重超载、缺乏政策弹性空间、透支未来资源、社会生态恶化，成为现代城市的隐痛。而2013年12月刚刚公布的《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年）》直接将资源型城市分为成长型、成熟型、衰退型和再生型四类，可持续发展问题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它决定了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品质和成长。
可持续发展指的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自20世纪70年代提出以来，可持续发展逐渐被世界各国接受。早在20世纪，中国就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然而，由于理念和行动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时至今日，我国仍然存在着与可持续发展相悖的现象。人们一直认为环境问题是市场失灵的典型表现，强调政府在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上的中坚作用。实际上，市场机制作为一种配置资源的方式在所有领域都可以发挥良好的作用。***总理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提出通过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发挥市场在调节资源上的基础作用来解决好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可持续发展离我们有多远？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什么发展呢？它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系统，既要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又要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淡水、海洋、土地和森林等自然资源和环境，使子孙后代能够永续发展、安居乐业。
简单地说，可持续发展就是这一代人有发展，到了下一代人也有发展。我们中国做到了可持续发展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保持着8%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这一代人的发展需求固然是满足了，但是，从资源、能源和环境角度来看，下一代的发展需求已经受到严重影响，这就是***总理说的“能源、资源、环境等瓶颈制约”。
我国的资源能支持可持续发展吗？在谈到中国的资源时，一句话成为经典：我国既是一个资源大国，又是一个资源小国。从资源总量上看，我国是资源大国；从人均资源拥有量来看，中国又是资源小国。
从总量上看，我国耕地面积居世界第四，森林面积居世界第六，矿产资源储量居世界第三，等等。然而，资源再多也架不住人多啊，中国的人口排名可是世界第一。结果就是人均资源中国很寒碜：人均耕地占有量只有世界人均值的1/3，人均森林占有量只有世界人均值的14%，矿产人均占有量只有世界人均值的3/5，等等。可能这些数字不足以让大家产生直观感受，举一个水资源的例子大家就明白了。众所周知，以色列是一个沙漠国家，水资源极度匮乏，但是河北的人均水资源量比以色列还要低。有人开玩笑说，中国大概只有一项资源既能在总量上占世界第一，也能达到世界平均值，那就是劳动力资源。
面对如此稀缺的资源，中国还存在着严重的资源浪费问题。中国科学院发布的《2002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中公布：如果全球平均综合发展成本为1.00，中国平均综合发展成本为1.25。也就是说在世界平均状况下用1美元可办到的事，在中国就需花费1.25美元。
从资源上看，按照目前的生产经营方式，中国离可持续发展还有很远的距离。从能源上看，这种距离就更大了。能源是一种特殊的资源，如煤炭、石油、天然气等等。如果说在其他资源上中国还有总量上的优势，只是在人均保有量上处于劣势，那么在能源一项，中国连总量上的优势都不明显。从总量上看，中国只有煤炭储量还比较大，剩余探明可采储量约占世界的13%，排名世界第三；石油是目前世界上最通用的能源，中国的储量只有60亿吨，在世界上只排名第八；天然气被认为是目前最清洁的石化能源，我国的总储量有38亿立方米，在世界上只排名第十。从人均上看，我国的能源就更不够用了：煤炭人均占有量是世界平均值的1/2，天然气人均占有量也只是世界平均值的1/2，石油人均占有量只有世界平均值的1/9。我国的人均消费量则是和世界平均值齐平，缺的部分都是从国外进口，2011年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56.6%。同样，在能源使用上，我国也存在严重的浪费。《中国能源报》日刊文指出：
一方面是采1吨煤扔6吨煤，另一方面是为了应对“无限增长”的煤炭供应，数千座新矿井大干快上。由于技术设备和采矿方法落后，中国煤矿的回采率长期在低水平上徘徊，目前全国国有大型煤矿的平均回采率仅在40%左右，特别是小煤矿的平均回采率只有10%—20%。数不胜数、遍布全国的小煤矿、小煤窑，更是大手大脚，无情地“蚕食”着煤炭资源。
一方面是由于缺电而拉闸限电，另一方面是电力浪费现象依然随处可见。我国是用电大国，电站数量也是世界第一，为何年年拉闸限电，还是未能缓解电荒？君不见：室内能见度很好的上午，几盏大吊灯毫无顾忌地开着；商场里冷气大开，但门也大开；展示形象的亮灯工程彻夜不熄；多数家庭从不把白天不用的家用电器插头拔掉；关闭电脑主机后不关显示器、不关打印机电源开关的现象十分普遍。如果全国所有的办公电脑下班后都如此“关闭”，每年浪费的电将在12亿度以上……这绝不是大惊小怪，更不是耸人听闻。
人类的生存和繁衍发展都离不开良好的环境，当环境恶化到一定的程度，人类社会就会崩溃，根本谈不上什么可持续发展。曾经肥沃的新月地带哺育出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古巴比伦文明，而现在则是一片不毛之地，这就是环境对人类生活巨大影响的明证。中国目前的环境污染已经十分严重。以水污染为例，我国江河湖泊普遍遭受到污染，全国75%的湖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90%的城市水域污染严重。空气污染也是如此，2013年1月，北京连续多日发生严重雾霾天气，呼吸道疾病患者大幅增加。
一位家庭妇女在绝望中从伊利诺伊州的赫斯台尔城写信给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鸟类名誉馆长（世界知名鸟类学者）罗伯特·库什曼·马菲：
“我们村子里好几年来一直在给榆树喷药。（这封信写于1958年）当六年前我们才搬到这儿时，这儿鸟儿多极了，于是我就干起了饲养工作。在整个冬天里，北美红雀、山雀、绵毛鸟和五十雀川流不息地飞过这里；而到了夏天，红雀和山雀又带着小鸟飞回来了。
“在喷了几年DDT以后，这个城几乎没有知更鸟和燕八哥了；在我的饲鸟架上已有两年时间看不到山雀了，今年红雀也不见了；邻居那儿留下筑巢的鸟看来仅有一对鸽子，可能还有一窝猫声鸟。”（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
可持续发展，靠市场还是靠政府？
***总理强调，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为突破口推进可持续发展，这正是针对社会上一直存在的某种声音而说的，就是政府要起主导作用，市场应该让位于政府。
市场是调节资源的有效方式。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行计划经济，结果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改革开放之后实行市场经济，短短的三五年时间里，中国人就摆脱饥馑之虞。市场经济的力量可见一斑。然而，根据经典的经济学理论，在环境保护问题上，市场是失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