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用户没有自我介绍
货币资金是企业流动性最强、控制风险最高的资产，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大多数贪污、诈骗、挪用公款等违法乱纪的行为都与货币资金有关，因此，必须加强对企业货币资金的管理和控制，建立健全货币资金内部控制，确保经营管理活动合法而有效。  一、货币资金内部控制目标及环境  1. 货币资金内部控制目标。内部控制目标是企业管理当局建立健全内部控制的根本出发点。货币资金内部控制目标有四个：①货币资金的安全性。通过良好的内部控制，确保企业库存现金安全，预防被盗窃、诈骗和挪用；②货币资金的完整性。即检查企业收到的货币是否已全部人账，预防私设“小金库”等侵占企业收入的违法行为出现；③货币资金的合法性。即检查货币资金取得、使用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手续是否齐备；④货币资金的效益性。即合理调度货币资金，便其发挥最大的效益。  2.货币资金内部控制环境。所谓货币资金内部控制环境是对企业货币资金内部控制的建立和实施有重大影响的因素的统称。控制环境的好坏直接决定着企业内部控制能否实施或实施的效果，影响着特定控制的有效性。货币资金内部控制环境主要包括以下因素。  （1）管理决策者。管理决策者是货币资金内部控制环境中的决定性因素，特别在推行企业领导个人负责制的情况下，管理决策者的领导风格、管理方式、知识水平、法制意识、道德观念都直接影响货币资金内部控制执行的效果。因此，管理决策者本人应加强自身约束，同时通过民主集中制、党政联席会等制度加强对其的监督。  （2）员工的职业道德和业务素质。在内部控制每个环节中，各岗位都处于相互牵制和制约之中，如果任何一岗位的工作出现疏忽大意，均可以导致某项控制失效，比如，空白支票、印章应分别由不同的人保管，如果保管印章的会计警惕性不高，出门不关抽屉，将使保管空白支票的出纳有机可乘。由此造成出纳携款潜逃的案件也屡见不鲜。  （3）内部审计。内部审计是企业自我评价的一种活动，内部审计可协助管理当局监督控制措施和程序的有效性，能及时发现内部控制的漏洞和薄弱环节。内部审计力度的强弱同样影响货币资金内部控制的效果。  影响货币资金内部控制环境因素还很多，如组织练枫、管理控—甸1玄法＼授权租分配责任的方法等等—。要加强企业内部控制，就必须改善其控制环境。  二、货币资金内部控制设计  1，货币资金完整性控制。货币资金完整性控制的范围包括各种收入及欠款回收。具体地说，是单位特定会计期间发生的货币资金收支业务是否均已按规定计入有关账户。通过检查销售、采购业务或应收账款、应付账款的收回和归还情况，或余额截止日后人账的收入和支出，查找未人账的货币资金。其控制方法一般有以下几种：  （1）发票、收据控制。发票、收据控制是利用发票、收据编号的连续性，核对收到的货币资金与发票、收据金额是否一致，以确保收到的货币资金全部人账的一种完整性控制手段。发票分类很多，例如增值税发票、运输发票，因为这两种发票涉及国家税收，且有国家税务机关负责监督检查，因此涉及这两种发票的货币资金收入一般较完整。但目前餐饮服务业等发票及收据管理较混乱，给控制设计增加了难度，如企业违规开具“大头小尾”、“小头大尾”发票，多给、不给客户餐饮发票，空白收据、发票到处可买，自制收据，收据不连号或五号，或以白条代替收据等。因此，对于发票、收据必须加强其印、收、发、存的管理，建账核算。在此基础上，利用这类发票的连续编号，设计一岗位，负责其存根联与人账的记账联定期或不定期抽查核对工作，及时发现其中的错弊。  （2）银行对账单控制。银行对账单控制是利用银行对账清单与企业银行存款日记账进行核对，以确保银行存款存在性与完整性的一种控制方法。通过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可以发现未达账项，分析其原因，发现其是否存在错弊。  （3）物料平衡控制。物料平衡控制是利用物质不灭定律，复核主要原材料在生产、销售过程中，量上是否平衡，以确保生产资金完整性的一种控制方法。这种控制方法主要适用于生产、加工行业……  （4）业务量控制。业务量控制是根据某项业务量的大小，来复核其货币资金完整性的一种控制方法。比如，旅馆可以按客房记录的业务量，汽车运输可以按台班记录的业务量，复核其货币资金收入。  （5）往来账核对控制。往来账核对控制是通过定期与对方核对往来账余额，及时发现挪用、贪污企业货币资金等违法行为，以评价清欠货币资金是否及时人账或货币资金还欠是否真实的一种控制方法。特别应注意对于已作坏账处理的应收账款，了解是否有收回款项不入账的情况。  2.货币资金安全性控制。货币资金安全性控制的范围包括：现金、银行存款、其他货币资金，由于应收、应付票据的变现能力较强，故也将其纳入货币资金控制范围内。货币资金安全性控制方法一般有以下几种：  （1）账实盘点控制。账实盘点控制是通过定期或不定期对货币资金进行盘点，以确保企业资产安全的一种常见的控制方法，如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账实盘点按盘点的时间分为定期盘点与不定期盘点，但不定期盘点的控制效果通常比定期盘点好，不定期盘点的主要特点就是突击性强，会给货币资金相关岗位产生一种无形的、无时无刻、无不存在的压力。  （2）库存限额控制。库存限额控制是利用核定企业每日货币资金余额，超过库存限额的货币资金送存银行或汇交某一银行账户，从而降低货币资金安全性控制风险的一种方法。利用此方法还能高度集中货币资金，统筹使用，特别适用于货币资金短缺的企业。  （3）实物隔离控制。实物隔离控制是采取妥善措施确保除实物保管之外的人员不得接触实物的控制方法。比如，现金只能由出纳保管，银行承兑汇票也只能由一人专管，否则将导致责任不清，不法分子很可能会混水摸鱼，侵占货币资金。同时还应采取选择合格的保险箱、选择安全的场所等保障措施，以确保货币资金实物安全。  （4）岗位分离控制。岗位分离控制是将不相容岗位分别由不同的人负责，以达到相互牵制、相互监督的作用的一种控制方法。比如，货币资金收支与记账分离（即出纳不得登记日记账），货币资金收支与编制记账凭证分离（即出纳不得编制记账凭证），空白支票与印章保管分离，银行对账单取回、余额调节表编制与复核分离等等。在具体运用中，应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根据成本与效益原则设计各控制岗位。  3.货币资金合法性控制。货币资金合法性控制针对的是货币资金收入与支付。合法性控制一般都采用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的方法，如对于业务量少、单笔金额小的单位，记账凭证可一人复核；对于业务量大、单笔金额大的单位，记账凭证则应由两人复核，即增设复核会计、科长再复核。又如通过加大内部审计监督力度还可以发现一些不合法的货币资金收、付；通过公布举报电话、网站，从公众中取得不合法收、付的线索。另外，可以对货币资金的支付实行严格的授权审批制度，重点控制大笔金额货币资金支付。合法性控制风险一般较大，通常涉及企业决策管理者本人，因此，国家会利用政府机关、社会力量对企业进行审计、监督、检查。  4. 货币资金效益性控制。货币资金效益性控制是服从企业财富最大化的财务管理目标，通过运用各种筹资、投资手段合理、高效地持有和使用货币资金的控制方法。企业可制定货币资金收支中、长期计划，在合理预测一定时期货币资金存量的情况下，通过实施一些推迟货币资金支付的采购政策和加速货币回笼的销售政策，还可以通过收回投资等方法，解决货币支出的缺口，但同时应权衡采取以上措施所付出的代价、成本或机会成本，选择一项最优的解决方案；同样，可以通过加快货币资金支付的采购政策（可降低采购成本）、一定的赊销政策（可提高售价或扩大销量）、或参与各种投资，以降低货币资金储量，但同时应权衡以上各种措施的决策收益以及考虑今后中、长期的货币资金状况，选择最优方案，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经济效益。要实现以上目的，要求企业在进行筹资、投资决策时，对各种方案进行综合分析，并要求参与分析、决策的人员不得少于三人
公平与效率公平指人与人的利益关系及利益关系的原则、制度、做法、行为等都合乎社会发展的需要。公平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存在永恒的公平。不同的社会，人们对公平的观念是不同的。公平观念是社会的产物，按其所产生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性质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公平又是一个客观的范畴，尽管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公平的内涵不同。不同的社会，不同的阶级，对公平的理解不同，但公平具有客观的内容。公平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具有客观性。效率指资源投入和生产产出的比率。人类任何活动都离不开效率问题，人作为智慧动物，其一切活动都是有目的的，是为了实现既定的目标。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有的人投入少，但实现的目的多，即我们所说的事半功倍，而有的人投入很大，但实现的目的少，或者实现不了其目标，即我们所说的事倍功半，前者是高效率，后者是低效率。所以效率就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的产出与投入之比值，或者叫效益与成本之比值，如果比值大，效率就高，也就是效率与产出或者收益的大小成正比，而与成本或投入成反比例，也就是说，如果想提高效率，必须降低成本投入，提高效益或产出。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有人认为是对立的，有人认为是一致的，我个人认为从大的趋势来讲，总的说来，公平与效率是一致的，公平促进效率，不公平导致低效率。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制度、政策公平促进效率。政策、制度属于上层建筑领域，它的公平与否直接影响到效率。政策制度的公平有利于效率的提高，最典型的莫过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对生产效率的促进。政策的公平合理促进效率的提高，反之，政策制度的不公平，不合理则导致低效率。人类的任何活动也都有效率问题。经济效率，是指经济资源的配置和产出状态。对于一个企业或社会来说，最高效率意味着资源处于最优配置状态，从而使特定范围内的需要得到最大满足，或福利得到最大增进，或财富得到最大增加。经济效率涉及到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个领域，涉及到经济力、经济关系和经济体制各个方面。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一个有效率的社会,其资源配置、管理体制、运作机制应该是合理的、公正的;同样,一个公正的社会,其资源一定能得到合理的配置,人的积极性、创造性才能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挥。效率的提高有助于公平的实现,社会的公平也有助于效率的提高。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效率与公平没有能够很好地协调起来,相反,矛盾突出。追求公平,效率就打折扣;追求效率,公平便有失公允。其结果,必将影响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因此, 强调坚持注重效率与维护社会公平相协调显得非常重要。“坚持注重效率与维护社会公平相协调”的原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同一切剥削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的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目的服务的。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既要大力发展生产力,注重经济效率,又要从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出发,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的,坚决有效地维护社会公平。因此,任何只顾公平而忽视效率和只顾效率而损害公平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只有做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和协调,在全社会树立注重效率、维护公平的价值观,坚持公平的原则,保障人们利益和分配的合理化,使每个社会成员既有平等参与的机会又能充分发挥自身潜力,才能够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可以说,“注重效率、维护公平”,既是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的应有之义,也是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公平，亦即公正、平等。当年搞计划经济，一切围绕“计划”转。表面上看，计划最具“公平”特性。所以，计划经济的一个特点，就是平均主义、平分秋色，就是“均贫富”，就是 “你有我有全都有”。那时的公平，是具有普遍、普及、普惠意义的。这看似公平，但实际上是一种伤害了不少人积极性的“公平”，是一种“大锅饭”式的“公平”。进入市场经济体制，机制比过去活了，环境比过去宽松了，人的潜能、智能、积极性比过去高了。那种貌似“公平”的公平在这种体制中站不住脚了，那种“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的所谓“公平”，受到了以奖优罚劣、奖勤罚懒为内涵的按绩效论公平的新式公平的挑战。实施这种公平的初始，不免让人觉得有些陌生，有些不适应。因为能力强者与能力弱者、勤奋努力者与不思进取者所获得的回报拉开了距离。昔日的所谓“公平”日趋没落，尽管有人心存疑虑，但却不得不面对这一无法逆转的趋势。传统的公平受到了现代公平的挑战，懒散的公平受到了竞争公平的挑战，且后者“力大无比”，最终战胜了前者。因为，公平与效率挂上了钩，市场经济与知识经济相辅相成，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得益彰，此时的公平更具时代性、知识性、竞争性、世界性。而这种市场公平，虽然也有其负面作用，弄得不好，将导致两极分化，但只要利用法律和行政等手段进行合理宏观调控，扬其有利因素，克服其负面影响，就能利用其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铺平道路。应当看到，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核心是解决发展生产力过程中的竞争和效率问题。由于市场是自由的、开放的，它本身不考虑社会公平问题。那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来弥补这个“真空”？各级党委和政府理应承担起维护社会公平、保护市场竞争中弱者利益的责任。世界上没有绝对公平的事情。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也存在着社会资源、家庭背景、人际关系等先天性的不公平。如果细加分析，就会发现社会公平似乎可以分为“效益公平”和“道义公平”。前者释放社会能量，后者保障社会稳定，都不能偏废。为防止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失公平现象的发生，关键要制定一系列公开、透明、维护社会公平的政策、法规和制度，让公平问题变得有章可循。一件被一个团体、单位看来算不了有失公平的事，对一个小单位、小家庭来说，却可能“重如泰山”。贫困人口、残疾人口、无依无靠人口、失业下岗人口等，都是社会的弱者，他们心中对公平的敏感度自然要高于其他人群。维护这些人的权益，是维护社会的“道义公平”、维护社会长治久安的大事。市场经济不相信眼泪，但人民的公仆应该有怜悯之心、恻隐之心、同情之心、爱民之心。不仅要维护“效益公平”，同时也要兼顾“道义公平”。我们理应把维护社会公平、公正作为为民办实事的一大内容。在分配政策上，把公平放在“兼顾”的位置上，是有历史原因的。我国改革开放前，是一个绝对平均主义的国家，“大锅饭”的分配体制，使效率大受影响。二十多年前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后，逐渐讲求效率，拉开收入差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农村到城市，经济活跃起来，非常见效。于是经过多年的实践，就把“兼顾效率与公平”作为经验总结，写进了十四大的决议。但从十四届三中全会开始，在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的提法上有一个新的变化，即把以前的“兼顾效率与公平”，改变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使这两者关系，由效率、公平处于同等重要地位，改变为效率处于“优先”的第一位，公平虽然也很重要，但处于“兼顾”即次要地位。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新提法，是适合我国当时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的，是完全正确的。在这个过程中，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我国社会阶层结构逐渐发生变化，经济理论界也出现代表不同利益的声音。有些人借“优先”和“兼顾”之差异，有意无意地贬低、轻视社会公平和社会公正，单纯为一切敛聚财富的过程辩护，这就不符合改革的精神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我国一定时期收入分配的指导方针，而不是整个市场经济历史时期不变的法则。随着总量发展、经济效率问题逐步得到相对的解决，社会公平的问题会逐步上升为突出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从现时起进一步重视社会公平问题，调整效率与公平关系，加大社会公平的分量。“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现在就可以开始淡出，逐渐向“公平与效率并重”过渡。从道德角度看，公平和效率是一致的，公平的道德也就是对个人努力才能的认同，会激发人的积极性，产生巨大的效率。我们与世界其他国家在各方面的竞争关键是人才的竞争，是人才资源使用效率的竞争，而人力资源的使用效率关键是对人力资源的开发、使用是否公平合理。以道德为依据，公平会调动人的积极性，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提高效率。当个人被认同，在心理上会产生知遇之心，使其想尽办法提高工作效率，公平与效率相协调，使社会保持稳定的秩序和稳定的发展&注重效率，维护公平既是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的应有之义，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本质要求，它反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率与公平的辨证统一。我们强调注重效率与维护公平相协调的原则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同一切剥削阶级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根本目的服务的。树立公平与效率一致的道德体系有助于社会发展，有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在人才的培养过程中，不能忽视道德的培养，在人力资源配置过程中，也不能忽视道德的作用。从管理看，管理公平能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促进效率的提高。管理的职能是维护公平秩序，管理的基本原理就是实现公平以提高效率。也就是说，管理越公平，越能调动人们的积极因素，产生正向的积极作用，提高效率，否则，管理不公平，就会出现反向的消极破坏力量，降低效率。因此，管理对公平与效率至关重要，具有极其深远重要的意义，对管理而言，公平具有两大功能，一是激励功能，二是合力功能。所谓激励功能，就是激发人的热情，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开发人的潜能和创造性，使其能向着组织所期望的目标而奋发努力。因为激励的根本原理是发展，发展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精神。发展人们的智慧和潜能。发展对组织所期望的价值目标和追求。也就是说激励能使人产生追求，有了追求就有了奋发向上的力量，有了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决心，有了实现目标的方法，有了胜不骄败不馁的勇往直前的精神。因此，也就有了更大更好的效率。所谓合力功能，就是公平在管理中产生的另一大功能，它是极为珍贵的无价之宝。我们讲的合力是一个国家或单位的向心力，凝聚力所形成的一种特殊形态的力量。它不是由单个力量简单的相加而成，它是可以成倍增长的集体力量。如何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呢？1、效率优先原则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应该是效率优先。因为公平与效率总的来说是一致的，所以，实行效率优先原则就意味着是公平的，合理的所谓效率优先原则就是指分配制度、分配政策要以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经济效率为首要目标，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我们必须把效率作为优先考虑的价值目标。效率优先原则意味着人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实现生产力的发展为目标，这样，效率提高了，生产上去了，社会财富增多了，人们享有的社会公平就更多了，生产力的发展是衡量一切社会进步与否的标准，由于效率属于现实生产力范畴，而公平属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范畴，因而从效率与公平在社会发展因素的序列中的一般关系来看，效率优先是必然的，兼顾公平是必要的，因而是合理的。人类社会进步的因素中，生产力的作用是巨大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推动社会的进步，随着社会由低级向高级的进步和发展，社会公平实现的越来越充分。宏观地看，生产效率越低下，社会公平实现的就越不充分，人们就越缺少自由、民主、公平；反之，生产效率越高，社会财富越丰富，在社会物质文明增强的基础上构建的人类社会秩序就越完善，人们所享有的自由、民主、公平就越充分，能实现自我、完善自我的机会也就越多。为社会创造的财富就越多，产生的效率就越大，所以，在二者的关系中要以效率为先，兼顾公平。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效率优先原则是必然的。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任务就是解放生产力，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最终目的实现共同富裕，生产力的发展必须通过效率的提高，只有生产发展了，效率提高了，才能逐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达到真正的公平。所以，把效率优先放在第一位，最大限度的提高经济效率，这是社会主义本质所要求的，而且，坚持效率优先原则是公平能够实现的物质基础，只有社会物质丰富，才能增进社会公平，如果效率低下，物质财富严重缺乏，怎样才能实现真正公平呢？我们曾经过分重视公平而忽视了效率，误以为公平就是分配领域的平均主义，因而在分配上实行了公平的平均，这种公平的薪酬体系造成了什么后果呢？那就是妨碍了效率，结果使人民长期处于贫穷状态，生活在困窘的状态中。没有生产的发展，没有效率，就没有公平赖以实现的物质基础。要以效率为先，只有以效率为先才能提供公平的物质基础，没有效率，公平只是一句空话。当今，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社会主义经济市场体制要改变的是我国原有的经济体制中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中，资源的配置是通过国家的行政部门用计划调节的，它导致了我国社会经济运行的低效率，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经济运行以市场为轴心，实行竞争机制和优胜劣汰的法则使生产效率得以提高。如果一个企业效率好，就会发展壮大，如果效率不好，就会日益衰落乃至被淘汰出局。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效率有限原则是符合这一市场经济规律的。市场经济充满活力，其重要原因就是在竞争中机会公平，效率优先，对于企业来说，在竞争中，在同一市场条件下，效率是决定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所以应以效率为先，企业在制定发展战略时要根据市场需求制定切实可行的营销战略，在企业内部，要尽可能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充分挖掘人力资源，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从而提高效率。企业的效率好，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兼顾公平的原则我们坚持效率优先原则，并不否认公平，更不能牺牲公平只顾效率，正确的做法是，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同时，必须兼顾公平，因为只有坚持公平才能够调动效率的创造者，即主体参与创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如果主体的努力被社会所认同就能够激发他的工作热情。提高工作效率，反之，不公平会使主体失去工作热情，降低公平效率，所以，只有兼顾公平才能促进效率的提高。而且，公平所反映的秩序的合理性会促进社会整体效率的提高，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只有个体被认同和肯定，个体才能有效的发挥作用，而整个社会整体才能够处在一种有序的状态下发展，个体间相互协调形成很好的团队精神，能够提高社会整体效率，产生巨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创造高效率。总之，兼顾公平是非常必要的，因为由于种种原因，社会上存在着弱势群体，对这些弱势群体，出于人道主义关怀，政府应当兼顾公平，通过种种措施，如向高收入者征收个人所得税，把这部分资金转移给弱势群体，如发放失业救济金，帮助下岗职工再就业，帮助失学儿童重返课堂。只有这样，才能使这部分人得到应有的帮助，以获得应有的教育机会和参加职位竞争的机会，挖掘这部分人的潜力，避免人力资源的浪费，提高效率。公平促进效率，有利于效率的实现，效率为公平的实现提供了物质基础，二者是一致的，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要使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参与竞争，平等的劳动就业机会，在同一起跑线上开始竞争，而个人的分配、收入要与个人所投入的努力达到一种比例上的动态平衡--多劳多得。反对那种小生产者的绝对平均主义的平等观，提倡多劳多得，国家在实施政策时要以效率为先，以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最终目标，但要兼顾公平，国家通过各种办法，用政策加以调节，倾斜于弱势群体，给其以平等的机会参与竞争，参与国家的经济建设。以提高经济效率，总之，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即不能只强调效率忽视了公平，也不能因为公平而不要效率。应该寻求一个公平与效率的最佳契合点，实现效率，促进公平。
中国入境游人数突破一亿 国家统计局和国家旅游局20日公布的统计结果显示，2004年内地入境旅游人数达到10904万人次，首次突破一亿人次大关，旅游外汇收入达到257.39亿美元。 数据显示，去年中国内地旅游出游人数达到11.02亿人次，首次突破10亿人次大关，国内旅游收入达到4711亿元，国际国内旅游业总收入为6840亿元。内地出境人数达到2885.29万人次。日本、韩国、俄罗斯、美国、菲律宾、马来西亚、蒙古、新加坡、英国、泰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印度尼西亚、印度和法国等16个主要客源国，来华人数与上年相比有显著增长。 2004年内地人士因公出境587.38万人次，比上年增长8.55%；因私出境1297.90万人次，比上年增长55.15%。 　　我们认为限制农民增收的根本原因还在于改革开放以来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滞后，政府将有限的财力绝大部分投向了城市，出现了严重的公共产品供给的城市化倾向，影响了农村私人产品的产出（农村私人产品是指在农村区域内进行生产的产品，私人产品产出既包括传统的农副产品的产出，也包括乡镇企业产品的产出）。根据公共产品理论，公共产品的供给一方面可有效地提高私人产品的边际投资产出，提高农村私人产品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它直接作用着人才、资金等能够创造社会财富的资源向农村的流动，提高农村私人产品的产出效率。 　　由此，我们提出一个基本假设：公共产品的城市化倾向，弱化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影响农村私人产品的供给，是农民增收缓慢、城乡差距拉大、二元结构更趋突出的根本原因。 　　二、公共产品理论、农村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 　　（一）公共产品理论 　　根据公共经济学理论，社会产品分为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按照萨缪尔森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中的定义，纯粹的公共产品或劳务是这样的产品或劳务，即每个人消费这种物品或劳务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种产品或劳务的减少。而且公共产品或劳务具有与私人产品或劳务显著不同的三个特征：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而凡是可以由个别消费者所占有和享用，具有敌对性、排他性和可分性的产品就是私人产品。介于二者之间的产品称为准公共产品。 　　根据西方经济理论，由于存在“市场失灵”，从而使市场机制难以在一切领域达到“帕累托最优”，特别是在公共产品方面。如果由私人部分通过市场提供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免费搭车者”，从而导致休谟所指出的“公共的悲剧”，难以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利益最大化，这是市场机制本身难以解决的难题，这时就需要政府来出面提供公共产品或劳务。此外，由于外部效应的存在，私人不能有效提供也会造成其供给不足，这也需政府出面弥补这种“市场缺陷”，提供相关的公共产品或劳务。 　　（二）农村公共产品的范畴 　　农村公共产品是公共产品一个组成部分，它也具有一般公共产品的特性。但是由于农村社区的特殊性，农村公共产品也有其特殊性。 　　1.农村公共产品的一般范畴 　　农村社区的公共产品是相对于由农民或家庭自己消费的所谓“私人产品”而言的，是由当地农村社区居民参与共享的“产品”。农村公共产品是指只能满足其特定社会的公共消费欲望的产品或劳务。它具有一般公共产品的基本特点，即排他性、非竞争性和不可分割性。 　　公共产品又可分为“硬”的公共产品和“软”的公共产品。“硬”的公共产品如交通、通讯、电网等基础设施，保障农业生产的水利基本建设以及农村教育、科研等。“软”的公共产品包括信息、技术服务、技能培训、公共秩序维护、制度安排以及政策等。 　　公共产品可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在农村公共产品中很大一部分是属于准公共产品，即其性质介于纯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一种公共产品，其特点为：一是具有效益上的外溢性，即不仅社会受益，而且个人也受益；二是或多或少存在着消费上的排它性，即并非本地区全体居民受益，而是在一定约束条件下的居民或企业受益；三是或多或少地存在消费上的部分性，即随着供给范围的扩大，其成本也呈现一定程度增加，因而并不完全具有非竞争性。根据准公共产品理论，准公共产品按其公共性质，可以将其分为接近于纯公共产品的准公共产品、中间性准公共产品和接近于市场产品的准公共产品三类。这三类准公共产品由于其公共性不同，因此，政府与受益人在成本分摊下的比例在理论上也应当不同，比如第一类准公共产品政府承担部分可能在60—80％，第二类准公共产品政府承担比可在40—60％，而第三类一般应在30％以下，或以政府贴息的方式来分摊成本。其中农村教育、科研、科技推广示范等应属于第一类准公共产品，而技能培训、技术信息服务等应是第二类，卫生保健、文化娱乐、体育设施等应属第三类准公共产品。 　　2.农村公共产品的特殊性 　　农村社区具有边缘性和生产分散性，即农村社区处于中国行政区划的最底层，以及农村社区内的生产规模较小且经营分散，农村的边缘性和生产分散性决定了其公共产品供给的特殊性。首先，农村的边缘性决定了乡镇以上各级政府提供的全国性或地方性公共产品都有复盖到农村的可能，有些农村公共产品也是对上级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的配套和延伸，因此，农村公共产品还具有多层次性。其次，农村分散生产经营状况决定了一些在城市中的可以由私人提供的产品，在农村则要由政府来供给，以公共产品的形式提供。比如新技术、新产品，在工业中这可能完全表现为一种企业行为，可是在农村，在一项农业新产品、新技术推广之初，由于农民对技术的信任度低，表现为对新产品、新技术的排他性，造成新产品、新技术的市场需求不足，推广者面临市场风险，导致推广的困难，但是新产品、新技术对农业生产全局具有战略意义。因此，新产品和新技术的推广，需要国家来提供或者政府给予一定的补贴。 　　（三）农村公共产品的功能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于促进传统农业转向现代农业，以及农村工业化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 　　第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会降低包括生产成本、运输成本、销售成本、风险成本和决策成本在内的农村私人活动的总成本，从而提高农村私人生产活动的效率。 　　第二，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可降低农业的自然风险和经济风险。如发达的水利设施可以提高农业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发达的病虫害防治和预测、预报系统可以减少病虫害造成的损失，发达的农业保险体系会进一步分散风险，提高农业生产的稳定系数；市场信息系统会降低农产品的市场风险，增加农产品生产和销售的稳定性，减轻受纯粹市场力量作用而引起的波动性。 　　第三，完善的农村公共产品会促进农业生产的专业化、规模化、商品化、产业化、市场化和可持续化的发展，可直接或间接地促进社会分工的发展（这也正是农业作为一种“母亲产业”所特有的功能），进而有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 　　第四，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是建立统一市场的前提和基础，市场的联接和沟通，市场信息的聚集、传播和扩散，市场物流的进入和输出，市场商品的贮存和储备，市场的管理和清算，以及进出市场人员的公共生活服务等，都无法离开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否则无法运转。 　　（四）农村私人产品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依赖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生产私人产品主要是以个人行为为主，其组织形式是以户为单位，单个农民的私人产品对农业产出份额非常微小。所以，农村私人产品的生产具有较强的分散性。这种分散性的组织形式个人行为就决定了农民私人产品的生产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有着强烈的依赖性，而且，农村经济市场化程度越高，私人产品生产越多，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依赖性就越大。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对农村私人生产具有象技术增长“包络线轨迹”的类似特征，即随着社会生产和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农村公共产品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适应农村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产生对相应的新的公共产品的需求，而且低级公共产品向越来越高级化方向发展和演进。 　　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实证分析 　　（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状况 　　20世纪90年代之后，农民收入增长幅度趋缓，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可是农村的基础设施水平与城市比较远远不是其收入差距的倍数所能反映的。在我国农村，还有许多居民没有获得符合卫生标准的饮用水，农村有近50％尚未饮用自来水；缺乏必要的医疗卫生设施和服务；九年义务教育制度的目标亦未能实现；交通网、能源网、信息网等基础设施严重滞后。这些设施，在城市是免费或以低收费（带有补贴性质） 　　供应市民，而在广大农村，大部分基础设施甚至是村民集资建设的，比如道路、饮用水、社区内的广播系统以及路灯等都是完全由农民自己出资兴办的。 　　（二）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不足 　　由于我国统计口径问题，难以取得严格按上述分类划分的数据，我们姑且按公共产品的内涵粗略划分为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农村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农村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和农村救济费四项。 　　从对农村公共产品总体投入情况看，改革开放以来财政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总体比重是较低的，如果剔除水利气象等事业费支出，农村投入只占财政支出的3％左右。从财政投入的结构来看，财政对农村的支出主要提供支援农业生产和农村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和基本建设支出，这两项一般都占到94％左右，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所占比重不到一个百分点，而这一部分可更为有效地为私人产品带来边际产出增加。即便如此，有限的财政支农资金也还不能完全到位。据统计，大约有30％的支农资金不能及时到位或根本不到位，被短期或长期挪作它用。1993年国家财政、金融渠道向农业的投资为1265亿元，实际用于农业的只有713亿元，1994年净流出814.3亿元。所以，导致财政支农资金出现严重的“农转非”现象。 　　联合国粮农组织曾要求广大发展中国家农业研究的投资从年每年应增长8％，投资份额应占到农业总产值的0.6％左右，我国实际上远没有达到联合国的最低要求；与发展中国家相比较，发展中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的一般水平为10％左右，而我国只有3％左右。可见，我国财政对农村公共产品投入过低，不能满足和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基本特征 　　特征之一：农村公共产品的体制外供给由于公共产品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因而它们的生产或供给往往是与“公共财政”相联系的，成为政府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由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制度、公共产品的资金投入或成本分摊制度、公共产品供给的资金使用与管理制度三个基本要素构成。决策制度是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基础，公共产品的成本分摊制度是根本，而资金使用与管理制度则是公共产品供给的保证。 　　改革开放前，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要靠国家，人民公社制度的基本特征是政社合一，无论生产队还是公社一级，都在一定程度上履行政权职能，同时也是一个经济组织，在这一体制下，公社区划范围内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主要靠公社内部解决。
公司的治理结构可以说是经济学、管理学与法律学特别是经济法与民商法等各领域相交叉之处，具有其重要的研究地位。本文旨在试图突破传统的“就事论事，就法论法”的一般性论文写作思维，作为一种尝试，运用经济分析的方法分析商法上之公司治理结构，将目光放在于公司治理结构作为各方领域之交叉这一特殊的位置上，从宏观上把握其作用，大量地引用当代经济学上的先进的经济学理论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集体行动理论”“委托——代理问题”、“博弈论”、“现代契约理论”、“道德风险”等来解释公司治理结构发生的股东权力与地位向董事转移，董事的治理与股东之控制关系以及公司的监督激励机制等变革与发展。希望能够带来一种全新的公司治理结构研究的方法，有助于公司治理的研究上拓宽思路，或是其它法律研究方面的能有所借鉴。    一、 导言    公司的治理原则，为现今之热点问题，成为学者教授们所积极探讨。公司的治理结构，关系到公司中各方利益的平衡，关系到股东、董事与总经理等自然人的权力分配、权力制衡等问题。具体而言就是：公司的权力在这些自然人、公司成员中分配，哪些权力由哪些人所拥有。其中，股东与董事的关系特别是公司董事的地位问题是公司治理结构中的重中之重，也是大家争议的重点之所在。目前，股东权力与地位的旁落与董事权力与地位的上升已是大势所趋。法律的经济分析这门学科由于在中国的存在不久而发展不充分，故大多仅局限于经济法之中，民商法之中的经济分析很少介入。但民商法应该把经济学的一些理念引进并作为自身价值的基本体现，才是其摆脱困境的出路之一。[1]    二、公司治理结构的变革：董事中心地位的确立    因为20世纪50年代后，社会经济情况发生了重要变化，竞争激烈，科技进步，管理专业化，已使传统公司的治理结构出现了明显的不适应，所新的公司治理结构已成为时代的要求。    大型股份公司的勃起使用权股东的数量激增，股权出现极端的分散。股份分散带来了许多后果：    第一、51%股份的表决权作为控制董事会的条件的规定变为神话。[2] 因为股份的极端分散，不可能形成大股东集团，每位股东的股份都不会有很大的份额，故公司不可能有大股东的存在，更不要说是超过51%的股东了，每位股东拥有相差不大的股份，其拥有的决定公司决策的权力差距不大，也即是说股东中无法形成绝对的权力集中，无法形成权威的决策权，其决定公司命运的权力无法汇集于一身，难以有效地组织公司的行动。    第二、股东们的动机转为通过投资而获取得利益。[3] 现代的股东尤其是大型上市股份公司，将其股东权利看作是其投资获得的工具而已，而不在乎其公司的组织结构、治理人的素质与他们怎么治理公司等公司的内部情况，股东们唯一关心的是股价在交易所里显示牌上的价格，股东们并不必然地拥有确保董事的行为符合股东利润最大化的工具与手段，其参与公司的事务的成本比较其直接在股票市场上以自己的投资行为所得的回报要来得划算。故股东情愿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不去关心其投资的公司的内部组织与治理情况，因为他唯一关心的是他本人的利益的最大化而别无其它，而且他也可以随时地以“足”投票，出卖手中的不能满“足”自己股票，退出公司。    第三、现代公司治理之专业化、技术化要求很高，股东们对此无法适应。[4] 现代商事的发展要求公司治理实现科学的、专业的管理，对参与治理的人员的技术、知识、业务能力、经验等各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向社会公开发行的股票而取得股权的绝大部分股东显然的无法适应此要求，即使是其“心有欲而力不足”，况且很多的股东的“心”根本不在公司的内部组织与治理上。    理论上，股东一旦获得了公司的股份，即相应地被赋予了相应的股东权利，如表决权、查阅权和信息获取权、诉讼提起权、股份自由转让权等。但由于股东参与公司事务管理，实现公司赋予股东的各种权利的成本可能大于其直接于股票市场投资的成本。特别是在大型上市股份公司，股东分散于天南地北，股东权利实现的成本可能大于其投资积极参与公司治理所得，试问哪能一位理性的股东会为了其所谓的股东权利而付出如此巨大的成本呢？虽然股东被安放于公司的金字塔的顶端，但股东本身并不关心其脚下的宏伟景观——公司的治理结构，他唯一关心的只是其个人的口袋而已！    上面关于股东大会权力的旁落与董事会的地位的上升的原因主要是民商法的专家张民安老师的观点，此外还有一些学者的其它观点，在此不再做陈述。以下主要目的是要从50年代后的经济学发展中和重要理论如“集体行动理论”、“交易成本”等法律经济分析方法来分析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各方面关系特别是股东大会与董事会的关系。    三、公司治理的法律经济分析    （一）集体行动理论[5]    美国的奥尔森作为经济学中“公共选择学派”的一员，他在1965年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提出了“集体行动理论”成为经济学20世纪的发现之一。[6]　    组织是具有既定目标和正式结构的社会实体。[7] 一个组织得以维系其存在的是其共同利益。有共同利益的个人组成的集团通常总是试图增进那些共同利益，这一点至少在涉及经济目标时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8] 正如单独的个人往往被认为他们的个人利益而行动，有共同利益的个人所级成的集团被认为是为他们的共同利益而行事。此论述是从人的“自利”的本性所推出的，其涉及的哲学问题，人总是自私的，首先考虑的总是自己的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一个集团中的个人从利他主义出发而不考虑他们的自身的福利与利益。他们在集体中也不大可能去追求某个自私的共同目标或集团目标。    “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9]这是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换个说法，就是即使一个大集团中的所有个人都有理性的和不断寻求自己利益的，其内心都是十分迫切地希望获得共同利益的。而且作为一个集团，他们采取行动实现他们共同的利益或目标后都能获得利益，他们仍然不会自愿地采取行动以实现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奥尔森的这一观点与传统的“集团理论”所遵守的“如果某一集团中的成员有共同的利益或目标，那么就可以合乎逻辑地推出，只要那一集团中的个人是理性的和寻求自我利益的，他们就会采取行动以实现那一目标”的看法是大相径庭的。    此两种不同的理论，决定着股东会与董事会的地位的不同，后者是传统的以股东大会为公司的最高权力机关的经济学理论之基础，前者则是顺应了董事会地位日益突出，作用发挥愈大而成为公司之权力中心之趋势的。虽然奥尔森本人并不是有将其用于公司的治理结构中，更没有应用于股东与董事之关系上的。但事实上，他的理论的确可以作为股东权力向董事转移这一趋势的理论依据。    （二）“交易成本”理论    科斯（Coase）在其著名的论文《企业的性质》中做了“交易成本”的一次典范的运用，使交易成了有成本的交易。交易费用理论是经济法律经济分析的基本范畴，用此范畴可以解释法律制度选择和改革的各种动因。该动因的核心是，法律制度旨在节约交易费用。[10]    虽然交易费用理论主要是用于市场与企业的分析，但在公司的治理中，同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原因就在于依科斯关于企业的理论的一般观点，用企业内部的行政协调去替代市场上通过契约（民法合同）完成交易，说明企业（公司）市场是两个相互替代的手段。[11]换句话说，企业是市场的代替，企业的存在就是市场节约成本的一种手段，是市场的一环。公司依靠权威（董事会与高层管理）在公司内部完成交易，把交易由市场转移到公司内部，节约了交易成本。而且交易成本不仅仅局限于市场的经济交易，其实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处处都体现着交易成本。由于节约交易费用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运行的效率，所以节约交易费用就在公司的治理中就是要使公司的治理结构在内一切公司的内部与外部章程、规则、制度中都达到此目的，[12]或者是“效益最大化”地达到此目的。    （三）集体行动理论最明了的例子即是“免费搭车”的问题[13]。    在公司运行中则表现为：因为经营改善所得的收益将由全体股东分享，而监督的成本却由那些去积极监督经理行为的股东承担，所以单个股东没有监督经营权之积极性；同时每个股东又希望其他股东去过问公司的经营，而自己坐享公司经营提高带来的收益，使股权的约束形同虚设。在公司内部的治理中，这种“搭便车”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    由于股东作为一个集团虽然有着同共的利益，但由于其集团愈大，就愈难以组织起有效的集体行动，使得股东的积极性严重的缺失。更重要的是使得股东大会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不能得到发挥，甚至使得公司不能有效的、正常地运行，甚至瘫痪。    按照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可得出：“公司或集团的某位股东个人通过努力，积极参与公司的经营而使集团利益得到增加，假定他付出的成本与给集团增加的利益是等价的，那么，他个人从集团所获得的利益只能是大大小于他所付出的。”因为个人股东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为P，而公司因此而获得的利益为M ，当P=M时，公司N个股东每个人分得的收益将为（M-S）/N，（S为公司偿还部分债务，提取公积金等法定的先于公司分红的利益分配行为。）所以，该股东之获得将愈低于其所付出，因而相对于那位作出贡献并积极付出的股东，其他股东此时则是在“搭便车”，坐享其成，不劳而获，他们“没有付出成本也自动地享受到团体所提供的服务”。这样，在大的集团，大家都不会为集团的共同利益采取行动了。让别人从自己的辛苦的努力中获得利益而不花一分成本，这是任何理性人所不可能忍受的，因为人都是先“利己”再“利人”的。公司股东大会的积极性遭到了严重的挫伤，股东大会不能发挥其应该有的作用。这也是奥尔森得出的另一结论：小集团比大集团更能有效地组织起集体行动！[14]    （四）“小比大好”    大集团比起小集团来，不能更有效地组织起集体行动。这是奥尔森提出“集体行动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的论点。他是这样论证的：    第一、集团越大，增进集团利益的人获得的集团总收益的份额就越高，有利于集团的行动得到的报酬就越少。[15][9]这样即使集团能够获得一定量的集体物品，其数量也是远远低于最优水平的。这一点在上面的所提出的集团中个人收益的公式：个人收益=（M-S）/N 一样，N这个基数越大，就代表现等着分得集团利益的不积极行动的集体成员的数目越多，当然集团每增进一定量的利益后，被分割成的份额就越小。当然，个人获得的份额必然的会变得越小，当个人所得不能满足其所希望之所得时，这时这个集团将会因为大量集体成员的离开而“元气大损”，对公司而言就是公司资金的缺乏从而导致公司信用的下降，公司的债权人也会大量地提起债权请求权，公司将面临危机。    第二、由于集团越大，任一个个体或集团成员的任何（绝对）小集体获得的总收益的份额就越小，他们从集体物品获得的收益就越不足以抵消他们提供哪怕是很小数量的集体物品所支出的成本；换句话说，集团越大，就越不可能出现可以帮助获得集体物品的独占卖方垄断的相互作用。[16]    第三、集团成的数量越大，组织成本就越高，这样在获得任何集体物品前需要跨越的障碍就越大。[17]    这一点与科斯（Coase）在《企业的实质》一文中就企业规模扩大的后果中有相同之处：“当企业扩大时，在企业内部组织追加交易的成本可能会上升，收益可能会减少。”需要承认的是，大企业在某种程度了其组织成本要  比小企业、合伙企业等小集团的组织成本要低，因为大企业一般具有最科学的管理方法，长期积累的组织经验等各方面优势，但那也仅仅是在一定的程度上的优势。大企业的扩张并非可以完全得到控制的，他的扩张是必然的，但当它扩张到一定的量时，其运行的负荷超过其能力所限时，再扩张只能是使其组织成本上升。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在企业内部组织追加交易的费用可能会上升”，而且“在组织的交易增加时，或诉企业家不能成功地将生产要素用在它胶价值最大的地方，不能导致生产要素的最佳使用”，这样，在企业内部组织某些交易的费用可能大于在公开市场上完成交易的成本。因此，企业的规模不可能无限扩大，其规模决定于这样一点：“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费用等于在公开市场上完成这笔交易的成本，或者等于由另一个企业家来组织这笔交易的成本”。在这一边际点上，企业规模达到了均衡从而停止扩张。但是并不是每个企业都是理性的，而且是很多的企业在获利面前是非理性的，正是这种集体的有限理性，当它到达一定的均衡点时，它还将盲目地继续扩张，这是常见的，这也是反垄断法的一个立法的目的。但在民商法的公司治理结构上，所讨论的是怎么才能把公司治理得更好，使公司更有效地运行，获得更多的利润。    因此，相对于股东会而言，董事会不可否认的就是小集团，按照奥尔森的理论，在公司中的地位与权力中心由股东大会向董事会转移也是公司发展的必然选择了！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与我们常识中的“团结就是力量”、“越大越好”等到不同。他的理论是“三个臭皮匠顶不过一个诸葛亮”的。进而言之，个人的最优选择总是将要与集体或社会的利益背道而驰的。个人是处于集体当中的，个人的利益增长有赖于集体整体利益之增长。集体整体利益之增长人利益的有助于个人利益的进一步增长，这是合乎逻辑的。但是逻辑一旦用于人这种奇怪的动物身上，正常的逻辑也会产生悖论，特别是越有理性的人身上。众所周行，精于计算的“经济人”在股市下挫时，理性的股东都会买出股票以保住其个人的利益，虽然每个股东都心知肚明：只要每个股东守住自己的阵地，坚决地买进而不卖出，股价就会保持住价位，且还有可能上升。但在实际情况中，这种现象几乎不可能在小股东中存在，因为对他们而言，最主要的是保住自己的利益而非公司的利益，公司的良好经营所得的利益只不过是小股东们更好获利的手段罢了。    再举一个例子，通货膨胀时，民众不会缩减自己支出并以此降低通货膨胀；经济萧条与通货紧缩时，民众不会主动地增加支出以求刺激经济的复苏与增长。究其原因，第一，就个人而言，每个人均知自己的贡献对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作用可谓微乎其微，可以乎略不计的；第二，如果别人采取了积极的行动，他自己亦不会排除于此共同利益（集体产品）之外的，而且如果别人付出成本，自己可以“搭便车”，坐享其成，何乐不为！[18]    正因为此种每个人都以为自己在投票中无足轻重的，这种“理性的无知”，加上坐享其成不劳而获的人性的弱点，使得集体的行动很难组织起来。大家明知往前踏出一步将会是光明的新天地，但这一步每一个人都不舍得走出的。    （五）博弈论理论    博弈论（game theory），是有关决策主体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的时候的决策以及对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研究的一种理论。    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即在于个人在追求个个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能够自动地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但这也只是一个假定，只能说明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的个人交换（完全竞争状态），并不能说明复杂商品生产条件下的非个人交换状态。企业的扩大与经济交易的日益复杂，使得公司内部的不确定性也随之增加，从而有关缔约和履约费用的增加也是必然的。于是产生了所谓的“囚犯困境”（prisoner’s dilemma）。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合作行动较之人们之间的竞争，合作的效率总会较大。合作总是有效率的，但事实中，在公司的内部总会出现不合作的情况，这是由于合作反映的是一种团体理性，不合作则更多体现了个人理性，所以过多地强调个人理性行为的最大化，就可能导致个人理性否定团体理性。[19]个人理性与团体理性的问题可以与上文所论述的“集体行动”的理论联系起来。每个人都以理性为其行动的指南，在相互的博弈中，理性可能而且往往是有限的，故一次性博弈不是最优的策略在一个重复博弈（repeated game）往往是最优的；取决于重复的次数，一种“以牙还牙”的策略，其中一博弈方只要其竞争者合作就保持合作，可能是对重复的囚徒的困境博弈是最优的。[20]    博弈有合作博弈（cooperative game）与非合作博弈(non-cooperative game)两种基本类型。合作博弈是指人们在相互交易时，相互之间有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协议或者就某一交易对象达成某种共识；而如果相互间没有协议，就是非合作博弈。合作博弈体现的是一种利益一致，而非合作博弈则是一种利益冲突。由于人与人都是每一特别的唯一的主体，其体现的利益都是特定的，但这并不是说人与人之间的没有共同的利益。在不同的状态下，利益一致与利益冲突的比例是不一样的，在公司中，必然的，利益一致总要大于利益冲突，也即是在公司之中，合作博弈要多与非合作博弈。但即使是很小一部分非合作博弈都可以给公司带来很大的损失，有时甚至是致命的。    经济学上的市场调节是其“无形之手”，“无形之手”引导着经济走向繁荣，集体行动理论可看成理性之博弈的“引导之手”（a guarding hand）.当然，它需要做出适当的制度安排才能求得有效地集体行动结果。制定先进的公司治理结构，就是要协调公司内部各方的利益冲突；合作是公司中各方行动主体的主要内容；合作是交易费用的最低标准；合作也是专业化协作的结果。    股东大会权力向董事会转移，董事会成为公司的核心某种程度上就是此“引导之手”（a guarding hand）作用的结果。    四、董事法律地位之法律经济分析    （一）现代契约理论与经理市场    现代契约理论，必须要回答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如何设计契约解决由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引起的可能的利益冲突。企业（公司）所有者（这里指股东）与企业经理（这里指公司董事）签订契约以避免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21]，是现代契约理论研究的重要问题。在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市场上，仅仅依据古典企业所概括的传统产权理论，已远远不能适应现代复杂经济关系的需要。在西方现代复杂的经济关系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出现控制市场。它不同于经理市场，也不同于资本市场，而是一种新型市场。它要解决的问题是，既要给企业经理以适当激励，包括利用股票、股票认股权、影子股票、股票增值分红权、奖金、长期绩效计划、黄金降落伞、声誉激励等等，又不能使企业被内部人控制，以避免控制权的失控，同时，又要防止被其他企业收购，尤其是恶意收购。要研究对董事（包括经理）的控制问题，就要考虑公司董事的主要约束变量是什么，换言之，董事的目标函数是什么。控制能力在董事之间是如何分配和安排的，激励是如何提供的，如何识别能力，如何再分配控制权。研究表明，将控制权分配给有能力的人越多，这种控制权就越有效率。在有能力的董事的边际生产率大大超过无能的董事的情况下，最有能力的董事与经理占有着最大公司的最高职位。另一方面，在控制权分配一定的条件下对董事与经理的支付结构在激励和保险之间达成妥协。方法有二：一是从正面即正激励方面；第二是从反面依靠限制而不是奖励来控制董事与经理人员的行为；当然此二者均是重要的，只是制度制定者（立法者）的选择是偏向于哪一方面而已。为此，要设计一个多任务目标的代理链，使激励方案的重点转移到对代理人所有活动进行平衡的激励方案上来。对代理人任务的组合可以降低激励成本。[22]    （二）董事——股东“选择性刺激”之产物    既然有效的集体行动，有效的管理，更明智的经济决策难以在股东大会中得到有效的组织，选择少数来组成小集体则是其唯一的出路与必然的选择。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中的选择性刺激（selective incentives）则是董事会存在的理论基础之一。选择性刺激即是组成集团的人数足够少，并且存在着某种迫使或诱使个人努力谋取集体利益的激励机制。选择性的刺激而不是全体地刺激带来了三个有利的方面，其比起大集体更具优越性，表现在：    （1）选择性刺激（selective incentives）可以增强集体的凝聚力。在小集体中运用刺激机制，使单个人的影响力提高，有利于形成集中的意见，有利于统一不一致的意见，有利于公司决策命令的做出与实行，提高公司的效率。    （2）个人行动向集体行动过渡的成本大大的降低，形成一致意见的成本降低。在一个大集团中，成千上万的意见一个个地统一将会花费大量的“谈判成本”与 “契约成本”，且会拖时长久，效率低下。而在小集团中，不同的意见就仅仅集中于几个成员（在这里指董事）之中，容易集中形成统一的意见，达成目标的成本会很低，效率也会提高。    （3）监督将更有效地实现，监督活动将更加富有成效与方便地实行。可以想象，监督一个只有数十或十几个的小集团会比监督一个拥有数万成员的集团要来得容易得多。    董事成员一般来自于股东之中，在公司章程中要求有一定的“资格股”，目的是更有效地刺激董事更卖力地为公司集体做出努力，将其个人利益与公司集体利益更有力地绑于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之局面形成。    激励机制是经济法律效益功能的实现途径。[23]所谓激励，就是要使经济活动当事人达到一种状态，在此种状态下，他具有某种从事经济活动的内在推动力，也即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公司内的各方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由于资源地稀缺性与个人在集体中的消积行动或无所作为，激励就成为必要。
一、微利时代的来临 随着市场竞争的越来越激烈，以及营销市场的不断规范，家具制造业暴力时期已经过去，随之而来的是进入了一个微利时代。过去，纯利润高达30％-40％，甚至更多，现在的企业普遍利润也只有15-20％，而有些企业的个别产品，利润竟然只有5％-10％。 很多家具厂对IS09000几乎不屑一顾，而今天，已经有更多的厂家，甚至百人的小厂开始学习、推广、搞认证、搞培训，工作有声有色。在市场的微利时代谁最先看清楚形势，谁最先采取措施，谁就是最后的赢家。 二、市场争夺更加激烈 市场争夺的加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各种档次家具产品的生产营销都出现了“巨头”。 为了更好地适应市场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企业市场定位更加明确，他们或者凭借自己超群的实力，在高档家具行列独占熬头，或者以薄利多销占领中、低档家具市场。这样，便于发挥自己所长，集中优势力量，攻击对手，发展自己。 2、专业分工更加细致，独领风骚 家具生产正由大而全向专业化发展，有的生产酒店家具，有的专做民用套房，也有的专做床等。分工更加明确，使得各领域的竞争加剧，他们赛品质、争价格、比服务，越来越白热化。 3、诸侯割据，各霸一方 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人要去强占，因此对于每一个企业想要占据领地，必须首先打败竞争者，而各地的企业，都会首先拼命保住自己的地盘，赶走“来犯者”。因此，便形成了诸侯割据，各霸一方。这期间，争夺几乎是你死我活的，因此会更加残酷、更加激烈、更加需要勇气和智慧。 三、差异化经营是企业生存发展的主要前提 由于家具行业科技含量和投资规模的局限性，造成行业的“门槛比较低”，门外汉很容易成为“门内汉”。又由于家具的种类和款式非常多，专利保护比较难，也给模仿者提供了机会。每年的国际展会和国内展会成了模仿者的课堂。企业斥巨资开发的新产品只要被市场承认就会迅速地行业化、规模化生产，好产品往往昙花一现。以前，一个畅销产品的生命周期使2—3年，而现在却缩短到不到半年，市场的同质化让许多大企业苦不堪言。而消费者在几万平方米的家具商场里又被同款式、同颜色、同材料和同价格的家具弄得眼花缭乱而不知所措。同质化的市场渴望着差异化的良方。 四、家具设计将从产品设计走向企业设计 家具作为走出家庭，贴近生活的特殊商品，必然在现代生活潮流中扮演个性化角色。个性化的塑造和情感化的培育离不开“设计”。各类设计师纷纷走上家具舞台，家具企业纷纷向国外和设计专业院校的人才招手。产品设计，家具展厅设计，家具摆场设计，产品形象和企业形象设计方面的人才都将成为家具行业短缺的人才。家具行业正缓慢地从设计产品、设计卖场逐步走向设计生活的最高境界。 五、绿色家具产品将成为合格家具的必要条件 中国的家具企业开始用质优和绿色环保为卖点进行市场的重新洗牌。加入WTO加快了中国家具绿色发展的步伐，出口绕不开绿色壁垒，国内逃不过环保的眼睛，中国家具与国外家具巨头正进行面对面的交锋。但是，国外家具的绿色壁垒却已高高砌起。据了解，欧美各国、澳大利亚与新加坡等国家的绿色家具普及率近100％，日本和韩国也将近50％。许多国内的“合格”家具由于远远达不到西方的“绿色标准”，只能眼睁睁地失去一个又一个订单。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中国加入WTO，中国的家具消费者会把绿色家具作为“合格”家具的必要前提。 六、家具的消费周期在逐步缩短，家具产品的文化含量逐步增加 家具市场的发展带动了消费心理的变化。以前我们的家具是可以传宗接代的，红木家具的增值表明了古代家具消费的长久性，我们的父辈多多少少都继承过祖辈的家具，坚实耐用是家具质量的代名词。随着房地产业的发展和现代生活质量的迅速提升，时尚把欧美风格带进了中国市场，欧洲的古典，北欧的简约，实木、板式和玻璃、金属家具的丰富多彩。丰富的家具产品极大地增加了消费者选择范围，时尚的变迁带动了消费者的心态变化，人们开始注重家具的流行，家具的消费周期正悄悄地缩短，家具的文化含量逐步增加，中国人的消费观正悄悄地发生变化。 七、家具商业业态多元并存，品牌专卖店独领风骚 家具的流通展场地位从在大百货商场的地下室和顶层充当配角，发展到进入家具城专业化展场主角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时间。家具商人也经历了从地摊商到品牌推广者角色的转化。家具专营市场的飞速发展打造了中国家具业著名的品牌。家具制造商纷纷进行形象经营，为塑造产品和品牌形象搭建展示形象的舞台，产品推广已转变成了品牌推广。品牌独立店、品牌店中店、家具专营市场各领风骚。家具商人苦苦寻觅着最佳的营销方式，但各种营销方式各具特色、各具优势，因此应看重经营内容。不过，从无形资产的积累和管理的提升来看，品牌独立店最为业内人士看好。 八、家具的定制化和个性服务将更为流行 家具产品的发展是一个定制化走向工业化的发展过程。它的发展经历是从请小木匠上门定制，发展到去专营市场购买，那是因为我们居住的房屋户型更加标准化和专业化。近几年家具产品的迅速变化反衬出家具售后服务的单一性，家具市场供求关系的转变要求企业在服务技术上迅速改变。家具从产品定位的角度来看，大致上有四个发展阶段：即大众化、差异化、定制化和个性化。 迎合消费者主体与权益的体现越来越明显，消费者从后台走向前台。家具的生产厂家就必须从被动的售后服务阶段，走向主动吸引消费者的产前设计阶段，融合消费者意见于产品设计中，为消费者定制产品，使产品个性化。这里有一个突出趋势是：经销商变成了服务商，销售产品变成提供服务，并通过提供服务创造更高的利润。这种个性化的服务将通过电脑网络和由消费者直接参与的共同设计来完成。家具市场的服务竞争已经从服务意识上升到服务技术的竞争。 九、知识资产与知识管理将逐步成为行业管理的主旋律 以知识为中心的管理在家具行业中逐步贯穿企业的方方面面。从企业带头人的知识洗脑，到从行业外的引智和购置；从企业全员化的知识培训，到企业技术管理的逐步深入，均说明了家具行业中知识正向资产转化，知识的管理正纳入企业管理的方方面面。对知识资产和知识管理的投资是家具企业最明智的投资。 十、行业协会的作用将逐年加强 中国已经成为WTO第143个成员国。自此，中国政府对企业，对市场的监控和中国企业的经营管理都要按照WTO规则来行事，政府将减少对企业市场的直接干预。而行业协会和商会却越来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家具行业为非保护行业，比其他行业更早地面对世界同行的挑战。世界的家具品牌正悄悄地侵蚀着中国的市场，中国的家具企业品牌还很不成熟，抵御外来竞争的能力还很差。如何进行资源的合理配置？如何降低内耗将是行业协会急需解决的问题。在对外贸易中，行业协会将为企业提供信息服务，建立统购分销渠道，维护行业利益。在对内服务中行业协会将建立行业规范防止企业的恶性竞争，建立行业的专业咨询委员会机构，以提高企业的决策能力和行业竞争力，建立行业技术学校为行业明天培养人才。 十一、价格战、品质战将被品牌战所代替 价格战在家具营销领域一直是中低档家具产品销售中所乐于采用的一种手段，依靠价格战可以有力地击败对手，给对手以致命的打击。采取价格战需具有一定的条件： 1、自身的生产量比对手大。 2、先进的设备及管理。 3、让利。 4、可以买到便宜的材料。 5、家具生产只是自己的一个附带项目。 6、较顺畅的直销渠道，减少中间环节。 品质战，是一种依靠良好的产品品质、良好的服务来占领市场、赢得客户的一种营销手段，在品质战过程中，企业必将投入更大的成本，而如果将这一负担转嫁给客户，必然造成客人心理上的抵触，这是品质战的致命伤。 基于这两种营销手段的失败，今后取而代之的将是品牌战。品牌战有以下有利的条件：品牌效应使得客户愿意接受其较高的定价；就品牌家具的市场定位而言，有更广阔的利润空间；随着人民物质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品牌产品比廉价产品有更广阔的市场；因此，在未来的家具营销领域，价格战、品质战将被品牌战所替代。 十二、生产基地向具有廉价劳动力和廉价材料的地区转移 家具制造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的手工操作，这使得劳动力低廉的地区（如发展中地区），具有较大的优势，在运输方面，家具产品的拆装又为其减少运输费用提供了可能，这使得许多投资者选在这一类地区建厂。 家具材料一般体积大，大量的木材采购，必然使得生产企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为避免这一点，许多企业将生产基地建在木材产地附近，节约了大量的成本，使产品更有竞争力。 十三、品牌打造与生产经营相分离 为了更加有效地占领市场，现有的家具制造及营销业将会向两极发展： 一部分将成为打造品牌的专业企业，他们经营的是品牌而不再是产品本身，有的甚至没有工厂。 另一部分将成为专业的生产企业，而他们又可以不必去考虑市场，不用自己去经销，完全由品牌经营商下单生产。 品牌打造与生产经营的分离有以下好处： 1、向专业分工的细微化方向发展，便于增强和集中行业优势。 2、实现生产与营销的分离，有利于集中精力和资金量进行生产及品牌打造。 3、使生产向订单型发展，有利于实现计划生产。 十四、将有更多的企业以“复制”的方式收购中小企业 拥有品牌，营销成功的企业，当订单增加的时候，有时会感到生产能力不足，这些企业除了扩大生产规模之外，也会委托其它企业生产。但有时因其技术能力、设备问题等各种原因，品质经常无法保证，于是将会出现以“复制”的方式收购中小企业的作法。 所谓“复制”就是按照自己企业的模式、风格和管理方法去要求和规范所收购的企业，以致使该企业在生产管理、品质管理方面达到自己的要求，使产品品质达到应有的水平。 十五、设计、生产和销售更加人性化 1、家具设计将向“舒适化”、“实用化”方向发展。 2、中、西方文化将在家具设计中更多地融合到一起。 3、返朴归真及抽象设计将成为亮点。 4、用户自行安装的家具将更为普遍，利用率高的小型家具将成为主流。 5、新型家具材料将不断涌现 6、付款方式与送货方式方面将会出现新做法。 7、互联网将被广泛使用。 如果无结构上的破坏且不影响其正常操作，则符合品质要求。
第十一条 灾害等级的划分标准。（一）一次性灾害造成下列后果之一的为特大灾：1、农作物绝收面积（指因灾减产八成以上，下同）2万公顷以上；2、倒塌房屋3000间以上；3、因灾死亡10人以上；4、严重破坏性地震；5、一次性灾害过程直接经济损失达8亿元以上。（二）一次性灾害造成下列后果之一的为大灾；1、农作物绝收面积1—2万公顷；2、倒塌房屋间；3、因灾死亡5—10人；4、较大破坏性地震；5、一次性灾害过程直接经济损失达5—8亿元。（三）一次性灾害造成下列后果之一的为中灾；1、农作物绝收面积0.5—1万公顷；2、倒塌房屋500—1000间；3、因灾死亡3—5人；4、破坏性地震；5、一次性灾害过程直接经济损失达3—5亿元。（四）未达到中灾划分标准的均为轻灾。第四章 应急反应和行动实施第十二条各级人民政府和各有关部门按照“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分级负责，各尽其职”的原则，在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有效组织开展救灾应急工作。为确保突发性自然灾害发生后紧急救援工作高效、有序进行，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按照不同灾害等级，将应对突发性自然灾害工作设定为三个响应等级，明确各个等级响应工作规程。第十三条 中灾发生后，启动三级响应。灾区人民政府立即启动救灾应急预案，确定应急工作方案并迅速实施，及时报告市政府和市有关部门。市政府根据灾情，及时指导和帮助灾区开展救灾工作并向省人民政府报告灾情及救灾工作情况；市民政、财政、农业、水利、国土、建设、气象、地震、交通、供电、教育、卫生、公安、房管、电信、保险等部门派工作组到灾区调查灾情，协助当地政府开展救灾应急工作。第十四条 大灾发生后，启动二级响应。（一）灾区人民政府应急反应：立即启动救灾应急预案，确定应急工作方案，迅速组织救灾工作，及时报告市政府和市有关部门，同时通报当地驻军部队领导机关；动员和组织开展抢险救灾工作；组织力量撤离、转移群众，抢救病员，安抚遇难家属和处理善后事宜；在本级财政中安排使用专项救灾应急经费；救济灾民和安排无家可归人员，稳定社会秩序；在本级行政区域内组织救灾捐赠，开展互助互济活动。（二）市人民政府应急反应：1、启动救灾指挥部，指导、督促灾区的救灾工作；2、召集有关部门，研究部署救灾工作，确定应急反应的规模和应急期的起止时间；3、组织有关部门紧急行动，协助灾区开展抢险救灾，必要时协调驻扬部队支援；4、市政府领导率工作组赶赴灾区帮助指导抢险救灾工作；5、紧急动用市本级救灾应急资金，重点解决在紧急救援阶段灾民无力克服的临时吃、穿、住、医等生活困难。6、向省政府报告灾情及救灾工作情况，请求国家支援。7、市救灾募捐办公室组织救灾捐赠，支援灾区。第十五条 特大灾发生后，启动一级响应。
以邓小平“三个面向”为指针,依据国家教育政策和法规, 根据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的基础教育实施以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核心的要求 ,从我县幼儿园骨干教师素质现状及发展需求出发,遵循骨干教师成长规律,坚持按需施教,学、研、用相结合,突出前瞻性、创造性、针对性、实效性,构建体现终身教育思想的具有开放性、主体性、针对性和地域文化特色的培训新体系,探索多样化的培训模式。努力造就一支适应新时期需要的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素养和创新精神的幼儿园骨干教师队伍。   　　二、培训目标:  　　以现代教育教学理论为指导,以教育研究为主线, 以各种教育活动为载体,引导、激励、帮助培训学员自主发展。从而培养和造就出一批教育观念新,知识视野宽,智能结构合理,具有高尚师德修养, 具备现代教育观、质量观和人才观,掌握现代教育理论和现代教育手段、方法,具有较高的实施素质教育能力、较强的教学能力、较规范的教育科研能力,教育教学个性鲜明的创新型、实践型、研究型的在长兴县内外有一定影响,在教师队伍中能起示范作用, 在实施素质教育和教育现代化工程中起积极推动作用的骨干教师队伍。      具体要求是:  　　1.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幼儿教育事业,具有强烈的事业心,高度的责任感和高尚的师德修养。  　　2.确立正确的教育观、儿童观:具有创新精神和教改意识, 并逐步形成初步的幼儿教育思想。  　　3.拓宽科学文化视野,系列研修现代教育理论, 掌握更丰富扎实的幼教专业知识,熟悉国内外幼教理论与实践的最新成果, 逐步构建更为合理的知识结构。  　　4.具有较高的教学水平和说课、评课能力以及课堂教学设计能力,逐步形成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有效的教育、教学风格。在教学改革中发挥带头示范作用,并能指导青年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  　　5.掌握计算机及其网络为基础的现代教育技术,能独立获取有关信息资料,掌握使用多媒体计算机辅助教学的方法。  　　6.掌握幼教科研方法 ,提高学员主持或独立开展教育科研的能力,撰写论文能在无锡市级以上刊物发表或交流。能在幼教领域内运用科学的测评技术,进行各种类型的教育教学评价。  　　三、培训对象:  　　幼儿园骨干教师培训对象为:在职幼儿园教师中有培养前途的中青年教师,具体条件为:  　　1.具有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师德修养。  　　2.幼教专业基础知识和教学基本功扎实。  　　3.有一定的教育教学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  　　四、培训内容:  　　为实现培训目标,根据《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规定》的有关要求及培训对象现有条件和基础 ,幼儿园骨干教师培训设置集群模式课程,其内容由五个板块构成。  　　1.教育教学理论:着眼于提高培训学员的职业道德和教育教学理论水平,开拓视野,更新知识能力结构,增强其自我发展能力。  　　学员在集中理论辅导的同时,还应在导师指导下进行广泛而有针对性的自学,利用各种途径收集资料,为课题研究打下基础。  　　2.教育实践与考察:着眼于提高培训学员实施素质教育的能力, 加强理论指导教育实践的能力,向优秀幼儿园、优秀教师学习,交流经验,取长补短,为形成各自的教学风格和教学特色打好基础。  　　3.现代教育技术:着眼于提高培训学员的计算机基础知识和操作技能,不同程度地掌握用计算机进行辅助教学和开展教育科研的能力, 提高获取和使用现代信息技术的能力,为教育、教学、科研服务。      4.课题研究:着眼于提高幼儿教师的科研意识和研究能力, 善于反思性的总结实践经验,不断增强创新能力, 学员从自己的教育教学实践出发,结合当前幼教改革的热点选择或自带研究课题, 在导师指导下确立课题。      5、思德修养      具体课程名称如下：      教育教学：      1.骨干教师基本素质      2.现代幼儿教育观      3.幼儿园课程理论与实践      4.游戏在幼儿教育中的运用      5.幼教科研方法      6.幼儿教育心理学      实践与考察：      1.系统观摩导师授课、说课、评课      2.学员相互听课、评课、说课      3.学员在一定范围内的公开教学      4.考察本地名教师的教学、思路及艺术、现代教育技术、课题研究、师德修养  　　五、培训形式:  　　幼儿园骨干教师的培训形式强调开放性、多样性和创造性, 具体做法为:  　　1.做到“四个结合”:即集中培训与分散指导相结合, 理论学习与教学实践相结合,教育教学与课题研究相结合, 业务指导与品格熏陶相结合。  　　2.基本形式:理论学习--分散实践--现场交流--参观考察--总结提高--成果展示。  　　3.集中培训:教育教学理论部分拟聘请有关专家、学者、导师讲学,采取讲座、授课、案例教学、学员论坛、课题研讨、实地考察、论文交流等方式;分散指导采取导师指导下的个人自修、课题研究、课件研制、教学实践、论文撰写等方式。  　　4.重视培训学员的个体差异,导师根据各自学员的特点, 制订出个性化的“带教计划”,加强个别指导,培育教育教学风格和特色。  　　5.在阶段性集中培训之外,对培训对象开展为期10个月左右的跟踪培训。跟踪培训由学员自主地进行各项教学技能的训练,导师提供专业指导,培训单位提供信息咨询服务。  　　六、考核认定:  　　1.幼儿园骨干教师培训的考核由理论与技能课程考核、 教育与教学实践考核和课题研究与论文答辩考核三方面成绩构成。  　　2.考核采用综合评定的方式进行。  　　3.考核结论由考核小组综合各项考核内容形成,考核小组由培训领导小组和导师组成员构成。  　　4.具体考核内容:  　　(1)教育教学理论考核合格。  　　(2)教学水平有明显提高,并且教学能体现出新的教育观念,能在各园班级成功地实践教学。培训期间按教学计划完成亮相课、研究课、汇报课等形式的教学实践任务,并形成一定的教学风格。
　　(3)掌握计算机基本操作, 合理运用有关教学软件独立制作多媒体课件,制作课件能在课堂教学中运用并具有一定推广价值。  　　(4)每位学员完成一份课题研究报告或调查报名。
　　(5)每位学员完成一篇论文,并通过答辩,培训期至少在无锡市以上交流或公开发表教学论文一篇以上。  　　(6)完成对教师职务培训班至少作一次讲座的授课任务, 具体任务由学员、培训单位共同商定。      (7)考勤      (8)工作实绩（由所在幼儿园负责考核）  　　5.学员综合考核合格者,颁发《幼儿园骨干教师县级培训合格证书》。  　　6.培养过程中实行优存劣汰制。对于培训期间违反培训纪律, 学习不认真,成绩不合格或缺课达三分之一以上者, 停止其接受培训的资格并通知选派单位。
发达国家企业融资模式的比较研究与借鉴 &　　目前发达国家的企业融资主要有两大模式：一种是以英美为代表的以证券融资为主导的模式 。另一种是以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及德国为代表的以银行贷款融资为主导的模式。通过对 英美模式、日本的主银行模式和德国全能银行融资模式的比较研究，借鉴国外的做法，并考 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我国企业融资模式的选择可以分两步走：一是近期过渡式 的融资模式，即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二是未来目标融资模式，即证券融资 与银行贷款并重、市场约束性强的多元化融资模式。 　　 　　任何企业融资结构和融资方式的选择都是在一定的市场环境背景下进行的。在特定的经济和 金融市场环境中，单个企业选择的具体融资方式可能不同，但是大多数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 却具有某种共性，即经常以某种融资方式为主，如以银行贷款筹资为主或以发行证券筹资为 主，这就是企业融资的模式问题。 　　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市场化程度不同特别是经济证券化程度不同，不同类型国家企业 融资的模式是不同的。从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目前发达国家企业的融资方式主要可以分为 两大模式：一种是以英美为代表的以证券融资为主导的模式，证券融资约占企业外部融资的 55%以上；另一种是以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及德国为代表的以银行贷款融资为主导的模式 ，银行贷款融资约占企业外部融资的80%以上①。不过尽管日韩等东亚国家与德国的企业 均以银行贷款融资为主，但东亚国家与德国在银企关系、企业的股权结构、治理结构和市场 约束等诸多方面存在着差异，我们将对第二种融资模式再进行细分研究。为此，下面我们将 对这几种融资模式分别进行探讨，并力图找出一些可供我国企业融资得以借鉴的经验。 　　 1 英美企业以证券为主导的融资模式 　　 1.1 英美企业融资的一般模式及其特点 　　由于英结构比较（%） 年份 资金来源 　　 内源融资 外源融资 　　 新增债务融资 新增股权融资 　　料来源：方晓霞，《中国企业融资：制度变迁与行为分析》第8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 99.4。 　　再从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企业资金来源结构的横向对比中也可以发现证券融资在美国企业资 金来源中的份量。 　　 　　表2 美、日、德三国企业资金来源结构对比（占融 资总额的%） 国别 美国 日本 德国 　　内源资金 75 34 62 　　外源资金 25 66 26 　　得自金融市场 13 7 3 　　得自金融机构 12 59 23 　　其他 0 0 12 　　外源资金合计 25 66 38 　　注：美国为年的平均数，日本和德国为年的平均数。 　　资料来源：李扬，“我国资本市场的若干问题探讨”，载《中国证券报》。 　　 　　从美、日、德三国企业融资结构对比表中可以看出，美国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为内源融资， 在其外源融资中，证券融资占了相当的比重，这与美国证券市场极为发达有着相关的原因； 德国企业的内源融资比重较高，这与美国企业类似，但在其外源融资结构中，德国企业外部 资金来源主要为银行贷款；日本企业外源融资的比重高达66%，而在其外源融资中，主要是 来自银行的贷款，其证券融资的比重只有7%，银行贷款在企业总资金来源中占到了59%的份 额。可见，从外部资金来源来看，美国企业主要依靠证券融资，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也占了 不小的比重，而日本和德国的企业外部资金来源主要为银行贷款。 　　 1.2 美国企业的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 　　从企业的股权结构来看，美国企业的持股主体经历了由个人股东完全持股到个人股东与法人 股东共同持股的历史演进。这是因为，美国经济的主体是私有经济，这种经济是以个人产权 制度为基础的，所以在美国自由市场经济的早期，美国的企业几乎全部是由个人股东持股的 ，但近二十年来，美国机构持股得到快速发展，目前在总量上约占美国全部上市公司股本的 50%，其总资产已由1950年的1070亿美元增加到1990年的5.8万亿美元③，主要的机构投 资者是共同基金、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和捐赠基金等。这些机构投资者把众多、分散的小额 投资者的资金集中起来，进行分散风险的组合投资，应该说，机构投资者的快速发展，为美 国个人投资于企业开辟了交易成本更低、风险更小的中介机制。尽管美国机构投资者快速发 展，但由于这些机构都是实行分散投资，机构投资者投资于单个企业特别是大企业的比重并 不高，因而使得美国企业的股权结构高度分散，许多企业往往有成千上万个股东，而且最大 股东持有的股份多在5%以下。 　　高度分散化的企业股权结构对美国企业融资体制的形成及其运行产生了独特的影响。其一， 明确清晰的资本所有权关系是实现现代公司资本有效配置的基础，因为不管企业是以个人持 股为主还是以机构持股为主，企业的终极所有权或所有者始终是清晰可见的，所有者均有明 确的产权份额以及追求相应权益的权利与承担一定风险的责任；其二，高度分散化的个人产 权制度是现代企业赖以生存和资本市场得以维持和发展的润滑剂，因为高度分散化的股权结 构意味着作为企业所有权的供给者和需求者都很多，当股票的买卖者数量越多，股票的交投 就越活跃，股票的转让就越容易，股市的规模发展就越快，企业通过资本市场投融资就越便 捷④。 　　这种股权结构对美国企业治理结构的影响是，投资者作为所有者（委托方）难以真正对企业 经理人员（代理人）起到监督作用。这是因为，一方面，占有股权微不足道的小股东有“搭 便车”（free riding）的倾向，他们既不关心、也无力左右企业经理人员的工作；另一方 面，由于机构投资者并不是真正的所有者，而只是机构性的代理人，代理基金的受益人运作 基金，他们是“被动的投资者”(passive investor)，主要关心企业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