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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平五铢】拍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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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010-6太平百钱有什么历史 历史背景如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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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百钱有什么历史 历史背景如何
太平百钱有什么历史 历史背景如何
三国时期的钱币形成了两大系列，一是以曹魏为代表，坚持走恢复五铢钱的道路，历经曹操、曹丕、曹叡三代帝王努力，基本得到了实现;二是蜀汉、孙吴两国走向虚值大额钱币之路，流通钱币自当五十起，直百、百钱、五百、当千、二千、五千。入晋以后，在钱币铸造并没有多少新的创举，无论西晋还是东晋，基本是沿用三国留下的钱币。只是顺应集权政府驻地的改变，沿用的钱币也随之出现了一些变化。具体说来，西晋时期以北方洛阳为都，则以沿用曹魏钱为主流，使用五铢较为普遍;东晋时期，以东南建康为都，转向了沿用蜀、吴的虚值大额钱币成主流。史学家喜欢将三国时期简称成“魏”，往往将三国与西晋、东晋的钱币合称为魏晋钱币。 文献、史书并未见到西晋铸钱的记载，据《晋书·食货志》记：“魏明帝乃更立五铢钱，至晋用之，不闻有所改创。”一般认为西晋历时五十多年，是继续使用曹魏时流通的五铢钱，当然也不排除蜀、吴钱币的流传和使用，但并不是遵照蜀、吴钱币的价值，不可能再以当千、当百大钱论之了。面对大小各异的三国旧钱，晋人自有他们的合理折算办法，有其约定俗成的规矩。此说有确切的史料佐证，并非臆想和推测。人们发现在魏晋钱币中，有一种太平百钱背面穿右铸有一个“晋”字的，有研究者以为这是入晋以后还在继续铸造太平百钱的证据。但是如果参考犍为直百五铢背铸“为”字，其本意当为记地，那么“晋”也可能是某铸地的记号，不一定表示国号，或可深入研究。魏晋钱币除太平百钱的铸主难以定夺外，还有多种钱币的铸主难以确定，有的究竟是三国还是两晋钱币，难以分清。比如某些五铢钱，明知不是汉代钱币，或可以确定为魏晋钱币，但是这些钱的铸主到底是谁，长期以来难以定论。 魏晋钱币中，最值得探讨的要数“定平一百”了，直径都在十几毫米左右，基本上没有发现大直径的，常见与减重的太平百钱、直百钱等一起出土。近现代著名钱币专家丁福保认为“定出晋铸无疑”。1957年河南洛阳有“定平一百”出土，据墓志得知，其时在西晋永宁二年(302年)。《中国货币史》
作者彭信威则认为其开铸必定晚于太平百钱，也比直百晚，大概铸行于蜀汉后主延熙初年。而日本学者则将“定”字识读为“晏”，又认为是“李雄改元晏平，国号大成”时所铸。种种说法让“定平一百”成为历代钱币中最难解释的钱币。1984年5月，安徽马鞍山市孙吴右军、左大司马朱然墓有太平百钱、定平一百、侵轮五铢等钱同时出土。朱然死于吴大帝赤乌十二年(249年)，不管他入葬年代是否延迟，总是在三国时期，说明“定平一百”在三国时期就在使用。 《隋书·食货志》记：梁初，“百姓或私以古钱交易，有直百五铢、五铢、女钱、太平百钱、定平一百……”由此得知“定平一百”在南朝萧梁时还在流通，但是当时的身份已经明确为古钱了。可见，毫无疑问“定平一百”主要是在魏晋时期普遍使用的，至于这“定平一百”究竟是蜀国钱，还是吴国钱，则始终无法找到确切的证据。文献中同样没记载东晋铸过钱，一般认为东晋主要是沿用孙吴地区原来流通的旧钱。《晋书·食货志》载：“晋自中原丧乱，元帝过江，用孙氏旧钱，轻重杂行，大者谓之比轮，中者谓之四文，吴兴沈充又铸小钱，谓之沈郎钱。”史书记载证实，入晋以后的确没有推出本朝新钱，社会上使用的三国留存下来的钱币，品种繁杂，大小轻重十分混乱，在买卖中不以钱币本来面值论价值，无论原来是直百，还是当千，一概只以大小轻重区分等次。交易中，只求双方相互认可便是。“大者谓之比轮”当是指那些三国钱币中比较大的钱，如初铸的“大泉五百”、“大泉当千”等。至于那些减重的劣钱，即便面值是何等高值大钱，都不属“比轮”之列。“中者谓之四文”应该是指三国钱币中较小的，但是明确指的是面文由四个文字组成的钱币，如“太平百钱”、“定平一百”和减重的“大泉五百”等，绝对不是指面文两个字的五铢钱。 文献所说“小钱，谓之沈郎钱”，指的吴兴沈充所铸的劣质钱币。吴兴即今江南湖州，沈充出身于江南豪族，是东晋大将军王敦手下的一名参军。东晋朝不乏谋反之人，王敦就是一个典型。王敦本是晋武帝之女襄城公主的丈夫，因为手握重兵，又镇守江州要地，心怀鬼胎，时时在窥伺谋夺帝位时机。沈充区区一个小吏，有铸币行世的权力，当然是依仗其主王敦的势力。王敦后来闹事时，沈充在家乡浙江吴兴起兵响应。由此不难看出，东晋时期对于铸造钱币的管理是十分松弛的，地方上自行铸造钱币的也决不止沈充一个。沈郎钱的式样不见文献描述，可以肯定这是一种更小的钱，后人将一种面文为“五朱(铢字去掉金傍)”的轻薄小钱确定为沈郎钱。这种钱颜色青白，铜质很差。后代诗人以榆荚比喻沈郎钱，如唐代诗人李贺《残丝曲》有“榆荚相催不知数、沈郎青钱夹城路”之句;李商隐的“今日春光太飘荡，谢家轻絮沈郎钱”;王建有“素柰花开西子面，绿榆枝散沈郎钱”之句。 南宋《洪遵泉志》有“太元货泉”，列为 “不知年代品”。彭信威在《中国货币史》中认为：“东晋时可能铸过太元货泉，大小同货泉差不多，太元二字近楷书。遗留极少。旧谱插图都是假的。”差不多与十六国同期的东晋孝武帝司马曜时期，也就是陶渊明所处的那个时代，立年号为“太元”(376-396年)，都城建康(今南京)。钱界大多认为东晋孝武帝铸 “太元货泉”的可能性较大，但史料未载。1981年内蒙古林西县小城子三道营子村发现一处古钱窖藏，出土钱币上自先秦，下至辽代，窖藏中发现了一枚“太元货泉”，铜质，直径23.2毫米，厚0.8毫米，穿7.3毫米，重2.12克，老生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公布过该钱的拓样，根据彭先生的观点，认定为东晋孝武帝马曜时铸造。 彭先生的说法是基于“太元货泉”是我国早期出现的年号钱，那么它必然铸于太元年号时期。然而在东晋前后历史上以“太元”为年号的至少还有两个：一个是东吴孙权时，有“太元”年号(251-252年)，都城也在建康;再一个是十六国中的前凉张骏时期(324-346年)，也有“太元”年号，都城为今甘肃张掖。所以即便“太元货泉”的确为年号钱，这种“太元货泉”(图9)的时代还是大有研究余地。彭先生所以说“旧谱插图都是假的”，是因为有资料显示，“太元货泉”存世量太少，当年清人为满足收藏者需求，根据宋人洪遵的著录伪造了许多“太元货泉”，所以清人钱谱中的这种钱大多是伪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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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既沿用汉代的“五铢”，也自己造钱。刘备所建蜀国铸钱种类较多，有不少虚值“大钱”，如直百五铢、太平百钱、直百，面值大，但有的钱体还不如一枚五铢钱；
吴国比蜀国更狠，货币面值更“虚”，先后发行了大泉五百、当千、二千、五千。一枚“大泉当千”，大小、形制类似王莽的大泉五十，面值却增加了二十倍！老百姓都出离愤怒了，政府也承受不住压力，就收回和销毁大泉二千、五千这两种钱，所以这两种古币存世很少，尤其是大泉五千，留存至今的也就五枚左右，是中国古钱的大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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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国还是使用五铢钱，没有铸造虚额货币，这与魏国经济稳定有关。不论后人如何评价，从货币经济角度看，老百姓生活好的还是魏国。
晋作为一个朝代不可忽略，但从钱币史看则可有可无，因为西晋可能根本就没有铸钱，与东晋并列的十六国倒铸了些钱，数量不多但很具有代表性：
成汉李寿于汉兴年间所铸“汉兴”钱，是中国早的年号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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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夏国王赫连勃勃所铸“太夏真兴”，次将国号“大夏”(古时“太”与“大”同义)与年号“真兴”并铸在一起，存世稀见。
这些钱币摆脱了“铢两制”记重，是以后年号钱或国号钱出现的先声。
南北朝：五铢PK北周三品
南北朝时期，中国古钱币的又一个春天来了。钱币的质量和美感都有了大的提高。虽然还有虚值大钱，但已不像三国时期那样严重。这时期影响较大、对稳定货币经济起到重要作用的是北朝所铸两种五铢钱：永安五铢和常平五铢。
“永安五铢”系北魏永安二年始铸，钱币铸造在当时属于较工整的，曾在北方大量通行；
“常平五铢”系北齐文宣帝期间所铸，这也是北齐惟一铸造的钱币。“常平”非年号，而是借用了当时囤积粮食的“常平仓”之名，也许皇帝希望钱币和“常平仓”一样，有调节市场之功用吧。常平五铢铸造非常精良，文字流畅优美、版式划一，是当时精美的几种钱币之一。由于采用了铜母范叠铸技术，铸钱效率也极大提升，铸量较大，流通较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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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铢钱为何盛行了七百多年
秦灭以后，刘邦建立了汉朝。汉承秦制，货币制度也一如其旧。所不同的是，汉初半两钱的实际重量开始变轻了，如汉文帝时半两钱只重四铢（二十四铢合一两）铸币的名称和重量，两者由相符到有差距，这是世界各国货币史上共同的现象。这一方面是统治阶级为了节省币材，另一方面也标志着货币地位的进一步确立。
　　西汉初年，曾允许私人铸钱，结果引起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于是严禁私铸，违者处以死刑。但违法盗铸事件还是层出不穷。公元前175年，汉文帝又允许私人铸钱，但规定不得掺杂铅铁降低钱币质量，违者处以“黥刑”
　　（脸上刺字）。这样一来，各地豪强权贵、富商大贾就得到公开铸钱、大发横财的机会。大夫邓通由于铸造钱币，财富超过了王侯。吴国豫章郡（辖境相当今江西省）有铜山。吴王刘濞就广招天下亡命之徒，大量采铜铸钱，“富埒[liè劣，同等]天子”。公元前154年（汉景帝三年），刘濞发动吴楚七国叛乱，曾狂妄宣称：“我的金钱在全国到处都有，诸王日夜用之不尽。有应当赏赐的，只要告诉我，我就送给。”
　　从经济上看，由于私铸的钱币越来越多，市场上各种钱币杂用，很不统一。老百姓用钱，在郡县之间就有所不同，有的因用轻钱，一百个钱还要贴补上若干。私铸的钱币偷工减料是不足为奇的。有一种钱，轻小得象榆树的果实榆荚[jiá颊]一样，而中间的方孔又特别大，不小心就碎成四爿[pán盘]；它的重量只有二铢多，竟在上面还铸明“半两”。
　　汉景帝平定吴楚之乱以后，又禁止私人铸钱。但私铸钱并没有减少，只是由公开转入了地下。汉武帝统治时，为了遏止私铸，就频繁地下令进行钱币改铸。以后，他又严令执行由桑弘羊提出的经济政策，将冶铁、煮盐和铸钱等权力全部收归官营，从而打击了富商大贾和地方上豪强权贵的割据势力，开辟了更广泛的收入来源。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元狩四年），汉武帝实行币制改革，采用了新的“白金”和“皮币”。白金的币面分三等：圆形的龙币值三千钱，方形的马币值五百钱，椭圆形的龟币值三百钱。所谓白金，实际上是银和锡的合金。银少锡多，作价又那么高，自然会发生贬值。加上银的价格高，锡的价格低，成千上万的人又私下铸造起来，结果白金只用了一两年就废止了。白金是中国最早的银币，也是第一次在币面上出现了图型。在此以前，钱币上只铸文字，不用图画，与希腊体系的钱币不同。汉武帝时中国已同古罗马、印度等国有贸易往来，白金铸图型很可能是受到外国币制的影响。
　　皮币的原料是用皇家上林苑中养的白鹿的皮，长宽各一尺，上面有彩色的绘图。小小一块画了图的鹿皮，竟然作钱四十万，在当时是无论如何行不通的。不过，正因为它的币材与币面的价值相差悬殊，因而可以说是中国纸币的最早尝试。
　　白金、皮币的弊病，汉武帝很快就发现了。于是在发行白金和皮币以后的几个月，开始铸造“五铢钱”。
　　五铢钱相当精美，铜色浑厚匀称，文字端庄俊秀，并且采用了战国时刀币、环钱边缘突起的轮廓，以保护币上的文字不致磨损，同时增加牢度。这一边缘突起轮廓的铸造法从此就固定了下来。
　　五铢钱大小得体，轻重适中。在这以前，大的如某些刀币，长十九厘米，重五十多克；小的如荚钱，直径不到一厘米，象豌豆那么一粒，携带与计数都很不方便。五铢这一标准是人民群众通过长期的实践得来的，因而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公元前113年（汉武帝元鼎四年），汉武帝将铸造钱币的大权收归中央所有，并在上林苑设立负责铸钱的机构，称作“上林三官”。铸造钱币有了专门机构负责，钱币的质量就有了保证。这时铸钱已经采用了铜质母范的方法，即先用泥土制成非常精美的凹模祖范，然后铸出凸模铜母范，用它可以造出无数的凹模泥范，因此铸出的铜钱大小和式样完全一致。至于钱的边缘，原来是用手工来锉平的，到了这时，已经改为叠串在一起用车刀车平，在技术上有了进步。
　　从史书的记载看，汉代在发行了五铢钱以后，钱币使用得更加广泛，流通的渠道也更多了。钱可以买到官职，也可以赎罪。汉以前，作为政府一大开支的官吏薪俸，都是以谷和粟等实物来支付的；到了西汉，名义上虽然叫若干石，但在实际发付时，有的发一半谷粟、一半铜钱，有的则完全发钱。东汉时的官俸，连名义上都改为一半钱、一半谷粟了。钱币的用处这么大，人们对于它的追求也就更加强烈。汉代钱范上，常有“日入千金”、“日入千万”、“大利千万”等字样。“金钱万能”好象已成为一般人的座右铭。从公元前116年（汉武帝元鼎元年）起，五铢钱已作为唯一的钱币，独步于汉帝国的疆域。直到一百二十多年后，王莽称“假皇帝”，代行皇帝职
　　权，才发行了三种新钱：大泉、[qì气]刀和金错刀。
　　王莽铸造新钱的主要目的，是想用它来收购黄金。西汉时，黄金在对外贸易中是作为国际货币使用的，有一定数量的外流，加上其它原因，使黄金格外希罕。王莽禁止列侯以下挟黄金，人民手中的黄金都要卖给政府，有的干脆没收。他所发行的方孔圆钱大泉，每枚值五铢钱五十个；小泉每枚值五铢钱一个；钥匙形的值睹棵吨滴灏俑觯唤鸫淼兑蛏喜恳跷摹耙坏丁绷阶钟昧艘坏愕慊平鹎洞恚沟蔽迩段孱９8年王莽取代刘氏做了皇帝，就将刀钱和五铢钱一并废除，专用大小泉。泉在周朝已作为“钱”的别写，而且含有象泉水源源不断流通的意思。然而人民对王莽的货币政策早已怨声载道，他们拒绝用大小泉，坚持以五铢钱进行交易。在当时无法维持一种稳定的币制的情况下，不少人又从事私铸。于是王莽将使用五铢钱的人流放到边疆去，弄得农民和商人纷纷破产，诸侯卿大夫以至老百姓因私铸而定罪的多得无法计数。中国历史上，在货币制度方面展开这样剧烈的斗争，还是少见的。
　　王莽极端迷信于所谓的“制度改革”，以为制定了新制度，天下自然会太平。他取国号叫“新”，把各地的地名也都更换得面目全非；货币制同样朝令夕改。专用大小泉仅仅一年，又花样翻新，搞起了所谓宝货制：用金、银、铜、龟、贝五种实物作为币材，定出了六种二十八等不同的货币。宝货制乱七八糟象个大杂烩，连王莽自己也未必弄得清楚。龟甲、贝壳交易的时候须量尺寸，其麻烦可想而知。布币分成十级，从小布一百到大布千钱，每级实际重量只差一铢，不识字的人毕竟是大多数，简直无法分辨。
　　王莽强迫命令，不带布币的不准通行，公卿身上须有布币才能进宫。他甚至采用残酷的惩罚办法，一家铸私钱，五家连坐，但实际上还是行不通。强制通行的布币越来越不值钱，物价越涨越高，米每石卖到万钱。公元14年（王莽天凤元年），王莽为了挽回人心，第四次改革货币，铸行货泉和货布，有点接近了五铢钱币制。但这时候他的政权正在绿林、赤眉农民大起义的冲击下风雨飘摇，币制改革已无济于事。新朝只存在十五年便灭亡了。
　　在中国货币史上，王莽的币制最为五花八门，光怪陆离，然而它也促进了铸钱工艺水平的大大提高。金错刀的错金技术炉火纯青，“一刀”两字发射出水银的光彩，后代人都把它作为珍贵的工艺品来。东汉张衡在《四愁诗》中写道：“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美人所赠，看来不会是一把真的刀；成语“铸成大错”的“错”，本义也指错刀，借用为错误。货布长二寸半，宽一寸，四枚连在一起，恰好等于汉制一尺。货布制造规格很严，即使检查上千枚，其大小轻重也少有差别，以致可以由钱币来确定汉代的度制和衡制。有人把王莽称作造币能手，这是不恰当的，真正的铸币能手是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默默无闻的普通工匠。
　　公元25年，借绿林、赤眉起义发家的光武帝刘秀，建立了东汉政权。他沿用王莽时的货泉，而且还铸造了新的货泉。直到他做皇帝的第十六年，才重铸五铢钱。
　　在三国时期的货币中，有一种叫“太平百钱”。黄巾起义的首领张角曾以“太平道”为号召，由此看来，太平百钱可能是起义军铸造的。如果真是这样，它便是最早的农民起义军铸的货币了。
　　东晋时，钱币很混乱，大的大，小的小：大钱叫“比轮”，意思是比得上车轮；小钱有“小五朱”，是沈充铸造的，又叫沈郎钱。唐朝诗人李贺写过“榆荚相催不知数，沈郎青钱夹城路”的诗句，可以反映这种钱币的薄小。年号钱出现于与两晋差不多同时的“十六国”，即成汉的李寿造的汉兴钱。汉兴是李寿的年号。帝王用年号是从汉武帝开始的，但铸作钱文也采用年号，则要数汉兴钱最早。在汉兴钱以后的百余年，又有南朝的宋孝武帝刘骏铸造的年号钱，名“孝建四铢”。梁也铸造过五铢钱，有许多是不值钱的铁五铢，交易的时候用车来装运，不是一枚枚地计数，而是说几贯几贯（贯是成串的意思，一贯即一千钱）。饥荒的时候甚至一斗米卖八十万钱，一只
　　狗卖二十万钱，可见当时的钱币已贬值到何种程度。
　　隋朝的开国皇帝杨坚也整顿过钱币，铸造了统一的新五铢钱“开皇五铢”。但由于隋朝的历史很短，继起的唐朝又重新铸造新币，这种“开皇五铢”就成了最后的一种五铢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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