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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长篇作品 - 废墟1976
截止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二林子那几年是怎么过的，我只能去猜测，尽量发挥我的想象力。
《废墟1976》创作过半的时候，是这一年的年底了，离我的生日还有两天。不，你别误解，我从来也没过过什么生日，我不是马克思，我没为人类做过什么贡献，所以我的诞辰日跟平日毫无区别。生日那天，只有我妈给我打个电话来，告诉我，她把我的几个兄弟都召集起来，一起吃面条，缺席的就只有我...
截止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二林子那几年是怎么过的，我只能去猜测，尽量发挥我的想象力。
《废墟1976》创作过半的时候，是这一年的年底了，离我的生日还有两天。不，你别误解，我从来也没过过什么生日，我不是马克思，我没为人类做过什么贡献，所以我的诞辰日跟平日毫无区别。生日那天，只有我妈给我打个电话来，告诉我，她把我的几个兄弟都召集起来，一起吃面条，缺席的就只有我了。在这个世界上，把我的生日看作是一个了不起的节日的，恐怕只有我妈一个人了。我一边吃着泡面，一边想象着几百里地以外我妈为我煮的面条里，放得是什么卤，搁得是什么菜码。
写到半夜，我累了，就开门出去，在小区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所有的窗子都是黑的，人们都已鼾睡，这时候，我就特别的伤感。我点上一支烟，让新鲜空气和尼古丁一齐进入到我的胸腔。其实，我真不必那么伤感，我过去所向往的一切，我现在都拥有了，难道还不够吗？我曾经向往我有一屋子的书，现在有了，而且比想象得更多；我也曾向往我有使不完的稿纸，再不用一篇稿子在正反两面写了，现在有了电脑，我可以一天二十四小时在上面敲字，敲一辈子也敲不完；还有，就是向往有一个书桌，可以舒适地在上边书写，十几年间，我都在趴在床上写，书桌在我们那个家庭，原本是用不着的，而且一间屋子半间炕，占地方，现在我也有了。
“我是不是野心太大了？”
当时，我问我在图书馆结识的那些朋友，他们用《列宁在十月》里瓦西里劝慰他妻子的口吻说：
“牛奶会有，面包也会有的，放心。”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胃口实在是太贫弱了，但是，我还是因为我得到了满足而满足，而得到了安宁和均衡。北京的夜，居然这么静谧，这是我想不到的，我原来住的那个城市的夜里，陪伴我入睡的总是火车的汽笛声、汽车的喇叭声和家长打孩子的骂声……回到屋里，我想睡了，睡前服用安眠药的习惯早就没了，我只须喝上两杯咖啡，就能一觉睡到大天亮。我已经不习惯跟女人睡在一起了，我觉得翻个身都不得劲儿，可是，十八岁的我，曾把跟自己爱的女人一起睡觉当作一种理想来向往着，那个女人一定有一张圆圆的脸和圆圆的眼，而且她一定很有风韵，又很矜持——
后来，我真的遇见了这样一位姑娘，她是顶替她的母亲，来这个单位上班的，正好分到我所在的车间。
她比我大，刚刚从知青点办回来。她不是喜欢说话的那种，皮肤白皙，一点也看不出她曾种过庄稼的痕迹。不过，她温暖的眼睛，一看就觉得她的怀抱是和平的、幽静的和温暖的家乡。不过，对已经比十八岁大了两年的我来说，她属于另一个世界，她那么富态，你很容易想象得到，她是没挨过饿的，也没被一切灾难蹂躏过的，我只能远远地欣赏着她，越远越好，因为我不想遭她的白眼。
不能否认，那是我活过的二十年来最快乐的一段时间，我抬起头来就能看见她的笑脸，她一笑还能露出一对小虎牙，顿时我的心里就畅快多了。是的，我从来就不是个有雄心壮志的人，能天天见到她，我就已经很知足了。
渐渐的，我们开始熟识起来，也常常在一起聊聊天什么的，我发现她是那种不设防的女人，天真得似乎比我的年龄还小，这更让我像仰望神仙一样地仰望她。
“这个字你认识吗？”
“认识，一会儿我再告诉你。”
我们俩更多的对话内容都是围绕着一些生僻字，相互藐对方，谁认识的更多，譬如“旮旯”啦，再譬如“耄耋”啦，等等。
“一会儿不行，一会儿你翻字典去查怎么办？”
“我怎么可能那样呢！”
“那你现在就告诉我。”
“我一猜，你就不会，这俩字念‘饕餮’。”
她说出来，我才想起，左拉不是写过一本《饕餮的巴黎》吗？李青崖译的。
她得意了。
“姓刘的，你也有今天。”
她用手指我的时候，从她的短袖一端竟露出半圆的一片肌肤，禁不住让我的胸廓怦怦地跳动起来，我一边骂着自己龌龊，一边又无法转移我的视线。
而她对这一切却浑然不觉。再后来，中午饭我们也常在一起吃，她有好菜总要拨我饭盒一点，我去锅炉房蒸饭时也捎带脚带上她的。
每一天都过得跟童话一样，我觉得。
上班的时间显得短了，总是感觉才进厂不一会儿，下班铃就响了，日子变得不那么煎熬了。
“你的眼镜多少度？”
她摆弄着我的眼镜。
“读书多了，就这样不好，很容易把眼睛搞坏。”她说。
那是一个多彩的夏天，在我印象里。我们在一起越来越久，赶上阴天，我还送她，她也不反对我送，一道上，总是有说不完的话。可是，突然有一天，风云突变，她很严肃地对我说：“以后，我们少说话，人家都有议论了。”
“仅仅是说话，有什么可议论的？”
“你可以不在乎，我不可以。”
“你听我说……”
没等我解释，她已经走了，她远去的脚步仿佛踩在我的心上，我只觉得眼前一片黑暗，赶紧坐下，不然非栽倒在那里不可。可是，下班时，她跟我擦肩而过时，却对我说：“在厂门口等我。”
“你不是怕人家议论，不让我再跟你说话了吗？”
出了厂子的大门，我们一前一后，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一直走过了桥，她才跟我会合。我的抱怨，她也不往心里去，只是一手掐着腰，冲我笑，那眼神，就像是注视着一个撒娇的孩子。我讨厌她这样的眼神，我更希望她拿我当个年龄相当的男人看。
“我跟说的只是在单位里少说话。”
她竟跟我咬起文嚼起字来，她惹人爱怜的表情也让我心慌。看我没有笑，她说：“好了，今天不让你送我到家，只送到半道就放了你。”
“我不是个小心眼的人，送你到家我也不怕。”
“那就走吧。”
她拍了我一下肩膀说。
一场游戏就这样开始了，在厂子里，我们俩形同陌路，谁也不搭理谁，顶多偷着挤咕挤咕眼儿，而下班以后，总是一块走，明明超近道儿可以到达目的地，可是，我们偏偏要绕个远。
“快走，眼瞅着就要下雨了。”
半道上，真的下起雨来，她拉着我跑到一个商场的檐下避雨，她挨着我太近了，我有点喘不过气来。
“明天要是晴天，我们就去公园吧，我很久都没去了。”
我说我也很久都没去了，回来，我就一个劲儿向苍天祈祷，快一点晴天吧。转天，天遂我愿，果然晴空万里，我如约前去找她，我妈在身后问我：“你不是歇班儿吗，起这么早干嘛，还不多睡一会儿？”我说：“我有重要的事。”是啊，还有什么事，比跟她一起去公园更重要的吗？我妈瞅着我一扫从来沉默阴郁的态度，不免狐疑起来，一脑门子的问号。这时候，我早跑没影儿了。
“等我一等。”
她从家里出来的时候，我简直有惊艳的感觉，她新洗的头，还抹了头油，桂花味的，纵使我使尽我的聪明，我也想不到，她居然还有如此艳丽的一面。
“没见过我呀，这么瞅人？”
我说我没见过你这么打扮过。那件碎花小褂正掐腰，恰好衬出她的婀娜，真像一首诗。
“瞧你那点出息，一个男人光去注意女人家穿什么。”
在公园，逛了了一圈，滑梯坐了，转椅也转了，我仿佛从僵尸状态一下子复活了。
为买冰棍谁付钱，我们俩还吵了一架。
不过，很快就和好了，即便是亲近，我们也是各自把手揣在各自的裤兜里，拉开一段距离。
“你买的冰棍一点也不好吃。”
“红果的，又酸又甜。”
“我喜欢小豆的。”
我要再给她去买。我口袋的钱，买冰棍还够，她把我拦住了，抿嘴偷偷地笑。她是故意试我。
下个礼拜，我们又一起看了电影。
看什么，由她定。
我不在乎看什么，而是跟谁看。
在电影院里，我很想摸摸她的手，但没敢，可是，我们离得很近，她的齐耳短发常常碰到我的耳朵，特痒。
“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憋气。”
“恐怕是这里空气不流通吧。”
“可能。”
“那就别硬撑着了，赶紧出去换换气。”
从夏天到冬天，我们几乎每个礼拜天都一起出去玩，要么是听文学讲座，要么去听京剧清唱，做什么，对我来说，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跟她一起做，她是我的强心剂。
“你说，我们下礼拜去干嘛？”
她问我，她永远是在为将来作打算，充满憧憬地。她的心里没有废墟。
我们始终没有说过爱，从来没有过。
她来过我家，我却没去过她家，这似乎很不公平。她不邀请我，我也不能憨皮赖脸嚷嚷着去呀，只有耐心等待。我妈对她的印象不错，总是问这问那，从家庭人口一直到住房条件，无一不关心到了，我要不哄我妈走，我妈就会说起来没完，她觉得我是老大，要娶媳妇的话，起码第一要能操持家务，第二能给弟弟们必要的关怀，当然，这是她的一厢情愿。一来二去，我妈真的把她当预备役儿媳妇了，这让我很痛苦，痛苦如同一条蛇一样缠绕着我。
因为我知道，我们俩到现在八字还没有一撇，这一撇，恐怕一辈子都不会有。
我也把她介绍给我在图书馆里认识的那些朋友们，他们都很喜欢她，尽管她的话不多，而且也都随着我叫她“关姐”。我们在一起讨论刚刚再版的《高老头》和《欧也妮o葛朗台》时，她也在一边听着，从不插嘴，跟我一样，就是他们吵起来，个个脸红脖子粗，她也泰然地托着腮，瞅瞅这个，瞅瞅那个，一副看客的架式。不过，她在的时候，我老实多了，尽可能装得温文尔雅，那时候的我，其实已经不再是真实的我了，而是乌托邦里的我。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可能对她而言，文学是一面镜子，而对我来说，则是凿在厚厚墙壁上的一个孔，一个能窥视外部世界的窟窿。
“你的这个关姐挺文静。”
这是大伙儿普遍给予她的评价。我发现，现场因为有了她，大伙儿争论问题就越发的激烈，每个人都想当拿破仑，当凯撒，谁都不肯服输——不管自己对不对。
“怎么样，你把她拿下了没？”
好几个人，都这么问我，问得我哑口无言。
“那还不简单……”但是，当我看到她恬静的面孔时，我连一点吹牛的勇气都没有了。
我只能蒙上自己的眼睛，尽量不去看他们怎么向她献殷勤，他们每个人都比我优越和优秀，我觉得。我虽然微笑着，但是我的精神比谁都沮丧，就在那时候。好在她的矜持，她对每个人的淡然，让我心中的火没有一下子熄灭。
……每一次我把她送到她家的门口，独自往回走的时候，望着漆黑的星空，拖着疲惫得脚步，当时我想得是什么，我现在已经不大记得了，但是一定是凄凉的。她与我若即若离的交往，以及她对我的爱慕浑然不觉的样子，都让我很难受，甚至比难受还难受，我不能强加于她，也不敢强加于她，我没那个底气，因为就我的条件而论，我没把握带给她光明，反而可能带给她的是黑暗。
我惊奇地发现，到现在我依然清晰地记得我因为怕她从我的世界消失而患得患失的心境。那是一次低能的恋爱，即便是这样，也仍然给了我彻骨铭心的印迹。那会儿，我夜里伴随我的常常是手指间夹着的烟卷，有时，烟卷抽没了，就抹黑趴在地上捡烟屁股，一一剥开，用烟屁股里的烟丝重新卷成炮筒子抽。
不管我背地里多么苦恼，我在她面前却永远是天真无暇，仿佛跟她两小无猜，将一切都埋得深深。可惜，我越来越不相信自己，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伪装得像那么回事。有时候，我觉得她是狡黠的，对我的一举一动都了然于心，却偏偏装作懵懂的样子，恶作剧似的保持着她的沉默。
突然有一天，她不再沉默，跑来问我：
“你跟你的朋友都散布什么谣言了？”
“我没有。”
不管我背地里多么苦恼，我在她面前却永远是天真无暇，仿佛跟她两小无猜，将一切都埋得深深。可惜，我越来越不相信自己，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伪装得像那么回事。有时候，我觉得她是狡黠的，对我的一举一动都了然于心，却偏偏装作懵懂的样子，恶作剧似的保持着她的沉默。
突然有一天，她不再沉默，跑来问我：
“你跟你的朋友都散布什么谣言了？”
“我没有。”
“那他们怎么跟我说话阴阳怪气的？”
“不知道。”
“你别太着急了。”
我被她说糊涂了。
“着急什么？”
“好了，甭跟我装傻充愣了。”
天呐，简直莫名其妙。
但是，我却能感受到从她那里传过来的温情。
而后，接下来的几天里，我都没见到她。
甚至她都没上班。是不是病了？我做着种种的猜测，又为我所做着的种种猜测而忐忑不安。没有了她，一切都变得索然了，我无法镇静我蹉跌敏感的神经，我总是望着门口，期待着她从那里走进来……然而，却没有。几次想到她家去，可是，我只知道她住的那条胡同，并不知道是哪个门。夜里，尤其是夜里，那嘈杂的市声，那风吹树叶的哗哗声，更促我辗转难眠。在第六天，她突然出现了，短短几天的工夫，她的形容却有了很大的变化，原来圆圆的一张脸，竟细长起来，她两腮早有的红晕，也荡然不见了，我腾地站起来，迎着她走过去，她却狠狠地瞪我一眼，我只得唯唯站住，看着她跟同事们打着招呼，开着玩笑。下了班，我匆匆赶到我们常常见面的地方，她果然在那里等着我。
“你……”
“我没什么。”
“我……”
“你快急死了，是吧？”
我不说了，她似乎什么都知道。
我们默默地走了一段路。
她长长地叹息一声。
“我最终还是没有斗过她们。”
“她们是谁？”
“我妈，我姐，我妹妹，她们轮番地讨伐我，时而群起而攻之，时而逐个地实施怀柔政策，我不吃饭，也吓唬不住她们，我发现我在家里是那么孤立，没有一个人站在我的一边，我灰心死了。算了，就这样吧，她们要我怎样，我就怎样，这下总可以了罢？”这时候，她的面靥异常的惨白。
“是因为我吗？”
“不是因为你，我是因为我自己。”
已经二十岁的我，又一次为自己感到悲哀。
“我对不起你……”
“别这么说。不是你对不起我，也不是我对不起你，是那些人们对不起咱们俩！”
“你别为这个烦恼了。”
我说，我只能这么说，我不知道除了这个，我还能说什么。
多少年以后，我碰见她，她对我说：“你还写小说吗？要是太累心，就别再写了。”
我们俩貌似泰然地过了一段日子，但是已经回不到从前的那种自然而快乐当中去了。我们也谁也不去触碰对方敏感的神经，能回避，就尽量的回避。
“这个礼拜，咱们去郊外转转怎么样？我怕骑车太累，去得了，回不来，所以能抓你这个壮丁。”
“倒霉的差使，怎么都是我的？”
“你要是不愿意就算了。”
“我愿意，我简直是太愿意了。”
“这还差不多。”
“那就这么定了，你出车，我出力，晌午饭呢，由你来带，我只带着一张嘴。”
她给了我非常富有戏剧性的一瞥。
“你也学会吃小亏占大便宜了。”
“嘿嘿。”
“可是水壶要由你带着，对了，别忘了灌满水。”
礼拜天，我很早就到了见面地点，没想到她比我来得还早，两手抱着肩，在等我呢。
“这么早？”
在白日朗朗下，她的五官显得特别清晰，就像一个雕塑高手雕塑的象牙雕塑一般。
“早点吃了吗？”
我摸摸肚子，笑了，我赶着出门，哪里顾得上，于是，就如实地告诉了她。
“我给你预备了。”
“预备什么？”
“你瞅瞅，你瞅瞅，这都是我亲手做的——大饼摊鸡蛋，快着就热吃吧。”
直至我把大饼摊鸡蛋囫囵个地吞下肚儿，我也没尝出滋味来。她注视着我，那愕然的表情，大概是为我的吃相吓住了。
春天踏青，对我来说还是个新鲜事，看来，她比我要浪漫多了，我们俩头一回手拉手，走在荒郊野外，我总的感觉就像梦游一样。草丛间，不知名的草虫在鸣叫，她兴致极高，而我，只能感觉到我的手在出汗。
“累了咱就坐一会儿。”
“行，坐一会儿就坐一会儿。”
我不舍地将我的手从她的手中抽回来，赶紧在裤腿儿上擦了擦。我们坐的这个地方，我听说头些年还常有野狼出没，这几年似乎已经绝迹了，很多城市人见都没见过野狼。
“来，把你的头枕在我的腿上。”
她的话，吓我一跳，叫我毛骨悚然。
“怕什么，你脑袋上有几个蒺藜狗子，我给你摘摘。”
我乖乖地躺下，我觉得她的腿很软，很烫，我的精神仿佛流离了，我的血液也仿佛溃走了。
“你给我躺稳当了，别乱动弹。”
我哪里是动弹，我是哆嗦。这么近距离地接触女人，我还是第一回，而且是自己最爱的女人。
“要是在这里盖一间房子住，空气这么纯粹，多好。”
“我一个人住不敢。”
“你怕什么？”
“我怕得可多了，我怕狼把我叼了，蚊子把我吃了，或者是把我孤独死。”
“瞅你那点子出息。”她笑着用指头戳了戳我的脑门，她的劲头不小，戳得我生疼。
“关姐……”
我仰躺着，用奢欲的目光在她脸上流连。
“你要说什么？”
“你真的很好看。”
“讨厌！”她就红着脸，捏着拳头捶打我，我就躲，匆忙间，我抓住了她的手，她安静下来，听凭我将她的手贴在我的脸上。
“你现在也学坏了。”
她喃喃似的说。但是，从她的脸上表情看，并没有太多的责备和恼怒，我放心了，心境好像从黑夜一下子走进了清晨。
“我本来就坏。”
“我早就瞧出来了，满脸的狡诈，举止也轻佻……”她的两颊颜色得宛若乍熟的果实。
我赶紧松开手。
“我不是说你这个。”她又把我重新递给我。
窘是窘了点，但是我还是攥住了她的手。
“轻点。”
手在抖，不知是她，还是我。
那年头，这样的举动已经很放肆了。
“你不要怪我妈，要怪就怪我，我妈也是为我好，只不过她认为的好跟我认为的好不一样就是了。”
“你妈怎么了？”
“哦，没什么……”她大概觉得自己太饶舌了，赶紧闭上嘴，什么也不再说了，只用另一只手抚摸着我的头。
“你妈到底怎么了？”
“我说过没什么了，你还啰嗦个什么劲儿！”她突然凛若冰霜地说了一句，见我一脸的愕然，又柔柔地笑了笑，将她的脸贴近我的额头，我的心整个地乱了，我管，也管不住自己，只能任凭它放浪。我两手搂住她的脖子，但是，我马上就被自己的胆大妄为吓住了，双臂僵在那里，不知道是该撒手，还是该继续。
“我们不再提我妈好吗，起码今天不提。”
我只“嗯”了一声，还来不及多想，就感到一片温热，落在我的唇上……
事后，我越想越觉得诧异，那天关姐的所作所为，实在叫我难以理解，甚至有点可疑。
“关姐她妈是谁呀？”
回单位，我悄悄地问我的同事。
我终于得到了答案，不禁感叹一声：世间事，真是无巧不成书啊。同时，我也知道，我跟关姐的最后结局，只能是以悲剧告终，现在的一切都将是水中月，镜中花，白忙活一场。
关姐她妈，恰巧就是我的车间主任，就是那个嫌我父母都不双全，说谁把闺女给了我，就等同于是把闺女往火坑里推的车间主任。
知道了这个，不待她疏远我，我也不会再往她跟前凑合了，不知不觉，我们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龟裂，我最大的乐趣，就是闭上眼，温习我们曾经有过甜蜜。从此，我们也没有再独处过，她没提出过让我送她，我也就没送，很多东西就流水一般过去。这个厂子，在我看来，实在是没有继续呆下去的必要了，尤其是在我到二林子所在监狱探视回来以后，愈发有一种幻灭感充盈于心头。于是，我没跟任何人商量，就擅自做主，写了一纸辞职报告，离开了这个厂子。孙书记还找我谈过一次话：“放着铁饭碗不要，你要什么？”我说：“我累了。”孙书记仍然不理解：“你累了，不会找熟人开一张长期的病假条吗？好多人都是这么干的。”我说：“那样，还得隔三差五地往厂里跑，我实在是再不想迈进这个地方一步了。”孙书记先是惊愕，而后是恼火，他用直呆的目光瞪了我半天，站起来说了一句“不可理喻”，就气冲冲地走了。一个人颓唐到极点的时候，难免要做出点不可理喻的事。我离开厂子时，也没跟关姐打个招呼，走出大门口，我心里充满了廉价的轻松感。至于我要向何处去，我则想都没想，用电影《创业》里的主人公周挺杉的那句台词来形容：我总的感觉是解放了！那天，我漫无目的地走了很久很久，到夜已深，我也走累了，才回家，但是，我没敢把这些告诉我妈，悄悄地钻进被窝，蒙头睡了。我妈问我吃了饭没，我也没应声。
转天，我仍然到上班的钟点走出家门，一如往常，连续好长时间，我妈都没有看出破绽，我压根就不想叫她看出破绽来。我天天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该何去何从。
季节是十月了，天渐渐变凉，秋风吹在我这么一个落魄者的身上，冷得吃不消。但是，我一点也不为我的鲁莽和任性而后悔，若干年以后，我给酵母片讲起这些的时候，他说：“你真有勇气。”
是的，又该说说酵母片了。他和钢镚儿临出门讲用的前一天，坚持要站好最后一班岗，又奔赴到抗震救灾的第一线，去发掘瓦砾堆，这时候，幸存者几乎已经没有了。
“接着比？”
钢镚儿又给酵母片下了战表。
“比就比。”
两个人在两个地方拉开架式，一边忙活，一边偷眼瞅着对方的进度，知道很多人都盯着自己，二人就像二郎神附了体似的，疯狂地大干快上起来，将到黄昏时，钢镚儿已经挖出了三具尸体，而酵母片还一无所获，钢镚儿以压倒性的胜利赢了酵母片，虽然不输房子不输地，酵母片还是面红耳赤，怪不好意思的。你“有本事，咱们接着比划。”酵母片不服气地说。“明天早起还得赶路，早睡吧。”旁人劝他。钢镚儿得意地吹着口哨，成心气他。钢镚儿那妞踢了钢镚儿一脚，钢镚儿才老实。大伙儿都收拾家伙，准备打道回府，灾难就在这时候发生了——现在，酵母片回想起来，还是不敢相信，所发生的一切是真的，恍惚是做梦，仅仅在一瞬间，似乎什么都改变了，包括他的后半生，也包括他的爱情……
这是一场余震造成的，旁边摇摇欲坠的危楼，再也经不住哪怕一点点的波动，突然坍塌下来，一时尘土飞扬，遮天蔽日，人们在昏暗中呼叫着。等尘埃落定，周围是寂灭后的宁静，酵母片爬起来，抖了抖身上的土，抬眼四望，首先看到了钢镚儿那妞在使劲揉眼，接着瞧见记者在啐唾沫，钢镚儿呢？
这座坍塌的楼，在造反那年，有人腰里拴根绳子，从房顶子爬下来，拿油漆写了一句硕大的标语：某某某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后来，嫌有碍观瞻，几次想刷掉，就是因为太危险，所以一直都没涂下去，这回一地震，倒好，不光标语没了，连楼都夷为了平地。
这座坍塌的楼，在造反那年，有人腰里拴根绳子，从房顶子爬下来，拿油漆写了一句硕大的标语：某某某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后来，嫌有碍观瞻，几次想刷掉，就是因为太危险，所以一直都没涂下去，这回一地震，倒好，不光标语没了，连楼都夷为了平地。
酵母片给我讲到这的时候，很久很久都不再言语，过了一会儿，他打了个哈欠，说是困了要去睡觉，我也没拦他，由他去，其实，他就是..
这座坍塌的楼，在造反那年，有人腰里拴根绳子，从房顶子爬下来，拿油漆写了一句硕大的标语：某某某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后来，嫌有碍观瞻，几次想刷掉，就是因为太危险，所以一直都没涂下去，这回一地震，倒好，不光标语没了，连楼都夷为了平地。
酵母片给我讲到这的时候，很久很久都不再言语，过了一会儿，他打了个哈欠，说是困了要去睡觉，我也没拦他，由他去，其实，他就是不讲，下面的故事，我也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不过，疑问还有很多，我只有且听下回分解了。也好，还能叫我时常惦记着他，不然，酵母片把他的故事结尾一口气告诉了我，恐怕就没什么悬念了，同样，我要在这里一口气给读者讲完，读者也觉得没什么悬念，失去了继续听故事的兴趣了。
酵母片还曾给过我一枚他获得的奖章，做个纪念，我把它跟房本、离婚证和以前发的工作证搁在一起，锁了起来。
他迷信很多东西，比如孩子的衣裳，包括尿褯子，不能夜里晾在露天，不然会沾染上不干净的东西，所以他孩子的所有东西，他都放在室内，他说：“我要我孩子没有一丁点恐怖的记忆。”
记忆其实是个好东西，假如一个人到老了，躺在床上，一段可以讲给孙子听的故事都没有，多悲哀。
“你小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特穷。”
“你上学时是什么样子的？”
“总饿。”
“再大一点呢？”
“又穷又饿。”
“那么，你整天都想什么呢？”
“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还没被解放的劳苦大众。”
我孙子要是这样问我。
我只能这样的回答他。
当然，这是我的假设，我的孙子还是个遥远的未知数，但是，这丝毫不影响我想入非非，甚至是杜撰。我住院的时候，每天晚上我都怀疑，我很可在睡眠中悄然死去，不给任何人添麻烦，可当清晨醒来，强烈的阳光射在我的眼上，我又是那么的庆幸，我还活着！那种愉悦，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这时候，我就想，我要有个孙子就好了，我是抱着敬畏的态度这样想的。我叫他站在我的床头，用手揽着他的腰，跟他说话，至于说什么，坦率地讲，我真没有想过。于是，我就假设一些话题，自问自答。
“你老了以后是什么样子？”
“躺着。”
“你躺着能做些什么？”
“想事。”
“都想些什么事呢？”
“一些发生过和没发生过的事。”
“那么生活有意思吗？”
“我也不知道……”
问答往往到这里戛然而止，就进行不下去了。其实，我现在根本就不是生活，生活都在别处，我始终是生活的局外人，充其量我只能算是活着而已。假如不是有人按月来找我收水费收煤气费，我甚至都意识不到我还活着。谁若告诉我，他们去了酒吧，去了KTV，或是去了水立方，我都觉得很抽象，这些地方我都没去过，所以也无法想象它们的样子。但是，谁要提起三十年前的往事，我的大脑立刻就活跃起来，并且仿佛像磁石吸引大头钉一样的被吸引，那些情景历历在目，要多清晰有多清晰。
“你简直成出土文物了。”
有人这么说我。
二十二岁那年的秋天，我揣着一家法制杂志的采访介绍信，军挎包里放了十斤粮票、二十块钱，到二林子所在的那座监狱去采访，也想顺便接他出来，按时间算，他正好刑满释放。我从长途车的窗口望着飞驰而过的盐滩，心情复杂。
“不知他是满脸胡须，还是剃个秃瓢，也不知他是胖了，还是瘦了。”我心里想。
车上几乎都是探视犯人的家属，拎着大包小包，个个嘟噜着脸，紧闭着嘴，把气氛整得挺压抑。
监狱从远处看就像一座普通的村落，弥漫着的雾气，仿佛袅袅炊烟，盐滩上围了一圈篱笆，酷似一扇偌大的屏风。走近了，才瞅到几座岗楼，岗楼上有荷枪实弹的哨兵，叫我有点紧张。我到监狱的有关部门去接洽，花了大约一个多钟头，我的采访对象是他们推荐的，是一起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受害者。那时候，监狱里，这样的事情太多了，数不胜数。毕竟是刚来，我没有跟他们提起二林子，来日方长，过几天再说，也来得及。接待我的年轻警察说:这个地方，就两种人，一种是警察，一种是犯人，还有就是警察的后代和犯人释放了留用在这里的留用人员后代。
我在监狱里采访了六天，回程时的心情跟来时大不相同，眼睛里已没有喜悦，而是埋藏了许多更酸楚更萧条的东西，一道上我一直抠指甲，把指甲都抠出了血来。就是从监狱回来的第二天，我给厂里递了辞职书，带着一颗成了碎片的心，离开了工厂。跟我同时进厂的同事不时来我家看我，我怕他们说漏了嘴，总是领他们到门外，跟他们解释半天，解释也是白解释，他们仍然是不能理解我。不过，他们还是给我透露了不少我感兴趣的信息，比如我知道关姐新交了一个海员，进展迅速，听说都已经谈婚论嫁了；再比如我也知道那个海员工资很高，而且能买进口表和进口半导体……我现在已经记不得我听了这些之后是什么感受了，肯定不会很高兴就是了。我怕我辞职的秘密被我妈戳穿，就找个理由，独自搬到老楼上去住了，很少再去临建棚。我撒疯似的写作，虽然一年来只发表了两首散文诗，但还是颇受鼓舞，每到礼拜天，我跟我们单位一个比我大很多的师傅，一起去邮电局门口，交换邮票，说是交换，其实就是买卖，那时候，随便买卖东西，都叫投机倒把，所以拿集邮做幌子。我们单位的这个师傅，脸皮薄儿，不敢亲自露面，总是躲得远远的瞅着我，我给他当枪手。他的邮票都是他父亲当年在银行上班时留下来的，民国票居多，还有少量的满洲票和解放区票。他告诉我卖多少，我就卖多少，不出仨月，他就赚了一笔，先买了一台九吋的黑白电视，而后又置了一架缝纫机，当然，他也没亏待我，每个月给我一份赏格，比我以前在单位学徒的工资还多五块。这样一来，我照旧可以按月把薪水交到我妈的手里，一分也不少，我妈给我零花钱，我也不接着，只要饭费就够了，余下的五块钱买稿子、墨水和《人民文学》、《诗刊》杂志刚刚好。
那天，我头晕，从糖罐子里抠出最后一疙瘩凝成块状的红糖，给自己沏了一杯糖水，这时候，同事来了。
“听说了没有，伙计？”
我低血糖的劲儿过去一点，才注意到同事在跟我说什么。
“你关姐结婚了，没告诉你吧？好像她谁都没告诉，人家小两口儿直接去北京旅行结婚了，大伙儿都觉得怪不合适的，咱们厂所有结婚的人，她妈和她都随过份子，轮到她了，大伙儿都不能意思意思……”后边他说得什么，我就听不见了。
我有点耳鸣，眼睛也混浊起来，就跟七老八十的老头一样，眼前一片模糊，瞅不清楚。
从此，我就落下病了，听不得谁失恋了，一听了，就犯低血糖，腿软，心跳，眼前一阵阵发黑。许多事，别人过去也就过去了，而我则不成，总要留下点后遗症。后来，我发现一个窍门，喝咖啡能让我抵御低血糖，先是每天喝一两杯，多放糖，而后增加到三四杯，开始少放糖，发展到现在，我已经完全不喝水了，每天都要喝上十几杯咖啡，才能过瘾，而且，久而久之，我的脸也越来越是咖啡色，黝黑，我为这事曾苦恼过，几次想戒掉，都没成功，有人威胁我：“你这么下去，非得跟巴尔扎克一样，死在咖啡上。”听他们这么一说，我反倒沾沾自喜起来，既然巴尔扎克都有这个毛病，那就由他去吧。
要说这次失恋，对我毫无影响，那显然是胡说八道，它让我悲哀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我得出一个结论——所有的女人都是物质的，哪怕是最伟大的女人，乔治o桑要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你看她还浪漫不浪漫？从此，我更加不敢面对现实，也不敢面对女人，完全沉浸在虚构的世界里，只要是游国恩的那本《中国文学史》里提到的书，我都找来读，渐渐的，我的生物钟彻底颠倒了，夜里一宿一宿地不睡，到黎明，才撩开被窝钻进去，一觉睡到下午或是傍晚，这个恶习，一直保留到现在，我早已忘了“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是什么样子的了。而且我在昏暗的灯光下，脑子特别的好使，浮想联翩，一旦走到阳光下，就迟钝起来，甚至会失语，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有时想，我要是赶上抗日就好了，正适合实行“敌疲我扰”的战略战术，鬼子躺下睡了，我刚好来精神，去炸炮楼、打伏击，兴许能成个独胆英雄也说不定……
“别忘了吃早点，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有一天我下午醒来，发现枕头旁边有个纸条。
桌上还有一盆豆腐脑儿和一套煎饼果子，都是凉的。
“难道是七仙女下凡了？”我一边吃着，一边想，等我吃饱了，也没想出这个做好事不留名的活雷锋是谁。
真正疼我的只有我妈，我觉得。到现在，我仍然坚定不移地这么认为，就在我创作这部《废墟1976》时，我妈来电话还总是嘱咐我：“按点吃按点睡最要紧，做不做营生倒无所谓。”
一段神话传说一般的日子开始了，自那天起，我只要一睁开眼睛，就能瞧见桌上早就预备好的早点。这跟我天天睡觉不锁门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我没那习惯，我相信小偷儿的眼力，他们不会惦记着偷穷成我这模样的人家。每天醒来，尽管我也吃了，我也喝了，可是我仍然觉得这是一种幻觉，不认为眼前的这一切是真的。
我也想解开这个谜团，所以，有时候就点上一颗烟，等着，可是每次熬夜熬到天快亮的时，便熬不住了，最后哈欠连天地爬到床上去，呼呼地睡去。
“你是何方神圣，给我报上名来。”
我留下一张纸条来，搁在我枕头边最显眼的地方。
睡醒，早点摆在那里，纸条也拿走了。
却没给我任何答复。
“别总是豆腐脑儿加煎饼果子，都腻了，也给我换换口儿。”
隔几天，我又留下一个纸条儿。
这一回，有了回复——
“你想得美。”
我拿着这张纸条，相了半天的面，一点线索都没有，我甚至想：该不该把这张纸条拿到公安局去鉴定一下，叫他们帮助我破案。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钢镚儿是怎么死的了？就在他站最后一班岗时，发生了余震，危楼塌了，他被埋在了瓦砾堆里，搭到了抢救所，一句话都没来得及说，就咽气了。酵母片痴痴地守在钢镚儿的尸体旁边，始终不肯离开。
“好了，别难受了，明天还要出发呢。”
干部们劝酵母片。
“我哪儿也不想去了。”
酵母片赌气似的说。
“你要化悲痛为力量。”
酵母片的眼眶里闪烁着泪光。
“一个钢镚儿倒下去，千万个钢镚儿站起来。”
酵母片的泪水涌出眼眶。
“走吧，你还要做做准备呢。”
酵母片禁不住捂住眼睛呜呜地哭出声来。
“我说不去，就不去！”
当然，最终酵母片还是去了，去了沈阳、本溪和长春，还有很多他没去过的城市。他的讲用越讲越抑扬顿挫，掷地有声，获得的掌声和鲜花也越来越多，光“毛著”四卷就奖给他十几套。而劝他去的，不是那些穿中山装的领导干部，而是钢镚儿的那妞。钢镚儿的那妞起了决定性作用。她对他说：“你一定要去，哪么是替钢镚儿去呢。”他瞪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她，突然问了一句：“你跟我一起去吗？”她愣了一下，他自己也愣了一下，他不知道他怎么会问上这么一句。钢镚儿的那妞合拢了一会儿眼，然后转身走了。转天，在他坐上吉普车要出发的时候，他一直在寻找，以为钢镚儿的那妞也许会来送他，结果，他并没瞧见她的影子，于是，失望地将脑袋靠在车窗上，新发给他的一身军装，他穿不惯，总觉得系上风纪扣就喘不上气来，可是，干部说最好系上，这样显得庄重。
酵母片讲得最上劲的时候，上边却不让他讲了。
短短几个月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讲用不再时兴了，这给酵母片的热情兜头一盆凉水。他灰溜溜地回来了，居然一个接他的人也没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他才找到分给他的临建棚。领导来跟他简单地谈了一回，叫他跟上形势，把全部的精力都转移到揭批“四人帮”上边来。
他已经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而是人家叫他干什么，他才能去干什么。
一个随意都可以打发的晚上，他正在听半导体。
这时候，三合板的门吱扭一声，慢慢地打开了。
“是哪位呀？请进请进。”
酵母片撂下半导体，迎过去，让客人进屋来。
“怎么会是你呀？”
进来的居然是钢镚儿的那妞，这倒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你要是不欢迎，我掉头就走。”
她说。酵母片赶紧奓撒着胳膊，把她给拦住。
“贵客临门，赶紧坐，赶紧坐。”
她斜睨了他一眼，笑了。
“少来这一套，你假不假呀。”
她进来了，也坐下了。
他发现她瘦得厉害，颧骨都凸出来了。
“我把钢镚儿后事都办完了。”她说。在她貌似如释重负的语气中，酵母片还是感到她的凄凉和忧伤。他知道，钢镚儿一死，她就真的举目无亲了，她的父母，她的妹妹，都已经先钢镚儿走了，在那个地震的夜晚。他很想安慰安慰她，那么就是几句也好，可是他张不开嘴，一张嘴就像是敷衍她一样。于是，两个人谁都不看着谁，一直保持着沉默，最早打破僵局的还是钢镚儿的那妞，她说：“你默哀结束了没有，总该说句话呀。”他直视着她的眼睛问：“你让我说什么？”她歇斯底里地说：“说什么都行，或者干脆就像你跟钢镚儿在一起时那样掐架，也好啊！”他的嘴唇动了动，最终还是没说出话来，因为他现在实在没有什么可说的，他的生活没有目标，没有内容，更没有什么想干的勾当，他正茫然着呢。
“我们找个地方上班去吧。”
还是她提出了个绝妙的主意。
“讲用，也不能讲一辈子，还是劳动最实在，靠力气挣钱，自己养活自己那样才有盼头。”
她比他清醒，所以也就比他看得远。
她说什么，他都会去做，酵母片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他找到领导，把要上班的想法提出来，领导在一个礼拜之内，就给钢镚儿的那妞安排了，安排到一个有机玻璃厂的保全车间，还发她一身崭新的劳动布工作服。而他呢，领导说：“另有安排。”
我第一次见到酵母片，就注意到他左眼边上有一个疤痕，形状很像个感叹号，我心想，够悬的，疤痕要再稍微偏一点，他可能就瞎了。现在出来进去都得拄个棍儿，那样的话，他的工作单位就不会是宣传部，而是残联了。我问他：
“你这个伤疤是地震时留下来的吗？”
“挖掘瓦砾堆时，没当心，一?头下去，砸在玻璃窗上，结果，玻璃四溅，正好迸到我的眼上，立刻血哗哗地流下来，把眼给糊住了，那会儿，我吓坏了，心说：真他妈倒霉，我瞎了。”
“确实够倒霉，要是再早几年，恐怕玻璃就不会迸起来。”
“那可不，我记得备战备荒那几年，家家的玻璃窗上都让贴上米字条，说是敌人轰炸的时候，不至于伤人，贴了好几年，这仗也没打起来。谁想到形势一片大好了，我倒叫玻璃伤了，你说，我冤不冤？”酵母片抚摸着伤疤，打趣说。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慰他说：
“不过，也不错，因为有了这道伤疤，更显出你的男子气来——你别笑，我不是奉承你。”
不知道我现在是不是该把二林子的不幸告诉你，他死了。我在临离开监狱的时候，提出要见见他，我跟警方用漫不经心的口气说：“我听说我有个中学同学也关在这里，不知是真是假。”警方很热心地说：“可以帮你查查，你把姓名和户口所在地告诉我们。”我就告诉了他们，最后还补充了一句：“要是太麻烦的话，就算了。”我怕他们察觉到我这次采访的主题，其实就是奔着二林子来的。很快，查的结果就出来了：“这个人以前确实在我们这里呆过。”我心里一震：“以前，那么说他现在已经服刑期满或是提前释放了？”这倒是我没有想到的，他既然已经自由了，为什么不跟我联系，我早把我现在的地址提供给他了。警方的回答却叫我大吃一惊：“不，他在去年就死了。”我激灵一下子站起来：“死了，不可能，这绝不可能！”我很快就发现自己失态了，又缓缓地坐下，颤抖着嘴唇低声问道：“能不能告诉我，他是什么时候死的吗？”
二林子是去年七月二十八号死的，也就是地震三周年的那天晚上。我至今也不明白，他那天究竟想起什么来了，居然会突然丧失了理智，半夜三更偷偷地越狱逃跑……
那个夜晚，二林子是怎么溜出的监室，又是怎么避开了警察的视线而逃跑的，现在都成了一个谜。
“我们是熄灯前才发现的。”
知情的警察说。
“你们派人追捕他了？”
我小心翼翼地问。
“我们派了很多去追捕他，你知道，一个监狱要是叫一个在押犯成功的越狱，那是严重的失职，上边会一查到底的，我们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结果呢？”
“结果没有抓到他，我们只好又扩大了搜查范围，在十公里的区域里，一寸一寸地找，整整找了一夜，直到天亮才把他找着。”那个知情的警察松了一口气。
“这时候他还活着吗？”
“他已经死了。”
“我不信，没人开枪他怎么会死呢。”
“他掉进一个深深的盐池里，淹死了。”
我眼前仿佛再现了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有一个跌跌撞撞的人影……
我嘱咐自己，在警察跟前不能哭，要忍着。现在回想起来，那一切不啻是一场噩梦，我跟警察告别的时候，还陪着笑脸，一转过脸来，我的眼泪就刷地一下淌下来，我觉得我的末梢神经都被我的泪水打湿了。我没敢再回头冲警察挥一挥手。
我能听见我自己踉跄的脚步声。
我一直想把二林子从我的记忆中抹去，因为他常常在他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他总是冲着我笑，他上门牙有一个很大的豁口，那是地震时砸的。我怕他冲我笑，很怕。
我一直想把二林子从我的记忆中抹去，因为他常常在他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他总是冲着我笑，他上门牙有一个很大的豁口，那是地震时砸的。我怕他冲我笑，很怕。
现在再来说我。我在享受过一段时间免费的早餐之后，好奇和猜忌就开始来折磨我了，我把我短暂的一生中所认识的人，一一顺序排列起来，企图从中找出那个提供我免费早餐的人来，不找出他来，我就永远不得安宁。为此，我开..
我一直想把二林子从我的记忆中抹去，因为他常常在他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他总是冲着我笑，他上门牙有一个很大的豁口，那是地震时砸的。我怕他冲我笑，很怕。
现在再来说我。我在享受过一段时间免费的早餐之后，好奇和猜忌就开始来折磨我了，我把我短暂的一生中所认识的人，一一顺序排列起来，企图从中找出那个提供我免费早餐的人来，不找出他来，我就永远不得安宁。为此，我开始调整我的作息时间，当然不是一下子颠倒过来，而是循循渐进，我从凌晨四点睡觉，逐步调整到五点，然后再从五点，调整到六点，终于在一周以后，我成功地将睡觉钟点调整到八点左右。一个阴谋即将被我揭穿了！
我想读者比我更清楚这个人是谁。
而惟独我还蒙在鼓里。
那天，我假寐着。
听到由远而近的脚步声，很轻，然后就是推门声，也很轻，我一动不动，等着这个人慢慢靠近我，到我跟前以后，我再行动，给他个突然袭击。
我伸长了耳朵，听着那人把早餐放在桌上，之后，走到我的床前，看了看我，就在这时候，我猛地睁开眼睛，这么一来，不但吓她一跳，也让我吃惊不小，我们俩十几秒钟就这么对视着，僵持着，像两只猫，或者更像两只鬣豹。我居然没有想到，这人会是关姐！她突然车转过身去，要一走了之，我光着脚丫子跳下地，拦住了她的去路，她只好坐在我家惟一的一把椅子上，但是不言语，我站在她跟前，也不知说什么才好。
“穿上你的裤子。”
关姐脸冲着墙，小声命令我道。
“哎呀，忘了。”
我赶紧从炕脚儿找到我的裤子，嘁哩喀喳地穿上，仓皇间，找不着皮带，临时拿一根绳子代替，勒上了。
窗帘是挂着的，黯淡的光勾勒出她的轮廓。
那时候，已经二十岁的我，还是这么迷恋她，我一点没变。但是她却变了很多，首先她的矜持已经不见，她更成熟了，成熟得又那么自然，她的自然成熟，在我看来，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所以我一点也不惊奇，我只是惊艳。
不过，从她黑白分明的眼睛里，我还是看出她的不如意，和深埋在她心底秘不示人的幽怨。
我开始问她，我不问清楚我怕我会憋死。“你过得还好吧？”我不想跟她拐弯抹角。她摇摇头。
“怎么个不好吗？”我有点刨根问底了。她仍然摇摇头。我猜他对象一定虐待过她，也许为鸡毛蒜皮就拿板凳砸她或者叫她在门口一站就是俩钟头，体罚她，这样的爷们儿我见得多了，尤其是喝醉了酒，一句话不称心，就大打出手，有主意的女人就躲到娘家去，没主意的，就只能忍气吞声，只能悄悄地跟街坊婶子大娘念叨念叨，哭上一抱……日常，这跟天阴下雨一样普通。可是我还是不能忍受叫她也落到这个地步，她应该幸福，吃得富富态态，穿得体体面面。“你们家那口子是不是欺负你了，走，我找他算账去。”我披上褂子，又在被窝里找出裤腰带来，拽着她往外走。
“你找谁去，他出海了。”
这时候，我才记起她们家那口子是个海员。
我又一屁股坐在炕沿上，铺板直颤悠。
沉默了很久，她才哩哩啦啦地告诉我，她们家那口子从来没有欺负过她，而只是冷淡，他一年中有一百八十多天漂泊在海上，回到家，除了拖她上床，就再没有其他活动项目了，甚至连话都很少跟她说，就是说，两人也说不到一块堆儿。她只要一想到这样来度过她的一生，就浑身战栗，止也止不住。
“那么，你要怎么办？”只有不到二十岁的我，实在没有什么灵丹妙药给她，几乎是束手无策。
要是胡传魁和二林子还活着就好了，我们可以一起商量着拿主意，每次，我们三个当中的一个，遇到了麻烦，不知怎么对付家长，或是不知怎么对付老师，就凑在一块磨嘴皮子，你一言，我一语，吵上半天总能拿出个方案来——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绝对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现在完蛋了，现在只剩下我孤家寡人了，没人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其实，并没容我想得太多，我们就拥抱在一起，除了拥抱，我们还接了吻，除了接吻，我们也相互抚摸了对方。一切都发生得那么突然，出乎我的意料，我敢说，她也同样没有意识到。我们就像一对无辜的遇难者，本来站在河边观景，结果莫名其妙地被卷入到波澜壮阔的洪流之中，既然知道挣扎也是无用，也只能随波逐流了。
接吻的时候，她始终闭着眼，仿佛是在梦游中。而我的眼睛却不时地望望窗户外边，窗帘有一道缝，我可以看见对面楼的窗户里的人在剁馅，八成是准备包饺子，不知对面楼的窗户里的人是不是也能瞧见我，对面是人民医院的宿舍。我无法像她那样投入，控制不住自己脑子里的私字一闪念。
“快把你的舌头给我。”
她说。我很听话，就把自己的舌头给了她。
“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连接个吻都不会。”
如果搁在平时，她这么一说，我会羞愧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而这一回，我却没有在意她的话，一心都在想：她跟她们那口子接吻时是不是也是这样一脑门子汗，两唇是不是也是这样因充血而通红？她的两手缠在我的脖子上，我的两手则勾着她的腰，我能感觉到她的温暖，也能感觉到她的柔软，似乎是出于冒险本能，我的手蜿蜒地向她的未知地带伸展，兴奋地探索着她的每一道沟壑和每一道凸起，我的手出汗了，她身上也出汗了。我一直等待着她来制止我，然而，她却没有，任我为所欲为。
“把你的褂子脱了吧，要不起皱了。”
“不，就这样。”
她说就这样，我也只能就这样，我能就近闻到从她乳房上散发出来的甜丝丝的气味，就已经很知足了。现在回忆起来，那气味特像姜糖水，叫人陶醉。
即便到现在，我还能记得起我第一次跟女人亲密接触的每一个细节，通过手。无疑，她在我性的开化启蒙方面作出了贡献。相当一段时间里，她几乎每天早上都到我家来，因为她每天都要买菜，而菜市就在我家对面，最长距离也只有一百米。除去拥抱、接吻和抚摸之外，我们的节目表里从没有增加过新内容。“到此为止，再往前走就要掉沟里了。”每当我想进一步的时候，她总这么说。她对拥抱、接吻和抚摸，尤其是接吻，似乎很热衷，热衷到痴迷的程度，这时候的她就显得容光焕发，而我，却不断地有所追求，越来越多地向她投去饱含期待的目光。
那是十一月份的最后一天，我们乐此不疲地例行公事之后，她双手捧起我的脸，端详着，我能感觉到她呼出的新鲜气息，一股子雪花膏味，很香。她喘得很厉害，我清楚地看到她的胸脯剧烈地起伏着，我有一种预感，她一定是有话要说，而且是一些个可怕的话。于是，我屏住呼吸，洗耳恭听。
“我想问你一句话。”
这是开场白，我知道，重要的主题都在后边，所以我没言语，静静地等着她的下文。
“你要是愿意，就说愿意，要是不愿意，就说不愿意。”
“你有话就尽管说吧。”
我觉得她的零碎儿太多了。
“你要是答应我，我就说，你要是不答应我，说也白说。”
“你就别磨蹭了。”
“还是算了吧。”
她转身拎起装着她刚买的韭菜和芫荽的网兜，往外走。
“你干嘛去，话还没说完呢？”我追在她屁股后面问道，她却头也不回，径直走出去，啪地撞上了门。
我叫她给鼓捣迷糊了，不知她葫芦里卖得是什么药，她留下个悬念就走了，只好等到明天，明天她再来时才能给我揭开谜底。万没想到，明天她没来，明天的明天她也没来，急得我在屋子里一个劲儿转腰子。幸好，外头当啷当啷唤头响，剃头的来了，我把担挑的老头请进来，给我剃个二茬儿，利索利索，老头手脚很麻利，剃完头，又给我刮了刮胡子。
这时候，她来了。
我赶紧给担挑老头一毛钱，把他打发走，顺手擦一把脸，把一脸的胰子沫子擦干净。
“这么晚你才来，细菜怕早就卖没了。”
我发现她这一回是空着手来的，就说。
她冲我堆起了笑容，瞎子都看得出来，她脸上的笑是假装出来的，而且是要多假有多假。
“我今天不是来买菜的。”
“那来干什么？”
“来给你送一封信。”
“你给我送谁的信，不是拿我找乐吧？”
我接过信来，想了一下是不是该当面拆开，但是我很快放弃了这个念头。短短的瞬间，我把信中可能涉及到的内容猜了一个溜够，有了大致的轮廓：要么是我跟她的故事，要么是她跟我的故事，要么就是我们俩跟她爷们儿的故事……我问她：“这些日子你怎么没露面？”她说：“你读了信，就什么都知道了。”看来，那封信是一个引爆装置，我更应该谨慎应对了。那天，我们没有拥抱，没有接吻，也没有抚摸，而是找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节目，我枕在她的腿上，让她掏耳朵，用一根洋火棍儿，她喜欢给我掏，我也喜欢她给我掏。我们就这样消磨了整整一个上午，她身上散发的芳香，一如既往地甜蜜。等她走后，我立刻打开她的那封信，信不长，只有几句话，虽然简单，但是给我的震撼却是巨大的，我把这封信读了一遍又一遍，直到能够背下来为止。那几天里，我满脑子想得都是这封信，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可是，我知道，我现在站在了一个十字路口上，怎么走，是我一生的关键。其实，这几乎不用动脑筋去思考，单凭着感觉就足够了，可是我的感觉偏偏在这时候，突然麻痹了。
邻居家这几天都在安炉子，准备过冬。我不用，我的炉子压根儿就没拆过，长年都摆在墙角。只是有两节烟囱该换了，糟了，接缝那总往下滴答烟囱油子，好在懒人有懒办法，我找了两个罐头瓶子，拿铁丝悬挂在烟囱接缝下面，有烟囱油子也都滴在了瓶子里，满了，我再倒了去，也省我好大的事。
就是点炉子，我家也不暖和，二十几平米大小，八下里漏风，为省煤，我的炉子又总封上，半夜齁冷，盖着棉被也得蜷着身子。
我曾想过要养一只猫，每天晚上叫它趴我脚底下，给我捂脚，可惜，一直没付诸实施。
我家这间房，原来不是我家的，房主是个资本家，文革不久，就被赶到乡下去了，他的房也给分了，分给了当家作主的劳动人民，于是，我们家和我们隔壁几家就将他取而代之。刚搬进来的时候，这屋里还有电话和暖气。
电话成了我的玩具。
暖气叫废品站拿排子车拉走了。
很长时间里，我特别害怕一个人呆在这间屋子里。
我总想象着，地板下面埋藏有什么东西。
也许是元宝，也许是手枪，甚至可能是一架电台，半夜三更，资本家从炕上爬起来，将窗户关严实了，偷着给台湾拍电报，于是，我就总想把地板撬起来看看。
万一没有，那该怎么办？
我妈绝不会饶了我，非说我是败家子不可。
万一要是真有呢？
警察来了一屋子，头一个就审问我，自然，头号嫌疑犯也是我，我有嘴也说不清了。
那样的话，我不是没病找病吗！
我终于放弃了探秘的念头。
但是没有放弃种种想象。
半生以来，我很少瞪大眼珠子面对现实，纯然地生活在想象之中，弄得脑筋很忙活，四肢却很懒惰。
屋里也实在太空旷，除了一张床，一个板柜，一把椅子，什么都是单的，奇数，那个板柜还是花四块钱，拿个条儿，在卖抄家物资的地方买的。多年以后，再想起那一段来，很后悔，早知道多买几件了，一套红木家具也就四十多块，现在要一转手，赚大发了。
那时候的人们，似乎都缺心眼儿，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谁还有别的闲心。
遥想当年，卖抄家物资，都是扔在一个大院子里，多值钱的东西，也任凭风吹雨打。条儿由单位发的，是照顾给那些个困难户的，拿着可以买一两件，要是跟人家费两句口舌，供上一颗烟，买三四件也不成问题。大多数人都懒得去买，想想，那些东西都是地主、资本家剥削来的，用着心不净……
现在的人，恐怕就不这么思考问题了。
——喂，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是……酵母片吧。
——知道我现在在哪儿了吗？
有一天，都快到半夜了，我突然接到酵母片的一个电话，信号不好，声音有点变形。但是，我还是听出他很振奋来，他说他到了汶川地震灾区，带了二十几个人，前去担当志愿者。我问他：“你那一大摊子事儿呢？”他说：“那些文件晚一天看，早一天看，都不要紧，要紧的是救命，救埋在瓦砾堆里的生命。”
知道酵母片到了汶川以后，我就天天给他打电话询问消息，但是总是没人接，这让我多了一份担心，他毕竟不再是十八九的大小伙子，腿脚儿也没那么灵便了，看电视时，我也睁大眼睛找，期望能找到酵母片的镜头，可惜，没有。我有点恨他，难道你不知道我会惦记你吗？好歹你也得给我来个信儿，哪怕是只言片语也好啊！就在我已经对他绝望的时候，他的电话却来了。
我听见他说：
“着急了吧？”
“他娘的，你钻哪个耗子洞里去了！”
“忙得我脚丫子都朝前了。”
“那也得言语一声呀。”
“说起来气人。”
“出什么幺蛾子了？”
“开头不让咱爷们儿进入现场。”
“不让你进，你怎么办？”
“我把当年我的亲身经历跟他们说了。”
“管用吗？”
“还行，结果对我网开一面。”
“那里情况怎样？”
“严重是严重，但是很有序，效率也很高。”
“你要小心呀。”
“放心，我是老江湖了。”
我真的松了一口气。
“好了，不跟你说了，我电话没电了，也没法充电，借人家的使。”
“别忘了，给你媳妇打个电话，别让她惦记着。”
“她没问题，绝对支持我。”
“那就好，那就好。”
就在我要撂下话筒的一霎那，他又对我嚷嚷了一句：“可惜，你不能亲临现场，跟我们一起忙活。”
临了临了，他还把一把刀扎在我的胸口上。
“你个兔崽子，就得意吧！”
我孑然一身地躺在床上。
……想当年。
想当年，钢镚儿的那妞被安排到工厂，而酵母片也想去，却让领导给拦下了，告诉他，与他另有安排，他哀求，他强辩，他争执，他甚至谩骂，他只想跟钢镚儿的那妞在一起，照顾她。可是，一切都是徒劳的，领导已经决定叫他到大学去深造，当个工农兵学员。他说他不是上学的材料，领导则说上边已经决定了，无法更改了。他的命运却要由别人来掌握，这不是很荒唐吗？当时，他并没这么想，因为但是这种现象太普遍了，普遍到这几乎是天经地义的地步。酵母片一点招没有，他惟一能做的就是消极怠工，到该到大学报到的日子，他不去报到。
最后，叫他改变主意的还是钢镚儿的那妞。她两手掐着腰儿，很正经地对他说：“我觉得你应该去上大学，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多少人想去还去不了呢。”
酵母片无言以对，他不便把实话告诉她，只能另外找一个理由来搪塞：“到南方去，我一个北方人恐怕不大习惯。”然而，他骗不了她，她能一眼把他看穿，好在她并不说透，而是说了一句：“呆一段时间，就适应了。”说完，她就走了，酵母片去送她，两个人走了很远，都没说话，到了她们单位宿舍门口，她说：“回去吧，明个还得早起呢。”他说：“那好，我到了那里，给你写信。”他说得很像是敷衍，而且敷衍得那么软弱无力。也许这让钢镚儿的那妞产生了误解，她说：“功课要紧，就别写信了。”望着她的背影，酵母片仿佛挨了一顿鞭挞，站在原地，冲着她说：“一下火车，我头一件事就是给你写信。”她明明听见了，却头也没回。
望着她的背影，酵母片仿佛挨了一顿鞭挞，站在原地，冲着她说：“一下火车，我头一件事就是给你写信。”她明明听见了，却头也没回。
因为火车道上的铁轨都叫地震拧成麻花了，酵母片他们只能坐吉普车，到七十里地以外的一个车站去乘火车。半路上，他还遇见了一件稀罕事，很值得说一说。
“嘿，你们瞧啊！”
司机突然惊叫起来。
道边野草丛生的荒地上，有一只...
望着她的背影，酵母片仿佛挨了一顿鞭挞，站在原地，冲着她说：“一下火车，我头一件事就是给你写信。”她明明听见了，却头也没回。
因为火车道上的铁轨都叫地震拧成麻花了，酵母片他们只能坐吉普车，到七十里地以外的一个车站去乘火车。半路上，他还遇见了一件稀罕事，很值得说一说。
“嘿，你们瞧啊！”
司机突然惊叫起来。
道边野草丛生的荒地上，有一只罕见的动物在遛达。
“那是麋鹿，还是斑马，这里怎么会有这玩意儿呀？”
“你什么眼神儿，那明明是一只长脖鹿么。”
吉普上的几个人都伸长着脖子瞅，个个脖子都快赶上长脖鹿了。
司机多事，吱地踩了刹车，把吉普停下来。
走近了，酵母片看清楚，那果然是一只长脖鹿无疑。
长脖鹿正在一棵树上蹭痒痒，很悠闲。
它居然一点都不怕人。
长这么大，他还从没听说过这个地方有野生的长脖鹿，除非是动物园，那里养了一大群。
“它怕是打动物园里跑出来的吧？”
这么一说，大伙儿都嘀咕起来。
“既然长脖鹿能跑出来，那么其他动物呢？”
其他动物当然包括那些老虎、狮子和金钱豹，都是血腥的家伙，动物园要是塌了，后果不堪设想。
他们赶紧都躲进吉普里，顺着车窗往外东张西望。
“别耽误了，赶紧上路吧。”
那个领导脸色都变了，变得焦黄，生怕出什么事，没法交代，赶紧催促司机走。
“要不是有任务，我就拿着我的猎枪，把跑出来的动物一只一只都逮回来。”
司机咂咂嘴巴，仿佛意犹未尽。
这个寒冷的季节，总是勾起我对三十年前的那个冬天的回忆。
关姐不来了，我那间屋子就显得出奇的冷清，即便她来，也只是瞅瞅我的炉子封好了没有，怕我被煤气熏着。没等我跟她说话，她又风一样地走了。几次试图请她坐下来诚挚地谈一谈，我又挠头，怎么开这个头，嘴唇总痉挛。
她跟个电线杆子一样站在我面前，一脸的云遮雾罩，像是发出最后通牒似的问我一句：
“我给你的那封信，你读了吗？”
“我不想读它。”
“为什么你不想读呢？”
其实，她的那封信，我读了起码一百遍了，可是，她在信里向我提出的问题，我回答不上来，那时候的我跟现在的我几乎一模一样，每当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第一选择总是逃避，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我怕你在信里告诉我，你再也不想理我了。”
“你真这么怕？”
我点点头。她平静而理智地说：“既然这样，你就把那封信撕了吧。”我从炕席子底下拿出那封信来，被我打开过的信封，我早拿糨子重新粘上了。“真的要我撕了？”她一把抢过去，说了一句“废什么话呀”，就扔进了炉膛里，烧了。
火苗是蓝色的，烟是青色的，我盯着炉膛里燃烧着的信，浑身竟感到冷，出奇得冷，我自己问自己：你知道你烧掉了这封信，将意味着什么吗？我当然知道。
我们逐渐又恢复了邦交正常化，她腌了咸疙瘩头，也让我先尝尝，我喜欢闻那股子五香面儿的味道，就是腌得时候短，不够咸。
“我手艺怎么样？”
“不错，真不错。”
她得到了满意的答复，乐颠颠地就走了。过两天，她又来了，偏巧赶上了雨天，把她淋得精湿，雨水顺着她的脖颈子，灌了她一脖领子，一进门，就叫我脸冲着窗户站着，不许偷看她。
“你要瞎瞅，小心长针眼儿。”
我听见她窸窸窣窣脱衣服的声音。
“你就不能给我往盆里倒一点热水，齁凉的。”
她低得耳语似的说。
“不是你不让我转身吗？你还倒打一耙。”
我说着，拿起坐在炉子上的水壶。她稍稍侧过身子去，怯生生地捂着胸口，很窘的样子。我其实比她还窘，又想表现得很君子，又禁不住往她那边斜眼，我不是故意的，只是管不住自己。
“麻利着点儿啊。”
她催我，她的声音颤巍巍的，好像慌张到方寸已乱的地步。当然，还有一种另外可能，她是冻的。
“这就完事，这就完事。”
我把热气腾腾的一壶开水，咕咚咚地都倒进脸盆里，拿手搅了搅。
“够烫了，你来吧。”
我说完，把空壶又搁在炉子上，她怕熬干了，就让我到厨房灌一壶水，我乖乖地去了，我们是五家用一个厨房，水龙头就一个，到做饭钟点，打水都得排队。等我灌满了水，再回来，她却把屋里的插销给插上了。
我敲敲门。
“再等一会儿。”
她在里边说道。
“我可坚持不了多久。”
我就穿一件薄秋衣，直哆嗦。
“念两段语录吧。”
我都把整个的“老三篇”背诵了一遍，她才开门。
这时候，我已经开始流鼻涕、打嚏喷了，她赶紧扶我钻进被窝，显然我是感冒了，但愿别再发烧。
“你看你娇气的，这么不禁冻。”
“啊嚏。”
“得，这下我算是给自己找病了。”
“没事，你忙你的，我能顶得住。”
“我还忙什么忙！”
“你要不去忙，就给我做一顿病号饭吧。”
病号饭是一碗挂面汤，可以没味精，没香油，甚至连葱花都没有，就只有挂面和白菜，凑合做得了，她叫我趁热喝下去，我叫她也垫补垫补，她摇头说：“我不饿，还是先济着你吧。”剩下半碗汤，她也逼我喝了，说是能发发汗。
“你回去吧，我问题不大。”
“你病着，我能甩手就走吗？”
“放心，我死不了。”
她不但没走，反而坐到我的炕沿儿上，用手摸摸我的脑门儿，“还好，不烫。”她说。我怕耽误她回家做饭，她却干脆躺在我的旁边，跟我枕在一个枕头上。
“我现在是一个饱了，全家都不饿。”
这么说，她爷们儿是又出海了。我又怕把感冒传给她，叫她离我远一点，她却说：“闲着没事，得个伤风感冒正好可以解闷。”让我震惊的是，她竟这么赖皮。以前，谁说一句涉及到两性关系的话，叫她听见，她立马红着脸就走了，从她结了婚以后，她的矜持退化多了，不光不怕人家说，有时候她自己也来上几句。
“借光，把被子给我一点，让我也暖和暖和。”
我只好撩开被子，把她让进来，不过我心里想：怎么人一结婚，脸皮就这么厚了？跟她挤在一个被窝里，我心乱，仿佛她身上有蒺藜狗子，我一个劲儿往后躲。
“别鼓糗，小心把我推地下去。”
“我这不是给你腾地方吗。”
我们俩就这么并排躺着，我试图管住自己的手，碰也不碰她，却是徒劳，我还是搂住了她。
“我一猜你就不会老实。”
“谁叫你给我糖衣炮弹来着。”
她的媚眼和她的娇嗔彻底解除了我的武装，我将她揽在怀里，一场大战在即，偏偏这时候，门一开，我妈打外边进来了，她是赶在冬至的前一天，过来给我送饺子来了。她的突然出现，不光我跟关姐尴尬，我妈也弄个上不来下不去，不知是该进来，还是该掉头就走，幸亏关姐反应灵敏，跟离弦的箭一样，跳下地，红着脸说了一句“伯母我走了，”就逃之夭夭了。
大概我妈是见到我们俩都穿着整齐，没出太大的洋相，脸色略微缓和了一下，但是把一饭盒饺子搁在板柜上，力气还是使得大了一些。
“她不是已经嫁人了吗？”
我妈问我，她口冷得要命，眼神里也满都是失望，还有的就是数也不清的一大堆问号。
“她从门口过，叫雨淋着了，好歹擦了擦，我怕她冻着，就让她到被窝里暖和暖和……”
我的解释毫无说服力，我想我妈指定不会相信。
“我只劝你一句，偷人比偷东西惹得麻烦更大。”
“妈，你放心，我没那个胆子，要是我爸在，我惹个祸还有人替我扛着，现在一切都得我自己顶着，我实在顶不住。”
这一回，没等我妈说出她常挂在嘴头上的那句“要是你爸还活着的话……”我就抢先替她说了。
我一边吃着饺子，一边跟我妈着家长里短。刚才疑似捉奸在床事件已经过去。我家老二的心思，她还没走完，现在老三又来劲儿了，整天也出去打游飞，愁也把她愁死了。
老三老是打着我家老二的旗号在门口招摇，碰见跟老二一伙子的，人家就照顾照顾他，要是碰见老二的仇家就倒霉了，很可能平白无故挨一顿揍。
“那天叫人家把鼻子给打破了。”
我妈这一两年走得心思，恐怕比她一辈子走得心思还要多，难怪她的头发白得这么多。
“别急，可能哪个孩子到了这个年龄段，都要荒唐这么一下子，再大一点就改了。”
我劝她，尽量把语气放得柔和的不能再柔和了。
“我怕这么下去，他这个学就上不下去了。”
显然，我妈已经从我家老三的身上瞧见了老二的影子。
她的担忧很快便成为了现实，我家老三果然没多久就辍学了。
那天，好端端的一条裤子，我家老三非要把裤腿儿拆了，往里边绷瘦了一圈，再一穿，简直就是箍在腿上了，屁股沟子都看得出来，我妈就很生气，嫌他糟践东西，又不知道寒碜，就唠叨个没完，我家老三一气之下，一个来礼拜没回家，我妈又害怕了，怕他惹是生非，就招呼我跟她一起去找他。
把他的几个同学的家都找遍了，才找到，我们娘俩儿的腿都跑细了。
在我五十岁生日那天，就是前天，我妈把我的几个兄弟和兄弟媳妇都召集到一起，给我过生日，他们打来电话，说了很多祝福的话，每个人都很客气。
我却很愧得慌。
在这个家庭，作为长兄的我，其实很失职，我给予他们的少之又少，只有我妈一个人苦苦支撑着。现在，我想对着话筒说的，就是一声对不起，我对不起家庭的每一个成员。当然，我不想把所有的一切都归罪于1976年的那一场地震，或是归罪因地震而导致的我十几年的病榻生涯，我的性格缺陷也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那场地震可能只是一条导火索。
早在我十八岁的时候，我就叫天灾人祸给打垮了。
一年里，总有那么几天，我就像刚被关进牢笼里的野兽一样，直撞笼，除非我走出屋去，到了一个清静偏僻的地方，才仿佛进了保险箱，心里踏实了。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尽管我比谁都想知道。就是在医院住院的时候，也照样往外跑，护士追在我屁股后面逮我，她认为我这种恐惧是最显著的忧郁症特征之一。后来，我渐渐留意起来，发现我的这种古怪现象总是发生在夏天，发生在七月，也就是唐山大地震的那些日子。不管我注意没注意年历牌，只要临近那个特殊的日子，我的本能就向我发出警示，所以我就变得惶惶不可终日。本能是神，是能够驾驭灵魂的神。我坚信，身上留下我这样的后遗症的患者，绝对不是我一个人，不过是有轻有重罢了。我脑子里灵光一现，突然想到了二林子，很可能他那天不是越狱，而是想逃到一个空旷而安全的地带，度过那个曾经给他带来极度恐怖的夜晚……当然，这是我的猜测，可惜，我的猜测永远也得不到证实了。死去的人有权拒绝回答一切问题，而活着的人却没有这一特权，比如酵母片，我想问他什么，他就回答我什么，只要我的问题没有恶意。有一回，我问他：“你上大学以后，是不是从此就与钢镚儿的那妞断绝了往来？”他擓擓头皮，很不好意思地笑了。
到大学报到的头一天，领导带着酵母片去商场买了一身衣服，剃了头一个头，叫他利索利索，结果，大出洋相，现在酵母片再回想起来，还怪不好意思的。人家给他剃头的那个女理发师，又漂亮又文静，没剃几下，就吓得哇哇哭起来。
“出什么事了，还至于哇哇的大哭？”我问他。
洗了头，酵母片人五人六地坐在转椅上，女理发师一推子下去，从头发里蹦出好些个小动物来，女理发师在大城市呆惯了，没见过这个，问他这是什么，他顺嘴答了一句：虱子，女理发师扔下推子就跑一边哭去了。
在宿舍里，酵母片最大的乐趣就是给钢镚儿的那妞写信，为表示自己襟怀坦白，他的信都是写在明信片上的。而且，他也不再叫她是钢镚儿的那妞，而是叫她的名字——时苓。写每一张明信片，他都要打好几遍草稿，总是写了撕，撕了再写，琢磨半天，结果，最后的定稿永远都是“天天向上”或“与你共勉”之类的家常用语，连一句有力度的话都不敢写上。
即便是这么平淡无奇的问候，时苓还嫌他太直露，回信时特别嘱咐他，往后写信不要用明信片，省得同事们见了总拿她开心。他只好遵照她的指示，开始用信纸写信，先是一行，后来越写越长，要说的话也越来越多，到最后，一个信封都装不下他的信瓤了。
这个学校来自地震灾区的工农兵学员，一共有俩，一个是酵母片，另一个比酵母片大三岁，早已成家，可惜老婆被砸死了。没事时，他们俩总凑到一块抽着烟，喝着酒，聊着天，整个学校里，酵母片就跟他有共同语言。
“你知道吗，报到的那天我差一点儿死在这。”
校方为欢迎他，特意给他做了一顿捞面条，肉卤，卤里还有花菜、木耳，他是匆匆忙忙赶到学校来的，自打地震那天，就没吃过一顿饱饭，这回一见捞面条，敞开肚子，稀里糊涂吃了七大碗，结果，撑坏了，大伙儿只好把他送到学校的保健站。
酵母片咯咯地笑了，挖苦他老半天：“你可真够丢人的，瞧你那点子出息。”他把他剃头那段忘了。
“谁说不是，我在学校都抬不起头来。”
那哥们儿划拉着后脖颈子，不好意思地说。
酵母片好不容易捱到第一个暑假，匆匆赶回去，他惟一要看的人就剩下时苓了，其他人都几乎在那场地震中离他而去。他事先没告诉她，他要来，就在她下班的钟点，埋伏在厂门口一个偏僻角落，等她走到跟前，他突然跳出去，吓唬她一下，给她一个惊喜。她把他带到她的宿舍，他讶然地发现，一屋子贴得都是他的明信片，五颜六色，还挺好看，给人一种超现实的感觉。她叫他坐下，喝水，她忙前忙后一会儿奔食堂打饭，一会儿到隔壁给他借个蒲扇，叫他搧。
那顿饭，他们吃得沉闷而局促，两个人都没什么话，其实是两个人都不知道此时此刻该说什么话。
晚上，时苓要搬到隔壁同事屋去睡，酵母片说：“多坐一会儿吧，才刚八点。”时苓摇摇头说：“太晚了，人家会说闲话的。”临走，她还给他打一盆水，叫他洗。
我再说我。
一个早晨，我睡得正香，街道代表跟片儿警突然闯进我的家，我以为又是来查户口，那时候，不知为什么，隔三差五就要查户口，特别是赶上过年过节。我跟他们解释说：“户口本在我妈那，她住临建棚里。”片儿警说：“我们不找你妈，就找你。”我心头一紧，让他们进屋来，他们却说：“你跟我们走一趟吧。”一道上，我都在焦虑的泥潭里挣扎，不知我犯了什么王法，把警察老爷都给惊动了。奇怪得是，他们没把我带到派出所去，而是带到了街委会。街道领导对我很客气，但是，我怕他笑里藏刀，一直保持着应有的警惕性。有时候，沉默是最必要的美德，比如就在此时此刻。我问他找我有什么事。他却跟我又嘘寒又问暖，和气可亲。
“听说，你在从事写作？”街道领导问我，我下意识地点点头。
绕了好大一个圈子，他才绕到主题上来，他变化只是眉眼的高低和腔调的缓急，不变的是一脸的笑容。
我有一种狐狸给鸡拜年的感觉。
“听说，你给上海的杂志写了一组散文，是反映青年工人火热斗争生活的？”
“你怎么知道？”
“杂志社来通知了，给我们。”
我叫他给说糊涂了，明明稿子是我写的，为什么杂志社要通知他们？我的体温一下子降下来十度。
“他们想采用。”
我心说：太好了。
“但是采用稿件，需要我们参与意见，我们同意，他们就可以发表，我们要是不同意，他们便不能发表。”
“为什么呢？”
“我们也是一级领导部门啊，你要在工厂里，自然由厂党办负责。”
“如果没有呢？”
“没有的话，你的档案就得归街道，他们要你的政审材料，就得来找我们，明白了吗？”
“明白了。”
“这个公章盖不盖，都由街道做主，我们研究了一下，考虑到你还年轻，虽然有这样和那样的缺点错误，但是还是可以教育好了。”
最后，街道领导当着我的面，盖了公章，将信封好，交给我，让我走得时候，半道上顺便把信搁邮筒里。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一件事在我的心上留下了很深的一道划痕，从街委会出来后，我甚至宁愿不发这篇散文，也不想让这个一头卷发的街道领导来辖制我。他那副上帝一般的神态和语气，都让我受不了，仿佛给了我自尊心重重的一击，还得让我感激他。
“既然你有一技之长，就在街道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敷衍了两句，他却叫我后天再来一趟，说是让我给报纸写一篇报道，他给我提供相关资料，又介绍了这两年街道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成绩，我叫他说得脑仁疼，真想告诉他，我才懒得管你这些个破事呢，可是，我说不出口。
“你再发表文章，杂志社还得到我们这来政审。”
这是他的撒手锏，他不但游刃有余地让我攥在他的掌股之间，还想叫我匍匐在他的脚下俯首称臣，把他手里的那点子权力发挥到极致。他的趾高气昂，让我因发表散文而起的那种喜悦，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则是卑微感，他让我知道，我永远是他们手里的一枚棋子，他们可以任意地驱使我。
那是我惟一的一次，还没见到发表的文章，就拿到了稿费，而且稿费居然高达三十三块。
“这比我一个月的工资还他妈的高！”
我当时惊讶得都不敢相信。我的那种兴奋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感到这是一个伟大的日子。我拿着汇款单的手都哆嗦，心里想：这能买多少稿子和墨水啊,怕是够我使一辈子的了。因为我没有户口本，取不出这笔款来，得找我妈去。我妈担心我取出来，一马虎，给弄丢了，非得陪我一块去不可。
一道上，光听我妈说：“写个稿子能给这么多钱，倒是没想到。”我说：“就是。”我妈又说：“到哪说理去，作家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就能赚这么多，我们苦大累反而挣得不了多少。”我也对此感到困惑，终于明白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想当作家了，我在图书馆里认识了一大堆这样的人。
拿着这笔稿费，我不知所措，我妈说：“这是你挣的，你想买点什么就买点什么吧。”我突然有了财大气粗的感觉，走在街上，左看右看，仿佛只要我想，我就能把这一条街都买下来。奇怪的是，平时我想要添置的东西多得数不过来，真有钱了，反倒不知道买什么好了，最后，我只买了一瓶浆糊，因为我不愿意写错了字，在稿纸上涂改，我嫌脏，所以每次都剪一个条儿贴在出错的地方，用米粒来粘不平整，还是用浆糊来粘干净。
“妈，这钱还是你拿着用吧。”
我把余下的钱，统统都交给了我妈。我妈起初还不好意思接着，叫我去买双鞋或是扯几尺布裁一条新裤子唔的，我说我不用。我妈拿着这沓子钱，手都有点抖，眼窝也湿了，而我却倍感骄傲，为我能为我妈分一份忧而自豪。
酵母片的暑假一眨眼就过去了，他又该回南方的那所大学去了。临走，时苓特意给他包了饺子，他吃得是一个肉丸的，而她自己则吃得是白菜的，她说她怕油腻。
酵母片知道她是舍不得吃，就往她碗里拨了几个，也没好意思可劲儿解馋，好歹垫补个半饱。明个就要走了，他今天有一肚子要紧的话要对她说。
“你有什么话要嘱咐我吗？”
酵母片问她。他说罢，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觉得大脑缺氧，他等待着，等待着她的反应。她却一直耷拉着脑袋保持着沉默，过了老半天，她才抬起头来。
“你比我还大两岁零三个月呢，道理也比我懂得多，又是大学生，还用得着我来嘱咐你！”
酵母片拐着弯抹着角地向她表诉了衷肠，可是任他磨破了嘴皮子，她也没言语一声，只是拿筷子把剩下的饺子从这个碟子里夹到那个碟子里，这让酵母片很沮丧，就在他几乎绝望的时候，她突然说：“有话，我们将来在信里说不行吗？”酵母片仿佛发现了一线生机，赶紧说：“那也行。”这一晚上，两个人虽然睡在两间屋里，却都不约而同地失眠了。
酵母片回到学校的第四天，就接到了时苓的来信，她说她已经不清白，怕配不上他，劝他还是找一个合适的姑娘成家立业吧。他仿佛挨了一闷棍，马上写了一封信表示，无论她过去如何如何，他都要娶她，这一点不会改变。遗憾的是，他的信好像石沉大海了……
关姐在我家遇到那场尴尬之后，再也没有露面，我的耐心十分有限，失控似的又去找她。到她家门口，我又迟疑了，不知见了她头一句..
酵母片回到学校的第四天，就接到了时苓的来信，她说她已经不清白，怕配不上他，劝他还是找一个合适的姑娘成家立业吧。他仿佛挨了一闷棍，马上写了一封信表示，无论她过去如何如何，他都要娶她，这一点不会改变。遗憾的是，他的信好像石沉大海了……
关姐在我家遇到那场尴尬之后，再也没有露面，我的耐心十分有限，失控似的又去找她。到她家门口，我又迟疑了，不知见了她头一句话什么，转悠半天，就在我想打退堂鼓的节骨眼上，她出现了，看见她雍容的身姿，我暗想：我拒绝了回复她的那封信，也许是我的一大损失吧？
“我不想再见到你了。”
她劈头盖脸就给了我一句。她愁着眉苦着脸，满面的忧郁，低头往前走，我只能跟在她屁股后边，走了横有一个路口，她突然站住了，问我：“你跟着我干什么？”我也说不出缘由来，看她的脸色，好像随时都有风雨和雷电要向我袭来，可是没想到她却问我一句：“那天，我走了以后，你妈说我什么了？”我赶紧声明：“我妈什么都没说，我都这么大了……”她却笑了，虽然没说什么，但是脸上分明是说：一个小毛孩子，在我跟前还充大个儿。就这么你一句我一句地争执着，不知不觉又到了我们家，临进门，她问道：“你妈不会又来个突然袭击吧？”我说：“不会，再说了，就是来了也不怕，我们又没做什么。”她撇撇嘴说：“你还惦记着做什么？”
“我只是这么一说。”
我为自己辩护道。她坐在炕沿儿上，我挨着她一起坐，她马上欠起屁股，又坐到了椅子上，存心跟我保持着距离。我扪心自问：如果有一天，她真的离我远去，我的世界会不会就此坍塌，因而一蹶不振？我无法给自己一个确切的答案。不过，我很清楚她的温情对孤独的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所以，我很珍惜她，就像珍惜我脆弱的生命一样。
“往后我们不能这么糊里糊涂地下去了，要做朋友，就要在朋友的框架之内交往，有个分寸。”
她说。我知道她话里话外的内在含义，因为她在给我的那封信里说得很明白了。只是，我不敢面对就是了。每当我想到她的时候，隐藏在我内心深处的幽灵就会跳出来作怪。
那天，关姐见我裤子的磕膝盖破了，就叫我脱下来，她给我补补，我挺为难，说脱了就没裤子换了，她让我先在被窝里猫一会儿，她回家给我补好，马上回来。
“你可快着点儿。”
我嘱咐她说，怕她耽误了。
“我家里有缝纫机，两下就得。”
果然，一来一去，不到半个钟头，她就完事赶回来了。我接过来，一瞧，无论是针脚，还是补丁大小，都十分匀称，彰显出她的高超手艺，而且补丁的形状也很讲究，是马蹄形，要多结实有多结实，就是裤子都糟了，补丁也坏不了。我一边穿上裤子，一边说：“不赖，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呀。”她过来捶我两拳头：“你在我跟前充什么大尾巴鹰子。”我跟她对峙着，在你来我往中，不知怎么竟又拥抱到了一起，眼睛对着眼睛，都不动了，就这么久久相视着。或许是她主动，或许是我主动，或许是两人不约而同的失去了控制，又吻在了一起，并深深地陶醉其中。
吻够了，等我们将用语言不能表达的东西表达过之后，她梳梳头，将蓬乱的头发重新淑女化，可惜她两腮上的红晕还没褪下去，无法掩饰她激情时的风情万种。我在一旁欣赏着她的妩媚，她却依然对我面带愠色。
“什么时候你对没那么多禁区，就好了。”
我笑着说，因为她限定我的活动区域只在她的上半身。
“你真的没读过我的那封信吗？”
她没搭理我，反而变换了一个主题。
“没读过。”
“你要是读了，就不再问我这个愚蠢的问题了。”
我感觉到她又将我置身于一个审判台上，等着她斗批改。
“你能不能把你信得内容复述一遍。”
“不，好话不说二遍。”
“还端上架子了。”
我只能跟她装傻充愣，我现在还不能告诉她，我曾经读过那封信，而且不止一遍。对刚刚二十岁的我来说，要回答她在信中所提出的问题，还缺乏足够的勇气。
“算了，我们把那封信忘了吧。”
还是她表现得宽宏大量，不过，要仔细解读一下她的表情，就会颠覆她貌似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光辉形象。他把她拽过来，叫她坐在我的腿上，我将她的手指挨个儿地放在嘴里含着，心里却在盘点自己给她那封信打得分数，正是多少，负是多少，我知道我的感情此时此刻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稍微有个浪头打过来，就可能翻船。
“哎呀，你咬疼我了，你怎么跟个小狗一样。”她突然叫了起来。我赶紧松开嘴，她也不吃亏，拿起我的手，吭哧就是一口，尽管不怎么忒疼，我还是大叫起来，她这才解恨似的笑了。
我真想时间停滞，永远保持着现状……
可惜，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很快就有新的麻烦摆在我面前——我家老二刑满释放了。本来是一件好事，可是，我家老二说他在“里边”的时候，他有好几个哥们儿去看过他，所以，他一出来，要请客，请请那几个哥们儿，一张嘴就是十八块。那些日子，我妈刚把一个月的口粮买了，又扯了一块布料，准备给老四添一身衣裳，手正紧，没办法，我妈就叫我把她手上戴得那块“五一表”卖委托行去，好歹凑上一点钱，来满足我家老二的要求。
二十岁的我，还是想得简单，就劝我妈直接跟老二说：家里没钱，再说了，你两年间一趟一趟去劳改队看了他多少回，他怎么不说请请你？其实，这只是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我不愿意跟我妈说，那就是我很怕去委托行。我妈却说：“要是不给他钱，他去偷，去抢，再叫警察抓起来怎么办？”我承认我妈这么想是对的，我也只好硬着头皮接过她的手表。
“早去早回来。揣着钱，别在道上耽误着。”
我妈再三叮咛我。我心说：只要警察让我平安回来，我一定跑着回来。那时候，委托行收购室里总有一两个警察值班，老师傅接过要卖的东西，鉴定完，顺手就交给值班警察，警察把卖东西的人问个底掉儿，总怀疑人家是偷来的，到这里销赃。其实，警察也够蠢的，天下人谁不知道在委托行里都是警察说了算，真是小偷才不会自投罗网呢。即便是良民，不到万不得已，也不愿意到这里找别扭。
“你带户口本了吗？”老师傅瞅了瞅手表，问我。
我早有准备，不光带了户口本，还带了粮本、副食本和一张我们老刘家的全家福。
“给你看。”
“嚯，带得挺全科。”
带全科了，也没少审问我，而且是连诈带吓唬，上来就拿着手表说：“这块表，跟前天报失的那块差不多。”然后，就盯着我的眼睛不错珠地看，我尽可能地不让他瞅毛了，我一毛，他非得把我逮派出所去不可。还好，最后总算过关了，我拿上二十块钱，出了委托行，不禁嘟囔了一句：“鸡巴德行。”警察仿佛读懂了我的唇语，赶紧追过来问我：“你小子刚才说了一句什么。”我一脸无辜地说：“我没说什么呀。”警察给我屁股来了一脚：“快给我滚蛋！”
我把钱如数交柜，我妈接过去，给了我家老二十八块，老二蘸着唾沫点了点，见不多不少，开门就蹽了，一个屁也没放。我妈把余下的两块钱掖兜里，说是拿着给邻居的赵婶买半斤核桃酥、半斤槽子糕，人家人口清静，两口子只带一个孩子，粮食有富余，我妈就总用细粮跟赵婶换粗粮吃，好歹能多便宜我们家几斤，这样一来，还能叫我们家的几张嘴多点嚼谷。我妈一直感激人家，赶上个年节的，老是惦记着跟赵婶表示表示。我问我妈没了表，拿什么看钟点？我妈说:“嗨，都上二十多年班了，到点，就醒，用不着看表了。”说完，她又叹息一声说：“我老琢磨着给你添一双棉鞋，都这会子了，你还穿着单的，我心里不落忍。”我故作洒脱地说：“我都这么大了，穿什么不是一样，你就别瞎寻思了。”
记得在我生日那天，我家老二在电话里对我说：
“你要保重啊，哥。”
“我知道。”
“也是年过半百了，处处要当心呀。”
“你就放心吧，我没问题。”
现在他也是有儿有女的人了。
他显然已经成熟了许多。
过去那个调皮捣蛋的模样，已然不见了，额头上也早就布满了一道道皱纹，显出些沧桑。
这十几年来，我们只见过两次。
同一天，我家老三也打来类似的电话，说了一大堆拜年话。
他们都懂事多了。
我想我妈该为此而深感宽慰了。
我爸不在了，他要是还活着，该多么高兴啊！
这些年，就苦了我妈了。
我家老二劳改回来，我妈就东奔西走，几次找到我爸单位，叫他们伸出手来，拉我家老二一把，好歹给他个差使。
我爸单位还不错，居然答应了我妈的请求，让我家老二去我爸单位顶替上班。
临上班的前一天，我妈嘱咐我家老二：“单位都是你爸的同事，你要听话听说，别给你爸丢人。”
我家老二满口答应了，这不仅让我妈欣慰许多，就连我也不禁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一切都往好的方向发展。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我家老二才消停，老三又节外生枝了。
这一天，我妈慌里慌张地来找我。
告诉我，我家老三睡了一天了，怎么叫也叫不醒，而且眼神也不大对劲儿，她生怕出事，让我过去瞧瞧。我发现，这时候的我妈脸色刷白。
赶紧回到临建棚，果然瞧见老三直挺挺地躺在炕上。
我轻轻拍了拍他的嘴巴，呼唤着他的名字，他睁开惺忪的眼睛，见了我，就哭了，我也被他吓坏了，搂住他一个劲儿问他出了什么事，他先是说谁谁欺负了他，接着又说他喜欢的一个女孩突然不喜欢他了，这时候，他似乎已经神志不清了，说话也颠三倒四，叫我们听起来一头雾水。
“你说怎么办,老大？”
我妈显然已经乱了阵脚，腿脚都软了。
“赶紧送医院！”
我跟我妈找街坊借了个三轮，我妈抱着老三一起坐上，我拼命蹬着他们奔就近的一家医院去了。到了急诊室，医生问我们病人得的是什么病，我跟我妈都说不上来，医生翻翻老三的眼皮，又把把脉，说道：“他像是服了安眠药。”
我和我妈央求医生赶紧救人，医生说一句等一会儿，就走了。虽然我跟我妈渐渐习惯了遭遇挫折，但是现在人命关天，有劲儿又使不上，还是不免手忙脚乱。我妈将老三安置在长椅上，叫他的脑袋枕着她的腿，而我追在医生的屁股后边，让他赶紧给我弟弟想想办法，医生说：“叫你等着，你就等着，像这样自杀的案子，派出所不签字，谁敢抢救？”我问他：“上哪儿找派出所的人去？”医生说：“我们护士已经给派出所打过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置患者生死于不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