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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国外的人都会买保险而国内连富豪都不愿意买保险，谈谈国人对保险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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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近日，一份对812名内地富豪进行的调查显示，仅有半数年轻富豪购买了寿险。常理来看，有钱人不差钱且保障意识强，但为何连他们都不愿意买保险？
富裕人群都不买是国人不爱买保险的缩影
国人不爱买保险，有数据为证
一般而言，业内有两个公认的指标来反映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参与、购买保险的程度，一个叫保险密度（即人均保费额），另一个叫保险深度（即保费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而中国大陆在这两个指标上都不好，别说跟发达国家和地区比了，甚至也大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如下图：
先天不足：对保险不感冒离不开传统习惯的影响
& & & 不买保险不是国人风险意识差，而是习惯依赖&熟人&关系，应对风险靠互助。
中国传统社会是熟人社会，人与人在长期的交往和认同中形成了稳定的关系网络。不论是个人还是家庭，应对风险主要靠关系网络中的互助。比如，养儿防老就是典型的家庭内部应对风险的互助行为。
就算在现代社会，对熟人关系的依赖依旧很严重。当一个家庭成员身患重疾，而无力支付医疗费用时，很多家庭首先想到的是向亲朋好友借钱。总之，对待风险，传统一些的中国人很少想到利用工具来防范于未然，大多认为身边的关系网络就是应对风险的保证。
保险的产生、发展、成熟皆在西方。而西方社会是以个人为本的&陌生人社会&，即便它有成熟的社会团体，却不存在信任度极高的关系网络。以美国为例，我们熟知美国家庭的教育倡导孩子要自立，不依赖于家庭。家庭尚且如此，更别说依赖其它关系网络了。因而，面对风险，西方人就要想法设法用一套规则、工具来规避。
后天匮乏：保险业存在诸多乱象，普通民众无法信任
然而，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不少国人也非常清楚养儿防不了老，防范风险还是靠自己。按理说，国人的保险意识是在不断加强的。可为什么还是不爱买保险呢？
国人对于国内保险业并不信任
保险行业也怨声载道，把低投保率归结于国人的风险意识差。但实际情况却不是如此。2011年瑞士再保险发布的《亚太区和中国风险态度及保险调查》显示，超过三分之二的中国被调查者未来12个月打算购买保险，但是很多人迟迟没有采取行动。而调研的另一个指标&亚太新兴市场购买寿险前五大障碍&数据显示，&保险公司声誉&是影响国人购买保险的首要因素。调查结果其实都指向了国人对保险业的不信任感。
不信任原因一：一些国内保险产品设计有缺陷，理赔又困难
国内保险业不成熟，一些产品设计和定价有缺陷，比如存在赔率过低、应当包含在保险责任内的风险未被纳入等问题。
举一个案例：50多岁的卢女士是一位私营企业主，20多年前她购买了一款20年期的养老型保险产品，每年缴纳2800多元保费，因为手头较为富裕，卢女士当时选择了一次性缴纳。去年产品到期后却让她哭笑不得，&现在每月给我不到600块钱的养老金直到身故，可这笔钱到了现在哪里还值钱啊，通货膨胀后，我当年买这个保险产品算是亏死了。&这款产品显然在设计上就有缺陷，赔率过低，没有考虑到通胀。此外，还存在保费率高的问题，据调查，获得同样保额，中国居民的保费是美国、加拿大的几倍。
&理赔难&也一直饱受诟病。一篇题为《保险业如何打捞&沉没&的信任？》的文章中提到，保险公司内部人士透露&保险公司一般会制造理赔的难度，尽量使鉴定不通过，不轻易让客户拿到理赔款。&中国青年报的一项网络调查也反映出国人对保险理赔服务的不满，近九成的参与者认为当前的理赔服务&非常差，又慢又抠。&
不信任原因二：代理人制度变了味，推销行为像传销、骚扰
国内保险营销机制源头是营销员代理人制度。这个制度是从国外引进的，美国和日本的保险营销也采用该制度。然而，代理人制度在中国却变了味。保险公司大量招募推销员，因为行业存在很强的流动性，保险公司会鼓励他们做&组织发展&。也就是说上级代理人层层发展下线，后者需要呈上&业绩&。想卖出一份保单给陌生人，难如登天，老业务员也不容易做到，更别提新人了，所以新人大多靠自保（就是自己买一份保单）或卖给亲友来实现转正，然后再谋求层层上升。然而，如专题《传销式保险：你可能不知道的秘密》所言，绝大多数的保险业务员，都干不了多久，差一点的在自保之后，再无进展，只能离开；强一点的，把&五同&&&同学、同事、同宗、同好、同乡利用完之后，也无法再发展。与这些&初级代理人&的惨淡景象相反的是，那些善于拉起一支团队的&成熟代理人&却很走俏，成为保险公司争抢的香饽饽。可是不管是&成熟代理人&还是&初级代理人&，他们都缺少专业素质来真正为保险购买者提供服务，从而也一点点摧毁着普通民众对保险行业的信任。2012年，有媒体做过一个调查，40.52%的网民承认&保险传销论&。
除了传销式推销外，骚扰式的推销方式同样惹人烦。我们或多或少有过这样的经历，接到陌生来电，一开口原来是推销保险产品的。这种电话式推销，不仅让我们为私人信息的泄露而愤怒，如果对方不分时间拨打、反复拨打，还增加了大家对保险推销的厌恶感。
中美保险代理制度比较
比较美国的保险代理制度可以发现，中国的保险代理人制度是多么初级。一方面，美国严格的准入门槛、多层次的业务培训保证了代理人群体较高的素质；另一方面，健全的监管制度也保证了营销机制的规范运行，真正约束代理人扮演好沟通买卖双方的角色。
中国保险业会有如此乱象，恐怕和保险业这个舶来品在中国的落地、发展不足有关。最初十多年，保险业完全是垄断态势，这造就了很多霸道、落后的产品政策与设计。而后来，尽管没有出现一家独大的局面，可是也是垄断式竞争，于是各种粗放的毛病依然没有改进，反而在这种不充分的竞争下又滋生出如传销式保险等许多新问题来。
难怪有保险意识的国人纷纷赴港买保险，内地保险业该好好学学了
与内地保险业&惨淡经营&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来年，国人对在香港买保险趋之若鹜。资料显示，内地居民在香港保险市场所占的份额节节攀升。如此热潮，自然是香港保险有着内地无可比拟的优势，根据资料整理如下：
香港保险的优势
香港保险理赔环节的简洁，是&严核保，宽理赔&经营理念的体现。正是因为在投保时，保险公司已经做到足够了解，才能充分信任投保人，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这反过来又提升了客户对公司的信任。这显然和上文提到的内地保险公司的种种做派大不一样。
如果从业者素质上不去，保险行业经营理念不转变，国人对保险业的恶劣印象不会消除。而在&熟人社会&逐渐改变的时候，又让民众去哪里找保障呢？(差点我就暴走了)
(差点我就暴走了)
(瑞典卡姆欧)
(你旳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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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国家养老和亚洲国家养老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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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不爱国?只为回国养老?听听杨振宁的自述:我为什么放弃美国国籍?
近日，杨振宁、姚期智放弃外国国籍转为中科院院士的新闻,引发网友热议。两位科学家归国，在中科院学部历史上是首次，两位科学家的爱国情愫也不言而喻。然而，很多人却完全理解错了这条重大新闻的意义……与其听信各种不靠谱的猜测，不如静心聆听这位9旬老人的心路历程。
我的一生走了一个大圈
作者 | 杨振宁
父亲到死都不原谅我放弃中国籍
1964年春，我成为美国公民。
从年，我在美国已经生活了19年，我大部分的成年时期都在美国度过。然而，决定加入美国籍对我来说并不容易。
我想，对大多数国家来的移民大都有这样的问题，对于一个具有中国血统的人就更不容易。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就根本没有永远移民到别的国家这种观念。实际上，永久离开中国并移民他国曾经被视为一种叛国的行为。
而且，一度有过辉煌灿烂文化的中国在近一百年来一直受到屈辱和剥削，这在每一个中国人心灵里留下痛苦的伤痕。那是没有一个中国人能轻易忘记的一个世纪。
我的父亲是一位数学教授，在北京和上海任教，一直到1973年去世。1928年他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视野开阔、胸襟博大，然而我知道，在他心中深处的一个角落里，到死不能原谅我放弃生育了我的国家。
还不止如此。随着时间的流逝，我逐渐知道早期中国人在美国的历史，这是我们的历史，它充满了无法叙述的歧视、迫害和屠杀······
歧视直到今天仍然存在，虽然不像早期那样毫无约束。
······
当然我也知道美国对我一直十分慷慨，也知道我在美国的根已经在不知不觉的情形下扎得越来越深。
1961年1月，我在电视里看到肯尼迪的总统就职典礼。肯尼迪请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ust）念一首他的诗。弗罗斯特选了《彻底奉献》（The Gift Outright）。
当我听到以下诗句时，我的心被一下子打动了。我立即从一本诗集找到弗罗斯特的这首诗。他写得真美，也很有感染力。在我决定申请加入美国籍这件事上，它起了一定的作用。
Possessing what we still were unpossessed by,
Possessed by what we now no more possessed,
Something we were withholding made us weak
Until we found out that it was ourselves
We were withholding from our land of living,
And forthwith found salvation in surrender.
我们拥有的，尚未拥有我们，
是不再拥有我们的拥有我们。
有种东西我们不愿献出曾使我们软弱，
我们终于发现我们不愿为了我们赖以
生存的土地而献出的正是我们自己，
于是从毫无保留的奉献中找得救赎。
1957年，中国物理学家李政道（左）、杨振宁（中）接受诺贝尔物理学奖。
我应该帮中国在科学发展上奋起直追
1971年春，从报纸上可以看出从1949年开始冻结的中美关系开始有了解冻的迹象。
当我得知美国国务院已下令解除美国公民到中国旅行的禁令以后，我感觉到这是我回到中国——我出生的故土的机会来了，我又可以见到我的家人、我的老师和朋友。
我感到时不我待、机不可失，因为我不清楚这个刚刚打开一个小缝的门会不会因为越南战争和亚洲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而重新紧闭。
于是，我立即向中国驻巴黎大使馆申请签证，接着在1971年夏我在中国访问了一个月。
这儿不是我细谈那次旅行的地方。但是到1972年夏第二次中国之行，我已经做出决定：作为一个华裔美国科学家，我有责任为这两个与我密切相关的国家之间建立一座相互了解和友谊的桥梁。我也认为我应该帮助中国在科学技术发展上奋起急追。
1972年7月，周恩来总理邀请我出席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举行的一个宴会。在一年前，我也接到一次邀请，这是第二次，因此我能够相当从容和更加直接地讲出我心里想说的话。
我已经观察到，中国实行片面的平等主义已经毁掉了中国的科学。所以我迫切地向他建议采取一个政策，以增加对基础科学的重视。虽然从国家的立场来看，这一政策似乎不可能很快见到效果。
（周总理接见杨振宁）
显然，周恩来与毛泽东主席讨论过我的建议，他们都同意应该做进一步考虑。日，总理指示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周培源研究如何实施这一政策。
我曾经听说此后发生的一些事件的确给予了基础科学研究一些机会，但是主要的一些努力在1976年末“四人帮”倒台以前，一直遭到“四人帮”的阻扰。
在那些年我并不十分了解“四人帮”在中国干了些什么，因此也不知道“四人帮”不喜欢我的建议。1973年，“四人帮”成员之一张春桥表示出他对我的憎恶，对此我莫名其妙。事实上，他在一次讲话中明显地批评过我，但我直到1977年才知道。
我的身体里循环着的是父亲的血液，
是中华文化的血液
父亲曾三次来日内瓦，尤其后两次（编者注：1960年夏、1962年夏）都带有使命感，觉得他应当劝我回国。这当然是统战部或明或暗的建议，不过一方面也是父亲自己灵魂深处的愿望。
可是他又十分矛盾：一方面他有此愿望，另一方面他又觉得我应该留在美国，力求在学术上更上一层楼。
和父亲、母亲在日内瓦三次见面，对我影响极大。那些年代我在美国对中国的实际情形很少知道。三次见面使我体会到了父亲和母亲对新中国的看法。
记得1962年我们住在弗洛里桑路时，有一个晚上，父亲说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那时还没有制成原子弹，父亲也不知道中国已在研制原子弹）；
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从前文盲遍野，今天至少城市里面所有小孩都能上学；从前······今天······
正说得高兴，母亲打断了他的话：“你不要专讲这些。我摸黑起来去买豆腐，站排站了三个钟头，还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有什么好？”
父亲很生气，说她专门扯他的后腿，给儿子错误的印象，气得走进卧室，“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日清晨父亲长辞人世，享年77岁，5月15日在上海为父亲开的追悼会上，我的悼词有这样两段：
近两年来父亲身体日衰。他自己体会到这一点，也就对我们的一切思想和行为想得很多。1971年、1972年我来上海探望他，他和我谈了许多话，归根起来他再三要我把眼光放远，看清历史演变的潮流，这个教训两年来在我身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父亲于日长辞人世。在他一生77年的时间里，历史有了惊天动地的演变。昨天收到他一位老同学也是老同事的信，上面说：
“在青年时代，我们都向往一个繁荣昌盛的新中国。解放以后二十多年来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当时我们青年梦寐以求的这个新中国实现了”。
我想新中国的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事实以及它对于世界前途的意义，正是父亲要求我们清楚掌握的。
6岁以前我生活在老家安徽合肥，在一个大家庭里面。每年旧历新年正厅门口都要换上新的春联。上联是“忠厚传家”，下联是“诗书继世”。
父亲一生确实贯彻了“忠”与“厚”两个字。另外他喜欢他的名字杨克纯中的“纯”字，也极喜欢朋友间的“信”与“义”。
父亲去世以后，我的小学同班同学，挚友熊秉明写信来安慰我，说父亲虽已过世，我的身体里还循环着他的血液。是的，我身体里循环着的是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文化的血液。
我还有机会开始一个新的事业
莎士比亚在《皆大欢喜》（As you like it）中说：人生就像一出七幕剧，起第七幕亦即最后一幕是：
返回童年，返回茫然
无牙齿，无眼睛，无味觉，无一切
假如我的一生是一出戏，那么我实在十分幸运
今天我不但有牙齿，有眼睛，有味觉，有几乎一切
而且我还有机会开始一个新的事业——帮助清华大学发展高等研究中心。清华园是我幼年成长的地方，我的一生走了一个大圈，那么我最后的事业也将是我一生特别有意义的一幕！
——2002年清华园80岁生日宴会
21日，杨振宁、姚期智放弃外国国籍、转为中科院院士的报道引发热议。他们为什么选择放弃外国国籍？新华社记者第一时间通过清华大学联系到了杨振宁。
我是日加入美国国籍的，当时做这个决定曾考虑了很久，是一个很痛苦的决定。1983年在一本书里我曾经说，我父亲到临终时都没原谅我放弃中国国籍。
日我放弃了美国国籍，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美国是一个美丽的国家，是一个给了我做科学研究非常好的机会的国家。我感激美国。而且，我知道很多美国朋友不会赞同我放弃美国国籍。
回归对我是什么感受？挚友熊秉明曾经说：“你的父亲虽已过去，你的身体里还循环着他的血液。”我说：“是的，我的身体里循环着的是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文化的血液。”
我94岁了。很欣慰，多年来，为了帮助建造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友谊桥梁曾做过一些努力。我曾经说：“没有这座桥梁，世界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与安定”。
（责任编辑 彭云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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