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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计划生育庇护(共8篇).doc 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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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计划生育庇护(共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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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计划生育庇护(共8篇)
美国政治庇护2016面谈
美国政治庇护通过率
计划生育政治避难
篇一：世界各国的四种生育政策
世界各国的四种生育政策
1，鼓励多生：只奖励多生，但不处罚少生。现在日本、韩国、俄罗斯、西欧国家都实行这种生育政策。
韩国从1962年开始推行柔性的计划生育，随着韩国在60年代至80年代的经济起飞，韩国的生育率迅速下降，到1990年，总和生育率降到1.59。在1990年代中期，韩国政府放弃了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转而在1996年实行“新人口政策”。尽管政策的导向改变了，但生育率却继续下降到2000年的1.47和2002年的1.17，低到了比已经出现人口负增长的日本还要低的水平。从2004年开始，为提高生育率，韩国政府陆续出台政策鼓励生育，刺激人口增长。然而，鼓励生育的政策并不能有效地提升生育率，2010年，韩国总和生育率只有1.22。
俄罗斯：俄罗斯（以及前苏联）长期鼓励多生，近年更是实施了一系列刺激生育的政策，其中有一个项目叫“母亲基金”，于2007年开始实施，生育第二个以及更多孩子的家庭就可以申请。从2013年起，俄罗斯在人口出生率较低的66个联邦主体地区实施了新的补贴，即生育第三胎或更多子女的家庭，在新生儿满三周岁前，每月还可获得卢布不等的补贴。此外，为了让女性在生育后没有后顾之忧，2013年12月国家杜马三读通过法案，确保生育三个孩子的女性可以获得4年半的产假在家照顾子女，并且会获得一定的补
助。产假时间算入工龄，女性可以随时要求返回工作岗位。虽然近年来俄罗斯生育率有所上升，但仍远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
2，强制多生：其特点是处罚少生，其代表国家是齐奥塞斯库时代的罗马尼亚。英国历史学家雷根的《愚昧改变历史》一书讲到，罗马尼亚在齐奥塞斯库时代，曾采取强制多生的政策。1966年，为了“提高人口数量”以“增强国力”，齐奥塞斯库实施了禁止堕胎乃至禁止节育的政策，宣称“不生育孩子的人就是背叛国家的人”，并规定禁止离婚，每对罗马尼亚夫妻至少要生四个孩子，不能受孕的女性要交纳税金，堕胎者将受到判刑囚禁的处罚，妇女月经期要受到严格的检查与盘问。为保证“政策落实”，齐奥塞斯库命令执法者进驻机关、工厂、学校、农村等单位对妇女进行严格监控，督促她们每月必须做妇科检查以确保没有使用避孕工具，而对那些避孕的妇女和做堕胎手术的医生，一经查出就给以严厉打击，处罚监禁。当时的罗马尼亚人私下把这些执法者称为“月经警察”。
世间有一些事本来是好事，但如果国家采取行政手段来强力推行，就变成坏事了。例如，齐奥塞斯库希望提高罗马尼亚人口的生育率，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如果罗马尼亚政府采取经济手段而不是行政手段，对多生孩子的夫妇进行适当的经济奖励，但不惩罚少生孩子和不生孩子的夫妇，那么无疑会得到罗马尼亚人民的支持，效果也会好得多。然而，齐奥塞斯库推行的强制多生政策，给罗马尼亚的妇女和婴儿带
来了巨大的灾难：许多妇女不愿成为生育机器，铤而走险偷越国境想到邻国寻求庇护，却往往被当作“叛国者”遭到边防军的射杀；罗马尼亚国内地下流产与堕胎服务应运而生，却因卫生条件和医疗技术的无法保证导致怀孕妇女死亡率不断上升；更严重的是，由于当时罗马尼亚国内妇产医院、妇产专家、产科医师、儿科医师以及妇幼保健工作者的数量远远无法应对大量出生的婴儿，致使许多新生婴儿因得不到及时护理而死亡
3，鼓励少生：只奖励少生，但不处罚多生。除了在1970年中叶短暂实行过强制少生政策以外，印度近几十年一直实行鼓励少生的政策。据日新华网报道：多年来，印度政府一直挖空心思想要解决日益膨胀的人口问题。近日，印度西部的一个地方政府就搞出了一个新的创意——用资助“二次蜜月旅行”的方式来控制人口出生率。马哈拉施特拉邦萨塔拉地区政府推出的这项“二次蜜月大礼包”计划实际上是对推迟生育的奖励。根据该项目，一对夫妇若是在结婚两年后才生第一胎就会得到价值5000卢比(约合61英镑)的大礼包，若是将第一胎的出生时间推迟至结婚三年后，奖励也会变得更加丰厚，他们将会获得价值7500卢比(约合91英镑)的大礼包。至于该项目为何叫“二次蜜月大礼包”，当地卫生部门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些奖励金足够一对夫妻在结婚两三年后去一个向往的地方，度第二次蜜月。
印度鼓励少生的效果并不明显，生育率下降比较缓慢，1960年的总和生育率是6.57，1970年降到5.77，1980年降到4.95，1990年降到3.80，2000年降到3.06。而且，印度生育率的下降，主要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所导致的，并不是由于推行鼓励少生的结果。在印度一些经济发展较快的邦，生育率则下降较快。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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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迫害犹太人的根本目的是什么？
50年来，人们对希特勒为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屠杀600万犹太人这一历史悬念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与分析。现在欧洲颇见流行的观点有二：一是“目的论”；二是“机能论。”然而，从他们分持的这两种观点的实质内容来看，在历史逻辑上似乎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又存在与史实明显相悖的现象。
“目的论”者认为，希特勒杀害犹太人是出于争霸世界的目的，这是一种按常规逻辑的推论。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希特勒为什么不反对其他反抗其争霸世界的民族实行像对待犹太人那样的灭绝政策呢？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清楚，二占期间，欧洲各国人民包括德国人民在内，为了反对希特勒争霸世界的企图及其法西斯暴行，进行了英勇不屈的半争。欧洲各国民族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已经构成了希特勒横行的严重障碍。但是纳粹党徒们自始至终却没有像对待犹太人那样来对待这些欧洲当地民族，也就是说，希特勒自始至终没有对这些当地民族采取种族灭绝政策和暴行。人们不禁要问，希特勒为了实现自己的罪恶目的，为什么只对犹太人采取了这一惨绝人寰的暴行，反而对有碍于其目的实现的其它民族“网开一面”呢？显然，“目的论”者的推论忽略了这一史实的特定逻辑性。
“机能论”者认为，数百万犹太人惨遭杀害是法西斯在战事失利之际一种报复心理及补偿心理驱使的行为。这种推论更显得乏力。二战史实显示，纳粹德国在战事上的真正失利，应当以1943年2月2日结束的斯大林格勒会战为标志。客观地说，在此以前，德军在军事上一直处于进攻态势，纳粹德国领导集团内部在战略思考上甚至连战事失利的预感都不存在。但是，法西斯在战事失利以前的时间里，早就开始了屠杀犹太人的罪恶。1939年9月，二战爆发不久，德国法西斯占领波兰后，残酷杀害了无数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其中绝大多数是波兰籍犹太人。1941年6月23日，“旺湖会议”通过“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决议之时，纳粹德国在欧洲战场上，军事实力仍处于优势。这史实无可辩驳地告诉人们，希特勒屠杀数百万犹太人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逐步升级的暴行。
实事求是地讲，不论是“目的论”还是“机能论”，均未跳出通常人们在社会历史领域探讨历史事件的一般思维框架的束缚。人们在考察人的行为或历史事件、探索其产生的原因时，往往首先考察其动机如何。至于为什么产生如此这般的动机，而不产生如此那般的动机则探究得不够。“目的论”或者“机能论”，虽然它们的具体内容各异，但就二者的实质而言都可归到“动机论”之列。其实，寻得动机只是认识人的行为或历史事件的入门。若能以此为契机，深入研究，就不仅能挖掘到真正的原因，甚至有可能证实自己原先发现的动机是否确切，从而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的看法。实践告诉我们，人的动机在很大的程度上还不是产生行为的原因，动机只是原因到行为的中介，原因是复杂的。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和消失，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都有其深刻的背景和现实原因。人的行为、历史事件也莫不如此。人的行为具有目的性，但这不等于说目的性就一定是构成行为的原因，最多也只能权当原因的某一要素，甚至有的情形其目的就是其行为本身。就其全部内容而言，原因无一不是深沉的。希特勒杀害600多万犹太人，其目的显而易见，那就是要灭绝犹太民族，究其原因的话，那就是必须回答他为什么要灭绝犹太人。
二从史料上分析来看，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的暴行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互相联系而又逐步升级。
第一阶段：自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到1938年11月9日上演“砸玻璃之夜”丑剧的前夕为止。这一阶段，纳粹德国反犹的核心是从限制到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利，从形式上讲，基本上保持着“君子动口不动手”的“温和”状态，实质却是为他们为最终消灭犹太人扫清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障碍。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当选为德国总理，此后，就开始了他疯狂迫害犹太人的行动，从此，灾难就降临到犹太人头上。最初，纳粹德国采取抑制犹太人的措施。主要是禁止犹太人当公务员、法官、律师、医生等；不许犹太人进入公共娱乐场所；不向犹太人商店购买商品。这一政策的实施，限制了犹太人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的权利，使德籍犹太人的社会地位降为“次等公民”。
1935年9月15日，纳粹党在纽伦堡召开了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使抑制犹太人的政策进一步升级。希特勒在会上宣布了剥夺犹太人公民权新法律，使犹太人再次由“次等公民”降为无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国家居民”，从此失去了作为公民应有的权利和一切法律保障。接着，纳粹德国根据这个新法律，强行把这些“国家居民”驱赶出境，移民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从而完成了从限制到剥夺犹太人权利的升级。
第二阶段：自1938年11月9日的“砸玻璃之夜”至1942年1月20日的“旺湖会议”为止。这一阶段，纳粹德国反犹的核心是从基本人权上剥夺犹太人作为人的生存权利，形式上完成了对犹太人从财到命、从灵到肉的浩劫的一切准备，即守成了由“文”到“武”的浩劫的过渡，最后剩下的只是最终从肉到体上消灭犹太人了。
1938年11月9日，经过希特勒及戈培尔等人的精心策划，由纳粹领导集团的导演和怂恿，爆发了史称“砸玻璃之夜”（又译“水晶之夜”）的反犹惨案。这天晚上，德国各地以及奥地利的法西斯分子走上街头，挥舞棍棒，对犹太人的住宅、商店、教堂进行疯狂地打、砸、抢、烧，公然迫害和凌辱犹太人。在这一惨案中，据统计有36名犹太人被杀害，36名重伤，267座教堂被焚毁，7500余家犹太人商店被捣，3万余名犹太男子在家中被捕，押往达豪、布痕瓦尔德和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嗣后均被害或折磨致死。经济损失仅砸玻璃一项就高达600万马克之巨。
丑剧发生后的第3天，纳粉德国的多名部长在戈林的召集下，召开了一个专门研究犹太人的会议，策划着剥夺犹太人作为人应有的尊严和权利。迫使犹太人把焚毁的教堂清除干净，修成停车场供德国使用；强制每个犹太人佩带一个具有侮辱性质的标记；强迫受迫害的犹太人向纳粹赔偿10亿马克。正如有的史学家所说：“这次暴行和接着根据其目标所采取的措施使得没有任何组织的犹太人的生活陷入了绝境。”
1939年9月，纳粹德国侵占波兰，大肆杀害犹太人，从此，开始了大规模实施杀害犹太民族的行动计划。次年春天，纳粹德国领导集团在积极策划对犹太民族的种族屠杀时，把这项罪恶的任务交由党卫队的保安处和秘密警察的特别行动队执行。
1943年6月23日，苏德战争爆发。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了最艰难的岁月，同时，希特勒掳杀犹太人的罪行进一步加剧。跟在进攻部队后面的党卫队和特别行动队采用了世界上最野蛮最残忍的手段来消灭犹太人。这些被害的犹太人全是在毫无防范的情形下遭杀害的。据一名叫莱斯基的党卫队高级军官、俄罗斯中部警察指挥官后来证实：“令人吃惊的事实是，他们毫无准备，完全被打个措手不及。先前制造的说法是犹太人正阴谋独霸世界，有高度的组织。此事证明这全是谎言。没有一个民族对自己的灾难竟如此不加防范。什么准备也没有，绝对没有。”灭绝行动按原计划例行公事式地从容进行，到了一处，他们“立即从当地居民中得到拉比和知识分子的名字，召他们来，命令他们去召集当地所有的犹太人来登记、注册，以便于重新安置。犹太人居民对纳粹的计划一无所知，往往信以为真。”证词中所说到的“重新安置”就是指残杀、活埋和押送集中营。这名指挥官还叙述了其中的惨景。由于当时苏联的传播媒体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规定，没的报道纳粹的反犹罪行，使得大多数的苏籍犹太人根本没有意识到死神已经临头，而未采取任何防范措施，束手待毙。在整个欧洲战区，一场对犹太人的掳杀性浩劫全面拉开了。
第三阶段：自1942年1月20日，臭名昭著的“旺湖会议”开始至二战反法西斯战争使纳粹德国的覆灭为止。这个阶段，纳粹德国反犹的核心是“最终解决”犹太人，形式是彻底的残暴、骇人听闻的残杀，实质就是最终实现灭绝犹太人。
1942年1月2日，在纳粹秘密警察头子海德里希的主持下，召集了包括盖世太保头子缪勒在内的14个部门的高级官员，在旺湖（又译万湖）旁边的一座别墅里开会，研究布置大规模系统屠杀犹太人的计划，会议通过了“最终解决”的办法是把犹太人运到东方劳动，“其中大部分毫无疑问是将通过自然减少的方式消灭”，“对于最后留存的抵抗最强的那部分人，必须以相应的方式处置”。说穿了，“最终解决”的办法，一是把犹太人毒死或折磨致死，二是酷刑处死，一句话就是最终消灭。
“旺湖会议”后，纳粹德国全面实施了大规模灭绝犹太人的措施。根据当时负责搜捕和消灭犹太人的党卫队一级突击队长艾希曼1944年8月的一次谈话证实，那时死于灭绝营的人数有400多万，被用其他方式杀死的人数有200万。其中除了极少数其他民族的反法西斯人士外，绝大多数是犹太人。
追述历史，是为了说明问题。上述史实表明：①在希特勒独裁统治的12年多的时间里，他所推行的一系列反犹灭犹政策，都是旨在剥夺犹太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直至肉体上灭绝他们。所有这些，只是形式和程度上的差异，而不存在实质性的区别。当一个人被剥夺了作为人的各项生存权利时，从肉体上消灭就只剩下时间的问题了。所以，完全可以这么说，希特勒的杀机贯穿了其反犹灭犹的逐渐升级的三个阶段之中。如果硬要加以区别的话，那么，第一阶段可谓是为杀机作各项准备；第二阶段则是显露杀机；第三阶段应该定性为全面实施杀机。“旺湖会议后，纳粹屠杀数百万犹太人只能看作是希特勒“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最终一步。实际上，种族报复、种族仇杀早就开始了。②希特勒的杀机是针对灭绝整个犹太民族的，而对其他民族从未开启此杀机。这绝不是他的仁慈。这里面深藏着希特勒制造这个历史之谜的特定逻辑性，这就成了我们解开这个历史悬案的契机。
三希特勒是个极端的种族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他在《我的奋斗》中写道：“雅利安人的最大对立面就是犹太人。”他把犹太人看作是世界的敌人，一切邪恶事物的根源，一切灾祸的根子，人类生活秩序的破坏者。这些观点成了希特勒后来屠杀数百万犹太人，企图灭绝犹太人的理论依据。究其原因大致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透视：
1、历史的原由。在历史上，欧洲人对犹太人持有成见。为了阐明问题，有必要对犹太民族的历史作一个简单的机关的回顾。犹太人的远祖是古代闪族的支脉希伯莱人，公元前，他们的祖先曾聚居生活在阿拉伯马勒斯坦土地上。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攻占巴基斯坦后，犹太人举行过多次大规模反抗罗马占领者的起义，但都遭到了罗马统治者的血腥镇压。到公元135年的犹太人起义再义惨遭失败为止，在这1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罗马统治者屠杀了百万犹太人，最后把还把余者全部赶出马勒斯坦土地，使他们流散到西欧完全处于落后的小生产的农牧社会，土地被人们视为最珍贵的财富，商业则是人们鄙视的行业。犹太人逃往西欧后，当地的封建主们非常歧视他们，不许他们占有土地，只许他们经营商业。不知是历史过错教育了他们，还是生死磨难砥砺了他们，或者说这本来就是历史赋予的机遇，总之，由这一切所构成的历史集合体，铸就了犹太人的特质，使得他们聪明起来，坚强起来。他们不仅在困境中顽强地繁衍生息，而且逐渐地富有了。
公元13至15世纪，欧洲开始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当地新兴资产阶级同那些经商致富的新兴的犹太人资本家们，产生了利益冲突，噩运再次降临到犹太人的头上。现实利益的冲突加上宗教信仰的差异，大批犹太人被迫流往东欧及美洲各国，开始了历史上的犹太人第二次逃亡。不幸的是，这种反对犹太人的意识，居然演变成了一种文化沉淀，在某些国家和地区一直“遗传”到现代。尤其是进入本世纪后的德及奥民族，反犹情绪与日俱增，希特勒及其追随者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2、宗教的情结。基督教是世界上流传最广、信教人数最多的宗教。在欧洲，特别是西欧，人们普遍信仰基督耶稣。虽说基督教的经典《圣经》之一的《旧约全书》，原是犹太教的经典，两教之间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但基督教教义认为，是耶稣的12门徒之一的犹大为了30块银币而出卖了上帝之子，是犹太人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造成了基督徒们在情感上对犹太人的仇视。所以说信奉基督教的欧洲人在宗教感情上是很难接纳犹太人。这种宗教感情的社会化，又逐渐衍化成一种大众化的厌恶犹太人的社会心态。同样，这种社会心态也作为一种文化沉淀。世代“遗传”，并随着岁月的推移，逐渐与社会经济政治相结合，使之成为一种随时可以被利用的社会政治的潜在力量。当这种潜在的东西某个（些）政治野心家利用时，就会像火山一样喷发，成为一种疯狂的社会驱动力。
应该看到，当时的德及奥民族的内部，民族主义思潮盛行，原有的宗教情绪在现实利益冲突的激化下，使人们本来已有的反犹情绪更加激烈，从而加剧了对犹太人的仇视。在这种社会氛围的熏陶下，希特勒的“仇犹反犹”观点逐步形成，并迅速成为了这股社会情绪的主导，一方面，当时德及奥民族仇犹反犹的社会情绪极大地刺激着他的政治野心，使其民族主义思想恶性膨胀，为其日后仇犹反犹灭犹政策和措施制造社会价值取向，培植政治力量。
3、现实的需要。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爆发了世界性经济危机，严重打击了德国，使其工业生产倒退到了上世纪末的水平，国力渐衰。深刻的经济危机不仅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而且刺激了垄断资产阶级对外扩张的野心。“德意志民族必须从掠夺的土地和生产空间中寻找出路”，希特勒的这一争霸世界的主张，得到了德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拥护和支持。然而，实施建立一个德意志民族的日耳曼帝国的罪恶计划需要巨额资金提供财力保证。在国力衰落的情况下，把手伸向富有的犹太人成为了他们的理所当然。
另外，居住在欧洲各地的犹太人，较之于其他民族而言，不仅富有，而且素质也要高些。面对这样一个民族，希特勒及其党徒们，既感到仇恨，又觉得胆怯。在他们的心中，犹太人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是他们实现“第三帝国”美梦的严重威胁。这些，无疑加剧了希特勒对犹太人的仇恨和政治嫉恨。加上当时德国社会政治生活完全处在一种极端疯狂的症状之中，使希特勒的仇犹反犹观点不仅有了适当的社会环境，且得以迅速疯狂起来。
4、狂暴的病态心理。希特勒是奥地利海关一个小官吏的私生子，从小缺少良好的教育，青少年时代整天流浪于维也纳和慕尼黑街头，铸就了他既自私又狂妄的性格。正如他小时的一位班主任老师后来回忆所说的那样：“希特勒缺乏自制力，至少被大家认为性格执拗，刚愎自用，自以为是和脾气暴躁。”加上他患有痉挛性的神经质，发起癫狂来甚至会趴在地上啃地毯边。从有关史料上可以看出，狂暴是希特勒性格的典型特征。例如，1942年的一天，纳粹德国武装部队外科医师扎尔·伯罗赫奉命去晋见希特勒，希特勒的爱犬就猛扑这位医师，吓得他魂不附体，医师被迫与它细声细语地说话，很快它就平静地趴在医师身边，把前肢搁在医师膝盖上，两眼温顺地看着他，并与他逗笑。希特勒见此情景暴跳如雷：“它是完全忠于我的惟一生物，可你把它骗去了，我要杀死它。”声音越来越高，简直到了嘶叫的地步，恕吼着威胁要监禁医生，类似这样的事，时有发生，狂暴如嫉恨，又造就了他的狠毒和残忍，希特勒是一个有严重病态心理的政治狂人。
上述四大原因，如果孤立地看其中任何一个原因，都很难构成对犹太人的灭绝性仇杀。只有把这四大原因融合为一体时，才能产生确定性的使犹太民族在劫难逃的社会效应，而希特勒则是把这四大原因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魁首。
首先，纳粹党打着当时在德国流行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块招牌，宣扬德意志民族是优秀民族，把犹太民族视为劣等民族。为了蛊惑人心，欺骗德国广大民众，希特勒对这种种族歧视理论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周密的包装。一是按照他自己的社会逻辑，怕断章取义地摘取前人论述人口问题中的某些词句，拼凑成一个种族优劣的理论，为把犹太人打入劣等人种制造理论依据。二是利用早就深植于德及奥人心中的反犹意识和宗教情结，大肆鼓吹“犹太瘟疫”的谬论。经过希特勒的蓄意“嫁接”，使得这个理论再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种族歧视了。他利用历史的宗教的因素，为其灭绝犹太人而创设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使得这一理论更加具有普遍的煽动性。希特勒一上台，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行一整套疯狂迫害犹太人的反犹灭犹政策，无疑得益于他这个荒谬绝伦的理论。其次，纳粹党还利用当时德国国内广大群众痛恨凡尔赛和约的心理，煽动复仇主义情绪，并把这种情绪转移到犹太人身上。
在这四大原因中，现实的需要是最直接的要素，其它两方面的原因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没有历史的原因和宗教的情结作为先导性条件，那么，即使现实再需要，也很难想象会达到如此疯狂和残忍的程度。只有当这四方面的原因聚合为一体时，才产生了那可怕可憎的充满血腥的驱动力。
任何历史事件都是社会各种相关因素合力作用的产物，或者说是时事造就的。二战期间，600万犹太人惨遭杀害，希特勒当属罪魁。希特勒对犹太人特有的种族仇恨和政治嫉恨，是政治狂人病态心理的一种特殊反映。导致希特勒严重病态心理的“菌种”就是来自历史成见和宗教情结，恰好又得到了当时德国社会环境的孕育。确切地说，希特勒的严重病态心理与当时德国社会政治生活的疯狂病态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疯狂的病态心理正是历史成见、宗教情结和现实需要三大原因的粘合剂；另一方面，这三大原因的聚合又把希特勒疯狂病态的心理推向了极端，从而引发了那场人类历史的大悲剧。
二战胜利结束已经整整半个世纪了。人们在分析研究这场犹太人遭受灭绝性大惨案时，应当从中吸取以下教训：①民族之间的恩恩怨怨应该断然了结。宽容地审视过去，坦荡地迎接未来，祖辈的恩怨，后代不宜相继。②宗教必须与政治相分离。宗教不得干预政治生活，政治生活也不得利用宗教情绪。宗教活动应该置于法度制约之下，使宗教信仰成为信教群众的个人私事。③国家生活必须民主化、法制化，构建起防范任何形式专断与独裁的政治运行机制，使民众关心国家事务，且又不狂热和盲从。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是一面镜子，但愿世界永久各平，让所有民族平等和睦地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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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欧洲歧视和迫害犹太人是一个长期的问题。由于经济活动的成功以及宗教信仰的不同，犹太人横遭歧视。早在14世纪，鼠疫在欧洲流行，欧洲有超过1/3的人死于这场瘟疫。这时就有人认为瘟疫是犹太人造成的，目的是要摧毁基督教世界。1942年在西班牙有20万犹太人被驱逐。19世纪在俄国沙皇统治下的犹太人被限制在固定的区域内居住，不以允许不能离开。俄国东正教教会领袖还提出过一个解决俄国犹太人的方案，1/3犹太人皈依东正教，放逐1/3，杀掉其余的1/3。1881年俄国发生了集体屠杀犹太人的事件。1911年3月12日，在基辅附近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一具男孩的碎尸，俄国司法大臣认为这是被当地犹太人为杀生祭祀弄死的。在古代就有犹太人要不时宰杀信基督教的小孩以祭祀的传说。后来希特勒也拾人牙慧，鼓吹犹太人有杀生祭祀的习俗。希特勒利用欧洲长期存在的反犹情绪，并将之推向极端。
除了原因外，纳粹德国杀害犹太人还有经济上的动因。犹太人历来善于经商，经济活动相当成功。如19世纪的犹太人罗思柴尔德家族对欧洲的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伦敦的罗思柴尔德在英国废除奴隶制后，拿出2000万英镑补偿奴隶主的损失，1871年支付1亿英镑为法国向德国交纳战争赔款。维也纳的罗思柴尔德帮助奥地利建造铁路。在法国他们控制了北方铁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战败国的德国经济十分困难，社会危机严重，而在德国从事商业金融业的犹太人却相当富裕。比如经营大规模商业的百货公司在德国被看作是犹太人的“专业”，引起德国广大小店主的恐惧。纳粹德国出于经济上的需要，煽动反犹情绪，通过排犹屠犹，侵吞犹太人的财产，得到了不少经济上的好处。1938年11月9日，纳粹党徒在一夜之间，焚烧并抢劫犹太人在德国开的商店。希特勒早年从家乡林茨到维也纳时，发现城内的经济文化生活都被犹太人控制着，仿佛自己来到一个外国的城市，正是在这时他开始考虑反犹的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纳粹政权认为犹太人倾向于革命，马克思主义是“国际犹太财团”的政治学说，因而把反犹跟迫害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联系起来，以稳固其法西斯统治。在上犹太人参加革命是比较积极的。19世纪时俄国内政大臣普列韦说过，革命几乎是一种犹太现象。虽然犹太人在俄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率不到5%，但在俄国的革命者中却有50%以上的犹太人。有不少在欧洲很有影响的革命者出身于犹太人家庭。第一次大战以后犹太人在欧洲各地的革命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如俄国的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加米涅夫，匈牙利的贝拉·库恩，长期在德国生活的波兰人卢森堡等。在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犹太人由于备受歧视也积极参加了革命活动，因而希特勒耸人听闻地散布犹太人正在暗中颠覆全世界，法西斯政权自然也就将反对犹太主义和反对共产主义联系起来。
还有些学者则强调纳粹德国根深蒂固的种族观念对屠犹的影响。纳粹政权受狭隘种族优越论的影响，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犹太人不是人，只是一种堕落的形象”。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称“世界的一切事件都不过是种族自我保存冲动的表现”。因而纳粹德国出于种族观念在屠杀犹太人的同时还杀害了50万吉卜赛人和10万德国的智育低能者。
除了上述原因外，有个别学者从心理分析的角度分析希特勒个人经历对屠犹政策的影响。心理学家比尼恩在所著《希特勒与德国人》中，根据为希特勒母亲治病的犹太医生布洛施的病历资料，以及为希特勒治病的医生所提供的材料，对“希特勒内心受到的创伤”进行分析。他认为，希特勒在一次大战曾因英国施放芥子气中毒，福斯特尔医生以催眠疗法治疗他的伤痛。希特勒治疗时在幻觉中想到他的患有癌症的母亲是被犹太医生误诊而痛苦地死去。希特勒不自觉地把母亲的死归咎于犹太医生布洛施。同时他又在幻觉中把对一个犹太人的恨与对全体犹太人的恨联系在一起。
至于在纳粹德国是谁具体将排犹政策推向极端也有不同的看法。德国修正派学家推脱希特勒在其中负有的责任，咬定在档案中“没有发现希特勒关于‘最后解决’犹太人的书面命令”。因而“不是希特勒而是希姆莱，而且是在完全违背希特勒意志的情况下，下令从肉体上消灭这些犹太人。这件事希特勒到1943年才知道。”纳粹德国是因为迫于战局不利而且日益孤立的处境才这样做。而另有些学家则明确指出这些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哈夫纳在《希特勒的含义》一书指出，希特勒一生有两个政治目标——称霸欧洲乃至全球和消灭犹太人。在纳粹德国，没有希特勒的命令，大规模屠杀犹太人决不可能发生。只是为了避人耳目，希特勒在1939年9月1日签署处理德国低能者命令后，此类杀人指令便只限于口头而留痕迹。他大规模屠杀犹太人不是迫于战争的需要。这样做在上极为不利，一方面使忠于德国的犹太人成仇敌，另一方面极大地牵制了可用在战场上的兵力和物力。希特勒的罪行不是战争罪行，而是赤裸裸的谋杀。
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屠杀犹太人行径仍是让人难以理解的。首先在欧洲歧视和迫害犹太人是一个长期的问题。由于经济活动的成功以及宗教信仰的不同，犹太人横遭歧视。早在14世纪，鼠疫在欧洲流行，欧洲有超过1/3的人死于这场瘟疫。这时就有人认为瘟疫是犹太人造成的，目的是要摧毁基督教世界。1942年在西班牙有20万犹太人被驱逐。19世纪在俄国沙皇统治下的犹太人被限制在固定的区域内居住，不以允许不能离开。俄国东正教教会领袖还提出过一个解决俄国犹太人的方案，1/3犹太人皈依东正教，放逐1/3，杀掉其余的1/3。1881年俄国发生了集体屠杀犹太人的事件。1911年3月12日，在基辅附近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一具男孩的碎尸，俄国司法大臣认为这是被当地犹太人为杀生祭祀弄死的。在古代就有犹太人要不时宰杀信基督教的小孩以祭祀的传说。后来希特勒也拾人牙慧，鼓吹犹太人有杀生祭祀的习俗。希特勒利用欧洲长期存在的反犹情绪，并将之推向极端。
除了原因外，纳粹德国杀害犹太人还有经济上的动因。犹太人历来善于经商，经济活动相当成功。如19世纪的犹太人罗思柴尔德家族对欧洲的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伦敦的罗思柴尔德在英国废除奴隶制后，拿出2000万英镑补偿奴隶主的损失，1871年支付1亿英镑为法国向德国交纳战争赔款。维也纳的罗思柴尔德帮助奥地利建造铁路。在法国他们控制了北方铁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战败国的德国经济十分困难，社会危机严重，而在德国从事商业金融业的犹太人却相当富裕。比如经营大规模商业的百货公司在德国被看作是犹太人的“专业”，引起德国广大小店主的恐惧。纳粹德国出于经济上的需要，煽动反犹情绪，通过排犹屠犹，侵吞犹太人的财产，得到了不少经济上的好处。1938年11月9日，纳粹党徒在一夜之间，焚烧并抢劫犹太人在德国开的商店。希特勒早年从家乡林茨到维也纳时，发现城内的经济文化生活都被犹太人控制着，仿佛自己来到一个外国的城市，正是在这时他开始考虑反犹的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纳粹政权认为犹太人倾向于革命，马克思主义是“国际犹太财团”的政治学说，因而把反犹跟迫害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联系起来，以稳固其法西斯统治。在上犹太人参加革命是比较积极的。19世纪时俄国内政大臣普列韦说过，革命几乎是一种犹太现象。虽然犹太人在俄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率不到5%，但在俄国的革命者中却有50%以上的犹太人。有不少在欧洲很有影响的革命者出身于犹太人家庭。第一次大战以后犹太人在欧洲各地的革命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如俄国的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加米涅夫，匈牙利的贝拉·库恩，长期在德国生活的波兰人卢森堡等。在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犹太人由于备受歧视也积极参加了革命活动，因而希特勒耸人听闻地散布犹太人正在暗中颠覆全世界，法西斯政权自然也就将反对犹太主义和反对共产主义联系起来。
还有些学者则强调纳粹德国根深蒂固的种族观念对屠犹的影响。纳粹政权受狭隘种族优越论的影响，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犹太人不是人，只是一种堕落的形象”。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称“世界的一切事件都不过是种族自我保存冲动的表现”。因而纳粹德国出于种族观念在屠杀犹太人的同时还杀害了50万吉卜赛人和10万德国的智育低能者。
除了上述原因外，有个别学者从心理分析的角度分析希特勒个人经历对屠犹政策的影响。心理学家比尼恩在所著《希特勒与德国人》中，根据为希特勒母亲治病的犹太医生布洛施的病历资料，以及为希特勒治病的医生所提供的材料，对“希特勒内心受到的创伤”进行分析。他认为，希特勒在一次大战曾因英国施放芥子气中毒，福斯特尔医生以催眠疗法治疗他的伤痛。希特勒治疗时在幻觉中想到他的患有癌症的母亲是被犹太医生误诊而痛苦地死去。希特勒不自觉地把母亲的死归咎于犹太医生布洛施。同时他又在幻觉中把对一个犹太人的恨与对全体犹太人的恨联系在一起。
至于在纳粹德国是谁具体将排犹政策推向极端也有不同的看法。德国修正派学家推脱希特勒在其中负有的责任，咬定在档案中“没有发现希特勒关于‘最后解决’犹太人的书面命令”。因而“不是希特勒而是希姆莱，而且是在完全违背希特勒意志的情况下，下令从肉体上消灭这些犹太人。这件事希特勒到1943年才知道。”纳粹德国是因为迫于战局不利而且日益孤立的处境才这样做。而另有些学家则明确指出这些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哈夫纳在《希特勒的含义》一书指出，希特勒一生有两个政治目标——称霸欧洲乃至全球和消灭犹太人。在纳粹德国，没有希特勒的命令，大规模屠杀犹太人决不可能发生。只是为了避人耳目，希特勒在1939年9月1日签署处理德国低能者命令后，此类杀人指令便只限于口头而留痕迹。他大规模屠杀犹太人不是迫于战争的需要。这样做在上极为不利，一方面使忠于德国的犹太人成仇敌，另一方面极大地牵制了可用在战场上的兵力和物力。希特勒的罪行不是战争罪行，而是赤裸裸的谋杀。
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屠杀犹太人行径仍是让人难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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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犹太人的迫害逐步升级为“最后解决”
二战后，联邦德国首任总统泰奥多尔&豪斯在1949年12月7
日举行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就纳粹德国对犹太民族进行大屠杀严词谴责：“这段历史现在和将来都是全体德国人的耻辱。”1951年9 月21日，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针对纳粹对犹太人的血腥罪行明确表态：“新的德意志国家及其全体公民，只有感到对犹太民族犯下罪行，并且有义务作出物质赔偿时，我们才算是令人信服地与纳粹的罪恶一刀两断了。”1970年12月，当时的西德总理勃兰特专程抵达华沙犹太区凭吊。尽管他是一名与纳粹政权坚决斗争的抵抗战士，与纳粹政权屠杀犹太人毫不相于，他却在华沙犹太区双膝跪下，以表示对德国人当年给犹太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的歉意。1998年11月，德国总统赫尔佐克在纪念大会上郑重宣布：“60年前，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屠杀是德国历史上最恶劣、最无耻的事件，国家本身成了有组织犯罪的凶手。”历届德国领导人的深刻悔悟，从反面揭示了当年纳粹分子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一种亘古未见的弥天大罪。&&&犹太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命运乖蹇的民族。早在公元前即开始遭受强大异族的迫害和奴役、屠杀：古代埃及人的长达400
多年的高压和奴役政策，引出了领袖摩西的出埃及记；古罗马帝国残酷地镇压犹太人的三次谋求自由的武装起义，总计杀害了150多万犹太人，把60多万犹太人抓去当奴隶，并迫使其他的犹太人远离巴勒斯坦。于是，犹太人开始了为期1800多年的大流亡。随即，罗马皇帝哈德良下令将耶路撒冷完全夷为平地，并严令禁止一切犹太人进入该城，违者格杀勿论，从而导致以后的“哭墙”的出现。中世纪时，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屠戮又掀起新高潮：11世纪十字军东征时曾提出一个口号“杀死一个犹太人，拯救你的灵魂”。13世纪时，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下令从威尔士全部驱逐犹太人，并绞死300名犹太教长老，在欧洲范围内开驱逐犹太人之先河。15世纪初，德国国王卢波特曾颁布敕令，从莱因和巴伐利亚驱逐全部犹太人，犹太人必须身穿200年前教皇英诺森三世为他们特别指定的服装。在15世纪晚期的西班牙，以托马斯&达马托克为首的西班牙最高宗教审判厅用高压手段来对待不肯改信天主教的犹太人，蛮横地驱除20万犹太居民出境，将另外的10万犹太人付诸审判，其中9000多人被绑到火刑柱上活活烧死；1648年，乌克兰人发动了反抗波兰人的民族大起义，打击的锋芒也同时指向作为波兰国王代理人的犹太移民。在不到两年时间内，300多个犹太城镇遭到毁坏，10万多名波兰犹太人被杀害。此乃纳粹德国产生之前犹太人遭受的一次惨烈的民族灾难。1881年3月，沙皇暗探局借口一名犹太女青年参与了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策划和挑起了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大肆屠杀犹太人的浪潮。1903—1908年，在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与东欧，再次发生迫害和杀害犹太人的新浪潮。起因是一本名为《锡安贤达议事录》的小册子，其内容大意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共济会员曾于1897年在瑞士的巴塞尔举行秘密会议，谋图瓦解基督教的精神体系，在全世界建立犹太人主宰的统一国家，以实现对非犹太人的奴役和统治。该书于1903年刊登于俄国的《旗帜》月刊上，1905年发行单行本。这本小册子的内容是如此荒诞不经，以至连暴君尼古拉二世都不以为然。其实，这正是沙皇暗探局某些阴谋集团的杰作，其目的就是要煽起非犹太人对犹太人的民族仇恨，以实现分而治之的不可告人的阴险目的。不幸的是，这些黑帮的阴谋居然得逞了：1903年，在莫尔多瓦首都基希涅夫，一日内杀害犹太人500多人；在萨拉托夫，四天内屠杀犹太人400 多人；1905年敖德萨也发生了对犹太人的血腥屠杀。苏联内战时期，还发生过彼得留拉自卫军大批虐杀犹太居民的丑闻。即使在早已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西欧，反犹太主义依然根深蒂固，对犹太人的种种偏见仍旧存在于各个阶层居民的头脑之中。在许多地区，只要当地犹太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稍有增长，反犹太主义情绪就要滋长，反犹浪潮就要抬头。明显的一个例证就是发生在20世纪之初、被许多法国人引为国耻的对于犹太裔军官德雷福斯的非法审判案。但是，同纳粹的大屠杀相比，古代的暴君、酷吏乃至现代的无耻政客无疑还算是善人，因为他们既没有从肉体上灭绝整个犹太民族的计划，也不曾操纵现代化的生产线似的杀人设施。只有在万字旗下，犹太人才痛切地感受到了身陷灭顶之灾的民族危机。绝大多数欧洲的犹太人家庭均有一个或更多的成员惨遭杀害或被关进集中营。《安妮日记》的作者安妮&弗兰克，一家4口人全部被关入集中营，其母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杀害，她和姐姐病死在贝尔森集中营，仅其父从奥斯维辛集中营死里逃生。前南斯拉夫共青团第一书记伊沃&罗拉&里巴尔的女友。贝尔格莱德大学的枝花莉蒂雅，仅仅因为是犹太人，全家8 口人都被特别行动队装进了毒气车。&&到战争停止时，全欧洲900 万犹太人中有595 万人不复存在，其中 100万人是儿童；在死难的犹太人中，1／3死于疾病或饥寒交迫，2／3死于纳粹分子有组织的大屠杀。1985年，美国二战史专家劳尔&希尔伯特的专著《欧洲犹太人的毁灭》出版，该书认为：二战期间犹太人的死亡人数为510 万人。1991年年中，欧洲18位著名历史学家宣布，他们经过10年研究后确认：仅据他们掌握的资料，纳粹德国屠杀的各国犹太居民达到529万人，加上未曾掌握的材料，这一数字可能突破600万人。&&&一、犹太人问题最后解决的逐步出台。&&&自中世纪以来，欧洲各国即存在歧视和迫害犹太人的历史传统。但只有在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歧视和迫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纳粹德国大肆迫害和灭绝犹太人的始作涌者是该帝国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早在童年时期，希特勒的反犹太情绪已经表露出来。他的中学同学梅瑟证明：“早在1904—1905年的学生时代，希特勒已经成为一个生物学上的反犹主义者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还在维也纳游荡的青年希特勒，就从形形色色的反犹太主义者那里，接受了敌视犹太人的思想，并形成自己的反犹太主义体系。在他看来，犹太人身上体现了他所痛恨的一切。他自担任纳粹党魁以后，就在其大作《我的奋斗》一书中系统地阐发了仇视犹太人、消灭犹太人的极端主义思潮。纳粹政权为什么疯狂排犹？这曾是历史学家探讨了几十年的难题。其答案当然不是可以一言以蔽之的，而是具有多方面的深层次原因：首先是欧洲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使然。如前所述，自古以来，欧洲的基督教徒就有强烈的排犹传统，世世代代将犹太人视为异己和敌对势力。封建等级观念极其严重的德国，自然难以置身局外。正如国际驰名的历史学家乔治&莫塞所言：“德国的反犹太主义是德国思想史的一部分，而并不在其范围之外。”1871年德国统一以后，由于德意志迅速跨人世界强国之林，德国民众的民族优越感明显增强，反对犹太人的思潮也随之迅猛抬头。法国前驻德国大使馆一位外交官安德烈&弗朗索瓦&蓬塞在其回忆录中深刻指出：“反犹太主义在德国一直广为传播。它根深蒂固，源远流长。这是一种为广大公众所能够接受的激情和偏见。这种反犹太主义在1914年以前就已经很猖撅。犹太人在魏玛共和国和左翼政党中所起的作用，又使反犹太主义有了更大程度的发展……希特勒并没有与国民背道而驰，他把他们更紧地拉拢到自己一旁。他反映了他们的思想愿望。他所推行的激烈的反犹太主义并没有损害他的威望，反而是他享有威望的基本因素之一。”远在1879年，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海因利希&冯&特来切尔就曾指责犹太人是德国各种问题的症结所在。他说：“犹太人就是我们的不幸。”他的著作以及当时的社会风气都足以产生出一种禁止犹太人担任公职的运动。因此，在几个政党的政纲中都单独列有反犹太主义的专门条款。19世纪末出现的德国极端民族主义组织——泛德意志同盟的主席艾&哈塞，就明确宣
.‑ &称，欧洲各地的日尔曼人应当统一在一个大德意志帝国之内，并向四周扩张，成为整个欧洲的主人。他提出的“人种优劣论”、“生存空间论”和“武力决定论”后来成为希特勒之流的纳粹主义的主要理论来源之一。&&&已为专家证明是伪造文件的《犹太长老谈话录》，声称犹太人谋求控制整个世界。这份文件首先出现在俄罗斯，1919年又出现在德国，恰好及时地助长了在德国日益增长的反犹情绪。新闻界和政府官员既把犹太人视作进行高利贷盘剥、使德国经济濒临破产的金融投机贩子，又把他们称做共产主义的急先锋，一心想推翻私有制社会，剥夺一切私有企业。令人惊讶的是，反犹太主义竟然蔓延到德国艺术界，就连利哈德&瓦格纳这样杰出的音乐家，也公然宣称他本人蔑视犹太人。即使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反犹太主义也已达到相当规模：当时，在德国的初等、高等教育中，种族纯洁和犹太人是传染物的挑唆、污蔑性论调，已成为必修课中的信条。死亡天使门格尔最终堕落为纳粹战犯，与他在大学里学到德国东方学家保罗&德&拉加德的著作不能说没有关联。拉加德告诉他：你们应切记，那些“出于人道主义而为犹太人辩护，或者对于消灭那些高利盘剥的寄生虫心慈手软的人们的危险性……与旋毛虫和杆菌之类的害人虫没有什么好商量。他们早已不可救药，他们消灭得越快、越彻底、也就越好。”德国农业专家瓦尔特&达雷之流又为犹太民族低劣说提供了坚实的“科学根据”。在其著作《血与土地》一书中，他把庸俗的优生学应用到人类中来。因此，他不久就得到党卫军领袖希姆莱的重视，后来亲自提升达雷担任党卫军“种族与殖民局”的主管。本世纪30年代，尽管欧洲、北美洲许多国家都存在相当严重的反犹太主义情绪（包括美国），但是，只有在德国这样的法西斯专政的国度，纳粹分子才得以借助强权和暴力，把反犹太主义由某些极端右翼组织的胡作非为转变为强力约束全国民众的政府行为。&&其二是政治原因。在饱受欺压迫害的欧洲各国犹太人当中，往往产生杰出的广有影响的民主革命领袖与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他们成为各国反动统治者的心腹大患。19世纪俄国内政大臣普列维曾经忧心忡忡地说：“革命几乎就是一种犹太现象。”在苏维埃俄国早期的革命领袖中，曾经有近半数是犹太人，例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维尔德洛夫、拉狄克等。在1919年3月匈牙利革命中，苏维埃政权的主要负责人当中，包括第一把手库恩&贝拉在内，有近半是犹太人。被希特勒之流切齿痛恨的德国1918年11月革命，其最坚定的领袖罗莎&卢森堡也是犹太人。就连非共产主义者的德国进步作家艾利希&雷马克和阿尔弗莱德&多布林、剧作家恩斯特&托勒尔（他还是1919年巴伐利亚苏维埃革命政权的领导人之一）、思想家埃利希&卡莱尔等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战士，也都是地地道道的犹太人。因此，德国的反动势力自然而然地把犹太人同布尔什维克密切联系到一起，认为杀尽了犹太人自然意味着消除了革命的隐患。20世纪20——30年代之交，正是德国两种命运、两种前途进行生死决战的关键时刻：1929—1932年，德国的工业产值下降了52．2％，M
业生产能力闲置了60％，出口减少58％，进口减少65％；国民收入由760亿马克骤减至450亿马克，国债却上升到140 亿马克；1932年，全德失业人数超过800
万人，居欧洲各国之首；工人、农民的平均收入至少降低了一半。在这种苦难的形势下，越来越多的群众选择了革命的道路。在这4年间，德国工人的罢工斗争累计超过1000次，较之以往成倍增长。在有些地方，工人的斗争甚至形成旨在推翻资本家阶级统治的武装暴动。自感身家性命受到共产主义严重威胁的垄断资产阶级和容克大地主集团，不择手段地向革命势力反扑。他们把支持纳粹党的反犹太主义视为诬陷和反击德国共产党的救命法宝，因而不遗余力地从财力上资助纳粹党，也才使希特勒得以把排犹活动急剧推向全国。&&&其三是经济原因。即犹太人自古以来极善经商的本领，转化为他们在欧洲各国经济界中雄厚的实力。闻名全球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无疑是令人瞠目的经济巨人。为补偿英国释放奴隶所造成的损失，该家族捐资2000万英磅；1871年，它又替法国政府出资1 ．5
亿英镑；在德国，该家族也控制了许多大型百货公司和银行；在素来被德国资本家视为经济势力范围的波兰，犹太人至少拥有十分之一的房产。这不能不引起日尔曼资本家极其强烈的嫉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德国人一贫如洗，生活无着，而不少犹太人却因为拥有巨额资产而生活逍遥自在。
&&&其四，希特勒个人方面的原因。希特勒年轻时曾在维也纳寻花问柳，与一个犹太妓女有染，并被她传染上性病，从而导致他过早地失去了进行性生活的能力。这也是他极端憎恨犹太人的一个主要原因。&&纳粹上台执政后，反犹思想就逐步转化为行动。然而，羽翼未丰的纳粹政权，不能不考虑国际社会的反映，因而，对犹太人的迫害是逐步升级的，甚至是有张有弛的。直至入侵苏联的战役初战告捷，纳粹分子认为他们将无敌于天下，才完全暴露出其全部灭绝犹太人的狰狞嘴脸。早在1920年2 月24日，希特勒主持制定了纳粹党党纲25条，其中就有5条属于或包含反犹太内容。早在1925年，希特勒就曾极其恶毒地污蔑犹太人，称他们是“腐烂尸体上的蛆虫，是比黑死病更加可恶的瘟疫……是人类的寄生虫，是人类的吸血鬼。”希特勒担任总理不久，就一次又一次地接连策划并导演了一幕幕反犹活动。他的代表作《我的奋斗》，日后成为指导第三帝国各个领域一切行动的总纲，人称“纳粹主义的圣经”。这本书自始至终贯穿着的主线就是反犹太主义。全书长达782 页，从1933年1
月至1945年5 月的12年中一直主宰着第三帝国的政治生活。有人统计，这本书的每一个字，造成125人死亡；每一页，造成4700人死亡；每一章，造成120 万人死亡。而上述死者中的绝大多数就是犹太人。&&&第一阶段：从舆论导向和法律上搞垮犹太人（1933．1 ——1938．10）。&&&这一阶段主要是纳粹发起反犹的宣传鼓动和从政治、法律方面实施排犹，尚不涉及从肉体上消灭犹太人。&&&希特勒上台刚刚一个多月的3 月9 日，柏林就出现了全市性的反犹骚乱。3 月30日，第三帝国的宣传部长戈贝尔向新闻界发表声明：“德国政府决定对犹太商人进行抵制”，并宣布4
月二日为全国“抵制犹太人活动日”，对犹太商人、医生和律师的经营进行抵制，从而掀起了第一次排犹运动。随后，第三帝国颁布法令，规定从国家机关中清除犹太公务员，从文化领域清除犹太艺术家，从教育部门清除犹太教师，从公共卫生部门清除犹太人医务人员。此举使数以千计的犹太人被排挤出国家机关、文化。教育、卫生领域。&&&
4月1日，柏林又发生了全市性的抵制犹太人所经营的商店的活动。1933年4月7日出台了《重建公务员制度法》，明文规定，非雅利安人和非纳粹党员，不得担任各级政府的公务员。同年10月，柏林市宣布，该市的所有医院已经将犹太医生清除出去。当年年底图林根省宣布，该省已将所有的犹太人从一切公务员岗位上驱除。1935年，对犹太人的迫害升级为新阶段。这一年，根据希特勒9 月15日在纽伦堡纳粹党代表大会上宣布的反犹法令，德国政府颁布了，《纽伦堡种族法》，掀起了第二轮更为激烈的反犹太人高潮：根据该法令，宣布剥夺所有犹太人的公民权，禁止犹太人出任一切公职，禁止犹太人同雅利安人通婚及进行其他各种形式的性行为，禁止犹太人行医和任教。从此，德国各地的商店、旅馆、啤酒店和公共娱乐场所，均挂出“犹太人恕不招待”的招牌，犹太人已沦为社会的最底层。不过，在如何处置被剥夺生活条件的德国犹太人问题上，纳粹党上层还存在较大的分歧。党卫军保安勤务处和盖世太保首脑海德里希主张应将犹太人悉数驱除出德国；而主持四年计划的戈林则担心全部驱除犹太人出境会导致德国外汇随之流失。这样，对犹太人的迫害暂时未能继续加深。即使是这样，到1935年底，已有7．5万名德国的犹太居民被迫出走，8000多人不堪迫害而自杀。1936年，国际奥运会在柏林举行。为了粉饰太平，欺骗国际社会，掩饰纳粹排犹真像，希特勒下令暂时取消大部分对犹太人的歧视和迫害，致使当年有18000
多已离开德国的犹太人重返祖国。然而他们很快又陷入绝望的境地，亲眼目睹了对犹太人打大出手和横加杀害的1938年11月9
日的“水晶之夜”。（1938年11月初，17岁的德国犹太青年赫舍尔，因全家均被纳粹当局无端驱赶出境，生死未卜，在巴黎愤而将纳粹德国驻法国大使馆三等秘书击毙。纳粹党上层抓住这个事件掀起了规模更大、程度更高的反犹活动。在戈贝尔的公然教唆下，纳粹暴徒于11月9 —10日两天内，制造了全国性的反犹事件（因被暴徒们砸毁的犹太人商店的玻璃碎片遍布各地，人们又称此事件为“水晶之夜”）。&&
第二阶段：从经济上彻底剥夺犹太人（1938．11——1941．）。&&&从此，犹太人开始被大批关进集中营，几天内即有2 ．5 —3
万人被送人集中营；仅被关进达豪集中营的犹太人即达10911 人，其余的被送往布亨瓦尔特集中营。同时，全德国有7500家犹太人经营的商店被捣毁（其中柏林814 家）、被洗劫，171家犹太人私宅被捣毁，191 家犹太教堂被焚烧（其中柏林28座），200
多座犹太人的其他设施被毁坏。纳粹当局还强令犹太人社团赔偿10亿马克。11月12日纳粹当局颁布法令，宣布将犹太人赶出全国一切经济部门，关闭犹太人经营的所有商店，强行对犹太人经营的一切企业实施“雅利安化”。经此运作，德国犹太人被剥夺的财产高达10亿马克以上。同时，纳粹当局还禁止犹太人进入公共浴池、旅馆，禁止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取消犹太儿童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并强令每个犹太人，不分男女老幼，必须佩带一枚黄色六角星标记。&&从1938年纳粹吞并奥地利之后起，纳粹当局开始强迫大批居住在奥地利的犹太人（约有18.5万人）出境，而且必须支付大量手续费方可离境。为此，由阿道夫&艾希曼主持的犹太人出境办事处在维也纳成立。1939年2 月，柏林也成立了犹太人出境中央办事处，隶属于中央保安总局领导。1939年9 月初战争爆发时，第三帝国境内的犹太人只剩下27．5
万人。同年底，由戈林挂帅的帝国中央移民总局，已从德国、奥地利和捷克的苏台德地区将50多万名犹太居民驱逐出境。1939年10月，未来的大刽子手艾希曼接任犹太人出境中央办事处主任，为他今后大展屠刀提供了机会。由于战争爆发，犹太人迁往国外的难度明显加大。而留在德国的犹太人，不是被投入集中营，就是受到秘密警察的严密监视。&&&
1940年，柏林市2
万名犹太人被关押进强制劳动营。1940年底，德国已有27万名犹太人，被迫逃离德国。以后，各级纳粹官员又绞尽脑汁地试图把犹太人赶到巴勒斯坦和马达加斯加；1940年7
月，纳粹当局根据阿道夫&艾希曼之流的提议，把他们驱逐到波兰东部卢布林地区一块面积大致为100
平方公里的荒凉沼泽地带——尼斯科建立“民族家园”，让严酷的环境把犹太人自然淘。1939—1940年冬天，纳粹当局从奥地利和波希米亚一摩拉维亚向尼斯科遣送去第一批犹太人；从1940年2月开始，又开始从德国向尼斯科遣送犹太人；同年秋天，法国败亡后，纳粹又开始从阿尔萨斯一洛林、萨尔和巴登地区向法国南部集中犹太人，再把他们遣送尼斯科。
&第三阶段：特别行动队——犹太人被大批押送刑场（1938.11 ——1942）&&&还在1938年11月的“水晶之夜”，戈贝尔等纳粹党魁就曾指示其党员和其他暴徒杀害犹太人，一夜之间即有91个犹太人死于非命，42人重伤。从纳粹德国占领波兰的1939年9
月到同年年底，又有25万波兰犹太人被杀害。不过，这种屠杀不是按照最高当局的统一指令进行的，而是一些党卫军、保安警察地区头目根据自己的意愿自行其事的结果；而且，相当一部分谋杀还是仇视犹太人的波兰人所为。那时，纳粹领导集团对如何处置犹太人，尚未达成共识；因此，杀害犹太人还不是普遍的政府行为。1939年9
月，纳粹德国侵占波兰后，党卫军甚至陆军官兵对犹太人的烧杀抢掠时有发生，但还不是有计划的步伐统一的大屠杀。1941年纳粹上层对全部杀死苏联的犹太人——亦即他们最为仇视的犹太一布尔什维克取得一致意见，而对西欧的犹太人，纳粹的政策还只是逐步限制其行动，把他们赶人犹太隔离区。从1939年9月1日到1941年6
月22日纳粹德国入侵苏联之前，在纳粹统治地区被杀害的犹太人只有30万多人。&&&入侵苏联是纳粹分子开始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起点，苏联。东欧各国的犹太人，从此面临灭顶之灾。而作为种族灭绝犯罪组织的特别行动队，也开始登台亮相。1941年5月，中央保安总局局长海德里希召集保安警察、秘密警察。刑事警察首领开会，决定成立A、B、C、D四支特别行动队，跟在入侵苏联的陆军部队之后，专事杀害当地的犹太人以及共产党骨于分子。A
支队：先由党卫军少将施塔勒克指挥，他被抵抗运动处决后归党卫军少将海因茨指挥；其任务是穿越波罗地海沿岸三国，向列宁格勒方向行动。其总部设在加特斯奇纳，在卢萨和雷瓦各设一个特遣队，在里加和考纳斯各设一支突击队。B
支队：首任队长是党卫军少将阿图尔&奈比，继任是党卫军少将埃利希&瑙曼。其任务是向莫斯科方向行动。其总部设在斯莫棱斯克，在维亚兹马和莫吉廖夫各有一个突击队驻防，在图拉和里埃沃各有一个特遣队驻防。C
支队：先由党卫军少将奥托&拉施指挥，继而由党卫军少将托马斯指挥。其活动范围是除去南部之外的乌克兰大部分地区。其总部设在基辅，在基辅、哈尔科夫、波尔塔瓦、斯大林诺各设一个突击队。其中，党卫军少校波罗尔率领7
个特别行动分队，驻扎在基辅四周，每个分队有千人左右，还吸收了一批当地的乌克兰惯犯和流氓。1941年9 月底巴比雅尔大屠杀，就是波罗尔及其下属犯下的滔天罪行。D
支队：首任指挥是党卫军上校奥托&奥仑道夫，继任是党卫军准将布莱察普。其任务是在乌克兰南部、克里米亚半岛和高加索一带行动。其总部设在辛菲罗波尔，在塔甘罗格一罗斯托夫、雅尔塔、斯卡多沃斯克、敖德萨。斯大林格勒各设一个突击队。这四个支队全部建于1940年冬末，直属海得里希领导；队部分别设在易北河畔的普雷奇边防警察学校、穆尔德河畔的小城迪本和巴德施密德贝格的边防警官学校。各个特别行动队的兵力相当于一个营。以A 支队为例，其组成人员为：秘密警察占9％，保安警察占3．5％，刑事警察占4．1％，治安警察占13．4％，外国辅助警察占8 ．8
％，武装党卫军占 34
％；其余为技术和文职人员。一个特别行动队的总人数，多则 990人，（如 A支队），少则 500人（D
队）。各个特别行动队均为摩托化装备。每个队一般分为两三个分遣队或者规模更小的特遣队，各为70—120人，分别配合指定的军团作战。基层单位是小队，每个小队约20—30人。&&&
月，中央保安总局的头子海德里希和他的人事处长布鲁诺&斯特雷肯巴赫先后在普雷奇和迪本召开多次极端秘密的会议，向特别行动队的队长。分队长和特遣队长传达了著名的“元首命令”：“为保证被征服国家的政治安全，在德军占领地区及其后方作战的各特种部队要无情地镇压针对民族社会主义的一切反抗，不管这种反抗是以前、现在，还是将来发生的。”于是，在苏联欧洲部分的每一个地区，犹太人、共产党员以及游击队员，都成了纳粹的首要消除目标；稍后需要消灭的目标是吉普赛人和居住在克里米亚、讲土耳其语的克兰特查泰斯人（纳粹的种族专家并没有证实他们具有犹太血统，仅仅是个别党卫军将领如此认为）。同苏联开战不过一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的犹太居民就成为苏联境内第一批牺牲者。仅仅20多天，足有上万名犹太人被纳粹指使的当地歹徒打得脑浆迸裂，横尸街头。1941年7 月1
日，纳粹德国军队占领了苏联拉托维亚首都里加。8
日，党卫军保安勤务处和保安警察的第一个特遣支队进入里加，随后便开始清除计划，力求使奥斯特兰（即对被占领的波罗地海三国的重新命名）的犹太人绝迹。纳粹当局决定把里加作为将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驱逐到集中营和灭绝营的中转站。1941年8 月互日至1944年10月14日之间，近20万纯粹的德国犹太人和奥地利犹太人被运到里加，其中8 万人留在当地，全部被杀害Z 余下的12万人继续运往波兰南部的6 个灭绝营（包括奥斯维辛和马伊达奈克）；只有400
多人活着出来，其中的一半又死于施图特霍夫集中营或死在去马格德堡的“死亡行军”途中。&&&摩尔多瓦首都基希涅夫历史上素有排犹传统，早在1903年就出现过大规模杀害太居民的极端暴行c1941 年7 月17日，德军攻占该市。当年的暴徒和杀手由于纳粹的纵容和鼓励，尽管已是五六十岁的中老年人，杀人狂热依然不减当年。他们纷纷带上儿孙，手提铁棍，对犹太居民大打出手，不把人打死不罢休。到7
月底，他们已配合特别行动队杀害了万余犹太人。紧接着，苏联其它被占领地区的犹太人接到通知，务必于指定日期到指定地点集合，迁移到其他地方。行进到旷野荒郊后，又被强制挖大坑或战壕，随后是密集的机枪扫射，葬身坑内。特别行动队最为得意之笔是1941年9
月底发生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远郊巴比雅尔（乌克兰语的含义为“老太婆峡谷”）的大屠杀。两天之内，33771
名和平居民（绝大部分是犹太人，包括数千名幼儿）被射杀，事后只有1 名从基辅前来探亲的女演员死里逃生。在纳粹占领基辅的2 年多时间，共计20多万犹太人在此峡谷化为冤魂。在立陶宛、里加、明斯克、乌克兰的基辅和罗夫诺，被特别行动队杀害的犹太人均达l —15万；1941年8
月27—28日，特别行动队在卡门涅茨一波多尔斯基杀害犹太人 23000多人；同年 11月7 —8
日，在罗夫诺杀害犹太人21000
多人。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德国一家建筑公司驻乌克兰分公司经理兼工程师赫尔曼&格雷贝作证说，他亲眼目击特别行动队在杜布诺一日内屠杀5000名犹太人的暴行，被害者当中有不少是老人和幼儿。总共有近百万苏联犹太人被无端杀害。&&&从1942年初开始，特别行动队对苏联、波兰犹太人的大屠杀，披上了同游击队员作战的幌子，以减轻刽子手们极其沉重的心理负担。希姆莱是编造谎言的始作涌者之一。他曾对意大利法西斯魁首墨索里尼说：“在俄罗斯，我们不得不枪毙了一批为数不能说不多的犹太人，而且男女都有，因为那个地方连妇女和半大的孩子都给游击队送情报。”犹太人“到处都是怠工者、间谍。抵抗运动和匪帮团伙的基础。”纳粹刽子手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寻找借口：一方面称犹太人传染疾病，另一方面则称犹太人普遍是抵抗运动的天然同盟军。在不同的地区，刽子手们使用不同的借口。在波罗地海地区，纳粹称犹太人是由于袭击德国军队而被消灭的；在乌克兰，他们称犹太人被消灭是因为纵火和进行骚扰；在其他地区，他们说犹太人传播敌对思想而受到应有的惩罚。&&&纳粹分子还阴险地策划通过东欧各国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杀害当地犹太人居民的事件。例如，驻扎在波兰东北部的切哈努夫的党卫军司令部就曾于1941年7
月初策划过利用波兰居民来杀害波德拉斯地区所有的犹太居民的险恶计划。在纳粹分子的唆使和纵容下，1941年7 月10日，位于波兰东北部靠近立陶宛的小镇耶德瓦内，一大批波兰歹徒手持棍棒、钉子鞭、砍刀、石头对本镇的犹太人大开杀戒。甚至将大批犹太人关进木板房内点火烧死。一时间，1600名犹太人全部魂归西天，幸存者不到10人。而这样一来，这批助纣为虐的波兰暴徒也就被纳粹主子推入深渊，沦为战犯。&&&类似的集体屠杀，也同样发生在波兰和南斯拉夫。纳粹对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希腊的犹太居民动手较晚，这里的犹太人大部躲过了特别行动，但以后又被保安警察大批驱赶到集中营，仍未能最终逃脱“最后解决”。大屠杀中的一个小插曲是：1941年8 月31日，党卫军头子希姆莱亲临明斯克的一处屠场视察对100
犹太人的现场处决。排枪齐射之后，仍有两名尚未断气的犹太妇女在血泊之中痛苦地呻吟着，肢体不断地搐动。场面之惨烈，竟使这位杀人魔王晕厥过去。他于是下令，今后杀害犹太妇女和儿童不得采用枪毙的方法，而应使用适当的、更加有效的办法。他的部下瓦尔特&劳夫等人为此制造出同样恐怖的毒气卡车。从此，毒气车队在苏联和波兰、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的城镇中肆虐横行。这种专用车一般由载重汽车改装而成，车身涂上草绿色的油漆，车厢两侧写着“犹太区公共汽车”的字样，全部密封，没有窗户。每辆小车可装15人，每辆大车可装30人，10分钟即可致人死命。深谙毒气车杀人技术的中央保安总局三局局长奥托&奥伦道夫一他于
1941年 7月至 1942 年7
月担任负责在乌克兰南部地区灭绝犹太人的特别行动队D 支队队长，一年中杀害了9
万多犹太人——战后在纽伦堡法庭的特别行动队案件审判中供认：“这是一种封闭式载重汽车，从外表上，看不出这种汽车的独特用途。马达启动后，毒气就被排人车内，10分钟到15分钟就会导致车内的人们死亡……在该汽车驶往埋尸坑的途中，受害者已经死于车中。毒死犹太人和运送尸体的工作可以一次完成。车厢内一般可容纳20至25人。行动队员对犹太妇女儿童谎称把她们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去，或是强行把她们赶上车。只要车门一关闭，完全封闭的车厢就变成了行驶中的毒气室。绍雷尔载重汽车厂接受了制造这种车辆的任务。1942年春天，我们用这种特别载重汽车装备了特别行动队。”一个特别行动队的司机战后作证说：我们“从车的后门拉出裸体死尸时，粪便和血腥味叫人受不了。尸体奇形怪状，眼睛暴出，身上红一片青一片，嘴巴歪斜着，个个像是在极度痛苦中死去的。”&&&特别行动队使用这种汽车杀人的行为尽管严格保密，日子一长，还是被许多居民摸清了底细。他们称之为杀人汽车。于是，杀人汽车的发明者贝克尔博土，不得不再费一番苦心。不久他就向顶头上司、党卫军一级突击队大队长瓦尔特&劳夫呈上报告：“我在汽车两旁安装了两扇百叶窗，看上去像乡下农民的住房，这样的汽车可以伪装成居住用的大棚车了……我认为汽车可以伪装，但不能长期隐瞒……用毒气杀人并不十分顺利，为了加快完成杀人任务，所有的司机都开足马力。这样一来，那些被处死者不是按照规定那样死于睡眠，而是死于窒息。我的指导如果奏效，一旦正确地校准操纵杆之后，死亡很快就来临了。这时，犹太女人安详地睡着了，以前所看到的那种因中毒而走了样的脸和大小便乱泻的现象此时再也看不到了。”尽管毒气车的寿命只有一年多，以后即被灭绝营中的固定毒气室所取代，但特别行动队成员靠这种方法，足足使得10万名左右的犹太妇女儿童车中毙命c 南斯拉夫的犹太妇女、儿童大部分死于毒气车。1942年春，党卫军旗队长富克斯率领一个特别行动分队和几部毒气车抵达塞尔维亚，目的是杀害被关押在贝尔格莱德郊区泽蒙集中营中的犹太妇女和儿童（犹太男子已基本于半年前被杀害）。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不太费力地便于5
月底完全彻底地完成了任务。而据波兰罗兹地区的盖世太保头子布劳恩&菲舍尔供认，驻扎在波兰海尔姆诺的库姆霍夫特别行动分队，在行驶着的毒气车中总共消灭了34000
犹太人。曾参与制定特别行动计划的党卫军将领埃利希&冯&戴姆&巴赫一杰列夫斯基后来在纽伦堡法庭上供认：“这场斗争大大超过了纯军事性质的需要。它常常只不过是掩盖有组织有计划的种族灭绝的借口。假如德国对东方地区的占领再持续几年，按照希特勒等领袖们的计划，这种灭绝行动将导致大约3000万人死亡。”&&各级纳粹头目，对于上述罪行负有直接的责任，他们是灭绝犹太人的鼓吹宣传者。对苏战争爆发以后，希姆莱在一次特别行动队负责人的会议上讲到：“清除犹太人，灭绝犹太民族……这是我们的计划，我们正在进行。你们中的绝大多数必须懂得，当100 具尸体，或者500 具、1000具尸体横亘在原野上时，这意味着什么。要干到底……这是我们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光辉篇章。”&&&在这个问题上，甚至许多国防军的高级将领，也同希姆莱保持一致。1941年10月，德军第六集团军司令在训话中要求部下做到：“在东部地区，士兵们不仅要成为一个遵循战争艺术规则的战斗人员，而且也要成为高举民族主义旗帜的旗手，成为对强加于全体德国人民或与其血肉相连的民族的兽行的复仇者。这就是士兵们为什么要充分理解对于低人一等的犹太民族必须坚决、于脆地加以惩罚的原因所在。另一个目标就是要把国防军背后的反抗活动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历次经验证明，这种反抗活动总是由犹太人一手策划的。”&&&保安警察，作为党卫军的辅助力量，也是完成大屠杀使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保安警察总部所属的各个刑警营，则是最直接参与大屠杀的骨干力量，成为特别行动队的重要组成部分。战争前夕，保安警察只有131000名官兵，到1943年初增至310000人。它是维护纳粹德国到处推行的“新秩序”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安全组织。随着德国占领的“劣等种族”居住的地区不断扩大，他们的任务大量增加。例如，对游击队进行讨伐，转移民众，屠杀和平居民，特别是屠杀犹太人。&&&特别行动一直延续到1943年春，即大型集中营普遍建立之时。在此期间，大约有150 —200
多万名苏联东欧的犹太居民惨死在特别行动之中。特别行动队是纳粹对犹太人实施大屠杀的初始阶段。因其具有效率低、易遭反抗、不易保密等缺陷，以后便为杀人效率更高、保密效果更强的灭绝营所取代。参与特别行动的纳粹分子建队时有四五百人，但因他们与中央保安总局和地方保安警察经常轮换，故实际上大约有4000多人（其中有1600多名武装党卫军官兵）参加了对和平居民的大屠杀，包括一些女性在内的绝大多数成员均已堕落为战犯。美国驻德军事占领当局曾于1947年在纽伦堡专门进行了特别行动队案件审判。&&&第四阶段：全欧洲犹太人的墓场——集中营与灭绝营。
&&标志着纳粹对犹太人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希特勒1939年1月在德国国会的讲话，其中提到：“如果欧洲和欧洲以外的金融界国际犹太主义者要把各国人民推进一场世界大战的企图能够得逞，那末，战争的后果将不是世界的布尔什维克化，从而使犹太主义取得胜利，而是欧洲犹太民族的毁灭。”战争爆发后，纳粹政府便借口英国政府不肯合作，无法将犹太人再驱赶到马达加斯加，于是开始对犹太人实行肉体上的最后解决。最早提出“最后解决”的是纳粹党和国家的第二把手赫尔曼&戈林。还在1938年，希特勒已经任命他为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最高协调人。1941年7 月31日，他致信中央保安总局局长海德里希，委托他尽快制定出对犹太人“最后解决”的计划：“为扩大我1939年1 月24日委派给你的关于尽快在最方便的时候通过移民或转移解决犹太人问题的任务，兹指示你在组织后勤和物资方面做一切必要的准备，以便彻底解决德国在欧洲势力范围内的犹太人问题。有些涉及其他政府部门权限的地方，要与之协商。我还指示你迅即交给我一份说明为实现设想的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所必须的组织措施和行动措施的全面计划。”在信中，戈林并指派海德里希去执行“全部和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的重大任务。不久，外交部的阿尔布莱西特博士、鲁特尔、魏兹泽克，内政部国务秘书施图卡尔特和总顾问格罗布克，司法部国务秘书弗莱斯勒博士，根据海德里希的要求，均提交了关于犹太人问题最后解决的详尽方案。当年年底，海德利希向希特勒和戈林呈交了对犹太进行最后解决的详尽方案。同年11月29日，海德里希向相关部门国务秘书及以上级别的官员发出宴会请柬，试图举行一次专题会议，以便就如何执行犹太人最后解决问题达成共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次会议直到1942年1 月20日才得以召开一这就是给欧洲犹太人带来悲剧性后果的万湖会议。&&&
1942年五月20日，海德里希受纳粹党二号人物戈林委托，召集党和国家各有关部门、党卫军各大员在柏林西南郊的万湖别墅区国际警察总部大楼，召开了在纳粹迫害犹太人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万湖会议。与会者包括内政部国务秘书施图卡尔特博士，司法部国务秘书弗莱斯勒，东方领土部部长代表梅耶尔博士和莱勃兰特博士，四年计划国务秘书诺伊曼，外交部副国务秘书鲁特尔，波兰总督区代表比勒博士，纳粹党中央办公厅官员、党卫军少将克罗普费尔，帝国内阁代表、部长级主管科里钦格尔，中央保安总局代表、秘密警察总监海因里希&密勒，中央种族与移民局代表、党卫军少将霍夫曼，保安勤务处和保安警察代表。党卫军中将舒恩加特等单位的负责人以及保安警察和保安勤务处驻拉托维亚和奥斯特兰地区总负责人、党卫军上校朗格博士总共16人。艾希曼则充当这次会议的秘书，为与会代表准备了有关统计数字和相关材料。海德里希主持会议，向与会者传达了戈林的指令，并向在座的各部门高官说明，元首和戈林特意遴选他负责执行“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当某位代表询问实施“最后解决”犹太人的区域范围时，海德里希解释说：“最后解决欧洲犹太人，涉及到1100万犹太人。在德国旧有的版图上，还剩下13万余犹太人，在俄罗斯还有500 万，乌克兰是300 万，在波兰总督区还有225 万，在法国还有百万，在英国还有30多万。”意即包括德国和整个欧洲被占领地区。海德里希接阐明了“最后解决”的具体运作办法：“移居的办法已经失败了，谁也不想要这些犹太人，美国不要，英国也不要，其他国家也不要。再说，要把他们，特别是东欧犹太人从瘟疫流行的村镇里赶出去，我们的后勤负担不了。所以必须加快步伐，把他们迁移到东方去——主要是波兰……这些被迁居的犹太人，可以作为劳动力使用。把有劳动力的犹太人按性别分开，编队送到波兰等地去筑路。许多人在这样的劳动中肯定会受到自然淘汰。剩下来终于能活下来的人，可能是犹太人东山再起的祸根，必须受到相应的处理。”代表波兰总督区的国务秘书尤塞夫&比勒博士在会上提出，波兰犹太人将近250
万，这些人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他们不是送走的间题；“我只有一个要求，必须尽快解决总督区领土上的犹太人问题。”比勒还认为，海德里希关于强令犹太人干活直到把他们拖垮的办法是行不通的，波兰的大多数犹太人贫病交加，根本不能从事劳动。艾希曼的答复是，要建立新的集中营。至于处理东欧原有的犹太人的途径，则是在入侵苏联时即已采用的特别行动队的办法。
这次会议使纳粹党政军各部门统一了思想，决定尽快从肉体上灭绝全欧洲的犹太人，首先是灭绝犹太人当中不具备劳动能力的老少病弱。他们一致通过了海德里希提出的一个把全欧洲犹太人一律关押到波兰东部集中营加以灭绝的秘密计划；同时根据希特勒本人的要求，对于“全部具有劳动能力的犹太男子和妇女”暂时予以豁免。这一原则以后便成为纳粹集中营、灭绝营对犹太人进行“挑选”。分类管理的指导思想。&&&
日，即万湖会议召开数周后，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的一线负责人艾希曼，再次召集有关部门代表开会，议题是如何解决混血犹太人问题。一份标有国家机密事务字样的该次会议文件被保留到战争结束，出现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席上。它指明会议的出席者包括：国民动员和宣传部总顾问卡尔斯股与施密特一布尔格博士，内政部顾问费尔德舍尔博士，司法部总顾问马斯费尔德，东方领土部法律顾问班茨尔博士，外交部公使衔参赞弗兰茨&拉德马歇，四年计划代表利格纳与司法学博士佩格勒，帝国内阁法律总顾问勃雷博士，党中央办公厅总顾问莱绍尔、安克尔，中央保安总局总顾问希尔芬拉尔，种族移民局代表、党卫军上校格罗茨博士与党卫军少校普鲁什，波兰总督区代表哈迈尔博士。此次会议产生了如下结果：经内政部顾问费尔德舍尔宣读有关文件后，该部副国务秘书施图卡尔特明确宣布：只将第一类范畴的混血犹太人列人强制绝育计划。这已经全体会议通过。会议还决议对第一类混血犹太人的强制绝育将没有例外。会议虽然提出了一个对混血儿概念的完全是生物学方面的解释，但是混血儿的社会学定义只有留待混血犹太人完全的生物学解决，只有当其他混血犹太人均被强制绝育后才能实现。全体代表一致认为应实行行政性强制绝育措施，有必要出版一份快报登载绝育法规。建议设置一些机构，调查混血犹太人的生存环境以便颁布有法律效力的法令。无论如何，这是否适用于法律基础还存在疑问。根据内政部副国务秘书施图卡尔特博士的建议，第一类混血犹太人经过绝育手术后，将获准在帝国范围内生存，但必须限制他们的谋生途径。与会者一致认为，无论如何，一个没有种族生物学原则基础上的调整，并不能解决混血犹太人问题。&&万湖会议标志着纳粹分子对犹太人的政策开始发生重大转折，进入了更为残忍、野蛮的集中营、灭绝营阶段；亦即开始通过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的高效率手段，来实施对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
《犹太人为什么优秀》
提起“犹太人”这个词，人们会想到谁呢？《威尼斯商人》中高利贷商人夏洛克﹑《安妮的日记》的作者安妮﹑巴勒斯坦问题中的以色列﹑基督教的鼻祖耶稣﹑共产主义之父卡尔?马克思﹑爱因斯坦和基辛格……。无论是作为艺术家﹑文学家﹑科学家，还是思想家﹑政治家﹑实业家，犹太人几乎在每一个领域都很活跃，而且取得了良好的声誉。
　　同时，根据犹太人的特点，人们还会联想到他们天才很多﹑智力超群﹑斤斤计较﹑精明﹑顽固﹑固守传统﹑社会主义者多﹑有钱人多﹑排他的﹑非常团结等等吧。
　　但是，世间对犹太人那充满阴险和恶意的谣言与中伤却不少。他们说犹太人在自己的节日里喝基督教徒子女的血；犹太富人与社会主义者秘密合作，谋取世界霸权；建立了秘密社团共济会和世界犹太复国组织……没有比流言谣言更可怕的东西了。煞有介事的谎言中总有一部分是事实，人们当然相信事实的那部分，最后变成了相信整个谣言。
　　其实，犹太人在节日里喝葡萄酒，血是根本不喝的。这样说还不确切，犹太教最严的教规就是不论什么食物，只要带血，都禁止食用。抽干血的牛排很难下咽。今年九月，在以色列访问的埃及总统萨达特参加了一个宴会，据说他十分吃惊，“这个国家的肉怎么会那么难吃。”
　　说犹太人要谋取世界霸权，更是十足的谎言。有些人正是利用共济会和世界犹太复国组织都是实际存在的团体这一点编造了谎言。要知道，共济会创建于1723年的伦敦，是一个主张博爱和世界和平的团体。这个团体是基督教石匠工会的前身，而不是一个犹太教徒的团体。虽然这个团体都是由主张进步与公理的人组成，但它的入团仪式有一种神秘的宗教色彩，所以经常被局外人误解。
　　“世界犹太复国组织”是在西奥多?赫茨尔的领导下，于1897年在瑞士的巴塞尔成立的。这个属于纯粹是犹太人自己的社团，目的是集合全世界犹太人的力量，收复在巴勒斯坦的以色列领土，并将之复兴。只是，这是一个纯犹太人的团体，所以在外人看来，不免觉得可疑，于是就产生了这样或那样无端的猜测。
在猜测的基础上猜测，再加上煞有介事的中伤，流言就产生了。可怕的是，谁也不以事实为基础进行调查确认，而是煽风点火，助长流言。
　　有些居住在美国的日本人称犹太人为“九一先生”。这是一个行话，意指9+1=10，也就是指犹太人(Jew的发音与10的日语发音相似—译者注)。用行话指代某人或某物的时候，通常是要表达不能直接表达的事情，例如重大的秘密﹑淫秽的话题和对别人的偏见。当日本人称犹太人为“九一先生”的时候，你可以了解到他们心中的两种意识。
　　一是Jew这个词本身就含有蔑视的意味，如果不小心说出来，很可能惹怒犹太人。日本人对此很有顾虑。
　　二是就是他们暗地里称犹太人为“守财奴”。可能是日本人既想辱骂犹太人为“守财奴”，又想保持自己的体面，就想出了“九一先生”这个词吧。
　　我因为工作的关系，经常见到和海外做生意的贸易代表和在国内的外资企业工作的商务人员。有时，我会
　　听他们说犹太人的坏话。说是坏话，其实是一些怨言，因为他们的客户或是上司有时是犹太人，日本人不习惯他们对钱方面太算计。
要说对钱的态度，法国人和爱尔兰人哪个都很算计，为何偏偏在说道犹太人的时候才说：“我的上司是犹太人，特别小气！”？如果上司是英国人或是德国人，他们的怨言则会变得理性，比如说：“老板整天对资金利用率的事喋喋不休。”
这种偏见认为犹太人赚钱不择手段，可是怎么看都是一种先入为主的主观臆断。
　　我就认识好几个犹太人，他们对钱的态度非常淡泊。
　　在日本，对犹太人的关注是在《日本人和犹太人》出版之后高涨起来的。之后，托凯尔拉比和石田友雄先生(筑波大学历史和人类学系助教)开始向日本人介绍犹太人的思想和历史。这之前，还有其他人写的关于犹太人和以色列的研究文章陆续在我们日本发表。
　　但是，回过头来看看，至今为止所出现的主题大都是历史﹑犹太复国主义﹑中东问题和以色列游记。虽然这些文章在介绍现代以色列国和以色列人方面有一定的意义，但还缺少综合性，没有超越以色列国家的范围，介绍普通以色列人的面貌。
　　我写本书，旨在打破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国这个具有局限性的框架，再现犹太人的真实面貌。因此，我将着重描写犹太人如何思考，如何生存和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所以，在本书中我突出表现犹太人在经济﹑教育﹑社会﹑伦理﹑历史和宗教等领域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
　　我自1963年春去以色列留学以来，历经十几年，不断在以色列人中间得到锻炼。托他们的福，我能近距离地学习到他们的思维方式和体会他们朴素的情感。在以色列最初的四年是在希伯来大学度过的。那段时间充满了让人痛苦的磨练，因为我当时是在一点都不懂希伯来语的情况下入学的。可以想象，失败接踵而来。我当时的专业是哲学和神学，但两门课程的时间安排有冲突，无能为力的我只能难过。
　　毕业回国后，有三年多的时间是在帮助打理父亲主持的基督教运动事务处。1970年，我去了美国。纽约有犹太人后裔就读的神学学校研究生院，我就打算在那里从事犹太哲学和犹太神秘主义的研究。当初设想的时间是两年，结果我在美国呆了七年。中间有两年，我有幸在洛杉矶的犹太大学执教，向有志于成为拉比的人讲授《圣经》和神秘主义。让人苦笑不得的是，常常有人将我误认为日裔犹太人。
　　在希伯来大学也好，在美国犹太神学学校也好，我都受惠于很多良师。特别是与穆鲁钦﹑弗高和海歇尔的见面，成为我终生难忘的回忆。和穆鲁钦的会面只有两次，但他却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弗高博士是希伯来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他经常召集学生在自己的家里进行讨论，向他们解说理性﹑感性﹑神秘和信仰之间的关系。
　　海歇尔拉比支援黑人的民权运动，他在亚拉巴马州和黑人运动的领导者马丁?路德?金共同组建了“挽臂横队”。他总是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是一个有勇气和信念的人。他那坚定的信仰和高尚的博爱精神，在美国基督教的中心城市得到了共鸣。他还教人们将思考的方向转向探询事物的终极意义。在他的晚年，我非常有幸成为他最后一个学生。对此知遇之恩，我无限感激。海歇尔老师恳切地对我说，“雅各(老师对我的爱称)，你是日本人，你就从你的角度来描述一下犹太人人吧。到现在为止，无论是犹太人自己，还是对犹太人抱有敌意的基督教徒，都没有专门就犹太人进行过论述，而你可以从第三者的角度观察犹太人。这应该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尝试。”
　　然而，当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我放弃了作为第三者的写作角度。如果我真的是犹太人，我愿意让人们了解犹太人的那些方面呢？不如我完全以犹太人的立场来写，这样做，可以让日本的读者更好地了解犹太人。原稿完成后，我回头看了一遍，发现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想要添加几笔，又觉有卖弄专业之嫌，于是作罢。现在我想做的就是将读者的真知灼见写到书中。
　　最后，本书以普通的读者为对象，除去重要的引用，一般的出处都不做明确的解释。从《圣经》中引用的话，原则上使用日本《圣经》协会的白话体《圣经》或者是文言体《圣经》。根据需要，有些地方是我直接从希伯来语的原著中编译的。本书的照片，很多是得到驻日以色列大使馆的协助而收录的。
　　本书完稿之后，我在想下一步怎么办呢？这时，我所在的剑桥研究所的今井正明所长把我介绍给了SAYIMARU
出版社的田村胜夫社长。田村社长很快承揽了这本书的出版。编辑部的平野光男先生﹑采访部的大太郎先生和横山秀男先生也给了我莫大的帮助。还有很多前辈阅读了原稿，给了我很多珍贵的忠告和批评。
　　我真是诚惶诚恐：我能得以研究犹太哲学，说到底，还是得到父亲手岛郁郎的恩惠，当时是他劝我去以色列留学的。
　　希望父亲的在天之灵能明了我对他深深的感激。
& 　　(犹太年历5740年初春?1979年10月)
　智者自得智慧之乐 ——犹太格言
　　纽约的秋天很短。同往年一样，热浪袭人的夏天过去后，早晚的空气一下子就变得凉爽起来。街道两旁的树木在风中摇曳着，叶子纷纷落下。
　　在哥伦比亚大学附近，每到周五，都能看到踩着太阳余辉赶路的学生，现在也明显地少
了。白天喧闹下显现的生气也被陡然增长的夜色所代替，但在百老汇的两侧，依旧可以看见几家蔬菜店﹑药店和食品超市亮着灯光。人们在急匆匆地为晚饭而做着采购。汽车和公共汽车的噪音，以及不时传来地铁通过时的轰鸣，都让这夜色平添几分孤独的感觉。从加拿大的北极地区吹来的寒风也将很快越过百老汇以西和哈地逊河到达这里。
　　河岸公园的绿色层层叠叠地布满了哈地逊河两岸；闪耀着哥特式建筑之美的河岸教堂的钟楼高高地耸立着；象征着美利坚合众国自由精神的星条旗则在格兰特，这位南北战争时期任北方军司令官的将军墓前迎风飘扬。哥伦比亚大学的后面，英国圣公会的犹太会堂修筑了庄严的寺庙，由圣路卡医院与之毗连。除此，还有簇拥而建哥伦比亚大学﹑巴拿多女子大学﹑哥伦比亚师范学院﹑尤尼奥神学学校﹑曼哈顿音乐大学，及美国犹太神学学校等六所学校。我曾在其中的美国犹太神学学校教了七年学（由于其中两年是在洛杉矶的犹太大学执教，实际我在纽约生活的时间只有五年）。
　　纽约的犹太